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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
丁 健 亚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邹其芳 瑞尔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徐小平 新东方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
李新玉 全国工商联女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
许国庆 诚迅金融培训公司董事长
白 刚 光辉国际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客户总监
王亚非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
王辉耀 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
王 韬 前程无忧副总裁
高 菁 人力资源顾问
主持人（陈伟鸿）：
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对话》节目。在新春佳节的喜悦时刻，让我代表《对话》的全体工作人员，给电视机前的各位拜个年，祝福大家猴年吉祥，幸福快乐！当然，我们这样的祝福也要送给今天来到我们对话现场的这些观众朋友。大家注意到了，尽管说他们年龄、身份、职业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海归”。准确地说，应该是有着海外留学的背景，又回到国内的这些朋友。今天他们济济一堂，我相信在这个春节的此刻，他们将会把我们的对话现场当成一个他们自己难得的聚会，难忘的联欢。好，掌声欢迎大家。今天我们在现场请到的“海归”，的确是非常得多，其实还有一位“海归”，我要特别隆重地介绍一下。他在哪儿呢？在这儿，请看。
刘洋：嗨，大家好，我叫刘洋。刚在澳洲获得了电子工程硕士学位，满怀抱国志，踏上归国路。哈哈，也算个小“海归”吧。啊，祖国和人民，还有老爸老妈，我回来了。都说国内机会多，可是馅饼怎么就打不到我头上呢？投了N份简历，也有N次面试，不是人看不上我，就是我看不上人家。郁闷哪！“海归”都成了“海待”了。
主持人：
这是大家熟悉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刘洋。刚才我们看到他站在飞机悬梯上的那一刻，特别地激动，啊，祖国、老爸、老妈，我终于回来了。但是当飞机降落在祖国土地上的那一刻，其实你的理想也正在实行着一次着陆。究竟能不能有一个很好的着陆，每个人的境遇是不一样的。在现场有没有谁，自己的境遇是跟我们刚才短片当中的刘洋是一样的？
刘钊：
去年9月份我跟刘洋一样，好像应该是我弟弟了，我叫刘钊嘛。我同样满怀信心和激情，回到自己的国家，并开始寻找工作。但是四个月下来，我发现自己由原来的“海归”变成了现在的“海待”，海外留学归来的待业青年了。其实这段时间呢，我通过各种方式，像参加招聘会发电子邮件。但是就是，因为我发了两百多份，得到企业的答复或者面试的机会就相当得少，所以我心里就有一种沉重的感觉。
主持人：
少到什么程度？
刘钊：
具体地说，到现在为止，是有一个深圳的单位拒绝了我。
主持人：
旁边的这位小姐呢？
观众：
因为我回国的时间可能相对来讲比较短，大概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在这里我也投了很多很多封简历，然后可能跟这位先生一样，也是收到的回音也是不太多，确实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中间是哪里出了问题，也可能是我自己简历写得不够好，也可能是。甚至包括我在想，是不是邮递也出了问题。反正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收到的回音确实很少。
主持人：
其实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想先做一个现场的调查，在现场所有的这些“海归”朋友的心目当中，“海归”变“海待”这种现象，你们觉得正常不正常？来，拿出我们的小牌子让我们看一看大家的表决结果。好，我们的表决结果出来了，我看到黄色是非常少数的人，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地认同了，说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来，我们先请反方的两位，王辉耀先生和邹其芳先生。你们两位认为说这个现象有点不太正常？
王辉耀：
我觉得还是很不正常的。因为在中国目前来讲，并不是这种国际化的人才很多，人才过剩。中国还不出现人才过剩的现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但是人才还是非常稀缺。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每个人才都有他可用的地方，如果说出现中国人才过剩或者找不到工作，我觉得有点不正常。
邹其芳：
中国目前还不是人才过剩，而是人才使用方面，可能是不是中介方面，或者是供需相见方面有一些环节可能需要改进。
主持人：
我们请极大多数的人来发言一下，来。
徐小平：
海外留学经历就是一个金饭票，就是一个光环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留学生已经从卖方市场变成了人才市场的买方市场。所以现在中国的就业机会非常多，关键是你怎么能在这个市场上把自己卖出去。从简历到面试，从发现职业的线索的能力到和人打交道的那么一种，沟通的这么一种技巧。辉耀和邹先生讲它不正常，说明的是什么呢？“海归”就应该在中国找到机会。我认为它正常是什么呢？你回到中国来，就应该针对这个市场，针对这个环境，把自己推到企业面前去，推到社会面前去。我相信每一个“海归”，回到中国来经过一定的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这个不多。美国学生找一份工作，平均美国本科生是六个月，根据统计数字。
主持人：
所以大家还要再继续耐心地找，时间还不够长。
徐小平：
所以它不多。再说四百封信，再发四百封信也就是多个几百人民币的邮票嘛！对不对，怕什么？找到一份工作就是十几万、几十万。
主持人：
来，我们请教一下白刚先生。
白刚：
刚才我是举牌说是同意这种现象，是合理的。
主持人：
对，你觉得这个存在是合理的。
白刚：
是合理的。如果说自然界还有狂风暴雨，还有地震火山爆发的话。如果生活不完美的话，有人找不到工作，不管你是“海归”还是非“海归”，这都是正常的。但是，虽然它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情况是可以被改善的。这两位既然已经回来了，咱们要面对这个现实。那么就要调整一下自己，做好定位。定位有两个层面，第一是你怎么选你的方向，你要选准？最好跟你过去的工作经验，跟你的一些特殊的社会联系相结合。找一些，可能哪些企业又能用到你的知识，又能用到你过去的经验。第二，就是把自己的定位要做出调整，不要太在意。像二次创业一样，自己重新找工作一样。不要在乎薪酬，不要在乎职位，要有这个信心，也有这个决心，在新的环境中证明自己。我想今天在座很多的成功人士，都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主持人：
好，来。
王韬：
其实我是觉得“海归”回国变成“海待”，这个本身是个比较正常的现象。我在前程无忧工作，大家知道，我们今年2004年大学毕业生，280万个毕业生，到目前为止跟用人单位签约的只有50％。所以这样的话，也说明就是说，“海归”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找到工作呢，这个本身跟我们整体的人才供需的环境是一致的。我们有个统计，在前程无忧370万份简历里面呢，有8万份是“海归”的。而在这里面呢，真正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不到5％。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说真正人才反而是企业现在非常紧缺的。所以我们在申请工作的时候，不是有一份标准的简历我四百个企业都在申请，而是我认真想这个企业需要什么人才？我自己能帮它做什么？我们自己想清楚以后再申请，可能会更好一点。
主持人：
高小姐一直以来也是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我觉得在每一位“海归”暂时的这种“海待”现象当中，心里就有一个结很难解开，就是说为什么伯乐总和千里马难以相遇呢？
高菁：
教育的这个回报，我觉得它是长期的一个过程。并不一定说你今天接受教育，明天就要看到这个回报。您今天从国外回来马上就要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它是一个，可能你五年、十年你回头去看，你会看到你在海外受教育这一段经历是非常宝贵的，跟其他人相比较，这是一点。另外一个我觉得现在就是说，缺少适合的中介机构，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我这次回国之前，在美国帮助一个公司，国内的公司去美东地区的十一所最TOP（顶级）的学校去招聘。我通过见这些中国学生，我发现，大家对于如何在国内找工作这个渠道确实非常不了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像，我给徐校长提个意见。我觉得这新东方售前做得不错，把大家都送出去了。售后做得不好，大家回来了。
主持人：
您得实行三包啊！
高菁：
对，我觉得可以回来以后。
徐小平：
现在我们有新的业务模式了。
高菁：
对，有个新的业务了。
徐小平：
给你提成。
主持人：
也要谢谢高小姐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建议。丁健先生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丁健：
我觉得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一个假设是说“海归”他的海外背景是有优势。刚才已经讲不一定有优势，那我现在提一个更激进的观点可以说，我认为他是有劣势的，在很大程度上。比如像在你对中国的市场了解情况，还有你在海外这一段时间和中国的市场环节的脱节，包括你的关系网等等，很多方面的脱节。另外包括你的工资的不合理的期望值，另外你的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一些融合等等很多问题。即使你本人这些弱点都没有，但是在雇你的人的心目中，他就有了一个。刚才已经讲了，假设里面他就觉得是这样。我给你一个证据的话，从亚信角度上来讲，我们应该说是一个最早的“海归”公司，也是一个“海归”文化最强的一个公司。但是我们在招聘人的时候，在同等条件下，我肯定是宁肯招本土的人，我不会招海外的人。
主持人：
为什么您会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呢？你们是“海归”文化最强的。
丁健：
因为就是说呢，在这样一个本土环境里面，他如果能够靠他自己的奋斗，没有任何的培训能够达到跟你同样水平的话，他的潜力一定比你大。
徐小平：
我想说一个特别的一个案例。今天早晨我碰到一个学生，是新东方过去报名处的。她走之前是拿四千元钱一个月，干了四、五年了。后来新东方出了十万人民币让她到英国去读教育管理，结果才读了半年，现在需要人才，就特别打电话回来了。然后问她工资多少钱，是拿一万五千元。而且我要特别说，这女孩子就叫兆鹿，而且她没有本科学历，她拥有的就是工作经验。加上到海外去，带着实践、需求，去寻求了就业的那种真理，最终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说这个结论，实际上是工作经验以及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加上西方的那种观点、意志、知识，是高工资的配方。谢谢大家。
刘钊：
你这位工作人员原来在国内本身学历不是很高，到英国受的什么教育也不好说。半年时间，你认为她能给你这个企业带来价值的最主要是哪一点？你愿意付她一万五一个月？而不愿意聘用一个在英美、欧美国家或者其他国家拿到了正规的学位，也有了一定的实际案例分析能力，有了一定为人处事能力，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呢？
徐小平：
像兆鹿这么一个案例，在新东方是一个典型的成功模式。就是我在中国有了扎实的根基，有了信任，有了过去我做出来的工作的证明。那么她出去半年时间，带着问题学，她迅速地找到了自己人才增值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叫做过程。
刘钊：
其实我不太能够同意你这个观点。因为照我的感觉来说，这个女职工给你企业带来的价值并不是很大的，是因为她在你企业有了很深厚的人际关系。如果说我们在座的各位“海归”跟你一样熟，你选择谁？在同样的人际关系情况下。
主持人：
看来刘钊这次代表大家说出了心里话。
丁健：
我替徐小平说几句。我觉得它反应了很多企业非常重要的一点，为什么EMBA这么多？为什么很多在职的人，在职的企业愿意花钱送他的员工去？了解你的公司，了解你的文化，忠诚你的公司，很多方面。我觉得跟人际关系没有，你放心，我觉得很多“海归”回来的这些在西方受到了足够时间长的教育，他不大会任人唯亲的。因为都是他自己的公司，我相信他知道，他宁肯把钱给他的亲戚养着他，他也不会让他到他公司去祸害。这点你放心。我觉得不太会是一种任人唯亲的关系，任人唯关系的。一定是有真才实学，对于他来讲是真正需要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那种指责我是认为是有点偏激。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补充一点就是说。另外一个“海归”在这方面失去一点优势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以来，国内的人才迅速地成长。成长的速度之快，是超过我们大家想象的。这也是为什么到了今天，包括像亚信的从CEO（首席执行官）， CFO（首席财务官）。我们CFO是评为亚洲的CFO，最佳CFO。CEO是来自爱立信的首席市场官，都不是有真正的“海归”背景的人。你可以说最高层的人都这样地在成长的话，你可想而知中层干部、底层干部。像北大培训了相当多的这种优秀的MBA人才。再还有一个例子，最近我刚刚从温州回来，跟他们本土的企业家我们做了些交流，让我印象非常深。大家印象里，如果提到温州的话，应该是很偏远，做小商品什么等等这种企业来的。但是我在那里，我认为那里的很多企业家的素质已经可以完完全全跟在座的不相上下，甚至还可以更高。
主持人：
刚才我们在说到选择的时候，徐先生举了例子就是他们学校原来的，叫兆鹿是吧。兆鹿，最后他们录用的是兆鹿。而刘钊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说认为有一点不太公平对不对？其实你们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经常能碰到这样的情形，我们不妨让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来表决一下，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觉得新东方应该录用兆鹿的就举红牌。觉得说应该从我们这些有“海归”背景的，我们刚回来在找工作，也很尽心尽力给你投递了简历的人，应该从我们当中来做一个选择的话，就举黄牌。我们看看现场的表决结果究竟如何？来。我们请一位“海归”来发布一下表决的结果，大家先举得久一点。刘钊，你自己把看到的结果来给我们发布一下。大家举一会儿，来。也就是说愿意录用兆鹿的人多一些，还是愿意录用“海归”的人多一些？
刘钊：
同意录用“海归”的将近二十个，剩下的都是录用他本公司的人。
主持人：
大部分的人还是愿意。就这一点来讲，“海归”是有点心里不太平衡的，觉得不应该是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平衡？你们说的是你们的理由，可是我们不太认同你们的理由。
王亚非：
实际上还有一点很重要，企业是追求效益的和效率的，它会注意到配合默契。这个团队里就像一个机器，它由各个部分组成的。所以这个不是任人唯亲，不是说关系这个很重要。
刘钊：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也理解丁老师的做法。如果说我是一个民营企业家，我也会同样地做。为什么？我一个企业家需要的是员工的综合素质，和为我企业创造价值的实际能力，不仅仅是教育背景和学习经历。但是刚才我说的，我的体会是说这个员工从新东方送到英国只是半年的时间，这多短的时间，凭什么？所以说这是我不理解的地方。如果说这工资低一点，同样去竞争下，他用谁？
徐小平：
对不起，因为我挑起来这个论争，产生了智慧，所以说我就要多说两句。其实新东方同样是今天早晨，因为正好我们有一个活动，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还提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王修文，王修文跟新东方没有任何关系，是去年5月份才来到新东方的。他是宾州州立大学的教育学博士，那么出国之前有很多教育经验。在新东方一年，把扬州新东方国际学校办得非常好，没有一个人退学，家长满意率是99.75％。俞敏洪就说了这句话，他说王修文博士是这种就是跟新东方没有任何渊源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能够最快地融入这个文化，认同这个企业，追求一种共同价值的典型的“海归”。所以说新东方的二百多个人，实际上真正的熟人朋友没有几个。所以，我想欢迎所有的“海归”来到新东方，包括你在内。然后经受人事经理的一整套的筛选、审查、折磨、摧残，然后最后证明你自己是新东方需要的人，或者是整个中国人才市场上能够成功，能够贡献的人。谢谢。
主持人：
其实刚才王老师补充了一点你们选择的理由。就是认为说兆鹿相对于其他“海归”来说，对你们配合会更加默契一点。这样我就在想，那其实我们对每个单位来说都是新的，那么留给我们的空间就很小了，是不是？你还想发表意见，来。
观众：
刚才我举的是红脸，是表示同意。因为这个我想如果我是徐老师的话，我也会这么做。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是不是在“海归”回来创业的时候，找工作的时候可以加一个流程进去，整条线是不是可以加一个叫做过渡期的这么一个流程。
主持人：
最好让用人单位能够腾出这样一个过渡期，让你们来过渡？
观众：
不是，因为用人单位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这是自己给自己时间来做的。
主持人：
自己多留一点？
观众：
对。因为比如说，去年1月份我回来的时候。我拿了一个项目，我想自己创业。但是我回来了之后，我发现既没资金，没有地方，然后没有社会网络。这个时候我最后逼不得已拿着这个项目找到一个公司去跟他合作，我说我不要薪水，我只要咱们一起来做这个项目。如果你同意的话，最后如果做成功，我希望分得我一部分股份。做完这个项目果然就成功了，我拿到了我的第一桶金。虽然没有很多钱，然后我开始注册了自己的公司，我自己来做。然后接下来有一个更聪明的人，他是我在英国的一个同学。他回来了之后，下飞机给我打电话说，我到你公司去打工好不好？我说好是好，但是我肯定是请不起你。他说那这样，能不能管我一顿中午饭？我说没问题，他说那我上下班打车那个票能不能报销？我说也没问题。他在我这儿干了一个月，这一个月期间，他就知道了怎么在北京工作，怎么去打电话跟人说话，他也知道了在北京吃川菜哪个餐厅最好。而且我知道他在我这个公司工作一个月当中，他自己的简历从原来只有英国的简历，没有中文的，他有了中文的简历，英文的简历在一个月当中改了三次。那么一个月以后，他现在在美国很大的一个顾问公司，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我觉得其实“海归”回来之后，不要想迈进国门的第一步然后就得一个很高的起点，我就一定要怎么怎么样。这个过渡期可长可短，短可能是几个星期一两个月，长可能需要半年一年的时间。但是我相信海外的生活经历，和你学到的知识，在一个更长远的时间内会给你一个相当大的爆发力，这才是“海归”真正的优势。谢谢。
主持人：
这边还有哪一位愿意就刚才的话题和对面的嘉宾交流吗？
观众：
关于过渡期呢，我是这么理解的。很多人说我们个体的力量可以去做，但是我呼吁全社会来做。因为毕竟是春节节目，我不想沉重地去做这节目。因为大家看到一个植物的移栽的时候，总要有个温室，有个过程。动物有时候从一个地区到另外一个地区，比如说我们引种奶牛，从澳大利亚到中国有时候也需要一个培养场。就是说能不能国家，比如说很多大型企业也需要“海归”人才，或者他在海外已经萌芽了，或者已经成长了，需要给他一个土壤，就是大家建立一个这种一个孵化基地也好。大家知道创业有个创业园，有没有个就业园？比如很多国家的大型企业，或者很多的，在座的很多民营企业，大家建一个这种孵化器，给他们提供一个互动的场所，大家也可以要国家，包括甚至国家的人事机构也可以加入进来。这是我一点想法。
王辉耀：
我补充两点。我想首先就是说这个“海归”这个现象吧，实际上过一段时间就会消失的。比如在美国，我很少听见美国人说“海归”。大家都是在一个很国际化的环境，随着中国因为以前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以后越来越市场国际化的时候，“海归”也就跟大家都一样了，中国也可以出现自己的“海归”，本土的“海归”。第二点就是什么呢，确实这个环境，咱们机制上和大环境上对“海归”的重视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欠缺。比如说我发现所有的跨国公司“海归”就业率是最高的，包括很多跨国公司掌门人，在中国都是“海归”在牵头。还有三资企业，而这些企业是最好的。中国现在不是说不需要“海归”，而是中国现在本土的文化和本土的企业、一些机制，和它本土的一些条条框框的话还不能大范围地聘用“海归”。怎么样把这些人他们这个休眠期给他缩短，尽快地发挥他们的潜能，是可能政府、企业和“海归”自己都需要考虑的问题。
主持人：
您有什么建议，来。
李新玉：
我特别同意王先生的说法，这个现象肯定会消失的。比如说凭什么非要说要给点政策，然后要给个孵化期，要给个过渡期。我们不是都从这儿出去的吗？其实我真觉得大家把心态放平点，别去要这个要那个。我们都是中国人，都从这块土地出去的，只不过比别人多出去了几天。这是第一，第二。
主持人：
你会不会担心你这么说会打击一大片？
李新玉：
我真的，我特别想告诉这些人，我特别想。不是，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大家不要出去了两天马上回来，非要每句话都要带英语，表现自己一定就是生怕人家不知道我们会两句英语，这是第一。第二呢，在做派上，虽然有的人压根儿不愿意喝咖啡，但是也表现出要去星巴克喝两杯。然后第三呢，我就觉得那个心态不平在哪儿呢？总是想向国家或者单位或者某个用人的地方要东西，我觉得我特别信奉一句话。Don\'t ask…… well，我又说英语了。
主持人：
没有关系，我们允许。
李新玉：
但是这句是英语的一个OK，一个 saying（说法）。就是Don\'t ask for it , work for it，就是说你去努力工作去得到你的东西，不是说你能要来的。同时其实我们也没必要突然间变得好像特别沮丧，好像觉得比人家少了点什么。回来文化不懂了，其实我们怎么不懂？真的哪个胡同哪个巷都明白，好，马上就觉得我们不懂了，你们不了解中国文化了。我真觉得其实这种说法也没必要，大家都心态平一点，国人也心态平一点就完了。
主持人：
可是常常是用人单位对他们的指责说你们对国情不了解了。
李新玉：
其实首先要我们自己先心态平点。我们别一去给人家interview（面试）的时候，就表现出好像我们是从哪儿来的。真的，你怎么就混两年就学了多少知识了？所以对不起，这位新东方的老师，我真想说你们如果把一个人送出去半年，你就认为她的价值一下翻倍了，从四千变成一万五，我真觉得你们学校有问题。
徐小平：
我得捍卫新东方的荣誉。我在前年出了一本书叫《图穷对话录》，这个书出版以后，居然很多人认为我们反对留学。其实，我们反对的是非理性留学，反对留学无意识。今日中国上了大学就有前途，考了研究生一定有出息，然后出国肯定是好事，错了。这个社会要的是人才，要的是能够为我这个企业做事情的人才，国家是不包分配的，国家是不给你养老送终的。关键还在于你在市场上证明自己。所以说我有一句名言叫什么呢？世界上没有“海归”，也没有土鳖这一说，只有什么呢？中华鳖精。你能不能展示你的能力，你知道吗？所以说回来找不到工作，找个三个月五个月找不到了然后就在这儿抱怨，然后就来回走，永远成为漂泊的荷兰人你知道吧。你就不能落地，不能扎根。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所以说“海归”肯定能找到工作，肯定有机会；留学肯定有意义。但是关键是自己要show it , ok？展示自己的能力，不好意思，我又说英语了。我自豪。
主持人：
咱们在说完了观点之后，还是回答一下李女士的问题，OK？
徐小平：
就是企业的认同嘛。甚至这个女孩子比如说离开这儿半年，时时感觉到她的存在的那种价值、意义，那么就呼唤她回来了。事实上她是把她的这个留学的计划中断了。
李新玉：
我想补充一句。其实我觉得呢那个女孩本身就有价值，你们没有去pay她enough（付她足够的薪水），我觉得是你之前的问题，所以说是你们管理上出了问题。如果说你们真的是觉得这个女孩有价值，那么你们为什么非要她戴一个光环呢？你们又造成一个，给大家一个误区，非要到国外去留学？
徐小平：
谢谢李女士。所以说我们半年以后，我们发现了这个错误，我们就改正了。
主持人：
还好，这句话补充得好啊。
主持人：
我们刚才在现场说了这么长时间的“海归”的问题，我想再回到我们的特殊的朋友刘洋的身上。这位刘洋我们很久没有关注他了，其实他也一直在找工作，经过了大概六个月的时间不断地等待，不断地寻找，他终于有了一份面试的机会。可是他发现这份工作离他自己心目当中对职位的要求，对薪水的要求相去甚远。我想让大家来出出主意，这个时候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份工作？你愿意接受的话请举红牌，不愿意接受的话请举黄牌。好像看法是一半一半，一半一半的。我希望来听一下不同的意见，来，这位穿蓝色毛衣的小姐。你认为他应该接受这份工作？
观众：
我觉得他应该接受这份工作。就像我来说，我刚回来，我从英国一个学院读书，读的是新闻学。我刚回来有大概三个月，然后我一直在致力找跟我专业相关的一份工作，但是非常非常难。而我现在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还不错，但是我非常不满意。不是不满意这个公司，而是我认为我要生存下去，我必须生存下去。
主持人：
就是在不断地寻找当中，你可以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
观众： 对。
主持人：
是被迫的？
观众：
对。
主持人：
这是你的选择？
观众：
对，我觉得是这样。
主持人：
好，谢谢你。您和她的观点一样吗？不一样。
观众：
如果你现在要接受这个，只是为了生存去接受这个，你会害了你自己，同时也会害了这个企业。
观众：
我的观点是刘洋不应该选择去接受这份工作，他的第一份offer（工作机会）。我觉得他应该选择坚持，那么我希望他继续做的是继续坚持找工作，同时找出自己的不足。
主持人：
我们现场的选择是各不相同的，甚至这个观点有的时候也是针锋相对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刘洋自己的选择，再请各位来发表你们的观点。来，看一看。
刘洋：认了，有工作先干，骑驴找马吧。唉！国内的单位人际关系复杂，工作效率也太低了。领导也不重用我，真faint ，水土不服呀！我还是决定辞职不干了。然后呢，还是去跳槽还是再出国，深造还是去创业？向左转向右转？我该向哪儿转哪？
主持人：
非常遗憾刘洋的选择是我们现场有一半的观众不太认同的选择。但实际上确实是对有一些“海待”来说，可能这是这种无奈之举。来，听听你们的意见。
邹其芳：
刘洋也提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我想在这儿说一点，我们去英国也好去美国也好，我们大家谁喊过水土不服了？有人喊过吗？没有人喊过。为什么回到自己的祖国，回到自己的家，反而倒水土不服了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需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还是自己是否摆对位置的问题。
主持人：
尽管刚才邹先生说不太认同有一些“海归”说水土不服，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有些“海归”是遇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在现场有没有谁自己的境遇是跟我们刚才短片当中的刘洋是一样的？
培培：
是这样，我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平台，老板也器重我。老板虽然看中，但是不知道怎么用。或者是用的时候，用不得当，有的时候适得其反。好像变得我最后就是我海不“海归”好像也无所谓了，只是在外国的公司来跟我们公司的合作、谈判的时候，我是最大的发挥我的用武之地我当一个翻译，其他的真的是。我在工作这一年里我尽力想了很多的办法，我给老板写了很多的报告，包括改善我所负责的这些业务，还有公司等等的管理方面的东西。老板不是不认同，但是确实执行起来有困难。所以我真的需要一个就像徐老师说的，给我一个show（表现）的机会。
主持人：
需要一个机会需要一个舞台。许先生，您怎么来看待我们“海归”说出的心里话？觉得现在好像没有给我们机会，没有给我们展示的空间？
许国庆：
刚才这位女同志讲的这个问题呢我不太同意。您老觉得您是“海归”，我是“海归”你应该重用我。你看我写了那么多的报告有多么多么的优秀，那你的报告从适合性，从可行性方面有多高？我想任何一个能够维持这么长生意的这么一个公司的领导人，他应该有鉴别您的可行性的这个能力。
培培：
刚才您提到这个，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海归”。我觉得我在公司里只有当同事问我一个英文单词的时候，我才想到，好像我还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和特长。我希望和大家打成一片，我交这些报告的时候，绝对不是以一个“海归”的身份来提出建议。然后我的可行性呢，因为我很了解我的公司，是可行的。老板也认同，我也是觉得环境肯定是还有待改善的地方。
主持人：
假设说她出现在丁健先生所在的公司，她现在遇到了这样的困惑，您会跟她进行一次怎么样的谈话？
丁健：
我觉得像，其实这样的员工在像我们这样的公司里面，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他老觉得他自己的想法是最正确的。
主持人：
没有得到实现？
丁健：
没有得到实现。但实际上可能从管理层的角度来讲，他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他会看到很多的问题。从时机，或者是现实情况等等这方面，或者也许就像他所说的像刚才那谁所说的，你可能自己没有把这个主意真正地用一个合适的方式让大家接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市场经济环境里面都面临一个，我又不想，要用英文词这个sale（卖）的问题。你要卖，首先你在没有工作之前要把自己卖给一个公司，首先你要把自己这个能力卖出去。你进了一个公司，要把你主意也要卖出去。所以我们经常，这是在包括美国公司里面经常用的一个词，叫sale idea（卖点子），这个词用得很有道理。sale（卖）是一个要花劳动的，不是说它对，自然而然这个公司里就都接受了。每个公司自己的一个部门，它也有很多具体的利益问题。其实你刚才你在辩解的时候，其实你忘了你刚才在说的时候有一个词你说出来了。你说我们这领导根本不管我“海归”不“海归”，往往只是到来翻译的时候才找到我。其实这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既然你自己觉得“海归”不“海归”不重要的话。其实当你心目中实际上已经把这个抱怨的语气出来了。就是说他没有把我当“海归”，我觉得这个心态一定要下去。就是说，首先我不是什么“海归”不“海归”，我跟所有的员工都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在这个事情上，在公司的业务里面，只有对和错或者好和坏这样的一种，这种区别。我应该想办法，把我自己认为更好的主意让其他人去接受，包括你的老板。
主持人：
我们正是希望所有的“海归”在回到国内之后能够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所以我们才希望大家能够提供一些尽快克服水土不服的好方法。
白刚：
我想用两个词，第一叫清醒，第二叫经营。前两天听一个朋友谈起这样一件事，他说像我这样的人长期在跨国公司工作，我既不是“海归”，我也不是土鳖，但是我们也横行霸道的，我是螃蟹。大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这些人都在海里边游过泳，有的游得远一点，有的游得近一点。有的游得好，有的游得不好。但是在最近的时候，或者说几年前刚回来的时候，我们都缺乏在陆地上行走的这样的经验。所以我们要特别清醒地认识，社会上真正需要的是螃蟹。第二要经营，刚才咱们讲了很多“术”方面的问题，怎么样送resume（简历），怎么样去让大家了解自己。我觉得还应该提到一个“道”的层面来讲，就是说一个人要对自己的一生，特别是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负责。你要负责怎么开始，你要先清楚地了解自己。自己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你自己的抱负是什么？你自己最喜好的是什么？你的价值观是什么？第二个层面你能做什么？我就这么两条建议。
王亚非：
刚才有一些来宾在抱怨就是说你水土不服的环境。实际上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这样，那现在就感觉只要是一个组织或者企业，它就有不完美的地方，给了我们那些有能力的人施展的空间。如果它已经完美了，你就没有作用了。所以你的不可替代性是能为它的不完美做一点什么。
徐小平：
今天讲的是“海归”回国找工作，讲到现实的太多，我想给大家一点理想主义。歌德讲过生活是灰色的，理想之树长青，这是我编的。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就是说在1996年底的时候，新东方的三个创业者俞敏洪和我和王强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接受了一次采访。当时王强刚刚从美国辞去贝尔传讯研究所的工作回来了，当时主持人那叫林白，就问他。说王强老师，你从贝尔回来，辞去五万美元一年的工作，新东方俞敏洪给你多少钱？王强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可以说是“海归”爬行史上的最闪光的语言。
主持人：
说出来让我们分享一下。
徐小平：
对，王强说，当时俞敏洪就说，小平、王强回来，我是一分钱不给他们的。但是王强说了一句话。王强说，我回来不是来摘果子的，不是来吃现成饭的，我回来是来耕种的。因为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只要我栽下希望，只要我辛勤耕耘，我就一定能够收获辉煌。这就是我对大家的希望，谢谢！
主持人：
我们看看刘洋最后是怎么选择自己的未来的。
刘洋：感谢专家和“海归”同学们的建议，主意还得自己拿，路还要自己走，没有风雨怎见彩虹。我很感谢大家的关怀和鼓励，其实我就在节目的现场，就在你们的中间。
主持人：
也许听到刘洋最后这几句话，我们前面为他出谋划策的所有的来宾都觉得非常欣慰。因为如果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探讨，通过今天的对话，给这些正在寻求未来的“海归”一点帮助，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心愿。当大家都在关注他们的时刻，我想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希望。这样，我们把希望做一番浓缩。大家手里都有我们今天发的这个小牌子，每一位嘉宾，或者我们每一位朋友，可以把你们对“海归”最大的希望用一个词，也许就是两个字，把它写在这个牌子上，待会儿展示出来给大家看。我们写好的先说。
许国庆：
在本土环境中，尽量少讲英文词。
王辉耀：
跨越东西方，大有作为。
邹其芳：
我写得简单，自信，你们要有自信。
丁健：
我写的两个字是坚韧，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在困难前面，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坚忍不拔是非常重要的。
徐小平：
我写的两个字是归零，就是回归到零。“海归”回来创业，把自己中西方文化放到一个新的起跑线上，卸下一切精神负担勇猛地向前进。谢谢。
李新玉：
我写的两个字叫定位。实际上我就想找自己想做的事，做自己想做的事。
白刚：
我想说两个字是奋飞。第一个是奋，要努力奋斗，要经过一番磨难。第二经过这番磨难，大家生逢其时，一定能够飞起来。
观众：
我写的就两个字，团结。团结是互相团结，和团结所有的可以团结的有生力量。
刘钊：
我写的是自强。就是我们“海归”群体要靠自己，一切去努力。
观众：
我写的两个字，就是机会，希望给我们这些工作经验不是特别多，甚至没有工作经验的同学们一些机会。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努力来证明我们的实力，我们一定会做得最好。谢谢。
观众：
我写的两个字是希望，我想不仅个人要怀有希望，而且还要对我们的国家怀有希望。
主持人：
今天我们所有的“海归”济济一堂，其实从年纪上来分，有一些是年长一些的“海归”，有些是年轻一些的“海归”。当我们最后把所有的希望聚焦在两个字、四个字或者八个字的身上的时候，其实我们对未来同样都充满着信心。在我们春节的此刻，我希望大家能够再一次感受到彼此的那种关怀，能够融入这种温暖的环境当中。所以我有一个建议，大家其实对未来最大的希望都融在了这两个字当中。不妨作为春节的礼物彼此交换，永远珍藏。这里是《对话》，谢谢大家光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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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27 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