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开贵福之“谜”——也谈在香山发现的贵福墓

　解开贵福之“谜”——也谈在香山发现的贵福墓


　　　　作者：王宋文 出处：《北京文博》



　　2000年5月下旬，在香山地区一处施工工地发现了清末浙江绍兴府知府贵福的墓穴，并出土了他的墓志。北京日报于同年6月7日报道了这件事。报告中引述了海淀区文物工作者严宽对贵福生平的介绍。这件事引起更多的人们对贵福其人的兴趣。10月9日，北京日报又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黄兴涛的文章“贵福杀害秋瑾考实”。文章介绍了当年贵福主谋杀害秋瑾的经过，并对贵福的生平做了一些说明和考证。海淀区文物工作者高二跃也撰写了“贵福墓志考略”(发表在《北京文博》杂志2001年第3期上)，对出土的贵福墓志中一些问题进行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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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原来知道的贵福，是清朝末年的一个中级地方政府官员，职衔最高升至道员。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贵福被任为浙江绍兴府知府。1907年2月，女革命家秋瑾出任绍兴大通学堂的督办。大通学堂实际是革命团体光复会的秘密据点。当年6月，秋瑾与同是光复会重要成员的徐锡麟相约，7月份在浙江、安徽两地同时发动起义。7月6日，徐在安庆率先起事，击毙安徽巡抚恩铭，但旋即遭清军围攻，被捕就义。清政府查获秋、徐之间联系函件，绍兴劣绅胡道南也向知府贵福告密。7月13日下午，贵福亲自带领从省城杭州派出的300名清军包围大通学堂，打死打伤师生数人，逮捕了秋瑾。当晚贵福主持“三堂会审”，次日又指使手下对秋瑾严刑逼供。同时他又亲拟电报给当时浙江巡抚，“恳请将秋瑾先行正法”。得到批准后，贵福即下令于7月15日清晨将秋瑾杀害于绍兴城内古轩亭口。从贵福当时的社会地位和一生作为来看，他本来算不上是重要的历史人物。唯因其主谋杀害了辛亥革命时期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在历史上留下罪恶的一笔而遗臭后世。对于贵福的生平经历，长期以来史学界中人并不大注意，而其本人在入民国以后又对此刻意掩饰；因而历史文献中有关贵福的记载颇为少见，已知的一些材料也较为零乱，有些说法还相互矛盾。以致人们对贵福其人所知甚少，有不少未解之“谜”，据笔者所知，上述黄兴涛、严宽和高二跃等论者关于贵福生平的一些说法也是不准确的。?

　　笔者为此进行了多方调查和考证，现就有关贵福生平的一些重要问题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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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贵福到赵景祺?

　　在贵福墓穴中出土的墓志铭为我们了解贵福其人、解开其生平之谜，提供了关键性依据和重要线索。?

　　笔者曾前往该墓志铭刻石的暂存地卧佛寺公安派出所，亲自查看并抄录了石刻原文。出土的刻石共两方，每一方的正面为边长约70cm的正方形，厚约10cm。其中一方是志盖，刻有“余生居士墓志铭”七个篆字，另一方则刻有隶书“墓志铭”全文。两方石刻字迹都相当清晰，基本上没有漫漶剥蚀之处。墓志撰写者自称“赐进士出身总管内务府大臣满洲金梁”。金梁，满族，清末曾任镶红旗蒙古副都统、授太子少保，入民国后到东北沈阳作过张学良的老师。1924年初被清室逊帝溥仪任命为小朝廷的总管内务府大臣。1924年11月，溥仪被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驱逐出宫，金梁不久后又跑回沈阳。“九•一八”事变后，金曾出任“奉天地方维持会”的委员，投靠日本侵略者。1931年11月，金与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一起赴天津，策动当时寓居天津的溥仪潜赴东北。金梁当时是一个十足的清室复辟派，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并没有在伪“满洲国”任职。解放后，曾受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黄兴涛、严宽二位说金曾任伪满内务府大臣，其实不确。伪满时设有“宫内府”，而非内务府，内务府是清代的机构名称。经查，金梁当过清室的内务府大臣，但并没有当过伪满“宫内府”的“大臣”。金在“墓志”中自称，他与贵福“定交三十余载，久共患难，视同骨肉。”可见两人之间交情之深。?

　　现将金梁所撰“余生居士墓志铭”原文中关于贵福生平经历的内容摘抄如下。为方便读者理解，文中提及的年代径注公元年代，文中部分繁体字、异体字径改通行简化字，并径加标点。文曰：“居士名贵福，字寿?NB050?，蒙古喀喇沁诺棍岱氏，北京香山健锐营镶黄旗人。……居士幼慧而多病，肄业官学，读满汉文，兼习弓马。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年)考取内翻书房翻译官。次岁应翻译试为生员，甲午(1894年)中举人，乙未(1895年)以第二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戊戌(1898年)授编修。庚子(1900年)两宫西巡，奔赴行在。辛丑(1901年)随扈还京。壬寅(1902年)充功臣馆纂修官、协办院事。癸卯(1903年)补日讲起居注官。甲辰(1904)除撰文，任奏办院事、功臣馆提调官，……乙巳(1905年)擢侍讲。丙午(1906年)京察一等，记名以道府用，赏戴花翎，旋简浙江绍兴府知府。……丁未(1907年)夏，徐锡麟在皖谋乱，事连府属大通学堂私藏军火、约期援应。浙抚派兵至绍会拿，察获秋瑾等八十余名。……居士分别首从，力为开脱，转奉电旨，仅以秋瑾正法，余均宽免。……戊申(1908年)调充浙江海运京局总办，嗣改任安徽宁国府知府。……宣统元年己酉(1909年)以漕运劳保道员在任，即补加二品衔。辛亥(1911年)武昌事起，以病辞官，遂北归。……丙辰(1916年)更姓名曰赵景祺，号时敏，赴奉天为商埠局长。庚申(1920年)知沈阳县事，丙寅(1926年)长京兆尹政务。壬申(1932年)满洲建国，居士事先奔走，实预其谋，而口不言劳，但以闲职自效。大同①二年癸酉(1933年)充盛京陵庙承办事务处总办。甲戌(1934年)授‘建国功劳章勋五位’。上久鉴其忠恳，康德②三年丙子(1936年)以皇妹四格格赐婚其次子国圻。……居士久卧病，丙子十二月(1937年1月)卒于沈阳，距生同治八年己巳十二月(1870年1月)高寿六十有八。娶宁古塔氏，继娶白尔肃特氏，均先卒。子二，长国仁，民政部科长，次即国圻，禁卫队附，女一，……戊寅(1938年)五月，国仁国圻扶柩合葬香山祖茔。遗命题曰：‘余生居士之墓’，不封不树。……”?“墓志”中的这些文字，俨然是贵福的一份相当详尽的履历书。其中提到的史实，有的早已为世人所知，可以互相印证；另外一些过去不为人知的史实，笔者以“墓志”记载为线索，查找其他文献进行核对，也基本上得到印证。贵福，满族，北京香山健锐营出身。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中进士，后长期在清廷翰林院供职。1906年外放任浙江绍兴府知府，参与镇压革命党人起义，主谋杀害了秋瑾。以后曾改任安徽宁国府知府等职。辛亥革命后，弃官北归，在香山健锐营蜇居5年之久。1916年改名换姓，到东北，先后当过沈阳商埠局长、沈阳县知事。奉系军阀占据北京时，还曾当过京兆尹公署政务厅长。“九•一八”事变后，他投靠日本侵略者，在伪满傀儡政权任职。其次子与伪满皇帝溥仪的四妹结婚。1937年1月，贵福死于沈阳。如上所述，可以肯定，金梁在“墓志”中所述贵福的生平经历，除了那些溢美褒扬的粉饰之词外，基本上是准确的。甚至很有可能上述材料是由贵福本人或其家人提供给金梁的，否则很难达到如此详尽和准确。?

　　根据“墓志”所述，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贵福入民国以后，是否改名为赵景祺??

　　据黄教授在其文章中说：“秋宗章(笔者按，秋瑾之弟)所记贵福入民国后‘易名为赵景琪(笔者按，应作祺)，钻营入仕’一说，也颇值怀疑。赵景珙似另有其人，郑氏(郑孝胥)日记中曾几次提到他，……似均与贵福无关。”而据“墓志”所载，贵福于“丙辰(1916年)更姓名曰赵景祺，号时敏”，并以这个新名字在东北和以后的伪“满洲国”作官，参与复辟清室、“满洲建国”等活动。这一事实不仅在金梁所撰“余生居士墓志铭”中言之凿凿，而且也见诸于其他历史文献。如溥仪在其所著《我的前半生》中提到“做过绍兴知府、以杀害秋瑾出名的赵景祺”(见该书313页)。溥杰在其《自述》中提到其四妹夫赵国圻，称他是“清末杀害秋瑾烈士的贵福之子”(见《爱新觉罗家族全书》(3)338页)。溥仪兄弟的记述与前述“墓志”所载是完全一致的。可见，贵福和赵景祺是同一个人，贵福入民国后确实改名换姓，当年的浙江绍兴府知府贵福就是民国五年以后的赵景祺。秋瑾之弟秋宗章关于贵福改名的说法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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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关于贵福的死因问题。?

　　黄兴涛、严宽二位一致认定贵福是“被日本关东军砍了头”的。北京日报2000年6月7日的报道引述严宽的话说：“贵福在辛亥革命中罪大恶极，……后又跑到东北鼓动溥仪作伪满洲国皇帝，因不满日本关东军对伪满洲国的独裁统治，被关东军砍头。”黄教授在其文章中也断定：“贵福并非因病而亡，而是在与日本侵略者的‘合作共事’中，因不满后者的独裁统治而被关东军砍了头的。”并认为：“这恐怕也正是新近发现的贵福墓葬中尸骨不全的原因所在。”黄、严二位此说既是针对贵福墓被发现一事而言之，他们应该是能够见到“墓志”原文的。但是，笔者遍寻“墓志”原文，却并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关于贵福被砍头的记载。据“墓志”载：“居士久卧病，丙子十二月卒于沈阳。”其意思很明确：贵福是因病而亡。此外，笔者还查阅了当时沈阳的地方报纸。《盛京时报》1937年1月31日、2月1日连续两天在第一版刊登赵景祺子女发的讣告，称“清授光禄大夫时敏赵府君讳景祺痛于康德四年阳历一月十六日(阴历十二月初四日)巳时寿终正寝。”2月7日该报又在第四版报道：“已故赵景祺殡仪昨举行”，其中提到：“皇帝陛下(笔者按，即伪满皇帝溥仪)以该氏生前颇著劳绩，特经御赐‘效忠勤事’匾额一方，以彰其功。”报纸还配发了赵的遗像和赵家出殡的照片。可以想像，如果赵景祺(即贵福)真的是被关东军砍了头，当时的溥仪是不敢给赵“御赐”匾额的。同样，在日寇严密控制下的沈阳，盛京时报也绝不敢如此刊登赵的丧仪消息。从另一方面说，赵家与溥仪家族是结了姻亲的，如果他真的因得罪了日本人而被施以砍头重刑，这门亲事肯定是不能维持的，那也就不会有金梁在“墓志”中为他吹嘘的“赐婚”的“荣耀”了。另据“墓志”记载，赵生前一直担任伪满“盛京陵庙承办事务处”总办。据报纸报道，直到他死后，伪满“宫内府”才另派员继任此职。这也说明，其生前并没有受到日本关东军的“惩处”。由此可见，所谓赵景祺(贵福)被日本关东军“砍了头”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它既不合“墓志”原文意思，也不是事实。?

　　第三，关于贵福遗命其墓“不封不树”的问题。?

　　贵福是个顽固的复辟派，他终生以清室的忠臣自居。他死时已是清朝灭亡后的第26年了，可是盛京时报上刊载的他的遗像却是身着清朝官服、头戴清式官帽的照片。他自称“余生居士”。“居士”一般是指在家修行的佛教信徒；而所谓“余生”，其意应当是说其人在清朝灭亡之际历经革命、变乱，而大难不死，“劫”后余生。当年贵福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杀害秋瑾，结果激起当地民众的极大愤慨。以致于他在绍兴当地难以立足，不得不调往别处。在当时风起云涌的反清革命形势之下，贵福可以算是一个死硬顽固的保皇派，因而必然成为革命党人群起攻之的目标，这一点他自己心里是很清楚的。所以，辛亥革命以后，为了逃避革命党人的清算，他放弃官职，跑回北京香山健锐营老家，隐姓埋名5年之久。以后又改名换姓，到东北依附奉系军阀势力。“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日本侵略者策动和操纵的“东北独立”运动，为溥仪重登帝位积极奔走。但是赵景祺(贵福)在其后半生中，一方面始终没有放弃复辟清室的图谋，另一方面则时时行“韬晦”之术，避免出头露面。按金梁的说法，在日本侵略者炮制伪满洲国的过程中，他一方面“事先奔走、实预其谋”，另一方面却“口不言劳、但以闲职自效”。赵这样做的原因可能不少，而企图掩盖自己不光彩的历史，则肯定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当然，赵本人大约并不觉得自己在历史上的作为有什么不光彩，但却深知自己不能见容于世人，因而时时提防“仇家”加害。及至临终时遗命“不封不树”，基本意恐怕也是防人掘墓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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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中国传统丧葬习俗，“封”指封土，即堆起坟头；“树”指葬后栽树以为标记，后引申为竖立墓碑，设置其他地面建筑。所谓“不封不树”，就是死者下葬后，不堆坟头，不立墓碑，葬地表面不留任何标记。明代曾传说北京西山一带有“天下大师之墓”，“天下大师”是相传明建文帝出家后的法号。相传明建文帝朱允?NB059?被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推翻后，逃出京城，出家为僧，云游各地。正统初年，他到官府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被送往北京，奉养宫中，称“天下大师”。他死后葬在北京西山，其墓地就是“不封不树”(见明•蒋一葵著《长安客话》等)。由于该墓无法寻觅，至今留下千古之谜。贵福也留下这样的“遗命”，在一般人看来实在是异乎寻常。金梁为此感叹道：“其心殆有难言之隐?NB060?!”其人活着先隐姓埋名，后改名换姓，死后又“不封不树”，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贵福(赵景祺)家人遵照其遗命，未在其墓穴地面设标记。多年间墓穴深埋地下，不为人知，如果不是60多年后在当地施工过程中被偶然发现，恐怕永远也不会暴露于世。正是由于其本人如此刻意掩饰和回避，使得贵福的生平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神秘色彩。这是形成“贵福之谜”的主要原因。而被发现的墓穴中如果没有出土“余生居士墓志铭”刻石，贵福(赵景祺)的生平恐怕至今仍难以为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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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两个贵福?

　　如前所述，贵福(赵景祺)的生平基本上可以搞清楚了。但是，贵福之“谜”至此并没有完全解开。黄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一些历史文献中说贵福是达斡尔族人，并说他民国初年曾任呼伦贝尔副都统。伪满洲国的历史文献中也多处出现贵福的名字。“九•一八”事变后，溥仪曾任命贵福为“满蒙独立军西路总司令”。伪满“建国”后，贵福又被任为伪“参议府”参议。诚如黄教授所言，上述情况都是有确凿的史料依据。这就怪了!如前所述，我们知道的贵福早在1916年即改名为赵景祺，并长期以此姓名作官和活动，怎么同时又以原名“贵福”抛头露面呢?特别是在伪满官场上还分别以两个名字各任官职，实在是不合情理!在高二跃所写“贵福墓志考略”一文(以下简称“高文”)中，也称他“祖籍内蒙古索伦人，祖上随军驻京，为北京香山健锐营镶黄旗人，爵位贝勒，……曾任蒙古政廷呼伦贝尔副都统，……伪满洲国建立，被列为“建国元勋”之一，任伪参议府参议，……”云云。清代的“贝勒”，是皇族宗室的封爵，仅次于亲王、郡王。除了对内外蒙古地区的当地贵族特别优遇外，这类爵位一般是不授予非皇族的。民国初年的呼伦贝尔副都统，是当时呼伦贝尔特区的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省一级的地方大员。而伪满的“参议府”参议，则算是伪满洲国的“重臣”。这些爵位、职衔比“墓志”所载贵福的历任官职都要显赫得多。我们所知道的贵福难道真的曾有上述这些“显赫”的经历?金梁所撰的“墓志”对贵福已是极尽褒扬溢美之能事，但却对此只字不提。同时，“高文”还认定，1936年被日本人杀害的原伪满兴安北省“省长”凌升是贵福的儿子，称“溥仪先赐婚凌升之子，即贵福之孙，事变后(凌升被杀)再赐婚贵福之子国圻。”这种说法无论从中国传统习俗，还是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都是不可思议的。试想，作为封建传统意识浓厚的伪“皇帝”，溥仪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妹妹允许给某人的孙子，又许给同一个人的儿子，那不是乱了辈份吗?而且，既然凌升被杀，溥仪在日本人压力下赶快退了婚，他又怎么胆敢转而赐婚给凌升的亲兄弟，难道他就再不怕日本人了吗?“高文”认为贵福后半生改名为赵景祺，而且确实是病死的，这是正确的。但他的其他一些论断还是难以自圆其说。?

　　据笔者调查、考证，原来，与原籍北京香山的前清浙江绍兴知府贵福同时代，还有另外一个名叫贵福的人。这个贵福倒是行不改姓、坐不更名，与已改名为赵景祺的贵福(以下称“香山贵福”)同时出现在伪满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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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内蒙古呼伦贝尔地方文献和伪“满洲国”历史文献的记载，另一个贵福的生平情况如下：贵福，生于清咸丰九年(1859年)，字绅五(一说坤玉)，姓莫尔丁氏，达斡尔族。清代呼伦贝尔地区索伦八旗正黄旗人③?，清末时任索伦右翼总管，是额鲁特部总管胜福之侄。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呼伦贝尔地区以胜福等为首的上层人物受沙俄和外蒙古分裂势力的策动和支持。纠集武装队伍于1912年1-2月间占据呼伦城(即海拉尔)和胪滨府(即满洲里)，驱逐中国当局任命的地方官员，宣布“独立”，恢复当地原有的副都统制度，胜福自任“副都统”，并接受外蒙古分裂势力的“册封”。此后该地区实际上被沙俄控制。贵福是当时参与“独立”运动的重要人物。1915年(民国四年)10月，中俄两国签定《中俄会订呼伦贝尔协约》，中国政府被迫承认呼伦贝尔地区为“特别区域”，实行“高度自治”。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正式任命胜福为副都统。当年12月，袁政府册封胜福为贝子，封贵福为镇国公。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北京政府于1919年11月22日下令取消了外蒙古“自治”。同年12月14日胜福病故，由贵福代理副都统之职。贵福接任后即呈请北京政府，要求取消呼伦贝尔“自治”。1920年1月28日，北京政府下令取消了“特别区域”，废止“中俄协约”，并正式任命贵福为呼伦贝尔副都统(其时赵景祺在任沈阳县知事)，封为贝子(不是贝勒)衔。“九•一八”事变后，贵福投靠日本侵略者，发动所谓“满蒙独立”运动，组织蒙古骑兵骚扰黑龙江省和呼伦贝尔地区马占山、苏炳文等抗日军队，曾被溥仪任为“满蒙独立军西路总司令”(赵时为辽宁省省长公署顾问)。他积极参与“满洲建国”活动，拥护溥仪复辟。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贵福成为“开国元勋”，任“参议府”参议(赵时任“盛京陵庙承办事务处”总办)，并被授予“建国功劳章勋一位”(赵被授“勋五位”)。1936年4月因其子凌升等被处死而去职。?

　　从以上原籍呼伦贝尔的贵福(以下称“呼伦贝尔贵福”)的生平经历可以看到，此人一直是呼伦贝尔地方少数民族上层代表人物，与香山贵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在民国时期和伪满时期，呼伦贝尔贵福的官阶、名声和“地位”比香山贵福更为“显赫”。其实，在人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历史文献中对上述情况早有披露，可惜多未引起注意。例如溥仪在所著《我的前半生》中，回忆他就任伪满洲国“执政”的“就职典礼”时写道：“参加典礼的‘旧臣’……还有前盛京副都统三多，做过绍兴知府以杀害秋瑾出名的赵景祺，蒙古王公贵福和他的儿子凌升……等等。”这段文字将赵景祺(即香山贵福)与贵福同时并列，并分别指出两人各自身份，显然表明他们是不同的两个人。两个同时代的人物，名字相同(虽然其中一个改了名)，又同时在一个政治舞台“亮相”，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正因为如此，在不明真相的人们、尤其是时隔多年的后人心目中造成误会，也就不奇怪了。两个同名的人被人误认为同一个人，两人不同的生平经历被人为地捏合在一起，就难免生出种种矛盾，难辨真伪。这就是形成“贵福之谜”的又一个原因吧。而只要人们了解了最主要的历史真相：此贵福非彼贵福——香山贵福和呼伦贝尔贵福是两个不同的历史人物，有关贵福身世的种种疑团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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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谁被砍了头?

　　笔者前已说明，香山贵福(即赵景祺)是因病而亡，并非被日本人处死。而黄、严二位关于贵福“被砍头”的说法似乎也并非“空穴来风”。那么，在伪满时期是否曾经有什么“大人物”被砍了头呢?还真是有的，这就是伪满兴安北省“省长”凌升。凌升虽然是贵福的儿子，但他的父亲并不是香山贵福，而是呼伦贝尔贵福。“高文”在这一点上搞错了。?

　　凌升，达斡尔族，字云志，姓莫尔丁氏(汉姓孟氏)，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的长子，生于1886年即光绪十二年(一说生于1885年)。清末至“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呼伦贝尔地区索伦右翼代理总管、额鲁特旗总管、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左右厅会办、左厅厅长、奉系东北保安司令部和蒙古宣抚使顾问等职。“九•一八”事变后，凌升出任日本侵略者拼凑的傀儡组织“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是1932年3月初赴旅顺向溥仪“劝进”的所谓“请愿代表”之一。伪满“建国”后，任伪兴安北省“省长”。凌升是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思想上受“满蒙独立”、“复辟清室”势力的影响，是伪满的“建国元勋”。1936年4月上旬，日军突然将凌升及其弟弟福龄等数名“兴安北省”高级官员逮捕。经过严刑拷问逼供，4月12日将他们由海拉尔押解到伪满首都“新京”(即长春)，组织所谓“军法会审”。日军提出的罪名，指凌升等“私通苏俄”。“军法会审”以极快的速度将凌升等4人判处死刑，于4月24日把他们在长春南岭处死。据溥仪回忆，处死时用的是斩首之刑(也有人回忆是枪决的)。对于所谓凌升“通苏”的罪名，日方并没有拿出什么有力的证据。而不少知情人回忆，日军处死凌升的真正原因是：凌升不满日方的专横跋扈，公开抱怨自己有职无权、处处受制，因此触犯了日本侵略者。当时伪“满洲国”政府官员分为“日系”、“满系”，“日系”即日本人，“满系”即中国人。“日系”官员掌握着伪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实权，不少“满系”官员对此都不满。日方就是借凌升的人头“杀一儆百”，威慑自伪“皇帝”以下的大小汉奸、蒙奸服服贴贴，甘当傀儡，任由侵略者摆布。“凌升事件”在当时伪满政权的“满系”官员中引起极大震动。当年的伪“皇帝”溥仪回忆说：“这是我知道的第一个被日本人杀害的显要官员，而且还是刚跟我做了亲家的。我从凌升跟我攀亲的举动上，深信他是最崇拜我的，也是最忠心于我的人。而关东军衡量每个人的唯一标准却是对日本的态度。不用说，也是用这统一标准来看我的。想到这里，我越发感到植田(按，当时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杀一儆百’这句话的阴森可怕。”(见《我的前半生》346页)足见日本人的这一招倒是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溥仪本来一直幻想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建立自己的实力，以有朝一日“恢复祖业”。受到“凌升事件”的后来几次事件的刺激，他的幻想逐渐破灭。?

　　“凌升事件”与黄兴涛、严宽二位所说“贵福被砍头”的情节倒有几分相似。凌升又是贵福的儿子，尽管此贵福非彼贵福，但看来二位很有可能误将贵福之子的事安到贵福身上，又误将此贵福视为彼贵福，造成一场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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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两个贵福之间?

　　香山贵福和呼伦贝尔贵福之间当年有没有什么个人情谊?笔者在历史文献中没有看到有什么记载。不过，在伪“满洲国”初期的各种政治势力中，他们同是拥戴溥仪、支持溥仪重登帝位的清室“旧臣”，又同时在伪满官场上任职，两人之间应当有所交往。但是，两人过去的经历、活动地区、社会关系相去甚远，在伪满的官阶、地位差别很大，大约不会有太密切的关系。不过，历史的巧合却把两个贵福及其家庭卷入了同一场悲喜剧。“凌升事件”对于呼伦贝尔贵福是致命的打击。此前，他是伪满“参议府”的参议，算是“元老重臣”；儿子凌升、福龄，女婿春德也都是伪满的地方高官。不料，风云突变，两个儿子、一个女婿一下子被日本人处死，其本人也在处死凌升等人的第二天(1936年4月25日)被罢了官，从此在伪满官场上销声匿迹。可是，呼伦贝尔贵福的噩运反倒意外地给香山贵福带来“荣耀”。原来，两个贵福曾先后与伪满皇帝溥仪的家庭联姻，溥仪的一个妹妹先许给此贵福的孙子，后来又许给彼贵福的儿子。先在1935年下半年，溥仪的四妹与凌升的儿子，也就是呼伦贝尔贵福的孙子订立婚约。没想到半年以后，凌升被加上“私通苏俄”的罪名处死，在关东军代表吉冈安直的“提醒”下，溥仪赶忙解除了这个已经“不合时宜”的婚约。不出一个月，溥仪又为四妹另定了夫婿。即香山贵福(赵景祺)的儿子赵国圻。当然，赵国垢虽然是贵福的儿子，但与呼伦贝尔贵福毫无干系，绝不是凌升的兄弟。在日本侵略者的淫威之下，连伪皇帝自己都不能把握自己的婚姻大事，而“四格格”的婚事则更是既受封建家庭的支配，又得任由政治风云变幻的摆布。好在赵景祺后来并没有被砍头，“四格格”韫娴与赵国圻的婚姻得以缔结。1945年日本投降后，赵国圻携妻儿逃回关内，1949年初又只身去了台湾。1982年春，赵国圻(其时改名为赵琪)在其妻兄溥杰的帮助下，自台湾回到北京，与家人团聚，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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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查找历史文献和多方调查考证，笔者认为，历史上有关贵福的种种疑团至此基本上得以澄清。两个贵福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都有密切的关系。因事系人，他们都是记述这些历史事件时不能不提及的历史人物，人们应当对他们的生平经历有一个准确的符合历史事实的了解。这就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初衷。?





　　①“大同”，是伪“满洲国”年号(1932-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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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康德”，是伪“满洲帝国”年号(1934-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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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清代呼伦贝尔地区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西部(大兴安岭以西)地区。清朝政府在该地区实行八旗制度，不同于当时其他蒙古地区实行的盟旗制。在呼伦贝尔地区设索伦八旗，新巴尔虎八旗，还有蒙古族额鲁特部和鄂伦春族托河路。索伦八旗由满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当时称索伦人)、蒙古族巴尔虎人等各族兵丁混合编成。

　　新巴尔虎八旗由后迁入的蒙古族巴尔虎人组成。两八旗各分为左、右翼，各设总管。加上额鲁特总管，该地区共有五位总管。清政府在当地设副都统治理，隶属于黑龙江将军统辖。宣统元年(1909年)撤裁呼伦贝尔副都统，改设呼伦兵备道，属黑龙江省辖地。?

　　　　　　



　　　　　　　　(作者为海淀区党史区志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