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与优势：对杰出大学的反思

出神

中国网 | 时间：2006 年6 月2 日 | 文章来源：文汇报  

——艾莉森·理查德教授在复旦大学的讲演

大学之所以卓而不凡，不仅因为这些大学具备了在世界范围内使它们成名的一致性，还因为它们各有各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使我们很难根据一个泛泛的标准对它们进行排名，甚至这种排名本身很有可能毫无意义。

人们总是容易把研究的某些领域看成是有用的，这种看法总是要求我们能及时找到将发明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最佳办法。对此我没有任何疑议。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对学术性的追求，因为这是文化的基础。文学、历史、哲学以及图书馆和博物馆的管理等方面构成了文化的主要方面。

   我想从大学排名现象开始今天的演讲。尽管对这些排名并不太赞成，但坦率地说，当看到剑桥大学在大多数排名表中位次都还不错时，我还是忍不住高兴。

对大学进行排名在中国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了；而在英国，对大学进行排名现在也同样广泛。英国大学排名是以大学的研究、教学、与产业的结合以及学生录取等情况作为依据的。学生录取情况又有众多不同的衡量标准,譬如英国学生与外国学生、公立学校学生与私立学校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和本民族学生以及男生女生等生源录取比例。英国有专门的机构来收集高等教育的信息数据。我并不认为没有必要收集这些数据，但是当想到一个人仅仅凭借一张数据列表就对一所大学作出判断，那显然是错误的。

当前世界各大学的相对排名都是依据许多组数据而作出的。上海交通大学在2003年刊发了大学的世界排名表，而英国的首个大学世界排名表是由英国高教系统的头号报纸《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在2004年发表的。两份排名表使用的标准却大不一样。

我对这些排名表深感不安有两个原因。首先，在我看来，所有这些排名表采用的标准，只是依据学术机构许多杰出因素中非常狭隘的方面。其次，轻易地为全球如此众多的著名大学进行排名显然难以服人。经验告诉我们，大学之所以卓而不凡，不仅因为这些大学具备了在世界范围内使它们成名的一致性，还因为它们各有各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使我们很难根据一个泛泛的标准对它们进行排名，甚至这种排名本身很有可能毫无意义。

这些想法是我看到首份大学世界排名表时的第一反应。它促使我思考如下三个问题：第一，大学发展到今天的历程到底意味着什么？以中国、英国和美国为例，这些国家都有着相当数量的世界著名大学。我认为，对学问的广泛尊重这样一个普遍传统使这三个国家可以在此相提并论，但是具体到每个国家，大学发展的途径却各有不同。

第二个问题是，这些著名的现代大学在哪些方面具有共同点，在哪些方面又各个有别？我随后将证明，尽管这些大学在成长经历、精神传统、规模大小、文化模式和社会经济背景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在主要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在根本的需要上也具有相似性。

第三个问题是，这些大学如何走向未来？在我们共同面对的诸多挑战中，最利害攸关的是，一流大学应该慎重选择如何使自己成为世界共有和共享的大学。尽管致力于国际化是大学多年的热点话题，但是我依然认为，所有的大学都要在深刻理解全球化意义的基础上，把自己打造成具有国际意识和国际影响的民族性大学。

一、大学的创立:历史简述

不同的传统强烈体现的是对于学问本身及其对社会贡献的尊重和渴望。

   历史往往有足够的说服力。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最真实。从汉代石刻经典到当今印刷书刊大规模生产的两千多年里，中国的书写文本为其学术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中国的印刷术发明六百年后英国人才慢慢掌握。两千年前，中国人发明了书写体，考试就成为国家选贤任能的手段。八百年之后，中国的唐朝就已经建立了著名的科举制度。到了宋代，为保证公平性，国家建立了考试的匿名制度。而剑桥大学一直到二十年前才认可这项制度。

科举考试不仅为中国的封建王朝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选拔人才。这些人才不仅创立了中国的学术传统，而且管理着一个幅员辽阔的人口大国。当时人们求学、研究和考试主要通过官学和私塾来进行，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为了效力朝廷，这和我们现在所谓的大学大相径庭。

与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形成明显对照的是，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大学的历史仅仅始于二十世纪。不仅如此，中国大学的成长一直经历着各种动荡变迁。直至最近，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一样，中国大学的力量也正在日益增强。

以上是对中国大学的粗略观察。比较而言，英国的情况判然有别。英国大学的历史还不到一千年，仅为英国国家历史的一半。英国的学术植根于深厚的基督教僧侣传统，随着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牛津和剑桥这两所最古老的大学的建立而获得新生。

尽管受宗教利益支配，但是这些新生的学府也广泛开设了世俗(普通)课程，为教会和政府培养人才。它们教授拉丁文、希腊文、修辞与逻辑、数学等课程。这些学府建立了很多图书馆，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当时的社会和文化争论之中。

比如，当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欲借助与王后解除婚约来强化王权、建立凌驾于教会之上的君主制度时，他不仅重组了剑桥大学，而且任命牧师学者从事相应的研究来支持自己。其中一个名叫马修帕克的牧师，竟然收集了250份古代和中世纪的手稿来为王室的政策正名，并以此支持国王和妻子离婚！这些手稿至今还保存在剑桥大学。

尽管我在提到这些历史细节时带有一点调侃意味，但是，这些细节有助于提醒我们，大学和社会一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几个世纪以来这种联系不断深化丰富。不过，我的故事强化了大学在英国社会中的显著功能，那就是对知识的积累、守护、传播和运用。它在直观上使我们习惯于流行把大学理解为一个建构学识并将其转用于地区事务、国家事务和世界性事务的地方。然而，今天看来，剑桥大学在许多方面都大为不同了。不过，我们与外部的联系完全可以视为是与社会互动的悠久历史的现代翻版：如今，我们和劳斯莱斯合作设计出了无声的喷气式发动机；正如历史上，我们曾经和王室合作实现了国王的离婚！

最后，我把话题转向三大历史国家中最为年轻的美国。

早在十七世纪中叶，美洲新大陆就有了第一所大学——哈佛大学。随后，1701年，耶鲁大学成立。当代美国常青藤大学联盟中的其它大学也在同一个世纪相继建立。正如它们的前辈牛津、剑桥一样，这些大学也有着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他们也是通过增加新课以满足职业和贸易发展需求的方式来拓宽教学课程体系。发展到今天，这一科研教学体系已经涵括了为我们所熟知的、适应当今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各种课程。

如今美国的常青藤大学举世瞩目，反映了它们杰出的品质。但是这些不应该使我们忽略对美国高等教育更为深广的历史回顾和现代展望：美国的大学，其历史比中国晚得多，比英国也晚几百年；它们得到中央和各州政府的鼎力支持和校友们的热情捐赠。这种回顾和展望说明美国的大学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年轻的差异性，超越了英国，或者也可以说超越了中国。

这些观察告诉我的是，历史确实是不可忽视的。

三种不同的传统强烈体现的是对于学问本身及其对社会贡献的尊重和渴望。共同之处在于，我们都从绵延的学术传统中深深受益。然而，除了这个简单的共同性之外，现代大学在中国、英国和美国的发展道路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任何一种描述高等教育发展的通用理论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二、当今的杰出大学

当今的杰出大学都明确地渴求卓越。因为卓越而紧紧联合，使我们致力于教学和研究的一致性。

   作为致力于建立一流大学的学校负责人，我们许多人一直从学校的教师那里获得激情；同样，大学的学生也引导我们发现新的方向并用崭新的眼光看待熟悉的事物。

同时，我们也再度感受到作为主要贡献者的大学对于社会的重要性和责任感。

人们总是容易把研究的某些领域看成是有用的，因为它们有助于经济繁荣、人类健康和环境改善。这种看法总是要求我们能及时找到将发明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最佳办法，使它们用于社会实践，造福国家和世界。对此我没有任何疑议。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对学术性的追求，因为这是文化的基础。我们通常认为，文学、历史、哲学以及图书馆和博物馆的管理等方面构成了文化的主要方面。

师生队伍的杰出品格、学术抱负的高远宏大、教学与研究相互促进融为一体、致力于以有限的知识为我们生存的世界谋利的激情，等等大致相似的特点，是现代大学之所以杰出的主要原因。这些特点引导我们从事相似的工作，追求相似的目标。对此，我们应该充分保护并给予足够的支持。然而，现代大学面临着诸多压力：追求给社会带来快速直接的利益而忽略基础性的研究是一种压力；当学术研究仅仅注重提高学校社会声望和教育经费而被迫忽略教育本身的使命时，大学面临一种压力；没有更多的财政支持来招收最好的生源更是一种压力。面对这些压力，我们需要达到的标准很高，很难轻而易举地实现，更难以长久地坚持。

在二十一世纪开始的时候，尽管大部分大学有着大体上相当的目标和挑战，但因为规模和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我们实现目标的手段和途径并不相同。

比如在耶鲁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比例大致相当；而在剑桥大学，本科生的人数则远远多于研究生的人数。在这方面，两者都无法与复旦大学相比：在招生规模上，耶鲁和剑桥与复旦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我们都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难题：从确保教育质量的角度来看，势必只能把教育资源集中在一小部分学生身上；而从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看，我们又有义务伸出援助之手去教育尽可能多的学生。

另外，在教育过程中，对学生道德、品味、学识技能等素质，不同的大学强调的重点也不一样。相应的，我们研究课题的领域也不一样，包括研究资源和财政规模也各自不同。

五十年来，美国政府一直给予大学研究以鼎力支持。而英国和中国一样，一直以来大学不得不寻找更多的财政来源，包括工业企业的研究经费、慈善事业的捐赠和大学自身的收入。当然，令人可喜的是，现在这种状况正在改变。我注意到中国有一段时间研究被研究院所垄断。令人称奇的是，中国领先的大学在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就成为研究型的学校，而我们也看到了把教育和研究结合起来带给学生的好处：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强烈学习欲望的研究型学生在中国、在剑桥、也在世界各地继续从事他们的研究工作。

其他一些区别也赋予我们各自的特性。

剑桥大学建立的校际体系也许是我们最独特的一个特点，只有牛津大学和我们一样。学校的31个院系拥有总体学术背景之下所囊括的一切大学课程，并能提供各种学术兴趣小组的教学和联谊互助，这些安排可以给在校学生家庭般的温暖，还有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和娱乐机会！这一体系不是在计划中诞生的，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这一点很难向参观者解释清楚。更为特别的是，任何一个其他新兴大学都尚未成功克隆这一体系。

三、展望未来

展望未来，我们都在寻求继续成功的路径。

   在我看来，最为根本的是，我们应该有能力抓住时下新出现的主要机遇。为此，大学必须继续我们伟大的目标，赢取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资源，牢牢把握我们进行科学探索和学术研究的自由。

我将列举一些最近和将来的机遇来结束我的讲演。借助于学术活动，当然有时也借助于丰富的图书馆藏，世界各地的大学已成为其所在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管理者和创造者。然而作为一所英国大学的一校之长，我深切地意识到，几个世纪以来，剑桥大学与世界其他各地的交流已经造就了我们国家和我们大学自身的历史与文化。早在八百年前创校之初，剑桥大学就不只关注它所在的那个英格兰东部的小小市镇。如今，在很多方面来说，我们已经成了全球性的大学。更有甚者，剑桥学子早已经生活和工作在全球的各个民族、各种文化之中，并成为时代的引领者。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实施国际化项目之初，西方高校曾经想当然地认为，尽管学生和老师可以环游世界，但是派遣交流教师和学生的那些大学本身是不大会改变的。然而，这是一个幼稚的假设。大约十年前开始，大学内部的同步且非常迅速的改变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事实。全球化带来的兴奋劲随处可感，全球化的力量以及与之俱来的压力要求我们以全新的方式共同合作。我将以剑桥和中国的关系为例，描述剑桥大学全球化的一些感触和做法，并与大家一起讨论所共同面临的系列问题。

我还是从最熟悉的课程设置开始吧。通过利用大学图书馆里关于中国研究的丰富馆藏资料，我们的东方研究学院已经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直到最近，这也是学校唯一开设中国教育课程的学院，仅此一家啊！

然而，眼下在剑桥的各个院系里，了解中国、领会中国的动力无所不在。

学生构成的改变可能是国际化体现最明显的地方。现在，15%的剑桥本科生和53%的研究生不是英国本国人。准确地说，占学校学生总数27%的这批学生来自世界各大洲，当然，南极除外。

令我感兴趣的是，复旦大学的学生构成似乎有着类似的趋势。今年的剑桥在校生有643人来自中国，大部分是研究生，其中女生占有很高的比例。中国留学生占了剑桥学生总数的4%。他们的兴趣大多集中在与自然科学密切相关的学科。

展望未来，“我们愿意教育谁”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英国的大学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海外留学生。这对于一个拥有悠久航海历史并有着800年泛欧洲学术传统的小小岛国来说也许不足为奇，但是，对于一个大学而言，“教育谁”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你是谁”；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所做的决定对于在该大学接受教育的学生来说有着深远影响。我想，剑桥大学就是严肃思考这些问题的大学之一，并且认为这些问题不可以轻易放弃。

国际化意味着我们要让剑桥大学走向世界，也要让世界走进剑桥。我们正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创新各种工作方式。幸运的是，英语作为一门世界性语言和教育通用语言所激发的语言学习兴趣，使我们有着五百年历史的剑桥出版社能够走向世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二十个国家建立分社。

令我高兴的是，剑桥的主考官们正在和有着世界上最古老考试制度的后裔们合作！

大学与大学之间的合作基础往往植根于个人或院系的努力。

当研究者个人决定合作的时候，研究项目就创立了。在剑桥，即使是单个的院系也有可能建立全球化的合作网络。这个名单只是剑桥大学各院系和中国各研究机构之间正式或非正式合作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当每个世界级的学者都在全球范围内找寻彼此的时候，真正的全球化无疑就开始了！

然而，我更倾向于认为，教育机构之间建立正式的纽带，搭建联系的桥梁也是非常重要的。桥梁使我们所有的人——学生、院系科研教学人员、行政主管们——更轻松地你来我往，开展合作。现在，剑桥大学已经和中国、美国、欧洲的一些重要大学建立了正式的联系。我们是欧洲研究联合学院和国际研究学院联盟的一个组建成员。前者致力于说服欧洲的决策者认识到大学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而后者则在建立之初就关注全球紧迫问题并开展国际性的合作。

我想，今天在座的各位大概经常收到世界各地合作机构的邀请吧。至于我自己，我天生就是一个桥梁的建造者，而且我的最大意愿就是接受所有的邀请！不过，事实上，如果我把过多时间花在桥梁的搭建上，那么我就没有多少剩余时间来与桥梁另一端的同僚们进行深入交流。总之，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在共同目标基础之上的战略合作模式，以便为我们最有才华的学生提供最好的培养和教育，并使我们在所有知识领域都能始终保持在学科的最前沿。

不管未来会如何，我认为，剑桥大学将始终把与中国的联系放在显著的位置上。在我们看来，剑桥和中国之间过去的交往、当今的活动以及未来的机遇都集中表达了这样的理念。我愿意相信，曾经留学剑桥的徐志摩那首优美而又深情的《再别康桥》，既是我们与中国同行们百年来形成的共识，也必定是剑桥继续与你们合作的见证。 (译者：曾澜)

讲演者小传

艾莉森·理查德

教授，2003年10月起担任剑桥大学第344任校长，是剑桥大学自1209年建校以来首任女校长。

本科毕业于剑桥大学人类学专业，后获伦敦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1972年到耶鲁大学任教，并于1986年成为该校人类学教授。1986年至1990年期间担任耶鲁大学人类学系主任，1994年至2002年间任耶鲁大学教务长。

担任剑桥大学校长以来，一方面创新学校内部管理，引进大学投资的新兴管理措施，提高大学行政效率；另一方面积极争取高达十亿美元的资金来支持并扩大基础课程建设，设立奖学金以保证学生在高额学费面前不失去求学机会。她以研究灵长类复杂社会系统的进化而闻名，长期在中美洲、巴基斯坦北部，尤其是马达加斯加地区开展田野调查。2004年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