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自由之批判——从日本看美国

reawzy

－－耶人

　　本世纪初罗素访华，坐轿子上山，发觉到了山顶後，刚刚卖过苦力的轿夫在一边谈笑风生十分愉快，而自然这些坐轿子的人却一肚子愁苦。於是他感叹东方哲学中是否有一种快乐的人生观，使人们能如此知足乐。不料此言一发，中国知识界大哗。鲁迅特别还写了一文，指出中国人的这种快乐感是对人生苦难的麻木。其实鲁迅的《阿Ｑ正传》写的正是罗素看过的中国人：心灵枯萎麻木，已丧失了感受痛苦的能力。阿Ｑ的精神胜利法，也就是罗素所寻找的东方的快乐的人生观的一部分。
　　
　　作为受鲁迅影响而长大的人，笔者一直认为罗素的这番言论是出於对东方、对中国的无知。然而，在美国住了五年第一次到日本之後，突然觉得罗素的议论也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我是去年九月一日拖家带口地飞往日本，行李多，又有个两个月的婴儿，妻子身体也未完全恢复，自然少不得请人搬运行李。在纽约机场，我招呼一位脚夫帮忙，他走过来，一点儿笑脸也没有，我告诉他我的登机口，他把我的行李往车上一放，头也不回地拖着就走，我和妻子急忙抱着孩子随後紧跟，结果只花了大约半分钟就到了目的地。他把东西往地上一放，我赶紧掏着钱包，问：“我应付多少？”他摊摊手：“这就看你的了，不过你确实带了很多行李，很重。”我急忙恭恭敬敬地拿了十美元递过去，他脸上掠过一丝看不见的喜悦，轻声说一声谢谢。拿了钱拖了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事後妻子提醒我，钱似乎付得太多了，毕竟是三、四分钟的服务。我一想也是。可是拖家带口的旅行，实在辛苦。那么多行李，人家帮忙搬，救了大急，总觉得五美元拿不出手。特别是看人家一点笑脸没有，觉得人家干这份苦力是很受委曲的。同样是人，凭什么人家为我干苦力，我悠哉悠哉地跟着後面走呢？这种感觉一上来，手头松了。
　　
　　一到东京的成田机场，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我们一出机场，就是巴士车站。我把行李交给售票员，妻子告诉他那件不能压，他毕恭毕敬地说没问题，随後指示身後的搬运夫将行李摆好。车来後，那个搬运夫开始将所有乘客的东西往车一搬。
　　
　　我眼睛紧盯着这两个搬运夫，一方面是初来日本对日本人好奇，一方面也怕他们把我的行李放错地方。毕竟有几十位乘客，行李摊了一地，售票员仅对这两个搬运夫有简短的交待。此时的纽约虽已十分凉爽，东京却是酷暑异常。两位搬运夫手脚极快，又十分小心，在众多的行李中，他们准确地认出我那件怕压的行李，轻手放到别的箱子之上。几分钟下来，两人已是大汗淋漓，然而却是兴高彩烈。他们并不和顾客直接打交道，没必要对顾客赔“服务性的笑脸”。看着他们的笑脸，听着他们吆喝，你真相觉得他们很知足，是在高高兴兴地干活。比起ＪＦＫ的那个脚夫来，他们的工作繁重得多，艰苦得多，可美国人脸上那种压抑和不快，在他们那里无影无踪。让我不禁想起罗素当年在中国坐完轿子後的感慨。东洋人和西洋人，确实真有些不同。
　　
　　在美国，进餐馆，住饭店，从出租，甚至理个发，无处不需付小费，额数无一定之规，全由当地的习惯的品性而定。在日本，一切服务人都明码标价，根本无小费的概念。我们中国人学美国学得快，一开放，小费也盛行於大饭店这类的高级服务设施。很多朋友赏独，付小费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势。看看中国的情况，也确是如此。试想：昂然走进豪华饭店，甩给“下人”几个小钱，多么神气威风！然而以我个人在美国的经验，我反而觉得付小费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的关系。对方为你提供服务，这本来是他或她的本职工作。可是除此之外，你总觉得人家与你是一样的人，不仅仅就是个“干活的”，人家帮了你忙，就象朋友帮了你一样，你总要表示谢意，给点小费，双方是平等的。当然我不是说美国的小费全体现着平等的，但到少可以说，美国拿小费的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比日本不拿小费的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关系要平等一些。
　　
　　然而，平等有平等的代价，小费有小费的麻烦。比如作为外国人，进了美国餐馆该付多小费？１０％还２０％？午餐与晚餐的小费比例有何不同？理个发到底给不给小费？外国人怎么会搞得懂！结果该付不付的时候有，付冤枉钱的时候也有。比如在机场坐巴士，刚来美国时是付钱给司机，按学校发给留学生的旅行手册上的建议，我多付几块钱，作为小费。两年後回国，回来时再搭巴士，规矩已变，我却不知道，误把车站的卖票小姐认作司机，照例多付几块钱。不想那小姐看看我，再看看我身边的两大书箱子，冷冷地说：“这种箱子按规定是不能运的。”我一下子紧张起来：“我上次就带着这种箱子来的，没有人告诉我不能运，我实在不知道有这个规定。”她则不动声色地说：“好了，这次我就让你上车了。”我千恩万谢。事後才想明白，她是个售票员，不过是走过来卖一下票而已。但拿了不该拿的小费，心里不踏实，钱又不想退，於是急中生智，先给我这个外国人创造点小麻烦，随即又表示放我过去，让我觉得她帮了我，付点小费理所应当。我们之间是不是有点“平等”得过分呢？在日本，这种麻烦一点也没有，即使你是个外国人，日语一句不会。服务者对被服务者永远是任劳任怨，甚至低声下气。人们觉得他们就是“干活的”，他们自己也觉得“我吃这碗饭，挣这个钱，就得把人伺候好。”他们绝对不会给你一种他们与你是平等的人，帮了你忙，你得另外表示些个人之间的谢意这类感觉。一句话，他们比起美国的同行来，要“安分”得多。
　　
　　我一向把“人人平等”奉为一个人类的最高理想和价值观念，也一向认为美国社会在这方面远较日本社会优越。可是从日本看美国，“人人平等”的价值在社会中运作中所带来的问题，又清清楚楚地凸显出来。日本和美国都号称是中产阶级的社会，享有一人一票的平权式民主。但在日本人心里，人从来是不平等的。学日语，一开始就得学怎用敬语和谦语。你碰见任何一个人，首先要迅速确定他的身份应比你高还是低，用日语来说，就是“目上”还是“目下”（即应往上看还是往下看），然後决定用什么语言说话。这里除了客气之外，更多反映着一种阶层感。在这一阶层的等级秩序中，日本人大多各安其位，一句话：认命。
　　
　　美国人不认命。美国人相信人人平等。挣二十万的和挣两万的全自认为自己属於中产阶级。但实际上，挣二十万的和挣两万的人生活圈子和生活方式截然不同。正国为美国人的平等意识根深蒂固，面对社会上实际的不平等时，绝不会象日本人那样心平气和，而是感到愤怒和不平，结果常常是不安於本职。在美国，低工资的人提供的服务常常非常之差。
　　
　　以医院为例，进美国的医院，医生非常之好，有责任心，关心人，亲切耐心，护士大多也笑眯眯的。可是前台那些接电话、管收发的秘书，常常是脾气最坏的。一次一位朋友去校医院，到了前台，刚想开嘴，台子後面的秘书就冷冷地甩过去一句：“等一下，”眼睛也不抬，直盯着计算机屏幕，继续干自己的事。我的朋友偷偷地移移身子，换个角度，瞟了一眼计算机屏幕，才发现她在玩电子游戏！从这位秘书的角度看，她和医生一样是平等的人，凭什么人家挣十几万，她挣二、三万？凭什么她要听人指使？她当然没好气儿。
　　
　　美国是个自由竞争的社会。平等是机会的平等，而非结果的平等。平等与自由之间，有着一种微妙的平衡。本来，美国人是坚信这两种价值，坚信美国是一块自由的土地，大家都有平等的机会，只要努力，就会有好结果。不久前一位历史学家谈到大萧条时代，说当时的纽约，每个周末都要把七八万人送到大体育场看足球，看完後，这些人被告知自己已失去了工作。这样的节目周周不断。而当时的美国，一般是一个家庭只有当爹的出去工作。这意味着在这么一个体育场，每周几万个家庭没了饭吃。这位历史学家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个时代，为什么没人造反？结论是：当时人们信奉自由的神话。因为自由，大家都享有平等的机会，大家要自己对自己负责，不该怨天由人。以笔者的眼光看，这与清教伦理中那种“命定说”－－即谁是上帝的选民为命中注定，自己不能选择的理论－－怕是不无关系。换句话说，当时的美国人也在某种程度上“认命”。
　　
　　然而，时代在变。对自由与平等这些价值，应有一些创造的新解释，否则会漏洞百出。首先，传统的自由与平等的价值，常常只站在胜者的立场上说话，不太考虑挫败者的处境。自由竞争，就必然有胜有败，即使大家享有机会平等。胜者自然会热烈拥抱自由与平等的意识形态，那么败者该如何想呢？东洋的社会伦理能让败者安於其位，美国的价值观念能吗？其实这也是罗素在问的问题。特别是，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在许多领域胜者越来越少，败者越来越多。比如在上个世纪，美国各地的酒吧中，都雇歌手唱歌。现在，有了ＣＤ，有了大屏幕放映机，各酒吧只要放映麦克尔杰克逊的演唱会就够了。在这里胜者只有一个，即杰克逊。他拥有上个世纪任何歌手所不能想象的财富，但代价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二流歌手失了业，成了败者。这种酒吧的变化，代表着目前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侧面。败者越来越多，贫者越来越贫，胜者越来越少，富者越来越富。那么，这些败者们，能在传统的自由、平等的价值中找到什么安慰呢？
　　
　　其次的问题是，如今的美国已不象二百年前，无限的原野，无限的边界，无限的机会。如今美国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已根深蒂固，新的发展空间已不太好找。过去摆摊做小买卖，你可视自己是未来的商业巨头，现在只不过刚刚起步，只要有富兰克林式的刻苦勤俭，将来必定出人头地。如今，哪个小摊贩会相信自己有朝一日会和Ｓｔｏｐ ａｎｄ Ｓｈｏｐ这样的大型连锁超市决一雌雄呢？不错，在象计算机这样的新兴行业，靠一台计算机起家的巨头层出不穷。但有多少人有比尔盖茨的天分与训练呢？如今大家真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享有平等的机会吗？
　　
　　美国人的意识形态，在战後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如今人们总喜欢漫画式地描绘冷战的结果，认为资本主义大获全胜，社会主义土崩瓦解，只剩下奄奄一息的古巴、北朝鲜。其实，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美国六十年代以来社会福利系统的产生和发展，和美苏冷战、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所带来的刺激密切相关。社会福利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其实是对古典自由竞争的理论和价值的一种挑战。人们对传统自由平等的价值的“胜者的版本”已提出怀疑。对社会平等，甚至结果的平等，已有比过去更多的期待。
　　
　　以上诸种变化，使西方传统的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观念，在实际运作中，面临一种“创造性转化”之必要。如今在美国，我们可以处处感到这种转型的惶惑和痛苦。比如美国劳工组织对自由贸易的抵抗，便是其中的一例。美国的劳工相信自由平等的价值，但不愿接受这种价值所带来的结果。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正在成为败者，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控制。结果在贸易问题上，希望把第三世界劳工摆动在一个更不平等的位置上，以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在美国接受低工资的人提供的服务，你时时会感到对方有一种不平之气。而这种不平之气，常常会宣泄到你这位与他（或她）素不相识的消费者或顾客身上。
　　
　　我所在的大学，前几年工潮不断。参与者主要是工友和秘书层。一次，我随一位本科生去他所在的学校宿舍食堂吃饭，饭难吃得实在进不去嘴。这学生对我说：“你能相信吗？做出这种饭的厨师年薪要５、６万，可他们还是要闹罢工？”本来，寄宿学生每餐都必须在学校食堂吃，去不去都要付钱，而且价钱比街上的餐馆高。学生当然不满。於是学校决定打个小活口，允许学生每月去校外吃几顿，不必再向学校食堂交这几顿的饭钱。这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换换口味的角度，都是学生求之不得的改革。谁知工会一下子被激怒，认为是抢了他们的饭碗，仗着人多势众，包围几家当地餐馆，骚扰人家的生意。其实，那几家餐馆多为移民所开，在那里打工的人比学校的工人们挣得少得多。我几次质问一些支持工会的研究生：既然工会的人因为工资低而罢工，那么他们有什么理由去砸比他们还穷的人的饭碗？”对方只能闪烁其辞。其实，看见自己学校工会的行为，我一下就明白为什么美国的劳工组织要挖空心思阻止中国、甚至非洲的产品进入美国。
　　
　　我所在的学校的校刊上，曾刊载过一篇一位参与罢工的职工的生平事迹，读来颇有兴味。这位女士自称从小也有自己的梦想，即加入美军，干一番大事业。不想一上高中就谈上恋爱，随後生孩子，连高中也没读完。随後为生活所迫，不停地打工，同时接着生孩子。後来终於和孩子的父亲结婚，不久又幸运地被大学雇佣，收入倍增。可干了几年後，她不甘於呆在大学职工的底层，於是参加罢工，为自己争取一个拥有更好生活的权利。
　　
　　我并不想重复“无产阶级是只会生孩子的阶级”的滥调，我自己也希望中学时代就有些浪漫的经验。可是，上高中时生起孩子来，并因此毕不了业，由此所产生的後果，应该由自己承担。没有技能，缺乏教育，自然在平等竞争中尝不到甜头。而美国这些低收入低教育的阶层，一方面相信平等，觉得自己和别人一样有权利过好日子，一方面在平等竞争中挫败後，咽不下这口气，不愿甘居人下，结果连手头有的力所能及的工作也不好好干。如今全球一体化，贸易壁垒崩坏，这一问题更突出了。全球一体化，意味着世界各地的人竞争的起点相对平等化。有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工作伦理，更愿吃苦的第三世界劳工，和美国劳工干同样的活，当然要抢美国人的饭碗。凭什么一个第三世界的Ｐｈ.Ｄ.要比一个中学也上不完的美国人收入少呢？全球真平等了，美国的一大部分人就成了失败者。可这些挫败者，在传统的平等的价值观念中，找不到依托，因而无法在社会中成为建设性的力量。
　　
　　任何社会，都有大量简单劳动需要人去认真做事，而且工资不会高。干这些事的人，自然大多是在向上爬的竞争中挫败的人。而传统自由平等的意识形态，总是引导人往胜利者的方向去想，缺乏败者的价值。而日本的文化中，就有败者的价值。人们挫败了以後认命，承认自己“不是那块料”，干不了复杂、高薪的工作，於是去干自己能干的事，而且本本分分，认认真真。我这里不是鼓吹恢复江户时代“兵农分离”，士农工商各守其职，不得僭越的凝固的社会等级系统，我想指出的是，任何社会都应为“败才”提供一套价值体系，使他们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找到意义。
　　
　　在日本住长了，你常常会困惑：为什么这群平庸的人，能如此发迹？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国，有一亿左右的人口规模，如果是英、法、德等欧洲国家，那不知将造就多少一流的思想家、学者、科学家。可日本战後几乎没造就什么有世界影响的学者，除了在文学艺术上有些天份外，其他方面表现平平。接触是日本人，也总觉得对方笨头笨脑，聪明人实在不多。那么怎么解释日本的奇迹呢？一位在日工作七、八年的建筑师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奥妙：“美国的社会理想，是通过自由来保证人们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结果聪明人总是出人头地。美国因此成了有才能的人冒险创业的乐园。日本不同，日本的社会理想是保证最低能的人，也能跟得上社会的运转，为社会作出贡献。”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笨的人总比聪明人多。日本的聪明人少。我搞设计，手总是比我的顶头上司快，活儿干得漂亮。结果呢，我并得不到好处。那位顶头上司最後警告我，他可是日本的高级建筑师呀。意思是，我一个初级外国雇员若是干得比他快，是对他的不敬，是让他难看。结果呢，我只好装孙子，慢慢打太极拳。时间久了，原来的锐气也没有，似乎真变笨了。这个社会，不知这样消耗了多少人的聪明才智。可是，这种笨人的社会有它的效率，因为大多数不那么聪明的人可以更有效地为社会作出贡献。
　　日本人貌似平庸，可对作为世界老大的美国，一直是嘴服心不服，特别是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原因也很简单。看看几个数字：日本人口为美国的一半，全挤在一块还不及加洲大的国土上，资源是美国的几十分之几，发展起点也低得多。可是，目前美日经济的人均产值基本是同一水平。提起美国，日本总感叹说：“真是大呀！”这句话里的不服常常多於羡慕。他们心里想的是：若我们有那样的条件，会干得比美国人好多了。看看日本的现实，你不能不承认他们确有他们的道理。为什么平庸的日本人组成的社会，要比创造性十足的美国社会更有效率呢？以笔者之见，日本的文化中有败者的价值。败者不仅不是社会的负担，反而能为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
　　
　　一个周末，我与妻子带着孩子搭乘横浜的沿海海线列车去看水族馆，发现全程要走一个小时的沿海线原来是无人驾驶的列车，从买票进站到下车出站，看不见一个服务人员，想想如同未来世界。可事後再一想这种无人列车，在技术上很简单，远比不上航天飞机、生物工程之类的高精尖项目。然而，这么长的的一段里程，无人看管，但秩序井然，车内站台，干干净净，无人破坏公共秩序，无偷无抢、无人骚扰妇女，更无暴力凶杀，出站口只用一个一步跨过的栏杆与外界隔开，也没什么人逃票。这种大都市郊区的无人驾驶列车，与其说是一个技术奇迹，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奇迹。要知道，这是在日本忍受了十年的经济衰退之後的情景，日本的败者，似乎并没有出来捣乱。
　　
　　去年底，《纽约时报》的一篇世纪之交的评论颇为得意的指出，日本近年的衰退与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说明说明美国社会虽然有较高的犯罪率，但美国的自由显然带来了更多的创造性和社会进步。然而，同样的《纽约时报》的另一篇评论指出：目前世界的在押犯人中８０％是关在美国的监狱里。而一个犯人在监狱时关一年，按９０年代初的数字，费用是３万至４万美元。也就是说，关一个犯人一年的消耗，够送一个孩子去哈佛、耶鲁读一年大学。
　　
　　在某种意义上，美日社会之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於美国胜者所创造的财富，够不够抵偿败者所带来的负担，而日本败者所为社会作出的贡献，够不够弥补在这个社会中被埋没的聪明才智。目前看来，美国的富人，似乎既有钱送自己孩子进名校，又有钱送他人的孩子去监狱。所以才有人在《纽约时报》上欢呼，犯罪率即使高一点，只要经济向上走，就还是美国棒！然而，美日社会中得失的天秤，过几年也许又会有不同的倾斜法。
　　我们中国的文化人，在考虑中国文化的重建时，还是应权衡优劣，博采众长，不要只是认准了几条空洞的意识形态。更明确地说，中国人对美国有时崇拜过分，对日本了解太少。八十年代的启蒙明星们意识全力剿杀传统的道德与价值观念，甚至觉得现代社会不需要什么道德感，以为这便是“西化”。如今社会礼崩乐坏，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没学会，传统社会那种安分守已的老实劲头也丢得一干二净。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早已是人心不古。反观日本，虽是世界第一流经济强国，却还能维持田园式的民风淳朴，甚至相当多的地区还依然名付其实的“夜不闭户”。不管你对日本爱也好，恨也好，对这一点你不能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