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杂识——《项羽本纪》识读

chagny

《项羽本纪》为《史记》最重要篇章，然文学色彩太重，其中不可据以史实之处亦复不少。现择其需要斟酌处、且与本书其它部分无涉者判研如下。
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
遣召平一事不见于《陈涉世家》，但陈胜既遣葛婴徇蕲以东，召平之遣则有重复之感。以陈胜所图，旧楚一带不可能不予光复。那么，召平之遣或在遣葛婴之稍后，如遣周章在遣吴广之后一般；或在诛葛婴之后，以替代葛婴的职责。由此可见，陈胜所为非徒为苟活，其以陈为根据地，四面八方出击，其心存天下之志一览无余。正应了其起义之初所宣言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陈胜对秦的攻击不遗余力，显示了强烈的亡秦之心，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人确实有这种气势，并自陈胜始。陈胜之战略是全方位的：其以陈为中心，派吴广攻三川郡入秦，宋留攻南阳郡入秦，邓宗攻九江郡，召平攻广陵意在会稽郡，武臣攻赵意在北方，周市攻魏意在东北，葛婴东略意在巩固后方。此等可指认者，井井有条，包罗天下殆尽。值得注意的是，陈胜部采用了连续作战的战术，不给秦王朝以喘息之机。此等战术在战国末年有楚将项燕破秦军时采用过，陈胜或是项燕之旧部，故对此战术不陌生。从此，连续作战法在秦楚之际得到普遍使用。
另外，此言召平以为“秦兵又且至”，属形势判断错误。章邯击破陈胜，其主力即移师击魏。其留在楚地的武装，又遭黥布、沛公、秦嘉等阻击，至少在召平渡江的时候，无“又且至”之虞。
当是时，秦嘉已立景驹为楚王，军彭城东，欲距项梁。项梁谓军吏曰：“陈王先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乃进兵击秦嘉。秦嘉军败走，追之至胡陵。嘉还战一日，嘉死，军降。
项梁攻击秦嘉、景驹部事应该看作为争夺楚国反秦力量正统领导地位的内閧。秦嘉原本就不是陈胜的直系，陈胜战败，他便自动取得了楚国的主导权。从秦嘉树帜后的表现来看，他对于反秦事业还是忠诚的。怎奈人多势众的项梁不愿意在秦嘉的旗帜下对秦作战，恰好召平以陈胜的名义拜项梁为楚上柱国，也为项梁反秦嘉提供了充分的口实。从表面上看，两股反秦势力的火并不利于对秦作战，但政治上一旦正本清源之后，楚地的反秦事业反而心无旁骛、更加专心致志起来。人类的事业多半讲求名正言顺，项梁此举出于多少公心，不敢妄断，但实际效果确实是有利的。有利局面的出现，并非因为项梁较秦嘉更具正义性，而是两者力量的悬殊。秦嘉决非项梁之敌，，故在短时间内便败下阵来。如果势均力敌，或悬殊甚小，也许正名之战就会旷日持久。中国的许多事都有服从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而安内一道又当诉诸武力，一旦弄面旷日持久的局面，便让外敌得了便宜，同时又置人民于水火之中。孔夫子说，吾恶紫，恶其乱朱也。秦嘉的不幸就在于他打了楚国的旗号，如果说他换一个旗号，项氏也无需进行正名之战。秦氏不堪一击既是项氏之幸，也是时代之幸。而项梁声称陈王生死不明，或不足以取信于人。因为陈婴起事即几为东阳少年拥戴为王，项梁渡江渡淮亦达数月，不可能丝毫不知陈王战死的消息。陈胜之死，并非诡秘。秦将知之，楚将宋留知之，吕臣知之。秦将知，则当大肆宣扬；宋留知，则退兵降秦；吕臣知，则为陈胜行安葬，谥曰隐王。项梁二月渡江，基本上活动于淮北一带，距陈胜死难地并不远，较之于宋留在南阳要近得多，完全可以听到很多可靠的证据。何况吕臣已归顺了项梁。之所以说陈王“未闻所在”，其目的在于为消灭对手制造借口。
项梁乃引兵入薛，诛鸡石。
项梁杀朱鸡石之举实在卑鄙。项梁杀朱鸡石不仅表现出残暴，而且还相当歹毒。此举或有翦除异己之作用。朱是陈胜时期的老将，项梁杀之，可以树立自己的权威，并巩固自己的地位。朱也不过是打了一次败仗，而对章邯作战，楚军还无胜绩。章邯部乘战胜陈胜之威一定凶悍得很，不论是谁，于此时败给章邯都有不能看作什么弥天大罪。周章的几十万大军败过，田臧部败过，李归败过，邓说败过，伍徐败过，张贺败过，宋留败过，那么，此番本非项氏旧部的朱鸡石，兵力或相当有限，战败也是理所当然事。当此之际，项梁应率主力与章邯决战，但他没有，他反而回师清除异己，也东退至薛，诛鸡石，可见项氏无赖的很。
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还报项梁。
项梁渡江后曾派项羽西征，不知项羽所部是否在八千人之限。项羽初试用兵，即拔襄城坑其人，看来他在攻坚方面有一套办法。但克服襄城即还报项梁则无战略规划，来之不易的胜利随即置之，所有的努力完全白费。这也许是初出道时的率性而为之举，在刘邦初出道时的战斗中，此等现象也时时发生。或许因为项羽的率军西击，项梁部与章邯交战不利。项梁在项羽班师前未敢贸然放手搏秦。由此可见，项羽在项梁阵营中确实有爪牙之功。若无项羽，项梁亦无能耐。项羽确实不同凡响。
项梁闻陈王定死，召诸别将会薛计事。
项梁至此方称闻陈王定死，是有意隐瞒事实的。这种表述方式似乎表明，陈胜死讯或由项羽西进时获得。因表面上看，在此之前，项梁部队一直在陈胜死难地以东活动。实则不然，黥布与吕臣曾共同作战，此人属项梁，则陈王之死真相大白。何至于到六月才知。
此时沛公亦起沛，往焉。
项梁召集所属各部军事首脑于薛议事，刘邦亦列席其间。此事为秦末战事之重大转折。项梁事业有了刘邦的加盟，如虎添翼。在此之前，项梁只有一项羽可独当一面，所有的战绩也仅攻襄城为胜绩，且无关痛痒。与秦军主力作战，项梁尚未尝胜果。陈胜身后楚对秦之威胁皆在此次政治会盟之后。
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
当时立六国之后确实是一种很有影响的行为模式。陈胜之初，张耳等劝其立六国后以分秦力；周市不肯自立为魏王，必魏后出任此位不可；张耳、陈余立赵歇为赵王亦为这种行为惯性的结果
。
古人对范增劝项梁立楚后一事断为失策，其实，很难说范增此举不代表项氏的长远利益。就眼前来说则不算失策。陈胜死后，楚地的政治极不安定，陈婴就差点被东阳少年立以为王，而秦嘉奉景驹为王则更在其前。如果没有一面正当的旗帜，楚地的反秦武装则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尽管项梁凭借武力讨平秦嘉，但在政治上并不名正言顺。如果不解决正名问题，楚地的武装力量就不可能专心致志地投入反秦事业。
居数月，引兵攻亢父，与齐田荣、司马龙且军救东阿，大破秦军于东阿。
居数月，为当时的叙事句型。实际上，自楚怀王立，至楚救东阿，为前后两月事。不得言数月。其具体时间，甚至可能不足三十天。另，田荣受围于东阿，项梁不可能与之救东阿。此记载失准。古人有以司马龙且为齐将，似无明证。但日后楚遣龙且救齐，为韩信所败，则齐与龙且的关系又不那么好说了。
章邯令王离、涉闲围钜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陈余为将，将卒数万人而军钜鹿之北。此所谓河北之军也。
有关河北之军，清人郭嵩焘《史记札记》之《项羽本纪》称：“其云河北之军者，陈余北收常山一军，张敖北收代一军，及燕、齐兵皆在钜鹿北，项羽独军漳南，与秦兵相拒。以为此即河北之军。”然司马迁数致意于此说，且在项羽等出师之前，尚无漳南之军，此河北之军似不当指陈余部。当指赵地的军事形势。或有鉴于此，郭在《高祖本纪》又说：“此云秦将王离围之钜鹿城，此所谓河北之军也，又似据秦军言之。疑必当时以河南、北俱有战事，故析言之。史公引旧言并载之《高祖本纪》也。”只有《项羽本纪》称章邯令王离围钜鹿，而其它记载均无此说。其实王离与章邯并无隶属关系。王的地位似高于章。王离击赵本在章邯之前，其在秦朝的地位也未必低于章邯。王离早先为蒙恬裨将，蒙恬下狱，其军归王离统率，镇守上郡，所部三十万大军为秦王朝成建制的精锐之师，非章邯击周文临时纠集刑徒可比。章邯出函谷关，其辗转于大河之南，河以北，秦廷或委之王离。王离部何时赶赴战场已不可考，从李良径降章邯一事看，王离来赵未久。否则，以赵之分裂内战，岂能当秦大军一击。《张耳陈余列传》未提钜鹿之围系章授命，大概章、王两军是各行其是。章邯击邯郸，王离不与其事；王离围钜鹿，章邯亦未过深介入。《史记》中，章邯在钜鹿一带的存在主要是支持性质，如为王离运送粮饷，威慑诸侯援军。章邯部的这种消极姿态不可解。钜鹿形势并非单纯围歼，那样章邯部少有用武之地，实际情况是诸侯援军在钜鹿外环伺，楚军主力到达前，即有燕军、赵国陈余和张敖军。章邯取消极姿态一事，也说明其与王离无隶属关系，他只负责策应。或者章邯已攻下邯郸，钜鹿之战，王离不容其插手。在这种态势下，镇压叛乱的最得力干将章邯也只得袖手旁观。由于章邯王离之间有着某种微妙关系，所以，章邯在受到项羽统领楚军的连续打击后，便“解而去”，置王离军于不顾。也由于章邯的策应部队撤离，诸侯军才进兵钜鹿，痛剿王离。
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钜鹿。战少利。
钜鹿之战是项羽最得意之战，亦是太史公最得意之文。然而其细节感人处却不真实。此说即含糊不确。《黥布列传》称“布数有利”更接近事实。说见后。
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
围王离之说恐不确。兵法云十则围之。项羽之兵不如王离多，且王离围钜鹿亦处野外，欲围王离实在是不容易。以秦军在钜鹿周边的态势，项羽的作战必当先切断章王两军的联系。实际上也正是这样。绝甬道定要与章邯作战，看来章邯作战不利后，便退到一旁，任楚军与王离部作殊死战。据《张耳陈余列传》：“项羽兵数绝章邯甬道，王离军乏食，项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诸侯军乃敢击围钜鹿秦军，遂虏王离，涉闲自杀。卒存钜鹿者，楚力也。”
本纪此前曰“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钜鹿，战少利”一事或为绝甬道之举。以章邯之强、秦军之众，当阳君等二万之众显然不足以断其甬道。所以项羽引兵渡河后，所战所遇者，仍为章邯。故上列传又称：“项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诸侯军乃敢击围钜鹿秦军，遂虏王离，涉闲自杀。”显然，项羽独力战者，为章邯，诸侯袖手旁观之战，亦为项羽战章邯之役。则项羽之破秦是分两步走的，首先隔绝章、王军的联系，然后才实施攻击王离军。当时钜鹿战场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峙：诸侯怕章邯，章邯怕项羽，因为项羽此前对章邯的战绩是全胜。而且章部连续作战，已成强弩之末。从这个记载来看，《项羽本纪》所说英布等战少利未必是确凿之辞。因为项羽的主力是在章邯甬道被绝后才渡河的。渡河后的打击目标还是章邯。章邯经不起打击而退，援赵诸侯军队就与楚一同解决王离了。王离的覆灭，章邯有逃脱不了的职责。王离与章邯的关系实在是个谜，王离加入围剿叛乱战事可能迟于章邯，其主要的战略目标是讨伐赵地的反秦势力，但在章邯加入击赵前，王离部的战果似不值得一提。而章邯则是朝廷的最锐利爪牙，他加入击赵后立即就攻下赵国都邯郸。但章邯的地位显然应在王离之下。这种战功与实际地位的反差，使得两人在作战一道上貌合神离。至少章邯对王离和覆灭要负责任。王离失败后，章邯就成了秦国在关外军队的最高指挥官。
另，（围王离）《考证》引中井积德曰：“是谓章邯军也，非王离。”按，即使是围章邯也办不到。
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
坐壁上观之事于情理不合。《张耳陈余列传》曰：“当是时，燕、齐、楚闻赵急，皆来救，张敖亦北收代兵，得万余人，来皆壁余旁，未敢击秦。”《项羽本纪》曰：“章邯令王离、涉闲围钜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陈余为将，将卒数万人军钜鹿之北。”如此一来，秦楚决战有钜鹿悬隔，非诸侯军所能望见。故本纪的“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之说难以成立，尽管如此，钜鹿之战的关键是击溃以逸待劳的章邯声援军，而此役由项羽独力完成。此役之完成是钜鹿取胜的前提，故列传称“卒存钜鹿者，楚力也”。那么司马迁的描述总前提没有错，错在细节，属文学描写，非实录。不如此，项羽的英雄气慨不容易为世人察知。
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
此记载又不确切。司马迁所以举此三人，或者因为此三人名气大、后受封为王。实际上肯定不止这三人幸存下来，可以举出名字来的至少还有赵贲。这个赵贲是刘邦西征时的手下败将，后刘邦从汉中还定三秦时，赵贲又在三秦为将，被汉军击败。参与平定三秦的汉将有曹参、周勃、樊哙等。只是不详赵贲究竟属于三秦中哪一部，是为憾。
有理由相信，赵贲的降楚是在坑降卒事件之前。章邯降楚是二世三年七月，坑降卒是汉元年十一月，间隔四月。章邯投降后，关以外仍有秦占区。在这四个月里，项羽率领的诸侯联军的任务就是清剿残敌。赵贲是开封守将，刘邦曾攻开封不克。赵贲的归降当在章邯降楚前后、联军进关前。关外残敌已彻底肃清：司马卬下河内，申阳下河南，楚相共敖下南郡，此外的地区当是为以楚为首的反秦武装征服。赵贲应是在此期间被俘，项羽分封后又将其拨归三秦任用。估计类似赵贲情况者为数当还不少。
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项羽坑秦卒时，秦已亡一月余，新安距函谷关最近，至此尚不知秦灭之信息，实不可解。何况，秦卒违心从诸侯入关，很难想象其竟然期望诸侯灭秦，其间的真实性甚小。至于项羽杀降卒，在当时似也是无法避免的。否则，几十万降兵回到旧地，又有旧统领，其后果确实不堪设想。而项羽一旦杀降，也注定其不能在关中立足。项羽从胜利走向失败亦始于此。制服关外秦军野战主力，实是盖世之奇功，但以联军三四十万人众，接纳二十余万秦军归降，其中的凶险，不言而喻。此局面非项羽所能驾驭，换了其它人，亦不知该如何处置。这就是项羽日后所感叹的“时不利”。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项羽选择了杀降一道，也是情有可原的。就这一点而言，项羽的判断，不能算错。尽管手段残忍，但也是迫不得已。
另外，此材料言“诸侯吏卒异时故徭使屯戍过秦中”，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反秦武装并非没有军事素养的普通民众，而是经过秦政权军事训练的秦退伍士兵。诚如《千百年眼》所说，灭秦者“皆秦兵也”。
行，略定秦地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使当阳君等击关。
项羽之入关似乎不甚费力，其中的原因或许应考虑守关者亦为楚军。在敌对情况及上级指令不明的情况下，沛公守军的抵抗意志或不甚坚决。
正因为这样，对项羽而言，函谷关之险，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艺文类聚》引《楚汉春秋》云：“沛公西入武关，居于灞，解先生说上，遣将军守函谷关，无入项王。大将亚父至关，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家发薪一束，欲烧关门，关门乃开。”看来项羽入关有战与未战两说。从当时的情况看，两种说法都有合理之处。项羽与沛公均为楚将，两军是友军，相互熟悉。两军对垒时，敌意当不浓。故项羽军与沛公守关军之间纵使有战斗，也未必激烈。只是刘邦此时尚可藏在幕后，也正因为项氏破关未经苦战，于是才有了日后的回旋余地。但此事为后来的分封“不公”而引发的各方纷争，拉开了打斗的序幕。
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
项羽分天下时间甚乱。《通鉴》所以将分天下定于二月，或者是基于项羽烧咸阳火三月不灭而推论。其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以及其具体时间的界定，则难说得很。有关分封之事，在事件的顺序上，当在项羽请示楚怀王之后；在时间上，或在后两月。其中功劳的确定，地盘的划定皆非一时半刻所能办到。这个时间在《史记》中有几种说法。《高祖本纪》说是正月，《留侯世家》同为正月；《张耳陈余列传》说是二月，月表说是十二月，又说正月，未详何者为是。《高帝纪》说是正月，《通鉴》说是二月。而诸侯归封时间又是在此年四月，整个分封时间跨度长达五月（汉元年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之所以出现如此复杂的情况，是与分封本身的复杂性密切相关的。在此之前，楚、赵、魏、齐、燕已各有地盘，章邯也被预封为雍王，刘邦则因先入关而自动成为关中王。《项羽本纪》又说项羽先王诸将相，此后的记载也正是把项羽所自封放在分封的最末。而在此外的其它记载中，项羽为西楚霸王，则在各王之前，当以《项羽本纪》为准。项羽主持的分封实际上是把原有的格局重新划分，这就需要时间和手段。立刘邦为汉王，是项羽曲解先入秦王关中之约的结果，此结果或者是鸿门宴得以有惊无险及其后也波澜不兴的要害。而张耳的受封似乎是私下活动的结果，也就是说，原来没有张耳的份，因其努力而终于跻身其间。项羽原本只是楚国所封的一介鲁公，他既占据要津，自然要给自己划出最大的一块地盘，这就意味着要在各原有势力范围里切割出他想要的地盘，这当然不易。因此《秦楚之际月表》中正月、二月、三月均用作分封定都。即暗示在已定下名份之后，仍然有许多或明或暗的具体实际利益要争取或巩固，所以要花更多的时间就在所难免了。由于此类记载过于粗疏，已不可能还原当时的情形，但可以肯定，其明争暗斗的局面及其激烈程度非今人所能想象。《留侯世家》记载到刘邦称帝后的分封，功臣们“日夜争功不决”，估计项氏的分封情况与之相去不远。对于《史记》中漏掉了这一笔，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
项羽王三降将颇不易解。按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汉分册》，旧秦关中有六郡之地，为内史、北地、陇西、上郡、云中、九原。其中后二者即云中、九原，未见封谁，估计当时已沦入匈奴，而不为中国所有。关中即四郡之地，上郡为翟国，章邯又王咸阳以西，计有北地、陇西加上内史之一部。如此，则司马欣所得仅内史之一部。以司马欣与项氏有旧言，此分颇显不合理。尤其章邯为关东诸侯共同的仇敌，又如何能受厚封，实令人不解。
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
有关吴芮入关情况，不详。吴芮之入关，《项羽本纪》明言其为从，则其或从项氏救赵。只是其部将梅鋗却从武关方向击秦，实不可解。据梅鋗的情况看，吴芮也应该是为楚平定西南方向的一支部队。这样，从入关之从字，就有问题了。又据汉五年皇帝诏，称项氏夺吴芮封，则吴之封地或未到位。据刘文淇《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二考证，吴芮之封，实得地五县，其称为王，实在是名实不符。此亦可解作为项氏夺地。
吴芮受封实地尚不及其部将梅鋗，此亦项氏厚封诸侯将，而薄封诸侯之确证。。
《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三引张晏注《高帝纪》汉五年诏曰，汉元年项羽立芮为衡山王。后又夺之地，谓之番君，是以曰故。按衡山王都邾。邾在汉属江夏郡。秦属九江郡。《汉书·地理志》，六安国，故楚。高帝元年别为衡山国。五年属淮南。武帝元狩二年，别为六安国。县五。而六又为英布所都。则是羽初封芮时，仅六安国之四县，及江夏郡之一县也。
以项羽厚封诸侯将，薄封诸侯的情况来看，梅鋗之封多于吴芮的事情或可发生。
义帝柱国共敖，将兵击南郡，功多，因立敖为临江王，都江陵。
有关共敖入关的情况及其定南郡的时间均不详。称共敖定南郡，其地距武关近而距函谷关远。从理论上，他应该从武关入关。估计武关也会有沛公军拒入的问题。而从函谷关入则不合理。其最后入关，很可能是在刘项讲解后的事。另外，楚怀王上柱国原为陈婴，不知共敖之为柱国是实职，还是虚衔。又据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三载：“春秋时晋有共赐，鲁有共刘，郑有共仲，皆为大夫。汉初封义帝柱国共敖为临江王。敖生尉。”
成安君陈余，弃将印去，不从入关，然素闻其贤，有功于赵，闻其在南皮，故因环封三县。番君将梅鋗功多，故封十万户侯。
陈余受封三县之地，梅鋗受封十万户。当是后者功更大。据《陈丞相世家》，战乱过后，天下大县曲逆也只得五千户，即使在秦盛时，也只得三万余户。故梅氏所得远过于三县，十万户在当时或当得二十县左右。那么，梅氏之功又何在呢？刘邦进攻武关前与梅鋗会合，而梅的身份是番君将，却没有随吴芮一同作战。番君吴芮随项羽入关，梅鋗却远在南方作战，是否他随楚柱国共敖一同攻打南郡或作为其策应，则不可知。刘邦从洛阳方向南下攻宛，而张良部一直在旧韩活动，梅部突然出现在宛的南面，其来的方位只能是在更南方，即南郡方向。如果梅部参加了攻击南郡的战役，其有功且功较大就不难理解。另外，在攻击南郡之前，梅部或在拱卫楚都方面有所作为。看来情况也正是如此。以项羽厚封诸侯将，薄封诸侯的情况来看，梅鋗之封多于吴芮的事情或可发生。而梅鋗单独封侯，根据以往的惯例，他也就从吴芮系统中独立出去了。这样一来，吴芮衡山国的势力就不值得重视了。司马迁以项羽为本纪之事，常为后人诟病。然其用意，非项羽得天下之统，而在于其曾一度得天下之权。此二月事明白标出，即表明了这一点。其实在当时，除了将秦之一统天下一分了之而外，或没有其它选择。故吕思勉先生有言：“既以秦灭六国为无道而亡之，自无一人可专有天下者。当分王者谁乎？一六国之后，一亡秦有功之人；其如何分剖，则决之以公议，此不易之理也。”继而更认定：“当时分封，就《史记》所言功状，所以迁徙或不封之故观之，实颇公平。封定而后各罢兵，则其事实非出项羽一人，《自序》所以称为‘诸侯之相王’也。”又曰：“秦亡后五年，天下复定于一，此乃事势推移使然。当时方以秦灭六国为暴无道，诋秦曰强、虎狼，安有一人敢继秦而欲帝天下？”吕先生之论甚得当时实情。只是项羽之分封是否公平，则难说得很。项羽一笔勾销楚怀王心的功绩，实属心黑；强压刘邦为汉王，亦为担心刘在关中坐大；三秦王实为镇压反秦武装的元凶，只因其即使在秦地亦不得人心，唯有听命于项羽才行，故封之；化齐为三，亦是削弱近楚之大国的威胁；这些不能说是没有私心和公平的。
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
义帝之迁，刘邦与项羽两本纪只在时间上小有出入。依《高祖本纪》，义帝之迁是在项羽出关时，而依《项羽本纪》，则容易被理解为项羽到国后。实际上，项羽或不太方便亲自放逐义帝，更有可能是在他没有到西楚地面时，派人令义帝让出地方。故司马迁用了“趣义帝行”的字眼。所以，《高祖本纪》的书法更为妥当。《通鉴》将义帝放逐置于年末，又将义帝之死置于次年之首，可能是出于使事件衔接紧凑的原因考虑，从而与其实际发生有出入。其后齐、梁地面反楚，项羽皆在彭城调度作战，不可能让义帝留彭城至年末。至于义帝群臣背叛而可数者有陈婴、吕青、叔孙通。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陈婴为楚柱国四年，那么义帝被迁时，他没有跟随；吕清（青）降汉时为楚左令尹，其在怀王朝即为令尹。二人不仅能为项羽所容，而且保留了原先的爵位，肯定是背叛了义帝。吕青既畔，其子吕臣亦不能免。则怀王之上柱国、令尹、司徒，皆离他而去。如果重臣如陈、吕等都背叛义帝的话，追随者就相当有限了。而项羽保留陈、吕二人职位，与刘邦为降者以前官职任用人才之事，有相通之处。
据此，义帝之死，似紧接群臣稍背叛之后，由临江、衡山实施截杀，实则时间人物皆非。《秦楚之际月表》以项羽灭义帝，为汉二年十月。《黥布列传》以为在八月。后世为此争议颇多。如《史记会注考证·项羽本纪》引洪亮吉曰：“义帝徙长沙，道盖出九江、衡山、临江，故羽阴令二王及九江王布杀之。《黥布传》遣将追杀之郴县。二王虽受羽命，而不奉行，故布独遣将击杀耳。使二国欲杀义帝，当其道出衡山、临江时，何以不杀而使之至郴县乎。《布传》从事后实书，故《汉书·高本纪》等皆从之。此纪与《高帝纪》本羽之始谋而言，皆史法之可以互见者。”又引梁玉绳曰：“义帝之弑，此与《高纪》在汉元年四月，而《月表》在二年十月，《黥布传》在元年八月，《汉书》从《月表》，然究未知的在何月。义帝以元年四月自临淮之盱台县徙桂阳之郴，使人趣其行，不及一月可到。黥布等追而杀之则甫及郴即被弑矣。疑四月为是。”其于《黥布列传·考证》中又引崔适曰：“《史记》项羽、高祖本纪皆云使衡山王、临江王杀义帝，而此传则云令九江王布等行击义帝。下文随何说布曰，楚兵虽强，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以其背约而杀义帝也。若项王实使九江王杀之，则随何当为之讳，盖后人从《汉书》窜入也。颜师古注《高纪》，谓衡山、临江与布同受羽命，欲为《史》、《汉》调人，然《汉书》不谓项王使衡山、临江，与《史记》异指，不可强而为一也。”综合而言，项羽最初让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敖杀义帝，估计此命令未得到执行。在此情况下，项羽只好求助于其得力干将黥布，于是，黥布在汉元年八月令部将去杀义帝。此时，义帝已回到其指定封地长沙。黥布得到追杀令后，即派人执行，义帝为逃避追杀，南走郴，终于在汉二年十月，即岁首被杀。《史记》以黥布杀义帝为追杀，此一追字，足见黥布之穷凶极恶。项羽杀义帝实为其政治上一大失策，但就当时而言，或有其合理性。首先，项羽已行号令天下之实，他不能容忍在他之上还有一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其次，项羽曲解王关中之约，他对于此约的权威解释者义帝的存在，也是有如芒刺在背的，必欲杀之而后甘。第三，在时间上，当时也不允许有义帝这样一个人物存在。当时的局势是，汉王还定三秦，彭越反梁地，田荣反齐，陈余反于赵地，项羽刚刚取得的统治地位已受到严重挑战。义帝的存在，就使得反对派心存妄想，即对手有可能将义帝抬出，在政治上与项羽抗衡。而这种局面是项羽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到的。于是，他在衡山、临江不执行其命令时，再令九江王黥布将义帝杀害。他没有料到，义帝死后，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却给政治对手提供了滋事的借口，使其在政治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可以肯定，义帝并非死于衡山、临江之手，而是由黥布出手完成了项羽之命。但前二者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受责难，很明显，衡山、临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袖手旁观，拒绝执行项氏之命，却未见后来有何惩罚措施。看来，项氏主天下事，在分封完毕后，即开始不灵。只是崔适所言，随何使淮南，当讳言此事之说，实难以用现有史料调和。或者黥布只是杀义帝之从犯，而非主谋，故在当时不甚避讳。究竟如何，尚待有识解之。翦伯赞先生在《秦汉史》中将杀义帝之名归于临江王共敖。又以为义帝该杀，故不把这桩功劳留给黥布。此说更无据。另外，清人袁枚《子不语》卷一有《汉高祖弑义帝》条，其曰：“山东驿盐道卢宪观，暴卒。已而复苏，云前身本九江王英布也。弑义帝，乃高祖使之，非项羽所使也。高祖阴弑义帝，嫁名项羽，而伪与诸侯讨弑义帝者。羽讼于上帝，须布为质。质明，果系高祖所弑。陈平六出奇计，此其一也。故卢死而复苏。问，何以迟二千年而谳始定？曰：羽坑咸阳卒二十万，上帝震怒，戮于阴山，受无量罪。今始满贯，方得诉冤。按王阮亭《池北偶谈》载张巡妾报冤事，亦迟至千年，盖张以忠节故，而报复难；项羽惨戮故，而申诉亦难也。”此说虽无据，亦可见义帝之杀确实易起纷争。另，俞樾《茶香室续钞》卷五《楚姑》称：“国朝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云：楚姑，义帝女也，帝为项羽所弑，姑年十四，遂自杀。楚人立祠以祀，在盱眙县署后山，相传即故葬处，见县志。”纲鉴按，此事或为当地民间流传，其实否不详，但见人心向义，为义帝抱屈。
韩王成无军功，项王不使之国，与俱至彭城，废以为侯，已又杀之。
项羽分封论功的重点或在追随其入关否。张耳、田都、魏豹、申阳等因从其入关，故得封。韩王成未随其入关，赵王歇、燕王韩广、齐王市皆未随入关，故皆受冷落。韩王成更因其在项羽控制下，连封地也不曾实受。项羽在分封中的私心可谓无以复加。说韩王成无功，于理不通。韩王成先奉项梁之遣略韩地；后又受楚怀王之命略韩地，其往来为游兵扰乱南阳一带，虽无土地之得，但功劳是一定有的。即使比不上共敖，至少也能比得上赵王歇。项羽仗威势，以韩王成不从入关为无功，实在是蛮不讲理。
项羽东去，汉以外，西部唯一放心不下的或许就是这个韩国。而旧韩富饶的土地也是令项氏垂涎不已的，何况他还担心韩或会与汉勾结起来，在西部制造麻烦。因此，他虚封韩王成，而又携其东归，既使汉王孤掌难鸣，又可将这一大块沃土供自己分配，真可谓一箭双雕之计。
另外，韩王成改封为穰侯，《史记》未载，班固或另有所据。
项王烧杀纪信。
有关纪信不侯为汉少恩之说，古人颇持之。对此，宋人黄淳耀有专论，《陶庵全集》卷七有《纪信不侯辨》一文，其曰：“或曰：纪信有功于高帝甚大，帝不赠一爵为寡恩。或曰：《吕后纪》，襄平侯纪通持节矫内太尉北军。通即信子也。信子封侯，则汉既明信功矣。予按，纪通实纪成子。成从高祖入汉定三秦，战于好畤死事。死同而事不合，则成非信也。《史记》高祖从鸿门脱归，与樊哙、夏侯婴、靳疆、纪信四人偕。《汉书》改夏侯婴为滕公，纪信为纪成。滕公即夏侯婴，故后人谓纪成即纪信。此实误尔。然以汉不赠一爵为寡恩，则余未敢谓然。古者，未尝有追赠赐爵之礼。汉初去古未远，故死事之臣，但封其子为彻侯而死者不复赐爵。终西汉之世皆然，不独信也。至东汉之来歙为刺客所害，始赠中郎将征羌侯。前此未有也。高帝时，周苛守荥阳，骂项籍死，子城封高景侯；郦食其使齐死，子疥封高梁。共侯吕婴死事，子它封俞侯。此三人死事虽同，而功皆逊信。高帝则固已侯其子矣。帝生平于德怨之际甚明，若谓厚于苛等三人而薄于信，岂有此理哉！吾故谓信而无子也则已，信而有子，则必侯。信有子而侯，则虽追封不及于信，而不可谓之寡恩矣。或曰：信无子，则存而不论矣；信有子而侯，则《高帝功臣年表》百四十七人中奈何其逸之也？曰：汉世功臣之后有罪失侯者不可胜数。信子或封，未几而国除，则史逸其名矣。且高帝封项伯四人等为射阳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今年表无玄武侯。张竦为陈崇草奏有曰公孙戎位在充郎选，由旄头壹明樊哙封二千户。今年表无公孙戎。此皆有罪国除而史逸其名之验也。汉寡恩诚有之，但不可以纪信为证。吾虞夫学者之疏于考索，而果于持论，故详辨之如此。”
汉之四年，项王进兵围成皋。汉王逃，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
此事在《高祖本纪》中用汉王跳。跳与逃一字之差，然意思有所不同。跳有轻身疾走之意，不为败象专用。而逃则败态毕露。汉人为粉饰其败象，用含糊其辞的跳是可以理解的。
楚汉相持于荥阳成皋、汉王夺韩信军事有记为汉三年，有记为汉四年，现多定于汉三年事。但根据实际情况，应考虑汉四年的可能性。《秦楚之际月表》及《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均记周苛之死为汉四年。《荆燕世家》亦记刘贾扰梁地为汉四年事。而蒯通说韩信击齐时亦称韩信击赵岁余，以韩信击赵初发时为汉三年冬，当年不得言岁余，岁余则至汉四年。考之于《功臣表》，有几个功臣均为赵将，汉三年从，且有击赵事功。则赵地战事持续到汉四年是合乎情理的。汉四年为楚汉战争的转折点。因前人均认定周苛死及汉王夺韩信军，及发韩信余部击齐为汉三年事，故此事尽管有歧记，但在无过硬材料之前，仍采取从传统说。
有关侯公事
据张燧《千百年眼》卷四《侯公碑考》称：“侯公说羽事，《汉书》载本末不甚详。高祖以口舌挠之，诚难能矣。然世或恨其太寡恩。宋叶石林有汉金乡侯长君碑云：讳成，字伯盛。山阳防人。汉之兴也，侯公纳策，济太上皇于鸿沟之厄。谥安国君。曾孙辅，封明统侯。光武中兴，玄孙霸，为大司徒，封于陵侯。枝叶繁盛。或家河随，或邑山泽。然后知高祖所以待侯公者，亦不薄，惟不用之而已。汉初群臣未有封侯者，一时有功，皆旋赐之美名，号曰君，有食邑，如娄敬封奉春君之类是也。”则汉王不见侯公甚可疑。
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
四面楚歌云云，或非史实，而更像小说。在当时而言，楚汉同枝，汉军唱楚歌不足为奇，不值得项王大惊小怪。
另，据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四《项王妾》：“国朝陈锡路《黄奶余话》云：唐傅奕考核《道德经》众本，有项羽妾本，齐武平五年，彭城人开项羽妾冢得之。羽美人之见幸者，人知有虞耳，乃复有耽嗜玄虚，整理铅椠如此一侍儿，亦是大奇。”按此项羽妾或与虞为一人。
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
所谓楚地皆降，引天下兵至鲁的说法或不确切。首先楚地至此未必尽降。吴、浙之下，当为稍后的事；其次，引天下兵至鲁亦不可能。除开灌婴、陈婴、陈贺等人平浙地外，燕、赵、衡山、临江皆有自己的军队，且未参加对楚决战。《樊郦滕灌列传》灌婴引兵平吴郡，定会稽、豫章郡；《绛侯周勃世家》周勃定泗川郡；《傅靳蒯成列传》靳歙定临江国；以上诸事皆在项羽死后，但未必在鲁降之前。依刘邦葬项羽事，鲁降汉时间当为项羽死后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