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钱学森，比我任何一个学生都更有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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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掌握了渊博的科学知识，他既有数学家的头脑，又有物理学家的深厚知识和实验技能，所以，他既可以同数学家合作，又可以和物理学家共事。他能以熟练的计算能力解决技术上的许许多多细节问题。
就在1937年秋季，钱学森结识了热心研究火箭技术的同学F·J·马林纳。

马林纳于1934年由美国德克萨斯州来到加州理工学院，从事火箭飞行研究。当年，许多人嘲笑他，认为物体通过气流高速飞行不过是奇想而已。可是，他自己却满怀信心。

马林纳在火箭飞行研究中遇见难题，时常求教于冯·卡门教授。因此，这个年轻人也给冯·卡门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在马林纳从事的火箭飞行研究的人员中，有三个忠实的青年伙伴。一位是福曼，他醉心于火箭引擎的构造，一位是白逊斯，另一位是初出茅庐的火箭专家史密斯。有趣的是，这三位青年并不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由于在火箭飞行研究方面有共同的志趣，结成了一个研究集体。他们自称这个火箭飞行研究小组为“火箭俱乐部”。

这时的钱学森，对航空动力学和火箭飞行研究同样具有浓厚的兴趣。有一天，钱学森与马林纳并肩坐在教室里听课。恰巧，钱学森手里拿了一本载有马林纳关于火箭研究方面文章的杂志。于是，他二人相识了，而且热烈地讨论起这篇文章来。马林纳眉飞色舞地陈述他在文章中的观点，他坚信火箭可以射入太空。可以想象，太空时代的种子，已经在这些年轻人心中萌发出了幼芽。

“如果你对火箭飞行研究感兴趣，为什么不加入我们的火箭俱乐部呢？”从谈话中，马林纳已经感觉到这位年轻朋友的心情，于是，直接了当地向钱学森发出了邀请。

钱学森高兴地说：“我很愿意参加。”

“好吧，那就定下来了。”马林纳更是兴奋异常。

从此，钱学森成了马林纳火箭研究小组的成员，当然也是那个“火箭俱乐部”的成员。

根据小组的多次试验，钱学森撰写的论文《火箭发动机喷管扩散角对推力影响的计算》，马林纳对火箭发动机实验结果的分析。先后在《富兰克林学会会刊》上发表了。这些论文，立即引起美国科学家们对火箭技术的重视。加州理工学院天体物理实验室的助教阿诺德，被5名年轻人的宏伟构想激动得跃跃欲试，主动向“火箭俱乐部”捐赠一千美元，并毛遂自荐担任了火箭俱乐部的业余摄影师。

5人火箭俱乐部的研究和试验活动，得到了冯·卡门的热心支持。在他们没有试验室的时候，冯·卡门就曾冒着风险，允许他们这个火箭飞行小组在课余时间利用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实验室的设备进行实验。后来，又多次回答他们提出的理论和技术问题。

古根海姆大楼因为“火箭俱乐部”进行试验而发生爆炸事件以后，“火箭俱乐部”已被学校当局勒令停止一切试验活动。但是，停止试验，就等于宣布“火箭俱乐部”的死亡，这是几个年轻人绝对不能接受的。于是，他们将试验从校园搬到校外，迁移到远离洛杉矶的马特里山的一个偏僻的山谷中去。在那里，他们自己动手盖起了一座简易的火箭试验台。从此，这片寂静的山谷，滚动起阵阵春雷，惊得獐狍麋鹿和野兔到处逃窜，雉鸡山雀四处纷飞。

钱学森与马林纳的友情日益深厚。他二人总是形影不离，因为，他们不仅有研究火箭方面的共同志趣，还有着对音乐的共同爱好。

如同在波士顿时一样，钱学森依旧迷恋着音乐。他时常驾驶着他的老爷车，从帕萨第那到洛杉矾听音乐会。他左边的座位上坐着马林纳。

在马林纳的朋友中，还有一些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其中，不乏音乐爱好者，而且可以组成弦乐四重奏的班子，经常在一起演奏。马林纳把钱学森介绍给他的朋友们。从此，钱学森开始接触室内音乐，而且，很快地喜欢上了他的朋友们演奏的曲子，他还搜集了一些这方面的唱片。

跟这些朋友们在一起，钱学森很快活。他们有时演奏弦乐，有时开动留声机欣赏贝多芬、莫扎特的古典乐曲，有时还表演喜剧。

一次，马林纳扮作一个黑人姑娘，模仿着女声，用喜剧腔调唱道：

我是一个黑人姑娘，

可我的胸脯，

比白人更漂亮。

黑人姑娘的眼睛，

望着人类的远方；

椰子树上，

一只白鸟放声歌唱。

......

钱学森称赞马林纳的演唱妙不可言。他们感叹黑人的处境，并为黑人在美国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平等的待遇而愤愤不平。

在他们演奏成员中，有一位叫做S·威因鲍姆的，是个很内行的音乐爱好者。一次，他们一起欣赏莫扎特的《施培德勒五重奏》的唱片，一支单簧管，在四把提琴的簇拥下，如泣如诉地吹奏出委婉迷人的旋律。乐曲结束后，人们都沉醉在乐曲创造的忧伤的氛围里。这时，只听S·威因鲍姆评论道：

“这是莫扎特晚年的作品，这与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心境。那第一钢琴协奏曲是孩童对美妙世界的期待，而这首五重奏则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艺术家发自心灵的叹息。两个作品同样优美，同样纯净，但反差却如此之大。这就是人生旅途的烙印，生活的艰辛和人生的磨难，似乎谁也无法超越。莫扎特这位伟大的音乐家也不例外。”

钱学森疑惑地说：“当年莫扎特写的这部作品，是送给他的好友施培德勒的，是对他们之间友情的怀念和歌颂。可是，你却听到其中潜藏着深深的忧伤。难道人间的友谊也要蕴含着深深的忧伤吗？”

是的，莫扎特似乎悟到了人间的真谛。后来的事实证明，钱学森与S·威因鲍姆的友谊确实潜藏着深深的忧伤。

音乐没有国界，也没有民族的阻隔。通过音乐，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肤色和语言的人，可以自由交流。

可以说，是音乐把钱学森和马林纳等几个美国青年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了。

然而，就钱学森同S·威因鲍姆的友谊来说，除了音乐，还有更深刻的理性方面的东西。

钱学森首次认识S·威因鲍姆，并不是在他们的音乐沙龙里，而是在加州理工学院的马列主义小组。钱学森是经马林纳介绍，参加了这个学习小组的。正是在那里，他结识了这位俄罗斯血统的美国人。

S·威因鲍姆博士，原是乌克兰人。1922年由乌克兰工学院和卡柯夫学院转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1924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取得硕士学位。而后，离开学校，在美国一家私人企业中当了4年的药剂师。1927年加入美国国籍。1929年重返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同年获得药物学博士学位。威因鲍姆在化学领域很有成

就，在应用物理学方面也很有名气。他曾将量子力学应用到分子上去，是电子结晶结构、固体物理和热传导专家。

钱学森对威因鲍姆博士怀有某种好感，时常到他家去作客。这位俄国十月革命后离开祖国的乌克兰人，并不是反对十月革命的白俄分子，相反，他的思想很进步。

在威因鲍姆家里，时常有小型集会。他们之中，有马林纳夫妇，也有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学生杜布诺夫和他的夫人贝丽。有时候，著名物理学家罗勃·奥本海玛的兄弟佛兰克·奥本海玛也来凑热闹。钱学森自然是这些集会的常客。他们在一起除了音乐欣赏、演奏外，还时常谈论世界大事，谈论马克思主义。大家说东道西，自由发表意见，气氛非常活跃。威因鲍姆是个很爱发表音乐评论的人。一次，大家共同欣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欢乐颂》，那雄浑欢快的旋律，鼓舞着热血青年为人类团结友爱的美好世界去追求和斗争。

唱片放完了，只听威因鲍姆说：

“音乐是人类一种精神食粮，一种情感和欲望的释放形式。应该说，存在于人类的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都是有表现力的。但无论那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都有尽头，只有音乐所表现出来的意境和体验是无穷无尽的。”

大家对威因鲍姆的精彩评论报以热烈的掌声。威因鲍姆意犹未尽，接着说道：

“简简单单的七个音符，由于节拍和音阶的变化，演化出了多少节奏和旋律？倘若在这个世界上寻找一种既简单又复杂，既枯燥又多情，既普及又高深的模式，那末，我说就只有这‘1234567’了。”

伙伴们又是一阵笑声和掌声。

威因鲍姆的话，总是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这是同伴们都很佩服的。钱学森在音乐方面也有较强的悟性，他对威因鲍姆的话十分赞赏，因为，他也从音乐世界中领悟到了人生的哲理。

钱学森赞同地说道：

“是这样的。这‘1234567’蕴含的内容既丰富又深沉。我从贝多芬的乐曲中似乎领悟到了他的一生，就像是一支与命运抗争的交响曲；从莫扎特的乐曲中，感受到他的一生像是一支唤醒春光的魔笛；马克思的一生则是一首庄严雄浑的国际歌！”

钱学森的话，也同样赢得了同伴们的赞许。

他们由音乐往往也谈及文学，谈及十月革命，威因鲍姆对俄罗斯文学情有独钟。他说道：

“我认为俄罗斯的文学，从契柯夫、普希金、托尔斯泰时代起，到俄国十月革命后的高尔基等，不管别人怎么看，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和艺术，在当今世界，无疑是无与伦比的高峰。”

由于钱学森在场，也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古国之一，威因鲍姆感到自己的话有些过头，于是，他转过话题说道：“伟大的中国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她不仅发明了指南针、火药、纸张和印刷术，而且中华民族的先贤最早发明了从‘O’和‘1’演化出来的伏羲八卦。这两个数对电子计算机的发明提供了基础。中华民族最早有了自己准确的天文历法，从而推动了全世界范围的天文历法的研究和普及……”

威国鲍姆是位博学多才的人，也是个中国通。这一番话，说得钱学森频频点头。威因鲍姆趁势问钱学森道：

“密斯脱钱，我问你，拿美国与中国相比，你更爱哪一个国家？”

钱学森从容地回答说：

“谈到美国，尽管这里是孕育现代科学知识的摇篮，这里也给我留下了诸多美好印象，但拿美国与中国比，我还是更爱中国。”

“这是为什么？”马林纳和威因鲍姆几乎是同声问道。

钱学森笑微微地说：

“大概是因为中国是生我养我的故土吧！所以，我更爱恋自己的祖国。”

这句话说得威国鲍姆有些尴尬，钱学森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呷了一口饮料笑着说下去：

“比如这饮料，我喝着就觉得不如中国的龙井茶更好。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比较当然各有所长。拿中国来说，它是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的国家，因此，它的文化积淀就深厚得多，民风淳朴，重礼仪，重亲情，重友情。而美国，则是个年轻的国家，几乎没有什么传统文化而言。但是，正因为它年轻，所以，美国人不那么保守，做事情很少有什么框子，显得有朝气，富于创造活力。当然，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社会商业味很浓，人与人之间交往，很重视利害关系。而亲情和友情就显得淡漠一些。”

说到这里，钱学森也感到有伤在座的美国朋友的面子，便诙谐地说：“我们这个小集团，在美国是个例外。我们之间的友情无疑是真诚的。”

朋友们都笑了。威因鲍姆伸出大拇指对钱学森说：“了不起，密斯脱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钱学森出众的才华，在学习和研究中，越来越突出的表现出来。他善于思考，思路既宽阔又敏捷。在许多情况下，当别人对某个问题尚未弄懂时，他已经明白了，而且发现了这个问题后面的一连串需要解决问题。

对此，冯·卡门十分关注。他发现，这个来自中国的小伙子不同凡响，他所提出的问题，往往是当代火箭飞行领域的关键所在。

一天，杰出的理论家、物理系教授保罗·爱泼斯坦急匆匆地来找冯·卡门。他劈头问道：

“ 朋友，你是否有个学生叫钱学森？”

冯·卡门被这个急性子犹太人问得摸不着头脑，以为钱学森发生了什么事情，便点点头，表示确有其人。

只见爱泼斯坦拿出一张试卷，一边展开一边说道：

“就是你的这位学生，有时到我的一个班上去听课，他解答问题的方法与众不同，可以说有些玄妙。我看这个人有非凡的想象力和数学天才，不知你是否发现？”

冯·卡门舒了一口气，接过爱泼斯坦手中的试卷看了看，果然是钱学森的手迹。说道：

“是的，我的老朋友，在这一点上我们俩的认识完全一致——他是一个难得的天才。”

“原来如此。”爱泼斯坦眨了眨眼情，诙谐地问冯·卡门：“你是否觉得这个中国人身上有我们犹太人的血统？”

冯·卡门耸了耸双肩，表示无可奉告。但是他的确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不错，世界上有不少知名学者和科学家，譬如马克思、爱因斯坦等，都是犹太人，或具有犹太人血统。不过，爱泼斯坦忽视了一个智慧而勤奋的东方民族，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曾经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光芒照耀了人类历史的进程。钱学森正是这个伟大民族的子孙。

于是，冯·卡门郑重地告诉爱泼斯坦：“我的学生钱学森是纯粹的中国人，一个天才加勤奋的中国人。”

这时，两个具有犹太血统的教授不约而同地、感叹地摊开了他们的双手。

这是1938年初春季节的一天，钱学森站在了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一间教室的讲台上。他精神抖擞，神采飞扬，在黑板上迅速写下了一串密密麻麻的公式、定义。然后，滔滔不绝地为台下几十位美国学生描绘未来空间的美景。他说道：

“……随着本世纪第一架载人双翼飞机的出现，航空技术将人类载入了一个可以缩短时间和空间的奇妙时代。但是，螺旋桨式的飞机发展到今天，飞行时速仍在五百公里上下徘徊，这就束缚了航空技术向更高层次前进。因此，我们必须跨越已经取得的成功，去寻找一种新的技术，新的模式。”

钱学森停顿了一下，说道：“其实，这种模式在世界航空史上曾经出现过，我们不妨拿来借鉴。”

接着，钱学森向大家介绍了中国明代学者万虎，用捆绑火箭载人飞行的大胆试验。他说：

“试验失败了。但是，中国先人在四百年前进行的这项试验，却为今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思考。可以设想，在有了螺旋桨飞机的今天，如果把火箭与飞机相结合，将产生一种潜力巨大的新型飞行工具。这种火箭飞机，从美国西海岸到东海岸时间，将会由现在的８小时缩短为４小时、２小时、甚至１小时！

“我们还应该看到，离开地球，飞入宇宙空间，是人类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这种新型飞行器可能就是实现这一理想的金钥匙……”

钱学森将手臂一挥，结束了自己的演讲。

年轻的钱学森那新颖的思路和奇特的构想，如同巨石投入湖面，激起了层层波澜。一时，教室里议论纷纷。

这时，一位老教授从座席上站起来，他用权威的口吻，对钱学森的论点提出了反驳意见。他引经据典，言之凿凿，令人无可置疑。

面对这位老教授的反驳，钱学森并不胆怯，他认真地听完老教授的批评意见，而后站起身来直率地说道：“请允许我重复一下我的论点，因为这有助于澄清这位先生在理解上的错误。”

钱学森简练地重复了他的问题，对这位老教授论点上的错误，一一进行了反批评。

这时，教室里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在钱学森发言时，不少人在交头接耳，有的人瞪大眼睛盯着他，脸上一副惊讶和不满。那位老教授则满面怒气。

“各位先生，请允许我谈谈自己的看法。”主持研讨会的冯·卡门，走到讲台前，看了一眼面部表情各异的众多学者，和气地说道，“钱学森先生在这里发表了十分有趣而且也是极有学术价值的演讲。他丰富的想象力是建立在科学的研究和计算的基础之上的。批评他用理想代替了科学，这是不公平的。诚然，四百多年前，他们的先人曾进行过的大胆试验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那可贵的构想都错了。要知道，那个时代还没有，也不可能为他们提供现代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没有现代化的工业，以保证他们进行这种尖端试验的需要。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包括万虎的后人钱学森先生，完全有条件去实现前人的美好愿望。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们的认识是应该一致的。”

冯·卡门的话不仅使教室的气氛缓和、平静下来，而且引发出轻轻的笑声。那位老教授满面的怒气也消散了。

研讨会结束了。冯·卡门问钱学森说：“你知道刚才对你提出反驳意见的那位长者是谁吗？”

“不知道。”钱学森摇摇头回答。

“喔，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冯·米塞斯！”

“啊？！”钱学森惊讶地失声叫了出来，“我的天，原来他就是当代的力学权威、土耳其籍的著名教授冯·米塞斯啊！”

“如果你知道他是谁，那你还敢进行反批评吗？”冯·卡门进一步追问道。

钱学森笑了笑说道：“当时，我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已经看得出来，他是个权威学者。不过，在学术问题面前，是应该人人平等的，这是您一再教导我们的。”

冯·卡门哈哈大笑了。他非常赞赏钱学森这种精神，就是靠这种精神，钱学森在空气动力学、火箭飞行等领域里，都有了相当高的造诣。那两年，他陆续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可压缩流体边界层》《外压引起的球壳的翘曲”》等一批较有影响的论文。刚满二十六岁的钱学森，已经在加州理工学院崭露头角。冯·卡门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常常对他的朋友门讲：“我的钱学森，比我任何一个学生都更有才华。他能够一面吸取知识，一面扩展自己的研究。他不盲从权威，这对我是极大的安慰。”

这位科技巨擘有些“爱屋及乌”了。他常常由钱学森想到中华民族。他认为，世界上最最聪明的民族有两个，一个是匈牙利，另一个就是中华民族。由此可见，一个身处异国他乡的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代表着他的国家，代表着他的民族。钱学森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及良好的素质，为炎黄子孙赢得了光彩。

1939年6月，在冯·卡门指导下，钱学森完成了《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四篇博士论文，取得了航空和数学两个博士学位。钱学森的论文，以其精确性和独创行，震动了美国物理学界。

由于冯·卡门的推荐，这一年，钱学森被聘为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