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改革的第三次大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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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改革的第三次大争论

2006年06月02日 07:52 东方网

   本文作者为“皇甫平”系列评论创作群体主创人、前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

   从个人私人品滞后到社会公共品滞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社会公共品严重落后于老百姓的需求，就是中国内地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矛盾方面在继续改革的前提下获得很好解决，大概要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后。

　　三次大争论的由来

　　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市场化改革的主题有过三次大争论。

　　第一次争论是1980年到1984年，围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展开。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此后经济学家薛暮桥、吴敬琏等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这得到邓小平的高度评价，称之为“新的政治经济学”，“讲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

　　第二次争论是1989年到1992年，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展开。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说法，这是市场化改革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这个提法在“八九风波”后遭到了有些人的批判，认为“市场化、私有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后来邓小平出来表态：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我看不出这句话有什么问题。他还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当时，还有些人把改革开放与反和平演变对立起来，反对进一步改革开放，反对搞市场经济。而“皇甫平”文章的发表更引起激烈的论争，其实“皇甫平”文章就是按照邓小平思想写的。这场争论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告终，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得到了肯定。

　　第三次争论是2004年到现在，围绕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医疗、教育、住房改革、贫富差距等问题展开。2004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走到这一步，出现了房价高、看病贵、教育乱收费、贫富差距拉大等新矛盾、新问题，利益分配格局矛盾的积累导致人们对改革产生了怀疑。我认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今天之所以出现一系列问题，主要是少了政治体制改革、法律体制改革的配套、相随，不是市场经济引发问题，而是经济体制改革得不够深刻、不够全面、不够完整。2004年以来，社会上有一股借反思改革来否定改革的思潮出现，这很危险。去年底刘吉撰文批郎咸平，高尚全呼吁警惕否定改革思潮，这是促使我写《改革不可动摇》的主要动机，虽然还有客观因素，比如《世界》杂志约稿。我在文章中提出，一切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应当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并批评了当前否定改革的部分言论倾向。对于反对之声，我看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民粹主义有滋长的倾向，这在网络中更明显，他们以嘲讽、挖苦、打倒权威为快事，例如将吴敬琏等视为利益集团代言人。二是年轻人情绪化，他们对当前就学难、就医难、就业难、住房难等现状极为不满，由于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便迁怒于改革，认为都是改革的错。三是有一部分人，一直抱着极左观点，从来不认同改革，利用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将争论引入意识形态，重现“姓社姓资”之争，从而定论改革失败。他们否定市场经济，否定改革，要走回头路，这是要害，也是我最担心的。

　　中国围绕改革的三次争论，前两次都是由邓小平出来讲话，肯定改革的方向为终结。第三次争论还没有完，但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已经明确指出，将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

　　应当重视公共产品供给滞后的问题

　　改革初期社会主要矛盾是老百姓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换句话说，是解决个人私人品缺乏的问题。

　　进入2000年，中国贫困人口从当初的3亿多人减到目前的两千多万人，大多数群众已经解决温饱问题。人们在吃穿不愁之后，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有所提高，社会公共品开始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例如人们希望住得更宽敞，出行更方便迅速，“住”和“行”也成为公共品，而义务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司法公正、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品，更成为人们关注甚至担心的焦点。而社会对这些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的供给是短缺、低效的，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九年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的义务教育，本来应该由国家财政承担，后来却要靠“希望工程”，叫人难以理解。从个人私人品滞后到社会公共品滞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社会公共品严重落后于老百姓的需求，就是中国内地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矛盾方面在继续改革的前提下获得很好解决，大概要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后。

　　而当前内地社会矛盾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中国内地过去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斯大林模式。这个模式实际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理，弊端越来越多，最后导致苏联解体。我们按照斯大林的模式走了很多年，一切都是政府管着，搞全能主义政治。改革开放后，尽管有了市场经济，但是政府职能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仍然扮演经济指导型的角色，工作重点还是放在财政收入上，放在GDP是否增长、增长了多少上。

　　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后，大部分钱用来改造城市，建高楼大厦，结果政府办公楼(包括公安、司法、财政、工商管理)一个比一个漂亮。中国地一级城市政府办公楼，很多都比美国同等规模城市的政府办公楼漂亮得多，这在美国是无法办到的，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是纳税人的钱，政府把自己的办公楼盖得富丽堂皇，纳税人不会支持。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政府不应该再扮演指导型角色，应当充当服务型角色，着重解决老百姓更迫切需要的教育、卫生、住房、治安、司法、环保等问题。这方面美国现在做得不错，但是在20世纪初，美国这方面也是很混乱的。1912年前后，美国当时的总统罗斯福动员新闻界广泛揭露社会弊端，称为“扒粪运动”，同时下大力气解决社会公共品问题，建立社会保障体制，让每一个公民都有享受教育、就业、住房、医疗保险的权利和公平机会。当然也有差别，这种差别是钱多的人房子住得大些，钱少得人房子住得小些，不会丧失住房的公平机会。

　　现在我们的政府主要精力还是在经济发展的第一线，依然在做市场应做、而且可做之事，整天忙着如何招商引资，没有真正承担起政府应做、可做，而市场无法做到的事情，比如对公共需求品考虑不够，富余的财政收入也没有及时向公共事业倾斜。现在内地大小城市高楼大厦确实比从前多了很多，也漂亮了，但这只是改善了市容，对老百姓更迫切需要的教育、卫生、住房、治安、司法、环保等问题研究不够，解决不够。例如看病难的问题，包括香港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及城市，公营医院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收费就应该便宜，有钱人觉得公营医院服务水准不够，去看私家医院好了。我们现在是公营医院的收费很高，这就违背了社会公约。公共品短缺低效是当前社会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

　　政府改革和职能转变

　　我大学毕业后，60元的工资拿了十多年，但是过得还可以。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政府在群众温饱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注意提供公共品。我上初中到大学，国家提供助学金，教育收费低廉；生病了，有公费医疗和劳保制度保障；住房是公家分配；公共交通费用也很便宜，等等。所以尽管贫穷，却感觉到了公平。

　　改革后，经济发展了，个人收入提高了，私人品的供应充足了，但社会提供的公共品不足，公共品供给不仅短缺，且不公平、不公正，这就成问题了。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虽然贫富收入的差距也很大，但由于政府提供给社会的公共品比较平等，穷人富人一样享受，例如旅游胜地富人能去穷人也能去，无非富人住五星级宾馆，穷人住三星级宾馆，社会矛盾就不突出了。现在我们有人感觉到社会不公平，是公共品短缺低效造成的，政府应该在自己的身上多找找原因。

　　中国改革继续向前发展，最主要的是真正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从经济指导型转变为社会服务型，多发展社会福利，解决公共品欠账的问题。换句话说，改革该改到政府头上了。

　　应该承认，中国社会尽管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在主要方面还是好的，国家领导人并不是经济实体的占有者、垄断者。不像有的国家，领导人及其家族，控制所在国的国民经济一半以上，这是最大的腐败。但是政府的角色不转到服务型上来也是不行的，同样可以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例如房地产改革，享有土地使用权的主体农民、市民在其中没有话语权，政府和地产商成为最大的得益者。其结果不是带来政府的腐败，就是让地产商暴富。老百姓并不反对勤劳致富，但是如果像一些地方的官员搞权钱交易，由此产生腐败暴富，群众就不答应了。

　　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是公共管理，是提供社会公共服务。随着经济发展和财政增加，政府要更重视向民众公平、公正地提供基本的社会公共品，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多年来我们一再强调政府职能做这方面的转变，但就是转变不过来，这关系到体制问题。

　　我们的经济体制目前还是政府主导，不是市场主导，资金的使用、资源的配置往往政府说了算；而一些垄断行业或是占有特殊资源的行业，却可以得到过高的超额利润分配。一些生产社会公共品的企业，因为利润太薄停产了。我们的社会公共品不是在发展，而是在萎缩。

　　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是，综合国力有了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改革就此停止，甚至走回头路，中国内地就会出现夹生饭的局面，旧体制的坏处全面显现，新体制的好处却没有得到。所以我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可喜的是，在“十一五”规划中看到了政府在向社会服务型转变的决心和一些措施，财政也在向发展社会公共品方面倾斜，希望这些举措能够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