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戎与嵇康、阮籍饮于黄公酒垆小考

oliver197411

[原创]王戎与嵇康、阮籍饮于黄公酒垆小考
（注：本文最早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系本人原创，特此声明！）


摘要：陈寅恪先生推测王戎与嵇康、阮籍饮于黄公酒垆之事属子虚乌有，此说尚有商榷余地。考之相关文献，从庾亮之言、王戎前后生活经历及心态以及谢安对《语林》的攻击三方面分析，可知黄公酒垆的雅事美谈，在政治利害驱动的清谈评价中，曾遭“挫成美于千载”的不公待遇。
关键词： 王戎  嵇康  阮籍  黄公酒垆


在记述竹林七贤交游之迹的文献中，王戎与嵇康、阮籍饮于黄公酒垆是否实有其事，《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相互抵触。陈寅恪先生推断此事纯属子虚乌有，他指出：

《世说新语•伤逝类》“王濬冲为尚书令”条云：“王濬冲（王戎）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嵇康）、阮嗣宗（阮籍）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 刘注引《竹林七贤论》曰：“俗传若此，颍川庾爰之尝以问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闻，江左忽有此论，皆好事者为之也。’”据此可知王戎与嵇康、阮籍饮于黄公酒垆，共作“竹林之游”，都是东晋好事者捏造出来的 。[1]

这里的推断似仍有斟酌的余地。兹以相关文献为据，试对王戎曾与嵇、阮共饮于黄公酒垆作一小考。

一、庾亮之言不可凭信

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中庾亮所言“中朝所不闻，江左忽有此论，皆好事者为之也”， 是否认王戎与嵇、阮共饮于黄公酒垆之论者的唯一证据。但庾亮此语实源于其与琅琊王氏的矛盾，意在贬低其家族声望，因此不能作为事实信据 。[2]

考之史籍，庾、王矛盾的记载屡见不鲜。庾亮作为外戚，是明帝用来与琅琊王氏家族相抗衡的人物。虽然庾亮和王导在维护门阀士族的政治特权的立场上相同，也曾共同行动，但一直存在政治矛盾。随着苏峻、祖约之乱后庾亮被迫离开建康出镇芜湖，这种矛盾逐渐白热化[3] 。据《晋书•王导传》载：“于时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镇于外。南蛮校尉陶称间说亮当举兵内向，或劝导密为之防。导曰：‘吾与元规休戚是同，悠悠之谈，宜绝智者之口。则如君言，元规若来，吾便角巾还第，复何惧哉！’又与称书，以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王导声称与庾亮“休戚是同”，内心殊为不满，“时亮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趣向者多归之。导内不能平，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尘污人。’”而庾亮则谋划举兵扫除王导，曾写信给镇守京口的郗鉴，指责王导在成帝成年后仍不归政，“挟震主之威以临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无顾命之臣，势屈于骄奸而遵养之也。赵贾之徒有无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力邀郗鉴共同举兵扫除“大奸”，只是由于郗鉴竭力阻止而作罢（《晋书•庾亮传》）。

为增强说服力，兹对《竹林七贤论》中二庾对话的时间作一推测。

庾翼死前请求以其次子庾爰之接替其荆州刺史任，企图保持庾氏家族权力，但朝廷未许，起用桓温以抑制庾氏势力，“小庾（庾翼）临终，自表以子园客（庾爰之）为代。朝廷虑其不从命，未知所遣，乃共议用桓温”（《世说新语•识鉴》）。据《晋书》本传，庾翼卒于永和元年（公元345年），享年四十一。从常情推断，此时庾爰之大约二十岁左右。这个推断与朝廷讨论荆州刺史人选时，何充讥讽庾爰之“岂可以白面年少猥当此任哉”的言论相吻合（《晋书•何充传》）。庾亮卒于咸康六年（340年），当时庾爰之十五岁左右。往前稍推一二年，庾爰之乃十三、四岁的少年，初了人事，少年好奇，企慕古人，就社会传闻，向伯父打听江右旧事，合乎当下情境。

庾、王交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庾、王矛盾达到高潮的标志是庾亮写信给郗鉴，谋废王导。据田余庆考证，“庾亮所谋废黜王导之事，当在咸康四年五月王导为太傅至咸康五年七月王导死前”[4]。 这个时段正好与推定的二庾对话年份相合。此际庾、王矛盾白热化，庾亮正在为谋废王导而积极准备。因此庾亮面对侄子的提问，对于王氏前辈的雅事，宣称“中朝所不闻，江左忽有此论，皆好事者为之也”。这种言论完全有可能是从情绪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的。

二、从王戎前后生活经历及心态看《世说新语》记述之可信


首先来看王戎早年的生活经历。

《晋书》本传载王戎早年就结识阮籍：“阮籍与浑为友。戎年十五，随浑在郎舍。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籍每适浑，俄顷辄去，过视戎，良久然后出。谓浑曰：‘濬沖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世说新语•德行》载：“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刘孝标注引《康别传》曰：“康性含垢藏瑕，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所知王濬沖在襄城，面数百，未尝见其疾声朱颜。”可见两人定交必定不迟。关于王戎早年与嵇、阮等人聚饮，史料多有记载，如王戎与阮籍不顾旁人无酒而畅饮（《晋书•王戎传》），两人常相伴在阮籍邻家酒垆痛饮，“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即王戎）常从妇饮酒”（《世说新语•任诞》）。如果说在这样的例子之外，再添一项王戎曾与嵇、阮共饮于黄公酒垆的踪迹，想必并不突兀于王戎的早期生活经历。

再看他晚年的生活与心态。《晋书》本传载：“戎以晋室方乱，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他晚年习惯于抽空得闲便在洛阳附近出游，“虽位总鼎司，而委事僚寀。间乘小马，从便门而出游，见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辄避之”。《世说新语•伤逝》此条记王戎“著公服”出游，正说明他是公职在身而心好闲游，因此行程不可能很远，就在洛阳附近。而所谓黄公酒垆必在洛阳官署至近郊的途中。

王戎于公元301年为尚书令，其与嵇、阮痛饮于黄公酒垆已是近四十年前的事情了[5] 。此时他已年近七旬。身处“八王之乱”血腥杀戮的漩涡之中的他，故作放旷地纵游于洛阳城郊，“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依违于政治的苦闷现实与当年相伴嵇、阮豪饮于此的风流往事，对比撞击于心，禁不住感慨横生：“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其中咫尺天涯的风霜感和孤独感，正符合王戎此际的心态。程炎震说：“王戎为尚书令，在惠帝永宁二年，去嵇、阮之亡，且四十年矣。此语殊阔于世情。” [6]其实从王戎的经历与心态看，他的感叹之言应该可以理解，并非“殊阔于世情”。

王戎一生挫折屡屡，因为早年参加“竹林之游”，天性旷放“任率不修威仪”而遭到“清慎者”的鄙视。以后又因“甲午制”吏治改革而遭受打击。西晋后期政治黑暗血腥，他自觉无力作为，无奈采取自我污秽、明哲保身的策略，“以王政将圮，苟媚取荣，属愍怀太子之废，竟无一言匡谏”。王戎并非贪生怕死之辈，他在“八王之乱”中陪伴惠帝逃难，“在危难之间，亲接锋刃，谈笑自若，未尝有惧容”（《晋书•王戎传》）。他只是不想如女婿裴頠一样无谓被杀。西晋末年政治形势异常险恶，无论是张华、裴頠、陆机、陆云等有志之士，还是贾谧、石崇、潘岳、孙秀等无行之徒，都被无情吞噬。

面对混乱的局势，王戎内心充满寂寞痛苦，唯有亲友之情才能让他体验片刻快乐，“时召亲宾，欢娱永日”。“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的他，如今却受制于险恶的政治环境，变得贪婪猥琐，庸碌无为，但内心深处仍潜刻着林下风度的些微底色，故而能痛悔于“为时所羁绁”的无奈。王戎无疑提供了研究魏晋士人心态复杂性的实例。

三、琅琊王氏不可能造假，谢安对《语林》的攻击另有缘由

需要连带考察的是，据《世说新语•轻诋》载，王导之孙王珣撰有《经酒垆下赋》，所赋即为王戎经黄公酒垆忆及与嵇、阮共饮事，这篇作品立题当否曾遭谢安之评。门第社会对记载传布前言往行的真实性原则又有着怎样的讲究呢？

王戎是“竹林七贤”中最后去世的，死于305年，离东晋建立只有短短十数年 。东晋初期，过江耆旧大多健在，对王戎事迹记忆犹新，经黄公酒垆事就在这样的机缘下得到广泛流传。这不可能是出于琅琊王氏家族的刻意杜撰。

谢安是在涉及裴启《语林》时谈到王珣赋的，有必要先作介绍。考之史籍，谢安对裴启《语林》忿恨的真正原因在于其记载了政敌王珣的《经酒垆下赋》。谢安与琅琊王氏也存在着尖锐的政治矛盾。王导之孙王珣和王珉曾是谢万和谢安的女婿，但他们同时因“猜嫌致隙”而与谢氏绝婚。王珣和王珉与谢氏联姻的破裂，意味着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政治上合作关系的彻底破裂，走向势不两立——“二族遂成仇衅”。两族关系破裂后，王珣立即遭到谢安报复，被逐出朝廷，但是他以“不之官”、“不拜”来对抗（《晋书•王珣传》）。从谢安对于裴启《语林》的诋毁亦可窥见两族矛盾之深：

庾道季诧谢公曰：“裴郎云：‘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裴郎又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 谢公云：“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庾意甚不以为好，因陈东亭《经酒垆下赋》。读毕，都不下赏裁，直云：“君乃复作裴氏学！”于此《语林》遂废。今时有者，皆是先写，无复谢语（《世说新语•轻诋》）。

谢安认为裴启“自为此辞”，指责《语林》捏造事实。而庾龢（字道季）却不以为然，“意甚不以为好”，诵读《语林》中记载的王珣《经酒垆下赋》。因为王戎与嵇、阮共饮黄公酒垆乃是当时士人皆知之事实，所以庾龢举此为证，以证明《语林》并非虚构事实。谢安无言以对，恼羞成怒，“都不下赏裁，直云：‘君乃复作裴氏学’，草草中止争论，全无平日从容不迫的风度。

《世说新语•文学》载，“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载王东亭（即王珣）作《经王公酒垆下赋》，甚有才情”。由于《语林》当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附载在其中的王珣《经王公酒垆下赋》也借以声名大噪。而谢安与琅琊王氏中王珣诸人存在尖锐的政治矛盾，王珣作赋宣扬家族前贤，提高琅琊王氏声望的举动自然令他不快。谢安对《语林》忿恨甚至加以诋毁的关键正在于此。刘孝标在上引“庾道季诧谢公”条下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道破了谢安诋毁《语林》的真正原因——“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时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后说太傅事不实，而有人于谢坐叙其黄公酒垆，司徒王珣为之赋，谢公加以与王不平，乃云：‘君遂复作裴郎学。’自是众咸鄙其事矣。”“谢公加以与王不平”点出了谢安对《语林》攻击的真正原因。这种因政治矛盾而在清谈中施展言论手段打击对手的事例，并不鲜见。庾亮就曾直接诋毁王戎与嵇、阮共饮黄公酒垆一事乃“好事者为之”，但显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此佳话依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裴启隆和年间（公元362～363年）撰写的《语林》，因此附载了王珣颂扬王戎与嵇、阮共饮佳话的《经酒垆下赋》，令此佳话锦上添花。

谢安通过直接否定《语林》的真实性来达到间接打击琅琊王氏的声望。这种隐蔽的手段，其背后的逻辑，正说明门第社会的舆论法则是尊重真实性的。谢安的狡黠之处在于他利用了这一点。因为王戎与嵇、阮共饮于黄公酒垆事不易抹杀，如果硬说王珣《经酒垆下赋》的本事无端捏造，势必缺乏证据。对于《语林》，谢安只要抵赖自己曾说过《语林》所载的那些话，“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就可以置《语林》于死地。《语林》被废，恰是依靠了当时门第社会对记事记言以“实”为贵的舆论力量。
谢安这种狡黠的做法，遭到后人的批评。檀道鸾《续晋阳秋》在点破谢安诋毁《语林》的真正原因后，又举谢安为乡人推销滞货之事为例：“安乡人有罢中宿县诣安者，安问其归资。答曰：‘岭南凋弊，唯有五万蒲葵扇，又以非时为滞货。’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于是京师士庶竞慕而服焉。价增数倍，旬月无卖。”通过谢安诋毁裴启《语林》和为其乡人推销滞货两事对比，檀道鸾批评谢安不实事求是，只凭自身好恶进行褒贬的行为——“夫所好生羽毛，所恶成疮痏。谢相一言，挫成美于千载，及其所与，崇虚价于百金。上之爱憎与夺，可不慎哉！”刘义庆《世说新语》将谢安诋毁《语林》一事收入《轻诋》篇，显然也表明了撰者的某种批评之意。

正如檀道鸾对《语林》被废所感叹的那样，王戎与嵇、阮饮于黄公酒垆的雅事美谈，在政治利害驱动的清谈评价中 ，也遭致“挫成美于千载”的不公待遇。对此有必要拨开疑云，重现“成美”。


参考文献

  1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第49页。
  2王晓毅：《竹林七贤考》认为，“庾亮极力否认王戎重游竹林之事，意在抵制其政敌琅琊王氏家族的政治影响，是颍川庾氏与琅琊王氏的‘江州之争’所致”。（《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但该文没有展开具体论述。
  3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4—130页。
4《东晋门阀政治》，第71页。
  5按照嵇康的卒年为公元263年来推算，王戎为尚书令时，其与嵇、阮共饮黄公酒垆一事至少在38年前。
  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636页。
7 参见陈直：《对于南京西善桥南朝墓砖刻竹林七贤图的管见》（《文物》1961年第10期）。
8 田余庆指出：“在清言的后面，存在着与名士风流旨趣大不相同的现实利害的冲突。阴谋诡计，刀光剑影，充斥于这两个门户、也就是两大势力之间，其残酷性并不亚于其它朝代统治者内部的斗争。”9《东晋门阀政治》，第130页。

颠倒梦想

魏晋南北朝史不怎么了解。只是王戎的传记读了几遍，感觉挺有意思，“视之虽近，邈若山河”，咫尺天涯，几何人生……

天人合一

引用第0楼oliver197411于2006-07-26 01:10发表的“王戎与嵇康、阮籍饮于黄公酒垆小考”:
  [原创]王戎与嵇康、阮籍饮于黄公酒垆小考
（注：本文最早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系本人原创，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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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一下，是发表在06年第2期以后吗？

oliver197411

暂时找不到这本样刊了，^_^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发表在06年第3期，呵呵

稿费已经收到并花光了，才一百四十多，呵呵

oliver197411

不好意思，今天找到了刊物，是发表在第二期，维普上已经可以查到了。但cnki还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