椎名麟三的温度计[转贴]

ttw2003

椎名麟三的温度计  /雷文


莫名的孤独、无助和无意义感……椎名麟三的短篇《温度计》写得实在是不错！
我一直对日本文学是怀有很深敬意的，它的确藏龙卧虎，日本文学就像它的文化一样，对西方文化的吸收特别彻底和深入，从来没有那种羞羞答答的半推半拒，更没有妄图用自身肤浅落后的文化同化人家或者干脆老子天下第一的“自尊”，（实则呢，是自卑吧？）西方文化文学思潮让日本文学真是受益匪浅！当初读夏目溯石的时候，我就感到，他的深刻的人本主义和某种现代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任何一个作家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的——说实话，鲁迅先生的思想和随笔是世界第一流的，但单就小说而言，鲁迅先生无法和夏目媲美，尽管他们分别都是两个国家的文豪。大江健三郎大家都承认了他，我则认为，诺贝尔奖授予大江而不授予中国作家，不是我们那种酸葡萄心理所认为的人家对中国文学有所偏见，你在世界文化潮流之外，写出的东西就根本无法与世界对话。读《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死者的奢华》等作品时，我所感叹的首先还不是它们的文辞结构，而是其广阔的人类视野，或者准确地说，人类思想、文化、哲学、文学的视野，没有这种视野，像大江那样的作品是写不出来的。
不错，文学是生活和心灵的结晶，但这种泛泛的粗糙的认识，已经成为一些人闭门造车的借口和对此心安理得的根据，仿佛只要有“生活”，只要有感受（—心灵），就能写出好的作品来。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新文学的主流始终处于这种闭门造车的状态，五四时代好一点，知道向世界看齐，出了一些“大师”，（加引号的意思是那只是中国的门里大王，）但旋即因“救亡”而来的对哈耶克所批判的变种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接纳和吸收，让中国文学灰头土脸好像回到了文学的中世纪，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向世界看齐又一次故态复萌，然而随着一个以后极权为根本特色的实用主义的侏儒时代和盲视时代的到来，机会又一次与中国文学擦肩而过，“有生活”的人贩卖他的“生活”，（对形形色色新异生活领域的展示——如展示官场、商场、性，最极端的是展示自己的隐私和身体，但这新异却只是低等的“奇遇奇观”而决不是深刻独特的体验，）有所谓“情感”的贩卖他的“情感”，（甚至连一本世界文学名著都没看过的十几岁的孩子都因为其描写“青春情感”而已经是文学新星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大行其道与此相呼应，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萨特”，或“福克纳”，或“杜拉斯”……一个侏儒和盲视时代的成员的特点是人人觉得自己都很了不起（正如俗话说的，越是半吊子越感到自己已经成就非凡），人人都有自己“内心”的参照系，正像最反宗教的宗教禅宗所言，人人可立地成佛，既然自己是佛那么何假外物？——事实上，这“内心”的参照系，多半并不自明，而是近视地以周围的侏儒或侏儒价值为参照系的，这不可避免产生的同样是侏儒作品。可以打个不很确切的比方：是啊，文化相对了，那么城市文化和穷乡僻壤的文化也是平起平坐的，以此为准则，那么一个穷乡僻壤的识字农民写出的，理论上也可以和坐在上海租界中的鲁迅处于同一水准喽。人人都是自己的鲁迅呀。毫不夸张地说，在世界文化文学的大格局中，我们都是被遗忘的穷乡僻壤的识字农民。我们该被遗忘，因为我们总是自高自大或自卑自贱地外于世界文化的潮流。
具体于文学而言，我认为文学是有其延续发展的谱系的，就像任何人文学科一样。这一点和科学殊无二致。我坚决如此认为。简略地说明之。略萨曾经在一篇《文学与人生》的论文中指出过，文学造就了世界，何以言之？他指出：“没有文学，也就不存在色情之说。没有文学，爱情和快感会变得贫乏。”“一对阅读加尔西拉索（16至17世纪西班牙诗人）、彼特拉克、贡戈拉、波德莱尔作品的男女，比起另一对不识字、被电视节目麻痹得半傻的男女，要爱得深刻，享受爱的质量要高得多。在一个不讲文学的世界里，爱情和快感恐怕与动物性交并无二致”。非止于爱情，其实文学（何止是文学，哲学、历史、心理学，科学，广义的人类文化）改变和塑造人类的整个体验结构。略萨举了《堂吉可德》的例子，认为，如果没有如此精彩的文学，那么后人对于类似堂吉可德的人和行为的认知体验将处于模糊和混沌中，得不到命名。所以马塞尔·普鲁斯特说：“真正的生活，最终澄清和发现的生活，为此被充分体验的惟一的生活，就是文学。”文学不断地延展和塑造人的体验领域，不断使人的来到“真正的生活”。
——由此可见，“生活”并不是自明的；所谓“情感”、“体验”、“心灵”等等统统不是自明的概念。假如没有对人类文化文学谱系的继承和接纳，“真正的生活”永不会到来，真正的情感、体验、心灵也永远在异乡。我们的体验结构永远只能是类似于一个乡巴佬的体验结构。因此，我常常把中国文学叫做乡巴佬文学。
……本来要说椎名麟三，却不自禁地说了这么些题外话。
日本文学对于世界文学谱系的承接是特别深入自觉的，从他们打开国门之后，大师不断，夏目，大江，安部，现在，在我眼里，椎名起码也应是准大师级别了。
这个《温度计》写于1959年，（——天哪，我们1959年在写什么？如果我们那叫写作，那么椎名这样的就不叫写作；反之亦然。）它的事件是这样的：一天晚上青年工人长野昌夫应邀去诗人三木吉弘家，走到路上遇到了邻人的妻子和女儿五岁的洋子，那个妻子要拉着昌夫去找警察，声称昌夫要谋害她的女儿。就此，作者又转而叙述了昌夫眼里的洋子。昌夫某天在朋友处得到一份三木自办的文学刊物，决定自费订阅，并见到了三木，三木是一个也许可以叫做理想主义的人，他关心的都是大问题，昌夫感到自己在三木身上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有一天三木对昌夫说要组织人到位于太平洋中的圣诞岛阻止英国人在那里试验氢弹，很可能有死亡的危险，三木恐惧却又充满憧憬地答应加入敢死队。这时候他忽然觉得他爱极了洋子，这个小女孩是工厂附近人家的，常到厂里玩，举止文静优雅，令昌夫非常喜爱。就在接到昌夫信件晚上到他那里开会前的下午，昌夫情不自禁把洋子像平常那样抱在膝上，给她糖果什么的，但洋子忽然让他放自己下来，昌夫恍惚中却把她抱得更紧了，洋子受到了惊吓，导致那位女士愤怒声讨昌夫。在晚上的聚会中，八个敢死队员一个个争论不休，后来他们定下了计划和落实了资金，在回去时其中一个告诉昌夫，大家之所以争论不休是因为都不想死。昌夫走到工厂里，却发现他的房间里亮着灯，有人在里面，他惊恐起来，逃走，一边计划着，第二天带着洋子远走高飞。“如果没有洋子，这世界就再也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了。”这是小说的最后一句。
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我至今没看过，就我的阅读而言，把一个成年人对一个小女孩（五岁）写得如此蕴含丰富而可信的，除了椎名我真是没见到过。这不是一种怪诞的癖好；或者说不仅仅是，它有着多么丰富的基础和内涵哪，昌夫这个农家出来的青年，过着单调、乏味、贫瘠的工人生活，他有个外号叫“温度计”，他的简陋的屋子里有两个温度计，指示的温度都不一样，所以厂里又新到一个温度计时他又将之据为己有，为的是平息心中对温度的疑惑，把三支的温度数平均一下，来获知一天“准确”的温度。但是如果这仍是一支非常次的温度计呢？有没有准确或真实这回事呢？温度计体现了昌夫焦虑的内心世界。而洋子是三木和温度计之外平衡他的焦虑感的另一极，她似乎是惟一美好的，是一种他所向往的价值的体现；又似乎是贫乏的性的土地上的一朵小花，昌夫往往想到她光洁的身体。光洁的身体，一方面在我的预读体验中指向纯洁和安定，一方面又指向ｓｅｘ。显然，作者在刻意制造这种多义性。这充满着一种苦闷和无助的味道，一个成人，其生活的寄托，竟然是一个五岁的小女孩！一个生活在孤寂贫乏中的成人，看来也只能是一个五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身上就像冰山一角一样寓居着生活的怪诞。
可是，纯洁和安定，只是昌夫，也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她不过是一个童蒙未开的小动物，在昌夫稍稍的亲近下，竟表现得那么惶恐！而给他带来的，是巨大的惊吓，他一看到房间里的灯光，就撒腿而逃。
所谓理想，能拯救昌夫吗？昌夫虽然答应加入敢死队，但他是既坚决又疑惑的，说他坚决，是他突然开始爱洋子，洋子使他感到了这种行为的意义；说他疑惑，是这种行为要以死为代价，尽管神圣，但一种理想要以人的生命为祭奠，那么它作为人生的意义是最终可靠的吗？成员们的讨论中充满了死之恐惧，而三木的形象虽然没有重笔渲染，但他的痴狂却力透纸背，他的阻止氢弹试验的行动尽管比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极端行动正义得多，但就他毫不迟疑地把自己乃至他人拉上死亡的战车这一点而言，他的正义是不是终极正义呢？这是个悬疑，昌夫并没真正找到人生的意义，他灰暗的生活仍将灰暗，他对意义的寻找，带有一种浓郁的荒唐气息。
我甚至暗暗地感到，三木的形象就是一度困扰椎名的人与事的象征，椎名一度曾加入过日共，后脱离，在晚年他皈依于基督教。后来的奥姆真理教等等肆虐日本的邪教，椎名都不可能知晓（他逝世于1973年），但他似乎对这种极端主义的邪教有一种深刻的预见似的，就体现在三木身上！为了不可预知的虚幻的目标，对可预知的实在的人的生命毫不吝惜！
昌夫所找到的，看似生命的意义，实则不然。而他最后感到的，洋子是惟一的真实，又是多么苦涩！他能带走洋子吗？即使得计，又能怎样？他的这样荒唐必将给他人带来巨大的痛苦。
就像温度计，昌夫生活里没有一件事情是确然无疑的，是能给他带来明晰、帮助和意义的。就连“洋子不能给昌夫一种明晰、帮助和意义”，也是不明晰的，因为她毕竟是他爱世界的根据，毕竟，在昌夫准备进行崇高行动的时候，这种爱带给他力量，他要“认真地去爱洋子”。这种爱，总比无爱的生活强。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爱，竟然建立在死亡之上！
爱与死，爱与性，爱与不爱的冷漠，崇高与卑劣，人道与非人道，人性与非人性，其界限都是如此模糊和暧昧……人在此世界上，竟是如此毫无意义的孤独和焦灼……读后，我就是这种复杂而真实的体验。
“日本社会有着这样一些素朴的自然主义和私小说的作家和读者，他们把日常习俗视为人生，因此，我们对椎名的出现，不能不寄予很大的期望。”这是一位日本评论家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指出的。在我看来，“素朴的自然主义和私小说”，假如和狭隘的写实主义和写性主义相提并论，也是真确的事实。这样的自然主义、私小说——写实主义、写性主义，用我说过的一个概念总括就是“乡巴佬文学”。椎名之所以成为安部、大江等等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先驱，就在于他出离了这种乡巴佬的视野和境界，他的思考，他的体验结构，他的文学视野和蕴含，是世界文学谱系所赐，这个谱系即是存在主义。如果没有存在主义的熏陶，椎名这个东西是出不来的，乡巴佬的体验结构里永远没有那么复杂的因素，也丝毫不具备和世界文学对话的可能。我看大江和某位所谓中国大师的对话，简直就如鸡同鸭讲一般，而后者的一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口头禅或誓言或赌咒用我的话翻译就是：
我就是一个乡巴佬。
呵呵～～～～有个性哦……
2005,2,5（《温度计》，载于《世界文学》2005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