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美国从孤立主义者到世界警察的外交历程zz

帆帆

方恩升　

   

   摘 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如何提高包括“软实力”在内的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利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而了解自美国建国到二战的外交理论、实践，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今美国几近特例独行的外交的背景，从而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且美国的有些外交经验、教训也值得我们借鉴。建国至二战的美国重要外交政策清晰地显示，美国成为政治强国的对外政策变化的主轴，是基于美国特定的国力下，追求国家利益为主、兼有美国式的理想主义，同时考虑国内政治。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甚至国内事务（如人民币的汇率）时，如何赢得尽可能多的国家的认可甚至称赞，进而提高包括“软实力”在内的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利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而了解自美国建国至二战的外交理论、实践，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美国几近特例独行的外交的背景，从而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且美国的有些外交经验、教训，也可资借鉴。为了进一步准确、理性地把握美国的外交，笔者对美国建国至二战的重要外交政策进行一番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随着其实力由弱变强，美国外交，经历了孤立主义、门罗主义、门户开放和世界主义（即现在所说的多边主义）的演变；美国在国际中的角色，则由“孤立主义”者到“西半球警察”，进而成为“世界警察”。尽管其间美国外交“作风也最矛盾”：美国“既绝对坚持不容许外国干预美国内政，又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在日常的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实务的，但在追求其历史传统的道德信念上，也没有比美国是更具理想主义的国家。”但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轴是美国基于特定的国力下，追求国家利益为主、兼有美国式的理想主义，同时考虑国内政治。
   一、孤立主义：国际政治交往中“孤立主义”者
   建国初期美国国力弱小，无力与英法等欧洲列强抗衡，因此它提倡对外的贸易往来，但既不愿意让欧洲各国涉足北美，也无意卷入欧洲的政治旋涡。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他著名的1796年告别演说中，提出了后来被称为“孤立主义”的原则。华盛顿认为，在国际交往中，各国没有共同的利益；历史和经验都证明共和国的最大威胁之一是国外干预。而过分偏爱或者憎恨某一国家等的做法，通常会导致国家间的不断的争执乃至血腥的竞争。所以“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主要的处事守则是：扩大我们与外国的贸易往来，尽量少同他们发生政治关系。欧洲各国有其相互牵涉的一套根本利益，这些利益不是与我们根本无关，就是关系极为疏远。因此，它们必然要陷入经常不断的纠纷之中，而纠纷的根源本质上与我们无涉。所以今后要用人为的纽带把我们与欧洲的日常政治变动牵连起来，或与欧洲各国的时而为友时而为敌分合牵连起来，那是很不明智的。我们的远离它国和独处一隅的地理位置，促使和允许我们能够采取与众不同的路线。为什么要放弃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带来的好处呢？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基地而跑到外国的基地去呢？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与欧洲的某一部分的命运联系来，从而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同欧洲人的野心、对抗、利害、任性或妄为纠缠在一起呢？我们真正的政策，是避免同任何外国永远结盟”。美国不卷入欧洲事务，不仅意味着国土安全，还意味着可以保证美国共和制度的安全。因为不卷入欧洲事务，美国就可以避免欧洲君主制度和贵族制度的熏染，可以集中开发美洲大陆，把美国建设为“一个自由、伟大的国家”，“为人类树立一个始终由正义和仁慈所指引的民族的高尚而新颖的榜样。
   孤立主义，是美国自建国以来的长时间占统治地位的外交思想。孤立主义外交思想，显然是当时美国国力在外交政策上的理性反映。华盛顿的外交政策，被美国的第三位总统杰弗逊加入了他的外交政策声明，并在拉美运动时期被美国的第五位总统门罗进一步发展充实，华盛顿所确立的外交政策为美国此后在国际事务中的孤立主义传统奠定了基础。华盛顿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把美国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国家主义”。直到二战前，每逢华盛顿诞辰日（12月22日），国会参众两院都要诵读这篇告别词以资纪念和反思。
   二、门罗主义：美国欲成为“西半球各察”
   尽管自建国到1898年的美西战争，美国外交的基调是孤立主义：避免海外事务的纠葛，美国首要目标是加强国家建设，当时大部分美国人的注意力都在国内。其次，是与国家建设密切相联的大陆扩张。自建国“到1867年从俄国取得阿拉斯加，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责任是从北美大陆取得越来越多的领土”。这种扩张，使英、法、西班牙和俄国远离东海岸，以求安全，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需要尽可能广阔的国外市场。那段时间，美国扩展的理论是1823年提出的门罗主义，而门罗主义的深层次的原因是“天定命运”。许多美国人认为，作为上帝选择的一个特殊国度，美国对人类的发展和命运承担一种特殊的义务。绝大多数美国开国元勋“在当年跟现在一样，都深信美国负有传播其价值观以促进世界和平的特殊使命”。如潘恩声称：“我们有能力重新建设世界”。“天定命运”理想主义同扩张主义这种微妙的关系，很容易使美国人对自己制度形成优越感、且基于“救世”情结而产生责任感，从而希望别国采纳自认为的“理想”制度，极端情况就是对外输出自己的“先进制度”。不过，在1823年提出门罗主义前及其稍后一段时间，美国也只是道义上地支持民主政府，“但拒绝采取行动来支持这些政府”、“但它不致向海外去寻找毒蛇猛兽加以摧毁”。
   所谓门罗主义，起因于1820年代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拉美各国在西班牙国内起义之际开展独立运动并取得了重大胜利，美国在世界上率先承认了拉美国家的独立。在面临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等欧洲国家组织起神圣同盟威胁干预拉美国家独立运动的情况下，英国外交大臣坎宁向美国提出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因为英国不仅担心列强在干涉过程中将西班牙殖民地据为己有，不利于英国在南美的贸易垄断地位和海洋霸权；而且英国也害怕美国的势力会乘机向拉美扩张，取代西班牙在南美的地位。为此，英国谋求同美国一起阻止欧洲列强对拉美的干涉，并以此牵制美国控制拉美的野心。针对坎宁的建议，美国的外交决策者们在经过激烈争论后，决定撇开坎宁的建议、独立阐释美国立场。在1823年，由美国时任总统门罗以国情咨文申明了美国的外交政策：1、美国所在的西半球不再对欧洲殖民主义者开放；2、任何欧洲国家试图在拉美建立殖民地或对美洲国家实行政治控制的企图，都将被美国视为不友好行为；3、美国将不介入欧洲国家的事务或者他们已经在拉美建立的殖民地事务；4、欧洲决不能以任何方式侵扰任何西半球独立国家的政治状况。这项政策后来在美国历史中被称为著名的“门罗宣言／门罗主义”。实际上，门罗主义是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避免与欧洲结盟的外交政策的扩展。在不结盟外交传统的基础上，门罗主义进一步宣告天下：“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美国拒绝欧洲列强对西半球事务的进一步介入。英国没有公开表明反对门罗宣言。神圣同盟各国均表示反对门罗宣言的主张，但由于掌握海洋霸权的英国接受了门罗宣言，武装干涉拉美独立运动的谋划最终没有付诸实施。拉美国家，在独立初期，曾对美国抱有幻想；对“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拉美各国曾普遍表示欢迎。因为拉美国家认为，面对虎视眈眈的欧洲列强，门罗主义多少给它们一种保护。但是，随着1840年代美国并吞墨西哥的得克萨斯、1846－1848年发动对墨的侵略等战争，使拉美各国逐渐看清门罗主义的实质。
   “从此（1823年——笔者注）直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轴便是扩大门罗主义的应用范围”。门罗主义的演变是和美国实力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在1826年到1845年这些日子里，这些原则（门罗宣言）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因为那时美国还不具备足够实力在国际问题发出有份量的声音。从1840年代起，美国经济取得显著进步。到1860年，在西方主要强国中，美国制造业产量已经上升到仅次于法国而位居第三，但那时美国的工业化水平已经超过法国，因为美国劳动力的相对缺乏和高工资而促使机器的广泛使用，从而提高了美国的生产力。与此相对应的是，从1840年代中期起，美国开始了新一轮领土扩张，持续几近15年，为美国获得了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1894年，美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美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美国对外采取更积极的扩张政策。但美国的扩张遇到了英国的挑战，1895年，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氏以门罗主义向英国提出警告，对门罗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如今美国在本大陆几已是最高主权，其命令对其势力范围内的臣属等于法律。” 这样，门罗主义所潜藏的意图便被奥尔氏公开揭示出来，这就是肯定美国对美洲大陆上所出现的任何问题都拥有无限的干涉权。1904年12月，西奥多•罗斯福在给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对门罗主义作了进一步的阐释，门罗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著名的“罗斯福推论”，美国意欲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半球警察”。西奥多•罗斯福指出，如果某个拉美国家“不能维持自己的秩序”，或者损害美国在该国的利益，甚至是疏远与美国的关系，“迫使美国，虽非出于自愿，将不得不……行使一种国际警察的权力”，而且这种干预不能被看作是侵略和扩张。因为“在美洲，也正如在其它地方一样，终将需要某一文明国家的干涉；而在西半球，美国之奉行门罗主义……”。“罗斯福推论”提出后，西方列强除了英国外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敌意；而拉美国家反应平静，没有一个拉美大国对美国的理论发表正式声明。
   门罗宣言，成为美国对美洲外交的一个基本原则，它是美国在实力不足的条件下外交上的一个胜利，它实质上不是从拉美各国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因为在物资、原料、市场方面，美国对欧洲没有依赖性，它不需要通过对外掠夺来获取关乎生存的自然资源，也没有必要非打败别国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正如基辛格所说：“1823年宣布的门罗宣言，将隔开美国与欧洲的大西洋当作明确的界线。在此之前，美国外交的至上原则即美国不涉入欧洲的权力斗争。门罗宣言更进一步宣称，欧洲也不得涉人美国事务。而门罗总统对美国事务的定义涵盖整个西半球，的确够广泛了。……美国在同一时间，既拒斥了欧洲，又解除了在西半球扩张的束缚。在门罗主义的护卫之下，美国……扩大商业及影响力，并吞领土……让国家跃身强国之林”。可见，门罗主义具有多重性。门罗主义反对欧洲列强对美洲殖民地的干涉和扩张，具有防御的性质。门罗主义对拉美独立后国家在政治上、外交上和道义上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它宣传了反对欧洲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门罗主义之际，就潜伏着美国与欧洲列强争夺整个美洲控制权的斗争，具有明显的侵略扩张性质，门罗主义所标榜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实质上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门罗主义，成为美国的拉美政策的指导原则和扩张工具，也是美国试图将欧洲势力逐出美洲的表现，为日后美国在拉美扩张打下了基础。
   三、文明扩展论、“门户开放”：争取在华大国地位与太平洋霸权
   如上所述，自美国建国到1880年代，美国外交主要活动主要在美洲大陆。随着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在1894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不再满足借助于门罗主义在美洲称雄，以1898年的美西战争为象征，美国开始了向美洲以外的地方扩张。从1880年代到1940年代，美国外交跨出了美洲、进入活动范围更为广大的地区，美国外交政策主要是关注拉丁美洲和亚洲，欲以此促进政治稳定和推动美国经济发展。在拉丁美洲，“美国经常派出海军陆战队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活动，扶植老的或新的集团，并恢复政治稳定。……直到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睦邻政策’才暂时放弃了美国军队直接干预起邻国内政的做法”；美国的亚洲外交，“中国则是主要的竞争目标”。
   许多扩张理论，便在19世纪末的美国应运而生了。其中一个较有影响的扩张理论是鼓吹文明扩展论与由美国缔造太平洋文明。建国初期，美国扩张的目光局限于美洲大陆，门罗主义是大陆领上扩张时期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命定的。但当19世纪末美国扩张的目光投向美洲以外时，门罗主义显然已经不够，美国需要一个新的扩张主义理论，文明扩展论横空而出。该理论认为，美国实行海外扩张是为了传播西方文明，用西方文明教化非西方的落后民族。公众舆论在宣扬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时断言，文明扩展论“比门罗主义要好，适用于20世纪”。“门罗主义与默不做声的政策使我们作茧自缚，今后我们的使命是帮助扩展盎格鲁撒克逊自由、教育与商业以及为地球上每一个地方打开通向基督教（文明）的道路”。美国会义不容辞地领导一个新的文明，从而树立美国在世界的中心地位。文明兴衰论的主题，是美国进入亚洲，以建立新的文明——太平洋文明，取代衰亡中的大西洋文明。19世纪中叶以后在欧洲兴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870年代传入美国；社会达尔主义为文明扩展论提供了根据。扩张主义者则宣称，美国成为经济大国也是自然选择的产物，证明这支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是人类最有生命力、最优秀的种族，它的使命是传播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教化那些不能适应自然的落后民族。
   商业扩张论是另一种扩张主义思潮。以商业资本主义立国的美国，早在重商主义时代后期即致力于自由贸易；工业革命激起自由资本主义浪潮。但自由竞争，导致了19世纪末的美国被少数垄断资本集团所统治，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如1900年，占2%的富裕的人口却拥有60%的国民财富。这导致国内购买力相对萎缩，使得国内市场日益狭小，而食品、纺织品等各种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均超过国内的购买力，进而引发经济危机。在国内市场萎缩的时候，世界市场体系却日益一体化。于是，在1898年美国国务院讨论对华出口问题时即意识到：“合众国的‘国际孤立’，就工业和商业而论，根据我们在经济需要方面进行改变的必然性，实际上已经成了过时的东西，我们再不能忽视那些国际竞争了，现在我们自己已经成了在世界范围内为贸易而斗争的一个竞争者了。”参议员洛奇在是年春认为；“整个欧洲在占领中国，如果我们不让自己在东方建立必定会引起我们未来繁荣的大宗贸易，我们实际上会被永远关在门外”。
   于是，美国针对在华列强提出了中国应当保持领土完整、市场开放的“门户开放”的政策。完整的门户开放政策，于1989年由海约翰颁布、1900年补充、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第三次照会所构成。
   尽管中国的被瓜分形势催促了美国的扩张步伐，但在分析了19世纪末美国张主义思潮后，人们会发现门户开放照会的提出，是有其思想根源与思想准备的；不是美国对列强瓜分中国这一严重形势的被动的反应。实际上，至1890年代，美国的商业贸易先行、政府保护尾随其后的传统商业扩张模式已逐步完成了历史使命，垄断资本迅速发展和生产能力的日益膨胀，越来越需要国家的力量开拓海外市场，美国政府已经把商业竞争视为其争取在华大国地位与太平洋霸权的手段。
   四、威尔逊理想主义：美国尝试着大步走出孤立来领导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美国仍然秉承传统的不卷入欧洲政治的原则。多数美国人对战争也表现出是厌恶和不屑的态度，竭力避免卷入战争。但美国向交战双方提供战争物资而发战争财，美国第28届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说美国赚的钱已经多到“胀破上衣”的程度。威尔逊宣称“美国现在世界金融和商业上所占的地位和必须占有的地位，其规模是过去未曾梦想到的。”这种辉煌的地位进一步促使了美国的扩张，介入 世界政治乃至领导世界，“不是我们要选择进入世界政治，而是因为我们人民的天赋才能、我国实力的成长，我们已经成为人类历史的决定因素了。而在你成为决定因素的时候，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就不能保持孤立了。”而且“除非美国在全球传播自由，否则美国的实力便会萎缩”。这就是所谓的威尔逊式的国家利益观，即战后美国国家利益应以“国际主义”（即当今我们所说的多边主义）为取向，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不可分割。
   不过，美国通过建立国联来领导世界的企图，除了上述实力的考虑外，还有理想主义考虑的因素。因为威尔逊认识到，“若在道德信仰上无法令美国人信服，他们便无法长久支持重大的国际介入行动”。为此，威尔逊重新诠释了华盛顿的美国不介入外国事务的告诫，“华盛顿的本意是指美国必须避免介入他人的‘目的’。但有关人道之事没有一件‘对我们而言是外国实务或无关紧要的’”。威尔逊提出的美国参加一战的战争目标有三：一是自决，人民民选政府，从而脱离独裁政治的恐惧；二是开放市场，商品与资本的自由流动带来经济繁荣，实现无匮乏之苦；三是集体安全，避免战争。之所以有上述主张，是因为以威尔逊和约翰•霍布森为代表的政治家、学者，认同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主导思潮的乌托邦主义（或称理想主义），认为人本性可以通过道义和精神教育来改变，进而在国际关系中国家的政治行为也可以改变，以致放弃强权放弃均势政治，建立国联以实现集体安全，国际法和国际公约可以保证世界和平。因此，一战后新诞生的“国际关系”的理论被称为理想主义理论。理想主义学派是一战在国际关系领域产生的理论，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形成了支配地位。
   但是，威尔逊的理想，最终由于民众反对、美国实力不足、基于道德的考虑等因素而落空。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死亡商人”（即军火商）操纵政府的结果，是一个悲剧性的大错误。因为他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现，美国卷入国际政治的危险和代价，是战时对国内经济的管制、公民权利的限制、13左右万美国人的生命。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洛奇为首的反对派认为，美国对待不同地区的事务而应该采取不同的策略，而不像威尔逊设想的那样借助国联领导世界。洛奇指出，“……至于与欧洲相关的问题，应由你们（指欧洲国家——笔者注）自行解决，我们将支持你们做出的安排；当然在问题涉及亚洲与非洲时，我们希望能有发言权；而且我们要求在自己的这半球自行其事。假如能够这样做，今天的形势将会完全不同，但是威尔逊先生在所有的欧洲问题中担任最后的仲裁人，引起对他本人及他的国家的敌视，而且卷入了与美国利益无关的事情”。洛奇认为，国联盟约第10条与美国一贯坚持的门罗主义原则相冲突，将为欧洲国家干预美洲事务提供借口。国联盟约第10条内容是：所有成员国要互相保证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一旦被确认侵略国，要对其实施制裁，这正是集体安全原则的主要内容。而且，反对派认为，美国加入联盟的条约是对道德原则的背叛，并且把国联描绘成使美国陷入一个不道德的欧洲恶习之中的圈套。
   五、罗斯福的“国际警察论”：开始真正掌握世界的话语权
   1941年，珍珠港事件使得美国开始了全球介入的外交时期。因二战加速了美国的发展，最终成就了这种介入。二战期间，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美国的“生产奇迹”达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从1939年的886亿美元猛升到1945年1350亿美元。黄金储备达到200亿美元，几乎占世界总储备的2／3，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的1／3。美国凭借政治、经济（美元）和军事（原子弹）开始谋求世界霸权，这样导致了美国国际关系中的以权力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并逐渐取代理想主义理论。现实主义理论，是因19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总危机，诱使德国借助扩大“生存空间”来解决失业和普遍存在的苦难（意、日也使用了类似的理由）而发动的二战，宣告了理想主义理论的破产而催生的；现实主义，在1950、60年代在国际关系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不同，现实主义强调的不是理想，而是国际关系中的权利和利益。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假设，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在国际事务中，国家是行为主体，它有能力依照理性来行动。在任何政治形势下，各国都具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最基本的国家利益是安全，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安全没有保障，它就不能确保生存，也不能实现其他促进其公民福利的目标。为了确保安全，每个国家都必须追求实力。早期的现实主义者，把一国的军事力量看作是最重要的实力要素。现实主义者认为，由于世界是由利益相互冲突的国家组成的，全球利益的和谐共存便是不可能的。在现行的国际制度下没有一个中央权威来解决争端，所有的国家都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全球政治制度中运作，分配稀缺资源，调解不同的利益，每个国家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实力来防止外来的威胁。因此，避免冲突和保障安全的最佳策略是军事力量和不断维持各国之间的均势。
   在同盟国掌握二战的主动权后，美国调和理想主义理论和现实主义理论，着手建立了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结构。在政治上，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倡导建立“国际联盟”问题上的教训，强化新的集体安全机制的执行能力。1943年12月，罗斯福郑重强调：“英国、苏联、中国、合众国及其盟国代表了全世界3／4以上的人口，只要这四个军事大国团结一致，决心维护和平，就不会出现一个侵略国再次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四警察”思想，这一思想成为后来确定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基础。为了强化新的集体安全机制的执行能力，联合国宪章还规定成立一支由各会员国提供人员和装备的“国际治安部队”。但联合国，不是以强调实力为主要特征的现实主义，而是以理想主义的名义被提交给美国国会批准的。1945年3月1日，罗斯福在对国会的演讲声称，联合国意味着“单边行为、排外联盟势力范围和均势体系的结束”。美国重建国际体系的愿望显示了理想主义中集体安全的倾向的同时，也愈益重视民主、人权的目标，这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灭绝人性的迫害和对其他民族的残杀的反思的结果。可见，美国积极参与下的联合国继承并光大了信奉安全、民主的古典理想主义。在经济上，威尔逊的开放市场原则得以贯彻。“人们认为正像曾发生过的大萧条导致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那样，在经济战线上促成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对于保障和平并减小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至关重要”。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支撑世界贸易和金融格局的三大支柱：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两者人们又习惯称之为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是指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二战后到今天的美国外交政策：从1947年开始支配着其后的近30年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杜鲁门主义的对外政策，到2001年“9•11”后的单边主义色彩强烈的布什主义，另文述论。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2期《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