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是我欣賞的一位作家，在此提供一些她或關於她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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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是我欣賞的一位作家，在此提供一些她或關於她的文章


龍應台簡介(9/2005增訂)


　  龍應台於1952年生於台灣高雄縣大寮鄉，1974年畢業於成功大學外文系，後獲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曾任教於紐約市立大學、梅西學院，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淡江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等。

　1999年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施政三年期間，為台北市勾劃嶄新的文化藍圖並付諸實踐，其文化理念及施政，對華文世界的城市建設、文化視野，產生深遠的影響。2003年秋，龍應台開始客居香港，先後任城市大學及香港大學的客座教授。中國媒體評選龍應台為「對中國影響最大的五十位當代中國知識份子」之一，理由是她「將自己的文化理念透過官僚機器的運\作變成現實後，最終一塵不染地回歸文壇，這使她的批判精神再一次得到錘鍊和昇華，遠非一般書齋裡的知識份子所能企及。」龍應台寫社會觀察、寫文化評論、寫家國之思、寫文學論述、寫散文，寫小說，著作等身。
　
「在華文文學界，女性作家被稱做先生的，當屬鳳毛麟角，而龍應台就是這中間的一個。20年前，隨著「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的一聲棒喝，龍應台在台灣《中國時報》的雜文專欄「野火集」向四面八方奔竄燃燒起來，旋即成為燎原之勢，掀起一股「龍捲風」(余光中語)，鋒芒直指讀者的心靈。隨後，大量飽蘊著對文化的感喟、思索和悲愴的文字，湧入華文世界讀者的視野。龍應台是一位犀利辛辣、敢說敢為的勇士型人物，一位成熟而深邃的學者。」 (12/3/2005人民日報海外版)
　
龍應台既深愛祖國的歷史文化，復經歷西方文化的洗禮，對香港的獨特時空與歷史使命，極表關懷。客居香港還不到兩年，迅即以「縝密而深刻的思慮，多情而銳利的詞鋒」，為多家報刊寫下了多篇發聾振聵的鴻文，為香港的文化前景奔走呼籲，為香港的文化命脈斷症、開藥。龍應台寫理性的評論，又寫感性的小品，她為各文教機構辦演講會，辦「思索香港系列」座談會，她對香港傾注深情厚愛，期盼香港是「經濟的巨人」外，文化上也要自強奮進，不要當「文化的侏儒」。龍應台對香港獨到的觀察與分析，在知識界掀起了廣泛的關注與討論。
　
9/2005增訂:
1. 龍應台原定居港兩年(2003-2005) ，並於2005年秋赴台灣， 現為香港大學續聘為客座教授， 延任一年。龍應台會繼續留港籌辦「思索香港論壇」，並在台灣籌辦「龍應台文化基金會」。「基金會的核心目標小而明確，就是透過思想論壇來培養年輕人的國際觀和全球視野，尤其希望促使這一代的大學生關心全球的議題，累積國際的知識，簡單說，就是試圖培養有全球視野、國際眼光的二十一世紀「新青年」」 。詳見下附網站  
http://www.civictaipei.org
網站內有豐富的文化資料供閱讀，請勿錯過。

2. 龍應台於本年7月23日在香港會展的書展演講，講題為「視野從跨越而來---我是誰 ? 」當日的演講已上載於下附網站內 http://webcast.tdctrade.com/050723_05/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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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在四川大学的演讲实录
龙应台：《我的市民主义》

我演讲很挑剔的，这里音箱有很大的噪音，哈哈，好像有水车在转。我试试，因为我对噪音特别过敏。

请让外面的同学都进来，前边可以席地而坐，讲台上也可以坐人。（被保安堵在门外学生蜂拥而入。）

各位大家晚安，第一次来四川，来成都。每到一个城市，有时会带着失望离开，很多事都要靠缘分。今天下午两点钟到，一下飞机就去了武侯祠。对武侯祠的印象是，如果这个城市要引诱一位陌生的客人，就要从这里开始。

来之前，我收到这里一位同学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上面介绍我是德籍。首先，我想声明一点：我不是德籍。我在美国待了9年，欧洲待了13年，一共是22年在国外。一家四口，丈夫、孩子都是德籍，只有我是中华民国的护照。一家人如果要旅游欧洲七个国家，只有我一个人必须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签护照，非常麻烦。我之所以保留中国民国的国籍，不是出于爱国，仅仅是因为从86年开始，在李登辉先生12年的执政中，我持续不断地批判他的政府。如果我入了德籍，我有何立场对他的政府进行批判，去尽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呢？所以在这里，我要澄清一下，我不是德籍。

今天，我的演讲题目是《我的市民主义》。

当我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如何才能通过这个城市的表面看到它后面的东西？假设一场暴雨过后，穿上一双白色鞋子出去走一圈。有的城市走一圈回来，鞋子干干净净，可以直接踩在地毯上。有的城市走回来，满脚都是泥泞，说明这个城市基础建设不好。“基建”的英文是“capital　construction”，指地下管线的铺设。如果一个陌生的城市，暴雨过后路面淹水，如70年代的台北就是这样，说明地下水系统不好。但是，这个城市的表面绿化很好，说明市长只注重表面的东西，不重视与市民安居乐业息息相关的下水道。

一次，我和我的一个孩子去中国的一个城市，这里不点名了。这个城市马路很宽，路中间有绿化带和花圃。我的孩子突然对我说：“妈，这个城市有问题！”我问他：“什么问题？”他说：“我看到这里的民居很破烂，但是天桥下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都种着花，说明这个城市只注重外表形象，不注重民生。”所以，判断一个城市，只需看一看它的政府机关是否堂皇华丽，而民居是否一片破败。还有一个蛛丝马迹，就是看这个城市是否有很多用高大围墙隐藏着的空间，里面的玄机普通市民无法知道。

我的市民主义就是指，这个城市变成什么样子，是由某个人决策，还是全体市民的意愿。如果是市民的建议参预进来，就很不一样。

了解一个城市，不需要知道这个城市的历史，只要看一下官员、警察与市民对话时的肢体语言就知道了，如果一方是趾高气扬，另一方是卑躬屈膝，这个城市就有问题。89年以前，我去东德，验护照时，东德一方的检查人员在黑色玻璃后面，你看不见他，他能看到你，仿佛要给人敌明我暗的感觉。89年我到苏联也是一样，护照被毕恭毕敬地递进去，结果被里面的人恶狠狠地丢出来。89年以后，我再去，玻璃拿掉了，人与人的关系，权力与义务都变了，原来傲慢的官员都变得笑容可掬。还有一点蛛丝马迹，就是看市政府门口有没有诉冤的人。所以，一个城市的基建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硬件的地下水管道，一个是软件的司法。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个城市的历史，只需要看一下这两个方面的知道了。

在台北，一年有16个亿（折合4亿人民币）的基建预算，如何判断它是服务于大多数市民，还是某一阶级的极少数人？这需要培养民间非政府的文化组织，让这些民间组织有足够的知识，知道足够多的内情，可以监督和抗衡政府。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纳税人，这是市民主义的第一个基础。

市民主义的第二个基础是一个城市的性格，不只是迎合某个官员的自上而下的意志，而要按它自己的需求和性格自己发展。城市里，有颓废的作家、前卫的艺术家、坚持传统的国粹派，这些不同的人群相互冲突、融合，最后产生一个核心的价值，它是自下而上的，这就是这个城市的性格。

最后，谈谈一个城市应坚守旧的传统，还是追求新的时尚。我有一个非理论的，却是实际的观点。老区有我们童年的记忆，如果有16亿，维护老区比夷平它的钱多，我宁可花更多的钱更新老区的内部。把老区保存下来，新楼的建设可以慢下来一点。但主要还是看这样做是为了市民的存在，还是为了其他的目的而存在。

不久前，我在北大讲演，最后有个学生问我：“为什么没有谈到民主？”这件事对我震憾很大，因为那天我整晚都在讲民主。通过这件事，我知道我们的对于民主的理念有很大的不同。今天我所说的民主，不是年轻时抛头颅、洒热血的民主，今天我所说的民主不是激情的，而是务实的。所以，今天我整晚都在讲民主，希望大家能听懂我的意思。谢谢！（掌声）

主持人（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谢谢龙应台先生的演讲，我听了深受启发（这让拾遗想起“三个代表”学习班上的例行发言^_^）。龙先生的演讲对我们进行文化研究很有意义。很多学者的问题都表现在现实生活中，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后面的内容被哄笑声淹没了^_^）

下面是回答提问：

问：对于现在中国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忽视，和对外国文化的倾斜，您怎么看？（提问者赠龙应台先生一根载人航天纪念胸针。）
答：上几代人生活在巨大的政治动荡中，封闭在政治围城里，出现了根本上的文化断层。我们现在需要补习的不仅仅是传统文化，还有外国文化，两者要同时要进来。如果你们传统的基础不好时，不妨先吸收外国文化，让它成为实在的成分。但是，没有传统的基础，外国的东西终究都是泡沫，会让人充满困惑。相反，如果先有传统的基础，再吸收外国文化，则可能贯通。传统的东西中也有鲜活的东西，要看你有没有慧眼。

问：我看龙先生的文章很有性格，为什么您与外界交流却很审慎呢？
答：哈哈，你以为我是一个剑拔弩张的人，其实文章与本人的落差很大。很多人对知识分子的男女性别有偏见。我习惯于一只手写大块文章，一只手为孩子换尿布。这是一种快乐的实践，那种一刀两断的二分法有问题。那个在云端的和脚踏实地的其实是同一个人。有时，在台北的街头，我会注视一个正在喂奶的女人，一看就是一个小时。用脑思考宇宙的大智慧，用心关爱花花草草，二者并不矛盾。

问：请问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答：二者不一定有关系。文学的精神是自由。我现在比较赞成林语堂的态度，而不一定认同鲁迅的态度。文学本没有应该与不应该，但是中国文学传统中有文以载道的传统，与政治有很大的关系，士大夫是文学创作与经世之道的结合，一边为国家出力、做事，一边批判现实政治。文人要以追求自由为不可遏制的需求，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我文字比较平民化，多一些具体的描述，这是希望与普通的市民对话。

问：您认为，中国女性从过去清教般的束缚到现在的商业化，应该怎么办？
答：80年，我到大陆，那时在大陆看不到高跟鞋，到处都是假小子，女性的装束很中性化。台湾人看了都说：“中国妇女真解放。”这其实是表面上的，实际上是马列主义教条从上而下造成的男女平等。大陆开放后，什么金丝雀、包二奶又都出现了，又重新回到五十年前。我的策略是：女性面对商业社会的异化，在西方、台湾都一样，女性如何从包装中体现自我意识？大陆女性现在马上生出一套意识是不可能的，需要与国际妇女运动结盟。

问：虽然，主办方事前已经打过招呼，今天不准提政治问题，但我还是想问一个政治问题。有人说，台湾已进入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宪政时期，大陆还在训政，你认为，我们大学生对宪政该做些什么？
答：台北今天下午有50万人上街抗议，这样的抗议已经持续6天了。现在怎么样了，我不知道。在这里，我没有新闻。但是，台湾的经验告诉我们，求自由、求民主，不是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这样简单的直线形，而是Z形的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台湾的选举机器出了问题，出现了选举被操纵、作假的问题。它正考验我们还有没有智慧和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民主的道路是曲曲折折、反反复复的，不是简单的直线形。前几天，我看到一篇美国记者的文章，名字叫《美国是否可能重建它的民主》。美国这样成熟的民主制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我们了。在大陆，从孙志刚案以来，又陆续看到拆迁的农民要求《宪法》给予说明，这是好现象。去年，重庆有个女大学生因怀孕被校方开除，她的父母不再因社会压力而羞于启齿，而是勇敢地站出来和校方打官司，这就是大陆社会的进步。所以，民主、自由不是慷慨激昂的呼喊，而是每一天踏踏实实的实践。

问：两个问题：第一，您以前写过一篇《啊，上海男人！》，这次到成都，准备怎么写成都男人？第二，市民是否应向政治家学习，学会容忍？
答：我刚刚到这里，同这里的人还没有接触，在经后的五天中，可能会有一些接触。还会到杜甫草堂，我很喜欢杜甫的诗。我现在觉得立言比立功容易，我可以写三百篇批评文章，但可能一篇都不能成为真实。政治家不需要写文章，他只要批一个“是”字就能使一件事成为现实。所以，忍辱负重比快意恩仇更难，文人应学会谦卑。

问：您如何评论您的继任者？您是否觉得您的朋友马英九先生现在正处于莫大的尴尬中呢？
答：我是开拓者，不能评价继任者，这不合适。我的朋友马英九先生的确正处于尴尬中，他既是国民党成员，要支持国民党，同时他又是台北市长，负有维持治安的责任。但你不要问我他该怎么办，我可以告诉他，但不能告诉你。（笑）

问：请问城市集体记忆对城市性格的影响？
答：西门町你们也知道啊，哈哈。因为我是吃麦当劳长大的，老胡同是否就应该拆掉呢？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像太空人一样生活了，麦当劳是否就应该拆呢？如果到那时，你的孩子仍然记得你在麦当劳为他开过茶会，而不舍得把你的记忆抹掉，这才是最好的。我们那一代的强势文化是纽约、芝加哥，我们的上一代的强势文化是日本东京。我们这一代很多人远度重洋，弃国而去。美国文化对我们来说很惶惑。我的观点是与其自己没文化，不如让强势文化进来。但更好的是让自己的文化变成强势文化，但这要看我们的文化土壤是否还依然肥厚。

问：如何定义女性的成功？
答：在人生里找到快乐就是成功。成功有两个标准：一是有无选择的可能；二是向往能否达成。

问：您曾说过不喜欢过分干净的城市，而喜欢纽约、巴黎那样的有点乱，但有富有创造力的城市，是吗？你对成都要成为“东方伊甸园”，有何评论？
答：是的，我个人认为一个城市的干净与它的创意成反比。你们说的“东方伊甸园”我听不懂，但一提起“伊甸园”，我就想到蛇。（笑）

问：台湾的民主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您觉得应该如何面对？
答：我亲眼目睹了台湾民主的发展，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陈水扁，这个人性格里有专制的成分。但是，他是民主选举的产物，我必须尊重。我有一篇文章叫《被绑架的人民》，在网上可以查到，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有一次在台湾，文化人聚在一起开会，陈水扁走进来，文化人都不站起来。我当时觉得应该站起来，虽然内心有很大的挣扎，但必须尊重民意。大家知道石原慎太郎（拾遗按：此人乃日本东京都知事，日本极右翼分子）与我的过节吗？那是另一次挣扎，我彻夜未眠。石原慎太郎到台湾来，我想，作为文人的龙应台决不见他，但为了文化上的交流，为了尽政治上的义务，应该见他一面。见面时，除了递给他政府文书，又给了他一本我写的批判他的书。他回去后破口大骂台湾政府中有反日分子，引起一场风波。再举一个例子，在台北，我要指定一座百年教堂为古迹，但教堂是教会的私产，教会想拆掉建十层的楼房，这下怎么处理？先是民主协商，承诺在别处找地方供其盖楼房，但还是不肯搬。最后，只好进入法律程序。但是，你对还是他对，法规不会告诉你，必须取得民意的支持。推荐大家读一读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本书。一个社会能否实现民主，关键要看这个文化传统中有无“理性辩论”和“宽容异见”的精神。中国文化中不见得有这种性格，所以每一个案子都是一次考验。

问：在全球化浪潮下，我看到中国传统工艺后继乏人，请问：中国传统文化怎么才不会被边缘化？
答：其实我们早就是弱势文化了。文化就像商品一样，有时是炒作和操作的结果。传播一种文化就像推销一种商品一样，要放在超市的架子的最上层，最显眼的地方。当我们的教育体制、文化新闻体制不良，永远产生不了生命力最强的文化内涵时，我们就必须有勇气说：那是活该！

问：您是悲观者，还是乐观者？
答：如果你不是有悲怨的话，不会去写作。如果你完全绝望时，也不会去写作。（笑）

问：请问：文化定位和文化人的独立性？
答：一种文化的定位不是专家、学者、官员从下而上说了算的，而是属于市民本身的选择。文化人应该独立，但当考验来了的时候，很难独立。很多文化人、知识分子是通不过考验的。

（最后，请求签名的学生一拥而上，龙应台先生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可不可以请大家温柔地排好队，表现给我看！”^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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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專欄　當權力在手

作者：籠應台　2003.6.1 ／第276期

卸下公職，龍應台重新執筆，再次以知識份子與作家的身分，一抒己見。三年公職生涯，她看得多、體會更多，觀看世界也有不同的想法。《天下雜誌》自本期起刊登龍應台專欄，為讀者提供更廣泛、更深層的人文觀點。
  
　我是一個有筆的人。筆，是一種權力，它可以針砭時事，裁判是非，它可以混淆誘引，定奪毀譽。

　做為政務官的三年三個月三天期間，我封筆不作，停止評論。不是因為行程太忙，而是對權力另有思索。

　開始整頓二二八紀念館的管理制度時，像打翻了一個蜂窩一樣，攻詰與批鬥撲天蓋地而來，語言激烈，聲勢凶猛，社論、評論、專欄、投書，在特定的報刊上一篇接著一篇出現，甚至結集出書，充滿了政治的黨同伐異。這種鬥爭的語言使我想起當年《野火集》所引來的國民黨報刊的集中圍剿，唯一的差異是，當年被國民黨指控為「獨派」，現在則被另一群人指控為「統派」。

　我不作聲，悶頭做事。但是當「龍應台是文化希特勒」這樣的大字標題出現時，我開始問自己：這是不是已經超過了文明社會應容忍的底線？龍應台，你是不是應該把把筆從「鞘」中拿出，把是非說個清楚？

權力，可載可覆，可生可死
　精疲力盡回到官舍，總是午夜時分；打開電視，又是唇槍舌戰煙硝滾滾，媒體記者臧否政治人物，學者專家論斷行政官員，行政官員反駁民意代表，民意代表品評天下事物，每一個人都在恣意行使他的權力。

　關掉。

　這樣張牙舞爪的權力，使我不安。

　每一種權力都有它本來的目的。政務官負責政策的擘劃，事務官負責政策的執行，民意代表負責審查，媒體記者負責監督，知識份子用知識和筆做時代的眼光。這五種人手裡都掌握了一個東西，叫做權力，但是每一種權力作用不一。

　政務官的權力在於理念的實踐，他意念中想做的事情，因為手中擁有權杖，全部都可以變成現實。在這個意義上，總統和縣市長都是政務官。他說，河邊應該有一個音樂廳，河邊就有一個音樂廳；他說，古蹟應該全面保存，古蹟就被全面保存。反之亦然，他說，鎖國開始，國家的大門就啞然關閉；他說，打倒「偶像」，「偶像」就在煙塵中轟然倒下。

　這種「點石成金」的權力是任何建樹的必要條件，但同時蘊藏著破壞和毀滅的能量。海珊把國家帶到滅亡的深淵，布希把國家拓展成武裝的世界警長，都是這種權力的行使，它可載可覆，可生可死。

　事務官的權力在於執法，政策和法規透過事務官的實際操作才發生效力。手中握著法規，他決定發不發給建築執照，通不通過環境評估；他起草的公文、蓋下的印章，決定他所服務的社會做不做得到「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他是否聰慧，能活潑解釋死板的條文？他是否具執行力，能貫徹政策的初衷？要窺探一個國家文明的程度，先去測量這個國家事務官聰慧和執行力的程度。

　事務官手中的權力行使適當，國家機器運轉順暢，就是國泰民安。事務官濫用權力，就成為荼毒生靈的惡吏。司馬遷以不世之大才，被「吏」的「威約之勢」踐踏折磨，以至於讀書人「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吏」治清明與否，其實是國家禍福的指標。

　民意代表的權力，透過預算以及法案的審查，體現在對於官吏施政的監督。預算編列符合不符合國家發展的需要，預算執行符合不符合預算的編列，法案的精神符合不符合現實，含不含配套措施，有沒有遠見，都是民意代表可以而且必須定奪的地方。他的權力不在於空談國是，漫天批判，而鎖在一個非常明確的焦點領域：檢驗政務官提出的施政藍圖，秋毫明察，錙銖必較。民意代表是政策品質的把關者。

　民意代表如果失職，推出的法規制度可以禍國殃民，通過的施政預算可以勞民傷財；民意代表如果濫權，官商可以需索無度，國事可以空轉虛耗。民意代表的權力若是使用在刀口上，那麼政務官不敢無識，事務官不敢無能，法規不容偏頗，施政不許懈怠。這樣的權力是為智者設計的。

　如果民意代表的監督權力限制在一個小而關鍵的焦點——預算和法案，那麼媒體的權力領域就大多了，它可以「空談國事，漫天批判」，只要有事實的根據。一個取得了人民信任的媒體權力可以大到左右國家前途，形塑社會價值，決定元首的去留，它更可以輕而易舉地成就一個英雄或者毀掉一個偶像。這種權力被扭曲、被操縱的時候，就是一個社會的核心價值基礎開始腐蝕的時候。真和假，是與非，崇高或可恥的標準一旦顛倒混淆，幾代人的努力都可能變成虛無，又要從零開始，可是誰不知道：不斷地從零開始是絕不可能累積成文明的。

　知識份子依靠知識和見識取得指點江山的權力。知識使他懂得多，見識使他想得深看得遠，下筆如千軍萬馬，人們屏息傾聽。國家有難、局勢有變的時候，他的言論可以是混沌中的明燈，他的行為可以做為人們仰望的典範。在亂世中，他的言行更可以與當權者抗衡較勁，比春秋長短。知識份子手中有筆，筆就是權力。當他的筆無法行使權力的時候，知識份子就得反躬自省：是亂世危邦的客觀環境不許，還是自己的無知無能與墮落？

每一種權力都很可怕
　相較於廣大的平民百姓，政務官、事務官、民意代表、媒體記者、知識份子都是掌有權力的人。細究之下，每一種權力都很可怕，它可以興邦，可以覆邦，影響這一代人的此刻，下一代人的未來。掌權的人對自己手中所握有的權力——權力的性質、權力的界限、權力的責任，是否深思過呢？

　政務官該不該做事務官的工作？不應該，可是內政部長硬是會帶著大批媒體記者親自挨家挨戶去臨檢居家隔離的人，一件基層事務官該做的事。而當政策執行不力的時候，政務官又要指責是事務官失職。疫病席捲全國，總統、行政院長、部長等等不停地在媒體前，義正辭嚴地，指責各層事務官的處理疏失——口罩遺失、疫情謊報、設備不全、後援不足……，為什麼不指出，問題的根源在於五十年都沒建立起完善的基礎醫療體系以及科學的管理制度，以至於疾病一來潰不成軍？而基礎醫療體系和科學管理制度的建立難道是事務官的權力？政務官幹什麼去了？

　誰有權力，誰就要負責任；誰的權力愈大，誰就要負愈大的責任。權大責小，造就虛偽怠惰的政務官；責大權小，培養推諉避過的事務官。

　民意代表該不該行使媒體的權力——經營媒體，或者在媒體主持政治節目？不可以。問題有兩重，一是球員兼裁判的不公。民意代表也是媒體的監督對象，自己怎麼監督自己呢？一是公器私用的不正。民意代表的俸祿得自人民，所佔的位子是謂公器，自己的工作時間、所蒐集的資料、所得來的訊息、所聘用的人員，所過手的一張紙一枝筆一枚針，都應該百分之百用在預算和法案的審查上。任何一點點一絲絲因為公器而得來的，用在與此公器無關的事情上，都是一種公器的私用與濫用。博物館館長不能開古董店，公私分明，利益迴避，是權力行使的前提。

　政務官該不該使用知識份子——作家的權力？不應該。一旦「下海」成為政務官，就應該是各方檢驗批評的對象。政務官的舞台是他的施政，他一切的自我辯護應該都在他的施政措施中不言自明。一面享有施政實踐的權力，被批評時又想同時擁有知識份子的言論利器，豈不等於既是馳騁場上的球員，又要做吹哨子論斷成敗的裁判？施政者掌有知識份子沒有的權力，就是使理念成真；知識份子擁有施政者沒有的權力，就是對現實進行批判。知識份子可以進入官場取得實踐權，施政者也可以在退出官場後行使言論權，但是同時要擁有兩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權力，是不誠實的。

　民主是責任政治，掌什麼權力就負什麼責任。政務官事務官有職責，民意代表、媒體、知識份子有言責，兩者各有所司，彼此制衡，不可混淆。

　我的筆，不能出鞘。
一篇文章讓我瞿然而驚
　因二二八而招來的侮辱和攻擊三年中沒有停過，我不曾寫過一個字回應。在一個失眠的夜晚，讀古書解鬱，一篇文章讓我瞿然而驚，徹夜清醒。

　陽子是一個聲望極高的知識份子，被朝廷延攬為諫議大夫。他在朝時和在野時舉止一致，照樣修身養性，謙抑不語，輿論加以讚美。作者卻大不以為然。他說，「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處於不同位子上，君子的作為必須兩樣。陽子在野時，只對自己負責，可以潔身自好；一旦在朝為官，對天下負責，就應該積極任事。陽子顯然沒有認識到在朝與在野，有權與無權的分際。

　對於政務官的去留，作者引用孟子的話，「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負施政責的，無法施政就應該求去；負言論責的，不被採納就應該辭職。陽子在位而不作為，「得其言而不言」，與那些「不得其言而不去」的戀棧者，是一樣的有虧職守。

　政務官以實踐理想為己任，不為俸祿而出仕；為了俸祿就應該做事務官。事務官也必須盡責。「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孔子當過倉庫管理員、飼養牲畜的小吏，也要把物品數清，牛羊安頓了才能下班。

　有人為陽子辯護，說他的靜默是由於不願意以喧嚷君主的缺失來表現自己；他的諍言都是關起門來說的。作者說，關起門來對長官進諷勸而不讓外人知道，是幕僚的本分，幕僚對君主負責，但是諫議大夫不是幕僚，是諫官，諫官對天下負責，他的意見應該讓「四方後代」都聽見。在什麼位子，負什麼責任，責任不能錯置。

　而作者又站在什麼立場上對政務官提出這樣的批判呢？「君子居其位則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掌有施政權力的人，應該為他的責任粉身碎骨，不掌施政權的知識份子另有職責，就是「修其辭以明其道」，把眼光和理念，用筆，說清楚。

　午夜的我掩卷嘆息：是什麼時代的什麼人，對於權力與責任有這樣深刻的洞見？

　寫「爭臣論」的韓愈，只有二十五歲，距離今天一千兩百年。那是今人所瞧不起的「專制封建」的時代。如果「專制封建」的「仕」和「士」比民主自由時代的政務官和知識份子還要有擔當、有分寸，對權力更嚴謹、更不惑，對責任更進退有據、更有為有守，民主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呢？

媽媽，你去買就是腐敗
　文化局的活動有很多企業廠商的贊助。有一次一家世界知名的運動鞋廠捐給了我們八千雙跑鞋。合作的過程愉快，熱情的經理說：「局長，帶孩子來買鞋，給您打對折。」十三歲的孩子從德國飛來，我就準備帶他到鞋店去買鞋。他很興奮，因為那是名牌，但是他說：「不過媽媽，你要知道喔，你去買就是腐敗。」

　我大吃一驚：「什麼意思？你在說什麼？」

　孩子慢條斯理地解釋，經理的半價優待來自你和他們的合作，那是政府的行為。由政府行為所衍生出來的優惠，就不應該由你個人來接受，接受了就是公器私用，就是腐敗。

　孩子說完就轉身去玩電腦，留下我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孩子說得完全正確，我那麼注重公私分際的人竟然被孩子教訓。但是，這個十三歲的孩子從哪裡得到這樣的概念呢？他怎麼知道公器不能私用而且還會對現實生活中的事情做對錯的價值判斷呢？他的公民教育是怎麼形成的呢？

　我追過去問他，他覺得我大驚小怪，不耐煩地瞪我一眼，說，「吉斯是怎麼下台的？」吉斯是德國PDS黨的主席。因為公務常常飛行所以累積了附贈里程，他就利用這附贈里程去度私人的假期。吉斯因此下台。
當權力在手
　三年筆不出「鞘」，是因為我希望謹守民主的遊戲規則。我不安，是因為認識到：權力愈大，責任愈大，所可能辜負的人，愈多。權力大，而又不知謙卑的必要，一不留心，就是一個「以萬物為芻狗」的結局。（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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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雅典在哪裡--龍應台
請問雅典在哪裡？(上) 龍應台 中國時報 (2005.03.16 & 17)
--為什麼沒有人談論國際化？

中國通過了「反分裂法」，表面上，進一步壓縮了台灣的活動時空，但其實，是箝制不了人們的時間與空間想像的──除非我們妄自菲薄、自我設限。在長期的政治競逐，所帶來的精力和智力耗損之下，台灣人逐漸失去宏觀的環球視野、文化氣度。作家、評論家龍應台，特別針對此一現象，撰寫此篇長文，不只探索整體背後的社會原因，也做了精闢的分析和建言，值得讀者再三思索「台灣」所身處的位置，以及因應的方向。龍應台的新作，是「人間」一系列國際化專輯的先聲前導，接下來，我們還要陸續推出「法國週」、「德國週」、「英國週」……，以及關於文明表徵的「國際機場」、「大飯店」、「百貨公司」等等。讓我們把本土化置放世界舞台當中，淬煉它的能見度，激盪出意義的火花。──編者
  
☆雅典在非洲嗎？
   「天下」雜誌在二○○四年底做了一個「台灣人的國際觀」調查，得到這樣的結果：
   約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聯合國的會址在哪個城市。
   約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每年諾貝爾獎在那個城市頒發。
   約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世界最大的雨林在哪一洲。
   約百分之六十七的人不知道新加坡的現任總理是誰。
   約百分之六十的人說不出現任中國國家主席是誰。
   約百分之六十的人不知道德國用的貨幣是歐元。
   約百分之六十的人不知道剛剛辦過奧運的雅典在哪一洲。
   這樣的數據會使人以為台灣人大多沒出過國門，但那就錯了，六成的台灣人有出國經驗，四成五的人還到過兩個以上的國家。自認為懂兩種以上外語的人將近四成。同時，覺得「在全球化趨勢下，瞭解國際情勢和趨勢」重要的，有百分之八十。
   為什麼懂外語、出過國、認為國際知識很重要的台灣人，對國際的知識卻那麼少？
☆「雜碎」的國際報導
   隨便哪一天，隨便哪一個新聞頻道，台灣人每天看見和聽見的新聞基本上只有三種：瑣碎的口沫橫飛的政治新聞，刺激的姦殺擄掠的社會新聞，還有大量的低智商「雜碎」新聞──小孩吞了一打釘子、女人的腿被緊身牛仔褲磨傷、男人的生殖器憋歪了、黃牛會笑、豬會爬樹、小偷偷了女人內褲摔了一跤……
   如果瀏覽一下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那一天台灣幾個比較認真的電子報，尋找國際新聞，發現每一個報紙不超過十條。其中兩三條是政治的即時性新聞，譬如歐美協議如何處理伊朗核武的威脅，剩下的，全是台灣國內新聞的翻版，也就是說，所謂「國際新聞」其實大半是國際的鹹濕「社會新聞」：
   美國強暴犯當庭槍殺法官。
   麥可傑克森性侵兒童案繼續。
   性侵幼童德國神棍被捕。
   十三歲男童強暴女老師。
   紐約警察受雇作槍手殺人……
   想要知道今天世界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只好花時間上外國媒體，譬如美國觀點的「紐約時報」：
   英國的「非洲調查報告」出爐，要求每一個先進國家將外援大幅增加到國家預算的百分之零點七。英、法、西班牙都已做到，美國卻落後很遠。
   敘利亞自黎巴嫩撤軍。
   玻利維亞總統梅薩得到國會支持，繼續執政，但是政治情勢極不穩定。
   美國法院判決，美國政府應對匈牙利猶太人賠償二戰間所掠奪的財產……
   或者歐洲觀點的「法蘭克福匯報」：
   歐盟準備限制中國紡織品進口，因為中國紡織品嚴重威脅歐洲經濟。
   華人在柏林遊行，抗議中國政府的西藏政策。
   伊拉克的經濟重建碰到很複雜的問題。
   馬其頓大選被指控作票。
   法國哲學家談車臣獨立的坎坷以及俄羅斯的霸權……
   政治國際新聞之外，還有財經的和文化藝術的國際新聞，譬如專訪聯合國的經濟學家，評介巴西的小說家、伊朗的電影導演、古巴的音樂。
   三月十二日的日本「讀賣新聞」網上有二十條國際新聞；新加坡「聯合早報」網上有八條國際新聞，加上轉載十五篇與國際有關的報導。
   對比之下，台灣媒體全面地缺少國際面向：國際新聞的量非常少，而在極少量的國際新聞中，不是姦淫擄掠的聳動「雜碎」就是瞬間發生的事件。事件之前的歷史脈絡和深層意義，事件之後的思潮形成和可能影響，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抽絲剝繭等等，卻毫無深掘，更無討論。
☆知識空白區
   從香港機場飛到桃園機場，感覺像從城裡到了鄉下。旅客少，顯得機場空蕩蕩的。檢查護照時，香港機場的「訪港旅客」那一行永遠大排長龍，持身份證的香港本地人卻是寥寥可數。台北海關則剛好倒過來，都是相濡以沫的自己人，看不到幾個外國人。
   兩千三百萬人口的台灣，在二○○四年來了一百零三萬人次觀光客。七百萬人口的香港，觀光客卻超過兩千一百萬人次，是台灣的二十倍。觀光產業佔全球生產總額的百分之十一，但是二○○三年台灣的觀光收入只佔總收入的，對不起，百分之一點三。
   外國訪客很少，因此人們直接在生活裡接觸或接待外國人的機會也就少了。觀光客不熟悉台灣，國際上有頭有臉的人物也罕來台灣。假設布萊爾或者席哈克會來，那麼透過起鬨的媒體，人們也會對英國和法國多了點認識。假設曼德拉或者安南會來，那麼小學生也可能知道了南非的一點歷史和聯合國究竟放在哪一國。但是這些人都不可能來。
   假設我們的元首副元首可以常常出訪外國，那麼隨著他們的攝影隊伍，人們或許對華沙或索非亞或莫斯科或奈若比也會增加一點活生生的印象、深刻一點的認識，但是，他們也不可能去。
   假設台灣是許多國際公約的簽訂者，假設台灣民間團體是許多國際組織的成員──醫學衛生的、文學藝術的、企業產業的、環保人權的、兒童福利的、婦女運動的……許多大大小小的國際組織年會此起彼落、經年不絕地在台北發生，那麼我們處理文書的基層公務員、作義工接待的大學生、商店售貨員、採訪記者和社會各個階層，也就會逐漸熟悉這些國際組織運作的方式和全球關注的議題。但是這些會議，也不會來。
   正常的國家裡一定會有的正常的國際交往，以及因為這些交往和交流而產生的知識積累，在台灣，有一片空白。
   台灣與二十五個國家有邦交──常常變動，所以下筆時說不定數據已經不正確。十二個國家在拉丁美洲，七個在非洲，五個在大洋洲，一個嵌在歐洲。二十五個國家中，只有八個國家面積超過十萬平方公里。大多數的國家，被聯合國列為最貧困國家。小而貧困，並不代表不值得我們認識，而且既是邦交國，我們被允許去深交，但是，這些國家：伯利茲、多明尼加、甘比亞、查得、馬紹爾群島、基里巴斯……多少人認識呢？
   元首副元首倒是常常往那裡去，而且每次去一定有大批媒體緊緊跟隨，但是這些鏡頭對準的仍是熟悉的政治人物的嘴臉，而領導人即使到了人家的土地上，對著鏡頭談的還是台灣國內的事。多少人聽說過瓜地馬拉市曾經是一個藝文薈萃、思潮發達的文化重鎮？多少人知道中美洲這些窮國有著強大的藝術原創力，有著驚心動魄的大歷史？元首副元首和他們的龐大記者團、攝影隊，對這些國家既沒有認識，也沒有興趣。小而窮的邦交國，只是台灣玩弄內部遊戲的政治道具。
   台灣有多少大學生瞭解京都議定書是個什麼來龍去脈？假定他聽過這個詞，他又是否知道為什麼俄羅斯簽，而美國不簽，中國又簽了沒有？他是否說得出來「溫室效應」究竟影響了什麼？布希侵略伊拉克這個行為，包含了幾個層次的意義？他是否能以全球貧富差距問題進行一場辯論？聯合國的二○一五計畫──走在街上的人們，有幾成的人聽說過？幾成的人知道「撒哈拉沙漠以南」代表什麼？
   在無限聒噪的扣應媒體中，在老師講課的教室裡，在酒酣耳熱的晚餐桌上，在文人聚會的咖啡館裡，在大學和中學的校園裡、在青少年的網路聊天室裡──溫室效應、伊拉克戰爭、聯合國扶貧計畫、北剛果的種族屠殺、俄羅斯的民主困境、富國與貧國的劇烈矛盾、歐盟整合的障礙……這些議題在台灣的生活環境裡，被提及、被討論、被辯論的機率有多少？
☆二○○四年除夕夜
   是的，我無法忘記二○○四年的最後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南亞海嘯剛發生，死亡的人數每一天以萬計增加。抱著嬰屍哀慟的母親、眼光茫然的稚齡孤兒、浮腫變形的屍體、惶惶然在屍堆中尋找親人的家屬……幾十萬人的頓時喪生，就發生在我們身邊。這一年的除夕，雖然倒數、香檳、音樂和葡萄酒可能依舊，但是人們在點燃的燭光裡有淚光，在慶祝的情緒理有沉靜的收斂，在碰香檳的祝福裡同時對倖存者致上關懷。全世界都在哀悼，因為那沙灘上，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同胞在內。深重的劫難和哀傷把地球變成一個緊密牽手、同舟共濟的小村。
   除夕夜，我搭黃昏的班機從台北飛回香港。南亞海嘯使香港人全城震動，老婆婆們都排著隊去捐款，人均捐款世界最高。為了悼念死難者，他們取消了所有原來預定的活動。
   那晚的電視鏡頭怪異極了；當全世界都在為南亞數十萬死者肅穆下來的時候，台灣卻是一片無憂的歡騰。從高雄到台北，激昂的政治首長在炫亮的舞台上說話，興奮的年輕人在擁擠的廣場上歌唱，一片舉國歡躍。
   巨大的死難，撞擊了全世界、撞擊了整個人類社區，但是台灣儼然在這「全世界」，在這整個「人類社區」以外。
   我看著螢幕，看著高雄的燈火輝煌，看著台北的鼓樂沸騰，看著總統和市長們和市民們滿足的、快樂的、幸福的表情，聽著記者們誇張的、溢美的聲調，心底一片冰涼。
   不，我並不認為台灣人特別缺少同情心。
☆水未沸，青蛙在唱
   二十世紀的中國內戰，給中國大陸帶來五十六年的政治專制，給台灣帶來五十六年的文化鎖國。國民黨統治時期，海岸線和港口是管制區域，飛機場是軍事重地，海外書刊大半是禁書，到一九八一年台灣人民才被允許出國觀光，才第一次看見外國的城市，第一次接觸外國的人。國民黨政權的穩固，和任何專制政權一樣，以培養人民對外界的的無知為基礎。
   歷盡艱辛得到了民主，轉換了政權，我們的天空打開了嗎？反對陣營的頭目們，畢竟也是在鎖國文化中長大的孩子，奪到權力之後也只有能力提出另一種型態的鎖國：「愛台灣」意識主導一切，「台灣優先」凌駕一切，狹義的「本土化」界定一切。人們再度站到台灣的海岸線上，背對大海，繼續面對自己的內陸思索和爭吵──即使你知道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內陸在地球上是多麼、多麼的小。
   國民黨和民進黨表面上是敵對的，但是在內視封閉的意識型態上其實又多麼近似。然而真正使台灣人與國際嚴重脫節的，可能仍是中共對台灣的外交孤立和全面封鎖。在這種滴水不漏的封鎖之下，除了必須「往外衝刺」的企業之外，社會的各個階層──各種基金會、社運團體、環保團體、各級學校、教育改革團體、政府技術官僚、媒體記者、研究機構、老師、作家、藝術家等等，都得不到一般國家，或者說，與台灣的高文化素質和高經濟水準相當的國家或社會，應該有的多管道、多形式、多邊的國際交流經驗。
   以香港為例。二○○五年底世貿組織要來香港開會，一個這樣的會議給香港人帶來什麼？世貿會議在這裡開，負責協調組織會議的政府官員，從首長到最底層的小公務員，在與各國政府和代表不斷的來往溝通中，認識了國際的議題，更學到國際應對的技巧。衝著世貿會議，全世界反全球化的組織也動員要來香港抗議，由香港的民間團體負責統合。於是香港的民間團體從統合的運作中又學到了全球性的組織操作，而且在一瞬間就與全世界的反對組織接軌。至於普通市民，由於新聞的炒作，那平常不關心的人對世貿議題會得到多一點認識，平常關心的人更有機會取得第一手的訊息。
   一次重大的國際會議就像一顆石頭拋進池塘裡，漣漪一圈一圈擴散，整個池子受「波及」，而所謂「國際觀」，就是在這種不斷的漣漪「波及」中逐漸累積見識，逐漸開闊眼界，而且深刻覺得自己是國際動脈的一份子。
   幾十年沒有這樣的國際會議，幾十年沒有這樣的國際參與和對話，幾十年沒有這種國際議題的撞擊，幾十年沒有這種國際思潮和辯論的陶冶，也就是說，幾十年被排除在國際社區的外面，你能怪台灣人與世界不同調，你能怪台灣人缺乏國際觀嗎？
   我的心情毋寧是沉痛的。像一隻青蛙置於釜中，柴火慢慢加熱，青蛙有好長時間是感覺不到的。從國民黨的鎖國教育，到民進黨的內視心態，從被排除於聯合國的網絡之外，到長期受中共的國際封鎖而被逼迫到「人類社區」的圈外，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就長成這樣一個社會：政治領袖沒有國際格局，專業菁英缺少國際舞台，民間社團無法與國際合作、向國際學習，人民對國際社區徹底陌生。於是我們看見這樣一個奇怪的台灣：從上到下敲鑼打鼓到處叫喊世界對台灣不公，但是台灣人對世界卻一片疏離。非洲蘇丹的種族大屠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飢饉、印尼森林面積的消失、原生物種的絕滅……台灣人一般都覺得事不關己。
   世界把台灣排除在外數十年，後果好像是，台灣也就慢慢轉過身去，把世界排除在外。除夕夜的狂歡，不是台灣人冷漠，而是，在長期的隔離下，台灣人被迫逐漸失去了自己是國際社區一份子的意識了。
   我認為這是中共政權對台灣人最大的迫害，最嚴重的傷害。我渴望從肺腑裡叫喊：中共，你不可以這樣做！
   但是中共的封鎖是一種殘酷的政治現實，而台灣的領導人物在籠裡看似橫衝直撞，十足地蠻勇，動機卻仍是在利用這牢籠處境爭奪權力。長期的籠子對國民心態的窄化矮化、對文化創造力的「盆栽效應」、對國家整體發展的嚴重窒礙，領袖們似乎完全麻木，甚至在奪權的遊戲中，更有意加劇人民心態的內向封閉。
   一種中共發起、世界配合的「隔離」政策，持續加溫中，煮著鍋裡還在唱歌的青蛙。（上）

請問雅典在哪裡？(下) 龍應台 　(2005.03.17)
──談台灣的「國際化」危機
不知道雅典在哪一洲，不知道雨林在哪裡，不知道胡錦濤是誰──這樣的不知道，我們的台灣真的承受不起。弱者沒有無知的權利，無知會招來懲罰。
●全球公民意識
     台灣不少有遠見的人，在大聲疾呼「國際化」的重要。但是「國際化」不經思索就被簡化為「學英語運動」；要把英文變成「官方語言」的說法更是直接從陳水扁的口中說出。英語運動鋪天蓋地，漢語都還講不好的幼兒開始上密集的英語課。其中隱藏的邏輯是，英語好，就有國際觀，就能與國際接軌。
     國際觀，與國際接軌，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回到三月十二日的報紙。許多西方的重要報紙都特別開闢「學生版」，引導十來歲的中學生關心公共事務。「紐約時報」的學生版比較淺顯，德文「時代週報」的學生版比較深入；三月十二日的新聞主題之一就是南亞海嘯。
     學生先讀一篇聯合國經濟顧問薩賀斯的專訪。薩賀斯的主要觀點是，海嘯或地震種種自然災難事實上不僅只是自然災難，受害的輕重與人為因素有關。譬如同樣一場加勒比海颶風，同樣的威力，在貧國海地死傷上萬，在彼岸的邁阿密卻只有十來個人死亡。預警系統的完備、房舍的堅固、政府危機處裡的效率、災後重建的財力和救濟網絡，在在都凸顯全球的貧富差距，因此富國對窮國有協助的義務。薩賀斯批評聯合國做得不夠。
     由南亞海嘯引出全球貧富問題，由貧富問題引出對聯合國計畫的檢驗。緊接著中學生會看到這樣一個對照表：
   給學生的討論命題是：
   1、南亞海嘯和貧富差距有什麼關係？
   2、西方國家有責任嗎？為什麼有責任？或者貧國之間也缺乏統整？
   3、除了政府以外，跨國企業的責任可能會是什麼？
   4、比較聯合國的目標和薩賀斯的批評。你覺得他的批評合理嗎？為什麼你這
樣認為？
     這是德國的中學生所看的報紙，所討論的議題。在一篇報導中，中學生認識了亞洲，認識了貧國與富國之間的互動關連，認識了全球災難中自然和人為的因素，認識了聯合國的體制運作，認識了富國對地球村的道義責任。事實上，這樣一篇國際新聞是在培養下一代的「全球公民意識」：我們在地球這一端吃的食物、穿的衣服、呼吸的空氣、製造的垃圾、發展或收斂、激進或保守、掠奪或放棄，每一個動作都和萬里以外另一端的人們有最緊密的關連，彼此的作為互相影響，而且最終要共同承擔後果。
     有了這種超越國界的公民意識，人們對於自己國內的事務就有不同於以往的評斷標準。所謂國際化國際觀，所謂與國際接軌，指的應該是這種「全球公民意識」的建立：對於其他國家的歷史和現狀有一定的認識，對於全球化的運作和後果有能力判斷，對於人類社區的未來有所承擔。
     有足夠的知識、能力、承擔，去和全球社區對話、合作、做出貢獻，叫做國際化。
●將燈泡黏到牆上
     這種知識、能力、承擔，這種「全球公民意識」，和學習英語，是同一回事嗎？可以相提並論嗎？英語說得流利，就有了全球視野嗎？
     一個來自沒水沒電的山溝溝裡的人第一次進城，很驚訝看見水龍頭一扭，就有水流了出來。很驚訝看見牆上的燈泡，一按就有光。於是他設法取得了一節水龍頭和一個電燈泡。回到家裡，將燈泡黏到牆上，將龍頭綁在棍上。結果燈不亮，水也不來。一個北方荒地的人走過南方沃土，看見一片蔥綠豐美的樹林。他把樹全砍下，把樹幹像棍子一樣一根一根栽進他的荒地裡。等了一年，沒有樹林，只有棍子。
     燈泡何以發光？因為燈泡後面有一套細密的電路網絡；水龍頭何以出水？因為水龍頭後面有一套完整的供水流程；樹幹何以成林？因為樹幹下面緊連著一套環環相扣的生態鏈結。語言何以啟蒙？因為語言後面有著一整套幽微細緻、深奧繁複的思想系統。我們知道沒有後面那個無形的網絡鏈結，燈泡不發光、龍頭不出水、樹幹不抽芽，但是請問，為什麼我們認為英語會帶來全球視野和國際觀？
     英語，當然非常重要，因為對於非英語人而言它是一個簡便的萬用插頭，放在旅行箱裡，到任何一個城市都可以拿出來，插上電。但是，我們不能因此以為電的來源就是這萬用插頭。事實上，插頭不能供電，英語也給不了思想和創造力。
     英語會變成一個強勢語言，是因為在英語的世界裡出現了累積了強大的創造力：用英語思考的人寫出了「大憲章」，發明了蒸氣機和電燈，發動了成功的革命，船堅砲利無所不克，萬商出動縱橫海上，訂下了民主規範，領先了科技的發展，又在思想藝術的領域裡出類拔萃。是創造力造就了語言的強勢，不是語言帶來了創造力。
     從叢山峻嶺中一縷溪流，千曲百折匯集成大水，轉化成能源，再經過無數精密的設計，最後我們客廳裡的燈泡亮了。可是光的來源是什麼？不是燈泡，不是插頭，是那起自叢山深處的整套過程。我們要培養國際觀和接軌國際的能力，必須從那大水的起點、民族創造力的源頭去尋找，絕不是去買個燈泡，拿回來黏在牆上而已。
●中國，放在哪裡？
     在「天下」的調查裡，百分之六十的人不知道中國的國家主席是誰。
     美國人、馬紹爾群島人、千里達土八哥人可以不知道，但是台灣人，沒有不知道的權利，因為，中國事務關係台灣的生死存亡──兔子永遠應該知道老鷹在哪裡吧？
     今天的台灣人所了解的中國，除了國民黨過去四十年所塑造「萬惡共匪」的圖像之外，除了這幾年來民進黨所強化的「中共鴨霸」的形象之外，還有什麼呢？不是說中共政權不「鴨霸」，而是說，對於這麼龐大的一個國家在新世紀的「崛起」，它歷史的悠遠曲折、文化種族的多元、市場力量的舉足輕重、政治情勢的複雜微妙、對全球發展影響之巨大深遠，我們怎麼可能只用海峽這一岸的單一角度去看它？且不說中共不等於中國，而中國的一舉一動，對整個亞洲、對美國、對歐洲和俄羅斯、對第三世界都有所牽動。台灣人面對中國，怎可能不放在一個全球的大拼圖裡頭去看？
     如果用全球視野，我們就會發現，了解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不能繼續用國民黨時代的「匪情分析」，也不能繼續今天民進黨時代的「兩岸關係」去看它了，中國的「崛起」，不管我們對它有多大的意見，是一個重大的國際現象，一個不可忽視的新的國際趨勢，台灣人也必須像任何其他「正常」的國家──法國、瑞典、馬來西亞、新加坡等等──一樣，認真而嚴肅地去研究它、深刻而客觀地去了解它，這是理性的人面對任何重大事件時本來就該有的基本態度。除了兩岸嚴峻對峙的角度之外──這是我們目前唯一的角度，還有國際政治的角度，還有全球經濟的角度，還有極為複雜的文化和文化產業的角度，還有波瀾壯闊的超越政治的學術角度、還有永續生態環境的角度、還有非政府組織公民運動發展的角度……
     如果今天國際化的整體趨勢之一是，各國都在調整自己的位置，加深它對中國的觀察研究和接觸了解，台灣是不是反而執意地將自己排除在這個國際趨勢之外呢？把自己排除在國際之外，我們贏得什麼呢？
     與國際接軌指的是，我們不但要把自己的國內事務放在全球的格局裡去思索，我們也必須將自己 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放在全球的格局裡去判斷，必須將中國放在全球的大趨勢、大版圖裡去做最深刻、最冷靜的認識。否則，已經處在夾縫裡的台灣就是自己將自己「隔離」掉了。
●無知會招來懲罰
     國際化，核心的意義可能不是在學英語，而在精深嫻熟自己的語言，精深嫻熟到一個思想透徹、創造力爆發的程度。國際化可能不是在送小學生出國留學，而在於使台灣的每一所學校都是「國際學校」，裡頭的每一個老師和學生，英語可能不是太溜，但是關心國際事務，「全球公民意識」成熟而自信。國際化可能不是在舉全國之力進行「本土化」，而在於把「本土化」的任何舉措放在全球的視野中檢驗。國際化可能不是劍拔弩張的「去中國化」，反而是把「中國化」當作一種全球優勢來吸納融會。
     不知道雅典在哪一洲，不知道雨林在哪裡，不知道胡錦濤是誰──這樣的不知道，我們的台灣真的承受不起。台灣很脆弱，因為很脆弱，所以不得不懂得比別人多。弱者沒有無知的權利，無知會招來懲罰。不知道雅典在哪一洲，不知道雨林在哪裡，不知道胡錦濤是誰──這樣的不知道，我們的台灣真的承受不起。弱者沒有無知的權利，無知會招來懲罰。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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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大海的時候》簡說　龍應台著　時報出版

「龍應台」這三個字在八O年代的台灣是一把野火。思慮縝密而深刻，詞鋒銳利卻多情，為當時鬱悶的台灣淬出一片言論的新天地，像熊熊火光照亮暗色的天空。十八年後，卸下「文化台北」的重舵，重新執筆的龍應台又以文字激怒了、激動了台灣文化的緊張神經，掀起一場公共論壇上多年不見的文化辯論，而且這次波瀾壯闊，捲進了整個華文世界。有人指她為「統派」，有人批判她為「台獨」，但是少有人能否認：她所思索的是台灣文化發展最根本的問題；這些文字是龍應台護惜文化生機所發出最遼闊無私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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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專欄　全球化了的我在哪裡？
作者：龍應台　2003.12.15 ／第289期

在我自己的生活裡，到底「全球化」到了什麼樣的程度？

　早點，往往是牛奶、麵包，奶油果醬，或者是麥片雜糧，像餵馬吃的。邊吃早點邊讀報。看你人在哪個城市，先讀當地的報紙，可能是香港《明報》，可能是台北《中國時報》，可能是新加坡《聯合早報》或是《法蘭克福匯報》，但是有幾份國際的報紙是不管你在哪裡都會找來看的，譬如《國際先鋒論壇報》，《亞洲華爾街日報》，或者聽BBC的廣播，看CNN的電視報導。

　用完早餐，進到浴室沖涼；洗髮精的品牌－不管你是在北京還是香港台北紐約，大概都是同樣那幾個國際品牌。連衛生紙都是︱︱咦，衛生紙難道是高科技嗎？坐在梳妝台前，發現你的化妝品，不管你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任何一個角落，夜市那幾個品牌：法國的、美國的、日本的……。我是對名牌衣服沒有感覺的人，如果講究穿品牌服飾的話，那麼衣櫥一打開，入眼也是那幾個熟悉的名字，法文、義大利文、英文。

　食跟衣是這樣了，那麼住、行、育、樂呢？

　住，一個宜家的家具就把每一個公寓，不管是墨西哥城還是上海、是赫爾辛基還是洛杉磯，都「統一」了。出門坐車，別說是汽車就那幾個固定的選擇，連不同城市的地鐵都是幾個公司的產品。別說家具、汽車等等商品已經全球統一，連城市的樣子都一致了。

　所謂街道家具－馬路邊的路燈、公車站牌、廣告設置、人行道設計等等，都變成了全球企業的產品。都市的景觀和建築，透過國際競標，由少數全球化的建築師與開發商運作，造成面貌相似的大城市。

　食衣住行如此，育與樂就不一樣嗎？我在吃了歐式早點之後，開著德國品牌的汽車，駛過法國公司設計的街道，到了一個英國建築師建造的美術館大樓，去看一個新的當代藝術展。很可能是一個多媒體的影音展，用錄影機、照相機所攝下的現代感十足的光怪陸離的人生影像。很有意思，但是如果這種展看多了－－譬如你已經看過多次的義大利威尼斯展、巴西聖保羅展、土耳其伊斯坦堡展、德國卡賽爾展、韓國光州展等等，你會有一個疑問：儘管藝術家不同、地理位置和國家文化不同，「現代」的解釋卻大同小異、似曾相識？

　看完展覽之後，也許還有時間進了書店。這個書店一進門的地方大概就擺著《哈利波特》，在香港和台北是正體中文版，到北京和新加坡是簡體中文版。如果是在馬德里，會看到西班牙文版。在柏林，會看到德文版。不管在哪裡，不管什麼文字，反正都是《哈利波特》。

　晚上，很可能去看個電影。要避開好萊塢的全球產品可不容易；「鐵達尼號」或者奧斯卡印記的「臥虎藏龍」在馬來西亞的鄉下或是倫敦的市區裡都看得見，有如麥當勞的標準菜單，「全球同步」。

　如果不想看電影，留在家裡懶惰地看電視，會看到什麼呢？我最近搬到香港，電視一打開，剛看見片頭，孩子就說，「這個電視節目我知道。」同樣的電視節目，美國製片的，在德國放映是德語，在西班牙放映是西班牙語，到了香港就是用粵語發音。人可以到天涯海角，全球統一了的食衣住行育樂跟著你到天涯海角。

　睡不著嗎？想吃一顆安眠藥，你會發現，連安眠藥也是全球一致的。頭疼嗎？止痛藥也是全球一致的。養魚嗎？你餵魚的飼料來自一個國際連鎖商。要快遞東西到外國去嗎？DHL或是聯邦快遞，不管你是在北京、台北、法蘭克福，處理方法是一樣的。發生了法律糾紛嗎？需要人壽保險嗎？國際連鎖的律師事務所、全球連線的保險公司，正等在你門口。不僅只是食衣住行的物質，還包括育樂的文化價值和觀念，在全球化的運作下，都成為統一的商品，滲透了我的二十四小時，令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或者正面地說，全世界在我的手指尖，為我所用。

　在一百年前梁啟超那個時代，知識份子談所謂的「西學東漸」。西方的影響剛剛來到門口，人們要決定的是究竟我應該敞開大門讓它全部進來，還是只露出一條保守的縫。

　在一百年後的今天，所謂「西學」已經不是一個「漸」不「漸」的問題，它已經從大門、窗子，地下水道，從門縫裡全面侵入，已經從純粹的思想跟抽象的理論層次深入到生活裡頭成為你呼吸的世界，滲透到最具體的生活內容跟細節之中了。

　然而什麼是「全球化」呢？這個詞其實是有問題的。影響從哪裡來，往哪裡去，是什麼力量在「轉化」誰，誰被誰「化」掉啊？滲透到我的二十四小時生活細節裏來的，難道是印度或埃及或阿拉伯的影響嗎？

全球化裡的不安
不是的，仔細看這二十四小時的內容，代表「全球化」的東西中，其實百分之九十九是西方的影響，是西化，然後再細看西化的內容，譬如說物質的品牌，非常高的比例是美國來的東西。所以對我們而言，所謂全球化的內涵其實是一種「美化」的過程。

　因為全球化挾帶了大量的美國化，所以許多歐洲人對全球化也是戒慎恐懼的。激進者甚至於訴諸暴力，對他們認為象徵全球化的符號－星巴克、元首高峰會議、麥當勞等等，進行抗爭。

　人們所憂慮的，一方面是資源的壟斷－韓國甚至有農民以自殺來凸顯全球化所帶來的本土產業枯竭問題；一方面是價值的壟斷，因為價值被包裝成為商品，隨著跨國企業的操作，似乎威脅到本土文化的獨特性和完整性。

　當德國的某一個報紙因為經營不善而可能被英國報業集團收購時，德國總理親自出面斡旋，為的是不讓外資進入本國文化的領域。報紙塑造輿論、傳播價值，更是文化的敏感神經。

　在我自己的成長過程中，對「全球化」第一次發生「戒心」是在一九七五年剛到美國時。在台灣讀大學時，教英語的美國教師會要求每一個學生選一個英文名字，因為她可記不得幾十個中文名字。於是一整班的學生都變成了Dick、Tom、Harry；我的名字叫「Shirley」。

　到了美國，我開始教美國學生英文寫作。面對二、三十個美國學生，很難記得誰是誰，我花了一整個下午的時間把人名和臉相配起來，認得了。於是我回想，為什麼教我的老師沒坐下來花時間，把我們的中文名字記住，反而讓五十個人都為她的方便而改名呢？

　這難道不是文化的傲慢嗎？有了這個認識之後，「Shirley」從此消失，被「Lung Yingtai」取代，而且不是「Yingtai Lung」。二十三歲的我覺得，你美國人可以學著發中國名字的音，你可以學著去記中國人的名字和他的臉，你也可以學著知道中國人是把姓放在名字前面的。

　一九七五年，我還沒聽過「全球化」這三個字，但是對於所謂文化「交流」事實上是「流」而不「交」的現象，已經覺得有點懷疑。

　隨著跨國企業的發展，文化是商品的趨勢愈來愈明顯。我這一代幾乎是看洋書長大的一代。去開國際筆會的時候，在這樣一個各國作家匯集來談國際和平與文化平權的場合裡，我這讀洋書長大的人就發現，你可以和大家談莎士比亞、歌德、托馬斯曼、海明威，但是你不能談曹雪芹、莊子、韓非或張愛玲，因為，文化商品，大半是單向輸出。

　有一天我想買本德文版的「道德經」給孩子，走進法蘭克福最大的書店，到哲學部門，找不到；文學部門，找不到；政治學部門，找不到。最後在哪裡找到呢？Esoterics「神祕學」！老莊孔子的書，和風水、日本化的禪宗、生肖、氣功、太極拳放在一起，做為同類商品。

　我們的書店會把柏拉圖跟西洋占星術歸為一類嗎？不會，但是我們有可能把非洲最嚴肅的小說和非洲的「野獸大觀」或者「食人族奇譚」放在一起。不是嗎？

　所以全球化是一個既讓人歡迎又讓人不安的現象。文化，還有人們安身立命的價值，都和商品一樣一卡車一卡車卸貨，直接送入家門。歡迎，因為我們突然多了選擇，不管是洗衣粉的牌子還是政府的型態；不安，因為這種選擇往往是強迫性的－雖然我們或不感覺，只不過是強勢推銷的產品，不見得是對我們最好的；更因為，選擇往往破壞了家裡原有的秩序－伊拉克人究竟要不要歡迎美國士兵帶進來的文化和價值呢？為什麼要又為什麼不呢？

　這種不安對第三世界的知識份子是很熟悉的。我曾經遇見一位印度作家，談起我們年輕時知識的啟蒙過程，發現我們都是美國新聞處的「受惠者」。在那個物質與精神都匱乏的年代裡，美國政府透過組織和金錢，有計劃地將美國價值觀全球輸出。你說它不好嗎？對於我們民主開放的追求，它是有重要貢獻的；說它好嗎，它又包藏著其他的目的，也限制了我們對未來的想像。

　那麼，對全球化的戒慎恐懼，和對國際化的追求，有沒有矛盾？你不是一直呼籲要國際化嗎，那麼為什麼對全球化又不是一心地擁抱？

北京、台北、香港
國際化跟全球化兩者之間有著非常關鍵的差別。全球化，在我的理解，是商品－包括物質和精神商品－的無遠弗屆；身處亞洲，我們往往是那「輸入」的一端，備受影響，當然要無比的謹慎。國際化，是對於國際有深入的了解，掌握知識，從而發展出一種與國際溝通和接軌的能力。

　當你進入香港的網頁，你發現它用洗練的英語、生動的畫面、完整的資訊，很有效地讓外人馬上認識這個城市：它的歷史、它的特點，哪裡好玩好吃，哪裡可以帶孩子去。

　當你進入台北的網頁，障礙馬上就出現：英語彆扭，內容乾燥－應該是精彩的城市導遊的地方，竟然是對觀光者沒有太大意義的政府組織結構。當你進入上海網站時，你發現，畫面比台北活潑，設計也比台北對味，可是，一點進去，內容是空的。

　進入香港機場，視線所及之處是精美的巨幅廣告，活潑的英語告示，光潔現代的商店，完善的路線指標。進入桃園中正機場，突然安靜下來，好像到了「鄉下」；英語少了，廣告少了，指標少了。雖然整潔明亮，可是空曠寂寥。

　進入北京機場，就連「鄉下」都不是了。牆上是空的，客人第一個看見的東西是高懸在海關頭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管理條例」。人們進入香港時，整個機場營造一種興高彩烈的氣氛告訴你，「香港是亞洲的世界之都，我們歡迎你」。進入文化最深厚的北京，劈面給你的第一印象卻是冰冷嚴厲的管制法令，犯了什麼什麼法的人會被遞解出境云云。

　就文化內涵而言，香港其實是最薄弱的。相較之下，台北的人文風景最活躍，北京的歷史文物最豐富、創新企圖最旺盛，但是，在國際舞台上的演出－不論是參與或者是觀光客與人口的比例，香港卻是最高的。台北和北京都不太懂得要如何將自己的內涵呈現出去。我們說，香港最「國際化」的意思就是，香港比較懂得用國際的語言和手段「呈現」自己。

　所以國際化是一個呈現的能力。但是不要誤會為那只是表面的包裝和行銷。就譬如學習英語，一個把英語的文法學得爛熟，語彙背得特多的人，不見得會使用英語，因為語言的背後藏著習俗和價值；不懂得這些習俗和價值，是不可能真正掌握一個語言的。可以正確地拼寫出democracy或者civil society的人，不見得會用這兩個詞。或者說，會使用這兩個詞的人，所懂的絕不只是這兩個字的拼寫或發音而已；字後面有千絲萬縷的歷史脈絡。
　同樣地，當我們所謂懂得國際的呈現方法，一定意味著懂得國際的內涵－文化的形成、政治的發展、市場的運作、競爭生態的改變、新思潮的湧現等等。掌握了對內涵的了解，心中有一個標準，才可能知道如何呈現可以達到目的。

誰要二手的感動？
有了這個標準，「閉門造車」的可能性就減低了。我們會比較知道要做什麼才能和國際「接軌」。一個讓人看得懂得網頁、一個讓人覺得親切的機場，一個城市讓人看得見它的美好、認得出它的特別，都是「軌」接得好不好的問題。可是接軌的意思，是把自己的軌道和別人的接上，以便於將自己的貨物輸出。軌道，與國際一致，火車裡的貨物，卻要求獨此一家，否則，沒有獨特風格，誰要你的輸出呢？

　如果我們有優秀的文學作品，那麼國際化就是懂得如何將這些作品推銷全球，譬如哈利波特的全球化。但不是讓我們的作家模仿哈利波特的寫作。如果我們的石庫門、四合院文化是一種獨特的美學，那麼國際化就是懂得如何保存這個美學而且將它發揚光大，吸引全世界來欣賞它。

　國際化的意思，不是把自己掏空，更不是把自己的內容換成別人的內容。道理何其簡單：誰要你模仿的、次等的、沒有性格、沒有特色的東西呢？

　巴黎要跟紐約競爭，會把自己的老房子老街拆了去建和紐約一樣的高樓大廈嗎？那會是一個笑話。人們不辭千里去看古羅馬，是為了什麼？人們不辭千里來看北京城，又是為了什麼？是為了來看北京的超現代高樓或者法國人設計的模仿巴黎香榭里舍的王府井嗎？

　我們的建築，已經找不到自己的詞彙。我們把土地和城市提供出來，讓別人實驗他的詞彙，馳騁他的想像。我們的音樂走西方交響樂團的路線，走不出自己的路。我們的文學，有一點國際輸出，可是其中有相當的比例不是漢語的精華，而是滿足他人獵奇心理的投其所好。我們的視覺藝術，要界定自己的「當代」，還有困難。

　我的問題是：你要求有中國自己特色的、獨立的「當代」，請問那個土壤在哪裡？當土壤非常薄的時候，創造出來的東西，當然除了性的大膽、文革的恐怖、毛的譏諷之外，就是西方的模仿，不論是建築或是音樂。而你可能被接受，只不過因為你是「神祕」的中國，所以拙劣也可能被當做觀賞的物件。我覺得我們要對自己非常苛刻地追問，要有自己「當代」的花朵出來，請問你的土壤在哪里？

　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看看林懷民的雲門舞集。林懷民接受的是美國現代舞的訓練，開始回到台灣去創建舞團時，自己就已經很清楚了自己的位置，他說，「我如果只是跟著美國現代舞這樣走下去的話，到最後就只不過是一個現代舞團罷了。」於是他開始深入中國的古典和台灣的生活：京劇、楚辭、太極拳、書法、台灣本土誕生的歷史、鄉土信仰裡的「怪力亂神」……。最優雅古典的和最生猛原始的，都成為他創作的泉源。有一次在維也納看雲門演出。民間信仰的乩童，經過現代舞的詮釋，上了舞台。「魅」的原始文化和「去魅」的理性追求相互碰撞；林懷民其質在實驗、在尋找，他自己的「當代」。 　
另一個例子是譚盾。和林懷民一樣，譚盾在國際的「軌道」上尋找自己的「火車」。他回到自己的鄉土，用現代的眼睛從湖南古老的巫文化和儺藝術中探索新的意義。最新的創作組曲「地圖」演出時，波士頓交響樂團設立網站介紹楚文化的根源，短短時間內就有二十萬人次上網閱讀。

　雲門舞集成為蜚聲國際的亞洲舞團，和全世界最傑出的舞團做激烈的國際競爭。譚盾和全世界最優秀的作曲家競技，他們都嫻熟「呈現」的手法，在國際的「軌道」上奔馳，但是他們「火車」裡載的，可不是美國現代舞的模仿，也不是廉價的東方情調。不是每一種實驗都會成功，不是每一個尋找都有答案，但是林懷民和譚盾都明白：國際化，絕不是將自己的庭院拆掉，將自己的傳統拋棄。

　把鐵軌接好，讓外面的火車送貨進來，同時讓自己的火車開出去，盛滿自己的東西。但是當「國際化」被誤解為模仿和抄襲的時候，我們的城市就逐漸失去它自己的面貌，走到哪裡都似曾相識。我們的音樂和藝術，帶來的是二手的感動。

　國際化是設法將鐵軌鋪好，找到銜接的地方，卻不是把火車裝進別人的貨物。傳統從來就不是死的，死的只是我們自己的眼睛。傳統永遠是活的，只是看你當代的人有沒有新鮮的眼睛，活潑的想像力，大膽的創新力，去重新發現它、認識它，從而再造它。

　因此，在全球化排山倒海而來時，最大的挑戰可能是到底我們找不找得到鐵軌與鐵軌銜接的地方，也就是西方跟東方，現代跟傳統，舊的跟新的那個微妙的銜接點；必須找到那個點，才可以在全球化的大浪裡，找到自己真正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吧。（本文為作者在北京現代文學館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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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

作者﹕(台灣) 龍應台


　　錦濤先生： 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先生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中勉勵他的國青團青年學員時，說了這麼一句玩笑的話：「希望將來國青團也能培養出一個胡錦濤。」我相信這是他從政以來所說過的最不及格的笑話。馬英九先生很可能只單純想到，「胡錦濤」是從共青團體制裡脫穎而出的國家領導人，但是會說出這樣的話，也透露了他顯然不曾更深刻地細思過，共青團是個甚麼樣的體制？這個領導人所領導的「國家」，是個以甚麼為本的國家？他的權力來源是甚麼？正當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紀初掌握中國政權的「胡錦濤」這三個字，代表了甚麼意義？它當然代表了超高的經濟成長指數，讓世界驚詫，讓國人自豪，可是同時，在政治自由的指標評比上，中國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說，這是以「西方右派」的標準來衡量的，不符合「中國國情」。好，讓我們用一個社會主義的指標吧。追求資源分配的平等，不管均富或均貧，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貧富差異上，中國的基尼係數超過0.4，迫近0.45，這已是社會大動亂的門檻指標。指標數字下，多少人物慾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也就是說，「胡錦濤」三個字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歷史裡，仍代表一種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專制集權；在追求平等的大趨勢裡，它嚴重的貧富不均。在您剛剛上任時，人們曾經對年華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為，作為一個新世紀的人物，您的心靈和視野會比您的前輩們更深沉，更開闊。共產黨權力革命的殺伐蠻橫之氣，終究要被人文的體貼細緻和文化的潤物無聲所取代。但是，兩年了，我們所看見的，是甚麼呢？ 被割斷的喉嚨 促使我動筆寫這封信的，是今天發生的一件具體事件：共青團所屬的北京「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今天黃昏時被勒令停刊。在此之前，原來最敢於直言、最表達民間疾苦的「南方週末」被換下了主編而變成一份吞吞吐吐的報紙，原來勇於揭弊的「南方都市報」的總編輯被撤走論罪，清新而意圖煥發的「新京報」突然被整肅，一個又一個有膽識、有作為的媒體被消音處理。這些，全在您任內發生。出身共青團的您，一定清楚「冰點」現在的位置：它是萬馬齊喑裡唯一一匹還有微弱「嘶聲」的活馬。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這僅有的喉嚨，都被割斷。在「冰點」編輯們正式得知這個「割喉」處分之前，所有跟「冰點」有關的字和詞，已經從網路上徹底消滅。在您的領導之下，網路警察的絕對效率，令人駭異。選在今天執「刑」，誰都知道原因：春節前夕，人們都已離開工作崗位，準備回鄉圍爐。報紙開始撲天蓋地報導娛樂，製造溫馨；電視開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聯歡，生產快樂。選在這一天割斷中國僅有的喉嚨，然後讓普天同慶的歡聲把它淌血的聲音遮住。行刑者躡手躡腳走開，過完年，一切都已了無痕跡。網路警察的效率和現代傳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現的二十一世紀統治技巧。網路警察動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時間動手，是怕國際媒體知道。偷偷摸摸地執行，費盡心機地隱藏，洩漏的是政府的虛心和害怕。但是，請您告訴我這個困惑的台灣人民：這「和平崛起」大有為的政府，究竟為甚麼如此的虛心和害怕？ 「冰點」的停刊，其實沒有人真正的驚訝，人們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個宿命論者永遠在等著鬼的半夜敲門索命；我發現，太多的災難和壓迫，使得大陸很少人相信好事會長久、夢想能成真、正義能落實。刊出龍應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時，網路上已經四處流傳「冰點」被封殺的臆測；今天，只是「鬼」終於被等到了。而「冰點」「勇敢」到甚麼程度使得共產黨用這樣陰暗的手段來對付它？ 仇外的建國美學  今天封殺「冰點」的理由，是廣州大學袁偉時先生談歷史和教科書的文章。因為它「和主流意識形態相對…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領導」。而「毀」掉了一份報紙的袁偉時先生的文章，究竟說了甚麼的話，招來這樣的懲罰？ 我認真讀了這篇文章。袁偉時以具體的史實證據來說明目前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謬誤百出不說，還有嚴重的非理性意識形態的宣揚。譬如義和團，教科書把義和團描寫成民族英雄，美化他對洋人的攻擊，對於義和團的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以及他給國家帶來的傷害和恥辱，卻隻字不提。綜合起來，教科書所教導下一代的，是「一、現有的中華文化至高無上。二、外來文化的邪惡，侵蝕了現有文化的純潔。三、應該或可以用政權或暴民專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領域的邪惡。」。對於這種歷史觀的教育，袁偉時非常憂慮：「用這樣的理路潛移默化我們的孩子，不管主觀意圖如何，都是不可寬宥的戕害。」錦濤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產黨是以美化秦始皇、盜跖、太平天國、義和團這樣一個歷史脈絡來奠定自己的權力美學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個政權都會設法去建構一個所謂建國神話和圖騰──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進黨的企圖。但是，建構的國族神話裡如果藏有仇外情緒，就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危險。在二十一世紀，國界幾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來愈是一個緊密的村子，因為唇齒相依，不得不憂戚與共。中國為甚麼極力爭取主辦奧運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圖以最大的動作向世界推銷一個新的中國形象：你看，中國是一個充滿發展能量、愛好世界和平、承擔國際責任的泱泱大國！如果對外面的世界推銷的是這樣一個形象，關起門來教下一代的，卻是「中華文化至高論」、「外來文化邪惡論」以及義和團哲學，請告訴我，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總書記能夠光明磊落大聲地告訴國際社會嗎？袁偉時說，教科書不能罔顧史實，不能讚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國人對自己狂熱，對外人仇視。這樣的認知，錦濤先生，在我們這裡，叫做「常識」。在北京，竟然是違反「主流意識形態」的入罪之論。那麼能不能請您告訴我這個台灣人民，您的主流意識形態是甚麼？哪一個是你真實的面孔？ 我們暫且不管大陸的知識份子和一般人民讀者怎麼看這「冰點」事件，但是我很願意和您分享像我這樣一個台灣的知識份子的感受。至於龍應台這樣思維的人在台灣有沒有代表性，有沒有影響力，您自己判斷。我對中國大陸有著深切厚重的情感，來自命運血緣，歷史傳統，更來自語言文化。在台灣生長，我同時發展出與這一條「家國認同」情感線平行並重的執著，那就是對生命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而從這種尊重和堅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價值：譬如主張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對貧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對國家暴力的絕不容忍，對統治者的絕不信任，譬如對知識的敬重，對庶民的體恤，對異議的寬容，對謊言的鄙視…… 這一條我稱之為「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當「家國認同」的情感線和「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相互衝突時，我如何取捨？毫無猶豫，我選擇後者。二十年前，我曾經寫「野火」和國民黨那個「家國」對抗；李登輝當政時，我曾經為文批判他的虛偽與狹隘；陳水扁不公不義，又迫使我執筆徹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鬧不清我究竟是「統派」或是「獨派」，不妨這樣試試：台灣和大陸，哪邊符合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的「家國」。哪邊違背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離之棄之抵抗之的對象。如果兩邊都符合我的「價值認同」，那就開始討論統一吧。所以，我是統派還是獨派呢？ 以這樣的價值結構來看今天「冰點」事件，您說我這個台灣人看見甚麼？ 我看見這個我懷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緣家國」，是一個踐踏我所有「價值認同」的國度：它，把真理當謊言，把謊言當真理，而且把這樣的顛倒制度化。它，把獨立的知識份子當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識份子當家僕使用，把奴才當──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鑰匙，交到奴才的手裡。 它，面對西方是一個臉孔，面對日本是另一個臉孔，面對台灣是一個臉孔，面對自己，又是一個臉孔。 它，面對別人的歷史持一個標準，它，面對自己的歷史時──錯了，它根本不面對。它，選擇背對自己的歷史。 它，擁抱神話，創造假象，恐懼真相。它——最怕的，顯然是——它自己。……您，還要我繼續說下去嗎？ 請說服我 我真正想說的是，錦濤先生，作為一個台灣人，我實在不在乎團團和圓圓來不來台北，雖然熊貓可愛得令人融化。但是我這樣的台灣人可真在乎「冰點」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個被逮捕的記者的安危。如果中國的「價值認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鑰匙的奴才在壟斷它的解釋和執行，而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擊、戒律、監控的對象，請問，我們談統一的起點理由究竟是甚麼呢？而我對中國的情感還是有條件的，台灣還有很多熱愛、深愛、無條件地執著地愛中國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甚麼東西去跟他談統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罵呢？ 重點不在團團和圓圓，您知道嗎？重點也從來就不在民進黨，您明白嗎？重點就在「冰點」這樣具體而微的事情上，因為，說穿了，錦濤先生，您容不容許媒體獨立，您尊不尊重知識份子，您用甚麼態度面對自己的歷史，以甚麼手段去對待人民，每一個最細小的決定，都繫在「文明」這兩個字上頭。經歷過野蠻，我們不得不在乎文明。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願意誠懇傾聽。 [首发（台湾）《中國時報》、（香港）《明報》，二00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