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远哲：我对台湾贡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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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言论/天下事 2006-04-16


李远哲：我对台湾贡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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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星华(文)

何炳耀（摄）

李远哲年轻时思想带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色彩，这推动着他不断努力学习和工作，毅然走上‘科学救国’的道路。回台湾后，‘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的社会议题，把他推向了斗争的火线，成了政治标靶。这位热忱而诚挚的科学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日前接受本报专访，谈童年、谈教育、谈研究、谈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教授是1994年1月8日58岁那年，结束32年在美国读书和研究，回台湾定居，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将于今年10月19日卸任。

　　对于记者请他为自己这12年来在台湾的工作成绩打分，李远哲说：“我不打分。这些年来，我尽力而为。至今，我可以说，顶天立地一步一脚印走过来，无愧于心，我对台湾社会作出了很大贡献。”

　　他说：“回到台湾，我决定做两件事，一是要把制度建立起来；二是要把大师级的优秀人才请回来。”

　　制度的建立，除了大力进行台湾的教育改革，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任期，也在他的手上“从无限期缩短到每任五年，只能连任两任”。这个新法在五年前通过，在“既往不究”下，他原可再做一任，可是他坚持只做一任，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已于昨天选出三位院长侯选人，陈水扁总统将委任其中最高票者，为中央研究院新院长。

　　李远哲说：“从前，中央研究院由一个学术界大老坐镇，直到老死。现在，世界转变得太快。如果一个人在位10年，还不能做出成绩的话，再留下来，也没有什么希望。就算非常努力，像我这样，做了10年，‘折旧’得很快，也是到了该让年轻人上台的时候。我希望新院长是50多岁的人，精力旺盛，就像12年前我只有58岁那样，可以几天不睡，到处飞，当拼命三郎。”

　　过去12年，台湾有不少海外精英，是在李远哲的召唤下回台湾服务。

　　这些人包括曾荣获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从哈佛大学回来，担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的张光直教授（已逝）；从加州大学回来，担任中研院副院长的杨祥发教授；从加州大学回来，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徐遐生教授（任满返美）；从Scripps Institute回来，任中研院基因体主任的翁启惠教授，还有其他担任中研院所长的专家学者等数十人。

　　记者问他怎样打动他们的心。

　　他说：“我在邀请他们的时候说，台湾还很落后，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是一个很有挑战，能让你发挥所长的好地方。”

　　李远哲先募款，找到3000万美元设立“杰出人才基金会”，再为他们布置了可以工作的好环境。

　　他说：“我们研究科技的经费，每年增加10%。这些钱能投资在某些领域，跟世界竞争。中央研究院还有一个特聘研究员的制度，这十多年，吸引了很多人回来。我的努力就是要营造一个能跟世界竞争的环境，否则他们回来了，还是会走的。”

　　李远哲表示，没有雄厚的科学基础，经济是无法发展的。

　　他说，这十几年，台湾在生命科学领域方面已经打好了扎实基础。

没说该说的话一定会后悔

　　“地狱的最底下一层，是留给看到可以改变，或者不对的事，却不讲话的人。”

　　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教授，谈到自己积极参与社会改造工作，引用上述但丁在《天堂与地狱》里的话，这么说。

　　李远哲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说：“知识分子跟一般公民一样，都要关心社会，尽公民责任。但是为什么知识分子的责任跟一般人不一样？这是因为他们懂得多，尤其在知识领域，对社会有影响力，更应该关心社会。”

　　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已经带有非常强烈的社会主义色彩的前进思想，这思想是他不断努力工作的原动力。“科学救国”是他选择的道路，对台湾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他经常忧心忡忡。

　　他说：“我们应该勇于善尽知识分子的言责，提醒社会，否则，一旦台湾社会向下沉沦，未来我们一定会为没有站出来说该说的话而感到后悔。”

　　但是作为学术机构，却应该建立良好制度，不被政治干扰。

　　他说：“学术和政治是两回事。”

　　李远哲说，中央研究院有30个所长和中心主任，任期3年。这表示每年都有10位所长、中心主任必须续聘或者改选。

　　过去12年，这些工作都极为透明，有些立法委员想利用政治影响力来干扰研究院人事的聘用，都是不可能的。

　　

教授什么都让我自己摸索

　　李远哲说：“记得刚开始和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化学系的Mahan教授从事有关光化学的研究时，每次当我向他请教一些有关研究的问题，他总是带着笑容说：远哲，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决。如果知道的话，我早就解决了，也不要等你来做博士论文的研究，你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What's new?

　　“后来，他每天到实验室总要问：What's new?(有什么新的东西？)。等我把前一天做的实验，详细告诉他后，他便问：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next?(下一步，你打算怎样？)我便把一些构想与以后想做的事，一一说明给他听。他听了总是点点头，带着满意的笑容离开。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就这样让我摸索着前进。我也不知道到底做得好还是不好，也常质疑为什么在中学，老师似乎什么都懂。在大学，老师虽然说我年轻，叫我慢慢来，还是知道很多可以教我们的事。而到了有名的大学，跟一位著名教授做研究，才发现在指导我的研究题目上，他似乎什么都不懂。

“我有时也怀疑，父母省吃俭用，花了半辈子的积蓄，买了一张单程飞机票，让我到美国来留学。而指导教授除了问我‘有什么新东西？’、‘下一步怎么走？’什么都没能指导我，几乎只让我自己摸索。

　 “在我开始第三年的研究工作后不久，有一天，Mahan教授告诉我，说我在过去两年，做了很多创新的工作，也解决了所有我们原先拟定想解决的问题，他嘱咐我可以开始整理这些东西，撰写博士论文。”

许多能力

考试考不出来

　　对于学校的考试制度，李远哲说：“我不是说笔试没有用，它确实可以检验学生在某一方面的成绩与潜力，但是人类具有的，或应该培养的许多能力，学校往往是不考或考不出来的。

　　“例如独立思考与创新能力，设计新东西或动手创造的能力，与大家平等讨论，以及问好问题的习惯，追根究底的习惯和毅力等重要的事，常常因为准备考试所花费的长时间与精力消耗，被挤压到不能成长。

　　“这些笔试考不到的能力，往往是在独自摸索，或在各种课外活动中培养的。

　　”学校与家长应该留给学生充分的时间与空间，让他们能够自己成长，如果学校让学生太过忙碌，占有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这罪过是不能原谅的。”

　　高中时期，怀抱着理想，可在庸俗的社会里，不愿同流合污，而想走出自己的路，确实一件不容易的事。虽有十足的信心，但偶尔也会觉得寂寞与苦闷。好在，我找到了一个能够慰藉心灵的伙伴，那便是家乡一条水量不多，但河面宽广的河流——头前溪。

　　我习惯在傍晚时分，独自骑着自行车，穿过田间小道，到头前溪旁欣赏晚霞，在野鸟点缀着的开阔的天空，与河底的石头鱼溪水交织的画面，能让我的时间与空间无限地拓展，经过平静的思索，总能让我重整旗鼓，勇往迈进。 ——李远哲

比尔盖茨与诺贝尔奖哪个重要？

　　比尔盖茨重要，还是诺贝尔奖重要？是不是只有在吃饱饭后，才能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不是。一个国家无论大小，无论贫富，都应该把部分经费花在基础科学的研究上，而不应只重视应用科学。”

　　1986年获诺贝尔化学奖的李远哲教授，回答记者提及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教授近日发出“中国目前最需要是比尔盖茨这种会赚大钱的人才，拿一两个诺贝尔奖并没有什么用处”的言论，作出上述回答。

　　他说：“我并不想跟杨教授针锋相对。这是我过去20年，到东南亚，到中国访问，一直坚持的理论。我总是说，什么国家都要重视教育和研究，都要把适当的经费放在这两个环节上，这样才能使教育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在获得社会的认同，扮演重要的角色。而研究有不同层次，很多研究并不需要太多钱来进行。”

　　对于诺贝尔奖，这位诺贝尔奖得主说：“我们不必把诺贝尔奖当成科学研究的指标，不过，可以把它当成鼓励科研的动力，有激发的作用。”

　　他对日本人要在今后50年，培养出50名诺贝尔奖得奖人；而韩国人则一直对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得奖人耿耿于怀的现象说：“得奖并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培养新一代科学家。”

　　上月杨振宁在广州发表《评价中国高等教育》的演讲时说，也许得一个诺贝尔奖能够让中国人很高兴，但是这对时下的中国，并不是最需要。中国现在的任务是快速脱贫，因此像美国比尔盖茨和日本任天堂式的创新是中国需要的。

　　他这番理论一出，引起哗然。有网民以“超级女声，想唱就唱”比喻杨振宁是“超级男声，想说就说”。也有人说：“杨振宁在三四十岁，绝对不会说出这种荒唐话，真是‘暮年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