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多：一 个 “ 不 得 了 的 问 题” ！

帆帆

——评刘吉的《从“郎旋风”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

笑 多

一，一个基本概念

发展经济，总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发展；改革，总是沿一定方向进行，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谁也掩盖不了。

刘吉在《从“郎旋风”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中，列举了“贫富差距问题”、“东西部差距和城乡差距问题”，“下岗失业问题、民工待遇问题、房地产问题等等”之后说：“综上所述，以上问题本不是什么不得了的问题。”好一个“不是什么不得了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劳动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涉及共产党与广大劳动群众的关系，涉及国家能否持续、稳定发展，怎么在刘吉那里就成了“不是什么不得了的问题”呢？

“贫富差距问题”、“下岗失业问题”等等，只是问题的现象，而本质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自鸦片战争以来，这一直是中国人苦苦探索的问题。新中国建立以后，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国人再一次面临着这个问题。毛泽东当时就明确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可见，这是一个关系亡党亡国的重大问题。毛泽东这一论断的科学性，已经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复辟的铁铸的事实证明。

刘吉也承认苏联、东欧“亡党亡国”的事实，但是，他编造了一个“卡达尔”的故事，说如果匈牙利继续发展“民营企业”，就不会“亡党亡国”等等。这不也说明在卡达尔那里，经济发展依然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也有亡党亡国的危险。难道这还不是一个“不得了的问题”？

刘吉一口一个“发展”，就是不讲在什么关系下发展：是沿着公有制为主体的方向发展，还是沿着私有化的方向发展；他一口一个“改革”，就是回避改革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刘吉有时也提一提“社会主义改革”，但是不说明社会主义改革与资本主义改革的区别。刘吉曾经担任过社科院副院长，应该知道生产力发展，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而他只讲“发展”，只讲“改革”，回避生产关系，就是为了掩盖两条道路的斗争，目的是要把发展、改革引到资本主义方向。他对“下岗失业”、“民工待遇”、“贫富差距”等问题不放在眼里，因为这些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对于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发展经济不就是为了广大劳动群众吗？解决工人失业、民工待遇等问题，不就是共产党人发展经济的目的吗？离开解决工人失业、民工待遇等问题，发展经济又是为了谁呢？

在讲到解决贫富差距等问题时，刘吉说：“那不正说明我国还要加速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尽快达到欧美市场经济那样的完善程度吗?而绝不是回到过去那种平等贫穷的假“社会主义”。”看，刘吉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达到的竟是“欧美市场经济那样完善程度”！这种改革是什么性质的改革、这种思潮究竟是“左”，还是右，人们一看就明白了。

二，怎样看待建国以后、改革以前我国的经济发展

刘吉在说到贫富差距问题时说：“贫富差距大决不从改革以后开始。改革前，虽然大家共同贫穷，但有2．5亿人口不得温饱，收入是负值。与其他低收入人群相比，绝对差距或许不算大，但相对差距而言是无穷大!所以，从大趋势讲，改革以后贫富差距显著缩小。”这里也有一个混淆概念的问题。贫穷与贫富差距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不能混淆。贫穷、人们不得温饱，是指生活水平，实际上是生产力水平的表现，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贫富差距则是讲社会关系，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是刘吉却搞不清楚两者的区别。

“改革前，虽然大家共同贫穷----------但相对差距而言是无穷大！所以，从大趋势讲，改革以后贫富差距显著缩小。”既然是改革以前是“共同贫穷”，怎么又说是“相对差距”“无穷大”？既然改革前是“共同贫穷”，怎么又说“改革以后贫富差距显著缩小”？这是些什么逻辑？刘吉对这样的问题不能用“不争论”来搪塞吧！

刘吉还说：“解决贫穷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而且只有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才可能解决。在人均GDPI 0 0 O美元的情况下，就急于解决贫富差距，是解放以来多次犯错误的”左”倾幼稚病，其结果只会把经济搞乱，打断改革以来经济持续发展的大好形势。”

解决贫穷问题与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贫穷问题要靠发展生产，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则主要靠斗争、革命。刘吉认为在人均GDP1000美元的条件下还不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哪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呢？他推崇的美国，人均生产总值远远超过1000美元，不仅没有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而且差距越来越大，他又怎样解释呢？

“改革开放不仅解决了中国普遍贫穷问题，更使人民生活上了一大台阶。今日下岗工人的生活都比“大跃进”后和“文革”时一般人民的生活强。(“大跃进”后一二年几乎人人半饥半饱，经年不见油荤，普遍得了浮肿病。文革时过春节上海市五人以上大户分一只鸡，三人小户分半只鸡。)而且也大大解决了贫困阶层问题。”“绝不是回到过去那种平等贫穷的假“社会主义”。”

对于建国以后、改革开放以前（或者说毛泽东时期）经济状况的评价，刘吉完全背离了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起码准则，与广大劳动群众的感受有天地之别。
是的，改革以前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较低，原因是旧中国遗留的生产力水平太低。邓小平说：“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邓选》第三卷 第63页）但是，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得到高速发展。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指出：“------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这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但是，由于原来基础太低，人口又多，特别是广大劳动群众共同提高生活水平，所以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是贫穷。刘吉专门把我国经济困难时期的一些现象，作为代表，说明改革以前的生活状况，这种论证有科学性吗？改革以前，美国国会有专门机构研究中国经济，他们对中国的经济状况比刘吉的评价高得多，不然尼克松怎么会在没有正式建交的情况下，来北京见毛泽东呢？

毛泽东时期不仅经济发展快，而且是沿着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主要是发展公有制经济。1949年，我国有职工809万人，农村劳动者1。6亿，到1978年，职工人数已经达到9499万，农村劳动者达到3亿。（《中国统计年鉴》1983 第120页）那时不仅没有失业的问题，而且上学是义务教育、看病有公费医疗、住房由单位分配（农村有“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五保户”制度等），人们的生、老、病、死都有依靠，难怪现在有那么多的劳动群众怀念毛泽东时期，出现了一波又一波一的“毛泽东热”。刘吉却说什么决不能回到“那种平等贫穷的假‘社会主义’”。他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感受差距如此大，是不是要检查一下自己的屁股坐在什么地方了？刘吉关于改革以前我国是“假社会主义”的结论，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根本对立的。《决议》说：建国三十二年来，“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人民生活水平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等等。刘吉可能是以美国大老板的眼光，俯视中国大地，看到的只是一片“赤贫”，所以会得出改革前的中国是“假社会主义”的结论。

现在的工人生活水平比改革以前强，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人的身高也是逐渐长起来的，15岁时应该比8岁时高。这是从生活水平讲。从经济地位看，工人、农民的经济地位可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改革以前的主人，变为“弱势群体”了！这个“弱势群体”的判断，可不是“左”派学者的煽情炒作，社会科学院的重大课题研究成果《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就把现在的工人、农民排在“十大阶层”的第八、九、十位。

三，当前我国的现实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生产的物质财富增多，技术水平提高，基础设施改进、人民生活总体水平有所改善等。但是，经济发展是畸形的，造成东西部差距、城乡差距拉大，农业日益衰落，加工工业成了“装配车间”等，更严重的是这种发展，是建立在经济、社会关系大倒退的基础之上。

经济畸形发展主要表现在：

1，东西部差距加大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逐步向中西部转移。“据不完全统计，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的新建和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300余项------由一线迁入三线的第一批工厂有49个。”（《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 第1202—1203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西南的云贵线、成昆线、贵昆线铁路干线的建成，对于中西部经济的发展也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当时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包围下，我国的经济建设成就处于保密状态，没有大肆宣传吧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解放前的情况类似，又集中在少数沿海城市。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7。7%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就占了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0。9%；进出口贸易总额的64%；实际利用外资额的75%。（《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4 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可见，所谓的“经济奇迹”，主要表现为沿海部分城市；所谓的对外贸易大发展，更是少数沿海开放城市的发展，广大的中、西部经济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2，城乡差距拉大，农业衰落。

粮食产量的下降，不少农产品靠进口。

我国的粮食产量2003年仅43069。5万吨，比1990年的产量44624万吨还低。2005年粮食产量虽然比上年增产1454万吨，增幅3。1%，达48401万吨，但是，比1996年的50453。5万吨还低不少。（《中国统计年鉴》2004、《2005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近些年来大量农产品要靠进口。现在中国是美国大豆、棉花的最大进口国，２００４年，我们进口美国大豆１０２０万吨，占美国大豆出口的４３％；进口了１０６万吨棉花，同比增长一倍多。

耕地面积减少。

２００５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现有耕地１８．３１亿亩，比上年度净减少５４２．４万亩，全国人均耕地降为１．４亩；“十五”期间全国耕地净减少９２４０万亩。

特别令人担心的是农业基础设施的衰退。近些年来，农业的基本建设没有进展，而是“吃老本”，主要表现就是近些年来成灾率比改革开放前还要高。 下面是有关的数据。

单位：万公顷
单
自然灾害受灾面积 成灾面积 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
1974年 3865 653 16．9
1975年 3538 1024 28．9
1976年 4250 1144 26．9
1977年 5202 1516 29．1
1978年 5079 2180 42．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83）
单位：万公顷
自然灾害受灾面积 成灾面积 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
1999年 49981 26731 53．5
2000年 54688 34374 62．9
2001年 52215 31793 60．9
2002年 47119 27319 58
2003年 54506 32516 59．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4）

1974年至1978年，我国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30%左右，而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比例上升到60%左右。可见，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农业的抗灾能力不仅没有提高，而且比改革开放以前还低。农业与大自然联系密切，抗灾能力是农业基本建设好坏的主要表现。

年轻力壮的农民，背井离乡到城市打工，成为“打工仔”、“打工妹”，大量技术人员流向城市，农村、农业的衰退是必然的现象。

3，工业发展虽然很快，但是一些产业的核心技术却掌握在外国企业手里，有的产品实际上是装配的外国公司零部件。

A,核心技术被外国企业控制

我国是手机、电脑等产品的生产大国。2003年微型电子计算机产量达3216。7万台；移动电话机1.8亿部等，数量不少，但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因此，我们生产的手机不得不付出价格20％，计算机价格的30％、程控数控机床价格的40％的专利费用。汽车生产也是这样，国产化率是非常高，已经达到８０％至９０％，但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系统等核心和关键技术受制于人。汽车工业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工业现状的缩影。

B，很多产品是装配外国企业的零部件

近些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很快，大量产品是跨国公司零部件在我国组装的产物。无论是从工业制成品看，或者从机电产品看，我国的进出口金额几乎同步增长，2001年增长幅度在10%左右；2002年增长率就达到20%多；2003年则达到30——40%。就是说出口创汇增加，进口的数量也相应增加。正像《纽约时报》网站2月9日文章所说：“通常情况下，大多数标有‘中国制造’的产品事实上都是在其它地方生产的，而且这些产品的生产厂家基本上是日本、韩国和美国的跨国公司，它们只是把中国作为其庞大的全球生产体系中的最后组装地。”“事实上，据中国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大约60%的出口产品都是由外国公司控制的。分析家们说，在电脑部件和电子产品的领域，外国公司在出口上拥有更大的控制权。”“瑞士银行的经济学家董涛说：‘所有这一切的最大受益者是美国。一个芭比娃娃的售价是20美元，但中国只能获得其中的35美分’。”（转引自《参考消息》2006年2月11日第8版）英国《金融时报》网站4月3日题为《中国制造业的神话》一文也说：“中国制造品平均2/3的价值是进口原材料的价值——有些行业进口原材料的成本更高。”“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最终装配车间，其当地增加值极少。”（转引自《参考消息》2006年4月5日第四版）

C，一些高技术产业还没有建立

大型民航飞机的生产最具代表性。“中国早在1970年8月就开始自主研制举世闻名的‘运十’大型飞机，仅比欧洲的空中客车起步晚两年。10年后，‘运十’首飞成功并获得了海内外航空界的一致赞誉，至今堪称中国航空工业的经典之作。 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运十’项目最终黯然下马。原中国航空部飞机局局长胡溪涛曾表示：‘如果‘运十’没有被迫停止开发，也许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一流的航空工业大国了。’”。以后曾与美国的“麦道”“空客”合作，想学外国的技术，结果一事无成，几十年过去了，还是靠买“波音”、“空客”过日子，花了上千亿美金不说，还得受制于外国。我国生产的鞋子、裤子、衣服等低级产品，虽然大量向外国推销，但要出售上亿条裤子，才能换回一架飞机。因此，连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都承认：“中国正在迅速发展成为制造低价商品的出口国-------而美国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国必须重新着眼于高端产品。”（转引于《参考消息》2006年4月1日 第一版）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畸形发展的原因，主要是依靠外资和私营经济。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累计（1979年至2003年）实际利用外资6795.58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为4997.6亿美元。到2005年底，我国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224亿美元。这些投资绝大部分投入了东部沿海城市，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外资进入我国的目的是为了挣钱，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不是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更不是来帮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外资必然要找基础设施好、进出口方便、运输距离短、消费市场广阔的东部沿海城市。内地地方政府虽然千方百计地“招商引资”，外资就是不愿意进入。2003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561.4亿，外商直接投资535亿。西部12个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仅17.2亿，占全国比重3.3%。这就是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畸形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列宁早就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工业部门和各个国家的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跳跃式的。”“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流通范围，主要的铁路线已经建成或开始兴建，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已有保证等等。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少数国家中已经‘成熟过度了’，‘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列宁选集》第二卷 第783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靠外国的资本输出能够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吗？当然不能！不要说外国资本撤出，就是不增加新的投资，我国经济也将出现严重的挫折。因此，刘吉惊呼：“一些外资企业开始转向越南、印度；某些省市一刀切地关闭小煤矿等等，使中国工人和民工的就业更加困难了”。刘吉要的就是靠出卖廉价的劳动力，牺牲劳动群众的利益，来吸引中、外资本发展经济的路，这样的路，是不可能持续、稳定发展的。反之，如果我国靠广大劳动群众自己积累，发展公有制经济，才能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刘吉说：“左”派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后造成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两极分化，背离了社会主义，新的资产阶级已经产生，广大工农再一次成为被剥削的“弱势群体”。” “东西部差距和城乡差距问题也被作为一个严重危机问题而渲染”。他认为是这些都是“被夸大和歪曲”了的社会矛盾。

那么我国是不是出现新的资产阶级了呢？2005年8月26日《民营经济内参》发表了《2004年全国个体私营企业发展态势分析》一文。文章说，2004年全国私营企业户数为3650670户，投资者（即私营企业主）人数为9486288人，雇工人数为40686225人，注册资本479359632元。另据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介绍，我国民营企业已经发展到260多万户，民营经济吸纳的就业量为3.09亿(其中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为1.33亿)，占全社会就业总量的42%。这样的“民营经济”规模，比解放前大得多了，还能说没有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吗？在“民营企业”打工的“打工仔”不是被剥削吗？刘吉也承认有1.2亿农民工，这些农民工的处境更惨，背井离乡，到城市“打工”，不仅“一职难求”，有些人干了活以后连工钱也拿不到，不是出现了总理代农民工要工钱的事吗？至于煤矿的爆炸、矿工接连不断的死亡，更是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难道这也是“被夸大和歪曲”的社会矛盾吗？刘吉还说：“东西部差距和城乡差距问题也被作为一个严重危机问题而渲染。特别是，“三农”问题更是炒作得似乎“只差一个陈胜吴广了”。”难道“三农”问题也不是客观事实，而是被“左”派“炒作”出来的吗？

一般地说，生产力的大发展，是在旧的生产关系被摧毁、新的生产关系建立之后。毛泽东时期经济发展的历史是最好的证明。但是，生产既然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两的方面，就可能出现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倒退的特殊情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就是典型的例证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依靠中外资本发展经济，除了经济发展不能持续发展以外，社会关系也必然出现大倒退。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官员腐败；劳动群众失业、上学难、看病贵、买不起房；黄、赌、毒、卖淫、嫖娼、偷盗、抢窃等，旧中国社会有的，现在都重新出现了；至于意识形态领域，则是拜金主义盛行。关于社会矛盾人们说得比较多，这里就不多讲。

总之，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行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不仅是社会关系的大倒退，而且经济也不可能持续、稳定地发展。

四，我国改革的目标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一百多年人民灾难深重的历史，消灭了剥削制度，我国各族人民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我国建国三十五年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已经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必须指出，这种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因此提出了改革的问题。“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最初的农业经济改革，是要求坚持集体所有制不变，实行“生产责任制”；城市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则是“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二十多年过去了，农村成了“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国营经济也变为“国有经济”，而且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急剧下降，对于这样的改革，就不准许人们“反思”？就不应该“反思”？邓小平还说过：“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这不是说要不断“反思”吗？二十多年过去了，刘吉还用“不要再挑起争论”压人，用“反对改革”的大帽子压人，只许按他们设想的路子走，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毫不含糊地说，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进行什么性质改革的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问题，对于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坚决反对；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坚决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