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思考

jpjp

该文已在我的个人博客上出现，并被国内一家杂志录用，都说妙笔生花老板大方，看看能不能加威。
谢谢！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思考
  
病人要吃药，医生要吃饭。靠着医生的指导，病人吃药才有效；靠着病人的缴费，医生吃饭才有钱。
突然两边齐喊没钱。病人喊没钱，看不起病；医生喊没钱，收入太低。
一，  发现疾病
打开电脑，使用google搜索“医患关系”，约有387,000项符合医患关系的查询结果。
医患关系是敌我关系？
北京的医生被打，湖北的医生被杀，重庆的医院被炸……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一系列发生在医院的恶性案件再度让人犯了疑惑———医生怎么了？患者怎么了？这纠纷怎么就没完没了了？
医院为了防止医生受伤的事情发生。医院为目前屡遭恐吓、威胁的医生感觉缺乏安全感，医院特设的了“天使保镖”。
   出现了正常的死亡，病人家属也认为是“医疗事故”，纠集同族同姓，占据医院高点，要“说法”。医院怕影响正常营业，赔钱了事，“宁叫心宽，不叫物宽。”
  患者吵着要打官司，医生在喊天使难做要改行， “举证倒置”使得每个医生接待病人时，如屡薄冰，总是把就诊者当作将来上法院的对手。医院被越来越多的医疗纠纷闹得焦头烂额，步步为营：让你做这项检查，你不做，那就签个字！让你打点滴，你不愿打，那就签个字！让你住院，你不住，那就请签字！动个小手术，拿出“手术同意书”，写上七、八条，先签字再说！不让你出院，你偏出院，那请你签个字……
  哈尔滨天价医药费；安徽十例白内障手术，竟有九个眼球被摘除……
医患关系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
医院采血救人受重罚，请看：某人民医院妇产科在为一名叫阮怀莲的产妇做完剖腹产手术后，阮怀莲因子宫收缩乏力，大出血不止。下午１点多，医生向她体内输入了１６００毫升悬浮红细胞后，阮怀莲仍出血不止，有临床输血指征。为此，在四处为阮怀莲寻找ＡＢ血型的义务献血者无果、电话征得区卫生局领导同意的情况下，妇产科手术医生卢新华本着救死扶伤的原则，为阮怀莲义务献血２００毫升，令阮怀莲转危为安。
据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卢新华医生救死扶伤的良好医德，不仅感动了患者和家属，还感动了医院的全体医务人员，正当医院准备对卢新华医生进行表彰之际，云南省卫生厅法监处认为，该医院违法采供血，要求医院进行整改，不准表扬卢新华医生，并对医院下发了《处罚预先通知书》和《听证告知书》，决定对医院处以６万元的经济处罚。
面对危重病人、在血源紧缺的情况下，医院自采血液救病人到底属不属违法行为？如果是违法行为，那么今后再碰到类似情况时，医院该怎么办？
到底谁是受害者？
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增加----这是怎麽了？如何看待当前国内的医患关系？
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医患要沟通，媒体须引导，病人是上帝吗？国内有人提出应该建立完善医疗保险体系，这能够解决根本问题吗？社会更深层的疾病在哪里？
二，检查、分析
医患关系显然不是癌症，但又十分缠手，但这种疾病的发生发展还是有规律可循的。
给患者开张处方单，患者首先想到的是医生从中拿了多少回扣；给患者提出一个治疗方案，患者会多跑几家医院比较一下这样的方案是不是最好的；给患者做手术，患者更是要考虑要不要给医生送红包，送多少合适，不送会不会不给好好治。医患关系的现状：医患间的信任度低下。
医疗服务是一种面对无数未知领域的高风险服务，有其不确定性。据统计，即使在发达国家，临床医疗确诊率也仅有70％左右。作为发展中的科学，人们至今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并寻找解除疾病的办法。即使医学家开始从基因水平认识疾病，人类对癌症、艾滋病等仍没有根治手段。另外，就是常见病，个体差异也会引发一些医疗意外。“利福平”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四种抗痨药之一。资料显示，该药的过敏发生率仅为十万分之三。然而，这样小的几率却让江西一名肺结核病人摊上了。因对“利福平”过敏，该病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结果，因一起医疗意外引发的医疗纠纷发展为刑事诉讼，感到万分冤屈的经治医生被公安机关以“医疗事故罪”逮捕。
医疗服务还是一种“只有更好，没有最好”的服务，它面对的是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若干年前，当“看病难”还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抱怨时，两个产妇挤在一张病床上也会觉得“幸福”。而现在，人们希望医院有适宜自己的更好的软硬件环境。对医疗效果过高的期望值，加上对医疗高风险的不认知，许多病人与医院的纠纷就因此引发。
纵观最近的诸多医疗纠纷，绝大多数都是由于医疗费用与患者的预期疗效不相符合所引起的。从哲学的观点而言，人体属于一个“灰箱”，现代医学对其既不是一清二楚（即所谓“白箱”），又非一无所知（即所谓“黑箱”）。这样，大夫在治疗疾病时，可以估计到的治疗效果只是一个概率（正如现在天气预报的降水概率一样），也就是说，尽管大夫尽心尽力去治疗每一个病人，仍有一定比例的病人由于种种原因达不到满意的治疗效果，这一情况在国内如此，在国外也是一样，我经常告诫下级医生：每个病人都是一个全新的科研课题！
客观而言，患者、患者家属以及消费者协会由于对医疗知之甚少，容易出现感情用事的情况，很难做到有效监管；而作为矛盾双方的一方来监管另一方，也很难让大夫接受，同时，大夫也常常感到“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情况，从而容易使矛盾激化。
大夫在对病人的态度方面视病人为上帝还可以，如果在治疗上也是如此，可就麻烦了。一位同事举例说他坐门诊的时候，依病情需要开药，但却屡屡遇上病人有意见：药开贵了，病人说你宰他；药开便宜了，病人说你涮他。最后，他只能参阅病人的以往用药开方。但有些情况是既往用药无效或耐药，这样做就可能耽误病情了。所以，在治疗上，应该树立大夫的权威，患者也应该增强对大夫的信心及依从性。完全不需要病人越殂代庖。
  我们有必要作一冷静地分析。当前民众对医疗系统的不满，集中体现在“看病难”和“看病贵”上，至于医疗服务质量和医护人员的态度，远未达到重要的位置。“看病难”是因为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造成的，调查显示中国卫生资源的70%分布在大城市，其中80%又集中在大医院，以如此集中的医疗资源去应对如此众多人群的就医需求，如何能不发出看病难的怨言？“看病贵”是民众对医疗收费高涨的反应，表面上看是医院追逐利润的后果，实际上国家医疗投入严重短缺的直接体现——虽然国家每年卫生事业费的绝对数都有不同幅度的增加，但中国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1990年为2.79%，1995年下降为2.59%，1997年降为2.45%，到2001年仅为1.66%，远低于“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最低限度标准——中国政府为了配合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全球战略目标，曾制定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最低标准，规定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不应低于8%。国家投入不断减少，医院要生存发展，民众要低价医疗，矛盾怎能不激化？
因为“看病难”和“看病贵”导致医患矛盾尖锐，实际上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和卫生投入低的后果，但医疗资源的分配或者说分布以及卫生事业投入的多少，都不是医院和医护人员说了算的，乃是政府的职责与职能所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官方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中国享有医疗卫生保障的人只占15%，卫生部的资料则显示，87％的农民完全是自费医疗。现实的情况是：相对低收入的农村人几乎没有医疗保障，相对高收入的城市人医疗保障相对健全。政府卫生投入占全社会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已由１９９１年的２３％下降到２００１年的１５％，而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在此期间由３９％上升为６１％。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医患关系如何能不紧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医院不过是政府决策失败的替罪羊而已，将医患矛盾的根子，记在医护人员的头上，是既不公平也不客观的！
资料显示，2000年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与泰国接近，都是71岁，但中国人均的医疗卫生费用是每年33美金，泰国是112美金，是中国的3倍多。俄罗斯90年代的平均期望寿命是67岁，但是人均的医疗卫生费用是130美金，是中国的4倍。美国人的期望寿命比中国高6岁，他们平均的卫生费用是多少呢？4080美金！是中国的123倍，我们还不到人家一个零头！
以1998年为例，美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为13.6%，德国为10.6%，法国9.6%，加拿大9.5%，新西兰8.6%，澳大利亚8.5%，英国6.7%。中国用占世界1%左右的卫生总费用，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基本医疗卫生需求，而且人口健康状况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水平，平均期望寿命由解放前的35岁提高到2000年的71.4岁。仅此一点，即可说明那种不负责任地大肆地痛斥医院，将医生逼向群众的对立面，以偏概全地打击整个医疗界的行为绝对是一种错误。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由于有公费医疗，医院也不用讲经济效益，加之昂贵的外国药品、设备不能进口，病人怎么会支付高额的医疗费呢？在国外，由于有健全的全民医疗保险体制，全民参加医疗保险，绝大部分的医疗费用都由保险公司来承担，当然也不会由个人支付高额的医疗费。如果看病一分钱都不用付，一次治疗疗效不好，再接着给你免费或低价治疗，你还会有那么大的意见吗？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在国外，为什么医患关系没有如此紧张呢？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是患者无须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国的全民医疗保险体制目前极为不健全，这可能是医患矛盾尖锐的最根本的原因。
三，诊断
从医务人员方面看：
第一，医务工作者工资低、风险高、责任大，导致心理失衡。
第二，社会环境的改变导致医务人员价值取向的偏差。
第三，药品制造商为医务人员追求高效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四，医院决策者鼓励员工自创收入，影响医疗质量。
第五，现行的医学教育制度缺乏人文教育，导致从医人员素质降低、自身修养欠缺。
第六，院方不配合及有关部门处理不公引至纠纷升级。
    从患者方面看：
第一，对医学知识一知半解。
第二，先入为主，稍有不妥即采取对立态度。
第三，投诉渠道不畅通导致恶性事件发生。
从社会方面：
近来国内舆论的导向越来越倾向于将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对立起来。我想这可能是很多记者没有当过医生的原因。实际上，在对于治疗病人疾病这一问题上，几乎所有大夫和病人、病人家属的想法是相同的，恐怕没有哪个做大夫的人是希望将病人治死或越治越坏的。所以说，医患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
一些不健康的社会现象和心理也对医疗纠纷有影响，比如“要想富，做手术，做了手术告大夫”。别以为这样的顺口溜无碍大局，一些专门吃“医疗纠纷”的“穴头”已经出现，医疗索赔额也有越抬越高趋势。据资料统计，近年全国各地高额医疗赔偿的诉讼明显增多，最高已达1300万元诉讼标的，其中有的属于医院无责任纠纷。南方某市郊区一农户发生家庭纠纷，女主人赌气喝了农药，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医疗纠纷”的“穴头”探知此事后，鼓动死者家属到医院闹事，并组织二三十位农村老太太围堵医院，直到那家省级医院在各方的劝说下“赔款”两万元方才了事。
  三，治疗方法
中西结合，构建相互信任的医患关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体系，和谐的医患关系指日可待！
中医科为什麽纠纷较少？我想在管理层加快体制、法规建设的同时，作为医生和患者应该加强沟通、相互理解，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医患之路，即医生在看病的同时，要加强与病人的感情交流，努力和病人作朋友，如此会减少一些纠纷。当然病人也应该理解大夫，一组大夫要管好多病人，不太可能把所有病人都当成上帝供着，病情复杂的病人自然看得多一些，病情较轻的看的时间也会少一些。而媒体应该做的是不要激化矛盾，应该把少数大夫收红包、吃回扣，以及某些医院乱收费这样的纪律性问题与医院、大夫的医疗整体质量区分开来，对于纪律性的问题如果有理有据，可以向上级主管部门甚至司法机关反映，而不要因此就说医院或大夫对病人不负责任，从而动摇患者对医院和大夫的信任。
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一些规定的变化，使医疗行业发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新条例促使医患关系向相互理解、更加平等、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
在比较了国内和国外的医疗体制后，逐渐感觉到是由于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障体系及其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及时地跟上市场经济的步伐，而导致了在工作第一线的大夫成了“替罪羊”。
而医疗质量的监管则更是专业性很强的事，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别说是外行，就是大夫，对于非本专业的医学问题也会有不懂的时候，所以，此工作应由医院、各个专业学会和法律界来共同完成。当然，情况严重时，还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大可不必患者、患者家属通过动手来解决问题
   事实上，一旦建立了完善的医疗保险体制，医疗费用的问题已经无须患者担心了，因为保险公司所承担的份额比患者多得多，他们会比患者还急，这样，就会形成保险公司对医疗费用的制约。
   总之，在处理当今“医患关系”这一问题上，我认为疏导比争论更重要。高尚的医德可以化解医疗高风险，优质的服务可以减少医疗纠纷！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医患之间关系紧张，对医对患都不利，但最终受害的是患者。因为患者不相信大夫就很难配合检查和治疗，大夫人人自危，会造成治疗中强调安全性而忽视彻底性的倾向，这不仅会使病人一个病需分几次看，甚至长期难以治愈，也使医学难以发展。
构建相互信任的医患关系，需要双方的换位思考，增进相互理解。与此同时，还要加快制度建设，用制度和法律来规范医患行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实施后显示出的作用，就是一个明证。必须加强医护人员技术和职业道德培训，培养其法制观念。在细微之处，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履行治疗告知的义务、提倡诚信服务、增加医患沟通。在医疗费用、医疗质量等环节规范操作。患者也要理性看待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误差，尊重事实和法律。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和谐的医患关系，才是化解医疗纠纷的关键。
价格政策的改革，是调整医疗收费结构、理顺医疗服务价格体系的关键。要使医务人员的技术服务价值得以体现，医院的物质消耗可得到必要补偿，从而降低医院从药品购销及大型设备获得收入的依赖性，遏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使药品、设备回归到为提高医疗质量服务的正确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