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殿堂中的弄虚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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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同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现代科研是一项职业，其进身之阶就是发表在科学文献上的文章。要获得成功，一个研究人员必须使自己的文章尽可能多地得到发表，确保能拿到政府的资助，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创造条件招收研究生，增加发表文章的篇数，争取在一所大学拿到终身职位，撰写可能引起科学奖评选机构注意的文章，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并希望有朝一日被邀请去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不仅在现代科研中存在着力争向上爬的压力，而且制度本身对真正的成就和表面上的成功都起鼓励的作用……

    在《背叛真理的人们——科学殿堂中的弄虚作假》的序言中，作者威廉·布罗德、尼古拉斯·韦德开门见山地尖锐提出：“按照常理，科学研究应该是一个严密的逻辑推理过程，尊重客观是科学家工作态度的精髓，所有的科研成果都要受到同行专家评议和重复实验的严格检查。在这个自我验证的体系中，不管出现什么样的错误，都会迅速而毫不留情地受到摈弃。”但是，越来越多的科学舞弊案表明，“逻辑推理、重复实验、同行评议、尊重客观——这一切统统被科学舞弊者成功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嘲弄”。对此，作者得出这样的大胆结论：“现实的科学研究和通常理念所描绘的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我们相信，在科学知识中能见到的逻辑结构根本没有谈及这一结构的建立过程，也没有谈及建立这一结构的人的心理状态。科学家获得新知识，并不单纯靠逻辑性和客观性，巧辩、宣传、个人成见之类的非理性因素也起了作用。科学家依靠的并不全是理性思维，而理性思维也不是他们所专有的。科学不应被视为社会中理性的卫士，而只是其文化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全书就是从这一结论出发而展开论述的，既有历史的回顾，也有重大个案的重点解剖，还有宏观的归纳、分析与总结，确乎是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是什么为科研舞弊行为创造了条件

  科学的认知结构、科研成果的可检验性、同行评议，是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归纳的有关科学研究的基本认识(布罗德和韦德称之为“科学意识形态”)，但《背叛真理的人们》认为，这些都是“并不完美的理念”，“哲学家们只是大书特书科研的逻辑性，社会学家们只关心科研行为的'规范’(标准)，而历史学家们主要则热衷于表现科学的进步和理性战胜迷信的令人振奋的胜利”，但他们显然有片面性和理性化，不仅没有很好地说明科研在实际中是如何进行的，而且忽视了科研舞弊等其他问题。两位作者批评道：“通常的意识形态最荒谬之处，在于它只注意科研的过程而不关心科研人员的动机和需要。科学家同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现代科研是一项职业，其进身之阶就是发表在科学文献上的文章。要获得成功，一个研究人员必须使自己的文章尽可能多地得到发表，确保能拿到政府的资助，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创造条件招收研究生，增加发表文章的篇数，争取在一所大学拿到终身职位，撰写可能引起科学奖评选机构注意的文章，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并希望有朝一日被邀请去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不仅在现代科研中存在着力争向上爬的压力，而且制度本身对真正的成就和表面上的成功都起鼓励的作用……”这显然是与人们通常理解的科研理念大相径庭。作者提出的问题是：在科研的结构中，到底是什么东西为舞弊行为创造了条件？在科研的社会学中，究竟是什么东西使舞弊具有诱惑力、并且常常令人觉得有利可图？一个经过长时间训练而成为科学家的人，为何会想到要伪造数据、抄袭剽窃？

  本书的第二章《历史上的欺骗》，以“古代最伟大的天文学家”托勒密、近代科学方法的创始人伽利略、万有引力定律之父牛顿、化学家道尔顿、遗传学创始人孟德尔、诺贝尔奖获得者密立根为个案，通过具体例证指出，“历史上的伟大科学家并不都那么诚实，他们实际上得到的实验结果也并非像他们报道的那样”。对名望的追求，赢得荣誉和博取同行的尊敬，这些欲望“对于几乎所有的科学家来说都是一个强大的动力”。就科学研究而言，只有原创，只有第一个发现了某种东西，才是荣誉。“除了极罕见的例外，当第二名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未抢到优先权的发现是一个苦果。”因为对于科研人员来说，科研中发现的优先权是极端重要的，这不仅决定着个人的声誉和地位，而且带来更多的收入、更大程度的承认。何况，“靠虚假成果换来的好处是相当大的，而受惩罚的机会却很小”。这也就是为什么赫胥黎何以担心“科学并不比人类活动的任何其他领域更纯洁”的缘故之所在。科学家也是人，也具有人的劣根性。“历史表明，科学史上的舞弊比人们常常设想的要普遍得多。那些为了使其数据在他人看来显得更有说服力而篡改数据的人，肯定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为了维护真理而作假。但在科研的历史上导致形形色色舞弊的真实动机似乎总是为真理的少，更多的成分是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和追求，即达尔文所说的'虚名’。”

  第三章《野心家的崛起》，讲述了一个很聪明、有抱负并且非常有钱的剽窃者阿尔萨布蒂，如何“选择一些极少数被人问津的刊物无所顾忌地发表偷来的文章”而最终败露的故事。这位自称与约旦王室有血缘关系的后生，在留学美国时获得免疫学博士学位和成为11家科学协会成员的同时，还在包括世界闻名的休斯敦安德森医院和肿瘤研究所等美国第一流的科研机构工作，从1978年到1980年的三年时间里，阿尔萨布蒂靠明目张胆的逐字逐句的剽窃，在美国、英国、瑞士、日本等几十家科学杂志上发表了60篇论文，他“简直就像一家生产论文的工厂。每个月都有阿尔萨布蒂的一大批文章在全世界的各种杂志上发表。他的方法很简单。他把别人发表过的论文用打字机重新打一遍，把原作者的名字换成自己的名字，然后把这篇稿子寄到一家不引人注目的杂志发表”。单是日本的《肿瘤研究》杂志，在同一卷中，就发表了此公署名不同单位的三篇文章。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通过编出一长串著作目录来不断追求名利，因为学术论文是发迹的本钱。”除了肆无忌惮的剽窃，阿尔萨布蒂还有其他触目惊心的欺骗，“伪造了一个医学学位，骗得约旦政府数万美元的资助，谎称与王室有血缘关系，混进了美国大学，还给自己戴上了一顶博士桂冠。在美国几个有声望的实验室进行所谓研究期间，他所发表的60篇论文，多数(也许全部)都是剽窃来的。他的这种手法欺骗了世界上几十家科学杂志的编辑。此外，他用谎言和花招骗过了两个中东国家的政府、11个学会的评审委员会和美国6个高等教育机构的行政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