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色彩斑斓的学术泡沫——天津师大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侯建新

非常假

看来又是一场恶斗啊，学界名家，呵。到底如何是好？？？





一个色彩斑斓的学术泡沫——天津师大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侯建新

　　不平氏

　　侯建新是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中国世界古代中世
纪史研究会中世纪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等等。透过那些闪闪发光的头衔的光环，
透视到里面去，就会发现，那是一个色彩斑斓的泡沫！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当他还在攻读硕士学位时，他的同学就曾向老师揭发过
他剽窃他们成果的行为，而且打算要在报刊上揭露他。老师念他年轻，不知轻重，
劝同学以和为重，平息了风波。

　　可是，到1995年，当他要争取从副教授破格晋升教授时，竟在申请表中填写
在他参编的《新编中国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一书中自己“撰
写”了第一至四章共“6万字”，经查对，其中 95%以上的文字，连同页下注和
标点符号，都是从他的三位老师编写的《中国简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出
版）一书的第七章抄袭过来的，主要的改动是把原书的“节”标题变成“章”标
题。而且在该书“后记”中也写着第一至四章“由侯建新执笔”。这四章的总字
数同他的老师编写的《中国简史》第七章字数相等，都是4.6万字。可是侯建新
在他申请破格晋升教授的申请表中却写为“6万字”。他在申请表中填报的其他
两项成果，也由2.2万字和2.1万字都夸大为各3万字，这样一来，一共凑足了12
万字。实际上，即使把抄袭的4.6万字算在内，总共也只有8.9万字，为什么非得
要凑足12万字呢？因为那时天津市高教局规定文科晋升教授必须有10万字“以上”
的成果，于是侯建新就硬着头皮凑了12万字。他的一位老师当时担任天津市高校
职称评委会委员兼史地学科组长，发现他的学生如此严重的抄袭和作伪行为，极
为震惊，就向高评委做了揭发，评委们经过核对确认属实，投票否决了他的申请。

　　本来，这已经十年前的事了，而且那时他还算比较年轻，如果从此以后诚实
治学，正直做人，倒也可不必旧话重提。可是现实不是这样。

　　且看最近五年间，侯建新留下了哪些新的“业绩”。

　　其一。侯建新在其2001年初版、2005年作为“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司推
荐研究生教学用书”再版的《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一书中声称：“我发
现，西欧中世纪的物质生活起点很低，……不过他们有一种很深厚的自卫力量，
使其免受领主的过分侵夺，所以发展较快。凭借习惯法，即使在农奴制最严酷的
条件下，他们也可以跟自己的领主斤斤计较……马克思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把按
习惯法规定下来的剥削量称为‘不变量’，‘而直接生产者自己支配的每周其余
几天的生产效率，却是一个可变量’。他说，在西欧，即使在劳役地租的条件下，
‘负有徭役义务的人或农奴竟能有财产和——相对地说——财富的独立发展，有
些历史学家对此表示惊异。但是，很清楚，在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适
应的生产方式所借以建立的自然形式的不发达的状态中，传统必然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侯建新著：《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济南出版社2001年
初版[以下简称《转型初版》]，第1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以下简
称《转型再版》]，第11页）这是侯建新自称属于他的“发现”。然而，在他的
这一“发现”之前，他的老师庞卓恒不但向他和他的历届同学多次强调过马克思
的这一观点在中西历史比较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而且公开发表过以下文字：“西
欧农民，包括农奴，却享有一个中国封建时代的农民缺乏的有利条件，就是从野
蛮时代的马尔克公社传袭下来的原始民主传统。……‘从而使被压迫阶级即农民
甚至在中世纪农奴制的最残酷条件下，也能有地方性的团结即一个抵抗的手段’。
这种原始民主传统还突出表现在封建时代的一些习惯法中。那种习惯法对封建统
治阶级也有一定的约束力。例如农奴每周为农奴主服劳役的天数一旦确定下来成
为惯例，农奴主再任意增加劳役，就会受到有力的抵制。马克思指出，劳役剥削
量的固定，使西欧‘农奴竟能有财产——和相对地说——财富的独立发展’的重
要原因。‘例如，我们假定为地主进行的徭役劳动原来是每周两天。这每周两天
的徭役劳动因此会固定下来，成为一个不变量，而由习惯法或成文法在法律上规
定下来。但是直接生产者自己支配的每周其余几天的生产效率却是一个可变量。
这个可变量必然随着他的经验的增多而得到发展’”（庞卓恒著：《唯物史观与
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20-221页；参见庞卓恒著：《西
欧封建社会延续时间较短的根本原因》，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庞卓恒
著：《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20页）。

　　其二。侯建新在同书中称：“如《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的编者在概述
1500年以后一个时期西欧农民的一般情况时提到：‘绝大多数农民每年除养活自
己一家、家畜和留作来年种子之外，大约还能多出20%的产品’”。（《转型初
版》第83页；《转型再版》第46页）令人惊异的是，人们能够在他的老师庞卓恒
1983年和1987年发表的论著中见到同样的一段话，（见庞卓恒著：《西欧封建社
会延续时间较短的根本原因》，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庞卓恒著：《人
的发展与历史发展》，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19页）。在这里，侯建
新除了把庞文中的“欧洲”改为“西欧”外，其余的文字，连标点符号，都一点
不差。如果不是抄袭，能有那样巧合的雷同吗?侯建新将“欧洲”改为“西欧”，
显然是为了掩盖抄袭痕迹，但却因此更加暴露了他根本没有看过原书，因为原书
的那段话本是就“欧洲”而不是“西欧”而言的。

　　其三。侯建新在同一书中论及西欧中世纪的垦殖运动时写道：“西欧大地古
老的风貌由于拓荒者的工作而改变了模样，大体确定了今后500年的耕地面积”。
（《转型初版》第68页；《转型再版》第44页。）他的这一论述没有注明任何出
处。而他的老师庞卓恒早就指出：“在此期间垦出的土地之多，竟使其后五百年
间西欧、中欧的耕地面积无需再有显著增加”，并注明此项论断出自“《剑桥欧
洲经济史》第一卷，第500页。”（见庞卓恒著：《西欧封建社会延续时间较短
的根本原因》，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庞卓恒著：《人的发展与历史发
展》，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20页）。侯建新只是把庞卓恒的话稍加
改装，就成了他的创作。可是短短两句话的改装就露出了三处抄袭痕迹：第一，
引出含有那样具体数字的论断而不注明出处，明显违背了常规。第二，把庞卓恒
从《剑桥欧洲经济史》转述过来的“竟使其后五百年间西欧、中欧的耕地面积无
需再有显著增加”一句中的“西欧、中欧”毫无根据地改成“西欧”，进一步暴
露了他信口开河的不负责任态度。第三，在那句话之前硬加上一句“西欧大地古
老的风貌由于拓荒者的工作而改变了模样”，前言不搭后语，稍加注目就能看出
生加硬配的痕迹。

　　其四。侯建新称：“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
马可•波罗客居中国以前，‘中国财富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
度’。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后，马克思则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角度论证了包括中国
在内的东方社会的停滞性。他们的提示极富有意义”。（《转型初版》第23和
218页；《转型再版》第15和146页。）这里再次暴露了他抄袭他的老师而又竭力
加以掩盖的行径。在他的老师的著作里早已有以下的陈述：“在此，我想起亚当
•斯密200年前关于中国社会‘停滞性’的一段议论……他说：‘……也许在马
哥孛罗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经达到了该国的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
度……’。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这一议论，作了极富启发性的评说。他指出：
‘或多或少促进生产的条件，如前进的和停滞的社会状态，要把这些在亚当?斯
密那里作为提示而具有价值的东西提到科学意义上来，就得研究在各个民族的发
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生产率程度’”。（庞卓恒著：《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14页）侯建新把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关于“停
滞性”的论述联在一起，同他的老师把他们二人关于“停滞性”的论述联在一起
的引证，以及“极富有意义”的“提示”那样的用语的“巧合”，已经暴露了抄
袭的痕迹；而他为了掩盖抄袭费尽心机所做的改写，再一次起到了欲盖弥彰的效
果。其一，他把马克思对亚当•斯密关于“停滞性”的论说的评论说成是“从亚
细亚生产方式的角度论证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的停滞性”，就显露出他根
本没有读过马克思对亚当•斯密那段话的评论的原文，因为马克思的原文明明写
着他是论述“在各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生产率程度”问题，根本不是
“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角度论证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其
二，他对马克思那段话的出处的注释更进一步暴露了他根本没有读过马克思的有
关原著：他在《转型初版》中把那段话的出处注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下）第381-382页”（《转型初版》第23页，218页）。在修订第二版时，他终
于发现为那个“出处”的荒谬性太显眼了（《资本论》根本不可能有那样的页
码），于是改注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上”（见《转型再版》第15页）。侯建新做这一改动时，显然再次查看了他的
老师对那段话的出处的注释，发现那里写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
页”，于是找到第2卷第4页，发现那段话出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而
他早在读硕士研究生时，就从老师那里得知该手稿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上”，而且其中有一大段论述到“亚细亚生产方式”，于是就大胆推断马
克思评论亚当•斯密那段话必定就是“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角度论证了包括中国
在内的东方社会的停滞性”。但他毕竟没有读过原著，所以无法找到那段话究竟
出自该卷哪一页，于是就不顾注释规范要求，干脆不注页码。而且，“《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中压根就没有《政治经济学手稿》那样的篇名，只有
《经济学手稿 1857—1858年》的篇名。这也证明他根本没有读过该书，却又要
装出读过的样子。其三，把“在马哥孛罗以前好久”改写成“马可?波罗客居中
国以前”，特意增加“客居中国”几个字，这样画蛇添足的做法再次暴露了欲盖
弥彰的行径。

　　其五。侯建新称：“亚当•斯密和重农学派无不正确地指出，农村产品的增
加和剩余，是社会财富增加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马克思的论述更为明
确，他说：‘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切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
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基础上的。……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劳动生产
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转型初版》
第55页；《转型再版》第34--35页。）这里再次暴露了侯建新既要剽窃又要掩盖
但又欲盖弥彰的行径。他的老师庞卓恒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写道：“农业劳动力
的生产率以及由此决定的剩余产品率，对于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势及其命运，具有
极重要意义。马克思指出：‘重农学派正确地认为，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
一切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基础上
的。……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
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见庞卓恒著：《西欧封建社会延续时间较短的根本原
因》，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庞卓恒著：《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吉
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18页）侯建新把庞卓恒的这段话连其引语略加改
写，就变成了他自己的话。他以为做了上述改动，就能掩盖剽窃的痕迹，然而，
这次又是欲盖而益露。因为把“重农学派正确地认为”从庞卓恒引用的马克思的
整段论述中摘到庞所加的引号外面去，不但破坏了马克思的话的完整性，而且使
读者看不到什么是重农学派的观点；而侯建新特意加进的亚当?斯密的观点，察
其原文，根本没有“正确地指出，农村产品的增加和剩余，是社会财富增加的基
础”，而只是在那里论证从土地产出的衣着材料和建筑材料在什么条件下能够产
生地租。这样画蛇添足地掩盖，自然就更容易泄露真相了。

　　其六。侯建新在《转型初版》中称：“波梁斯基估算，到16世纪下半叶，小
麦每英亩至少达到16蒲式耳”，并注明这一估算出自“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
（资本主义部分），第46页”（《转型初版》第77页）。青年学者文礼朋找出波
梁斯基的书查对，发现其原话是：“从1466年到1612年每英亩的平均产量从8—
8.5蒲式耳增加为11蒲式耳。”“据估算，在17世纪期间，小麦每英亩产量从11
蒲式耳增加到16蒲式耳”（文礼朋注明上述引语出自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
（资本主义时代）》——不是侯注称的“资本主义部分”——三联书店1963年版
第40页和第245页。侯建新显然是见到了文礼朋的批评，于是在修订再版时，把
他强加给波梁斯基的“估算”不声不响地删去了，好像他根本没有篡改过波梁斯
基的估算，也没有人指出过他的篡改行为一样。

　　其七。侯建新在《转型初版》中称：“更为重要的是，到16世纪末叶，首先
在荷兰和英国，第一次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这是人均产量的增长，诺
斯等称之为‘真正的增长’。英、荷虽然人口持续增长，实际生活水平仍然分别
提高了33%和50%”，并注明那些数字出自“道格拉斯•诺斯等：《西方世界的兴
起》第161—162页。”文礼朋再次找出侯建新引用的那本书核对，指出：“侯先
生其实是误解了诺斯的意思。在诺斯看来，由于18世纪初英国的实际工资相对于
17世纪初，增长了35%，因而17世纪的英国实现了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
长。……但是诺斯同时也指出，这种转变主要是英国革命完善了私有产权的结果，
是17世纪而不是16世纪的成果。……诺斯认为：‘十六世纪时还没有什么迹象表
明英国将走上成功的经济增长的道路。’‘十六世纪人口的迅速增长，通过农业
报酬递减，大大降低了大多数英国人的生活标准’”。文礼朋注明这些话出自
《西方世界的兴起》第九章和第十二章，并进一步指出：“直到1650年英国人口
总数从17世纪的高峰停滞与回落的时候，实际工资指数才得到了恢复。只有到
1680年英国人口恢复增长，实际工资也随同增长，这时候的英国才真正开始显示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见文礼朋：《13——17世纪英国粮食生产与经济周期
模式的再考察——兼与侯建新先生商榷》，载《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5期）。
侯建新显然也见到了这一批评，于是在修订《转型再版》时，特意把《转型初版》
中的那段话改成了以下的样子：“更为重要的是，到17世纪初叶首先在荷兰和英
国，第一次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荷兰的实际工资在该世纪中叶的25
年里几乎提高了50%，英国在该世纪初以后的100年里则提高了36.5%”（《转型
再版》第44页）。这段修改文字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把“第一次出现现代
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的时间从“16世纪末叶”改为“17世纪初叶”，似乎这样既
可以同文礼朋指出的诺斯认为“17世纪的英国实现了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
长”的说法接轨，又同原来所说的“16世纪末叶”相去不远，可谓两全其美。但
是“17世纪初叶”这个时间终归无法同文礼朋指出“直到1650年……实际工资指
数才得到了恢复”的事实相吻合。其二，新加上“英国在该世纪初以后的100年
里则提高了36.5%”这句话，显然是把文礼朋所言“18世纪初英国的实际工资相
对于17世纪初增长了35%”这句话加以改写而成的，因为从“17世纪初”到“18
世纪初”正好100年。可是这样仍然不能同文礼朋指出的“直到1650年”以后才
开始增长的事实相吻合，而且这样的改动再次暴露了侯建新既要抄袭别人成果又
要改动掩盖的惯用心计。

　　其八。侯建新称：“经济学家波伯（karl Popper）认为，‘计量经济学的
成功证明至少有一种社会科学已经经过了牛顿革命’。”并注明那句话出自Karl
Popper,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1960, p.60.（见侯建新主编：
《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第24页）然而，
对Karl Popper稍有了解的人都不可能把他称为“经济学家”。可见侯建新根本
不了解Popper是干什么的，他引用 Popper的那段话，也不是直接从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一书中摘引的，而是从别人的著作里转引的。这再次表明，他
转引别人而又不愿注明被转引人姓名，还要掩盖抄袭劣迹，于是就要加一点自己
的“原创”货色：于是就推断，引文中既然说到了‘计量经济学’，想必那
Popper就是一位“经济学家”。这样就闹出了“经济学家波伯”的笑话。

　　其九。侯建新在述及中国利用煤炭的历史时称：“《梦溪笔谈》有关于陕西
西北部‘鄜延境内’……煤矿的记载，言及‘选煤人盖知石烟之利也’，并预言
作为能源比林木更有前途，‘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余始为之。盖石油至多，生
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见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四《杂志一》”。
（《转型初版》第6页；《转型再版》第4页。）然而，沈括的原文却是：“鄜延
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生于水际，沙石与泉水相杂，惘惘而
出，土人以雉尾甃之，用采入缶中。颇似淳漆，然之如麻，但烟甚浓，所沾幄幕
皆黑。余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煤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为之，其
识为‘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余始为之。盖石油至多，生于
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
山大半皆童矣。造煤人盖知石烟之利也。石炭烟亦大，墨人衣。”可见，《梦溪
笔谈》卷二十四《杂志一》根本没有侯建新说的那些内容：①沈括只说过“鄜延
境内有石油”，没有说过鄜延境内有煤矿。沈文后面所说的“煤”指的是石油燃
烧出的浓烟积成的黑色粉尘，而不是侯建新所说的“煤矿”出的煤。沈括将那种
黑色粉尘“试扫”起来“以为墨”，发现它“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为之，
其识为‘延川石液’者是也”。②沈括所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的“物”，不
是侯建新所言“作为能源” 的“煤”，而是指他沈括试制出来的胜过“松墨”
的“延川石液”，也就是沈括用石油燃烧出的浓烟积成的黑色粉尘制成的
“墨”。③沈括没有如侯建新想象那样 “预言”“煤”“作为能源比林木更有
前途”，只说过用石油燃烧的“石烟”粉尘作制墨原料，胜过用“松木”作制墨
原料，因为他认为“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④沈括没
有像侯建新想象那样说过“选煤人盖知石烟之利也”，只说过“造煤人盖知石烟
之利也”。沈括说的“造煤”，就是燃烧石油以取其黑色粉尘，作为制作“延川
石液”墨的原料，同近代采煤工艺流程中的“选煤”无关。其中的“石烟”指的
是燃烧石油产生的烟，而不是燃烧煤炭产生的烟。⑤沈括说过“石炭烟亦大”。
文中的“石炭”确是指煤炭，但不是指“鄜延境内”有煤炭，而是泛指燃烧时
“烟亦大，墨人衣”的一切煤炭。《梦溪笔谈》中的一段不过百余字的短文，在
侯建新的解读中出现的谬误竟有五端之多，可见，他根本就没有把那段近乎白话
的文字读懂，而且，他引用的《梦溪笔谈》中的话前言不搭后语，显然不是从沈
括原著中摘引的，而是从某一本他人著作中转抄的，而且在这里也使出了既要抄
袭又要掩盖抄袭痕迹的惯用伎俩，那就是想当然地做一些更改，结果又是欲盖不
成，反而露出了极不光彩的真相。

　　其十。侯建新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并未明确全面地给出过定义”
（（《转型初版》第23页，218页），并注明他这样论断的根据是“费尔南•布
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第242页。”但是
在布罗代尔书的第242页上，根本看不到他做过上述论断，只说过“……但在十
年以后，即在1867年，马克思还从未用过资本主义一词”。侯建新在修订该书第
2版时，看来已经发现强加给布罗代尔那个论断太显眼了，但还是不愿改掉“并
未明确地给出过全面定义”的说法，只是在注里说：“《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
学•卷三》1988年版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定义被认为符合马克思的原
意。……”（《转型再版》第21页。）侯建新称《中国大百科全书》那个定义只
是“被认为”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表明他自己另有看法，而且他确实按自己的意
思给资本主义下了定义，声称：“资本主义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实行商
业运作的企业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以保护私人财产权利和其他个人权利
为重心的法律政治制度”（《转型初版》第51页；《转型再版》第32页）；或者
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加契约性政治制度”（《转型初版》第210
页；《转型再版》第140页）。看来他根本不知道，马克思早就指出过：“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从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第一。它生产的是商品。……这首先意味
着，工人自己也是表现为商品的出售者，因而表现为自由的雇佣工人，这样，劳
动就表现为雇佣劳动。……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
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
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
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资本论》第三
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第994—996页。着重符号是马克思加的。）把侯建
新对资本主义“两个基本特征”的界定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两个特征”的论说
加以对照，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根本差异。

　　其十一。侯建新在《“封建主义”概念辨析》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
2005年第6期）中，断言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概念是受到西方
“古典进化论”的“单线”进化观的影响，因而不可取。看来他是忘记了或根本
不知道达尔文首次发表《物种起源》是在1859年11月，把达尔文首创的进化理论
运用到人类学而形成人类学中的“古典进化论”（以主张“单线进化”著称）的
代表人物泰勒、摩尔根等人的著作都是在1860年以后若干年才问世。而马克思、
恩格斯提到“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
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不是如侯先生所说“依次提到了原始的、古代的、封建的
和现代资产阶级几种社会形式”）——即侯先生所谓含有“单线进化观”影响的
阶段论——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是在1845至1846年间写成的，比《物种
起源》早14年；马克思在其中提到“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
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政治
经济学批判>序言》，是在1859年1月写成的，也比达尔文的书早十个月。可见，
他根本没有读过“古典进化论”的书。

　　其十二。侯建新在为他主编的《经济—社会史评论》第一辑撰写的发刊词
《写在前面的话》中称：“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能满足今天和未来人类的某
些需要，换言之，就是它有着现实的价值。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克罗齐才说了那
句著名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见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第
一辑，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第4页。）事实是，克罗齐根本没有说过“一切历
史都是当代史”，只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是说，仅仅堆积一些
年代和史事的编年史或史料集之类史书，不是“真正的历史”，只有能够讲述出
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或历史概念的史书才是“真历史”，而那样的“真历史”，
都是每个时代的“当代人”凭着他在当代的感受写作出来的，即使他写的是历史
上的事，也是按照他在当代的感受写的，因此也都是“当代史”。克罗齐举例说：
“当我所处的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向我提出……有关希腊文明或柏拉图哲学或某
种阿提卡风俗习惯的问题时，那个问题跟我的生活的关系和我所从事的一点工作，
或我所沉溺的一点爱情，或威胁我的某种危险的历史跟我的关系是一样的。我用
同样的焦虑去考查它，我同样感到不快，直到把它解决为止。在这种情形下，希
腊生活对我就是当前的；它诱惑我、吸引我、折磨我，就像一个人看见了敌人、
看见了心爱的人、或看见了他所为之担惊受怕的心爱的儿子时的情形一样”（见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第3页）。可见克
罗齐既没有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经过侯建新改变过的克罗齐“那句著
名的话”的原话也没有包含侯建新所说的历史学具有能够“满足今天和未来人类
的某些需要”的“现实价值”含义。由此不得不令人怀疑侯建新很可能根本没有
真正读过克罗齐的原著，只是从某些论及克罗齐观点的他人著作中看到过一些片
断，就望文生义地加以发挥。

　　…… ……

　　这个色彩斑斓的泡沫，在他飘飘然遨游“太空”的旅程中留下的“业绩”，
当然不止这些。不过，就从上面列举的数端，应该已经可看出这个泡沫大致的真
容了。

(XYS20060221)

zm799

十分有说服力的证据.但他为何能势如破竹般得到这些头衔: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中国世界古代中世
纪史研究会中世纪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等等。"
问题出在那些环节?

不平氏就是天津师大的庞卓恒，就是文中提到的那个。是侯的硕士导师，因水平不如侯，所以那些头衔就都没分儿，于是到处造谣诋毁曾经是自己学生的侯。现在庞已70啦，该退了，可他还想再在天津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混。人家不再聘他，博导硕导多的是嘛。于是老庞就造谣报复。那么大年纪，很是没劲。

文字文字

天人合一

f-18先生看来了解些内幕啊，呵，说来听听啊，看看哪方有道理。俺有点八卦 。不过这篇文字上网好几天了，没看见候的反驳啊，候不打算反驳了？

以下见天津师大网页:



    侯建新，1951年11月生于天津市，1978年考入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其后在天津师大和南开大学分别获世界史和中国史的硕士、博士学位。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成员。现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兼院长、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2004年9月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英国及西欧经济社会史、中西经济社会史比较、史学理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七五"、"八五"、"九五"规划项目主持人，"十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主持人。已经独立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七五"项目（英国和中国农民、农村现代化进程比较）、国家社科基金"八五"项目（20世纪冀中农村经济与社会变迁）、原国家教委"八五"项目和天津市"七五"、"九五"重点项目等。还先后应邀参加并完成北京大学原著名学者罗荣渠先生和马克垚先生主持的两项国家重点课题。目前在研课题是：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项目"11世纪至工业革命英国乡村生活研究"；主持教育部"十五"国家级重点教材《英国经济社会史》；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世界史》多卷本的研究和撰写。

　　兼任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主办《世界历史》杂志编委，中国历史学会理事，天津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自1991年，先后在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莫斯科大学从事研究或讲学，2000年作为中国史学家代表团成员赴奥斯陆参加第19届国际历史学科大会。

　　主要成果

　　著作：

＊《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天津社科出版社（1991），国家社科基金"七五"项目最终成果，获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国家社科基金"八五"项目最终成果；
＊《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和中国》，济南出版社（2001）；
＊《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法律出版社、科学出版社（1999）；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2001年第二次印刷并同时在台湾再版（与徐浩合著）；
＊《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主编）
＊《经济社会史研究丛书》（主编）等。

　　论文（近100篇）：

＊《人文的和整体的历史：西方经济社会史初论》，载《世界历史》2002-1；
＊《西欧与中国社会转型比较初论》，《史学理论研究》2001-4；
＊《西方法律传统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历史研究》1999-2；
＊《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生活与消费水平》，《世界历史》2001-2；
＊《民国年间冀中农户劳动生产率研究》，《中国农史》2001-1；
＊《近代冀中土地经营及地权转移趋势-兼与前工业英国地权转移趋势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4；
＊《中英封建晚期乡村组织比较》，《史学理论研究》，2000-3；
＊《国外小农经济研究主要流派评述》，《世界历史》，1999-1；
＊《从新人口论、"均衡陷阱"到"过密化增长说"》，《史学理论研究》，1998-3；
＊《中世纪晚期的商品化与现代化启动》，《历史研究》，1994-5；
＊《西方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动因》，《历史研究》，1991-3；
＊《西方两性关系史述评》，《新华文摘》1993-12；
＊《中世纪晚期中英农业发展趋向的比较》，载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明清农业雇佣经济为何难以发展--兼与英国封建晚期农业雇佣劳动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3；
＊《中英劳动生产率及其在现代化中的核心含义》，《世界历史》，1994-5；
＊《中世纪英国农民个人力量的增长与自然经济的解体》，《历史研究》，1987-3；
＊《鸦片战争前农民个人力量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88-1；
＊《个人的发展与英国农村阶级结构变迁》，《世界历史》，198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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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卓恒，１９３５年生，重庆市人。１９５９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１９６２年到天津师范大学（原天津师院）任教至今。１９８６·１２—１９８７·７，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访问教授；１９９０年７—８月挪威奥斯陆大学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访问、讲学；１９９９·１１—２０００·１２，美国休斯顿大学访问教授。现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员会委员，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美国休斯顿大学亚美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副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理事、《历史教学》编委会副主任等学术职务。
　　研究方向：长期致力于中世纪史、史学理论、比较史学（历史文化比较和现代化比较）、历史哲学与科学哲学和历史学与经济学、发展学、文化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

　　学术成果：
　　专著：
　　＊《比较史学》（中国文化书院１９８７年出版）；
　　＊《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
　　＊《历史学概论》（合著，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出版）；
　　＊《西方新史学述评》（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出版）；
　　＊《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等著作。
　　论文：
　　＊《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动力的理论及其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中文版８０－５；英文版，８０－４；《哲学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出版；《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求实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出版；１９８４年天津社科一等奖）；
　　＊《中西封建专制制度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２期）；
　　＊《西欧封建社会延续时间较长的更本原因》（《历史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１期）；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时间较长的根本原因》（《天津师大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３期）；
　　＊《历史运动的层次和历史比较研究的层次》（《历史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３期；１９８８年天津市社科三等奖)；
　　＊《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历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１期；１９９１年天津市社科二等奖)；
　　＊《历史学需要与发展学相结合》（《历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从多样性探寻规律——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启示》（《历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历史学·发展学·人学》（《史学理论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３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１９９５，１０）；
　　＊《历史学是不是科学——与何兆武先生商榷》（《史学理论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３期）；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中译本前言》（载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历史哲学》（第一作者，《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００年第四期，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什么是规律？当代科学哲学的一个难题》（第一作者，《天津师大学报》２０００年第二期，《新华文摘》２０００年第四期摘要转载）；
　　＊《中西古文明比较》（《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０１年第４期，《新华文摘》２００１－１１全文转载其第２节）；
　　＊《美中两国大学生价值取向比较》（《青年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０期）；
　　＊《关于文化及其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的认识》（《２０００年环球回顾——社会转型问题天津国际学术会议论从》第３８—５７页）等。

天人合一

咳，兄啊，俺想听点八卦吗 ，呵。兄给我弄来一堆讲话稿，呵。 。想听听您是怎么知道这个不平先生是庞的故事，俺真真八卦。不过两位都是史学界大名人，当然有兴趣听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