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晖：愧对白求恩

帆帆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作者：余晖

　　从一名普通医生到传统医疗制度的批评家和改革者，白求恩的角色转变，对现代医疗卫生制度提出了严肃的挑战

　　平时极少看电视，更不用说看电视剧了，主要原因是缺乏时间，也是为了给孩子树立一个不受电视文化腐蚀的榜样。长期以来，我只从书籍、少数几份报纸和网络上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之所以抽空看完20集的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下称《白求恩》），之后又看了《白求恩传：手术刀就是武器》，并写这篇读（观）后感，原因也有两个：一是难却江西老乡胡平先生（该剧旁白的撰稿人）的盛情之约，二是白求恩的医生身份与我一直关注的医疗卫生改革有关，也即胡平先生再三强调的“当下性”。在投入几十个小时的时间成本后，才发现我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满足我的问学需求：我想知道，白求恩是如何完成由一个“坐医”向“战地英雄、烈士”（“行医”）转变的，同时，这种角色转变对由政府、医院、医护人员、药品和医疗器械制造商、保险公司等构成的现代医疗卫生制度提出了哪些严肃的挑战？

　　观看《白求恩》和阅读《白求恩传》之后，我自己能够确信的一点是，长期以来对白求恩的评价是表面化的，甚至是对白求恩生平的一种误读和误导。《白求恩传》由著名翻译家巫宁坤先生翻译，先后于1954、1955、1957和1979年4次出版，其间白求恩只是作为一个家喻户晓和毫无争议的英雄人物被祭奠。我不知道在“文革”期间，毛泽东怒斥“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故事以及推广全国性的劳保医疗、农村合作医疗和乡村赤脚医生制度时，是否受到过白求恩建立社会化医疗制度启发。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在1979年农村改革以后的20多年时间里，不但白求恩的毕生追求在他为之献出生命的这块土地上了无踪影，即便他的英雄事迹，除了保留在小学课本里外，也几乎被“大人”们遗忘了。

　　我对“白求恩”的观看、阅读和思考告诉我：他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不仅仅在于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传教士般的职业道德，还有他对传统医疗制度不够尊重（或难以顾及）公民平等的健康权利的事实（这一事实导致市场经济社会里贫穷人口的缺医少药）的理性批判和建立社会化医疗制度的勇敢建议。

　　那么，白求恩是怎样建立起社会化医疗制度的理想，又是怎样知行合一地去追求实现这一理想的呢？关于前者，《白求恩》语焉不详，从这部电视剧里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激进青年如何转变为一个完全的人道主义者，而在《白求恩传》里，我们则有机会仔细跟踪他由一个普通医生向一个传统医疗制度的批评家和改革者过渡的轨迹。

　　是家庭和时代造就了我们所熟悉的白求恩：一个以手术刀为武器与病魔作斗争的医生，一个以犀利的文字和口才向传统医疗制度讨伐的斗士，一个像修道士对待上帝那样对待自己的病人的天使。

　　白求恩出生在一个基督教传教士家庭（父母都是传教士），他的祖父是位著名的外科医生。虽然他在电视剧里声称自己不信上帝，但我想他在继承祖父衣钵也成为一名外科医生的时候，《新约》里有关基督为穷人治病并最终为拯救人类罪恶而献身的故事却早已通过其双亲的言传身教浸入了他的血液之中（“母亲给了我一个传道家的性格”、“父亲给了我一股要行动、要干的热劲”），并由此奠定了他作为社会化医疗制度“先知”的文化基础。同时，白求恩又出生在资本主义工业化高度成熟的年代，劳资冲突日益激烈，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在他即将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的医生生涯始于法国战地的一名担架员。战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类似“垮掉的一代”的放浪形骸的生活后，他与新婚妻子弗朗西丝于1924年来到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在一个妓院区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成为正式的执业医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之前，成为享誉国际并拥有多项外科治疗器械发明专利权的著名外科医生。在来中国之前，他再一次投入到西班牙内战，帮助西班牙人民反对国内法西斯军人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马德里保卫战中，他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流动血站，使刚刚受伤的伤员能够在前线阵地上及时得到输血治疗。

　　正是在底特律简陋的诊所里，他发现一个工商业突飞猛进的城市里居然有那么多的底层穷人付不起医疗费（付得起医疗费的多半是卖笑为生的妓女），因而得出一个结论“最需要医疗的人，正是出不起医疗费的人”，这些人往往等到病得积重难返的时候才来看病！

　　由于他医术精湛，越来越多的普通医生向他转诊有钱病人，他开始财源滚滚。原因是同样一双手“它们昨天治的是穷人，今天治的是富人”。他进而“发觉自己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严密的制度的俘虏，这是一个‘大家互相照顾的制度’，普通医生给他送病人来，他给他们送回扣去。专科医生要按这些病人的力量尽量多收费，然后把‘利润’分出去，这样‘敲’病人来维护这个制度”。但是他“尽可能弄够了钱，然后回到原先的贫民区病人当中去，找回失去了的平静的心境，找回玷污了的为贫病交迫的人们服务的医生理想”。

　　两年后他得了肺结核，在特鲁多疗养院靠气胸疗法死而复生，由此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

　　在我的手术刀下，决不会再有任何病人被认为是一个漠不关心的生物，一个单纯的技术上的问题。人有肉体也有理想；我的刀要救肉体，也要救理想。

　　他回到加拿大，在蒙特利尔的圣心医院从事肺结核治疗方法的改进，并取得了多项发明专利。但他再次发现：

　　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复原而穷人死亡。穷人是因为活不起而死亡的。

　　由于战争和经济危机导致更多的失业和贫困，肺结核患者反而增加了。白求恩认识到：

　　作为医生，我们不能改变使人易受感染和再感染的外界环境力量。贫穷、低劣的食物、不卫生的环境、和传染病灶的接触、过度的疲劳以及精神紧张，都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如何在这方面进行根本而又彻底的调整，那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问题。

　　但他还是从医生行为的角度提出了初步改革现行医疗制度的想法：

　　我们要取消挂牌行医，把医药直接送到人民中间去。我们不呆在诊所里，等病人送上门来，诊断一次收多少钱；我们得在他得病之前去找他，教给他怎样保持健康。如果他已经病了，我们就用迅速的行动来止住他的病。

　　那么，这里的“我们”指的是谁呢？白求恩回答说：

　　如果有人能够响应教会的号召，去过修道院的简朴生活，那么一定也会有医生愿意抛开个人利益，去当为人们健康服务的传教士。

　　这些人靠什么生活呢？白求恩依然乐观地回答：

　　人民出得起多少钱就用多少钱养活我们。必要的话，我们就使政府感到羞愧而给我们这些东西。

　　显然，他的想法是过于理想化了。

　　1935年，他得到机会去了一趟苏联，发现了那里的公费医疗制度和康复制度，回国后又开始研究医疗史和各国医疗制度，并组织了蒙特利尔人民保健会。他与他的同仁们认为：

　　在我们这个配合得很密切的现代工业社会里，根本没有所谓的私人健康，所有健康都是公众的。政府应该把保护人民健康看作是它对公民应尽的主要义务和责任。而医务界必须向政府提出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有计划地为全体人民医疗的计划。在实施这个方案后，医务界即必须接受任何可能的地位。这种表面的牺牲，作为一件祭品焚化在理想的公众健康的圣坛上，其结果将使医务界像一只辉煌的凤凰由死灰中再生。

　　在1936年的一次内外科的学会上，白求恩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有关社会化医疗制度的方案：

　　第一，保健事业成为像邮局、军队、司法机构和学校一样的公共事业；第二，它是由公共基金维持的；第三，大家都可以得到照顾，它不按收入多少而按需要来决定；第四，它的工作人员由国家付给报酬，薪金和养老金都有保证；第五，它的工作人员应享有民主的自治。

　　正当他即将开始为他的庞大计划进行大力不懈的宣传和推动之时，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了，为了抵制甚嚣尘上的法西斯势力，他放弃了作为一个胸外科医生的辉煌前途，毅然作出了把医疗服务送到第一线伤病员的决定。时隔不到两年，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来到中国。但他也许没有想到，他的遗体将永远留在中国。

　　他依依不舍地走了。他无疑进了天堂，端坐在希波克拉底的身旁。作为天使，也许他一直从天堂默默注视着那曾经硝烟弥漫、马革裹尸的混乱人间。他也许已经知道，他的祖国加拿大和欧洲大部分国家，在战后陆续建立了社会化的医疗制度，但私人医生制度并未全部废除。他也许知道苏联已经解体，但在俄罗斯和其他的独联体成员国依然保持着基本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这些变化无疑会抚慰他那伟大而寂寞的灵魂。那么，他肯定也知道，他为之献身的中国，却至今仍未建立社会化医疗制度或全民医疗保险制度。那些当时与他并肩作战、响应他为伤员自愿献血、以小米红枣鸡蛋供养他的老乡们，很多至今还挣扎在贫困和疾病的双重苦难中。以他的耿直性格，他一定一直在为此号啕大哭吧？！

　　的确，面对白求恩的在天之灵，我们应该感到羞愧！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收入在高速增长，财政税收更是超高速地增长，但我们却任由乡镇以下的卫生医疗机构萎缩，任由医疗机构采取“以药养医”等手段“宰割”患者，任由社区医疗卫生资源大量闲置；我国的医疗费用总开支中居民个人的支出比例竟然常年维持在60％以上；我国的医疗服务公平指数则更是位居世界末位！其原因在于我们的政府不但放权弃责，更乐于与民争利，还在为是否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犹豫不决！健康是一种平等的权利，维护这种权利是现代政府的一项最基本的公共责任。难道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面对着无数无钱就医或因病返贫的穷人在无休止的犹豫中等待下去吗？

　　正如《白求恩》中的一句旁白所言：他（白求恩）离当下已经很远很远了，他离当下的中国人又很近很近。你不觉得他的目光总是温暖或者犀利地注视着我们？你不觉得他的思索也常常如春雷般在我们的心中隆隆作响？

醉乡常客

官员愧对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