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沈从文-在家乡的演讲（转贴）

dalangtaosha

谢谢各位，我实际上算不上什么作家，说我是考古专家，也不是的。可以说，六十多年前，我是打烂仗出去的。二十五年前回来时，住在龙再宇同志家里，住了三天。这次回来，想看看家乡，向各方面学习。
  
　　我不会说话，一直如此，三几个人谈天还可以，遇到人多的时候，我就变成了哑巴，说不出什么。在座的有永玉同志、萧离同志，他们说说感受，一定比我深刻得多。

　　我只是和各位交谈，请求不要录音。

　　谈文学我是没有资格了，现在情况和我们那个时代不同，我是三十年代的，而且还算是二十年代的了。人家讲三十年为一世，已经是一世多了，所以现在谈不出所以然，谈不出什么要点了。

　　谈考古，也没有什么，我在博物馆工作三十多年，做的是一些琐琐碎碎的工作。主要按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我特别觉得这几个字有意义。其次是“古为今用”。我对这几个字

　　感到有点体会，所以，我才不声不响地在博物馆作了三十年。“四人帮”倒台以后，把我调到社会科学院，重新再工作，出了本书。外面讲是中国服装史，其实不是，主要是资料性的、试探性的，提出一些问题，得到各家的好意，香港已经出版，大家觉得还象本书，实际上是一本很笨的书，大而不当的书，重到九磅，拿都拿不动。今年有第二版，希望印到大约五磅重，再送大家一本。（“感谢沈老”！鼓掌）都是些常识性的，这三十年，在博物馆见得比较多，提出一些问题，不过，在国内是个开端。

　　提到过去，我们这个地方，六十年前，遍地是鸦片烟。鸦片烟那时三毛钱一两，称鸦片烟是用称肉那种秤称的，算个烟国。新旧社会对照，新社会的伟大，新的成就很明显。一天天变了。

　　吉首大学这个学校，我个人很希望它更快成为对湘西、对自治州特别有贡献的崭新的学校。我相信各位一定做得到的。特别是在我的本行，大概是历史文物方面，我个人认为保存的东西比较多，这个条件特别好，许多（东西）引起外头人注意，这是必然的，相信过一阵更会引起全世界的注意，这是应当的。

　　我还是说话毫无准备，最好是请永玉和萧离谈谈，特别是萧离同志谈。（萧离：“今天主要目标是你，我们是前呼后拥来的。”“别人向他约稿他不写，推到我！”笑声）永玉同志大家知道，是湘西的光荣，希望我们同乡中不断地有这种画家出现，相信一定会有。

　　我就说到这里为止，对不起，讲得汗流浃背了。（笑声、掌声）

　　（萧离：“沈老是文学家、考古学家，但不是演说家！”笑声。“是不是大家随便提问，他老人家肚子里的东西太多了，要这么挤、挤、挤出来，要什么拿什么。”笑声。）

　　（大家请黄永玉谈，黄永玉摇手：“手艺人，不会讲！”笑声“今天下午我转回去，画张不像样的画送给大家吧！”掌声）

　　（吉首大学参加座谈的人提问，提及沈老成就的事，沈老继续发言）

　　[glow=255,red,2]我是毫无成就的，我到北京，当时连标点符号也不晓得，[/glow]去那里，是想摆脱原来那个环境，实际上打算很小，想卖卖报纸，读读书。一到这个地方，才晓得卖报纸没有机会，卖报纸是分区分股的，卖报不行。后来发现，连讨饭也不行，北京讨饭规定很严，一个街道是一个街道的，一点不能“造反”！（众笑）不过，我得到一个传统的便宜，过去，为了科举的方便，设有会馆，我们湘西，有个酉西会馆，上湘西的，是张世凖先生办的。他是花垣人，画画的，做诗也行。我一去，就在酉西会馆住下来，因为按规定不要花钱。幸好，我亲舅舅|永玉的祖父，他在香山慈幼院做事，有个关照。

　　更重要的是北京从“五四”以来学校开门的情况。现在大家提到蔡元培先生伟大的地方，有一点不大提及，都只讲学校为教授开门，选教授不考虑资格，这点当时是著名的。梁漱溟先生考不起北大，两年后，被聘在北大教书。其实，据我的记忆，不止这点。北大对学生也开门，我个人认识，这影响很大。北大搞文学革命最有影响，当时的刊物《新青年》销路并不大，几千份，可是它分布范围广。当时一般刊物都只销几千份，销路最大的是《小说月报》，一万份。北大为学生开门，很方便，我不是学生，也可以去北大随便听课。教员有这么个习惯，谁听课听得好，考试他也给你分数，他不问你是哪个系的，把你也算进去，也可以拿奖励，三毛五分钱，我也就得到这个便宜。

　　[glow=255,red,2]大概有两年，我是穿单衣过冬的。[/glow]在北京，穿单衣过冬，算是个考验！零下二十几度嘛！（众笑）不久，我就得到各方面的赞助，我想，他们绝对不是认为我是什么“天才”，他们大概都是欣赏我这个气概，凤凰人嘛，我又在军队里混了五年，什么都不在乎，冬天穿单衣，也不觉得寒伧。北京还有个好处，习惯朴实，所以我这个穷学生，很快就同清华的、北大的、燕大的、农大的一些人熟了，遇到困难，得他们帮助，有时就到人家那里吃饭，这，大概也得力于那个“不在乎”“无所谓”。有个朋友，碰到星期天，他就带我到那个小摊摊吃饭。有时，我也免不了挨饿。

　　那个时代，政治腐败，物价乱涨，政府部门，凡属自己保管的，他都可以卖，譬如管市政的，他管城墙，就可以借故拆城砖卖，拿钱发薪水。最次的是教育部，在我们看来，没有东西可卖，但它也可以把善本书抵押到银行，拿钱来发薪。当时北京社会，就是这么个社会。当时在北京有八百议员。维持北京市面繁荣的，一部分就是这八百议员。于就是军阀，军阀一做生日，就花上几万块。当时北京，满地萧瑟，就是这么个局面。

　　在相熟的人中间，有个人要去黄埔。按规矩，到上海后就可解决去广州的问题，到上海去大概要三十块钱左右，大家就凑钱给他。这，是一部分有志气的。有一部分就不去，光想守在西边。我在家乡军队里做了几年，一天所见就是杀人，所谓“清乡”“剿匪”，其实乱杀人，没有看到一点光明和希望。我政治水平也低，我想，也不能出去，没有那么个勇气，就留下来，一天天过下去。

　　至于说到文章，做学问，我这个人就糟糕透了，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字认不得。不仅当时不懂得标点文法，现在还是不懂标点文法，说我是个知识分子，那是个错误，我是个假知识分子！（众笑）

　　当时，有机会让我学写文章，我也就学起来，实际上，困难多，有时也实在没有出路，吃饭也成问题。北京当时什么奉系直系军阀，一个排长什么的，在枪口上插个“招兵委员”的旗子，我也跟着他们后头跑，走到天桥杂耍棚那边，到旅馆了，要按手印，发伙食费时，我又溜了，（众笑）有好几回是这样。所以，说坚强，说不上，形势所迫，使我简直难于动弹。

　　到了文章有了点出路，人家说我有什么“天才”，其实，我文化是最低级的，我是最不相信“天才”的，学音乐或者什么别的也许有，搞文学的，不靠什么天才，[glow=255,red,2]至少我是毫无“天才”，主要是耐心耐烦，改来改去，磨来磨去。[/glow]我文章大概发表了不少，但文字成熟得很晚，直到一九二九年后才比较成熟，比较通顺。一九三0年到一九三一年，这几年写得比较顺利。有人不是骂我是“多产作家”吗？那时，要解决生活问题，有时不得已，不是好现象。

　　当时，我们许多曾在一起的，有的有机会、有熟人进清华念两年，再到美国两年，回来得个博士，每月就可拿四百块钱。我算是第一个职业作家，最先的职业作家，我每个月收入从来不超过四十块钱。直到一九二八年后，到学校教书了，每个月才拿到一百块钱。那生活，比想象的要困难些。我唯一的一点好处，有个习惯，向前走了，就不回头。本来，我给家乡亲戚、老上司写个信、要点钱，有什么要紧？可我觉得硬扎一点好。

　　说当时书店对作家有什么好处，也看不出，一九二八年以后，新书店还能维持，全靠剥削作家。照例，我一本书稿，连版权也卖给人家，只一百块钱。对这，我也不在乎。我总觉得，要搞新文学，要用它代替文言文的影响，或者晚清文言文的不良影响、代替鸳鸯蝴蝶派式的文字，能在国内和国际上胜任文学革命所说的要求，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大概每个人应该有几十年的努力，做各方面的试验，才有点希望。不是几个人，有个团体，办个杂志，一起哄就成的。一定要每个人写几十本书才能见效。这个想法当然好，照这样做的，恐怕就为数不多。因为在有的人看来，写下去，要时间，也解决不了社会问题。一些对革命有认识的，到武汉去了，后来大部分牺牲了。另外一批，身份不同一点的，做官去了。我不中用，也不机敏，有凤凰人的固执，[glow=255,red,2]只想在文学上“试验”下去。[/glow]

　　再说，我讲话这个家乡口音永远改不脱，人家听起来，觉得怪里怪气。（“我们越听越亲切”！笑声）我有个亲戚，燕京的，他是文字改革的专家，讲语言学的，我们相识五十年，只听懂我讲的十分之三四，可想见我的话不好懂。他说我语言低能。所以，教书也很不适应，每次都只好用写作来代替我的教学，试验各种各样的写法，写了许多作品，有时好点，有时不好，不好又换个方法，是试验，失败也是意料中的事。不仅是一篇文章，一本也是这样。一九三五年印我的选集时，大约是从三十个本子里抽选出来的，我还是叫它为“习作选”。为什么，我觉得，习作五十年，我才有机会，有资格按照我的理想来写，前面部分都只是习作。但是，社会变化太快了，所以，很快我这个习作资格也不够了，社会大变化了，我还能用个老腔调在那里唱吗！那社会怎能承认呢？跟不上了，我在写作上，实际是失败了。

　　要紧的是学习，但学习上我也很差，可以说只学习了十一个字，就是“为人民服务”、“实践”、“古为今用”。对这十一个字，我认识得具体。凡是抽象的带点务虚性的，我总是弄不通，总是理解得很差，也很容易犯错误。所以，到社会大变革后，我就转到博物馆去了。转到博物馆，不知不觉过了三十年，说是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向人民学习。三十年来，机会也好，能见到比较多的实物，绫罗绸缎、坛坛罐罐、花花草草，总是十万八万的，机会和条件都好，也很有兴趣，而且特别有兴趣的是毛主席提到的“古为今用”。地下的东西，发现得越来越多，个人在这些东西间不知不觉就过了三十年。至于说到我是专家，万万不能相信，就只有一些常识，各方面有点常识。由于我的金文底子不好，常识也只限于汉代以后，以前的就少了。现在编了一本书出来，也还是党的鼓励，是科学院得到周总理同意让我来编的。所以，我也就大胆于接了过来，得到各方面的帮忙，大概一九六四年就编了出来。可是，很快大运动就来了，这书稿也几乎烧掉。幸好，竟保存下来，“四人帮”倒后，我被调到科学院，帮我设立一个服饰研究工作组，给了我一些工作条件，寄托了很大希望。实际就我个人理解，它还是很粗糙的，充满了实验性和试探性的。多半是从实物出发解决问题的。这次回去后，就是要进一步修订再版。刚才有同志说我是专家，万万不要相信。等于我那个写作，写作我应当承认是失败了。

　　我这个人好象脑子有点毛病似的，我有几个同事，那真正称得上天才，人家写完了一个字不改，印出来很象个东西，烧掉后重写，又同原来一样。至于我，写东西是一个个字改出来的。所以，假定我的书烧掉了，我连书名字也记不得！（众笑）

　　我的书，在五三年时，曾因从书店看来是过时的，便代为烧掉了。台湾一直禁止出我的书，到现在还没有解禁。现在有机会重印些出来，是香港一些不认识的朋友帮寄了些来。香港这个地方杂一点，我过去写的东西也还找得出。他们给我寄了五十本来，我才以编个选集，对这个选集也不宜寄托大的希望，因为写的都是五十年前的事，过时了。譬如写到我家乡的地方，除景色以外，社会面貌基本上是变了。只能当成反面材料，用来对照，看到我们新社会的可喜，看到我们这小地区人过去的痛苦的情况。

　　也有人说：你把湘西，你的家乡刻划得太美了。可他们到了湘西，又都同意，说湘西是不错。特别是我们湘西人的爽快、热情、爱好朋友、做事情坚韧方面，得到大家认可和好评。

　　由于大家提到我过去写作的事，我的话也就多了点，很对不起大家。爱好我的朋友，特别是搞中国文学的，不要把我当成研究对象，这个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我是个过时的人，完全说不上有什么成就，在社会上，虚名过实的混了六十年，混不出什么来。

　　刚才有位老师提到这地方历史文物问题，我看了几期《吉首大学学报》，对有几篇文章，很感兴趣。关于酉水流域悬棺葬问题，由于我在博物馆，这方面不是专门，只略有常识。这是个大问题，过去没有人接触过。它很能解决古代我们这个云梦泽的一些问题。我们这带，是太史公看不起的荆蛮之地。过去，许多人总是受《史记》的影响，讲这地方筚露褴缕，破破烂烂，什么都没有。其实，现在从出土文物来看，最多接受商文化的倒是楚国。……据说，湘西一带许多悬棺都被人盗过，成了空棺，空棺也不要紧，只要捡得些东西的碎片，也可以推断它的年代，这个工作，很值得自治州这方面给予人力，有组织地进行。它有助于解决巴文化与楚文化关系问题。这是我个人看法。

　　听说大庸还发现一批，很值得有人去研究，甚至我们这个吉首大学也可以有计划地培养这方面的人，给他们以助力，让他到研究单位学习，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楚文化研究是个大事情。

　　我到江陵去过。那里至少还有几千座如山的大坟，几千座小坟可挖。全部郢州，原来以为是被人打进来焚毁了。“哀郢”嘛，说焚掉了。现在探查结果，是埋进了地下，埋在水田下面，是湮没而不是烧毁了。因为没有发现灰，没有烧掉的痕迹。这个有利于研究中古的（春秋到战国）文化。不过，现在简直没有法子挖。不敢挖。搞我们这一行的太少了。据我今年参观的部分已出土的东西，有些锦缎，在中国现在已发现的锦缎中，是最早的。与我们土家族织锦的提花方法有某些近似，这个材料还没有公开，很快就要公开吧。挖这个坟的人，其中有我的一个助手，是曾经参加地挖马王堆的。

　　说到我们湘西土家族苗族原始文化，文献也有限，恐怕也还得注意原始纺织技术的研究，如果我们州博物馆还能象个样子，多收集一点这方面的资料，有地方性，这样也就会具有国际性。（插话：“沈老，沅水一带也发现有楚墓。”）是，常德德山一带就有，在澧水一带还发现一个“龙山文化”，还不曾公开。实在值得培养这方面的研究人员，我搞这个搞了几十年，晓得全国性的专门搞这一地的只两百多人，远远不够。现在文物所要改成一个文物局，放到文化部，人不足，我们都感到棘手。再过若干年，管文物肯定得设立一个部，了不起呀！我们地面上只有一部二十五史，地底下有一百部二十五史！

　　值得有人对我们国家无比丰富的文物产生兴趣。基础差点不要紧，慢慢学嘛。吉首大学学生中有对文物喜爱的，要鼓励他考研究生。考不起也不要紧，我来带！

　　（热烈鼓掌，“感谢沈老！”）

（刘一友  记录整理）

原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1985年第3期

蓝色的梦

喜欢沈老的作品，风格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