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个事”不能再是“秘事”

letby

　　一个消息牵动万众。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9日召开会议，研究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问题，颁布实施《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消息表明：党员领导干部的“个事”不再是“小事”，更不再是“秘事”。而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监督管理，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采取的重要举措”(见新华社2006年8月29日电)。

　　官员报告“个事”的具体内容，尽管媒体未详细披露，但可以断定，绝非是芝麻豆腐之类的事，而是包括其个人财产、进出境、婚姻生育、配偶状况、本人及家属投资经商等重大问题。也就是说，报告与官员廉洁从政有关的问题。

　　官员“个事”向组织报告是廉政制度建设使然。一段时间内，一些人们把官员出入境、个人财产之类的“个事”视作“私事”，视作“神圣不可侵犯”的范畴，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作为一般的社会个人，其出入境、做生意、婚姻生育等无疑是“个事”，只要按相关法律政策规定申办手续即可，不必向组织报告，也不必向社会公告。但官员却不同。众所周知，官员是吃“皇粮”、掌握某种公权的人们，一旦滥用公权就会出现贪污受贿问题，影响整个官员队伍公信力。因此，官员“个事”往往不是小事。

　　官员“个事”要报告，旨在加强对官员的监督。不言而喻，官员“个事”向组织报告的意义就是把“个事”置于组织的监督之下。现实状况表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们往往通过种种途径收买拉拢党员干部。一些官员可能在灯红酒绿面前迷糊不清甚至被吹倒，除了官员个人世界观出问题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监督不力。被称为“豪赌镇长”的广东东莞市塘夏镇镇长李为民涉嫌挪用用公款1.1亿元用于赌博和个人经营，涉嫌受贿171万元、贪污106.2万元，于8月10日被庭审。李为民涉嫌犯罪事实中有这么一个令人惊讶的细节：从2000年至2004年5年间，他往返港澳共257次，平均每周1次。仅2004年，李赴港澳出入境记录就达67次，最频繁一个月高达17次，其中大都是参赌(见《南方日报》2006年8月12日)。假若李每次进出港澳都按规定向组织报告的话，如此频繁出入境记录不会不引起相关部门领导的关注与调查。可见，官员向组织报告“个事”，既是方便组织进行监督的应有之义，也是对官员政治上的一种爱护措施。

　　官员“个事”进行报告是国际惯例。翻阅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政治概况，官员“个事”，尤其是官员财产进行申报是防治吏治腐败的“必经之途”。188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部重要的法律——《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治》。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1978年美国国会也通过了《政治行为道德法》，明确规定包括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武装部队在内的官员，均需申报财产。同时，财产申报还必须包括其配偶或受扶养子女的财产状况，并按规定程序提交财产状况的书面报告。

　　1985年美国又对会计员及雇员的家庭财产的申报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20世界七八十年代，泰国、墨西哥、新加坡、韩国、俄罗斯、尼日利亚等国也都不约而同地实施了财产申报制度。所以这一制度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反腐败斗争比较通用的、强有力的武器。国际经验表明，官员财产分开申报制度是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利器，是吏治法治化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要有效地防止官员贪污腐败，必须明确地以立法形式设定公职人员的义务，强制实行申报个人财产、来源及各种投资活动的制度。中央及时出台《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就是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为我进行从严治党的举措。

　　官员“个事”报告成为制度化，关键是建立惩罚机制。许多事实说明，出台制度是一回事，而能否实施制度则又是另一回事。其实，早在1997年1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文件尽管起了一定作用，但在不少地方似乎是“文件归文件，执行归执行”。比如，内地某市在去年关于官员节假报告制度实施情况这样认为：这样的报告制度设计，形式的成份多于实用的内容，作秀的嫌疑多于实际的效应(见东方网2005年5月9日)。某些地方官员“个事”报告之所以演变成“秀”，恐怕主要原因是惩罚机制没有相应建立完善，对瞒报官员进行惩罚。而许多事实又证明，没有惩处的机制相伴，制度就会变成形式主义，因此，官员“个事”报告需要监督机制完善。中央就认为，“纪检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要加强对贯彻执行规定的监督检查，切实把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作为考察和考核党员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内容落到实处。”这就是说，对官员“个事”报告不再只是报告，而是考官的重大措施。由此可见，官员“个事”不再是“秘事”，实属对官员监督的一桩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