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小弟相应妙笔生花活动，也来一篇小论文。嘿嘿，请高手赐教。
论老布什政府时期美国人权外交政策
（小R原创首发）
提要
美国的人权外交是美国争夺全球霸权总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武器。这种外交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借口人权，干涉他国，并把自己的人权标准和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并且把美国的经济实力与其外交政策相结合，加强对国际事务的干预能力，诱使其他国家成为美国的附庸。另一方面，美国在国内不愿恪守国际人权标准，压制持不同政见者。在国外，在处理与之结盟国家的关系中，维护美国自己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利益是首要的考虑。而美国人权外交的定型则得益于卡特-里根-布什，这几任政府时期，美国的人权外交大体经历了卡特的“不偏不倚的人权外交”-里根的“双重人权标准（柯克帕特里克理论）”-老布什的“超越遏制战略，老布什政府的人权外交在其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是美国后冷战时代人权外交的奠基者，因此研究老布什政府的人权外交很具有学术价值。
关键词
人权 冷战 人权外交
正文
随着冷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结束，美国人权外交政策较冷战前有所松动，唯我独尊、自我封闭的排外反共政策逐渐让位于要求“普遍一致”的人权标准的政策，被动的消极防卫共产主义的美国人权政策的做法逐渐被积极地向全世界推行西方人权标准的做法所取代。在这一过程中，老布什政府的人权外交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要谈这个问题就不能不对人权作一下界定，美国——这个由清教徒所缔造的国家，自始至终都充满了对自由、平等的渴望，所以在建国之初便提出了《人权宣言》，其中便对人权作了最初的定义：“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这基本上属于现在所称为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范畴。1979年在美国，人权外交政策被制度化以后，其学者对人权又作了具体的划分：
第一个范畴是个人的权利，包括不受酷刑、不受残酷的、非人道德、屈辱的待遇或惩罚；或不被任意逮捕、监禁或处死的权利。也包括住所不受侵犯和公正迅速、公开审讯的权利。
第二个范畴是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包括思想、宗教、言论、出版和参加政治运动的自由，也包括参政的自由。
第三个范畴是经济或福利权利，包括满足一些与个人生存有关的需要的权利，如食品、住房、医疗和教育等。
在人权方面，西方国家重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非西方国家则由于社会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特点，比较重视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以及发展权利。这就使得东西方不可避免的产生对人权理解上的差异和冲突。而冷战的爆发使得冲突对抗的双方更乐于以人权为手段制定相应的人权外交政策达到为自己实现政治利益的目的。〈2〉
美国人在转变中的复杂心态
美国人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是世界民主与自由的体现，“美国例外论”普遍的扎根于美国人的思想当中。，并认为美国式的民主应当推广到全世界，这种倾向虽然不总是同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结合在一起，但它却是形成美国理想主义外交传统的基础。这也决定了美国外交政策为什么更多的表现出理想主义色彩，以及它必定要不断地在世界范围内追求人权。冷战的到来是美国人权外交蒙上了一层意识形态对抗的阴影，而铁幕时代的缔造者杜鲁门就曾说过：“想要在国际上战胜共产主义，美国必须成为国际人权的旗手和摒弃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他相信，“维护人权……对国家安全、对我们的自由制度的延续是至关重要的。”加上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下，美国人权外交对反共产主义变得更加热衷，并将其视为一场全球斗争。追求民主虽然受道德观念的影响，但是由于冷战观念的存在，是对民主的判断中不可避免的包含着政治因素--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是不民主的和不尊重人权的，所有西方国家都是民主的、尊重人权的，虽然事实并非如此，虽然美国的盟友们也并非都是民主的绅士，人权成为冷战双方相互揭短的政治工具，谁都会重视人权条约，但谁也不会主动签署他，这是因为先签条约往往会首先使自己的人权暴露于世人，大家都在以自己的相对获得，而不愿意轻易放弃既得利益。对美国人来说，人权条约将使对美国人权事务的国际审查合法化，包括对黑人待遇的审查，这会使体现共产主义观点的人权标准国际化，并给予联邦政府在州和地方层次上采取行动医治种族歧视的权利，假若批准人权条约就意味着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的共产主义者的胜利，这会鼓励他们进一步采取行动来使共产主义制度代替美国现行的制度。正如威廉·布赖铭（William Fleming）指责道：“不幸的是，美国代表团没有意识到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是一场全球斗争。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如果批准条约就会牺牲我们的根本利益，那将是莫斯科的胜利，他将远远超过莫斯科迄今所取得的胜利。”〈2〉为了避免总统签署人权条约，国内保守派联合了起来，其中美国律师协会便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组织，他对人权条约签署的否定直接宣判了人权条约的死刑，应为参议院中40%以上的议员都出身于律师，而布里克斯修正案的提出就是他们所施加的影响，这一法案形式上要求限制总统的权力，实际上是与各种利益集团相配合在宪法上发动的一场反对批准国际人权条约的斗争，是直接针对《国际人权公约》和《灭绝种族罪公约》的，虽然“布里克斯修正案”没有获得通过，但是胜利是在反对国际人权条约的保守者一边，这一后果将对美国对国际人权条约的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直到1960年，美国放弃了批准条约的努力。然而，冷战结束了，共产主义的威胁不存在了，这一夜间失去了竞争对手的美国突然感到手足无措，整个美国社会，当然主要还是统治阶层陷入一片空前的困惑当中。老布什就是在这个背景中上台的，新的国际环境时的老布什应接不暇，而其政府的迫切任务是忙于应付一系列复杂的国际事变。但仍旧信守着冷战时代的思维模式。这是由其历史原因的，从艾森豪威尔到里根，美国二战后的历届总统都是在一个分裂的欧洲和敌视苏联的背景下制定战略目标的，布什及其同仁的世界观、政治治术和政治选民，都是冷战的产物，都继承了长达四十年的冷战遗产，而且都建立在被表述为遏制战略的杜鲁门主义观念的基础上的，他们依然生活在冷战的政治空气中，这决定了其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外交政策上，他的外交决策“内圈”中的所有人，包括国务卿贝克、国家安全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及其副手罗伯特·盖茨都不赞成前任总统里根关于冷战已经结束的论调，更不希望同昔日敌手尤其是社会主义苏联过于“亲密”，而布什做过人权局局长的个人经历，也不会使他在一时之间改变自己对苏联的看法，迫使自己对戈尔巴乔夫抱有好感，毕竟，他们过去是对手！面对苏联正在进行的改革，美国人更认为苏联正在玩一场“骗局”，而1989年5月自白宫新闻秘书马琳·菲茨沃特甚至把戈尔巴乔夫说成是个“江湖骗子”，这正反映了布什政府高层中的困惑，为了放慢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倡导的美苏和解的势头，布什政府开始对美国外交战略进行审查，并建议对苏联采取一个新的“维持现状，略有发展”（status quo plus）的方法，开始试探性的同苏联开展有关恐怖主义和化学武器以及非洲方面的对话，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内战、毒品、恐怖主义、核扩散、人权等几个方面，但美国人在转变中又是十分小心而又谨慎的，正如柏林墙倒塌前仅仅几个星期，斯考克罗夫特对一位高级官员说：“如果我们以为冷战已经结束了，或苏联不再是一个威胁，或我们不再需要北约，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国防预算来整顿我们的国内经济秩序，那将是愚蠢的。”〈3〉“美苏垄断世界的变化长生了一个新生的多元世界，鉴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和扩散”，它不一定“比冷战时期更安全”。出于对戈尔巴乔夫的猜疑而对未来安全的考虑，对苏联进行检验是必要的，而“戈”放弃对包括古巴在内的第三世界的支持时，布什终于认为给同苏联改善关系了，毕竟苏联的行为在冷战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俄泽明会议以后，老布什终于改变了自己对“戈”的看法，并认为“戈”是一个可靠的伙伴。西方学者认为，这一会议标志着冷战的正式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美苏之间就不存在着人权争端，美国人不愿意放弃早在1979年卡特时期就已经制度化的人权外交政策，并努力使其外交政策与人权挂钩。布什一方面给与苏联援助，另一方面同时又提出杰克逊-瓦尼克法，如果苏联不通过自由移民法，就不能得到美国的最惠国待遇。而给与苏联的农业贷款也因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的群体镇压而被推迟。从中不难看出，美国人对时局的变化是十分小心和敏感的，大也绝非不是踌躇不前的！！这是一种在试探中的合作，和合作中的试探！
美国人权外交手段的变化
在卡特-里根-布什这几任政府时期，美国的人权外交大体经历了卡特的“不偏不倚的人权外交”-里根的“双重人权标准（柯克帕特里克理论）”-老布什的“超越遏制战略（内容是：更多地使用文化的、经济的及技术的手段，是社会主义国家走向更‘开放和民主’，更加‘融入国际社会’，‘回到世界秩序’中来，成为国际体系的一名正式成员，‘享受到支持全世界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制度所带来的好处’。〈4〉{《美国人权政策的历史考察》李世安 238页}）”为代表的三个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逐渐形成了以经济、安全、人权三大核心，这一特点在克林顿时期得到了体现，并成为美国现如今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在老布什的“超越遏制战略”中不难看出“和平演变”的影子，布什在谋求“促进和鼓励”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多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进程”，实际上是力图借口人权，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
正如各界政府提出的口号一样，“不偏不倚”体现了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主观愿望，“双重人权标准则”体现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斗争，最终实用主义占据了人权外交的主导地位，从而在布什政府时期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的人权外交政策。美国实行人权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但是经济的衰退使得美国在许多方面力不从心，面对已达天文数字的政府财政赤字，布什的班子不得不作出不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的许诺，这时的美国既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在海外承担需要付出大量支出的新责任。有人形象地将布什的政策比喻成“兴了别人的责任田，荒了自己的自留地”。美国在老布什这一段时期内对外援助开始有所减少。早在冷战时期，卡特把人权考虑制度化后，美国政府在国际上推行人权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对外援助，通过《援助法》来区别对待受援国的受援程度，冷战的结束和国内政治氛围的变化使得美国有所转变。现如今的美国对外援助具体包括双边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安全援助和军事援助，美国对国际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志愿援助等等，这些大约占到美国对外事务总预算的2/3。由于经济的低迷和国民的估计与现实存在差距，国内的巨大压力也迫使美国重新调整他的对外援助计划，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行动都要服从于抵制苏联扩张的全球战略，为了防止苏联及其同盟者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势力的增长，美国宁愿扶持那些犯共产主义的并且对美国持友好态度的右翼军事独裁政权，譬如，伊朗的巴列维，菲律宾的马科斯以及韩国的朴正熙和智利的皮诺切特，而不论这些国家在侵犯人权方面是多么的臭名昭著；而对于冷战对手，美国则把人权外交政策作为意识形态和冷战的工具。就因为这样，美国的人权外交中存在着双重标准。共产的与非共产的、本国的与他国的人权标准是不一样的。虽然美国有时也会对其盟友也做一些谴责，但者大多都是象征性的，他总会在第二次人权调查中，作出该国人权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并不“一贯”侵犯人权了。美国并不在乎菲律宾的马科斯是如何的腐败，也不在乎南非的种族主义是如何侵犯人权，因为对美国来说，“马克思主义比种族主义更危险”。 但是冷战毕竟结束了，意识形态的斗争逐渐降到了次要地位，双重标准的意识形态内涵变得不再突出，虽然美国政府仍然会将人权外交服务于其全球战略，但是他的人权外交政策所体现出来的自相矛盾之处也会明显减少。老布什政府面临的困境，更使其感到饥荒、贫困和疾病仿佛永远跟某一地区的人为伍，无论美国给多少援助，都添不饱这个黑洞，“同情疲惫”成为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术语。 它不仅影响了美国的国内社会项目，而且影响其对外援助项目。在缩小政府规模的思想指导下，美国政府开始重组政府节省开支，美国希望其盟国应当自助或援助更加不幸的第三世界国家而不再是美国一人承担这个重负。
（1）老布什政府时期在美国的对外援助预算中，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持续经济发展的双边发展援助计划也较以前相对减少了许多，其中包括对农业、医疗、私人企业、教育、人口和环境保护部门的援助。
（2）在安全援助方面，经济援助基金（ESP）和对外军事资助（FMF），他们自1991年以来都大大降低了，但关乎美国根本利益的埃及、以色列的援助始终没有受到触动，越来越有限的援助中，中东得到了美国对外援助的最大份额，原因很显而易见，中东对于美国极为重要。如果中东爆发战争，美国在石油上的花费将大大超过用于提供和平刺激的对外援助的开支。克里斯托弗曾经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持久利益归纳为：“如果这一地区发生冲突将会威胁世界和平；以色列的安全和繁荣以及他同阿拉伯世界的合作关系对于美国来说至关重要；这一地区的石油资源是世界经济的生命线。”〈5〉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国内有强大的亲以色列的利益集团，他们能够通过宣传和有效的游说调动起公众和国会的支持。援助与美国利益相关的以色列正体现了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正朝着实用主义方向发展。如在对待中国的人权问题方面，同卡特、里根时期一样，在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同时，暗地里跟中国修复关系，同时满足其政治和经济需要。老布什上台后继承和发展了前任总统的传统，努力与中国修补关系，虽然老布什政府对1989年6月4日事件大肆渲染，攻击中国的“人权记录不好”，但是布什政府仍不想恶化与中国的关系，1989年7月，在巴黎七国首脑会议上，布什伙同其他西方6国首脑发表政治宣言攻击中国“违反人权的暴力镇压”，宣称要中止对华高层政治接触，以及延缓世界银行贷款等等，并中断了对华政治往来和军事合作，但是在提出种种制裁的同时，布什认为应继续保持同中国的接触，并曾两次派特使秘密访华，企图改善同中国的关系。<6>（《美国人权政策的历史考察》李世安 239页）
（3）布什政府时期美国人权外交以一系列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为特征。美国政府最初在1991年春南斯拉夫发生危机时无所作为，而波斯尼亚1992年2月29日宣布独立，酿成了欧洲自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种族危机。直到1992年12月21日，布什才传告，如果塞族侵犯科索沃或马其顿，美国将进行直接报复。〈7〉{ibid,p.217（《高处不胜寒》王缉思 222页）}，而伴随着“人道主义”干预政策的出台，美国加紧了其“人权警察”的活动，1989年12月20日入侵巴拿马是布什政府所进行的第一次军事干预。但是这种干预也是必须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才实行的，如果说在入侵巴拿马的问题上布什政府尚能以恢复民主政治为由，那么海湾战争前后布什政府在海湾地区的政策则明显不过的表明了其现实主义的态度。然而，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布什政府在海湾战争之后并没有对沙特阿拉伯施加压力促使其民主化。沙特毕竟是美国军事行动的主要基地，而且对于西方经济来说至关重要。由此看来，美国对波斯湾人权问题的关注依赖于华盛顿对自身利益的权衡，特别是在石油供应和遏制伊朗的问题上。当不存在威胁美国现实国家利益的问题时，布什在人权问题上表现得比较果断。如，在1992年秋季，当索马里发生普遍饥荒和严重的内乱时，布什决定把2.8万名美军士兵都部署在索马里以维持治安，并向索马里运送了大量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
综述
美国的人权外交是美国争夺全球霸权总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武器。这种外交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借口人权，干涉他国，并把自己的人权标准和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并且把美国的经济实力与其外交政策相结合，加强对国际事务的干预能力，诱使其他国家成为美国的附庸。另一方面，美国在国内不愿恪守国际人权标准，压制持不同政见者。在国外，在处理与之结盟国家的关系中，维护美国自己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利益是首要的考虑。老布什政府时期的人权外交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他继承并发展了卡特的理想主义人权外交，结合了里根的柯克帕特里克理论，发展了自己的超越遏制战略思想，虽然他的人权外交具有时代的局限也并不十分完善，但是老布什的人权外交在整个美国人权外交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他奠定了美国后冷战时代人权外交的基础和方向--经济、安全和人权三大外交政策。因此，研究老布什政府的人权外交对于研究冷战时代和后冷战时代的人权外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书目
〈1〉《美国历史文件选集》 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编译出版 1985年，第12页
〈2〉《美国人权外交政策》 周琪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12月第一版 554页
<3>Richard A .Melanson,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a New Era(Stand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35-36转引自《美国人权外交政策》286页。
〈4〉 《美国人权政策的历史考察》李世安 238页
〈5〉 Warren Christopher,In the Stream of History,Shaping Foreign Policy for a New Era,p.82
〈6〉 《美国人权政策的历史考察》李世安 239页
〈7〉ibid,p.217转引自《高处不胜寒》王缉思 222页
请大家点评指教。 |
|
发表于 2005-12-15 12:08: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