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村运动-神话还是误会( 关于中国农村发展及城式化的讨论)

帆帆

韩国新村运动——神话还是误会

作者：汪伟   文章来源：新民周刊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8-1



新民周刊


房子和道路不可能一修再修，新村运动表明，没有产业支撑，运动就仅仅是个运动。

撰稿／汪 伟(记者)

2006年，多名中国村官赴韩学习“新村运动”的经验；仅浙江一地，就有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领着100多名村官前往。4月，一则新闻说，中国将派出3万名村官，赴韩国接受培训，学习“新村运动”的经验，并应用于国内的“新农村建设”。

这条新闻后来被证明是子虚乌有，但不管怎样，渐渐淡出韩国社会议论的新村运动，借着流言与对流言的反驳，误打误撞，进入了中国国民的视野。

随之而来的是疑问和争议。有人说，“新村运动”在欧美现代化模式之外另辟蹊径，为中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内的“东亚小农经济”的现代化，提供了另类而实用的历史经验。有人说，从新村运动中去寻找“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依据，是中国学界的流弊，也是对韩国历史的曲解。双方争执不下。

30年多前韩国政府推行的国家政策，如今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和媒体的争议。这是一场看似时空和语境错位的争议。居于争议中心的新村运动，究竟是何物？

新村运动肇始

韩国人金东俊30多岁，生活在韩国最大的城市首尔。提到“新村运动”，就会想起一首歌。

“黎明的钟声响起，又一个清晨破晓，让我们起床，建设新村。我的村子是生活的好地方，让我们用双手来建设……”

1970年代，金东俊还是韩国某个乡村小学的学生，也是个贪睡的少年。每天清晨，村里大喇叭播出的励志歌曲，提醒村民起床工作，也定时惊破他的睡梦。这首由时任总统朴正熙作词作曲的《新村运动歌》，响彻韩国1970年代的乡村，作为新村运动的遗产之一，成了许多韩国人回想过往生活的一个标志，概括着韩国人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一段深刻记忆。

1962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统治韩国18年，以强人政治作风，将韩国人均GDP从数十美元提高到1000美元，1980年遇刺后他留下诸多政治遗产，也留下了无穷的争议。新村运动即是其中之一。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魏蔚将朴正熙政府推动新村运动的背景概括为三句话：“首先是当时韩国城乡差距扩大，其次是社会生活伦理缺失，第三是农民出身的朴正熙试图通过这个政策改善统治，巩固权力基础。”

早在新村运动开始前数年，这三个原因在韩国就在动摇执政的朴正熙政府的政治基础。1967年的韩国总统选举中，朴正熙以微弱多数胜出，却因为稻米价格政策，失去了稻米产区农民的支持。朴正熙在1970年代的经济顾问朴振焕回忆说，由于朴正熙上台后实行了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的工业政策，韩国每年出口商品从1960年的3300万美元提高到1970年的8.82亿美元，使“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与处于现代化前夜的农村生活之间的矛盾加剧”。

农民占人口多数，是主要的选举力量，增加农民收入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1970年4月，朴正熙开始发动新村运动。地方政府在韩国3.3万个村庄征求意见，确定农业现代化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后确定了全国适用的16个项目，大多是道路、桥梁、沟渠等农业基础设施和房屋、饮水、电气化等生活基础设施方面的内容。

韩国内务部将这16个项目按照优先项目排序，作为新村运动的切入口，政府向全国3.3万个村庄发放水泥和钢筋，让村民用这些建材改造村内设施，土地、费用、劳动力和工作时间则由村民自行承担。每个村选出一男一女两名不领报酬的新村运动领导人，领导村内建设事务。两年后，政府又成立新村领导研修院，对新村运动的村庄领导人进行培训。

培训被韩国政府视作提高农民生活伦理的契机，其重要性被摆到和经济项目同等的位置。

1967年后即为朴正熙制定农业政策的朴振焕认为，以“勤勉、自助、协同”为口号的新村运动，是一场“通过参加村庄建设项目，开发农民的生活伦理，从而加速农村现代化的发展”的运动。这位毕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农业经济学博士，出身农家，对改变韩国农村凋敝的经济和生活伦理，充满了道德热情。受到德国思想家韦伯的影响，他一生坚信，生活伦理是农业政策的变量之一，并致力于通过改善农民生活伦理来发展韩国的现代化。他承认，朴正熙政府是公认的独裁政权，但他相信，韩国农村的现代化，要依赖朴正熙这样“对农村有感情”的政治领导人。与和他同时期出国留学的很多韩国知识分子不同，朴振焕认为，对贫困的韩国农村来说，摆脱贫困是实现民主权利的前提。而新村运动的目的，正是“提高农民的生活伦理水平”和“改善农村物质生活条件”。

道德运动甚于经济政策

年近80岁的朴振焕，见证了二战后韩国最富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一个农业人口曾经占总人口70%以上的国家，短短30多年内，农业人口下降到7%，从人均GDP不足100美元的落后农业国家，进入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国家行列。

他相信，这一切都和1970年代的运动有关，新村运动改变韩国农村，进而改变了韩国。“20世纪70年代的10年是一个令韩国农民振奋的时期，年代久远的茅草屋顶、煤油灯照明、男人背驮女人头顶东西的现象，都消失了。每年的现金收入增长使他们能够买得起消费品。”1974年之后，韩国农村家庭的年收入超过了城市家庭。他相信，这是新村运动的效力。而且，新村运动的效力还要深远得多：“农民获得了自信：我们能够做，我们能够生活得更好。”

2006年4月，中国农业部部长办公室约请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魏蔚谈新村运动。魏蔚直白地告诉对新村运动颇有兴趣的中国官员，“与其说新村运动是一种经济政策，不如说是社会道德运动和国家整合运动。”

在总统朴正熙的强力推动下，新村运动变成一场席卷韩国城乡的全民运动。城市里，街道、企业、社区都在开展新村运动，到1970年代后期，新村领导研修院培训的商界人士、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宗教人士和媒体人员的数量，几乎占到了受训总人数一半以上。

即使在朴正熙政府治下，对新村运动的争议也从来没有停息。质疑者承认，运动发生了效力，政策不乏成果，但朴正熙政府以新村运动拉拢选票，政府力量过度干涉，也留下了许多恶例。

金东俊这一代韩国人对将他从童年睡梦中惊醒的歌声印象不佳，对新村运动占用了他家的土地印象不佳，对新村运动中政府过度干涉和某些官员的滥用职权印象不佳。他认为，韩国的农业现代化，更多受益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分工，受益于韩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于新村运动却得益不多。

在韩国，争议已经渐渐平息。毕竟，30年过去了，随着1979年12月16日的一声枪响，朴正熙时代结束于一场暗杀，同时，新村运动也由此式微。朴振焕也承认，由于时代变迁，韩国农民对新村运动的需求，已经不再强烈。

韩国今天的农业问题，与多数发达国家无异。年轻人出走，农村只有老人生活。一部名为《只有老人生活的村落》的韩国纪录片，记载了一个村庄如何因年轻人消失而日趋空洞化。导演尹美贤告诉本刊记者，她担心再过10年，韩国的农村会因为老人们去世，最终荒废。

学校、医疗、房屋、道路、水利、电器，朴振焕孜孜追求韩国农村现代化的时候，他不会想到，仅仅30年后，他想打造的现代化，要面对一个无人的农村。

世界潮流还是东亚经验

30年后，“新村运动”作为一个新鲜名词出现在中国。人均GDP1000美元、城乡差距、生活伦理缺失、城市化、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1970年代的韩国社会关键词，正是中国今天的现实，“新农村建设”作为中国选择的一条稳定社会和政治、实现和谐社会的路径，让人想起新村运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一些争议随之而来，也就不难理解了。

“新村运动”为什么会引起中国的注意？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中心副教授潘伟光，曾主持翻译了朴振焕著作，他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与迫切以及中韩交流的增加固然是原因，但政府主导的“新村运动”强调了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政府作用，这一点更对口味。

争议一开始围绕新村运动本身，焦点在如何评价新村运动在韩国农村现代化中的作用以及运动的利弊得失上。从1995年开始向国内介绍新村运动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水山认为，韩国靠新村运动解决了城乡差距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改善了农民的道德精神。政府虽扮演了决策、组织和监督实施的角色，但运动并不强迫农民参加，而是采取了民主讨论的方式。经济学者华生、党国英等人则认为，新村运动中极为有限的政府投资，几乎无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反而使农民负债增加；中央政府主导推进运动的方式，造成了违背农民意愿、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和农民依赖政府的心理。

而且，争议迅速转化到另一方面：新村运动有没有为东亚国家农业现代化提供新的经验？对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有无借鉴价值？

或许放宽历史的视野，可以更清楚地看清新村运动，也有助于理解今时今日中国争议的本质。

新村运动实施的年代，中国举国正在“农业学大寨”，日本实施了农村综合整治，台湾地区数十万官兵转业，开始实施农村基础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认为，这些异曲同工的历史事件，正是以小农村社经济为基础的东亚国家和地区，谋求农村现代化的历史轨迹。

在这段相似的历史中，相比较中国，日韩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们除了搞农业生产投入，还着力于农民生活改善，而中国的“农业学大寨”，集中精力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活则未提上议程。今天中国的“新农村建设”的“新”意，正是要在“农业生产投入”之外，补上改善农民生活这一课。

温铁军认为，基于东亚传统文化和小农村社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形态，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农业现代化历史，提供了有别于欧美传统的农业现代化经验和发展模式。

2006年以来，温铁军在中央电视台、第一财经等媒体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文社科年度论坛等场合多次演讲，要求反思以土地私有化和大规模城市化为前提的农村现代化路径。他根据自己在拉丁美洲和南亚地区的考察提出，土地私有会造成大量失地农民，引发政治和社会动荡。他同时认为，大规模城市化不适合中国现实，理由有二：首先，城市需要高度的资源消耗，资源难以支撑70%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其次，中国就业压力居高不下，无法解决劳动力的充分就业。

他的结论是，中国应该避免尝试美国式“农场主加公司”的农村现代化模式，应该发掘东亚近邻的历史经验，走一条在东亚被证明是有效的“政府资助加综合农协”的道路：允许农民成立农协，向农业协会开放市场准入，免除农协企业的税收，同时放弃化学农业，恢复生态农业的传统和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等等。

温铁军没有将韩日两国的土地私有制度和高城市化率列入“东亚经验”，也没有明言如何才能将中国城市发展限制在一定的速度和容量之内。他认为，只要把农村搞好，理性的农民就会抛弃贫民窟而不再急于进城打工。

大家的用意都是好的，根本分歧在于是要把农民留在农村来实现现代化，还是把农民移入城市来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撰稿／汪 伟(记者)

《新民周刊》：现在很多学者提到新村运动时都有一个认识前提，那就是中国的资源不可能支撑8亿乃至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生活，未来必定会有很多农民继续留在农村。

华生：潜在的说辞是农民不可能都进到城市中来，因此我们要把农村搞得好些，让农民留在那个地方。但是这一点背离了现代化潮流。我们国家现在最大的失衡就是农村和城市的经济失衡。我国城市人口早应该超过50%，而实际情况是在30%以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都在跟着世界化这个大潮流，但农村人口没有随大潮流实现向城市的转移，这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内需不足，都与此有关。

《新民周刊》：现在有一种说法，内需不足可以通过建设新农村来解决。

华生：农民的需求永远是有限的。农民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怎么可能产生多少需求呢？即使有需求，你也满足不了这些需求，因为我们负担不起。我们不可能给高度分散的乡村农民提供现代文化设施，这里有一个“规模不经济”的问题，它的浪费将是惊人的，

《新民周刊》：更多的人口进入城市以后它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有的学者担心，以目前国际和国内的资源供给，根本不能支持中国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

华生：这个问题要分两个方面来回答，第一，不能支持是不是就意味着要让70%的农民消费较少的资源，让他们处在贫困状态，来保证资源能够满足30%的城里人过上好日子？这违反了公民的权利，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农民会走出来；第二，建设新农村，不就是为了提高农民的生活吗？不就是希望他们能从教育、文化、交通、公共卫生各个方面都有提高吗？这个提高本身就是要消耗资源的。消耗资源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使用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来消耗资源，人类历史证明，50万到200万人口的城市规模，人均消耗能源量是最少的；而在农村搞现代化将极大地浪费资源。农村人均占地是城市的若干倍，在农村搞一个小自来水厂，和在城市搞自来水厂，浪费又是若干倍。与其在农村改善他们的生活，不如让他们大多数人进城，因为这是最经济的。

《新民周刊》：欧美国家的现代农业是建立在高额国家补贴的基础上的，日本、韩国也是这样；在拉美一些国家和印度，农村人口转移导致城市边沿产生大量建贫民窟。有些学者认为，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农业变成了一个不可能现代化的领域，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华生：我不认为这样。农业的现代化是有标准的。根据不同的资源禀赋，有两个典型例子，一个是美国，形成了农场制度高度集约化经营，这与它的土地资源有关，应该说美国的农业现代化是成功的；另一个是韩国，韩国只有7%的人口在农村，农村的现代化水平也很高，农村人口的收入不比城市差多少，这也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农业补贴是个利益问题。当一个国家只有百分之十几的农村人口时，补贴农业纯粹是利益结构的安排，和现代化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为什么韩国农村人口这么少，可他们在政治博弈和利益分配中声音那么大？这是一个分配问题，不是农业问题。如果农民都跑到城里，没人种地，以致于农产品不够导致价格暴涨，那才能说是农业问题。

《新民周刊》：在这一点上，中国经济学界是有分歧的。

华生：大家的用意都是好的，根本分歧在于是要把农民留在农村来实现现代化，还是把农民移入城市来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新民周刊》：产生这种分歧是因为对中国经济的认识不同吗？

华生：不光是对中国经济的认识不同。很多问题，都不能因为中国的特殊性而掩盖了对世界发展共性的认识。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在世界大潮流面前很多时候是很挣扎的。公正地说，这些犹豫和摇摆，确实体现了事物的复杂性。有些时候、有些地方，中国的确是不能够简单地照搬别人经验的。因为这种复杂性，使得犹豫和摇摆显得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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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终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二十个字，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丰富内涵。其中，“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而要完成这个首要任务，需要破解的第一道难题就是“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发展是基础，农民富裕是保证，如果缺少了这个前提条件，新农村建设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一， 解决“三农”问题，路怎么走才是正确的？
   让8亿农民全部进城吗？拥挤的城市能接纳8亿农民吗？能让他们找到工作吗？ 能让他们生活长期宽裕吗？应该是不可能的！中央提出要解决“三农”问题，首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针非常明确。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13亿人口中有8亿是准农民，中国的 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历史的问题，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这个问题“非一日之寒”也“非一日之功”。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使农民生活长期宽裕、农业产业稳步发展、农村面貌彻底改变，才是一条正确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所以，建设新农村，必须科学规划， 准确定位，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要分步实施，不能一蹴而就，要防止缺位，。必须以人为本，以农民为主体，让农民得实惠，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有些地方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公共财力还很有限，不能好大喜功，不能搞超前消费，不能增加乡村债务、不能增加农民负担，不能搞强迫命令，不能一刀切，不能千村一面。农村有农村的特点，要保留民族特色，要保护地域风貌，要保持文化传统，这样才可能把好事办好。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需要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是人才问题！8 亿农民的农村，大部份“村官”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底，思想陈旧，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脉搏。
   第二是资金问题！要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稳步推进农业产业发展 ！必须要注入庞大的资金才能彻底的解决农村落后面貌，靠农民自身力量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一是，要因地制宜，抓实际，讲实干，办实事，出实效不搞形式主义，不搞形象工程。二是，解决农民目前最关心，最迫切，最容易实施的实事。三是，整合农业产业资源，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解决好农业和农村长远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
   四，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关键的要点是什么？
   一是，要地方政府，领导挂帅，驻进农村，责任到人。中央拨款，杜绝截流，决不浪费， 落到实处。 二是，选拔村官要年富力强，德才兼备，大公无私。三是，要发起光彩事业，以工辅农，以富带贫，树立典型，让有志人士，反哺家乡建设。 四是，农民要自强不息，自愿出力，不能坐以待毙，倚仗政府，等、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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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韩国的“新村运动”还是中国已经有的那么多乡村建设，共同特点就是实行初级的共产主义，并且有一个强有力的核心领导人。是在逐步掌握生产资料以及市场的情况下发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给予参与农民以稳定的高收入。但正如上面那位兄弟说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发展是基础，农民富裕是保证，如果缺少了这个前提条件，新农村建设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经济发展的契机，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有才能的领导人。何况核心领导人制也存在权利膨胀等诸多隐患。
个人认为，中国农村目前较难解决的问题主要是资源问题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问题。资源是一个契机，当然可以靠投入以及技术来弥补，而生产资料所有权则是体制问题，也是能否调动生产积极性的根本问题。目前农村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是实际上的生产资料所有者，从他们而言，是不愿意改变这种现状的，也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具有无私的精神。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演变为领导所有制，信息不对称，监管不得力甚至制度不完善都是建设新农村第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是否会出现类似于城镇土地租用权这种农村生产资料所有权，或者是其他更有创意的制度，会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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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闹剧!
真正的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目前在美国已经实现.
韩国的只不过是王申酉所说的"农民社会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只要是有小农经济或小农场、而且传统村庄还存在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法国、意大利等，在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时，都有农村综合建设的客观过程。去年中央提出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转变，这应当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主要背景。
新村运动经历哪几个阶段？
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五个阶段：
  基础建设阶段（1971－1973年）
目标是改善农民居住条件。由中央内务部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建立全国性组织“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形成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同时建立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新村指导员。
  扩散阶段（1974－1976年）
迅速向城镇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自立村根据村民的收入情况改划为福利村。建设的重点变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等。
  充实提高阶段（1977－1980年）
重点放在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期间，因国内政局动荡，新村运动受到责难。后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调整为民间自发。
   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1－1988年）
政府建立和完善全国性新村运动民间组织，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承担。政府只是制定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一些财政、物质和技术等支持。
   自我发展阶段（1988年－现在）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繁荣气象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四周农村扩散，新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特征。政府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
不搞“下乡式”运动
韩国的新村运动，可以给我们哪些借鉴？
最主要的经验就是尊重农民意愿，以农民为主体。农民需要什么就搞什么，不搞韩国学者批评的“下乡式”运动。对政府而言，他们不是大包大揽，甚至都没列入该国政府1972年第三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的事业经费。
他们的基本运作模式是，以农民为主体，政府公务员起扶持作用。运动的开展，由村民选出的新村指导员进行领导，这些民选的指导员有热情、有干劲也有能力，并且还有些泥瓦匠的技能。他们带领农民，制订计划然后去实施。
他们很注重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就修路来说，不是每个村都修路，一般情况下搞成沙石路就行了。没必要拓展十几米宽的马路。不需要修就不修，也不搞拆房子。房子的修整，由于他们当时使用的是草房，需要用新草换掉旧草，每年更换一次，非常麻烦。这时，他们只要更换屋顶，把房顶换成瓦片或铁片。有时刷成颜色，很好看，也不需要拆掉。
他们很注重增加农民收入。因为他们的土地都是私有的，土地增收容易让村民产生共鸣。政府也会考虑采取措施鼓励他们，比如鼓励种蔬菜和一些农作物优良品种等，让农民看到希望。我觉得，要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一定要跟他们家里的收入挂上钩。
增加收入的同时，他们看得见的生活环境也变好了。比如修路时，由农民选举产生的新村指导员带领大家干，有时这些指导员还把自己家里的东西拿出来用于公共设施。平均每个农民每年参加8天的义务劳动，大家都很踊跃。不是强制，而是自愿。
在新村运动中，教育是核心。学员在新村中央研修院报到后，首先领取统一的服装，接受同等待遇和培训，不分将军、部长、教授、医生、法官、记者、农民还是工人，不管身份、职业、年龄、学历和职务、职称，吃住在同一宿舍，没有房间门锁，一起感悟、感动、讨论和体验，这是消除经济发展初期带来的诸多人身差异和怨恨。
增加收入、改善环境和精神教育是韩国新村运动的三大法宝。他们让农民充分意识到新村运动的目的，把国家理念和个人积极性衔接得非常好。
立足“三农”也跳出“三农”
我们目前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我们搞这样的活动，最怕的就是地方一些部门很兴奋，只看到部门利益，而农民看热闹。我一直担心的就是这个。韩国比我们假大空的东西少一些，他们可以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个体的积极性，再通过新村运动发挥集体主义合作精神，就把事情做好了。
我很担心会搞形式主义。现在苗头已经出来了，比如说把农民集中到小城镇居住、搞大拆迁这样的做法。很怕各级政府大包大揽，为农民做主。
这也涉及到政治民主，目前的方案没有农民参与的机制。尽管村民自治可以体现一些，但将来有可能脱节。政府采取“注入式”，很容易搞成“花架子”。我们不要搞样板工程和形象工程。
我觉得我们的立场，不能仅仅停留在“三农”上，要升级和升华。韩国的新村运动就是一个包括农民、城镇居民、厂矿、学校等各行各业在内的“泛国民建设新国家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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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欧美的经验，农业现代化就是走城市化的道路，让大批农民进城，但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于是，另一种思路形成了，让农民留在农村，进行新农村建设，创造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建设模式。新一届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上确实加大了力度，特别是减轻农民负担，切实提高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问题是，提高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农民就一定会继续迷恋土地，安心留在农村吗？
1，城乡差别的问题。城乡差别是历史形成的，这种差别仍继续扩大，新农村建设在较长一个时期内只可能减缓差别扩大的速度，根本性缩小差别还只是理想化目标。因此，富裕了的农民的心还是被城市所牢牢吸引。
2，文化心理的问题。不难看到，农民在衣食住行、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标准和要求全面向城市看齐，鄙视农村，艳羡城市是普遍的心里趋向。作为农村精神文化建设的重镇——学校教育，更是这种文化心里的传播者和推动者。考上大学，就能在在城里找份工作，这是光宗耀祖；考不上大学，回家务农的，那是家门不幸。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新一代的农民如何还能象老一代农民那样视土地为命根子呢！
      韩国的新村运动，一方面加强农村基础建设，提高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差别；另一方面，把提高农民生活伦理情感的重要性摆到和经济项目同等的位置，让农民热爱土地，安心家园。我想，这或许是韩国新村运动对于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启示。

随着国家科技、文化、教育的发展，经济全球化，进入先进发达国家行列，国民拥有核心理念，齐心团结，从高度统一的意志和追求，再通过发展多元文化，实现民主政治和个性解放，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创造性劳动，国际化的文化交流和生活，都是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智慧和活力。
    韩国在逐步实现即定发展目标的过程中，新村运动的精神和理念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韩国新村运动的目标和内容大都是为实现和谐、均衡发展而辛勤工作和努力的志愿者服务与奉献精神，为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发展的社会，经济、社会与世界文明同步发展的国际化追求.
    用一句话高度概括，那就是实现和谐、互助、文明的公民社会，也就是人人平等、自由、全面发展的诚信社会。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主动参与国家与身边的一切事务和实践活动，并亲身体验参与和成功的喜悦，继续依靠自己的双手和辛勤劳动，创造经济、人文、科技、生态、福祉、开放、和谐、文明社会。
   在政府主导下开展的自上而下的运动，形式上具有指令性和非民主的性质，因过分强调政府的统筹作用和行政手段，助长了一些人的依赖性和被动性，而且统筹安排使一些内容没有充分考虑各地不同的形势和特点。
　　我认为“新村运动”在内容和方式上跟不上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进步的步伐，因此没能保持可持续长久的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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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有些观点不好，是我们的官方观点，我就他们的说法提出一些思考。(原话我用括弧)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需要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是人才问题！8 亿农民的农村，大部份“村官”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底，思想陈旧，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脉搏。)人才是一个大问题，这点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你农村的政策跟不上，待遇上不去，拉动不了那么多的就业岗位，弄那么多人去农村不是对人才的一种极大浪费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千古不变的道理。要不这些年怎么国家公务员这么火？所以人才的问题只是一个小问题。方面面面的条件上去了，像华西村似的，你还怕引不来人才？
  (第二是资金问题！要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稳步推进农业产业发展 ！必须要注入庞大的资金才能彻底的解决农村落后面貌，靠农民自身力量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每年都往国家较了大量的农业税，那么多的钱怎么花了？谁知道？这些钱都是取之于民，但是用不用之于民谁知道？那么多的形象工程，那么多的公款吃喝，那么多的公车消费，怎么在农村修点桥，建点路那么难？农村有一条公路是不靠农民集资建起来的吗？我的看法，不是没有资金，关键这些资金用的是不是地方？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一是，要因地制宜，抓实际，讲实干，办实事，出实效不搞形式主义，不搞形象工程。
二是，解决农民目前最关心，最迫切，最容易实施的实事。三是，整合农业产业资源，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解决好农业和农村长远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我承认，你说的都是关键问题啊，但是问题是：1、你怎么就能不搞形式主义？怎么就能不搞形象工程呢？当官的想往上爬，没有政绩行吗？政绩从哪里出？想中饱私囊，钱从哪里出？不搞形象工程，政绩和钱哪里来？2、你知道农民最关心的和农村长远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什么吗？农村的环境保护好了吗？农药和化肥造成的污染怎么来消除？
  四，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关键的要点是什么？
  （一是，要地方政府，领导挂帅，驻进农村，责任到人。中央拨款，杜绝截流，决不浪费， 落到实处。 二是，选拔村官要年富力强，德才兼备，大公无私。三是，要发起光彩事业，以工辅农，以富带贫，树立典型，让有志人士，反哺家乡建设。 四是，农民要自强不息，自愿出力，不能坐以待毙，倚仗政府，等、靠、要。）1、中央拨款能不能不截流？截流了怎么办？怎么追究？这些问题不搞明白的话，恐怕到老百姓那里只是一句空话？2、村官你怎么选举？选举之后不还得需要镇政府来任命吗？镇政府不拍板，就算你选举，选举能算数吗？3、以工辅农？已经先富起来的人群，就是既得利益人群，靠他们来带动共同致富，问题是他们致富之后，是想尽办法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呢？还是带领人们共同致富？这个问题谁恐怕谁都会回答吧？4、这么多年，那个农民又不是自强不息呢？你等、靠、要好使吗？等的来吗？要的来吗？要说依仗政府，怎么仪仗？政府的水利工程总是仪仗农民吧，不去干水利还得交费吧？

dmmabc

其实真正了解农民需要的又有几人。中国的农民在以前的三提五统下压迫的太久了，手里没有多少积蓄。所以最大的难题就是教育和医疗费用的问题。
谁能带领农民解决了因学致贫和因病致贫的问题，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就有指望了。
外国的先进经验是要学的，但是它一定适合中国农村吗？

cqbmail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我必须参与。
  我刚刚完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调查，虽然是针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但是，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除了个别走过场，摆花架子的地方，很多地方，农村已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再次，请允许我引用我在其他版面发表的文章，以斧正部分同仁对此的看法。云南都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难道其他地方会难以取得进展么？

原文我已经在如下地址张贴过，在此，为方便，再次献丑。
http://www.readfree.net/bbs/read-htm-tid-209846-keyword-.html

云南富源县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调研报告

最近，我到云南富源县进行了调研，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进展
（一）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蓬勃发展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开展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基础设施这个物质基础上。随着“三村四化”的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设施逐步趋于完善。新涌现出来的一大批示范村，都规划了自己的村民活动广场、活动室、小型图书室，并积极建立农村社会文化组织，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善，为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居所和载体，为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增加人们之间的公共交往准备了条件，极大促进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开展。富源县委政府在完善县、乡（镇）、村三级文化活动中心服务网络建设的过程中，已建成农村乡镇文化活动中心18个，村级文化小广场86块，发展农村文化户140户，全县农村有16支业余文艺演出队147名业余演员常年巡回在广大农村开展文艺演出活动，极大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囊括文明村镇、文明矿山、十星级文明户、五好家庭、文明农民、好婆婆、好媳妇等形式在内的创建创评活动，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热情，使各项精神文明建设事业成效卓著。
（二）精神文明建设出现良好势头，村民文明程度显著提高
在“三村四化”和“群星文明工程”的推动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呈现良好势头。许多农民逐步抛弃陈规陋习，开始自觉接受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一些愚昧和丑恶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止。村民逐渐形成了热心公益、见义勇为、移风易俗的良好风气，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也明显增强。与此同时，一批先进个人在富源县的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涌现出来。营上镇大坪煤矿矿长耿光旭，自愿捐资340万元，整体推进大坪村委会9个自然村的新农村建设。老厂乡普珀村李立书，在去年大笔捐资的基础上，今年又投入200多万元，修建了从老厂乡政府驻地到普珀村公路。与李立书同一村委会的余兴学捐资180多万元，支持新寨村建设。这一系列的做法，在破除投入不足问题的同时，融洽了当地企业与村民的关系，带动了当地私营企业主反哺社会的步伐，本身就是众多企业主责任感增强，文明程度提高的一种表现，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准备。
（三）村容村貌得到较大改观，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标志，更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事实证明，改善人居环境是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最佳切入点。富源县坚持环境改造人与人改造环境相结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展村寨整治，规范“三堆”，有效地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及居住环境。仅2005年，富源县乡对建设的42个村投入资金达到1230余万元，引导群众投工投劳31万个，硬化路面13.4万平方米，粉刷房屋墙面47万平方米，建设沼气池772个，改旧房524间，建新房226间，水泥硬化场院1068块，建小花台1075个，建垃圾池532个，建文明厕855个，使88%的农户通了自来水，村庄绿化率达到34.3%，许多农村被建设成为依山傍水、独具水乡特色的生态家园，大大改善了人居环境。
（四）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带动农村各项事业全面快速发展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取得一系列成效的同时，带动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全面快速发展。交通、水利设施不断完善，产业结构日趋合理，流通渠道顺畅，实现了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在推进在“三村四化”和“群星文明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基层领导班子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提高了带领农村增收致富的能力，转变了作风，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村民增强了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农村教育倍受重视，县级文明村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以上，农民素质显著提高。各种社会热点、难点问题逐渐缓和并趋于解决，涌现出了一批无黄、赌、毒的三无文明村，无重大刑事案件的安全文明村，无群体上访的和谐村，为全面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支持和保障。
二、主要经验
（一）走企村共建的道路，破除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约束
农村精神建设离不开农村各项基础设施的改善，要使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步入快车道，就必须解决目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的制约，多方面筹集建设资金，抓住新农村建设的契机，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富源县老厂乡的做法是：结合辖区内矿产资源丰富，工业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相关企业资金雄厚的实际，坚持“党政引导，企业自愿，村组组织，群众实施”的原则，充分调动各类矿厂企业和个人参与建设“三村四化”新农村的积极性，走 “矿村共建”的道路。仅在2005年，富源县捐资10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主101名，捐资总额达4000多万元。2006 年，计划县级投入资金1000万元，乡镇投入1000万元，企业投入3000万元，力争各方投资（含投工投劳）达1亿元左右。这一做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极大地改善了全县乡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村容村貌，提高了群众的生活质量，夯实了农民发展后劲，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行路难、增收难等问题，在破除投入不足问题的同时，也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准备。
（二）探索新的农村精神文明载体，全面提升“群星文明工程”
精神文明建设不能仅仅依靠口号，说教，更不能停留在单一的“十星级文明户”、“文明村”的创建上，要积极探索各种切合实际需要的有效的载体，动员广大群众广泛参与，提升“群星文明工程”，逐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在这方面，富源县富村镇黄土坡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05年黄土坡被确定为“小康村、文明村、和谐村”建设点后，群众积极性高涨，在村“两委”班子的带领下，采取“上级补助一点，镇上筹集一点，在外工作人员奉献一点，农户自筹一点”的办法。经过一年的努力，共筹集资金80余万元，已经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小山村，变成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环境清幽、景色宜人的新农村，呈现出喜人的风貌，被省委、省政府评为“省级文明村”。面对成绩，黄土坡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积极与富村信用社合作，开展 “信用村” 、“信用户”创建工作，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走“文明+信用”的创新新模式，使 “群星文明工程”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其做法是：在“摸清农户诚信底子、摸清农户资金需求底子”的基础上，对农户的“信用等级”进行评定。在贷款额度的核定、发放、管理、收回等工作上，按规定的程序进行操作。按照“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办法，简化贷款手续，由信贷员做出承诺后，对“信用村”、“信用户”的贷款优先，适当放宽额度，在核定的额度内，农户凭“信用证”借款，不用担保、不用抵押、不用审批直接办理贷款，方便快捷地为农户提供信贷服务。有限的资金用在生产经营的刀刃上，为农民的增收致富提供资金支持，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农村信用社已经成为联系农民群众的金融纽带。去年在这三个村发放的236笔贷款，全部实现按期收回，收回率达100%。在这些地方，诚实守信、按期还贷、余钱存入信用社，已经形成良好的风气。通过创建“信用村”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三村四化”新农村建设工作。文明信用村更标志着“群星文明工程”进入全面发展、提升的新阶段。
（三）提高农民素质，逾越阻碍农村精神文明良性发展的障碍
新型农民是新农村的建设主体，也是农村精神文明的彰显者。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首先需要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使其真正发挥主体性作用。必须着力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育新型农民，使新农村和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主体实现质的飞跃。围绕提高农民素质，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这一迫切要求，富源县的做法是：根据市委提高新型农民素质工程的部署，组建了产业规划发展组、社会保障组、民主政治建设组、社会和谐组深入古敢乡和各建设村，在整体推进的古敢乡和黄土坡等建设村，对农民进行培训，着重帮助农民提高发展产业、增收致富、外出务工、经商兴业的能力。据统计，全县举办农函大5个专业52个班，培训新型农民5000余人次，县科技部门组织农村运用技术培训843期，受训74384人次。目前，在启动“三村四化”建设的14个村委会和85个自然村中开展“两校”即：村级党组织学校、村实用技术培训学校，已办班30期，培训农民3000人次。通过落实新型农民培养，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很快成长起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逾越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主体致富能力差、自觉性不足、缺乏规划能力与远见的障碍，步入了自己发展、自己维护、自己提升的良性发展道路。
三、主要启示
（一）“群星文明工程”着眼于农村实际，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突破
  1.“群星文明工程”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新依托和新途径
“群星文明工程”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新载体，实现了目标、方法、途径的化虚为实，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新依托和新途径，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突破。按照“群星文明工程”的要求，富源县从解决实际问题入手，激发了广大农民建设美好家园的热情，有效推动村容村貌建设，提升了农村文明程度。到现在为止，古敢乡洒交凼村被中央文明委表彰为全国文明先进村，创建县级文明系统5个，创建文明单位490个，其中：省级18个，市级81个，县级391个，创建文明村163个；其中：省级3个，市级32个，县级128个，创建文明矿山24个。由于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富源县委政府也被市委政府表彰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县”。这些成绩的取得与“群星文明工程”这个突破型的新载体是分不开的。
2.“群星文明工程”的丰富内涵能有效统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群星文明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和突出任务，以及如何使这些要求和任务落到实处产生效应等一系列的内容和环节，进行了总体设计和统筹安排，采取扎实有力的各种工作措施等在内的系统工程架构，引“星”进入各涉农单位的方式，实行城乡互动、上下联动、领导带动、群众主动，使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由虚变实，由窄变宽，反映和体现农村一个时期整体发展的基本要求。富源县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立足“群星文明工程”，以户为抓手，以村为基础，以单位（部门）为窗口，以县城和集镇为龙头，采取不同形式、手段、内容和方法，开展文明县城、文明村镇、文明单位（行业）、文明矿山、十星级文明户、消费者满意一条街、诚信企业、个体户等创建创评活动。在新农村建设中，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将“十星级文明户”评比结果公示上墙，还与县妇联配合开展“五好家庭”、“文明农民”，“好婆婆、好媳妇”等活动积极动员农民参与精神文明建设。这一系列的评创，基本上覆盖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每一个领域和每一个群体，对统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二）“群星文明工程”与“三村四化”融为一体，是推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共同进步的有效手段
群星文明工程”与“三村四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首先，“群星文明工程”与“三村四化”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效载体，这两个载体是相互交叉、相互联系、不可割裂的。群星文明工程与三村四化建设的“文明村”“和谐村”是直接相关联的，决定了后者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同时为“小康村”的建设提供充分保障。其次，“群星文明工程”与“三村四化”是一体两翼的关系、互为基础，互相带动。“群星文明工程”是一个包括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都需要搞好的工程，除软件方面的因素外，许多硬件建设，诸如“五通五改五化”工程、城镇公共设施、单位和村寨面貌改善等等。正是建立在二者不可分割、相互交融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地方发现，在开展 “群星文明工程” 时，不断改善乡村的硬环境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而在实施“三村四化”的工作中，“群星文明工程”也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和途径。富源县在推进“群星文明工程”和“三村四化”两项工作时，就是秉承合二为一的思想，进行同步规划和同步推进，“群星文明工程”的规划示范点，同时也就是“三村四化” 规划示范点，实际效果十分明显，群众反映也很好。
（三）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载体，是以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
精神文明建设需要通过各种有效的载体，动员广大群众广泛参与。在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如果仅仅局限于单一的“十星级文明户”、“小康村、文明村、和谐村”创建，难免使精神文明建设的载体老化，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必须拓宽设计载体的思路，进一步探索更多的适应时代特点和形势需要的新的农村精神文明载体。在这方面，富源县的“文明+信用”的文明信用村创建就是一个十分有益的对新载体的探索实践。不仅仅是文明信用村这种方式，在深入开展“群星文明工程”的过程中，可以充分结合当地村庄的实际需要和既有的优势，不断创新农村建设的新路子，这是“群星文明工程”深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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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华生的观点高调多，逻辑少啊。
“现代化潮流”这样的口号怎么能当理由来用？世界潮流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潮流？它有什么样的成立条件？中国是否具备？等等，这些问题不分析清楚，怎么能用空洞的口号来代替严密的论证呢。

zhoukaijian

有人似乎提到华西村，我朋友去参观过，回来之后，她与她的大多数同事们的一致感觉是，对当地有些做法简直是愤怒，这里不便提及！新农村建设关键之一是给农民更多自主权，一个透明公正有效监督的政治机制，中央的政策，项目扶持对西部地区的发展尤其关键。时下关于这方面的理论文章已经够多了，一些朴素的常识若能得到尊重，对农民来说也不错了。每年近3000万失地农民，如何合理安置他们？李培林，孙立平，秦晖等人关于中国社会的分析，非常值得一读。现在，社会学家与法律学者的言论较之许多半调子的经济学家更值得关注！形势比人强啊，大学时，90年代还热捧哈耶克，现在早撂到一边去了。

sonomo

高调多，逻辑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