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的起落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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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型”：毛泽东的影响力曲线

建国以后，最高决策层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或描述，多次使用“马鞍型”这一概念，无非是想说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反复，发展到相应高度后会因为某种减效因素的介入而开始从某个平和发展了一段时间后的拐点上下滑。马鞍型是倒U字型，是对这种发展态势的一种很形象的比喻。

在毛泽东长达五十五年（1921—1976）的政治生涯中，他在党内高层同事中的影响力或威望，从其总体态势上，也体现为一个明显的马鞍型。从1945年七大召开毛泽东个人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毛泽东思想获得根深蒂固地确认而党内团结达到一个极限高点开始，到建国后抗美援朝之前，这是一个以相当高的威望平稳维持的阶段。出访苏联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虽然也失却一些主权，但赢得了强大的支持和国际形象上的确认，共和国也从此可以一种主要是和平的发展环境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待机状态中。

1950年以后，因为在一系列的经济操作上出现失察、失策、失误甚至失败，来自高层同事的失望、不满、反感和抵触与日俱增，直到在对大跃进的评价和对四清运动的策略等方面与刘少奇等发生相当激烈的辩论和对抗。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成功地消除了对一些不友好的同事，但也因这对林彪集团的过分倚重和该集团的釜底抽薪和对江青集团的始重终轻而几乎失去了高层同仁们的总体拥戴，以至于在逝世不久即迅速出现对他的负面评价。

从1943后获得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确保了他在影响力下降到相当程度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使用主席（“负最后决定权者”，其实含有“独裁者”的意思）的权威迅速组织起新的盟友阵容并把怀有异志的高级领导人剔除。但因为没有找到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在此之前，几乎所有强力集团都已经受到他的打击，包括在文革以后对他抱以强大支持的江青集团）作为继承人，他的身后还是出现了按照他的基本假设是失控了的政治局面。毛泽东在生前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权力但却因为没有多少让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举措而丧失了许多权威的事实，是他的影响力曲线呈现“马鞍型”或“几字型”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这种威望或影响力主要是以经常可以接触到的高层决策者群体为参照主体。具体说来是中央委员特别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各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各省级党委及行政主管、国务院各部委等。事实上，发端于七大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即使是在刘少奇这位当年的急先锋本人的调门大大降低之后，在全国范围内仍然有增无减，几至于不可撼动。在国际上，毛泽东的影响力也大为扩张。但是，相对而言，这些层面上的影响力有着极大的间接性、虚构性和盲从性，且不构成在特定政治事件中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当然，毛泽东从这个巨大的忠诚着队伍中随时提拔的分子（如文革前的江青集团和文革中的王洪文华国锋等）也因为进入到了核心圈子而充当了近卫队伍，毛泽东正是借助了圈子中已有的支持者（如林彪）和这些新进分子击败了异志者。

延安时期的支持者一个个地进入到敌对者名单，使毛泽东当年的政治统一战线的结构一天天发生变化，直到他去世前已经找不出多少始终不渝的长期战友——精明地奉行了不与毛主席发生公开冲突的周恩来是一个例外，但即使是他，因为在不失去毛泽东信任的前提下又努力做到随机行事，也并不属于毛泽东彻头彻尾的拥护者。

如果说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五O年那十五年里毛泽东影响力的大跨度抬升同时也意味着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的路上一帆风顺、凯歌高奏、“我们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敌人一天比一天坏下去”的话，则从一九五O年到一九七六年这二十多年里，与毛泽东个人威望的下降相伴随的，是对国内经济社会的许多反复和中央、国务院、书记处等各个权力机构之间的思路不一和相互掣肘，以至于治国效率大大降低，政治和经济之间一次次地出现撞车现象，整个国民经济起伏不定。毕竟，毛泽东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决策者，对国家实力的增长和降低负有第一责任。毛泽东曾经把抗日战争中国共合作的一些不谐和因素称为“摩擦”，事实上，建国以后，他也多次与他的高级助手们，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摩擦。有的摩擦，则充分证明着他在同事们心中的失去威信和同事们在他眼前的丧失价值。

本文以对毛泽东五十五年政治生涯中足以对他的政治、军事、内政、外交等权威构成或增或减的事件为线索，揭示毛泽东的影响力曲线的整体和微观面貌。

一、 上升期（1921——1945）：一路坎坷

1、 参与建党

二十八岁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第一次亮相是在党的成立大会上。这一亮相为他的政治生涯确立了一个相当好的地利和人和条件。而且，在党的一大所代表的五十七名党员中，他和何叔衡代表了其中的十二位，达五分之一强。

另外，坚定、坚守、坚持到建国后的一大代表，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而其他的分子，要么牺牲，如何叔衡；要么脱党，如包惠僧；要么叛变，如张国焘。几乎是硕果仅存的这一结局，也将注定毛泽东因享受到党的创始人之一这一荣宠而强化了他的巨大威望。

而且，先后在中共中央担任重要职务的蔡和森、李立三、罗章龙等，都是他的早期战友。这也有助于提升他的威望。

2、 安源布道

建党后担任中共湘区书记的毛泽东布道活动的第一站，选择了安源煤矿。他与李立三、刘少奇在这里的长时间辛苦努力，为他后来的秋收起义准备了一支很早就被发动起来的工人武装。而且，与刘少奇这位湖南老乡的早期接触，也为他们后来结成的毛刘联盟奠定了足够多的战友基础。

3、 “三大”风采

毛泽东没有参加党在西湖举行的“二大”。1923年的“三大”，毛泽东因为其党员发展等受到了陈独秀的表扬，并因为极力支持马林的“共产党集体加入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而得到这位共产国际代表的赏识。在这次大会上，他被选为党中央秘书。“秘书”副署名权的设定，使得他实际上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在会议上同张国焘的激烈争论，也成为他取代张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契机。这时的毛泽东，可以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了。同时为总书记和共产国际认可，这对于他的影响的上行是有相当作用的。

4、 出任国民党高官

三十出头时的毛泽东，曾经出任国共合作下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二号人物，并主持部务一段时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他，积极投身政治活动，甚至曾经被人讥笑为“胡汉民的秘书”。仅仅从“级别”而论，年轻的毛泽东与更加年轻的周恩来等，与当时刚刚积蓄力量中的蒋介石校长，相差无多。毛蒋之争，便是在做同事的时候，就隐隐地开始了。这可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一段很值得炫耀的时光。

5、 领导农民运动

曾经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曾经在农民运动组织、调查和培训方面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力量。先后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为毛以后的军事和政治生活提供了许多潜在的弟子和支持者。在率领秋收起义残部上井冈山中起到了一定作用的袁文才秘书陈慕平，就是毛泽东在农讲所时的学生。

6、 秋收起义

虽然三路大军会攻长沙失败，毛泽东不得不率领他后来被大大缩编了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转向深山，但毛泽东在这次军事生涯的开端之作里较为深刻地实习了武装斗争这一课程。而这则是他的三大法宝之一。

秋收起义的老底子，也从此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火种和基干成分之一。这支在到达井冈山时不足一千人而后又屡有牺牲等到了延安已经几乎只剩几十人队伍，是红四军、红一军团甚至红一方面军、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华北野战军/山东野战军/新四军一部的前身。由旧军人、工人、农民三大基本力量集合、揉合、整合而成的红军队伍，就是在毛泽东依托深山密林、党指挥枪、密切官兵关系而保存、壮大、发展的模式下由少到多、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其他根据地（主要是鄂豫皖、湘赣、陕北等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毛泽东的经验。由此，没有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毛泽东，因其切合实际的战略战术而丰富了红军的存在逻辑，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共产党军队的创始人、缔造者之一。三湾改编、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等经典篇章，也是他在建军过程中的杰作。

秋收起义的组织，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个人威望的亮点之一。

7、 井冈山割据

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期望在武装割据和缝隙中生存的军事发展，比之于当时过分注重工人运动的中央决策要有相当的现实性。“谋求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的仿苏逻辑，也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工人运动和工农武装的过高估计。在秋收起义的前后，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二者都因为主要侧重于占领大城市而未能较为稳妥地安排好后路。事实上，起义部队都被击溃并处在“流寇”状态。而毛泽东则因为找到了一个落脚点而获得了喘息和休整的机会。在军阀混战无暇顾及红军根据地的环境中，依托井冈山而对宁冈、茶陵、遂川、永新等周边地区的有限度控制，毛泽东创造了一种新的生存和发展路径。以后人们也纷纷仿效，各地根据地呈现四面开花之局。

8、 周鲁谣传

在湖南—江西—福建根据地，毛泽东接待并接受过多个中央或省委、特委特派员的指教。其中第一个特派员的名字叫周鲁。

他传达了中央对毛泽东的处分决定：因为没有积极贯彻攻打长沙的指令而把队伍拉上山做了“土匪”，他被开除了中央委员。可周鲁把消息传达成了开除毛泽东党籍，“毛委员”一下子变成了无党派人士，只好担任了“师长”。这恐怕算是毛泽东历史上的第一个非党军内职务，或者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个军事主官职务。就是在担任师长期间，他还第一次挎枪，迎来了与朱德部队的会师，即所谓“师长见军长”。

中央的这一处分，是当时的党中央对毛泽东农村割据路线的第一次表态，这一表态是否定的。

9、 古田会议

几乎蔓延了后半生的“临机专断”的家长作风在毛泽东开始建军的第一时间就显露无遗。联系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这种独裁作风看来有着深厚的渊源。在某种没有专断就没有效率甚至没有胜算的特殊背景（比如战机稍纵即逝的战争环境）下，这应该是必要的。否则，在民主之风日盛的中国近现代，也就不可能存在生成 “总统”（袁世凯）、“总理”（孙中山）、“总裁”（蒋介石）、“主席”（毛泽东）的土壤。也许，当时的人们都明白：独裁是大大地扭曲人性的，可没有独裁却又是寸步难行的。

但毛泽东在红四军中的专断却立即遭遇了朱德、陈毅等同事和越来越起作用的“士兵委员会”的反感和抵触。大民主的结果，让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丢掉了本来就是“自封”的前委书记。

大家在意识上对“民主”的过分看重，而不是对毛泽东人格的反感，让毛泽东丢掉了兵权。而这一兵权是丢给自己亲密战友们的，原因却是含糊不明的“人缘”。这同时让毛泽东和同事们都感到困惑。毛泽东从此有了第一次“下野”隐居，拒绝参加红四军的八大。直到在周恩来的介入和“钦定”下，陈毅才把毛泽东请到了古田。古田会议以传达“中央来信”的形式确认了毛泽东的复出的合法性。毛因为获得了中央的强力支持而大大地强化了他在军中的影响力。

10、 赣南闽西根据地

撤出井冈山的红四军（后来成为红一军团）辗转在赣闽边界扎根，并逐渐创建了全国最大的一块红军根据地。因为中央大员们分期分批的到来，这里理直气壮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央苏区”。把自己创下的根据地升格为中央苏区，毛泽东在迎来了一个个直接的“婆婆”之后，也享受了较高的待遇。比如说，他明显地比其他割据一方的红军将领如许继慎、曾中生等要走运，不仅仅没有遭遇“清洗”，反而成为后来的全国苏维埃主席。 11、 共产国际讣告

一位美国人在写作他的《毛泽东的政治崛起》时对共产国际的档案进行了一次翻底，发现其中在1930年3月的《》第14期上发布了一份关于毛泽东去世的讣告，并写有一段不短的生平介绍。其中称毛为朱毛红军的创始人云云。

这份讣告是谁发的以及产生过什么影响，历史学家们还没有定论。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是秋白和蔡和森，可以说同毛泽东的关系都不错。是不是他们看到了国内报纸上所登载的“毛泽东于死于龙岩”的传闻而破格发布此消息不得而知。但联系到中/共其他人都未曾有此殊荣，这一讣告还是至少确证了共产国际对于这位创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尝试一条不同于苏联道路的行者的关注。

12、 富田事变

无论从什么角度而论，富田事变都假毛泽东的“污点”。毛朱彭黄与“AB团”之间的复杂甚至微妙的关系，让这一事件在现在仍然弥漫着疑云。但这中间毛泽东参与了对军中党内某些可疑势力的扩大化整肃并引发了由特定人物组织的背叛和挑拨，险些让当时势力并不雄厚的红一方面军发生大规模的内讧甚至兵变。这虽然是象敌人的“反间计”，但其中的负面影响也是现实存在的。

13、 中央苏区政府主席

中国的苏维埃设在了毛泽东创建的苏区这本来就是一次大大的荣光，而这个主席居然没有从中央派来却指定了毛泽东，这又是毛的幸运。设想如果没有这个职务，他在巴西如何可以与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享有分庭抗礼的资格，仅仅是从遵义会议这个在张看来一点也不合法的非常会议上获得的政治局常委如何可以代表中央？如果他不能代表中央，又怎么可以说是张不服从中央并建立第二中央？再则，如果没有这个职务，他在一九三六年也不好与各界进行书信公关呼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主席”这个称呼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这之后他才次第获得“军委主席”和“党的主席”的身份。毛泽东如此看重“主席”这个可以与孙中山的“总理”和蒋介石的“总裁”相近的称号，是不是始于瑞金且不必说，但为毛带来了持续的影响力却是无疑的。

14、 漳州之役

在毛泽东的从军史上，我个人愿意把漳州之役放在他的“妙笔”系列中。在中央要求实力不足的红军会攻大城市的号召下，彭德怀的三军团不仅没有打下赣州而且损失颇大。已经被剥夺了方面军政委职务的毛泽东被临时征调到前方果断要求撤围并以政府主席职务率领东路军长途奔袭敌军势力较弱且具有出海口之利的漳州，是一个相当实用和变通的决策。这一战役的胜利为红军获得了一次投入少收益巨大的好“买卖”。不仅仅缴获了红军史上的第一架飞机和大量的物资，还因为其中的一百万银元的横财而确保了红军的经费支出。这笔特别收入曾经成为毛泽民的一项机动财力，一直到长征派上了大大的用场。

千里偷袭敌人空虚后方并调动敌人是毛泽东的拿手绝活。长征的获胜也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这种泥鳅战法。漳州之役后长征之前毛泽东还提出过转战苏浙皖赣的构想，那里可更是富饶，可以大大地解决筹款、扩红和发动群众等多重需要。可惜，不知兵的博古们考虑都未考虑。

15、 宁都会议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是毛泽东的“滑铁卢”。他被剥夺兵权达二年多之久。这次会议的发起者是苏共中央局，主要是项英、任弼石、张闻天、顾作霖等。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是他的同情者。在这次会议上，他因打胜仗而刚刚恢复的红一方面军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代理，而他个人只好去后方养病。

16、 批罗明路线

毛泽东在性格上的独断专行是他在不是一把手的情况下的莫大缺陷。不仅仅王明当年在拉他不打开始反感他，也不仅仅是项英等反感并打压他，博古来到苏区的第一件事也是拿他开刀。

这位二十六岁的中央总负责到了苏区，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罗明路线，接着是江西的罗明路线即毛派人物“邓毛谢古”，再接着是军内的罗明萧劲光。

从外围对毛泽东支持者的清洗到了风声鹤唳的程度，毛泽东几乎被彻底孤立。可这个时候的他既讲策略又不服输，他甚至公然地让贺子珍去看望狱中的萧将军而让博古大不光火。可是，身为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的不签字，还是保存了萧的一条性命。

17、 于都监禁

长征前，毛泽东不仅仅扔去了兵权，连在政府中的总理职务也被替换，他只是一个持名的主席了。在这个时候，他在于都呆了好长时间并在那里大病一场。

人们对那一段的史实还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说法。至少有三种说法并行者：一种说是到那去作调研工作，这是中性的；一种说是受周恩来委托去那里调查于都河的水势，以确定从那里架桥“西征”；另一种说法则说是毛泽东在那里被秘密监禁（10）。

哪一种说法都有可疑之处：身为主席的他正临四面大军压境为何跑到那个地方无能为力调研？已经被解除了军内职务且据说差点不让参与长征的他为何受命去做工兵的工作？如果被监禁，他又何以在之后被允许参加长征？

在一次接待外宾时，毛泽东提起过自己曾经被监禁的事但语焉不详。不知是不是指这次。如果有，他不可能不在延安对此事进行质疑。可我们看不到这样的资料。

不过，于都之谜还是说明，他在长征前的影响力已经到了一种岌岌可危的境地。

18、 遵义会议

从通道到黎平再到猴场，毛泽东在三次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的“实用”主张渐渐被决策者们接受。而随着影响力的抬升而借助王稼祥进行的串联，遵义会议成为一次对博古军事路线进行的清算和颠覆。在众多同事的支持下，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并拥有了有限的兵权（因为最初只是周恩来的助手）。博古李德的气焰则受到打击。

19、 土城之役

土城之役的失败差点毁了毛泽东好不容易夺得的发言权。这是因为毛泽东希望打一场歼灭战的想法因为情报失误（以为是三个团结果是六个团）而打成消耗战。郭勋祺的战力不俗而长征中的红军则因为迭次战斗的摧残而战斗力下降。毛泽东只好选择了撤围。这一败仗首先遭遇了博古和凯丰的质疑。但毛泽东成功地借助情报失误而推卸了责任并要求赋予自己更大的专断之权。这之后建立的三人军事小组（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再一次抬升了毛的地位。周恩来的甘做助手和王稼祥的不懂兵法等于把毛泽东推上了一个军事主管的地位。

20、 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这一灵活机动的战法虽然在今天还争议不断，但从结果上看确实为红军摆脱困境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后来的人们多称四渡赤水为“奇兵”，而当前的林彪则认为这是走“弓背”路。其实，在当时的追兵“围三缺一”的情况下，这似乎是最为灵活机动不打硬的作法。既没有“奇兵”那么高明，也没有“逃跑”那么简单，应该是从实际出发的必然。在后来，毛泽东自己似乎也有评价，他在指导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时称：可以多休息少跑路，避免如当年长征时跑路太多休息太少的境况（11）。这如果不算毛泽东对长征中特有战法的否定，也算是一种检讨。

21、 金沙水拍

渡过金沙江摆脱了追兵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毛泽东机动灵活战术在长征中的成功。红军越来越远离了解散的危险。在整个长征信得过中，这一危险一直存在着：一旦失败就分散转入地下，等待新的高潮。

22、 两河口纷争

与强大的四方面军的会师是毛泽东在长征中遇到的一个特大危机。他通过退让获得了在和适的机会再与张国焘进行政治清算的机会。

23、 哈达铺畅想

到了打下腊子口之后的哈达铺，得知了陕北还有一块红军根据地，毛泽东的长征才算真正进入到收官阶段。

24、 陕北定居

在陕北定居达十二年的这一事实说明了实实在在的问题。中国西北的这片贫瘠之地成为中国革命的“休养之门”，而后展开的抗日攻略让毛泽东真正崛起。



25、 东征西讨

由毛泽东和彭德怀主导下进行的东征和西讨，扩大了陕甘宁根据地的地盘，也让已经仅仅剩下一个骨架的红军一方面军再次扩张为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军队。

26、 抗日统一战线

全国抗日高潮让毛泽东摆脱了被国民党军赶尽杀绝的危险。以何香凝给蒋介石寄女人裙子、续范亭在中山陵自杀为标志的全民抗日倾向配合了毛泽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努力，低潮中的红军迅速地转入以抗日为主题的发展高潮中。

27、 西路军悲歌

虽然张国焘的西路军失利在很大程度上让他丧失了与毛泽东的竞争力，但这支多达二万一千人的部队的覆灭也有毛泽东的责任。这种责任至少表现在军事营救不利和过分寄托在谈判上两个方面。因为主张西路军向西而不是向东作战，而援西军又派出太晚，决定了这支孤军只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在谈判中要求放这支部队一条生路的要求没有被真正接受，也让这支部队面临绝境。

28、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这一策略有三个关键词：独立自主、山地、游击，个个都可以说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实用策略。虽然这三个关键词都曾经被有限度地改变过，毕竟还是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29、 钦差天降

王明归来后，党中央一度一分为二：延安总部和武汉的长江局。党内“轮流执政”的五大书记也分为二处。在抗日战线问题上，身负共产国际使命和蒋介石厚望的王明，曾经在武汉威风八面。他甚至借用毛泽东的名义对外发表文章。而“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说法一席造成党员和军人们的思想混乱。

王明的归来和他在长江局的主政，让当时的中/共出现了两个声音。毛的同事中出现的又一个竞争者。

30、 六届六中全会

又是王稼祥支持了毛泽东。他从共产国际带来了斯大林“还是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尚方宝剑，王明不得不在精通斗争艺术的毛泽东面前败下阵来。

31、 轰炸下的婚礼

据叶永烈考证，毛泽东与江青的婚礼举办于1938年11月19日，婚礼的第二天，日本的轰炸机第一次袭击了延安。

而毛江之盟的缔结，也在延安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放弃十年来为革命和毛泽东都做出无私且巨大奉献的贺子珍，而同上海来的三流党员、有过多次桃色新闻、政治历史模糊不清的江青结婚，这是让以张闻天、项英为代表的政治局同事产生强大反感的重要原因。据国民党从王若飞的日志中侦知，党内曾经对这次婚姻有过一次有限度的干预。盛传中的“约法三章”，对江青当前和以后的身份都有所限定。这不仅仅触发了江青本人相当长时间的逆反心理，也让当时的毛泽东恼羞成怒、知其不可而为之。以康生为代表的支持者，也在很强烈的印象中博得了毛泽东的好感。

这场风波使得以往在婚恋问题上相对自由洒脱的毛泽东第一次表现出了对婚姻的忠诚。尽管从一九四八年毛泽东就表现出了对江青过度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强烈不满，但他没有同江青分手。这也是毛泽东执拗性格的一个显著表现，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既是知错也不改。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从后来对彭德怀的处理上看到。

纯属于毛泽东个人私事的问题发生的这一重大分歧，第一次在毛的周围出现两大阵营：一是保持了与毛泽东的君子之交的政治伙伴，一是因为同毛泽东和江青个人关系的接近而形成的朋友圈（最初是康生、陈伯达等，后来发展为以江青为召集人并越来越在政治局享受发言权的文人集团）。而且，这次结婚，也为他带来的较多的不敬甚至不满。

与江青这位具有相当才具的政治敏感的女人结婚，也使毛泽东保留了一支随时可以出击的近卫力量。尽管，在当时，毛泽东在高层同事中的威信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32、 论持久战

在中国人并不是完全完全自己的力量取得对日作战胜利之前的一百多年，中国这个形式上的大国已经在西洋和东洋人的手下败过N次。但任何一次都是国家之败而不是民族之败。清政府出于对自身政权的保留而选择了求和，这种实际上是投降的作法在之后大大地伤及了国力和民力。一次次地战争赔款让清政府迅速衰弱下去。以后的历届临时政府也不得不承受国力空虚的尴尬。

但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成功地发掘中“人民战争”这一哲学和军事力量。“兵民是胜利之本”让人们想到了鸦片战争中并没有失败的“平英团”。因为人民群众一里被发动起来，他们的反抗会是永远不会停止的。这一点确保了人民不会失败这一逻辑结果。毛泽东的幸运在于，他的党因为放手发动群众这一绝招不仅将日本鬼子拖瘦拖死，还把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军几乎成建制地消灭。

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具有政治和军事上的里程碑价值。因为有持久战这一战略，抗日不会有失败——虽然哪一天胜利还是未定数，但他当年预测的十年应该是合理的。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得到了如“小诸葛”白崇禧的认可并被国民党将帅们有限度地接受，这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大大地扩展其影响力的一个标志。

33、 百团大战

从持久战和“拖”字诀出发，平型关和百团大战都属于相对而言战术效率低下的运动战或消耗战。“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平型关战役和杀敌二万自损二万的百团大战，仅仅从战术上说都太不划算了。毛泽东希望八路军和新四军以独立自主的山地（后来发展到了平原）游击战为主，以保存和发展有生力量在战略反攻阶段和“后抗日战争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联系到百团大战后日军开始以八路军为主要的打击对象、抗日根据地和抗日力量大幅度锐减、国民党部队得以坐山观火斗并因为觉察了八路军的日益强大而加紧了反共高潮这一事实，可以认定百团大战是不策略的。

但是同时，百团大战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又很突出。八路军不是“游而不击”、抗日战争必将胜利等等结论都可以从中得出。中国共产/党人从此有了更大的影响力。



据说因为这场大战毛泽东在整风中对彭德怀“骂了四十天的娘”，想来也是出于毛泽东富于远见的“战争经济学”的考虑。太大的战役损耗率和对精英的非必要性牺牲是彭将军的策略性失误，高估了对囚笼政策的破击而低估了日本人的报复性反击则是彭将军的技术性失误。

百团大战提升了毛泽东和八路军的整体影响力，但减少了敌后抗日力量的隐蔽性和安全性。

34、 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也是毛泽东战争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它是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它的有效实行确保了党和军队的后劲和机动性和稳定性。是在战争环境下应付困难局面的一步妙棋。

35、 大生产运动

以屯田和生产自救的方式摆脱经济上的困境，不是毛泽东的发明。但这一运动的实施却支持了党和军民的生存和发展。虽然属于无奈之举，但走出危机就是胜利。

36、 矛盾论与实践论 一个政治首脑不可以不是哲学家。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力的全面。从将领和同事中来又在全面和特定单项都高于自己的将领和同事，这是毛泽东成为领袖的一个知识结构和个人素质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在有了充分的安定之后下大力气攻读马列主义著作的努力，不仅仅是大大地提升了他的哲学和政治训练，还让他有了避免再次被“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动辄以马列主义水平不够而进行的指责。两论的发表，标志着他从整体上超越了那些华而不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家。

37、 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不是毛泽东的荣耀，但却在后来演化为他在政治上的一种优势。

从现在得到的史料来看，皖南事变是一种必然。因为这是对新四军在黄桥战役的一次报复行动。新四军在江苏对韩德勤和二李的挤压，引发了国民党军对“面敌背顽”、地利条件很险恶的新四军军部的觊觎。

“皓电”和“齐电”都是很严厉的，可苏联人提供的信息让毛泽东存了较多的侥幸之心，而深植于项英身上的更大侥幸心理几乎断送了新四军军部和下属的三个团（傅秋涛的那个团的一部分突围成功）。

毛泽东的“佳电”被证明是一个判断失误的表达。但它却成为在事迹后向国民党进行政治反攻的一个武器。

如果说项英在国民党方面限令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必须移出的通牒下仍然选择在一月四日才动身是皖南事变的直接原因的话，让叶项的部队在没有什么接应有情况下北上则是毛泽东的责任。面对七万人的包围（最初的名义是护送），一只九千人的队伍独立北上是危险的。而他们实际执行的是转折南下和东移的行动路线也授予人以柄。可毛泽东在此前认可陈毅的部队北移而不是接应军部也应该算是一个战术失策。因为这无异于把军部九千人变成了“孤军”。

可以说，皖南事变的最终发生，项英和毛泽东是共产党方面的二个重大责任人。毛泽东也肯定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这使他在此事迹发生后十分诅丧和暴怒，甚至不惜统一战线的破裂而针锋相对地重建已经被撤了番号的新四军。

38、 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统一了全党（主要是中下层）的思想并树立了毛泽东的权威，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引发高层诸同事们的不满。事实上，建国以后的诸多恩怨，都和这次整风有关。对知识分子的许多不尽人情的“打击”，也可以从这次整风中找到渊源。

整风确立了毛刘同盟长达二十多年的政治稳定性。从这个过程上来看，毛泽东的政治威信也有“成也刘郎败也刘郎”的特征。

39、 敌进我进

抗日给了毛泽东的军事和政治势力大规模发展的机会。因为日本人占领的地方，蒋军基本上被排除。所以，毛的“敌进我进”的战略让共/产主义势力迅速在敌后发展壮大。因为这种壮大是在同敌伪顽的斗争中获得的，这使得共产党和军队和干部有了远远高于国民党武装的实际战斗力。而这种战斗力是后来只用三年就击败国军的身心基础。

抗日之初，共产党的抗日主体八路军主要在山西的四角安家。这之后，一二O师进了绥远（后来去了冀中）；一一五师一部进入河北和察哈尔，另一部则越过河北进入山东；一二九师进入河南和山东。再之后，新四军在多个地域建立了游击区或根据地。八路军和新四军甚至在江苏会师。抗日战争结束前，南下支队甚至打到了国民党在豫湘桂大溃退失去的地方。

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在抗日的最前沿这一点，可以驳斥任何的污蔑，且赢得了民心，且在第一时间成为失地的收复者。这种地利上的便利，是在抗日战争中打了许多大仗、恶仗和败仗的国民党力量所不具备的。这也使得谁是抗日的主要力量成为一个持续性的争议话题。

40、 七大欢歌

从一九四三年毛泽东在党内获得“最后决定之权”，到一九四五年“七大”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尊崇地位，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达到了他的历史最高点。在这之后的建国，则因为他的首脑地位而让他在全国的威望达到了最高点。这是对他政治生涯中的前二十八年凭借“军功”和政治功绩而获得的。换句话说，他在“打天下”的过程中，为自己积累了莫高的影响力。虽然这种影响力因为他在治国方面（比如治理和发展经济）的一些不足而呈下滑趋势，但必须说，他前半生的五十六年是极其成功的，成功到可以与任何一个开国“君王”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虽然比清代全盛时要小了很多，可他基本上只对外蒙古的独立负一些间接责任（表现在他在赴苏时没有提出对外蒙的索取，虽然因为国民党方面主持了公投而让这一索取本身不再有多少意义）。

七大某份报告中，提及毛泽东的名字达一百零四次，而在八大中，同一人的同一类报告则降为八次。这是毛泽东影响力的一个显要参数。毛泽东与历史上的诸多帝王（比如秦始皇、朱无璋等）一样，他的打天下可以得一百分，而他的治天下则可能只能得到七十分。

二、 平稳期（1945——1950）：一路笙歌

1、 抢占东北

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军队倾精华之师抢占东北（险了哈尔滨之外基本上都是农村）是一步大大的高棋。林彪指挥下的东北部队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以及三次大的季节攻势把蒋介石的豪华之师玩弄得五迷三道。辽沈战役又把关外的国民党军几乎全数包揽（海上跑了五十二军）。在一个基本上是孤立的战场上投入几十万精锐，并眼睁睁地看着它全部毁灭而没有多少办法营救（华北的蒋军被聂荣臻的三个兵团拖着），这真是蒋公的败招。

东北的抢占和最后占领，不仅仅为共产党的军队多出了一个多达百万的生力军（那是一支怎么样强悍的部队啊，先锋的二个军就有十二万人），而且还为整个国家的解放多出了一个大后方。

有算命先生说毛与蒋的搏斗占据了八卦和五行上的地利。长征而后去的西北和抗日之后去的东北是所谓的生门和休门，安得不胜。在最为狂热的某个时期，中央甚至都想搬到东北去。不过即使毛周刘没去，东北也仍然是政治局委员最多的一个地区。曾经是党内总负责的张闻天在那里仅仅是一个二级分区的领导人。

东北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开战前抢占的第一个大场。那子力价值是巨大的。

2、 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本来是毛泽东的被动行为，但在这次谈判中他在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心中获得的广泛同情则是他的巨大收获。那首《沁园春·雪》简直就是一种标志：标志着蒋公影响力的下降和毛公影响力的上升。

技术上的进退是次要的。但毛泽东同意把南方八个解放区的部队北撤则明显是以退为进之策。在这之后的正式开战，毛和蒋在中华版图上同时展开了五个战场上的撕杀：五个战场即正面战场上的内线（如许世友的胶东兵团）和外线（如韦国清的苏北兵团）、远征到敌后的大军（主要是刘邓、陈谢和陈粟）和敌人大后方的数支数量上并不起眼但作用上却不可轻视的游击队（后来编为四个纵队如曾生纵队），以及战斗在敌人心腹的地下工作者。

3、 各个歼灭

刚刚从抗日战争的分散状态下走出来的人民军队，还没有习惯以后同蒋介石争天下所需要学会的运动战、阵地战、攻坚战、掏心战等战术。最初的接触是以节节退缩、以空间换时间、以我方一城一地的丧失换敌方一师一旅的消耗为特征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迅速指导将帅们调整战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于是乎，敌人的优势在一个一个旅地被歼灭的过程中丧失。从全面进攻到重点进攻，蒋介石已经感到了兵力的不足。而他在华东和陕北的被拖住，则为“共军”在东北、中原等战场上的一次次反击提供了条件。从解放战争初期人民军队一次歼灭“国军”几千人到后来华东、中原战场上的几万人，再到东北三大攻势中的十万多人，发展到济南战役和三大战役中的十几万人和几十万人，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就在这样一次次、一块块地被歼灭中走向了崩溃。

迅速歼灭连强大的日本军队都没能歼灭的国民党部队，让毛泽东和他的军队获得了无上的荣耀。

4、 转战陕北

毛泽东拒不过河而转战陕北的经历，绝对不可以简单地说成他性格上的执拗，我个人认为反而是他个人魅力的一次集中体现。类似古代君王的霸气，让他面对二十五万大军谈笑自若，并率领远离自己野战军的四百人支队里纵横捭阖并在简陋的“帷幄”中运筹着全国战局，这是一种何等的风度？

就是在这样的艰难中，他还从来不忘记抽冷出拳，以二军牵制下的三军动出敌后，是他在个人境遇相当尴尬的状态下的飞来之笔。除了刘邓挺进大别人、陈谢进军豫陕边、陈粟南下豫皖苏，他还想过用“叶王陶”采用蛙跳式战法挺进闽浙赣，即所谓你敢打我的延安我就敢扰你的南京。这样的狂想和畅想式战略，如果不是身为诗人的毛泽东，又有几个能设计得出来呢？

就是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毛泽东“占领了延安也就离失败不远了”的哲理性预言。

转战陕北，是毛泽东的杰作。

5、 逐鹿中原

逐鹿中原并不是毛泽东的初衷，但他导引下的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和粟裕的几次在内线打几场大规模的歼灭战的主张，一起构成了后来的战争布局。二野挺进大别山的部队虽然减员严重，但从全局来看，这却是在长江以北对蒋介石以有效打击的一个明智选择。

6、 第二战线

敌后第二战线是由共产/党的同情者为主力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毛泽东的同盟者甚至同情者对他的配合。

7、 三大战役

三大战役在国民党军称为“会战”。这可以比喻为一种对抗中的“会餐”。三大战役让国民党在整体上丧失了进攻能力。

8、 招降纳叛

大面积的起义、反戈和投诚和和平解决让蒋介石的势力被推枯拉朽地摧垮。从三大战役结束，毛泽东已经成为实际上的中国主宰者。

9、 和平建国

大量地借助各党派的力量和以前的敌对力量来构成共和国的权力大厦的基石，是毛泽东大得人心的一个表现。如柳亚子们一样对新的政权有莫大期望者，大有人在。这种期望让建国成为一件万众欢腾的大喜事。这种期望当然也是对毛泽东的期望。

10、 中苏条约

1949年甫一建国，毛泽东就去了苏联，他的目标是某种“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他确实部分地得到了这个东西，即废除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定的《中苏友好条约》重新签订《中苏友好互助条约》。但从具体内容上讲，中国仅仅是部分地收回了主权，但又损失了一些主权（表现在新疆和东北对苏联的诸多排他性的“合作”项目），而且，未再对国民党当局默认甚至确认了的外蒙古公投独立提出多少疑义。

必须说，新生政权的领袖毛泽东对那个不仅仅在苏联而且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都似“大独裁者”的斯大林还是心存敬畏的。从他在西柏坡接待米高扬时说了那么多的反话、在苏期间又没法施展出尽可能的强硬、在斯大林在世期间没动斯大林的宠儿高岗等表现来看，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中苏条约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了一个强有力的同盟者，从而大大地减少了战争的威胁。但也因此而增强了对苏联在经济政治上的依赖。这种依赖的一个经济后果就是，从此中国欠下了苏联的大量外债，为还付这笔厚重的外债，

三、 下降期（1950——1976）：一路相搏

1、 抗美援朝

如果说毛泽东赴苏虽然受了许多委屈但毕竟拿回了《中苏友好互助条约》总是一个明显的收获的话，从抗美援朝开始，毛泽东的“最后决定之权”开始迎来他在建国后的第一次大面积“抵制”。几乎没有一个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同意他的入朝作战方案。原因当然也是言之凿凿的。然则，这所有的人可能都没有毛泽东的站位高，都没有人比毛泽东讲政治，都没有比毛泽东更渴望着与肯定要交手的美国人在最合适的战场上和合适的理由下打一仗。

入朝作战在前三次战役中几乎取得大胜。可在以后的拉锯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保障成了最大的问题。第五次战役中有成师级以上建制的部队被包围。战争在打打谈谈中持续地消耗着国力和军力。解放台湾成为一件越来越遥不可及的事情。战费占去了年收入的一半。从苏联那里所借的军械等债务（据说多达十五个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巨大负担。这份负担也在间接意义上促发了毛泽东搞大跃进的急于求成思想。而大跃进的实施又导致了对彭德怀的错误清洗。大跃进和贬彭这两项错误又引发了毛威望的大幅度下降。而面对一线力量三大员（刘邓彭真）的“冷落”毛发起了文化大革命。如此说来，整个建国期间毛泽东的一系列失误，最基点上都和抗美援朝这一决策有关。所以说，虽然这场战争为中国赢得了相当高的国际声誉，它却抵消不了它的“后遗症”。

讲政治讲大局的人比别人更能看清援朝战争的利益，而讲经济看长远的则发现了这场战争的弊处。而力排众议要打这场战争的毛泽东，则因此在一些高层领导者中的威望下降。

2、 经济危机

依靠陈云成功度过上海经济危机，让共和国中国的尊严大涨。可这当中对经济领域的统制，也使得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了抑制。

3、 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几乎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战胜蒋家王朝的第一法宝，因为这使得毛泽东有了基于农民的巨大感召力。源源不断的兵源支撑了他的各项战争，在解放战争中甚至不需要大量征兵而依靠“即俘即补”就可以确保队伍的壮大——原因很简单，国民党的兵也大多是从农民中来的。八百万军队几乎可以说是一触即溃——以日本人的强大打了八年尚不能征服国民党军队，弱小的共产党军队只用三年多就把他们几乎消灭干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毛泽东对人民的发动，相比之下蒋的将军虽然诸多名将、五大名牌也堪称铁军却经不住他们的士气低下。五大名牌中，只有七十四师还算是以其实打实的战斗力与华东野战军拼了个你死我活，其他的四支基本上都是在大势已去的局面下被包了饺子的——新一军和新六军败于林彪，五军和十八军则输给了刘伯承和粟裕的联军。另一个皇家王牌第一军一师一旅则并不壮烈地败给了陈赓。桂军的战斗力据说也很强大，但在林彪的追击下也没有打过几个漂亮仗。

大家的部队的兵源都来得农民这一点使得谁能够争取到农民的心谁就争得了天下。解放军的训练水平和装备水平肯定不如国民党军，可这训练和装备后来却大批量地成了解放军的战斗力。何也，失了农民的心也。

土地革命中也有过许多的误差，但在根本是这是毛泽东取得中国政权的基础原因。

4、 三反五反

镇反和三反五反表现出毛泽东狠的一面，他甚至想着需要砍下几十万颗头颅才会确保新生的政权不被动摇。运动的扩大化肯定伤害了许多并非共和国对立面者的心。

5、 清除高饶

对高饶的清除既是出于毛泽东对东北王的反感，也是因为刘周陈邓等人对这个宗派的排斥。仅仅从高岗的自然就可以推断，他实际上还有许多难言之隐。

6、 批武训传

批武训极容易被看作一次毛泽东的大题小作。但从中反映出他对知识分子的轻视却是肯定的。他一方面看不起知识分子，一方面又希望他们为自己所用。而批武训则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洗脑的一个经典事件。也许从延安的座谈会开始再经过批武训的洗礼，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准备对毛泽东保持不合作的态度。

7、 纠批胡风

鲁迅的学生胡风，因为当年老师的反击而没有败在“四条汉子”的手下，但在毛泽东的干预下，他却迅速成为反党集团。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仅是对鲁迅的反攻倒算，也是对四条汉子特别是周扬的支持。文化界的是非变得含糊不清。

8、 整风反右

为了帮助对本党进行整风，毛泽东在未得到政治局同事们的广泛支持的情况下求助于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而知识分子们的一些过分的意见因激怒了广大的党员干部而付出了代价。而对知识分子的清洗负主要责任者，却是毛泽东。因为他大大地失信于“士人”。

9、 三面红旗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因为从上到下过于“左”的策划和操作而变成了一次得不偿失的冒进，对社会资源的极不合理的配置让国力和民力大伤。三面红旗不但没有取得“多快好省”的目标反而把国民经济拖到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中。“赶英超美”的良好但不现实的狂想透支了国民经济的体力。

10、 庐山肃彭

不愿意承认大跃进的恶性后果有某些人所调查的那样且又反感某些人对他权力的威胁，毛泽东对彭大将军进行有嫌丧失理性的反击。这让毛泽东知错不改妄自尊大的形象陡然抬升。他的个人影响力大降。

11、 秀才质疑

毛泽东个人影响力的下降主要表现在他的高层同事中。可他的身边工作人员对他的议论则是更为直观的一项参数。身边秘书的不满和怀疑，是毛泽东在建国后信任危机的最近处的爆发。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等被毛泽东忍痛放弃，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和对自己的忠诚中掺人水分的人做亲密的往来。



12、 一线二线

同时在军人、百姓、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高层同事和身边工作人员中威望的大幅度下降，使得他在后来很自然地交权。新国家主席刘少奇成为一九五九年以后的主要魅力中心，他的周围还有总理周恩来、总书记邓小平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

刘主席夫人曾经对儿女们说过的一句话被某些外国人引用来表现毛影响力的下降和刘影响力的上升：“毛主席把担子交给了你爸爸”。

13、 七千人大会

一些历史的写作者把七千人大会写成了毛泽东的检讨会。因为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比较正式地对五十年代的决策失误承担了责任。高傲的主席因为确实存在的失误而略低下了他高傲的头，但好多人（尤其是另一位主席）没有想到他这是以退为进之策。

14、 四清五反

对农村基层政权的“四清”和对城市的“五反”是文革的预演，有相当比例的基层政权“烂掉了”的严酷事实和后来认定党的高层也出现了大面积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这一判断，是毛泽东抛开政治局、诸多方面基本上可以说是以“个人名义”发起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所不同的在于，四清五反是在党内进行的，文革则借助了“人民”的力量。

15、 大权旁落

“大权旁落”是分出一线二线以来的事实，因为理论上毛泽东确实交了权。但他肯定不能忍受一线大员们对他的漠视。不请他参加有关会议、某些请他审阅的报告过于专业、相关领导数年不找他一次、北京还出现了旨在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的三家村札记、他欣赏的一些文章只能在上海发表而不被北京接受等一系列事实，让他认识到“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北京权力圈有在他生前就“复辟”的可能。他准备反击了。

16、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从文化领域入手，但逐步深入到经济政治生活的广大方面。对执政机器本身的怀疑让他准备再发动他一生中的第二次革命。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逻辑便由此生发。一项再次发动群众“推翻”蜕化变质的“资本主义当权派”的革命（注意，这次他用的词是“革命”而不是“运动”）在他的号召下自下而上地爆发。

17、 炮打司令部

因为某些当权者的压制和阻挠，文化大革命在最初有夭折的威胁。于是，毛泽东亲自出马，也发出了一份重磅炮弹，目标直指党中央的另一个“司令部”。主将的介入让这场革命迅速取得阶段性成果：继彭罗陆杨之后，两个高层一把手（刘和邓）被清除。

18、 江青崛起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三大助手。一是周恩来，一个“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在执行中理解”的同情者；一是林彪，一个期望从紧跟中获得更多政治利益的预期“接班人”，他可以说是毛泽东两次重大行动（批彭和文革）的直接受益者；一是江青，她在文化方面的政治敏锐性被毛泽东所看重，而她组织的文人集团也被寄予了厚望。

就是在文革中，江青崛起了。这位更多的是靠主席夫人这个资格的新生代“政治家”后来成为文革的主要指导者，她起中坚作用的“文革小组”在一个阶段甚至取代了政治局。

江青集团对几乎全部老干部的“打倒”让她的政治人缘臭不可闻，也是她极不讲究政治艺术的表现。因为江青集团的臭名昭著，毛泽东不仅影响力大减，而且也没能实现自己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预期目标。

19、 林帅夜遁

文革的中期，毛泽东对于“国家主席”这一敏感甚至“伤心”职位的禁忌，让此前一直坚决捍卫甚至以极端的方式神化（因为这种神化过于滑稽而让毛泽东越来越反感）毛泽东的林彪集团大为不安。高傲的林帅选择了对抗甚至制定了“五七一工程纪要”，拟置B—52于死地。他的阴谋在耳聪目明的毛泽东面前破产，最后落得个折戟沉沙的结局。但这一主要支持力量的垮台，让毛泽东遭遇了在心理和逻辑上的巨大困惑。此前他默认甚至支持林副主席搞掉了几乎所有的军内老干部，以致于当林彪自毁之后他已经没有几个大将可以依赖。他做出了第一次悖于文革初衷的决策：为二月逆流平反。

20、 用王启邓

他的第二个悖于文革初衷的决策是重新启用邓公。这一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出于他的一种幻想，比如让邓来辅佐从文革中脱颖而出的王洪文们。

如果毛泽东去世再晚上三年，他极可能会把他发起的文革大革命做得更成功一些。比如说，他可以把在这次革命中提拔起来的干部们的政治威信加以巩固。这些干部以对王洪文的期望最高，其他还包括如倪志福、吴桂贤、郝建秀、陈永贵等来自各个战线的成功者。把华国锋和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经过了一定考验且相对年轻的老干部引进政治局，可以构成一个老中青相结合的结构合理的班子。

可他还是去世地太早了。这两支已经进入到中央的政治力量和仍然在野的群众力量（如红卫兵和造反派以及诸多的“革委会”）都没有经得住考验。这也在组织上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这一失败当然也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第二次革命的失败。

21、 贬邓用华

到了晚年，毛泽东身边的长征同事也许仅仅剩下了周恩来和叶剑英。长期倚重的林彪叛离了自己。“四人帮”在文革中起到了很大的但也可能是很臭的作用这一点让他越来越多不满。当他开始准备选择华国锋这位能力很难有多强但人缘还不错的接班人时，他实际上已经处于无兵可派、蜀中无大交将的尴尬境地中。他希望托孤给叶帅，可叶帅后面却是数不尽的、他在文革中打倒过的人。

用华是同贬邓相联系的。他对那个从做了总书记就一直对他充而不闻、“从五九年以来很少找他”、绵里藏针的邓公的执拗大大地失望。他已经不能指望“能力很强的”邓成为他身后的“护法”。他只好把他拿掉。

可华的身边只有所谓的“小四人帮”算是真正的同志。江青们不知权术地开始“倒华”逼华倒向了叶帅代表的老人势力。

毛泽东已经没有力量左右他身后的事。可这也在相当程度上注解了他威望的式微。如果华的政权地位不能巩固，他便等于是把自己置于孤家寡人的境地。后来，就有人直斥华国锋的地位只是毛泽东的指定而不是全党的选择而“不合法”。毕竟，如果说一九四三年毛泽东本人获得了“最后决定之权”是合法的话，他去世后只能重新洗牌。

随着毛泽东的去世，他的威望便越来越成为一种“概念”。妻子的被专政、接班人的被撤换和当年曾经垂青过的政治力量“红卫兵”和“造反派”的被冷落，让他的个人影响力后退了四十二年的低点。

一九八一年《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认了这种影响力的下降，但平衡了各方参差的意见而给了他一个不算太低也不算很高的评价。这个评价也许十分适合当时人们的心理状态。能够在他去世三年就提出一个不致于引发大乱的结论，这说明在他的长征同事中还是有在政治智商方面不亚于他的高人。

注释：待补

（11）《毛泽东年谱（1893—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