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朋荣：我看经济学家被整体收买（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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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才》钟朋荣：近年来，人们都在关注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即“经济学家被整体收买”，因为经济学家为企业提供这样那样的报务，相应地也收取一些报酬，结果就失去了独立性，经常为一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说话。不少文章将我也列入“被收买”的行列之中。因为我被几家上市公司聘为独立董事，更是被严重收买的对象。我之所以经常为企业家特别是为民营企业说话，就是被严重收买的结果。

别人会不会被收买，我不敢肯定。但我的许多重要观点，都是十多年前在中央机关工作期间就已形成的，而且从未改变过。比如，主张保护私有财产的观点，主张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的观点，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观点，主张为创业者和企业家创造宽松环境的观点，主张减少审批和公章的观点，主张实行低税赋政策的观点，主张为民营企业拓宽融资渠道的观点，等等。这些观点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来的，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

在发表这些观点时，我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不可能为任何一家企业服务，更不可能被收买。

1994年“下海”以来，因为是为企业做咨询，当然要向服务对象收费。但这对我的学术观点，特别是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并没有产生丝毫的影响。

像我们这样一批人之所以能形成这样一些观点，是因为我们亲眼看到了“一大二公”和“左”的思想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也亲眼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因发展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是因为我们不那么健忘；是因为我们对国家和人民有起码的责任感。我相信，张维迎、周其仁等一大批有相同经历的人，都是属于这样一些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学家或经济专家，都是为总理和部长们服务。那时，只有总理和部长们才需要经济学家。财经院校所讲的课程，都是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知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市长、县长、银行行长以及众多的企业家也需要经济学家。因此，经济学家会发生分化。

比如，曹远征离开国家体改研究所，成为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又比如，我离开中办，由为中央领导服务转向为地方政府和企业服务。应该看到，随着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种为企业家(包括民营企业家)服务的经济学家会越来越多。企业家作为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社会群体，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之一，有一批经济学家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表达，为他们呼吁，这是非常正常的，不应该受到指责。相反，如果更多的经济学家，更多的博士和教授都挤着去当总理和部长的高参，都挤着去吃财政饭，那才不是好现象。

由于发生分化，不同群落的经济学家代表他所服务的那个主体，对同一个经济现象，同一项方针政策发表一些不同的看法，也是很正常的。如果一部分经济学家为那些生产经营第一线的企业家讲了几句话，就认为不得了了，就认为没有良心了，没有独立性了。这种观点在潜意识中仍然是把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列为整个社会的对立面。这种意识应当改变。

其实，现在许多人所讲的经济学家的独立性问题，实际上是对当前一些重大问题不同看法的问题。比如，经济学家如果呼吁保护私有财产，呼吁保护民营企业和广大企业家，就认为是对广大老百姓的背叛，就是缺乏独立性；而如果煽动仇富思潮，呼吁杀富济贫，那就是老百姓利益的代言人，就是没有被收买的具有独立性的经济学家。

那么，当今中国什么才是广大老百姓的利益所在？怎样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和保障老百姓的根本利益？

很显然，加快国有企业改制，加快民营企业发展，为人们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创造良好的环境，包括舆论环境，使更多的人能放心大胆地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使我们这个社会像刘永好、南存辉、梁庆德、尹明善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使他们积累的私有公用财产规模越来越庞大，提供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多，这才是广大老百姓的根本利益所在，才是维护和保障老百姓利益的根本措施。

我们国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成长出这么一些民营企业不容易，培养出这么一些企业家不容易。如果环境不好，仇富情绪越来越重，其结果是，迫使一大批人见好就收，甚至将财富转移到国外。作为经济学家，如果因煽动仇富情绪而导致上述后果，表面上是为了老百姓，实际上是对老百姓、对这个国家极大的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