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华：我们是最没有学问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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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华：我们是最没有学问的一代人

吴虹飞

取自泡网论坛 提交者 : 阿飞姑娘 于 北京时间 2003-11-22 23:49:14

五柳村编者:志华先生与德坚同事三十余年,并在文革中同为入“另册”中的难友，而赤子之心不改如一。先生与余同年而略长，去岁回京重晤，步履已较艰难，但思维敏捷如昔，特别是快人快语，鞭挞丑恶而又妙趣横生， 曾为招祸之由，依然故我，看来是积习难改了。记者采访当多实录其语，可见一斑，远隔重洋而偶然得之，百感交集，幸有此网站，急录以上网，以供同怀。2003/12/05

清华大学建筑系馆南楼303，窄窄的房间，几张桌子，是陈志华和他的研究乡土建筑的同仁的简陋办公之地。陈老爷子（学生们对他的尊称）刚刚只身从外地乡下调研回来，略显疲惫，神情却安详。

他今年已经74岁，说话已经很慢很慢。

尽管如此，他还只身到农村去做乡土建筑的调研，好为他的学生们铺路。

他最不放心的是自己有着心脏病的70多岁的老伴儿。可是没有办法，一年两三次的上山下乡，他必须如此，看着那些自然村落被破坏，“看着让人挺伤心的”。这个你不干谁干呢？要赶在被毁坏之前抢救它们，他象进行一场艰难的赛跑。

时光和人为的破坏，是他一生最为隐痛的事情，对自己的事情，他说得很少。他自认为这几年一直在上山下乡，眼界比较窄。但是对于社会上的不良、不公，他依然有着尖锐的批评。有些学者著述往往流于两面和圆滑，在他却没有。

他的一只眼睛，由于在阅读资料时过度疲惫，已经看不见了。楼梯的时候光线太暗，我担心他看不见，他却不用人去扶他，慢慢下了楼。

因为眼睛的缘故，已经不能骑车。从学校走回家，要走40分钟的路。我坚持送他回家，他再三拒绝了。

他在清华慢慢走着。那里有着他曾经的大学时光，他的无数学生成长的地方，也是他的光荣和苦难之地。

有人说，这其实是一个内心很骄傲的人。

并非声名显赫，但将一直赢得人们的敬重。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学识。

　

一、 北京城楼上的月亮

我到北京的时候是半夜。从北京火车站下车，一出站，就是前门箭楼，正阳门楼上高悬的月亮特别大，特别亮，那个印象太深刻了。那是一个帝王之都啊。
从清华坐校车，过西安门，文津街，北京图书馆，然后上金螯玉东桥，看到前面是团城，左面是北海，右面是中南海，里头一个牌楼，过三座门，两道红墙，就是故宫的桥楼，稍微一拐就是大高悬殿，大高悬殿，汉白玉桥，再往前，左手是景山，右手是筒子河边上的朝坊。你想想看，这一路，太迷人了，太美了，可是现在，看不到了……

　

二、进清华是为了当新闻记者

1947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并不是纯粹为了读社会学，而是为了当一个新闻记者。那时经历着抗日战争，有很多战地报道，什么空军英雄啦，很鼓舞人心。当年我父亲做过国民党的小官，还给我订过几期杂志，大概就叫《中国空军》。我们同学对这样的报道反应非常强烈，所以觉得记者是一个很崇高的职业，对国家兴亡挺起作用的，就萌发了当记者的愿望。

1946年左右发生了“张莘夫事件”，日本人拆工程，张莘夫是一个工程师，到东北去接收日本工程，不知道怎么的，无缘无故的就死了，当时反苏、反共，说是苏联红军搞死的，当时我们这些学生，却根本不信，很欢迎共产党，对新政权抱着很大的希望。

当时国立清华大学没有新闻系，燕京大学有啊，可是燕京读不起啊。我也不知道做新闻记者究竟要考什么系，考了一个北大中文系，考了一个清华社会学系，两个都录取了，那么后来就选了清华的社会学。

后来发现社会学似乎和新闻关系有些远，1949年，接触到一些事情，觉得当时的舆论比较一致，只是一种感觉吧，慢慢感觉到新闻也不是那么好做的了，觉得说话不能随着自己的想法去说，兴趣就渐渐淡了下来。后来又是“院系调整”，社会学系就取消了，大部分的老师和学生分到了民族学院去了。费孝通啊，潘光旦啊，这些老先生都过去了。

其实那时候对建筑也萌发了兴趣。每年的校庆，各个系都有展览，向大家介绍本专业的内容和特点，当然也包括建筑系——现在好象清华已经没有了吧，好多年都没有看到过。（我）参观过几次建筑系（的展览）。那时 候梁（思成）先生还在。他提出一个口号，就是“住者有其屋”。孙中山提出的是“耕者有其田”。大致意思是眼睛要朝着广大的群众，使大家都有房子住。1949年，老解放区已经有了土改，分田地，当时对清华大学的宣传是“耕者有其田”。我从小在浙江南部很贫穷的山沟长大，对农村很熟悉，对他们的贫穷也很熟悉，也亲眼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因此对共产党的主张，还是很拥护的。我觉得“耕者有其田”已经赶不上了，那这个“住者有其屋”，还是可以赶上的，还是很吸引人的事情。

那时记者也当不成了，社会学也被取消了，我自己觉得真的没意思，干脆就转入建筑系。那时清华建筑系是梁先生1946年创办，里面都是些很年轻的教师，刚刚毕业的，抗战时期在后方做建设的。我们当时是哪个教师好，我们就喜欢哪门课。有些老师，对我的人生和性格影响挺大的，其中有一位高庄先生，是做雕塑的。国徽是梁先生带领一个集体做的，最后要做成一个有立体，有厚度的实体的时候，是由高先生制作的。他做了些修改，是一些很好的决定性的修改。高先生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眼睛里根本揉不了沙子。对学生又和善，又严厉，你别出毛病，你要出毛病，他就很严厉。

　

三、向老工人学习

50年代初，北京没有什么新房子，我记得我们要到工地去参观，到西郊五棵松的“新六所”，是戴念慈他们设计的，那就是新房子了。现在的新街口北边，快到豁口时，有一个红砖房，也就是三层高，那就是楼房，钢筋混凝土盖的，那就是北京比较大、比较象样的房子了。我们那时的房子都很简单，就是三层的灰砖房，现在北大还可以看到。

北大、清华、燕京三校院系调整，燕京取消了，清华和北大要做大批新房子。我们那时还没有毕业就到工地上去做技术员，有的的做材料员，有的是到农村招工，有的到工厂里做木房架。我主要是做工地工会主席秘书。整天不知道该做什么，该说什么，另外一个是当技术员。当时也不懂技术，操作啊，什么也不懂。请了些老工人来，北京附近的几个乡，有很多老工人，天天和工人住在一起。有些老工人就很能干，人也非常好。我们就跟着学了很多东西。后来就一直保持对建筑工地的兴趣，后来每一年教师都要带学生到工地去劳动，学习木工、瓦工、石工、钢筋工等操作。有些人是不愿意去，能推就推，能赖就赖，我却是很喜欢到工地去的。一方面是学到很多东西，另一方面，对工人也很有感情。

那个时候经常提倡劳动竞赛，“劳动英雄”，“劳动模范”等。东北有一个“苏长友”垒墙法，两个拉线，保证墙垒直。有一个上午，墙垒得太快了，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墙有些不够直，我拿靠尺板靠靠，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是没有影响的，我也没有说。可是两位师傅的经验很丰富，自己就觉察到了这一点。马上就动手拆。我去报告了工地主任，他来看了看，说没有问题，不用拆，可是老师傅自己看不过去，一定要拆。就把活全拆完了，重新垒，可是他们还保证一天的工作量，一点都不减，一直干到天黑。为什么积极性这么高，那是劳动者有着劳动者的自豪感。

还有抹顶灰，就是抹房子顶上的灰，要一直仰着头，技术要求很高，而且很累。这些老师傅都换上黑褂子，黑裤子，那个灰很容易掉的，干一会大家就相互看看，心里不说，但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老师傅身上都没有几粒灰的。他们对自己的技术，有一种很强烈的荣誉感。他们从不马虎，这个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四、不能忘记那些疯狂的年代

50年代一年折腾好几回。一会搞政治批判，后来反右派，一会搞大跃进，我没有参加炼钢铁，但是到圆明园赶麻雀，拿着脸盆“帮帮帮”，要把麻雀活活累死。60年代干什么了？首先是饿肚子，我两条腿浮肿了很久，营养不够。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工宣队，军宣队，革命委员会进驻学校。清华、北大的教师，被下放到安徽 拨扑鄱阳湖边的劳改农场，那里血吸虫很厉害，我们要种地、插秧，割稻子，造房子，到了夏天，地表温度到40多度，许多人挤在一起，夜里无法入睡。人文社会学科在这样的运动中，伤亡狼籍。

文化大革命，大运动套小运动。那时要纠反革命分子。不坦白就要打倒在地，踩上一只脚，后来踩上一只脚都不够了，要踩上千万只脚。记得有一个叫“抓516分子”。几百人坐在打谷场上，在毒辣的太阳下，晒好几个钟头。用着几个高音大喇叭，大声嚷：你们看，那边有人坐不住了，身体晃动了，他已经惊慌失措了，他脑门吓出汗了，心里有鬼了！从心理上加压力，一种很恐怖的压力。“逃不过去了——”，“死路一条——”，“叫敌人灭亡——”。高音喇叭不停地叫嚣几个钟头啊，果然就有人挺不住了，精神崩溃了，上去承认自己就是516分子。但其实516分子根本不存在啊。他们已经精神恍惚了。交代了，坦白了，但是最后证明，这个东西，其实是不存在的。这对于老百姓，这种精神上的摧残，用这样的手段，才是最可怕的。

这种整人手段之复杂，刁钻毒辣，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侮辱是无缘无故的，皮鞭，链子就劈头盖脸地打过来，那真的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年代。我至今还在想，到底怎么了，发生了什么，让人们这么疯狂，完全失去了理智？

我们的一个老师，让他在楼梯上爬，往上爬还可以了，往下爬，那么大岁数，怎么可能呢？我们的一个同学，后来就疯了。到后来就从楼上跳下来死了，是“五清队”进学校的时候。

我的一个同事，在游街回来的路上他对我说，我要自杀。我就对他说，忍一忍吧。他说，我也知道我没有错，即使有大运动我也不怕的，但我受不了这样的人身侮辱。这个话说完的两个礼拜后，他就自杀了。

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里面是最正派的，现在还是“跟着党走的”正面人物，现在看起来，也不是那么正派。有人说，那时候人都跟玻璃做的一样，内部是什么，全看透了。

工宣队撤出学校的时候，有人拍着我的肩膀说，“整了你那么多年，你没有写过有一次揭发、告密的条子，好样的！”

可是我们怎么能够忘记历史？抹杀历史？我们要反思啊。民族出现这样的疯狂的年代，是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忘记的。我觉得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反思。没有人承担这样的责任。

　

五、我们是最没有学问的一代人

高小和中学是抗日战争，在山沟里逃亡流离，打仗啊，哪里会有教材，一个破黑板，老师拿粉笔写一句，我们就抄一句。很长的文章，也是这样抄下来的，抄的是古文。进了清华，国内战争爆发，参加一场又一场的学生运动，罢课，游行。毕业前夕，是抗美援朝。参军参干，到工厂农村做宣传。当了教师，劈头来了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大跃进、炼钢铁，最后是无法无天的十年动乱。喘息待定，市场化的大潮就来了，做学问依然困难重重。挣扎几年，就要退休了。满打满算，哪里有几年在学习在研究呢？而现在，记忆力又衰退了，现在写一个东西，都已经不那么清晰了，很多事情，都不能去做了呀。

教书和写书，都需要学问，我们这一代人，恰恰在抗日战争到文化大革命这个动荡的年代里度过了学习和工作的一生，其实是最没有学问的一代。
（吴虹飞）

陈志华简介：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1929年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留校任教， 1994年退休。
　　最初讲授苏维埃建筑史和建筑设计初步，后讲授19世纪末叶之前的外国建筑史，“文化大革命”时因被诬陷遭到残酷迫害，下放农村8年。
主要著作有：
   《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之前）》，《外国造园艺术》，《意大利古建筑散记》，《保护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的国际文献》，编译《俄罗斯建筑史》、《古典建筑形式》、《风格与时代》、《走向新建筑》、《现代西方艺术美学文选. 建筑美学卷》等，杂文集《北窗集》
    1989年起开始从事中国乡土建筑调查和研究，至今已与合作者出版《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诸葛村乡土建筑》，《新叶村乡土建筑》，《婺源县乡土建筑》等四本

yuanyuan

唉，还能说什么呢，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