漫谈“三不欺”

george_sjz

我常常感叹古代那些循法自律的人物。楚国的石奢听说路有杀人者，追上一看竟是父亲，于是放走其父，自缚而归，甘受刑罚。楚王有意宽容他，石奢说，“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自刎而死。晋国的李离，因理狱过失，误杀了案犯，就自缚请死以抵罪。晋文公也想原谅他，诿过于他的下属。李离不同意，说身为长官，享受厚禄，今因偏听杀人，委罪下属，怎么行呢？结果也伏剑而死。（见《史记·循吏列传》）这种事情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人有错误和罪过，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掩饰，以逃脱责罚。能主动坦白服罪，已属不易。倘有上层人物为之开脱，怎么还会甘心情愿去死呢？但是在先秦时代，这样的人物也许是存在的。这种极端自律的行为盖出于他们内心的理念，而这一点，正离不开教化。《史记·滑稽列传》评论西门豹治邺云：

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谁最贤哉？辨治者当能别之。

魏文帝曹丕曾就这“三不欺”问题与臣下有过讨论，诸臣以为，“君任德，则臣感义而不忍欺；君任察，则臣觉畏而不能欺；君任刑，则臣畏罪而不敢欺”。揭示了“三不欺”的区别在于：民不忍欺子贱，是因为子贱以德政教化治民，民感道义之所在。民不能欺子产，是因为子产以权术伺察治民，民怕“欺”而被发觉。民不敢欺西门豹，则是西门豹以刑法治民，民畏“欺”而获罪。民不欺子贱，是出于内心的自觉要求；民不欺子产和西门豹，是迫于外在的约束。三者之优劣显然可见。教化的功能最能培养理性，下治百姓则百姓不忍欺诈；上治官吏则官吏不忍违背道义。石奢、李离的自律就死，就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社会效果在士大夫身上的一种典型反映。

这种道德教化在那个时代之所以有效果，我们可以从其经济特征上找原因。中国从春秋到战国，逐步完成了奴隶主经济到封建地主经济的过渡。新的经济方式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解放了固有的生产力。与人欲的激发相适应，在思想领域，刑名法术之学也随之产生。法律的作用加强了，“民不忍欺”的现象似乎逐步远去。然而中国的封建经济，由于土地对人们的束缚，其本质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重农抑商、轻视流通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政策。人们聚财，无非广置田产，坐收租税的封建剥削，财货的流通仅为维持社会运行的基本需要而存在，商业并未成为封建经济的主流。因此从总体上说，人们的逐利之欲处于抑制状态，而且也缺少客观上的发展环境。

在意识形态方面，当时的思想家们看到利义之间的冲突，不遗余力地进行批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多积财货而羞无有……此邪行之所以起”（《荀子·大略》）、“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荀子·非相》）等等。个中缘故汉代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得很明白：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是堤防坏也。

在他看来，人欲如洪水，需要时时节制，其最有效的手段便是推行教化，即民风习俗和价值取向一归于“任德”的社会舆论。与董同时代的司马迁，也感叹“利，诚乱之始也”。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认为，节制人的逐利之欲是致治之道。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虽然官场的腐败依然存在，然而崇尚俭朴的生活、反对人们的物质欲望、鄙视商贾行为的意识，使“舍利取义”的教化获得了很好的现实土壤。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这种经济和思想状况也延缓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重农抑商的政策一直得到贯彻。尔后的宋明理学则在修身养性上痛下功夫，进一步抑制了人欲。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打破封建时代的思想束缚为前提的，在崇尚自由、民主、平等的同时，人的各种私欲客观上也得到了空前的张扬，“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欧洲的舆论丢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各国恬不知耻地夸耀一切当作资本积累手段的卑鄙行径”（马克思《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7页）。两利不能得兼，一“利”往往以一“弊”的存在为代价。

石奢、李离一类的人物正是那个过去时代的产物。封建社会这种人物的绵绵不绝，或许不难从那个时代的经济背景和社会意识中探得消息。

bulunuo

可惜呀，前半部分很好，后半部分不知所云，特别是结尾，好像一个老头子在卖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