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如贼

nion2002

　　尽管父亲教导我们做人要干净，可是他曾经不只一次地对我们说起过他第一次做贼的经历。
　　他说得最多的，是他第一次做贼。在我八九岁的时候，他就给我讲了他第一次做贼的经历。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1961年，也是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父亲那时9岁。
　　“人啊忽然一下子没了吃的，人们发疯一样满世界找吃的，可就是找不着。那时候你的祖父都已经饿死了，临死的时候还说‘谁有红苕啊，我想吃一个啊……’，他是活活地被饿死的。
　　那时候饿死的何止你祖父一人啊。没饿死的，就是全身浮肿，那是水喝多了的缘故。人们没了粮食就开始吃树皮，吃完了树皮吃草根，吃完了草根吃泥土啊。你看到我们房屋门前那条小溪了吗，对，就是那里的泥土，那里的泥土是白色的，我们喊它叫做‘观音土’，人们传说那是观音菩萨在天上吃剩下的东西，只要吃了它，就能得到观音菩萨的保佑，人们就不会饿死。
　　可是那种泥土哪里是人能吃的啊，人吃了就屙不出屎来，直到被活活地憋死。
　　那时候我才你这么大，成天饿得头昏眼花的，肚子里满是水，一走路就晃荡，里面像装满了铜钱一样‘哐啷哐啷’直响。
　　其实那时并不是没有吃的，房子门前的河沟上就有比脑袋还大几倍的南瓜。满沟沿都是，每次从那里路过的时候真是口水直流啊。可是那里的南瓜是不能摘的，更是不能吃的，那是集体的，谁要是被发现偷了集体的东西，不被打死才怪。因为人们那时候全都没了吃的，一旦有人发现偷吃集体的粮食，那就是冒了天大险。
　　你知道对门王大强的父亲是怎么死的吗？那就是因为他偷吃了集体的一个红苕，被打死的。那才叫惨啊，打他的时候，他连哭喊的声音都没有了，死的时候嘴里还塞着半截红苕，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你们别忙打，等我吃完了再打，求求你们不要让我做饿死鬼呀……’”
　　　　
　　父亲那时是每天都要在河沟沿的南瓜丛林里站着看那些长得碧绿的南瓜，后来站不住了，就坐着，坐不住了的时候，他就躺在地里看南瓜，眼睛盯着那些南瓜一眨不眨地。
　　到后来，父亲实在禁受不住饥饿的折磨，他还毕竟是个孩子。在一次天黑以后，饥饿带来的死亡的威胁终于让他做出了一个大胆而冒险的决定：偷一个南瓜回家去！
　　他为自己的这个想法激动不已。在谨慎地观察完四周后，他把手伸向了一个南瓜的瓜蒂。
　　从他摘下南瓜到抱着南瓜往回走的那段路上，9岁的父亲头脑一片空白，他随时准备被别人发现，就像有一千双眼睛在盯着他做的一切。
　　9岁的父亲抱着南瓜急急忙忙地往回走。从沟沿到家的一段距离大约有200米长，都是呈70度的斜坡的石梯路和泥巴路。有那么好几次，他都因为体力不支不得不放下南瓜站着喘上几口气。
　　走完那段200米长的上坡路后，就是一段平路。父亲已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了。他想放下南瓜歇口气，然后再抱着南瓜一口气跑回家。就在他放下南瓜准备歇口气的那一刻，令他沮丧不已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南瓜的着陆点并不平整，圆圆的南瓜立刻沿着刚刚爬上来的那段200米长的斜坡滚了下去，一直滚到了沟底。
　　父亲在那一刻表现出了望沟兴叹的无奈，同时更多的是一种心灵上的如释重负。到嘴的南瓜滚了，他吐了吐舌头，舔了舔嘴唇，咽了咽口水，极不情愿地回家了。在往回走的路上，他一直为自己没有啃上南瓜两口而后悔不迭。
　　事实上，父亲那一次只能算做贼未遂。他好几次地向我们讲起那段经历，我想更多的是为了洗脱他心灵的负罪感。
　　　　
　　其实，据我所知，父亲还有过一次做贼的经历，只是他从来都没有向我们说起过。但是我知道，那一次他是真的做了一次贼。
　　我12岁那年夏天，也就是生命中的第一个本命年，忽然得了一种怪病，浑身搔痒，全身上下到处都是红疙瘩，一片一片的，奇痒难忍。到后来，就开始一块一块地溃烂。我一直在家休息了3个月没去上学，坐卧不宁。
　　开始的时候，母亲到村里的赤脚医生那里去拿了点药，可是那药根本不管用。后来，母亲听人说了一个偏方，又挖来了山上的许多草根，熬了一大锅让我喝，仍然不能见效。
　　再后来，父亲不知道从哪里听说用石灰水洗澡可以消毒，我于是受尽了苦头。每个阳光毒辣的下午，我都会赤裸裸地站在屋后的一个棚子里，经受石灰水的煎熬。我溃烂的皮肤受了石灰水的刺激后，嘹亮的哭喊声就会回荡在整个村庄的上空。每次洗澡都是一次炼狱，洗完后身上已经到处都是血丝。
　　那样的煎熬持续了两周。父母见石灰水仍然没有使我的病情得到好转，他们也开始一筹莫展了。
　　我在12岁那年的夏天真切地感到死亡离我那么近，我不知道有医院，因为村里人生病了从来都不会到医院去的，他们没有钱，都是信奉神灵或者草药。我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一天比一天消瘦，到后来，我连饭都吃不下了。
　　
　　父母在想尽各种办法都不能使我的病情得到好转的时候，想到了最后一个办法：请村里的神汉为我捉一次鬼。
　　神汉就是那个赤脚医生，他高明的迷信法术如同他精湛的医术一般在方圆十里大名鼎鼎。
　　神汉在接纳了我家唯一一只公鸡后，悄悄地给母亲开了一个药方：必须去偷一个木马（我们那一带木匠用来支撑木头的三角形支架），我的病才能治好。医生一再强调只能偷，如果是借，或者被人家发现，这个药方就会失灵。
　　母亲从神汉那里回来后，就把这个秘密的药方告诉给了父亲。父亲在得知这一偏方后把神汉骂了一句：
　　“狗日的神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偏方。”
　　父亲在经过长时间的心灵的挣扎后，终于下定决心做一次贼。因为在他看来，一世的名誉固然重要，但是儿子的性命更加重要。
　　父亲的行动是从那天下午开始的。那个下午太阳还挂在山头的时候，他就开始了“作案”地点的侦察。他从村东走到村西，从小溪的这边走到小溪的那边，一直都没有观察到作案目标。最后，他不得不扩大侦察范围，到邻村的杨木匠家的屋檐下看到了那个宝贝木马，他就暗下决心非偷来不可。
　　更为关键的是，杨木匠家有一只很凶狠的狗。父亲认为，要想得到木马，就必须想办法让狗不做声。
　　那天晚上，天黑透了以后，四周都安静了下来，父亲悄悄地打开门，开始了他一生中真正的偷窃。
　　我们都在等着父亲回来。直到半夜，我们才听到门前一声沉重的响声，父亲满头大汗地回来了。他回来后一声不吭，倒在床上就睡了。母亲问他话他也不回答。那时候的父亲正在经受着心灵上的煎熬，以至于多年以后他还恨恨地骂那个神汉出了这样一个馊主意。
　　我们是在第二年的秋天才听母亲说起父亲那天晚上的经历的。父亲那天来到杨木匠家门口的时候，凶狠的狗首先发现了他，父亲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大包我们吃剩下的东西丢了过去，狗立刻就不做声了。趁着有利时机，父亲正式对木马下手了。
　　父亲在偷窃这方面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先天的智慧，就在他扛起木马转身的时候，一不小心让木马的一个支架碰在了杨木匠家的窗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杨木匠的老婆听到窗外的动静，当即就点亮了煤油灯，并吆喝着杨木匠起床。父亲听到响动，不顾一切地没命地飞奔起来，这时候那只凶狠的狗已经忘记了嘴下的食物，也奔着父亲过来了。父亲则是遇沟则跃，遇坎则跳，也不管前面的坎有多高，沟有多深。尽管如此，还是被追上来的狗咬了一口脚后跟，父亲忍住疼痛，一拳击在狗头上，那条狗这才松口而去。第二天天亮一看，父亲的裤子全被荆棘划破了，腿肚子上也是一道一道的血痕，脚后跟上被狗咬破的伤口一直过了半个多也才慢慢地好起来。
　　　　
　　第二天，天还没黑的时候，弟弟就将堂屋打扫了一遍，堂屋上方正对大门的是一张大桌子，桌子上摆放着香炉，香炉里焚着香。堂屋左右两边摆放着五六条板凳，供来客们观坐。堂屋中间则是一大堆早已砍好的木材（就是那木马），其余的一大片空地则是供神汉用的。
　　神汉早早地就到我家吃晚饭来了，酒足饭饱之后，他就开始了他的“法术”。先是一阵摇滚，然后就点着了浇上桐油的木材，他围着火堆四周边跳边喃喃有词。我们都听不懂他说些什么，后来他又把我每个手指头的指甲、脚趾头的趾甲、一屡头发各剪下来，包好后丢在火堆里焚烧。最后，他在烧透的木材的灰烬上，将我的手印和脚印都留在了上面。
　　　　
　　说来也怪，自从那次神汉来我家以后，我的病竟然慢慢地好了起来。
　　那天晚上神汉的活动带有强烈的封建迷信色彩，我并不是向读者宣扬迷信。那只是我记忆中的一个碎片罢了，以至于今天回忆起来的时候我仍然对每一个细节记忆犹新。我相信，即使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仍然对某些神秘的现象充满了未知。
　　　　
　　我相信，父亲在那次偷窃之后，一直心怀自责，备受心灵的煎熬，成为他的一大心病。此后他一直没有对那一家人做出过解释，因为他怕那样做了以后我会再得同样的病。
　　　　
　　那一天啊，我坐在父亲的坟前直到天黑，心里像被掏空了一样的难受，那真是切肤之痛啊！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那种痛苦若是没有亲身体验又回怎样知道呢，可是一旦知道了，也就永远地成为遗憾了。父亲在生前没有受过我哪怕是一天的孝敬，人世间的苦头他都吃遍了，他只知道给予、付出，他唯一能给予的，就是他的身体、他的体力、他的生命，因为上天只给过他一条生命的财富；父亲死后，我也是两手空空，连一张纸钱都没给他捎带回来呵。
　　　　
　　天黑之后，我才被母亲拖拉着回屋去。
　　关于父亲的死因，母亲和我的情绪都平息了一些，她才流着泪给我说的。
　　　　
　　村里祖祖辈辈都没有公路，开天辟地以来就靠一条唯一的羊肠小道与外界相通。修路是鹞子弯祖祖辈辈的梦想。这条路是从镇里的公路接过来的，各村负责各村的路，在经过我们村子以后，邻村就会接着我们修好的路修下去，一直修到长江边去，与船运相连接。
　　为了修路，全村人每家每户都出动了。那时候全村人的事情就是修路，像上班一样地朝九晚五。那时候村里人一吃完饭，准能听到年轻人的吆喝声：
　 “走啦，上班啦——”
　　他们故意把声音拖得很长，说这话的感觉就像是城里人去上班一样。
　　　　
　　鹞子弯那时全是叮叮当当的声音，人们对修路表现出了莫大的兴趣。因为鹞子弯的历史将在他们手里被改变。
　　也就是在我接到家里的那封信之前不久，村里就开始了修路运动。每家每户必须出一个劳动力，全村人都要去修公路。公路是从镇上接过来的，临到我们村的时候，路难修极了，全是陡峭的山崖，山崖下就是溪流，一不小心就会有摔下深沟去的危险。山石也很坚硬，靠手工完全不能开路，工程进度十分缓慢。最后村长只能向乡政府申请支援炸药。炸药送到后，工程的进度才稍微加快了一些。
　　自从有了炸药，村里人的劲头更大了。每天上午下午都能听到这样的喊声：
　　“放炮喽——放跑喽——”
　　这种声音连绵不绝，在村庄上空久久飘荡不肯离去。
　　人们听到这种喊声，都要赶紧到安全的地方隐蔽躲藏，因为说不定那些被炸起来的石头就会从天而降。有那么好几次，村子里杀猪匠家的房子就被飞起来的石头砸得千疮百孔，更有一次，杀猪匠的媳妇在喂猪的时候恰好有一块重约10多斤的石头飞过来砸在她脚下的猪槽里，吓得杀猪匠的媳妇当即扔了潲水桶，大骂起来：
　　“你们这些狗日的瞎了眼睛呀，对到别个头上炸！炸死了看你们不负责！”
　　她的叫骂声让放跑的人更加心惊胆战。但这也不能怪放炮的，修路的地方正处于一峡谷中，而杀猪匠家的房子又在全村地势最低处，也就是在门前溪流的沟沿上，理所当然的首当其冲。
　　　　
　　就在我还在贵州采访的那段时间的一天下午，9月12日，我永远记得这一天。
　　那天吃完中午饭后，全村人像以前一样扛着锄头、铁楸上山了。父亲那时候对于修路表现出了莫大的热情和积极性。同去修路的村里人常常对他打笑道：
　　“赶快修啊，修好了你家老大就从北京开着车回来接你了。”
　　父亲听着这些话，只是笑笑。
　　那天下午修的路特别艰难，石头不但多、大，而且坚硬异常，人们在三处石头上钻了炮眼，每个炮眼间隔约七八米，每个炮眼都钻了三尺多深，灌足了火药。三个炮眼都是连发的，点燃导火线，就能同时将三个炮眼引爆。
　　唯一与往日不同的是，这次三个炮眼并没有同时爆炸。前两个都很顺利，中间间隔那么不到一秒的时间爆炸，唯有剩下的第三个炮眼没有爆炸。
　　大家都蛰伏在隐蔽的沟边焦急地等待着第三声炮响，可是等了足足六七分钟，仍然一点动静都没有。
　　时间在那一刻几乎凝固了。长时间的等待让大家确信那是一颗哑炮，也就是说，或者因为导火线或者因为雷管或者因为炸药等问题不能爆炸。
　　确定了这一点后，人们便开始从隐蔽处走了出来。父亲走得最快，他想上去看个究竟，因为这个炸药是他灌进去的，他想去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就在离炮眼仅有一步之差的时候，“轰隆”一声巨响，炮眼爆炸了。
　　人们在那一刻表现出了巨大的惊慌失措。一些从隐蔽处刚走出来的人们纷纷抱头蹲下，大喊大叫，另一部分人则没命地奔跑，躲避着从天而降的飞石。
　　村里好几个人亲眼看见父亲被炸飞的身体。
　　不等硝烟散尽，有人便大喊：
　　“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李全有被炸了！”
　　全村的人都来了。
　　母亲在听到喊声后当即晕了过去。几个同村的妇女忙着替母亲掐人中好一阵忙活才让她缓过一口气来。弟弟在听到喊叫声后一路飞奔，他已经顾不得脚下的怪石和荆棘了，边跑边喊：
　　“爸爸——！爸爸！”
　　父亲的身体被挂在一处柏树枝桠上，满头满脸都是血，手臂都被炸得只剩一点筋连着了。父亲当时已经晕过去了。
　　村里人全都围了上来将父亲从枝桠上取下来，又立即有人送来担架和棉被，将父亲放上棉被，村里的赤脚医生只看了一眼就急急地挥了挥手说：
　　　　“我的老祖宗，你们快担走吧，快到镇医院去！”
　　　　一伙人急急忙忙地担着朝镇里的医院赶去。
　　　　父亲刚躺上担架不久，就醒了过来。他醒过来剧烈的疼痛让他呼天抢地。被子已经被鲜血淋湿了一大片，顺着担架往下流了一地。
　　　　“啊——！”
　　　　父亲一声一声的呼喊真是地动山摇。据听过的人说，那种喊声听着都不像从嘴里发出来了的，而是从胸腔里发出来。弟弟抬着担架走在最前面，大伙七手八脚地帮忙，飞快地朝镇医院跑去。
　　　　母亲哭得昏天黑地，在担架后面一边跑一边喊着父亲的名字：
　　　　“李全有，你要给老子活着回来啊——”
　　　　跑着跑着，后来父亲就安静了。只是血流得更急更多了。
　　　　村里离镇上七八里地，担架一刻不停息地朝前奔跑，可是弟弟还嫌慢，不停地催促，而他自己呢，早已经累得不成人样了。
　　　　
　　　　爸爸是在离镇医院还有两里地的时候停止呼吸的。在旁边照看的人发现他连哼叫的声音都没有了，用手一探鼻孔，发现已经没了声息，先前还不停上下起伏的胸膛，这会也停止了。那人看了看说：
　　　　“完了。”
　　　　弟弟不相信，他回头看了一眼紧闭着眼睛的父亲，催促大伙赶快送到医院去。大伙没办法，只好更着弟弟一起，好歹总算把父亲送进了医院。
　　 镇里的医生过来看了看，当即展开了抢救，用上了呼吸机，打了强心针，在一阵紧张地忙碌之后，父亲的身体却一点一点的凉了下去。
　　　　弟弟跪在医生的办公室里，把头都叩得流血了，他求求医生无论如何要救活父亲。
　　　　母亲跟着就进了医院，只看了一眼父亲，就晕倒在地了。
　　　　
　　　　父亲终于还是走了。
　　　　可是他走得那么早啊，他才49岁啊，老天连给我尽孝的机会都不给。
　　　　在父亲去世后的几年里，我一直相信他是到某个亲戚家出远门了，我相信他一定还活着。只是，我再也见不到他回家的那一天了。
　　　　在他去世的第一年里，我睁开眼闭上眼都是他的影子，挥之不去呵。我看见他背着双手，手里拿着一两棵他亲手种的白菜，从地里施施然走来；我看见他担着满担的红薯，弓着腰，一路随着扁担吱呀吱呀地响来；我听见他清晨的脚步声第一个打开菜园的篱笆，篱笆里是他精心耕作的影子……
　　　　
　　　　按照我们当地的丧葬风俗，死者所有的后人家属都必须回来守灵。母亲和弟弟为了影响我的工作，他们决定瞒着我不要告诉我这个消息。他们把所有的悲伤都留给了自己。
　　　　出殡那天早晨，弟弟从母亲陪嫁的箱子的最底层，拿出了那双10多年都没有穿过的已经发黄的运动鞋，那是弟弟参加运动会时的奖品，父亲一直都没舍得穿，他这一辈子都没穿过一双运动鞋。弟弟抖抖索索地打开，鞋子都变成黄色的了，弟弟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了父亲棺材的脚头。
　　　　弟弟披着麻带着孝，抱着本应由长子抱送的灵牌，走在出殡队伍的前面，紧跟着的，是村里大伙抬着的黑木棺材。出殡那天，村里男女老少都来了，镇长乡长都来了，还送了花圈，还给母亲送了500元钱，说父亲是为修路死的，这点钱是政府的心意。母亲说什么也不要：
　　　　“那……都是他的命……这钱我们不要……他就只值那么点钱吗？”
　　　　乡长说：
　　　　“你别嫌少……”
　　　　母亲说：
　　　　“你给再多我也不要。”
　　　　
　　　　我们那里的风俗，是要在死者死后的连续三个晚上，到死者的坟墓上点亮油灯，而且油灯整夜都不能熄。弟弟就在那个三夜里，到父亲的坟墓上守侯，直到天亮。第四天早上，所有的亲戚都要到坟墓上送别，将死者生前穿的衣服全部烧掉。村里的老人说，传说这一天是死者跨过奈何桥，来到望乡台的日子，因为经过三天的行走，他已经很快就要走进地狱了。这一天，死者会来到望乡台，如果他看不到亲人的送行的话，就会伏地痛哭。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可是我的心里仍然充满了无限的愧疚，我想父亲一定在那一天哭了，因为在所有为他送行的人里，他没有看见他的儿子。
　　　　
　　　　在家陪伴了母亲几天后，因为国庆假期即将完毕，我不得不告别母亲和侄女，回到北京去。
　　　　就在那年国庆临离开家的时候，我特地来到了邻村的杨木匠家。杨木匠已不是我记忆里的那么年轻了，农村生活让他过早地衰老了。他早就不认识我了，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后，他才恍然大悟，热情地说：
　　　　“啊，啊——你就是李家老大，就是那个在北京当记者的老大——都这么高了——”
　　　　我说：
　　　　“杨木匠，我是替我父亲来向你赔罪的。”
　　　　这个老实巴交的手艺人在那一刻表现出了莫大的惊讶：
　　　　“你？你爸爸从来都没得罪过我，谁不知道你爸爸是个好人，他呀，辛苦了一辈子，方圆几十里，他一辈子得罪过谁？谁家有忙，只要开口，他都要去帮，帮得比谁都卖力……”
　　　　我打断了他的话，那几天我最怕有人提起父亲，我说：
　　　　“13年前，你家丢失过一个木马。”
　　　　杨木匠好像不认识我似的，其实我知道他是真不认识我了。
　　　　“那天晚上你的老婆还点亮了油灯，你家的狗咬得挺凶。”
　　　　他张大了嘴巴，从他的神情看得出来他对我的问话不知所云：
　　　　“你家的窗台上还发出过一声沉闷的响声。”
　　　　直到我确定杨木匠对那件事情已经忘得一干二净的时候，我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13年前的那个晚上，我的父亲偷过你家屋檐下的一个木马。父亲偷那个木马是为了给我治病。我今天是来向你们赔罪的。”
　　　　杨木匠终于明白了我来的意图。我掏出20元钱对他说：
　　　　“麻烦你自己再去买个木马。”
　　　　杨木匠看着我手里的那张人民币，抖抖缩缩地乱摇着他的一双手：
　　　　“老大……这个钱我绝对不能收……我收了我就是王八……”
　　　　我说：
　　　　“这个钱你一定得收，这是替我父亲了却他的心病。求求你无论如何收下。”
　　　　说完我的泪水就流了下来。
　　　　杨木匠停住了他摇晃的手，呆在那里没有了声响。他的眼圈也红了：
　　　　“老大呵，你的爸爸真是死得可惜呀……他是为全村人修路才死的，你却让我来收他的钱，我我……”
　　　　我说：
　　　　“他的死与偷你家木马是两回事。”
　　　　杨木匠长叹一声：
　　　　“哎——老大，就算那个木马是你爸爸偷去的，但他也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啊。换作是我，我也会去偷的。都这么多年了，过去了的事情还提它做什么。”
　　　　我那时候已经泣不成声了，我狠狠地对杨木匠说：
　　　　“这个钱不是我给你的，是我替我父亲还你的，一个死人的心愿，你无论如何得收下！”
　　　　最终，杨木匠收下了钱。
　　　　
　　　　就在我走的那天早晨，我听见父亲的坟地上一阵劈里啪啦的鞭炮声响，紧跟着升起一阵青烟。母亲跟我说：
　　　　“那是杨木匠在给你爸爸上坟，他早上来给我说了。”
　　　　我知道，那是杨木匠用我还给他的20元钱给父亲买了鞭炮和香、纸。
　　　　
　　　　回到北京后，有好几次，我在自己租住的小屋里，铺开稿纸给爸爸写信，直到写下“爸爸：”的时候，我才猛然醒悟到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这封信要邮寄到哪里去呢？每次放下笔，我都抑制不住的悲伤。我开始思考活着的意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沉浸在悲痛里。更让我悲痛的是，弟弟在外漂泊打工的日子……有好几次，我都梦见父亲，梦见弟弟，梦见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在一起，像儿时一样说说笑笑，每次醒来的时候，枕巾都会被泪水打湿一大片，而我，总是那样眼睁睁地在暗夜里静候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