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楼主 |
发表于 2006-1-14 21:22:08
|
显示全部楼层
◆ 得風氣之先的華僑青年 青少年時期的孫中山先生，恕我大膽的說一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華僑青年」，甚至如粵人俗語所說的「金山仔」。筆者蝸居紐約四十餘年，在「窮人哈佛」的紐約市立大學從兼課到專任，教書經驗亦有三十餘年。在我課室內進進出出的華僑小青年，亦不下數百千人。我平時總歡喜舉中山先生的故事來勉勵他們。行行出狀元，如今雖做不到大總統和國父，但不斷努力之下，不做「大官」也可做點「大事」嘛。其實我的學生中，卓然有成者，亦為數頗有可觀。
相反的，我們如以中山先生比諸今日僑生，他老人家其實也是當年的華僑小青年之一而已。賤日豈殊眾，貴來方悟希，華僑小青年或金山仔有其共同的特點。這些特點也是鑄造後來革命家孫文的社會條件。
大體說來，他們底特點約有數端：一、工農家庭出身。其父祖伯叔類多貧雇農、苦力工人或小商人。胼手胝足，日常工作都在十二小時以上。他們除舊有的觀念和道德標準之外，平時沒空亦不知如何管教子女。二、小華僑們受父兄寵愛，甚至溺愛；類多豐衣足食；至少不愁衣食。佳子弟，頗可上進；惡子弟，則至為墮落。三、教育水準，下輩平均都在高中以上，遠超過長輩。——當年老輩華僑多不識字，縱識字也不過稍讀「三百千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而已，而下輩則於「三百千千」之外，有的且精通外語了。四、以說漢語的「弱勢文化」，在海外對抗西語（英語）的「強勢文化」，老輩多不諳外語，為自尊自重乃堅拒同化。因此一般老輩華僑，較之國內人民，更為保守；而講「雙語」的小輩于自卑之餘，則趨向「全盤西化」。所以他們父子之間「代溝」極其嚴重。筆者本人便不時為學生父子間之衝突，排難解紛。中山先生與他的長兄孫眉，曾一度反目，弄到互找律師的程度，吾知其衝突根源所在也。處於我輩今日，「西化」與「現代化」固截然有別，然在孫公青少年期，則二者固為同義字也。五、這老少兩代的華僑對祖國都有極深的感情，甚至流於「沙文主義」。但是他們兩代對祖國的愛法，卻截然不同——老一輩的總希望大清大皇帝多爭點氣，也好為我輩天朝棄民，出口烏氣。小一輩的則要驅除韃虜，創立以美國模式為張本的「共和國」和「合眾政府」，乃至新的社會，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標準了。
老實說，當年在檀香山的「興中會」和在香港的「輔仁文社」，都是這一類的華僑青年所組織的。孫中山先生（譜名孫帝象，學名孫文、孫德明，字載之，入耶教時，名孫日新，行醫時他的漢文老師區鳳墀為他作一音之轉改為孫逸仙，後來變成「美國公民」時，在美國護照上的英文名字則是Sun Yat-sen）當時便是這一類的「華僑青年」之一。他或許由於稟賦較高，幼年時確實「異于群兒」；他也確實是讀書用功，作事有恆，終能「脫穎而出」。但是他青少年期的社會背景是自有其特殊模式；這模式對他也有特殊影響的。
這兒更不妨附帶一說。中山那時代的青年華僑，與筆者班上的僑生，亦略有不同。我班上的僑生有「竹升」（或作「竹心」）、「竹節」之別。「竹升」者，美國土生也。老華僑們認為這類小華僑，「肚子內一無所有」。「竹節」者，唐山出世，幼年來美，「兩頭不通氣」也。
我們通番語的學術界，則叫前者為ABC。ABC者，American-born Chinese也。後者則CBA。CBA者，China-born Americans也。而中山那時的華僑小青年，幾乎全是CBA而絕少ABC。因為那時的旅美華僑，生存在最兇殘、最下流無恥的「排華律」（Chinese Exclusion Acts）壓榨之下，中國婦女，除少數妓女之外，旅美者可說是絕無僅有也。
而那些「挾竹節」，則由於父親是「美國公民」（母親不是）而取得美籍「出生紙」而旅美者也。
所以這些「挾竹節」絕大多數都能使用中英「雙語」（bi-lingual）。其天資笨拙或不願用功的，往往雙語皆不通；而稟賦卓越，又肯于用功學習的，則每每兩語皆精。孫中山就是屬於後一類。而孫逸仙這位「挾竹節」之取得「美國公民權」，則通過另一管道。孫公于十三歲時（光緒五年，1879）隨母就兄，遷居檀香山。那時的夏威夷是個紅種人的獨立王國。不幸老王於一八九一年晏?#123;。兄終妹及，夏威夷乃出了個女王。三年之後，也就是中日「甲午戰爭」那一年，這女王被英美德裔的白種殖民主義者篡了位，夏威夷乃變成個傀儡共和國。一九○○年（庚子年），也就是「八國聯軍」侵華的那一年，這個小傀儡共和國就被美國兼併了。
夏威夷既變成了美國殖民地，按美國憲法，則凡是土生的夏威夷人，也通統理成「美國公民」了。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並不是在夏威夷「土生」的，但是他卻說了一口夏威夷腔的英語，因而撒了個謊，自稱出生夏威夷，也就取得了美國公民權，領用美國護照了。可是當他於一九○四年在三藩市初持檀島出生紙入境時，如狼似虎的美國海關檢查員對他發生了懷疑（另說是保皇黨告密），乃把他拘留於「木屋」。所幸年前中山已入「洪幫」。有「致公堂」堂籍，乃由該堂出美金500元保釋候審；並雇請律師向華府申訴。這場官司美國移民局居然打輸了，中山乃得以美國公民身分重入國境。這個「美國公民權」對中山其後的革命活動，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有的讀者們讀史至此，可能要批評：我們的「國父」，族之聖賢也，豈可弄虛作假，非法取得美國公民權？讀者若作如是想，就昧於史實了。須知在那人類文明中最可恥的「美國排華律」欺壓之下，我輩華裔移民在當時美國種族主義者的「法律」分類中，是比「黑人」與「印第安人」都還要低一等。印第安紅人在那時的美國法律之下，不算是「人類」的。因此「華人」（Chinaman）在當時更是非人類中的非人類了。中山先生為非作假嗎？朋友，你能和當時排華殺人的種族主義者這批野獸，談孔孟之道嗎？明乎此，你就瞭解孫中山先生何以如此做了。再者，中山的做法並不是他發明的。「美籍出生紙」在華僑社會裡，是有其公開市場和價格的。
所以近代中國最早期的革命運動，便是有上述特徵底華僑小青年們所推動的。他們都是愛國華僑，寄跡異邦、粗通番語，因此得風氣之先，對現代西方的新觀念、新事物，接觸較早——比內地的知青如黃興、宋教仁、胡漢民、汪精衛……等，大致要早十年。由於這早晚兩期的革命骨幹底家庭、教育和一般社會背景都截然不同，它也標誌出近代中國革命運動，顯明的階段性：「興中會」基本上是個華僑組織；後來的「同盟會」，就帶有濃厚的士大夫氣息了。
◆ 孫文脫穎而出
筆者在許多篇拙著裡，都曾強?#123;過中國現代化運動的「階段性」；而這些大小階段的進化，往往又是以十年為一個單元。「革命」原是我國「現代化」運動的方式之一，因此它也逃不過這個「十年一變」的基本公式。以楊衢雲、孫文為首的兩個革命小團體，自從一八九五年一月合併為「興中會」以後，至一九○五年八月「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也正是整整的十年。在這短短的十年之間，革命運動在中國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現在讓我們先翻翻「興中會」的老帳。看看這個最早的革命團體怎樣地從生到死；和中山本人卻又如何地脫穎而出，從初級階段進入高級階段。
興中會在革命理論上和行動上，都是有欠成熟的。要言之，他們在政治理論和形式上是完全抄襲美國。甚至連美國佬做官就職時，捧著「聖經」舉手發誓那一套洋皮毛，也照搬無訛。這原是一個「弱勢文化」在一個「強勢文化」的籠罩之下，反應在青年身上，「東施效顰」的普遍現象。華僑青年如此，僑居歐美的亞非拉各國的青年，亦無不如此。可是在十九世紀這個「華僑青年」的小圈圈，實在太小了。因此在那個時代與他們有「共同語言」（common language）和「共同信仰」（common faith）的海內外華人究竟太少了。他們沒有代表性，也就搞不出什麼氣候來。
再者，他們所採取的革命行動，卻又是百分之百的傳統「造反」方式；有時甚至是「恐怖主義」（Terrorism）。例如孫中山在他所策劃的「十大起義」中第一次的「廣州起義」（1895年10月26日），中山自己的計劃，便是在武裝攻打督署之外，「四處放火」、「施放炸彈、以壯聲勢」。而他們那時的革命群眾則全靠「會黨」。會黨雖是從反清復明開始的，但發展至清末已經變了質；甚至變成橫行「地下」的黑社會，為正當人士所不取，而興中會諸公卻以他們為主力，因此就沒有真正的革命群眾和「倚靠階級」了（恕我借用一個共產黨名詞）。事隔五年，當清廷為「八國聯軍」所困之時，興中會諸公再來個「惠州起義」，結果損兵折將，一敗塗地。經過兩次武裝起義的失敗，興中會和它底會黨朋友們也就洩氣了。——最後興中會竟消沉到只剩孫逸仙一個獨人班了。
可是就在興中會這個革命汽球逐漸洩氣之時，孫中山本人的聲望、理論、經驗和時機卻扶搖直上，終使他成為近代中國史上，首屈一指的革命領袖。
原來楊、孫二人自一八九五年十月在廣州（第一次）起義失敗之後，清廷發出通緝，香港英國當局也迫令二人離港，五年之內不許入境。楊衢雲乃潛往新加坡，轉赴南非避難。孫中山則于十一月初旬避往日本。當他於十一月十二日在神戶登陸時，閱報才發現自己已成為支那的「革命黨」。經日本報紙這一宣傳，不特「孫文」已躋身為國際人物，中國近代史上也多出了「革命黨」這一辭彙。
中山在日本略事勾留，便剪掉辮子、改穿西服。於翌年一月東渡檀香山。這時中山除母兄之外，他的妻子盧氏，長子孫科（5歲）、長女金琰（1歲），均已避難在檀。所以這位年方三十的孫逸仙，實在是個不折不扣的「華僑青年」。他雖然是個職業醫生，卻不事家人生產。老婆孩子還要靠一度與他反目的長兄孫眉來養活。他兄弟二人此時如何相處？我們就不能輕信官書上的描述了。
可是孫中山是個最有毅力、最倔強的人。他在檀香山住了幾個月之後，便拋妻撇子，跑到美國去了。這時美國的排華運動已到了瘋狂的程度。中山之所以能安抵大陸，所用的證件，顯然就是他底「夏威夷出生紙」。中山游美的目的，自然是想籌款和組織興中會。但是在這方面他卻完全失望。因為此時革命風氣未開，而僑社中的主宰團體的「致公堂」又十分「頑錮」（這是中山自己的話）。至於中山在美何以為生？我想他那時也和我們後來的留學生一樣：「手舞銀盤去復回，老子今朝作企枱」。他在餐館或衣館「打工」。——我們已查到中山當年在美國打工的人證。
一八九六年夏秋之間，孫公在美國待了幾個月。九月下旬他就從紐約搭船到英國去了。他去英國的目的，顯然是繞道歐洲回遠東去。因為他的根據地畢竟還是在香港、日本一帶。那兒有他大批的夥伴和同志。他有推翻滿清底堅定的決心。在那兒他可再次組織暴動和起義。可是他絕未想到在倫敦卻突然被清廷駐英使館所綁架。這一出歷時兩周（10月11日至23日），發生在倫敦的「西安事變」卻幫了中山一個大忙——孫文在國際上原無籍籍之名，可是這次聞名世界的「綁架案」，卻使他從一個大清帝國的逋逃犯，一躍而為世界一級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自此以後，中國革命陣營中再沒有第二個領袖，享有與中山相埒的聲譽和地位。
◆ 「三民主義」的根源
再者，他環繞地球的不斷旅行、觀察和閱讀書報，也使他對發生在中國的問題，有更深入、更廣闊的理解。他掌握了加富爾（Count Di Cavour, 1810-1861）、加里波的（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和俾斯麥（Ottovon Bismarck, 1815-1898）的現代「民族主義」（有別于我國傳統的華夷之辨）；寄居英倫，他也更深的體驗了英語民族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代議政府」的運作；更明白了資本主義社會異化分裂的毛病，而嚮往於當時正在美國風起雲湧的「國民運動」（Populist Movement），尤其是這一運動的理論導師亨利•喬治（Henry George 1839-1897）底「單稅法」（Single Tax System）的精髓。特別是對土地的「無勞增值」（unearned increment）和「漲價歸公」諸要點。好學深思的孫中山先生，在融會貫通之後，把它們有條理的編纂起來，這就是他後來指導「國民革命」底政治理論的「三民主義」了。雖然這三個「主義」，都是當時在西歐北美，甚囂塵上的政治經濟理論，沒一個是他具有原始性的發明，但是孫公能實際深入西方社會，耳濡目染，採自源泉，然後活學而活用之；較之與他同時或後輩之熱衷「西學」，奢談「主義」，而一知半解的夫子們、領袖們，那就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計了。在那些多半是「不知不覺」的青年信徒的眼光中，則「總理」、「國父」，就更是「先知先覺」的天生聖哲了。
◆ 石不轉而江自流的中國知識階層
孫中山在「倫敦蒙難」之後，應出版界之請，寫了一本名利雙收的小書，暢銷一時，足使他在倫敦住了九個月，不虞匱乏。他於一八九七年七月初離英赴加拿大。再穿過加拿大至溫哥華，搭船於八月中旬抵日本橫濱，投宿于老友陳少白寓所。中山於一八九五年冬路過日本時，祇是個薄有微名的中國逋逃犯。兩年後「蒙難」歸來，他已成為國際知名之士。他底日漸上漲的「知名度」，因此吸引了日本人的注意。首先慕名來訪，嗣後成為中山終身密友的便是宮崎寅藏和平山周二人了。他二人都是當時日本政黨政治中的活躍人物。通過宮崎和平山，中山又結識一些頭面人物，如犬養毅、大隈重信、頭山滿、尾崎行雄、副島種臣、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萱野長知等數十人。日友平山周在無意中為他又取個日本名字曰「中山」。孫公自己在「中山」二字之下加個「樵」字。其後便偶用「中山樵」作為他的日文「化名」。後來在同盟會時代，黃興、胡漢民等對外界通信，都尊稱孫總理為「中山先生」，結果弄假成真，全國上下都叫起「孫中山」來，真的名字反而不用了。其實孫公從發命令到簽遺囑，一直都祇用「孫文」二字；他在公文上函札上，向未用過「中山」的渾號，而國民政府的官書，和國民黨的傳記作者，卻偏喜叫他「孫中山」，實在是很滑稽的事。
中山此次訪日，來結交他的日本人蓋有兩大類。其一是英雄崇拜、慕名而來，如宮崎寅藏、山田民政等人。另一類則是別有居心的政客和幫會頭頭了，如犬養毅、大隈重信、頭山滿等人。在他們的想像之中，孫文是滿清政府的死敵，而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這「朋友」在對清政策中，可能是個有用之材也。
中山的知名度在日本也吸引了一些好奇的中國留學生，像鈕永建和馬君武等人。兩年之後，康梁所領導的「戊戌政變」（1898年）失敗了。梁啟超跑到日本，由於同鄉的關係（大家都說廣東話），孫、梁一時頗為接近。而梁氏的真正意圖，是國內既然搞不下去了，他們這批「保皇」分子，要到海外來打入華僑社團，搶奪孫文的地盤。私人的友誼，實在是無從說起的。
至於在中國真正翹尾巴的知識份子、士大夫，對孫文這個幫會頭目，這時還是敬鬼神而遠之，瞧不起他的。吳敬恒（稚暉）就是個最好的例子，而章炳麟（太炎）卻是個例外。
在「八國聯軍」（1900年）之後的一兩年間，孫中山和比他長一歲的吳敬恒（1865-1953）俱住東瀛。吳那時是中國留日學生中聲名赫赫的名「舉人」。中山慕吳之名倒頗有意高攀一下，而吳稚暉此時卻是個尾巴翹得比天還高的，「一舉成名」的士大夫、臭老九。他才瞧不起這「綠眉毛、紅眼睛」的黑社會頭頭呢！竟然不要見他。吳舉人尚且如此倨傲，中山那時如想謁見比他小兩歲的蔡元培進士（1868-1940），恐怕也不能如願，可是這時已文名滿全國的章炳麟（1869-1936）倒頗看中孫文，二人時有往還，斯為中山結交中國士大夫之始，不幸二人後來竟反目成仇。
可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進度是快速的，為時不過三數年，河東就變成河西了。蓋庚子拳變之後，尤其是「日俄戰爭」（1904-1905）前後，清政府和中國士大夫階層，也追隨上述「華僑青年」之後，體會到傳統老套搞不下去了，非興「西學」，搞革命或維新，無以自強。西學西語一時頓成顯學，老輩不再歧視，小輩則趨之若騖。因此留日留歐的公自費留學生乃成群出國，勢如潮湧。「日俄戰爭」期間，東京一地的中國留學生，便多到兩萬（20,000）人。歐美兩洲亦各有百數十人。
這時吳稚暉舉人亦以「蘇報」案牽連，做了政治犯，逋逃倫敦。比中山晚出十餘年，他也「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語見中山先生於1896年「倫敦蒙難」後之自述）。再看所居之地，物品之盛，習俗之醇，「不圖三代之治，見於今日」（這是清廷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對英倫的印象）。吳舉人傻眼了。以他那四十之年，無錫之腔，霜晨月夕，還在大啃其初級英語abc拼音，稚老真要跳樓了。這樣他才開始認識孫文並不是「綠眉毛、紅眼睛」的汪洋大盜；相反的，孫文卻是個眉清目秀、溫文儒雅，語通英漢、學貫中西的大博士、洋翰林，世界一級的政治家和革命領袖。以一個無錫的土舉人和孫公相比，真是丘陵之與泰山也。所以吳稚暉就要把所有「線裝書都丟到茅坑裡去」，盡棄所學而學焉。因此他在倫敦第一次見到中山之後，傲氣全消；搞了一陣無政府主義之後，終於做個誠懇的孫文主義信徒而五十年不渝也。
四十歲的吳舉人尚且如此，二十上下的革命小青年和留學生，就不用說了。「江流石不轉」，孫中山未變也。可是潮流變了。中國現代化運動已進入另一階段。孫公的歷史任務也就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那個「同盟會」的階段了。
同盟會這個革命大拼盤
可是就在同盟會成立前兩年（1903年），中山在日本還祇是個灰溜溜的會黨頭目。他顯然自覺在日本久住無聊，乃於是年九月底離日赴檀香山。但是斯時中山潦倒到資斧全無，由僑商黃宗仰慨贈洋銀兩百元，始能成行。
中山此次一別八年重返檀島，再轉美洲大陸的道理，顯然是他在遠東兩次「起義」（1895與1900）之後，一籌莫展，想回到美洲，另覓機緣。中山先生這個人的長處是信仰堅定、百折不撓。必要時破釜沉舟，為著遠大目標，不擇手段，亦在所不惜——這就是不拘小節的英雄本色。寫歷史的人如把他老人家看成循規蹈矩的聖賢或迂夫子，就大錯特錯了。他此次回檀島，發現他早年的小團體早已風流雲散。檀香山已成了保皇黨的天下。他的家這時還在檀香山，但是家人對他的態度，可能也是「妻不下織、嫂不為炊」了——這位滿口大話，不事家人生產的「老二」，他們怎能相信他後來竟佩「六國相印」呢？一不做、二不休，中山乃於一九○四年初加入「洪幫」（致公堂）當了「洪棍」。洪門的義氣居然幫助他穿過美國移民局的拘留所，而二次進入美國。
中山於一九○四年三月抵美，在美一直住到是年冬季才應中國旅歐學生之約去歐洲。他在美國由西岸到東岸，跑了大半年。其目的無非是組織「興中會」，並籌募革命經費。顯然的他是一文未籌到。正式加盟願意和他一道革命的，據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馮自由著「革命逸史」——所載，也只找到鄺華泰一人。兩個人，革什麼命呢？真是可歎。因此在一九○四年風雪交加的嚴冬，中山形單影隻地駐在紐約市貧民窟中的一間單人房（rooming house），真是四壁蕭然。雖然他個性倔強，永遠不認輸！
可是就在中山命運的最低潮，「山重水復疑無路」之時，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忽然收到中國旅歐學生匯來一筆钜款，據說有八千佛郎（8,000 franc，亦譯「法郎」）之多，並約他即時赴歐，共商救國大計。這一下峰迴路轉，中山至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又進入一個新紀元。
◆ 「同盟會」這個革命大拼盤
「同盟會」是怎麼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說明得很清楚。他是許多小革命團體（加上許多革命單幹戶）所聯合組織的一個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盤。其性質就頗像抗戰末期就開始組織，今日在大陸上仍變相繼續存在的「民主同盟」。
「同盟會」最早的團體盟員計有「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軍國民教育會」、「科學補習所」等等。按道理，這些小團體一經入盟，小團體本身就不應該繼續存在了。但這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幹法。咱中國知識份子是喜歡搞小圈圈的，所謂「黨外有黨，黨內有派」也。原是無黨派之人，一經捲入「黨派」，還要再製造小派系，何況原先已有黨派了呢？「國共合作」期間，有所謂「跨黨份子」（毛澤東、周恩來當時都是「跨黨」的）；「民主同盟」初期老盟員也大多有雙重黨籍的——例如某人是「民主同盟」成員，他同時也是「青年党」或「民社黨」的黨員。這樣一來許多盟員就要發生「雙重忠誠」（double allegiance）的問題。一旦這雙重忠誠發生抵觸，盟內黨內就要鬧分裂了。
事實上，同盟會成立之初，就發生了這樣的問題。當時當「總理」（也就是黨魁）的孫中山先生本人就是個「跨會份子」。他原是「興中會」的黨魁。但此時興中會已不再復存在。原興中會員加入「同盟會」者，也祇有中山本人及梁慕光、馮自由三人而已，而中山卻念念不忘他的興中會。所以等到「同盟會」需要有個「會旗」時，中山就堅持非用興中會的「青天白日」會旗不可。黨魁示人不廣，這一下子就和他的副黨魁幾乎鬧翻了。——這點小芥蒂，在這兩位可敬的民族領袖心中，是死掉也要帶進棺材裡去的。
華興會當時是「同盟會」團體盟員中，最具實力的一個。華興會員再第一次入盟時即有九人之多，再加上「二十世紀之支那」這個雜誌和社址。這刊物旋即易名為「民報」，作為同盟會的機關報。黃興既坐了同盟會的第二把交椅，他倒能捨棄「第二種忠誠」而和孫中山合作無間，但是華興會在精神上卻並未消失。那些後來不願或無意與同盟會發生直接關係的小團體，像共進會、日知會、和文學社等等，實際上都與華興會有最密切的關係。
至於光復會。它在一開頭便是「同盟會」中，意興不大的盟員。會員中最初加盟的，也祇有一個人。同盟會早期的重要位置，他們也未分到一席。一直到章太炎因「蘇報案」在上海坐牢期滿，於一九○六年夏季，東渡日本，接編「民報」之後，光復會的會員在同盟會內才稍形活躍。「民報」乙太炎接編而聲價十倍，暢銷一時。與保皇派的「新民叢報」之筆戰，尤其膾炙人口，譽滿神州。
孰知好景不常，民報發刊未及兩年，日政府在清廷壓力之下，贈中山钜款一萬五千元（1,5000￥），禮逐中山出境。孫公未與眾議，乃收下钜款（留兩千〔2,000￥〕給民報）便於一九○七年三月四日率爾離去。這一下子不得了了，幾乎觸怒了留在東京的全部盟員。他們在章太炎、張繼等的帶頭之下，發動了一次聲勢浩大的驅孫怒潮——同盟會分裂了。光復會也恢復了它自己的組織，和同盟會分頭革命了。是年夏季，徐錫麟、秋瑾等起義失敗就義，後來國民黨黨史上都認他們是同盟會的死難先烈，其實他二人都不是同盟會會員。後來那位被蔣志清（介石原名）親手刺殺的光復會領袖陶成章，原來倒是同盟會員，並做過民報總編輯。陶氏之死，算是叛徒或烈士，連治黨史也難下筆了。
同盟會這次雖然分裂，但是並沒有把這一大拼盤鬧垮。第一是因為這時革命的浪潮已如日中天，而且是全國性的。在千萬革命志士、無數革命集團各自為戰、群龍無首的狀態之下，「同盟會」和「孫逸仙」卻正好具備這個「首」的資格。引一句洪秀全告訴李秀成的話：「朕的江山，你不保，有人保。」第二是，同盟會的團體盟員此時已不發生決定性作用，因為絕大多數（數以千計）的新盟員，原都是一些革命的單幹戶。他們在入盟之前並沒有個小組織。因此也沒有「第二種忠誠度」——他們就一心一意，生死以之，為同盟會的理想奮鬥到底。這種單幹戶最標準的代表，便是汪精衛（1883-1944）和胡漢民（1879-1936）了。汪是廣州秀才中的「案首」（即第一名。也是「三元及第」中的第一「元」）；胡則是「舉人」叢中每發必中的名「槍手」或「捉刀人」，在科舉中為人代考。一九○二年胡為某兄弟捉刀皆中舉，曾獲報酬銀洋六千餅（見汪、胡二人自傳）。那時的六千元銀洋，是一宗嚇壞人的財產。
所以汪、胡二人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他二人入盟之後，立刻就變成「民報」的台柱。再與章太炎等相配合，真是雲從龍、風從虎，幾管毛筆，橫掃天下。而他們底對方的康、梁也是海內第一流，因此在清末他們的文壇對陣，其光輝燦爛，真照耀古今。那時還是個中學生的胡適，也為之目迷五色，讚歎不已。所以同盟會自然也就成為中國革命獨一無二的發言人了。
但是汪、胡在加盟之前都沒有參加過小組織，因為廣東佬那時，不論是革命或保皇，都站在最前排。搞革命要做「會黨」，汪、胡不為也；搞保皇要抬舉「載湉小丑」（章太炎辦「蘇報」所用的詈詞，章也為此坐牢），汪、胡亦不為也。所以他二人就變成排滿革命的單幹戶。一旦入盟，也就祇有第一種忠誠。追隨中山，作其肱股，而終身不渝了。中山也幸虧有了這兩位哼哈二將。
但是那時保持同盟會不致分裂的最大功臣，應該還是黃興。〔黃〕興是「同盟會」中的實力派；也是孫公之下的「林彪」（法定接班人）。他已是眾望所歸，用不著搞什麼「五七一」就可接班，但是黃興這個人雖也是個跨會份子，卻有點儒家氣質——也可說是「固有文化」的涵養吧——他識大體、有氣度；他拒絕了趙匡胤得那見黃袍。並且苦口婆心、認勞認怨的維持了「同盟會」的團結，這才有後來的中華民國。
不幸後來有一些史家，按傳統治史的方法，把締造民國的功勳，全部派給了國父孫中山先生，而對黃克強的貢獻，顯然是祇給了些低?#123;的認可。這可把它的小女婿薛君度教授氣壞了。君度不知吹斷了多少根鬍子。他為他這位民國底Cofounder老泰山明冤白謗，真忙了大半輩子。最近我的朋友汪榮祖教授著書研究章太炎（1991年6月20臺灣初版），也頗為克強不平。其實歷史書為英雄作不公平的定位，是自古而然。楊衢雲烈士還不是因為少了個女婿，而至今無人替他平反，再者，中國現代化是分階段前進的，而沒有「聯俄容共」的後一段，他在歷史上也不可能有今天這樣光鮮的。黃公不幸，沒等到歷史進入另一個階段，他就短命死了，夫復何言？
◆ 「老孫」「小黃」合作的開始
中山先生於一九○五年（乙巳年）七月十九日抵日本橫濱，當即由日本宮崎寅藏介紹認識了黃興（1874-1916）。「老孫」（1866-1925）與「小黃」這兩位華裔革命家的約會，為什麼要通過一個日本人來安排呢？朋友，你如久居海外你就知道，有些外國人對中國事務的熱心，往往有甚于中國人自己。那時如此，現在還是如此。今日在海?#123;兩岸、法國、美國跑來跑去的不知有多少白皮膚的「宮崎寅藏」呢？抗戰前後的斯諾、史沫特萊、阿姆斯壯、白求恩等等，還不是另一種「宮崎寅藏」？
孫、黃二人晤面之後，真是一見如故。黃興這時是中國革命運動的實力派、中堅人物。他有個生氣勃勃的「華興會」。會中圍繞著他這個三十歲的青年領袖，是一群幹勁衝天的「湖南騾子」。他們勾結了長江中上游最有勢力的會黨「哥老會」，在中國十八行省的中心的兩湖地區已搞過數次造反行動，死了不少英雄豪傑。如今這群小頭頭逃到日本，各個都在摩拳擦掌，要得機滲透回國，重新來過。他們留在兩湖地區的還有千千萬萬的小革命，分散在「新軍」之內；附托在教堂邊緣（清吏最怕教堂）；寄身于新政、學堂、巡警等不同的機構裡。他們各個都「新」得要死；和「舊」的、「老」的，尤其是老太后、老官僚、老風俗、老習慣過不去。他們有他們的小組織，但是那些逃亡于日本的黃克強（興）、趙伯先（聲）、宋漁父（教仁）等等卻是他們的小鬼大王、精神領袖。他們勒韁以待，靜候驅策。——另外「華興會」還在日本辦了個機關報「二十世紀之支那」，風行一時。
在華興會帶頭之下，「光復會」中的人馬也圍攏了過來。這光、華兩會，在宗旨上，並沒有太大區別。祇是光復會出自文人薈萃之區，多了一些進士、舉人和國故大師如蔡元培、章炳麟這樣的人。他們也有一批組織家和死士像陶成章、徐錫麟、秋瑾等等。在基層為他們披堅執銳的，也有個駭人聽聞的「青幫」。
總之這兩個團體的靠近，已把長江流域的菁英，籠絡過半矣。其實那時留東學生兩萬人，人數較多的省份大致都有學生會的組織。這些地方性組織雖非革命團體，然類多傾向革命。一經號召，都是革命的後備軍。所以孫、黃接觸之後，他們就想組織起一個全國性的大同盟了。
但是這些革命團體，卻都有其先天性的缺點。就談打倒專制，建立民國吧，他們之中幾乎沒一個人知道，一個沒有皇帝的國家，是個什麼樣子。換言之，他們都是一批未見過世面的土包子。不會講大話、談學理；祇能動手、不能動口。他們也沒有海外關係。同文同種的中國和日本之地，也不知歐美華僑社會是什麼個樣子；對歐美國家去協商、去折沖樽俎，是如何個協商法、折沖法？這一點他們就得聽孫中山的了。
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原是個見多識廣，能說能吹（學術名字叫做「宣傳」罷）的，有名的「大炮」。他說「興中會」單在南洋即有會員十萬餘人。美洲更有的是金山、銀山。千萬華僑是如何的富庶多財、慷慨好義，為革命之母。三合會、致公堂是如何的兇狠，清吏無不聞聲落膽。他與歐美兩界朝野兩界的過往，又是如何的得心應手……。總之，這些小革命團體之所無，正是這位孫逸仙大革命家之所有。——大家攜手合作，截長補短，何愁清社之不屋乎？
現說現賣，一九○五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日本中國學留界，在麴町區富士見樓，開群眾大會歡迎孫逸仙先生。先生著筆挺的白嗶嘰西裝、戴通草帽，按時出現於講演臺上。中山是第一次以現代政治家姿態，像廣大而熱情的政治群眾發表了政治講演。他使盡他天賦的講演天才——連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的演說天才（見「毛澤東思想萬歲」中毛對孫的評語）——使盡了渾身解數。中山一炮而紅。他風靡了當時在場的一千數百位聽眾；透過這些聽眾，他也風靡了當時在日本兩萬名中國學生。透過中國留學生，他也風靡了數已千萬計的底黃海彼岸的祖國同胞。——孫文在中國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就從此確立了。
一個星期後，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在中國近代史上起劃時代作用的「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東京赤阪區一家市民住宅裡，便呱呱墜地了。（為免日本政府干涉，會名中刪除了「革命」二字。） |
|
发表于 2006-1-14 21:20:05
发表于 2006-1-15 11:0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