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得宠的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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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鹿为马
　　宦官们获得皇帝赏识以后，参预政治，侵吞朝臣之权，常常干些随心所欲的勾当，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意志。他们贪赃枉法，为所欲为，想蒙骗皇帝一人并不犯难，但是要躲过满朝文武大臣的耳目却并非易事。朝臣们总是采用各种方式抵制宦官，回敬其侵权行为，所以宦官参政最大的威胁不是皇帝本人，而是来自文武大臣的监视与揭露。为了顺利实现自己的愿望，宦官们常常观察试探大臣的态度，认同者便加以勾结，异志者便严加排挤，在勾结奸佞打击异己的结党营私中运用了许多政治手腕。

　　指鹿为马是宦官对付大臣的第一招。宦官们一旦获得皇帝的宠信，势倾朝野，总是对威胁自己势位的朝臣严加防范，目的是不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三道四，为自己增加麻烦。为此弄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是采取行动的先决条件，指鹿为马就是用来试探朝臣，把握大臣对自己态度，区别知己异己的重要办法。这一颇具戏剧性的检测手段是由秦朝宦官赵高创立的，赵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驾驭皇帝胡作非为的大宦官，他假造始皇遗诏，害死公子扶苏，拥立胡亥当了二世皇帝。他还教唆胡亥大修始皇陵墓，用苛法对付百姓，又大兴土木修建骊山宫城，闹得天下汹汹，起义蜂起。赵高一方面用“频见不尊”之说欺骗二世皇帝，掩盖罪责；另一方面对在朝之臣淫威恐吓，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政治，排挤陷害朝中正直官员。尽管如此，他仍放心不下，于是又创造了指鹿为马这一招来检验在朝大臣的态度。有一天，他请二世皇帝升朝理事，让人把一只没长犄角的鹿牵到殿上。赵高指着鹿对二世说：“陛下，您看这是一匹多么独特的马啊!”胡亥抬头一看，见眼前站着一只鹿，便说：“丞相错了。这哪里是马，不明明是一头鹿吗?”赵高反驳道：“不，这可不是鹿，而是一匹马，不信您仔细瞧瞧。”胡亥左瞧右看，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来看去，总觉得不是马而是鹿。其实赵高如此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就是要借机看看群臣的态度，所以他见二世皇帝执意认定是鹿，便说：“陛下不信，请问一问群臣。”胡亥便向侍立两旁的群臣道：“朕看这是一头鹿，丞相偏说是匹马，你们说是鹿还是马?”群臣们深知赵高的淫威，连李斯丞相都被他弄得满门抄斩，我等怎敢说“不”字?于是很多人都说这是马。赵高一看心里美滋滋的，自以为得计。可就在这时，有三五个不知深浅的人仍争执着说这是头鹿。因此赵高心里已对这几位大臣恨之入骨。赵高一手导演的这场儿戏，是鹿是马成了赵高区分知己异己的衡量标准，用此小计，赵高就轻而易举摸清了朝臣们对待自己的态度。所以刚一退朝，他就派人在路上把说是鹿的几位大臣全都杀掉了。

　　明代魏忠贤也深谙此道。他百般讨好献媚，得宠于熹宗皇帝朱由校。魏忠贤爬上司礼太监的位置后，又结党营私，不遗余力地打击迫害政敌东林党人，干出许多罪恶勾当。但一些不知廉耻之人，为了借魏忠贤的淫威与势位继续往上爬，便在全国上下刮起一股替魏忠贤歌功颂德大建生祠的歪风。奴颜下贱的浙江巡抚潘汝桢于天启六年六月第一个上疏奏请建立魏忠贤生祠，说什么：“东厂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州县百姓戴德无穷，公请建祠。”“玩童皇帝”朱由校马上批示：“宜从众请，用建生祠。”从此各地上呼下应，建祠之风越演越烈，很快刮遍全国，上自封疆大吏阎鸣泰、刘诏、李精白、姚宗文之流，下至普通武夫商人以至流氓无赖都竞相效仿。他们强占民田，拆房毁屋，甚至砍伐坟地树木，寻常百姓哪个敢反对!各处生祠都建得富丽堂皇，把魏忠贤塑造成了一个能文能武的救世主的模样。

　　与建祠之风相应，魏忠贤把对待生祠的态度也当成了衡量人们对自己是否忠诚的标准，很简单，倡导则忠，反对则异。魏忠贤以此为区分敌我的界线，乘机大肆培植私党，诛除异己。潘汝桢请建生祠，御史李之待会稿仅仅迟了一天，立刻被看成异己分子，削职为民。蓟州道胡士容建祠时因没写文章为记，遵化道耿如杞建祠时没有叩拜，都被抓进监狱，判处死刑。随着建生祠之风盛行，吹捧奉承之举也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丰城李永祚连上十疏对魏忠贤歌功颂德，被加封太子太保之号。当时所有奏书都不敢直呼魏忠贤名字，而称“厂臣”，皇帝的奖励诏书也都用最高赞颂之词。人们喊他九千九百岁，崇拜之势，天下如狂。近人岳鸿举《明代杂事诗》中这样写道：“干儿义子拜盈门，妙语流传最断魂。强欲为儿无那老，捋须自叹不如孙。”说的就是人们对魏忠贤的疯狂崇拜。当时百官中奸小之人纷纷拜倒魏氏门下充当干儿，竟有“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多，有个礼部尚书顾秉谦，时已老态龙钟，捋着长须对魏忠贤说：“本想做您干儿子，可惜胡须已白。”于是让他的儿子做了魏氏之孙。魏忠贤喜不自胜，赏给他文银200两，以示嘉奖。

　　魏忠贤借建生祠之风试探群臣，鉴别敌友进而诛除异己，安插心腹，在熹宗朝作威作福六七年，成为明代三大权阉之一。他虽已势倾朝野，但还是常常做些指鹿为马的花招试探人心，这表明宦官集团猖狂恣肆之中不乏谨慎小心之术，他们常靠这些智术对付朝臣，为的无非是常立不败。


　　2.狐假虎威

　　宦官们费尽心机讨好皇帝，为的就是借皇帝的宠信作威作福，所以一旦有了皇帝撑腰，宦官们也就胆大起来。他们可以乘一时之兴，对朝臣傲慢无礼，欺凌摆布，肆无忌惮，耍尽威风，过尽从奴才到主子的瘾头，这便是宦官对付大臣的又一招——狐假虎威。

　　狐假虎威对待朝官大臣是宦官们惯用的手法，比如唐元和五年的一个春日，大宦官仇士良被宪宗任为监军，在去平卢、凤翔就任途中，投宿陕西华阴境内的敷水驿，为了显示自己身份不凡，耍皇帝特使的威风，他执意要求在他之前已住进高档上厅客房的监察御史元稹把上厅让给自己。当时元稹年轻气盛，坚持不让。仇士良便指挥爪牙随从对元稹大打出手。结果仇士良强占了上厅，逼得元稹连夜赶路，直奔京城。他回到京城向宪宗状告仇士良，谁知宪宗不仅没责罚仇士良，反而抢白元稹一顿，并在元稹政务中找些莫须有的过失，下诏贬元稹为江陵士曹。为此朝中舆论哗然，翰林学士李降替元稹抱不平无效。白居易也直言上谏说：“中使凌辱朝中名士，不过问中使反而先贬元稹，恐怕今后中使外出会更加残暴豪横，再也无人敢说话了。”然而宪宗对此一概置之不理，仇士良靠狐假虎威大大占了一次上风。

　　明代宦官狐假虎威的事就更多了。如汪直，靠如实奏报覃力朋之事换得宪宗的宠信后，就开始原形毕露、作威作福了。汪直首先用冒功锦衣百户韦瑛为心腹，大兴狱案，先后害死建宁卫指挥使杨晔，杀掉阁臣杨荣曾孙杨泰，降职兵部主事杨士伟。之后他越发恣意横行，每次外出，随从甚众，公卿百官遇上他都得早早让路回避。有一次兵部尚书项忠闪避稍迟，当场被汪直羞辱谩骂一顿。但汪直却并不因此就做罢干休，后来又找了个名目诬谄项忠，甚至后来还牵连到项忠的儿子项经。

　　明中叶的刘瑾欺辱朝臣也是如此。他靠仇氏投其所好之术，讨得武宗喜欢，当上了明代24衙中权力最大的司礼监太监。明代宦官称太监与清代大大不同，清代宦官忌讳称太监，而明代“太监”之名属于尊称，在此之前宦官多称内官、中使，至明代上升为“太”品，与太后、太子平级。又因24衙中有12监，故宦官头目自然称太监。刘瑾得宠后在替皇帝批阅奏折时，只准人尊称他“刘太监”，不准写名或用其他中使内官之称。有一次都察院审判一个重罪犯人，事关重大，所定罪名及判处结果能否让皇帝满意，大家都拿不准，因此在誊写定罪奏折时很是紧张。谨慎过头反出乱子，书写时一不注意竟写上了“刘瑾传奉”字样。刘瑾看后以为都察院小瞧他，因而恼羞成怒。他把都察院狠狠训斥辱骂了一顿仍不罢休，直到都察御史屠?ND55D?率领下属跪下道歉，请求恕罪，才算了事。

　　很明显，狐假虎威是宦官们由奴变主过程中常常使用的一招。以此对付朝中大臣，总是十分奏效。因为大臣所害怕的不是宦官，而是宦官身后的皇帝。而聪明的宦官正是看出并利用了这一点。


　　3.含沙射影

　　宦官参政，虽然得势的不在少数，但也不免偶尔碰上若干强劲的朝臣对手。在宦官方面，尽管背后有皇帝撑腰，但要置对方于死地也非易事，这时他们往往运用含沙射影之术，攻击政敌，大造舆论，及至影响扩展出去，也就达到了舆论杀人的目的。这方面水平最高超的当数唐代的鱼朝恩。鱼朝恩因做监军屡立战功，受到肃宗赏识。代宗时，他又有救驾之功，因此代宗也常对他另眼相看。鱼朝恩虽没什么大学问，但却粗知书礼。他曾不自量力，在朝中援引些俗儒及轻浮之士为弟子门客，讲授《五经》大义。虽只写过几篇文理不通的狗屁文章，却敢大言不惭地自谓才兼文武。正是这种大胆的舆论工作，更增加了代宗对他的宠幸。代宗任他为判国子监事兼鸿胪、礼宾、内飞龙、闲厩使，封为郑国公，并在京兆府造食供宴，教坊赐乐。荣宠至极，鱼朝恩也就越发求取无厌了。凡皇帝诏会群臣议事，他总是恃宠自大，以朝中百官惟我第一自居，他藐视群臣，甚至在朝堂上嘲弄羞辱百官群吏，狂妄之势，无人可比。鱼朝恩尤其看不上宰相元载，总想借机进几句谗言，把元载推下相位。于是他便常在公开场合，含沙射影，攻击元载。有一次在朝堂，他说：“做为宰相，所作所为应上和元气，下惠群生。而今水旱不时而发，又屯军数十万，供应给运贫乏困竭，使皇帝卧不安席，这样的宰相还怎么谈辅佐皇帝呢?不退避其位以让贤才，只管默不言语，又等什么呢?”元载虽然善于辞令也被他说得低头不语。在座百官大惊失色，只有礼部郎中相里造敢于针锋相对，回敬了他几句。

　　鱼朝恩很懂含沙射影的舆论效果，他不断在大庭广众面前找元载的麻烦。有一次国子监举行盛大佛会，鱼朝恩觉得这又是造舆论的好机会，他手执《周易》登上上座，面对在场百官，信手拈得六十四卦中的鼎卦，指着九四爻说：“我卜得鼎卦，鼎有三足一体，三足支撑一体，就像三公辅佐天子一样，三公所为在调和阴阳，鼎的用处在调和五味，爻辞说：‘鼎折足，覆公?NB123?’说的是三公不胜其任，倾败天子美德，所以此卦凶险。”又引《论语》中的话说：“圣人云：‘德能微薄却身在高位，智谋很少却在谋划大事，能力很低却担负重任，这是很少能做好的’。此鼎卦意在说宰相辅政有点不胜其任，卦象是在比喻宰相失位。”鱼朝恩就是这样不失时机地含沙射影攻击政敌，以求达到舆论杀人的目的。而事实上，此举在政治上极有作用。如果当事人直言申辩，那么你正中圈套，量你费尽口舌也难以把事实澄清。如果当事人默不做声，那就等于认可对方的指责。总之，含沙射影、制造舆论，远比正面交战更能击败对手。

4.借刀杀人

　　对付朝臣的威胁，宦官们本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或军队，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但这种或排挤打击或兵戎相加的抗争方式往往要背负奸佞邪恶种种罪名。为了既不失体面，又可得实际利益，最高超最艺术的方法就是借刀杀人。这是宦官们对付朝臣常用的一招。利用皇帝打击朝臣，借皇帝之刀杀掉自己的政敌，既能保持不败之势，又可免遭物议，少点罪名，这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比如唐代的俱文珍就是如此这般，且干得十分漂亮。

　　唐朝代宗时任用宦官充任枢密使，掌军事机密。德宗朝又用宦官统率左右神策军及天威军等禁军。这样，宦官便掌握了朝廷的军队。因为握有兵权，所以宦官集团气焰嚣张，横行不法，专权胡为。顺宗继位以后，有感朝政弊病多端，任用王叔文等革新朝政。顺宗先任王叔文为翰林学士，几天后又任他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加户部侍郎，取得了朝政大权。同时顺宗还任用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10位年轻有为、富有革新精神的文官充任要职，进行革新。他们首先从宦官专权带来的弊政入手，革除“宫市”和“白望”。所谓“宫市”就是当时宦官经常

　　借为皇宫采办物品的名义，用价值百钱之物强换价值千钱之物，对百姓巧取豪夺的交易活动。而“白望”则是使数百人在京城东西市中左右了望，见宫中可用之物便白取而不给本价的行为。这种宫市、白望名为宫廷采办，实是掠抢百姓之举，因此革除了“宫市”、“白望”，就大大限制了宦官的胡作非为。接着王叔文又对多由宦官充任的五坊小儿（宫中养雕、鹘、鹞、鹰、狗的五坊）也大加裁抑，此举深得民心。之后他们又对各地节度使讨好皇帝的“月进”、“日进”等进奉加以革除，下令释放宫女，裁减庸碌闲杂的宦官人员。完成了这些拨乱反正之举，王叔文又任用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以韩泰为行军司马，开始了削夺宦官兵权的关键步骤。这一动作马上引起了宦官集团的极大震恐与顽强对抗。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们一方面密令诸将对范、韩进行抵制，不从调遣。另一方面又秘密策划废顺宗立太子的政变，企图借新立皇帝之刀，杀伐革新派朝臣，维护宦官专权的局面。所以当王叔文派宦官李忠言宣诏接管集军兵权时，俱文珍大怒道：“从其谋，我等必死于他们手中。”他传令诸将不要交出兵权，同时联络宦官刘光琦、薛与珍、尚衍、解玉等加紧政变，以顺宗有病为名，请立广陵王为太子，不久又请求以太子监理军国大事。顺宗不知是计，一一答应。于是俱文珍等召学士卫次公、郑?NB124?、李程、王涯等入宫草立太子为帝的诏书，

　　拥太子为宪宗，逼迫顺宗退位。宪宗登位，立即封赏拥立自己的宦官，同时对拥戴顺宗积极革新政治的王氏集团严加惩处，或赐死或贬谪。宦官们在对付朝臣的抗争中终于以借刀杀人之计重新占据上风。所谓“借”者，乃宦官们实施的行为也。而“刀”则为新老皇帝，没有皇帝，宦官等于赤手空拳。赤手空拳怎么能对付朝中百官。可一旦有皇帝这把利刃在手，不管你对方多么坚硬，是杀是砍，有何难哉!


　　5.恶人先告状

　　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里，比起朝臣和外戚，宦官集团与皇帝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看门护院，服侍皇帝及后妃三宫六院的衣食起居，所谓围绕皇帝身边，出入椒房宫帏之内，随时可以见到皇帝，大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而且宫廷之中从守门到通风报信，全是宦官负责，故而宦官们个个消息灵通。这些便利条件使他们在与朝臣争权夺势固宠求荣中，往往可以因利乘便，大沾便宜。他们一旦知晓自己的作为有可能被朝臣们揭露，或受到朝臣的威胁，就会借此便利之势，用诬陷诋毁之策，先发制人，控制局势，然后占据主动，“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成为他们的生存哲学。

　　东汉安帝时樊丰一伙宦官击败太尉杨震，用的就是先发制人这一招。当时樊丰一伙煽动皇帝大兴土木，给乳母王圣建造宅舍，他们借机挥霍，自造园舍坟冢，甚至捏造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工匠材木，弄得国库空虚，民不聊生。河间县布衣赵腾诣阙上书，指陈时政得失。宦官们害怕他揭自己的短处，怂恿安帝说：“小民无知，谤讪朝廷。”安帝动怒，逮捕赵腾，判以讪上不道之罪，当即处死。太尉杨震气不过，上书替赵腾鸣不平，双方由此结怨。后来安帝东巡，杨震留守京师，他手下有个得力助手高舒，心领神会杨震之意，便联合大匠令史等官员，日夜查访，仔细考核，获得樊丰等前时捏造伪诏的实据，呈报杨震。杨震手握实证，只等皇帝回京，奏报除奸。樊丰等人得知这个消息，恐慌万分，朝夕密谋对策，最后竟“先发制人”，率先对杨震下了手。

　　安帝东巡回京，一到都门，就被樊丰一伙迎住，他们诈言星变逆行，还宫有险，应择吉日入宫，留请安帝先至太学，暂且休息。樊丰等人待安帝歇息已足爽心快意之时，就诬称杨震专权自任，袒护小民赵腾不成，心怀怨怒，伺机谋逆，故天象星变示警，请先收杨震，方能回宫。安帝先是不信，但却抵不住这伙宦官百般进言，于是连夜派人收缴太尉印绶，罢去杨震的太尉官职。杨震自知已被宦官抢先一步，无奈只好归府。哪知樊丰等人又诬奏他不服罪名，仍怀怨望，以图报复。于是安帝大怒，遣杨震回归故里。杨震即刻收拾起行，至郊外夕阳亭，心想此行一定凶多吉少，于是饮鸩而亡。宦官们恶人先告状，就这样轻而易举达到了目的。

　　明代刘瑾也曾用先发制人的办法对付大臣的攻击，最终挽回败局。他投皇帝所好，讨得武宗欢心，便勾结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曾侍奉过太子而得武宗宠幸的太监，结为“八虎”集团。他违抗孝宗遗言，不仅不罢提督军营的监枪太监和各城门监局，还告诉武宗镇守太监是个肥缺，司礼监由此捞过不少好处。所以他挑唆武宗撤回各处镇守内臣，委以他人，条件是这些人各自给皇帝上贡一二万两银子。他还奏设皇庄30余处敛财，供武宗挥霍。一时间闹得京师民情汹汹，朝廷大臣对刘瑾所为都极为愤慨，纷纷上书揭露刘瑾罪恶。五官监侯杨源更以星象有变来警告武宗，使皇帝也大受震惊。恰在这时，大学士刘健、谢延等连连上疏，请武宗勤政讲学，整肃纲纪，处死刘瑾。户部尚书韩文也率众上疏，请求处死刘瑾。武宗舍不得对刘瑾下手，又怕激怒托孤老臣及满朝文武，便派司礼太监王岳到内阁与大臣商议，准备把刘瑾遣送回南京。但大臣坚持处死刘瑾，致使商议三起三落，没有结果。当时正直的宦官王岳、范亨、徐智等也很憎恨“八虎”，而支持阁臣意见，所以刘健又约韩文及朝中主要大臣准备次日早朝面劝皇帝。果能如此，刘瑾之势必败无疑。谁知心怀二意的吏部尚书焦芳把大臣之意密告刘瑾，刘瑾听后甚是恐慌，决计先发制人。

　　他连夜领着马永成等围在武宗面前痛哭求饶，武宗不答应便不起来，并伺机挑拨说：“您信任的王岳也勾结阁臣来限制陛下行动，迷惑陛下耳目，他们要达到这一目的，才不遗余力排挤我等。”还假惺惺地抱怨说：“如果司礼监掌握在得力人手中，这些文官断然不敢如此大胆妄为，要挟皇上。”又是挑唆，又是抱怨，加上眼泪，于是惹得武宗顿起怜意，迁怒王岳等人。武宗当即命刘瑾掌管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连夜逮捕王岳等人，即刻发配南京。次日清早，大臣们早朝，闻知事态剧变，形势逆转，个个目瞪口呆。刘健等纷纷辞职，武宗挽留了李东阳又派人追杀王岳、范亨等，刘瑾则反败为胜，坐享升迁了。

　　很显然，这个出人意料的结局全因宦官能自由出入宫廷，有近水楼台的地利之便，故而刘瑾能在大臣归府，夜阑人静之时，争得时机，巧言惑主，最终扭转局势，转危为安。可见在对付文武大臣方面，力下先手、先发制人是宦官们使用的有效招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