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就要当世界上第一个全面转基因的试验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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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就要当世界上第一个全面转基因的试验品了
中国有可能在一年内商业化生产转基因水稻。转基因农作物和食品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仍然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另一方面，愈来愈多的科学研究证明转基因农作物对生态环境有负面的影响。

稻米就是生命，它是大部分中国人的口粮，是愈亿农民的生计所在。稻米的可持续发产脱离不了它的生态环境。今年世界粮食日的主题为“生物多样性促进粮食安全”，及时地提醒了我们粮食的生产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转基因生物是实验室中创造出来的生命，过去亿万年来从未在地球出现过，将来亦不可能通过自然进化的过程出现。更可怕的是，转基因生物像其它生物一样可以有繁殖、与近亲交配的能力，并将体内的人工特性传播给近亲生物。所以，转基因生物一旦释放出来环境之中，他们就会在自然界中大量繁衍，人类无法控制，一旦出错，也难以挽救。

如果稻米就是生命，我们愿意把生命押下作赌注吗？


有无健康风险：一个愚蠢的问题？

　　不久前，一份由1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起草的建议，交到国务院领导手中。这些专家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季?。张启发是转基因科学家，这次北京会议，就讨论了他的一个转基因水稻品种。而黄季?最近几年一直大力呼吁进行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

　　这个名为《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的报告认为，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了商品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实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品化生产的条件，应迅速批准商品化生产。

　　而12月1日，在北京，“绿色和平”针锋相对地公布了一份报告，名为《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这份报告由“绿色和平”在英国的两位科学顾问苏·迈耶博士和珍妮·考特博士完成。

　　报告认为，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中，以下问题还没解决：转基因会不会带来对人体的损害？转基因会不会导致基因产物中出现有毒或致敏物质？而对环境和农业经济方面，该报告认为，将会出现令人头疼的杂草稻、野生稻遗传资源遭受转基因的污染等负面影响。

　　施鹏翔是“绿色和平”在中国的项目官员，几年来，他一直呼吁公众对转基因食品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他向那些转基因科学家发问：“你们说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那么，在你们的实验中，让老鼠吃3个月无害，能说明让人吃50年也无害吗？”

　　转基因科学家贾士荣回答：“列宁说过，一个愚蠢的人提的问题，100个聪明人也回答不了。”

　　贾士荣是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研究员，他的一个转基因水稻正在参与商业化种植申请。他反驳说：“我想请教那些反对者，他如何回答几十年以后的事情？科学在现有的水平上认为是安全的，就是安全的。科学是动态的，说不清几十年后的事情。但如果以后出现了问题，科学会解决它。”

　　他举了个例子：这就像汽车刚发明的时候，欧洲有个国家认为汽车速度太快，不安全，于是立法禁止。但汽车照样出现了，而且成为人们的主要交通工具。回过头来看，那样的立法就是愚蠢的。

　　他与很多转基因科学家一样，喜欢用这样一种说法：到目前为止，凡是经过科学评价和政府部门严格审批获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都是安全的，没有出现一例转基因食品中毒或医疗事故。而且，包括常规育种技术生产的食品在内，没有一个食品是百分之百安全的。

　　但施鹏翔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世界上还没有哪种转基因作物，像转基因水稻一样，将成为人类的主粮。以前的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西红柿的安全性，不能证明转基因水稻也是安全的。

　　薛达元研究员也不同意贾士荣的说法。作为国家环保总局的主要技术支持专家，他自1988年始，一直参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起草、谈判活动。他说：“既然你无法从科学上证明转基因水稻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那么，你就应该建立预防措施。这是国际上通行的预防原则。”

　　除了使用的安全性问题，一些生态学家反对转基因水稻的原因还在于担心它会破坏中国珍贵的水稻基库，但贾士荣不认可这种说法。他说：“我们有环境安全报告，而且，批准时，中国采取慎重态度，一个省一个省地批，确保转基因水稻品种不外流。”

　　但是，作为反对派的薛达元有不同的结论。他曾于2002年和2003年，分别4次去河北省和安徽省，实地考察了那里的棉田，发现转基因棉花品种管理混乱。虽然国务院已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部发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对转基因生物的环境释放和商业化生产作出严格规定。但是，这些法规在地方上并未能得到严格实施。由于种子公司和研究单位推广各自的转基因抗虫棉，使各地的抗虫棉种子来源五花八门、错综复杂。在安徽无为县，抗虫棉种子的来源有50－100个，共种植包括美国孟山都公司和国产的转基因抗虫棉品种约30多个，甚至一个村就有10多个转基因抗虫棉品种，有些品种连名字都没有，是研究单位委托种植，根本没有通过国家的安全评估。

　　薛达元认为，水稻的管理，难免不会像棉花一样混乱。科学家们所说的加强管理，可能完全是一句空话。

　　薛达元强调，他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但更重视风险评估。“安全和管理问题都没有解决之前，那些科学家们为什么要急于商业化生产？”他发出疑问。

　　商业化生产的动力是什么？

　　假如有关争论仅仅围绕安全和管理层面，那么它还是一个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支持转基因稻米生产的科学家们往往把视线集中在这里。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就反复强调，大面积种植转基因水稻，不但农民的收入会增加，因为农药施用量减少，环境也能得到改善。种植转基因水稻符合国家利益，是转基因科学家们的一致说法。

　　但反对派们则把目光透视到了这些转基因水稻科学家的身后，甚至他们的钱袋。国家环保总局的主要技术支持专家薛达元就指出，科学家和有关部门在此问题上有其他动力：一、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需要推广，并得到好处。二、许多年来，国家科技部门在转基因研究上投入巨大，全国上百个单位研究转基因，除了转基因棉花外，目前只有转基因水稻项目接近成熟。数年来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压力很大，急于出成果，因此迫切希望尽早商业化生产。

　　而绿色和平组织经过调查指出，种植转基因作物，受益最大的不是农民，而是科学家和生物公司。转基因技术具有专利权，科学家和生物公司掌握着专利，将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以全球转基因农业的巨头美国孟山都公司为例，在2001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总种植面积有90％以上为孟山都的产品。现在全球只有一种转基因大豆品种，就是美国公司孟山都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市场上所有的转基因作物都是受到专利保护的，这意味着农民要对种子付出专利费用，而且不能自留种子，需要每年向种子公司购买种子。

　　“绿色和平”认为，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中国。在前几年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棉花上，已有这样的例子发生。

　　“绿色和平”认为，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的推动者中，也似乎能看到国际大利益集团的影子。如果中国能打开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大门，那么，美国的转基因种子将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既然你们能种转基因水稻，为什么不可以种转基因大豆？”而且，由于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国家，包括农业大国印度，也将对美国门户大开。

　　9月2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在一次会议中指出，中国大豆产业应注意避免“拉美化”陷阱。他举了一个例子：美国一家生物公司在发明转基因大豆的最初几年里，曾一度打着“利用先进的生物科技，帮助贫穷国家发展粮食生产”的旗号，免费向南美发放转基因大豆种子。而当这些国家的农民已经习惯于播种转基因大豆时，美国生物公司却又说，凡是今后想继续播种转基因大豆的农民，必须向该公司缴纳“产权税”。这时大家才发现，凡播种过转基因大豆的土地已无法再重新播种传统的大豆作物。这些国家已完全陷入了美国生物公司所设下的陷阱。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吴孔明说：“有很多组织希望中国跨出这一步。这背后有政治势力，有大的利益集团，方方面面在影响它。因此，这本来只是一个科学问题，却发展成高度紧张的局面，令国家决策层都在关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