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陈独秀逝世5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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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陈独秀逝世5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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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X日的随想 -纪念陈独秀逝世55周年



  他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

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

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
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20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1903年，25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园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生活腐败、

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

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呼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

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 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

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

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

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

刊为核心。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

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10年

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

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

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

血，比韩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时弊。而50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

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

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

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

己缔造的政党。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时间里最

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19年6月11目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41岁的陈独秀独

立高楼风满袖，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以后

爱惜羽毛的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

文质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像贾政式的人物。陈氏的作为，太出格了。但陈氏如

是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

非20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入狱之后，陈独秀的痛苦很快牵动了国人的心。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历代文字狱、迫害、杀戮，都由知识者一人承担，而与大众无关。这一次，大众与

知识者息息相关了。李李白在《每周评论》发表短诗《怀陈独秀》：“依他们的主

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这首未被重视的小诗，却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信息：现

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身？诗中人称的转换已微妙地说明了知识者的位置：你

他们 我们，痛苦是“你”必须承担的。

  1921年7月23日，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中共总书记。远在广州的陈

氏听到这个消息后，该是怎样的心情呢？兴奋、惊喜、冷静、怀疑、忧惧？ 1929年

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陈氏听到这个

消息，又该是怎样的心情呢？政治上的游戏规则，非陈氏这样“侠骨霜筠健，豪情

风雨频”的狂士所能理解并操作。陈独秀只能是陈独秀，永远不能形成一个“陈独

秀党”或“陈独秀派”。后来，他的托派学生们再次将他开除出托派共产党，亦在

清理之中。

  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被捕后，打电报给

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的，有

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令何键，以及国民党许多省、市、县、乡的“党部”

等单位。同时，江西瑞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

中华》以“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幸灾乐祸地发表消

息。这也许是30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两个自称革命的政党都欲把这

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慧星”（傅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真是耐人寻味。

《红色中华》发表多篇社论，称“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

‘反共’先锋”。而《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

为叛国”。相映成趣。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我认为，陈独秀是

革命家而非政治家。政治家是无人格无人性无人情的，而革命家则是单纯而天真、

固执而顽强的侠客和文人的结晶体，亦即葛兰西所说的“哲学的实践者”。陈氏在

法庭上慷慨陈词：“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

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实现自由社会。”他的热情从未冷却，难怪比

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学生傅斯年谈论世界大势，悲观地说：“十

月革命本来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

所谓红色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照，造谣中伤、倾陷、惨杀……我们人类恐伯到了

最后的命运！”陈氏却坚定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

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独秀文存》是本世纪中国最好的文集之一。1939年，周恩来等劝陈去延安，

当时中共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但陈拒绝了。他说，大

创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结

果不欢而散。中共领袖们没有读过《独秀文存》，他们没有看透陈独秀：谁也无法

把他“养起来”。同样的道理，今天成千上万的被“养起来”的文人们，能指望他

们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来呢？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却是自由的。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

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晚年陈氏所做的

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

知错不改的。

  另一项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陈氏最后一本著作是《古阴阳文互用例表》。

热性的陈氏为何偏偏选择这一冷性的学问？我不是语言学家，无法评定陈氏一系列

语言文字方面著作的学术价值，但直觉告诉我：陈氏的选择绝非偶然。20世纪后半

叶，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成为显学，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语言学中实现，若干思想巨

匠都是语言学家，如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罗兰·巴特、哈贝马斯……陈

独秀选择语言学，并非陶渊明式的寻找一条自适之路、一处温馨桃花源，而是与他

登上新世界的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一样 高屋建瓴。天地大气的分合汹涌，只有

真正的“龙”才能体验到。整个20世纪，中国人过的都是“虫”的生活，有几个称

得上“龙”的人呢？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阳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后两句是牢骚，当不得真；前两句则是心里话，令他的朋友们汗颜。

  作为一名享受着文科学长盗来的火种的后辈学子，我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

1997年6月X日．陈独秀逝世55周年（5月27日）后一周 写下我的纪念文字，也写

下我对民主和光明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