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花列传》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转帖]

ttw2003

关于《海上花列传》一书的作者意图问题历来存在两种说法：谤书或劝戒之书，皆对应赵朴斋一家的故事而言。这条线索讲农村青年赵朴斋——出身没落地主之家——到上海投靠舅舅，本想找点生意做，却迷上了烟花场上的妓女，身上资财耗尽后沦为车夫也不愿离去；他的妹妹赵二宝带着母亲到上海来寻找他，母女俩也迷恋起上海的花花世界，二宝又受轻浮子弟的引诱，最后竟自愿落堂为娼。此书到底是不是谤书呢？ 较早的研究者和评论者比较关注这个问题，鲁迅、胡适、刘半农都曾有论述；后来的研究者注重的是文本本身的价值，对这个问题往往不再作详细讨究。鲁迅的说法比较随意，戏笔黑幕，实则并未给出定见。 胡适在为1926年亚东局出版的版本作的序中特地设“替作者辯诬”一节，从对成书事实的考据、作品的连贯性、对诽谤对象赵氏一家的品质的分析几个方面驳斥此说。他的考据使他的立论从此站住了脚。至于“作品的连贯性”，实则并不足以为凭，因为这也可以解释为本书前后的写作都按照谤书的设计而成。在人物分析上，胡适刘半农二人可谓从同一个依据出发，得出不同的结论：胡适认为书中把赵氏一家写得忠厚愚弱，虽遭受欺凌，仍温柔敦厚怨而不怒，这值得同情，不是诽谤；而刘半农（为同一个版本也作了序）却断定正因为作者“把别人都轻轻的放过了，却偏在这一家上大用气力，不肯宽让一分”，可见一定是谤书。可以说，刘半农抓住了读者（上海人）的心态：笑弱不笑恶，对倒霉透顶的人常有格外兴致，绝不肯轻易放过（当时风传此书诽谤真人，恐怕就是出于这种普遍阅读心理）。 但是， 赵氏兄妹因混沌懵懂、不谙世事而翻船倒运，这条线索也可以用戒书说来解释。



   作者本人曾在刊载刊物的例言中声称，书中人名事实“并无所指”，“此书为劝戒而作”。小说以赵朴斋初入上海滩、迷上风月场开始，又以赵二宝落入烟花界、遭欺受辱一梦方醒结束，的确达到一定的世俗的劝戒效果。然而本书的精彩之处却并非这两个人物。赵朴斋兄妹的人物性格比较平面化，事迹也比较简单。那种在概括小说的主要内容时只取“赵氏家史”的做法是轻重失当的（譬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欧阳健等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海》是合传，或许，可以把它分开来看：赵氏家族是一部分，对应“劝戒之书”；其他诸多人物和故事，与劝戒并无关系，又意在何处呢？



   关于著作者韩邦庆其人，后来的研究者所能得到的材料只有五条。胡适在亚东版的序中已经悉数用尽并详述其来源。从这些材料可以得知作者出身官吏之家，自幼早慧，有不羁之才，却科举受阻，靠寄身作幕僚和在上海滩报界撰文为生。他生性落拓脱俗，为人风流蕴藉，善弈棋，有鸦片烟瘾，家境寒素却不重实计。《海》一书专写妓院，详细描写了二十几个妓女和嫖客的交往之道和交际场景，素以“写实”著称。作者常年旅居沪上，任申报编辑，结交一帮名士，互相诗酒唱酬，挥霍花丛之间。小说取材于当时上海的烟花场，书中人物皆有原型，悉同光年间的上海名流，譬如“齐韵叟为沈仲馥，史天然为李木斋，赖头鼋为勒元侠，方蓬壶为袁翔父（一说为王紫诠），李实夫为盛朴人，李鹤汀为盛杏荪，黎篆鸿为胡雪岩，王莲生为马眉叔，小柳儿为杨猴子，高亚白为李芋仙” （见蔣瑞藻《小说考证》）。张爱玲认为作者本人也出现在小说里，即华铁眉。想来书中的故事也必有现实来源。所以从作品的产生来看，这部书倒可被称为“圈子文学”，即作者实写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交圈，描摹亲身所见、所闻和所经历的各种世相。小说属名花也怜侬，作者在第一回中有一段开场白：



  



“看官，你道这花也怜侬究是何等样人？原来古槐安国之北，有黑甜乡，其主者曰趾离氏，尝仕为天禄大夫，晋封醴泉郡公，乃流寓于众香国之温柔乡，而自号花也怜侬云。所以花也怜侬实是黑甜乡主人，日日在梦中过活，自己偏不信是梦，只当真的，作起书来。及至捏造了这一部梦中之书，然后唤醒了那一场书中之梦。看官啊，你不要只在那里做梦，且看看这书倒也无啥。”






这段痴人说梦一样的开场白，表达了聊以遣怀之意。韩氏于1891年秋最后一次应试落第，从此淡于功名；1892年2月到10 月自办刊物，发表《海上花》前二十八回（前二十四回已于应试前写成）及部分文言短篇小说；停刊后继续创作，1894年出版全书；不久之后作者去逝，终年仅三十九岁。可以想象，韩氏作为旧式文人，被挤出主流之外，郁郁不得志间品味世情，驰骋素趣，寄情才艺，写出这部平淡蕴籍的《海上花列传》。那么，不妨把此书视为作者对人生的慰籍之书，寄寓之书，托逃之书。  









   小说给人的一个突出印象是，全书充满作戏模仿的气氛和痕迹。本来是妓女与嫖客的关系，却也是一对一的，公开的，被交际圈认可的。他们之间的吵架堵气评理，看上去与普通的恋人夫妻没什么差别。把这种不知不觉中的戏仿表现的十分集中突出的一幕，是齐韵叟主祭李漱芳一段（见四十七回）。齐韵叟是上海滩数一数二的达官显贵，以风流豁达著称，号称“风流大主教”；李漱芳是一个为情而死的妓女。齐韵叟认为李漱芳为人可敬，发动一帮白相客祭奠她。然而又毕竟是屈尊之举，祭的时候他“随身便服”，却“恭恭敬敬朝上作了个揖”。其他人是一个客人带一个倌人，男的先做揖，女的再跪下拜，礼仪与夫妻出席朋友的祭祀典礼无异。但毕竟是可有可无的作戏，时有搪塞不周、作做滑稽的细节出现。许多客人干脆由妓女代拜，妓女中又有推脱的，这些是正常祭祀中一般不会出现的。



那么，《海》中的戏仿究竟是什么在模仿什么呢？是风月场在效仿家庭，露水姻缘在效仿婚姻吗？然而后者也是规则性的东西，也要讲章法程序招数。当时海上的婚姻状况不见得比欢场更真诚。王德威用欲望/道德的悖反模式来解说几个主要人物的故事。而道德是无法与欲望悖反的。道德归根到底是没有生命的规则，是对欲望体系中某种良好状态（良好人际关系）的模仿，而欲望是富有生命力的真实的东西，一个影子又如何与一个实物对峙、悖反呢？在书中的那个自知理亏的钱色交易的世界中，充满的是欲望对道德的戏仿（反向模仿）。如果承认欲望与（人情）感情本来并不完全冲突，可以把二者看成一个结合物。它本身又分为两种类型：和谐的，善的(a)；冲突的，恶的(b)。除了其自身内部的冲突，在现实当中这个结合物的对立物主要是生存利害（也是富有生命力的真实的东西），即“欲望与感情/实利”的悖反模式，——这才是游戏规则的真正所在。书中的多数人和事都符合欢场的游戏规则和商人的生存哲学，而破除规则的人物及其命运就显得格外引人注意。在妓女与嫖客的关系中，两对人物关系超出了一般的游戏规则，酿成了真实的有强烈内在生命力的感情或欲望，都以悲剧告终。陶玉甫与李漱芳的爱情属于(a)种，以社会悲剧告终；王莲生与沈小红的爱情属于 (b)种，以性格悲剧告终。在王莲生与沈小红、张蕙贞的三角格局中，王莲生与张蕙贞之间的关系是对(a)的仿制。张蕙贞外表温柔可亲，却时常和气得暧昧，生性有轻贱之处。她在做了王莲生妾后红杏出墙，是对王莲生自欺欺人性格的极大嘲讽。而王沈这两个人物，其内在牵连便是他们性格上的相似之处：都是既懦弱又刚烈，都有歇斯底里的品性，都想成为现实中的主宰，却要以割裂内心的真实感情作代价。沈小红结局悲惨，王莲生还只是黯然神伤，这种差别是出于社会地位的差别。









张爱玲曾把文学分为飞扬的文学和安稳的文学，认为“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自己的文章》）。《海上花列传》倒的确是一部安稳的文学。作者人情练达，世事洞悉，构思精致，在书中穷尽烟花场上的人情世态，有暴露，有隐藏，正面文章生动真实，反面文章余味隽永，艺术技巧非常高超，写出了晚清上海上等妓院生活的坚实的底子。但对所写的龌龊人事、不堪世相、腐朽纲常却绝少批判。面对人物在这种炎凉世态下的悲惨命运，也仅引发劝戒之语。劝戒不是批判，劝戒的思想依据与所劝的对立面原本处于同一个价值体系内。《海》的思想境界是世俗的一元的。作者对人生世事的观察和认识十分细致深刻，却极少直接表白态度。（1）书中常借人物之口发出评论（这倒符合评论本身的主观性、相对性）。譬如通过有北方人的粗犷之气的罗子富的眼睛，表露对黄翠凤的泼辣能干的欣赏，对文君玉清酸愚懦的鄙视，这符合一般商人的态度；通过洪善卿的心理活动，表达出对沈王开交、世事无常的感慨；又用仆人匡二的嘴发出对屠明珠蒋月琴的品头论足，写出世人眼中年老倌人的尴尬处境。（2）此外，作者还用小说的回目进行评论，即所谓“题是断语，书是叙事”。回目写的十分灵活，有些喜笑揶揄，很有弹性；有些看似与目下内容不甚相关，实则点出反面文章或预设后文。第七回陶玉甫刚一出场，酒桌上众人议论陶李恩爱的超出常情，题目中便出现“美姻缘填成薄命坑”，分明是对下文中人物命运的预告，仿佛《红楼梦》里行酒令的功能。（3）最后在小说后面的跋中，作者在交代人物的结局时给出了直接评价：“吴雪香之招夫教子，蔣月琴之创业成家，诸金花之淫贱下流，问君玉之寒酸苦命，小赞、小青之挟资远遁，潘三、匡二之衣锦荣归，黄金凤之孀居，不若黄珠凤俨然命妇，周双玉之贵媵，不若周双宝儿女成行，金巧珍背夫卷逃，而金爱珍则恋恋不去，陆秀宝夫死改嫁，而陆秀林则从一而终”，——这些评说表现出在现实社会中安身立命的中庸处世态度，有传统的民生哲学的影子。



人是社会动物。无论表面上倌人与客人如何浓情蜜意，他们的关系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书中第十回洪善卿为王沈调停，情急之下吐真言：“王老爷也叫瞎说！堂子里做个把倌人，只要局帐清爽仔末是哉。倌人欠来哚债，关客人啥事，要客人来搭俚还。老实说，倌人末勿是靠一个客人，客人也勿是做一个倌人；高兴多走走，勿高兴就少走走，无啥多花枝枝节节！”道出了爱情戏仿背后的真正游戏规则。即便是陶玉甫与李漱芳那样的神话爱情，其内容也是畸形的，李漱芳不能接受陶玉甫的过度殷勤，反要对他常有嗔怪，这自然与正常的夫妻关系大相径庭。无论如何，妓女是封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是极度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排斥爱情的婚姻制度的畸形产品。再风光的倌人，在与客人的交往中归根到底也是处于卑贱被动的地位。精明泼辣如黄翠凤，为拢住罗子富，也要时时费尽心机，使出浑身解数。但是，作者的态度是明显站在客人一边的。在他的描写中不知不觉地显露出倌人总是擅设圈套，精于算计，勾心斗角，争风吃醋，歇斯底里；而客人却好象雍容大度，明晓事理又蛮讲情义。事实上，作者已经在第一回表明，本书为劝戒冶游子弟而作，要他们看破那些倌人，“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 可以想象，如果作者站在倌人的立场上，这部书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小说写一个由欲望和利益构成的现实世界，写实的功力和精致的手法使它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但思想的平庸显而易见。这突出表现在小说的后半部用在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即那帮名士的笔墨上。“风流广大教主”齐韵叟的虚伪豪奢荒淫无耻，高亚白的轻狂失度，尹痴鸳的雄作雌态，作者因为欣赏，都自然主义地描摹下来，后来的读者却未必能产生共鸣，恐怕倒要读出病态。率性读来，便发觉该小说虽然的确有一付丰富深刻坚实的生活底子，但作者的那种安身立命的生存哲学，对花花世界的各种享乐的小儿科式的艳羡，以及世俗上层的立场，都使得这部“安稳文学”除了一些地方小有飞扬，此外便赋有猪圈的味道。





   或许这正是现实社会人生的本来味道。一百年过去了，书中的世故人情伦理心态游戏规则在今天仍然存在，使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的眼光深刻、人情练达。当年鲁迅把《海上花列传》归为狭邪小说，而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又有把它定为人情小说的，都是从内容上分类，历史的远近却带来了具体和概括的区别。人情小说可能更适合今人的理解。前面说过，此书是作者的慰籍之书，寄寓之书，托逃之书；它的内容比较单一，专写妓院，但在同光年间实际上是亚自由恋爱的唯一场所，作者托此而逃，可谓逃到了人生的最底层。

(1999年)


(作者:赵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