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想像终究还得小心求证——关于文史研究的学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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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学究按】书园上文史科班出身的书友甚多.文章上网,令我辈受益甚多.常自愧功底见拙,行文亦不合范式.故转二文置于座右,见文思戒！






大胆想像终究还得小心求证——关于文史研究的学术规范
　　　　
　　　　 葛兆光 [文汇报]
　　　　

　　　　　　一、中国文史学界的规范和底线崩溃了吗？
　　　　
　　　　
　　　　
　　　　　　近年来，学术界的想像和杜撰很泛滥，我先说一些匪夷所思的故事。若干年前，我打开电视，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报道，说陕西有一个自学成才的人，“破译了《石鼓文》”，证明这个石鼓文是秦的散文诗。我觉得实在是缺乏常识，以前的人难道就不认得石鼓文么？那么以前的古文字学者他们干了些什么？郭沫若不也有讨论石鼓文的文章吗？到了1996年，还是在陕西，又出来一个发现竹简
　　　　本《孙子兵法》八十二篇的故事，连《文汇报》都登了，有的报道还借了李学勤先生的名义说，这个发现多么多么重要，多么多么值得研究。其实这是一个骗局，如果不是有意的骗局，至少也是一个缺乏常识的笑话。
　　　　
　　　　　　可是遗憾得很，这一类事情很多，并不都发生在学术界外。我再举一些例子吧，像某个自学成才现在当了研究员的人，出版了厚厚的著作，他发现殷商人不仅在朝鲜建立了第一个“箕子王朝”，而且创造了美洲的奥尔梅克文明，他说，“印第安人”为什么叫印第安呢？原来是因为殷商人流亡到美洲，思念故国，见面总是问“殷地安否”，所以才得名的。这种奇谈怪论很多，最近我又在互联网上看见一则消息，说某研究员已经证明，不是西洋人，而是中国人最早到的北极，是谁呢？原来是汉代的东方朔，根据呢？是《十洲记》和《神异经》里面那些含含糊糊的描述加上他自己的想像，且不说东方朔是一个半真半假的人物，而这些含糊之辞也不能当作证据，就是《十洲记》和《神异经》，你也还得考证一下，是不是真的是东方朔的作品？这都是没有常识的哗众取宠。这还不说，有人连外国的传说也拉扯上了，有一个叫宫某某的人根据《山海经》发现，西方人说的伊
　　　　甸园，就是那个传说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住的地方，其实在云南。外国不够，更把宇宙外星人扯上，有人说，经过研究，河图洛书就是外星人的地图，而和它相似的一个说法说，《周易》是一部神秘的日记。
　　　　
　　　　　　这些匪夷所思的发明，学界中人看起来是笑话，但是在报纸上、电视上、广播上，却在很严肃地报道着，乍一看，好像是“莺歌燕舞”，形势一片大好，新发现一个又一个呀。特别麻烦的是，很多算起来是学术界的人，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在那里制造惊人的话题，这并不完全是无知，有的人有知识得很。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郭沫若当年看到新疆发现的所谓“坎曼尔诗笺”，上面抄了白居易的《卖炭翁》，好呀，又是维族人，又是抄这样反映阶级压迫的诗歌，顿时大喜过望，写文章演绎了唐代中外文化传播的一段考证，结果是文学所的杨镰先生，后来经过考证揭开了这个谜局，证明这个被当做唐代东西的，其实，是明代的，这样就说明，郭老上了当了，为什么上当？因为有先入为主的成见，想证明大唐盛世中国和外国的交往，想证明维吾尔族接受汉族文化很早，有这样的先入之见在那里，哪里还能平心静气地思考？第二个，是关于古罗马军团在中国的故事，有人研究说，两千多年以前一支古罗马军团当了俘虏，被安置在骊?，就是现在永昌这个地方，所以至今永昌这里的人，还是古罗马人的后裔。这本来是英国人德效骞很早的一个说法，可是后来很多中国人也跟着说，甚至连当地政府也跟着来，希望变成一个神奇的故事，变成旅游资源。可是台湾的学者邢义田和北京的学者杨共乐，以及上海的学者葛剑雄等人，都反驳了这种追求轰动效果的故事，因为你没有任何实际的证据，捕风捉影嘛，后来就连原来被当做证人的那个“罗马人”宋国荣，也否认了自己的外来血统。可是，为什么会有一些很有水平的学者，也把这件事说得这么神？这是值得好好想一想的。另外再举一例，大家看近日的报道，说一个很有名很有成就的教授，最近把陈寅恪的一个推测加以新证，说崔莺莺，就是《西厢记》里面的主角，是“酒店外国女招待”。其实，陈寅恪早年在《元白诗笺证稿》里面是猜测过，可能崔莺莺是曹九九，可能是出于中亚种族的女子，但他只是推测，而且他反复说“未得确证，姑妄言之”，而现在这个教授的原意，也只是进一步讨论蒲州的粟特移民，可是经过报纸的夸张，就变成崔莺莺为“酒店外国女招待”，好像是介绍学术研究，其实只是在哗众取宠。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出现？我以为有三个原因，一是市场的影响，如今一切市场化，那些老老实实、可能也是干巴巴的东西，没有市场效应，可是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能够引人瞩目，能卖得出去呀。像有一个人写《袁世凯传》，这名字不行，就得改成《窃国大盗》、《偷天大王》，内容呢？你一五一十地老老实实讲不行，得说到宫闱秘事，最好来点儿加油添醋的有色佐料。本来学术研究是像跳高，只能一公分一公分地长，可是市场导向却逼得你去“偃苗助长”。所以，现在市场就搞得学术界里面，常常有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现象，在那里制造各种看上去很新鲜，可是只是泡沫的东西，所以有人说是“泡沫学术”，这并不奇怪呀。二是媒体的推波助澜，为什么？很简单，媒体和市场是一样的，新闻界有句老话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所以它老是要找“人咬狗”的怪事呀，只有这样，电视、报纸才有人买，有人看，你们看一看，上面
　　　　我们说的这些古怪的东西，大半都和传媒有关，有的记者并不是学术界的内行，可是他们手里的笔却影响很大，应当说，“成也媒体，败也媒体”，它要是对学术作严肃的宣传，那是很有用的，我们得借助他们的力量，但是，要是它瞎掺和乱搅和，那就麻烦了，像《孙子兵法》的事情、罗马军团的事情，都是它们炒大的。你们看一下1999年1月北方某报的《远古中国神秘痕迹》，连“一万年前的电唱盘”、“周代的集成电路”都上来了，你不觉得这简直是荒唐么？特别麻烦
　　　　的是，现在连批评也媒体化了，本来有学术批评可以监督学术，但是现在的批评自己也要喧哗，所以有的人就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上面越界乱批，把话说得越出格越有反应，把标准悬得越高就越能表现高超，所以如今都乱了套了。三是行政官员当学术之政的结果，这是过去政治挂帅的转型，因为很多大学的官员，不懂学术，过去是政治第一，如今则换了个标准，要么以数量来衡量，要么以轰动来判断，搞得下面的人只好这样胡说八道，以前讲“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这个道理。当然更麻烦的是，如果根据政治意识形态来制造历史的心态一旦膨胀，问题就更大，我说一个日本的例子，2001年日本考古界的一个大新闻，就是一个叫藤村的业余考古学家，竟然伪造了42处遗址和发现，其中包括1984年在马场坛发现的17万年前的石器、1992年在宫城县上高森遗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物等等，这些东西其实是他自己放进去，又自己挖出来的。表面上看来，这只是一个涉及学术道德的问题，但是根本上来说，这样伪造历史遗迹，其是希望挑战日本历史源于九州，而九州历史源于中国的传统说法，我以前在日本京都大学的时候，常常看到电视报纸用很大的篇幅报道这一类的考古消息，开始还以为是日本人重视知识，后来才渐渐明白，这是“寻根”，他们太希望挖出自己的历史来了，所以，藤村这种造假才能轰动，才能让那些日本学者狂喜而不知是骗局。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1996年1月，就有37个科学院院士联名写了一篇《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的文章，登在《光明日报》上，里面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些原则，比如科学成果的评价必须由“广大同仁承认”，而不是由口头评价和私人通信中得到“某某学术权威的好评”来确定，比如避免行政干扰，不要由“领导看法”来决定，比如学术论文作者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些荣誉和承担这些责任，等等等等，可是，这篇由这么多重要的大牌科学家署名、这么郑重发表
　　　　在大报的文章，最后竟然没有什么反响，五六年过去了，现在情况是每况愈下，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
　　　　
　　　　　　二、历史研究中必要的体验和想像
　　　　
　　　　
　　　　　　我们并不是说，学术研究里面不可以有想像，其实必要的体验能力和想像能力，常常是研究是否能够有突破的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强调的只是这种体验和想像要有证据，要有必要的边界。我们以历史研究为例来说明，因为一般来说，历史研究总是相当实证，不重视体验和想像的，事实上，必要而有限度的体验和想像是可能的。
　　　　
　　　　　　首先，我们要承认，我们理解历史所用的历史文献本身，并不那么全然可靠。这里面已经羼入了历史书写者，就是精英知识分子的口味和标准。一个是凭感情羼进了对古人的想像，比如《史记·刺客列传》里面，有刺客准备刺杀赵简子之前的故事，说刺客看见赵简子那么勤勉，就自己自杀了，这就是想像出来的，人都死了，你怎么知道他死前的心理活动？项羽垓下自杀之前的别虞姬，也是一个道理，既然二十八骑士和项羽都战死了，后人怎么知道前一夜的缠绵故事？一个是凭理智选择了自己觉得有用的东西，像《资治通鉴》就是选和治理天下有关的历史资料来叙述，《经世文编》也是选了一些有关“经世”的文献。可是，你看看，当你通过考古发现有那么多的数术方技资料，通过阅读当代的报纸杂志，发现有那么多无聊的消息和新闻，你就知道，古代历史经过了选择、修饰、重组，将来写的当代历史，也一样经过了选择、修饰、重组。没有把自己的经验带进去的体验和想像，你透不过这一层被层层染过的修饰，看不到底色。
　　　　
　　　　　　其次，后人编的历史书，你更不要轻易地无条件相信，现在的各种历史书，经过了至少四道筛子呢，一是“意识形态”、二是“精英意识”、三是“道德伦理”、四是“历史编纂原则”。意识形态决定全部的价值观，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精英意识决定历史焦点所在，一定是上层精英的活动，这里背后有一个“决定论”的支配，就是历史变迁是由这些少量精英决定的；道德伦理规定了一些不很文明、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不可以进入历史著作，这样就等于遮蔽了一半，特意展现一半；最后，历史学编纂原则，以记事体例的方便与否，排除了一些资料，毕竟不是什么都可以记载到历史里面的，历史承担不了这么多，所以一定会省掉很多，比如日常生活、业余娱乐、私人空间的内容等等。这样一来，就需要我们运用想像力和观察力，找那些被省略的、被减去的，然后重新通过想像力来重建历史的原来面貌，当然不可能是原貌，只是尽可能接近原来的面
　　　　貌。
　　　　
　　　　　　再次，由于写作语境而引起的历史扭曲，也需要通过体验和想像来恢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境，这是很自然的，比如我们大陆五六十年代的哲学史和文学史，就会因为那个时代的背景，对历史有不同的叙述，进化论、阶级斗争论、经济决定论的思路，就会使我们的历史变样子。比如思想史，就会突出唯物主义的一条线，尽管那一条线并不是主流，那也会被浓墨重彩地写出来，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比如历史就会突出农民起义的位置，像黄巾起义、陈胜吴广起义、李顺、王小波起义、方腊起义等等，太平天国就更不要说了。这是一种常见的情况，比如台湾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把历史写着写着就到了台湾，这是要证明台湾自己独特的历史脉络和文化传统，而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对二战期间日本的侵略讳莫如深，为什么？因为它也要加深历史认同和捍卫民族荣誉。但是作为历史研究，我们必须要看清楚这些障眼的东西，仔细剥离开那些影响着历史叙述的当
　　　　时的背景，没有想像力是不行的。所以，旧经典系统加上新的历史叙述，一层一层的，像考古时的地层一样，它遮盖着一些真相，所以我们研究历史的一定要透过这些地层，看到地下的东西，没有想像力和体验力是不行的。柯林伍德说过一段话，“历史就是按照大量材料，想像古人的心灵活动”，一方面是想像力，“以心传心”、“将心比心”，一方面是按照大量材料，这就是要考证，要排比，要仔细地去伪存真，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历史研究了。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历史研究进入后现代？可以随便想像？不是的，我在这里强调的，还是被认为是“现代性”的那些东西，证据、证据，必要的证据和大量可靠的证据，这是我们确定历史想像合理性的基础，没有证据的想像，只是幻想和瞎想，特别是它必须符合学术规范，符合学术规范的证据、逻辑加上适当的想像，才可以成立。
　　　　
　　　　　　那么，什么是学术的规范呢？
　　　　
　　　　　　三、常识是否可以成为常识？关于学术规范的基本原则
　　　　
　　　　　　我总觉得，现在仿佛是一个常识失落的时代，因为知识和观念在剧烈变动中间。那么，怎么才是秩序的稳定？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说是常识稳定，常识是大家不言而喻的共识，是大家共同遵守的。一个常识如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成立，而且是我们不需要怀疑的基础，至少这个秩序在一段时间里就稳定了。可是现在呢？有点儿常识失落和基础崩溃，常识已经成了非常识。我要强调的是，常识最重要，这就和大米饭白菜萝卜对于人来说，比燕窝鱼翅更普遍更重要一样，谁都懂得。在家里准备阿斯匹林，比准备抗癌新药更重要。
那么，作为常识的学术规范是什么呢？我不想讲大道理，只想讲最普通的。
　　　　
　　　　
　　　　
　　　　　　首先，任何研究，要有基本完备的文献资料。这里面包括好几层。第一层，是原始文献，任何一个课题的研究，都要对研究对象所可能涉及的文献有一个全面的把握。比如研究唐代文学，你要知道《全唐文》、《全唐诗》、两种《唐书》、《册府元龟》、《唐才子传》、《唐诗纪事》、《太平广记》，当然还要知道《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遗》，要知道石刻资料，要知道去查《佛藏》、
　　　　《道藏》里的资料，要对敦煌的文献有一定了解，还要知道关于地理方面的《唐两京城坊考》、《长安志》等等。最好还要多少了解一点考古发现的图像，比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东西，比如墓室的壁画等等。有一次，我口试硕士生，他说他的学士论文作的是唐代初期的政统和道统，我就问他，能不能在《全唐文》、《新旧唐书》之外，给我们举两本唐代初期有关政治史的文献？他不能答，我以为他一时紧张，便问他《大唐创业起居注》和《贞观政要》如何，他居然反问我，“有这两本书么？”当然，其水平可想而知。第二层，光懂得文献名称，知道找来看，还是不够，还要懂得在这些文献中，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更次要的。现在有的人对文献缺乏常识和通识，乱找乱引，喜欢找一些偏僻的、怪异的文献，而常见的书却视而不见。所以，要懂得“读常见书”是一个重要的传统研究基本功。陈寅恪对古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就没有什么偏僻的文献，但
　　　　是一样有大见识。依靠那些偏僻文献，出奇兵，走偏锋，就像武侠小说里面讲的小巧一路，没有正派的内功为底子，终究不是正路，而且一遇到堂堂正正的功夫，就会一下子崩溃。第三层，更重要的是对这些文献要能够准确地解释和引用，找了这些文献来，结果是歪批三国，那等于前功尽弃，我看到很多人用文献，常常是独出心裁地乱解释，这就麻烦了。
　　　　
　　　　　　其次，任何研究，都要作一个关于此课题起码的研究史回顾。前人研究是很重要的，学术研究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得懂得别人研究过的，你如果不能给出新的资料和进一步解释，你就不要做。现在那么多重复的论文著作，为什么？不说它有意偷懒，至少它是不知道前人做过什么，所以做了等于白做。
　　　　
　　　　　　国外的学位论文，通常必须有这样一节，因为这涉及学术品德，谁知道你是不是抄来的呢？不加以说明，只是想蒙混而已。即使从学术规范来说，做一个研究史回顾，一是说明你了解多少前人的成果，你得介绍国内外的研究，有什么已经解决，有什么得失；二是说明你的成果比前人多了多少新东西，这是博士硕士论文的基本格式之一。可是，我们现在的很多学位论文，简直好像是孙猴子石头里面天生出来的一样，好像都是它自己的发明。有那么多发明吗？比如，现在你
　　　　要研究禅宗历史和思想，你就先得讨论胡适、汤用彤、印顺的著作，讨论忽滑骨快天、宇井伯寿、铃木大拙的研究，要知道Mcrae和Faure的新研究，一直到最近国内外的论著，看看这些研究里面，还有什么是他们已经说到的，什么是他们忽略的，什么是他们已经做对了的，什么是他们还有错的。另外，你还要看看胡适代表的历史文献的路子、铃木大拙代表的宗教内在体验的路子，哪一个更合你自
　　　　己的想法，这样才谈得上进一步研究。否则，你花这么大的力气，重复他们所做的，做了又有什么用？所以，一个研究者，得对国内外的研究状况，有一点了解，至少知道你的前前后后，有什么人，什么研究论著。于是，你得有一批基本的学术刊物，国外的像《T＇oung Pao（通报）》、《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亚洲学会会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哈佛亚洲研究）》，日本的《东方学报》、《东方学》、《日本中国学会报》、《东方宗教》，中国大陆的《文史》、《中华文史论丛》、《历史研究》，中国台湾的《史语所集刊》、《汉学研究》，等等。还得掌握一些重要的目录，像《东洋学文献类目》之类。当然，现在还要懂得从互联网上寻找资料。其实，这是很必须的，你在确定一个研究题目的时候，不知道别人做的怎么行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很重要，何况它还是关系到你学术道德，和评定你的学术成就的基础。我以前介绍过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毕业生论文上的一段批语，里面就说到这一点。民国二十五年（1936）清华大学历史系张以诚的论文《唐代宰相制度》前面，陈先生评语是：“大体妥当，但材料尚可补充，文字亦须修饰。凡经参考之近人论著（如内藤乾吉等），尤须标举其与本论文异同之点，盖不如此则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袭之嫌，且亦无以表示本论文创获之所在也。”这后面两句，尤其值得好好记取。
　　　　
　　　　　　再次，学术研究还需要有一个规范的表达形式。比如说，一篇合格的学术论文，除了要有前面说的研究史回顾，有引用书目文献目录外，还要有清楚的表达和整齐的注释，这是通过形式表现的规范。也许有人说，论文主要看创见，看思想，这完全是形式主义嘛。可是我要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种外在的形式。我每年都要看不少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完全符合规范要求的不多。比如说论文后面要有参考书目吧，我曾经看到某个研究所一篇博士论文，表面看上去不错，
　　　　参考书目很丰富呀，可是仔细一看，就出了问题。很多书不知道是一回事，于是重复开列，如《二十二子》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了，又开列了一个浙江书局本，《周易》开了一个中华书局的《十三经注疏》影印本，又开了所谓“阮元校刻本”，其实这都是一回事。可见他并没有认真看过，只是为罗列书目拼凑起来吓唬人的。又比如说注释，有的注释，只有一个光秃秃的书名，没有版本，没有页码，甚至有的没有卷数，别人怎么去查呀？不要说核对了，就是有心想引用你
　　　　的，也没有办法相信你，老天爷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看过了这些书，是不是从其他书里面转抄来的？我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曾经给《文史》写过一篇小文章，考证干宝的生平，结果一些来自《晋书》的资料没有注清楚，编辑就退回来让重新注，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再比如，很多人不知道什么该注什么不该注，常常是当注不注、不当注注一大堆。其实注释有三个意义，一是表明文献资料的来源出处，二是把正文中不能表达清楚的意思补充清楚，如果都在正文里面，正文可能很不清晰不流畅，所以有的话可以转在注释里面，三是进一步提供可以引申的资料，就是给读者提供深入的阶梯。可是，我们很多论文的注释，都不那么合格。
　　　　
　　　　　　有了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学术论文就可以算是学术论文了。我常常和一些朋友讨论一个让我们很苦恼的事情，有人说欧美日本关于中国学的学术论文水平比我们高，我们不很同意，但是我们同意的是，我们的学术论文水平确实有时比别人低。这话怎么说？就是欧美日本的学术论文，有这些规范，保证了最低的底线，起码引文、注释、资料、研究历史可以清楚，而我们因为这些形式规范都没有，所以很多论文就像《水浒》的焦挺，整个一个儿“没面目”，既不可信，更不可用。所以，我总说，学术界的当务之急不是说我们提高最高水准，拿个诺贝尔奖回来，而是守住底线，让学术不至于崩溃到别人不相信这是学术。
　　　　
　　　　　　四、学术评价的标准如何确立？
　　　　
　　　　　　说到这里，我要多讲两句关于学术独立的问题。很多人都感慨学术不独立，当年陈寅恪写王观堂纪念碑里面讲的独立和自由，那是很高的境界。但是，从基本上来说，要想学术独立，最基础的就是要有一个完全依据学术的、自我完足的评价体系，不要依照获得经费的多少，不要因为领导的喜欢和表扬，不要因为一时的轰动和迎合时势，不要因为媒体的炒作宣传，不要因为论著数量的量化统计。
　　　　特别是不要仅仅依靠得到什么奖。其实很多奖，说穿了就是那么一回事，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评价尺度，要相信这些外在的标签和商标？以前“郑人买履”的故事里面说的，“宁信度，勿自信也”，好像在今天还是这样，学术界是否还是缺乏自信？
　　　　
　　　　
　　　　　　我有时候到书店里面去看书，很感慨现在书很多，漫天铺地的，也很感慨现在的书太多，其实很多书可以不必看。有一次我到国外去，和一个西方学者聊天，说起中国学术书的出版，他说大多不必看，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的理由中，有选题重复、没有新文献资料、理论陈旧，特别说到很多书看了以后，回头一想，没有一处有意义，没有一处需要作笔记记住。我当时很反驳了他一阵，可是下来以
　　　　后，其实心里面也有点儿同感，当时是顾中国学术的面子，但是我们要承认这一现实状况。
　　　　
　　　　
　　　　
　　　　　　那么，什么样的研究是学术的，而且真的是有意义的？在中国文史研究方面，我想有下面三条标准：
　　　　
　　　　
　　　　
　　　　　　第一，你是否给本领域本学科内提供了新资料新文献？这是起码的，当然不是绝对的，有人用旧文献旧资料，也能够讨论新的意思，不过，文史研究里面，是很讲究文献资料的提供的，但是这新资料并不都是刚刚挖出来的，我们不是提倡靠珍本秘籍当独门暗器，只是在新的思路下，有一些资料，它会从边缘的、不受重视的角落，变成重要的、中心的资料，比如现在郭店、上博、走马楼、里耶的简牍，当然就是新资料，这没话说，但是以前不重视的一些东西，像档案、像
　　　　皇历、像类书蒙书，如果在新的观念中阅读，它也成了新资料，这就给别人提供了新东西，这些东西，就会被有心的研究者收藏起来，否则，别人收藏你的论文著作有什么用？
　　　　
　　　　
　　　　　　第二，你是否给学科内外提供了新的范型、新的方法？我一直说，真正意义重大的学术成就，不止是给学科内，而且是给本学科外提供新的思路、范型和方法。你看马克思、弗罗依德、韦伯、福科，他们的理论和方法，给后人开了多少法门。你不跟着走都不行，因为他们的思路一转，整个现象世界都要重新解释。
　　　　“范型”这个词，是库恩的说法，我当然不是说要求每个人都成马克思这样的大师，如果这样要求，是“悬的过高”，“以理杀人”，没有人能做到的，而是说这是一个理想标的，你要有这种意识。何况“范型”有大有中有小，像王国维提“两重证据法”，胡适写白话文学史和推翻传统灯录对禅史的叙述，陈寅恪说的用域外与域内文献互证，用地下文物与地上资料互证，郭沫若用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讨论上古社会，顾颉刚用“层层积累的古史观”重新讨论古史，都是一些范型，后人可以跟着做、照着做，这就是开思路的。我想，所谓一个重要范型的出现，常常会造成三个后果，一是对学科本身的动摇，动摇不是坏事，是重新反思的开端，二是对基本预设的怀疑，以前我讲过，预设就是判断的基础，很多预设在很长时期内是不被怀疑的，天经地义的，可是它一被怀疑，整个它上面的建筑都要重新来，三是对方法的补正，一套方法常常是由于基本预设和学科
　　　　训练而来的，如果前面的被动摇，方法也就变化了，方法变化了，可能就有新的结果。比如，我并不完全同意像“走出疑古”的口号，也不完全同意“二十世纪文学”，也不完全赞同“现代性批判下的当代史研究”，但是我觉得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实际研究成果，能够让我重新思考很多问题，重新理解很多资料，好像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就是有意义的研究。
　　　　
　　　　
　　　　
　　　　　　第三，我们要承认现在的西方强势。在这样的西方强势中，我们不得不考虑，你的研究课题、成果、表达，是否和国际学术界发生一定的关联？它能否成为国际学术界的话题之一。先得说明，我绝不是说要迎合国际学术界的潮流风气，我其实一直在讲，要让学术说汉语，还写过一篇文章叫《缺席的中国》。问题是，第一，在现在，如果你不把自己的研究放在国际学术环境里面去就不行，因为这
　　　　些问题也全球化了，学术是天下的学术，你研究别人也研究，不能关起门来充大王，或者夜郎自大当顾头不顾尾的驼鸟。
　　　　
　　　　第二，你不去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别人就永远不接纳你的话语，你的声音永远不出现在国际学界，你就“自绝于人民了”，所以日本人巴巴的自己出钱，把论文翻译成英文，免费散发，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谁让你不强大控制话语呢？当然，如果你能够积极参与，这个话
　　　　题是国际感兴趣的，那么，就等于你的声音在里面有一席之地了，最后甚至可以领唱，成为主流。
　　　　
　　　　第三，有价值的问题和有意义的成果，我相信它一定可以得到国际承认，这不等于迎合西方，我想这才是中国应该有的研究成果。可是，顺便要指出，你要使你的研究成为国际承认的成果，你就必须要懂得什么是国际都能理解、接受和欢迎的课题、角度、方法和表达方式，包括今天讲的“学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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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青年朋友谈治学



作者：瞿林东
文章来源：山东大学




名家简历

　　瞿林东 教授（博导） 1937年12月生，安徽肥东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1967年以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于该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导，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著有《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史学散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史学的沉思》、《杜佑评传》、《史学与史学评论》、《史学志》、《中国史学史纲》、《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等书，发表相关论文、评论200余篇。


与名家面对面

　摘要：如何治学是关系到青年朋友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一件大事。本文就自学与人生、要有明确的研究领域、确定研究领域的原则、如何确定研究领域、怎样着手进行研究、重视理论和方法，以及要讲究体例、锤炼语言等十个方面的问题，结合作者本人治学的经历和体会，有针对性地作了扼要的阐述。

我要讲的一个题目是《与青年朋友谈治学》。以往几次，我讲的是关于史学理论问题和史学发展的一些问题。从我自己的认识来说，新的世纪开始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历史教育的发展，都寄托在青年人的身上。那么，我们青年人在新的世纪里，在这样一个难得的历史时代，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素质，更好地来发展自己，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当我们作这种思考的时候，治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我讲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从我自己来说，这几十年也多少积累了一点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可以供青年朋友们参考。如果说有做得对的地方，你们可以作为借鉴；如果说有失误的地方，你们也可以避免。学术工作也好，教育工作也好，都是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我们自己和社会才能够不断得到发展。这一点，大家都会有共识。同学们现在还在学习，一些青年教师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怎么把读书、治学和未来这三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即如何读书，如何治学，如何去创造有意义的未来？把它们作一个整体的思考，
做一个有计划来发展自己、自觉地为社会作贡献的一个人，这就离不开治学。

今天，我准备讲十个问题。当然，这不可能讲得很详细，我只是把一些有关的问题提出来供大家思考。
第一个问题，治学与立志。我们讲治学问题，首先就要考虑立志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有没有为社会作贡献的志向，这是我们讲治学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如果一个无所作为、不想对社会做什么事情的人，也就谈不上治学，谈不上立志。我们现在常讲：要塑造自我。这个塑造自我的前提，首先要认识到你是一个社会的人，不能离开社会；讲塑造自我，就要有对社会作贡献的责任感。当然，社会也在为你提供条件，这是辩证的关系。这不是什么大道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时时都会感受到自己生活在社会之中，我们不能离开社会。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考虑到要为社会去服务，那么社会的进步就会更快一些；在社会的进步当中，我们自己也会发展得更好一些。我想，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道理。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这样一个思想传统，就是要投身到社会当中去。大家知道，儒家思想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要参与社会，为社会服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当然是过去若干年的传统，在今天这个时代，应该赋予它新的内容。这就是要参与到当前的历史运动当中去，为当前的历史运动服务并且努力作出贡献，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就是思想传统和现代意识相结合。我们要从这样一个高度上来塑造自我，来建立志向。社会工作有种种区别，但是在这一点上应当是一致的。司马迁在《史记》里写七十列传的时候，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在他之前的两三千年的历史中，有许许多多人物出现，他用什么标准来写七十列传呢？这是司马迁要思考的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建议大家读一读《史记·太史公自序》，从中可以看到司马迁写七十列传，有一个标准，这就是"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扶义，就是主持正义；倜傥，就是风流倜傥，豪放潇洒；不令己失时，是说不要让自己错过历史的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说要建功立业，对社会进步有好处。他写七十列传所选择的人物，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人物。我们也可以作这样的理解："扶义倜傥"，这是讲道德标准；"不令己失时"，是讲人的见识，不错过历史机遇；"立功名于天下"，这是事功的标准。有道德标准、有见识、有事功的标准，他就是这样来作七十列传的。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到启发：一个人在历史运动中怎么样被历史所承认，怎么样被历史学家所承认。司马迁这话给我们很大启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可以读一读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他在书中这样讲：人生在历史的长河中只能走过一次，不能走第二次，是一趟走过的。那么，在这个活泼泼的历史运动当中，人生怎么样才能够具有意义呢？那就是你在这一次走过的历史过程当中，发挥了自己的积极作用。这是一个很深刻的人生哲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断地反省自己：我这一段走过的路程，究竟怎么样？我是否对得起自己，是否对得起社会，是否对得起国家？如果经常作这样的思考，我们在这一趟走过的人生道路中就会很有意义。我讲这些，是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愿意为社会作贡献的人，应当建立一个志向。从我们接受高等教育来讲，要立志就离不开治学。因为我们为社会服务的基础和依托是知识，是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讲到知识，当然就和治学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已经确立起正确的志向的话，那么我希望青年朋友要认真地来对待治学问题，这样可以使我们对人生的认识变得更加自觉，更加自信，更有意义，使我们的人生更富有朝气。

第二个问题，要有明确的研究领域。这个问题，可能就要涉及到比较深层的思考。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讲，应当有治学的目标。换句话说，就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明确的而不是含糊的、相对稳定的而不是经常变动的研究领域，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有些人读了许多书，也有许多知识，但是在研究上少有成就。我想其中有很多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明确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游击战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今天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明天对那个问题感兴趣，也写了一些东西，但是要问这个人是研究什么的，说不清楚。这对个人的发展不利，对整个社会的学术发展也不利。如果我们一个民族有许多人都是这种状况的话，那么整个民族的学术水平就会受到影响，就会停滞不前。因此，不论是从个人来看，还是从社会来看，人们都应当有一个明确的治学目标，也就是说要有一个明确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对我们师专的同学来讲，应不应该提这个要求呢？我觉得也应当提这样的要求，我认为受到高等教育的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认识。关于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当中有许多经验教训。作为一个教师，有责任向同学们讲明这个道理，要在我们的学习当中、教学当中，逐渐地培养起对某一个领域的兴趣，逐渐地明确起来我们对什么领域有研究兴趣，并且有一种要突破、要创新的意识。如果我们多一些这样的青年朋友，那么我们的社会科学也好，自然科学也好，会发展得更快一些。

第三个问题，确定研究领域的几条原则。治学要有明确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那么，这个研究领域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呢？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也是十分关键的问题。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和认识，在确定这个研究领域的时候，应当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第一，不要轻易地确定；第二，确定之后不要轻易地更改。如果今天确定了一个目标，过了一个月之后，说这个目标不行，又换了，第三个月说还有一个目标更好。这样换来换去是不行的，这说明在确定目标的时候比较轻率。因此，确定目标一定要慎重，确定了之后不要轻易更改。当然，也不是说绝对不能更改，我是说不要轻易地更改。这对青年教师来讲尤其重要，对青年学生来讲，也是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因为这对我们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从我接触到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青年教师，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受过同等教育的人，在科学研究上会有不同的成就，甚至会有很大的差别？其中有许许多多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人有明确的目标，有人没有明确的目标。
现在，我来讲确定研究领域的几条原则。根据我个人的认识，第一个原则，你所选择的这个研究领域或者说这个目标，要有可研究性。什么叫做可研究性？按我肤浅的理解，就是通过努力是可以出成果的，是可以产生比较明确的结论的。那么，是不是有一些问题不容易得出结论，是很难有科学上的成果的呢？这样的问题是有的。我在安徽大学演讲的时候，有人提问说"史学是不是科学"。这使我想起了多年以来，人们在讨论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我不是说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只是考虑到在目前的认识水平上，很难得有新的进展。我个人认为：历史学是科学，是社会科学当中的一门科学。有人说历史学不是科学，是艺术，因为历史已成为过去，不可能重演，人们现在写出来的历史是不是完全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不能断然这样说。既然不能断然这样说，那么这就是历史学家自己编造的一种叙述，所以它不是科学。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其实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历史成为过去，历史学家根据许多材料来写已经过去的那一段历史，他很可能要加上自己的一些主观上的认识，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避免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历史学是不可靠的，历史学不是科学。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修驰道、废分封、立郡县等等，是不是历史？当然是历史。是不是事实？当然是事实。至于这里涉及到有些人，他们之间说了什么话，这些话有可能是历史学家根据当时他所接触到的一些材料表述出来的。你说这些话是不是当时就是这么说的，甚至是一个字不差这么说的，这就不一定了。这里有两点是应当明确的：一是这些话不论是出于什么情况写出来的，都不能改变上述历史事实；而且这些话即使经过史学家的修饰，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历史事实的真相。因此，历史学作为人们对历史认识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作为一门科学，是毋庸置疑的。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在目前我们还不能有更大的认识上的突破的情况下，就不要去讨论类似的问题。我再举个例子：中国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人说西周开始的，有人说春秋战国开始的，有人说秦统一开始的，有人说西汉开始的，东汉开始的，魏晋南北朝开始的等等。我们有必要关心这个讨论，有必要去了解它，知道有许许多多种看法，但自己不一定再去做这样的研究。这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个讨论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得到明显的进展的。当然，所谓“可研究性"，也只是从相对意义上来理解的；对不同的人来说，前提和结果都是会有差别的。我所强调的是，当我们确定研究领域的时候，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领域的"可研究性"，即是可以期望它出成果的，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要有持续发展的空间。我们所选择的研究的领域，不是研究一两年就全部完成了，而是可以持续五年、八年，一二十年，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是一个"可供开采的富矿"，能够长期研究下去。否则，又会变成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大家知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比如说，用一年的功夫研究了这个领域，此后没有什么再研究的了，要重新开始去研究另一个领域，从搜集资料做起，又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入门，研究一二年之后又没有可研究的了。人生几十年，经不起这样的来回变更。因此，一定要选择一个"富矿"，能够供自己研究多年，至少能够研究五年以上，出一系列的成果。这里有一个很浅显的道理：越是在熟悉的材料、领域里反复地思考，思考得会越来越深，发现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研究的结论可能更具有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第三个原则，这个研究领域在学术上有开创性。举例说，如果你看到别人研究唐太宗，你也去研究唐太宗，研究了几年都没有超出别人的水平，这就没有什么价值。像《唐太宗传》，现在有四、五本了。如果你要研究唐太宗，你就要在某一个方面超出这四、五本唐太宗传记以及关于唐太宗的研究论文，你才有可能下这个决心，否则你就换一个别的领域。总之，开拓性、创造性，是确立研究领域的又一个原则。这个开拓性和创造性，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学术价值，一是社会意义。如果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社会价值，具有社会意义，那是非常好的。否则，在一个方面的价值很突出也很好。当然，一般说来，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统一的。比如说，史学界曾经讨论过，说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有区别的，不要硬把它们扯在一起。如甲骨文的研究有学术价值，那么它的社会价值表现在哪里呢？好像很难说它有什么社会价值。其实，它的社会价值也是很明显的。为什么呢？人们对甲骨文能够识别了，能够解读了，那么对商朝的历史能够解释得更确切、更明白了，这当然是学术上的进步。我们要知道，学术是社会的一部分。学术进步了，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在学术上有价值的东西，这本身就是社会价值的一部分。我们不应该把学术和社会分开，学术应当是社会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有学术价值的成果都具有社会价值，所不同的是，有的表现得直接一些，有些表现得间接一些罢了。第四个原则，要有兴趣。这就是说你选择的某个研究领域，或者别人建议你选择的某个领域，最好是你有兴趣的。为什么呢？有兴趣就更加执着，更加投入，更加自觉，更有激情，而不是很勉强。我们知道，对什么事物有兴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一些优秀的运动员，他们获得了奥运金牌，有些就是从小对某种运动项目有兴趣，后来经过家长的培养，教练的培养，国家所创造的条件，使这种兴趣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从而创造出好的成绩。个人的兴趣，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是在文革前读研究生的?quot;文革"结束以后，我重新回到自己读研究生时的那个领域--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史从先秦一直到现代，史书那么多，从哪里开始去研究它呢？自己很茫然。我曾经想从《史记》开始研究，当时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史记》研究论文目录索引，十六开本的。我要把这个目录索引上著录的那些著作要找来读一读，就要花很多时间。我觉得从这里研究起来有很大的困难，不是说不可以去做，但要同上面所讲的几条原则结合起来去做的话，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后来，我重新思考。我当时讲授中国古代史，对隋唐史很有兴趣，我想能不能从隋唐时期的史学开始研究。因为对隋唐史有兴趣，当然就产生一种愿望，想研究这个时期的史学。经过调查，在这之前研究隋唐史学的成果很少。唐代将近三百年，关于它的史学的研究文章所涉及到的史学家，只有三四个人。后来经过反复的考虑，我确定从唐代史学开始研究。这些年来，我研究中国史学史、研究史学理论、历史理论，就是从研究唐代史学起步的。如果我不确定从唐代史学研究起，东写一篇，西写一篇，上面可以写《左传》方面的文章，下面可以写李大钊、梁启超方面的文章。当然，这些都是史学史的内容，但你这个人以什么为专长，总是说不清楚，也难得有深入的研究。我最早的一本书《唐代史学论稿》，收了二十多篇论文，都是关于唐代史学的，这就是一个明确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最先给我带来的一个成果。

第四个问题，如何确定研究领域。原则明确了，那么在操作上，如何来确定研究领域呢？这里有一个学习和运用知识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懂得很多知识，但不懂得治学的方法，那就有很大的缺陷。我们讲如何确定研究领域，就涉及到方法了。按照上述几个原则，怎样来操作呢？第一，是作学术调查。我这里讲的学术调查，其实很简单，主要的就是查阅图书目录，查阅论文索引，找国内最权威的图书目录、最全面的论文索引。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八十年史学书目》，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现在已过去了二十年了，还有利用它来查阅的必要。当然，还要利用新的工具书来补充。这是图书目录。论文索引，最全面的应该是上海出版的《全国报刊论文目录索引》，每个月一本。此外，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中国历史学年鉴》， 1979年创办的，至今每年一本，那上面既有图书目录，又有论文索引。通过这些我们可以调查什么呢？调查你所关心的那个领域，谁出版了什么书，谁写过了什么论文？经过调查，你可以发现你所选择的那个领域是一个空白呢？是一个大家研究得很热烈的领域呢？还是已经有人提出来了，但还有待开拓的一个领域呢？你就逐渐有所了解。说得具体一点，如果你选择的那个领域，通过查阅这些书目、这些论文索引，很少有研究成果，说明你选择的这个领域是一个新领域，说明这个领域有"开采"的余地，这就帮助你下决心去从事研究。如果你查阅这些书目、这些论文索引，已有很多人都在研究这个领域，从你目前的认识来看，很难突破这些成果，那你有必要另外再去思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人把问题提出来了，但是研究得很不够，那么你完全可以投入到里面去进行新的研究。所有这些，都是最起码的、最一般的学术调查。如果不做这个工作，治学就无从谈起，就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可见，学术调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想，作为一个大学，各个学校藏书情况很不相同，但是工具书一般都是受到重视的，应当是能够满足大家的要求的。第二，是要请教有关的专家、学者。现在是信息时代，许多信息可以从网上查找。与此同时，还要请教有关的专家、学者。因为年轻人在治学上毕竟还刚刚起步，对许多问题还没有把握。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应当勇于向专家、学者求教。比如你选择的研究领域是先秦的某个方面，那么你向研究先秦史的专家写信去请教；你选择的研究领域是明代的某个方面，那么你向研究明史的专家写信去请教等等。请教什么呢？就问我这个选择可以不可以？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这一步是必须要做的。我们自己去进行学术调查，那只是一个基础。我们的选择，最好能得到专家的指点。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和学风。我在确定唐代史学作为起步的研究领域时，曾经得到一位学者的赞同，这就是宋史学者漆侠先生。在1977年和1978年两次学术会议上，我诚恳地向他请教。他听了我的想法之后，他说我看可以，你按照这个计划去做，每年发表三、四篇文章，几年积累下来，你就能有十几篇文章，渐渐地你就对唐代史学有比较深入的认识了。我得到他的鼓励，就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在我研究唐代史学的过程中，我还得到唐史研究学者韩国磐先生、胡如雷先生、陈光崇先生的帮助，我向他们都请教过问题。在请教问题的过程中，增强了我的信心。对这几位先生，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青年朋友，是不是也可以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做，来确定自己的研究领域。这里面没有多少深奥的道理，只是我们要有决心这样去做。

第五个问题，如何着手进行研究。通过自己的调查，通过专家的指点，研究领域确定下来了，那么怎样去进行研究呢？这对于每个人来讲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有些共同的地方是可以遵循的，有些普遍性的做法是可以参考的。我想讲几种做法。第一，要学会作编年。历史系的学生都应该知道，中国有一种编年体史书，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什么大事，按时间顺序记载下来。如果你选择的研究领域是一个历史时段，是一个历史过程的话，最好就先从作编年开始。我举个例子，比如研究王安石变法，那么王安石什么时候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也就是万言书，可仁宗皇帝没有采纳；在神宗皇帝的时候，王安石再一次提出变法，神宗皇帝如何采纳了王安石变法，然后王安石如何逐年推行新法。在这过程当中，反对派是怎么样提出来反对变法，在变法与反变法的过程当中，变法取得了什么成绩，有哪些弊病，最后到元丰年间变法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到哲宗元祐年间全面复辟，完全废除新法，王安石变法宣告失败。把这个过程先用年代顺序排列下来。再作这个编年的过程当中，谁做了什么，谁说了什么？要掌握很多材料。编年的价值，就在于你对事情的过程搞清楚了，你不会在事情的过程上有重大的失误。我们要判断一件事情的结果，就要把它的过程先弄明白，然后才能去考察这个结果。我在研究唐代史学的时候，大约读了八九十种书，作了十几万字的《唐代史学编年》。我当时的出发点很简单，因为对唐代史学没有太多的认识，为了将来少犯错误，不致于我明天写文章否定我今天的文章，后天写文章又否定我这两天写的文章。如果对整个过程了解清楚了，在基本的问题上就不致于失误，至少可以避免许多失误。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在我把编年做出来以后，让我感到惊喜的是，收获远远超出了预期的范围。第二，作资料长编。如果你要着手研究的问题主要不是一个历史过程，而是一个综合性的事件，这个事件又涉及到许多人，那么建议你先作资料长编。比如，唐初历史上有个"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把他的哥哥、弟弟杀了，迫使他的父亲退位，这件事情涉及到许多人，涉及到许多文献，你就要把有关"玄武门之变"前前后后有关的资料，按时间顺序编次起来作成资料长编。资料长编所起的作用，首先也反映出一个时间过程；其次，这些资料放在一起加以排比，互相参照，可以从中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发现它们的异同，甚至发现它们之间有矛盾，这样对问题的考察就比较全面了。关于资料，我们要尽可能的搜集，要靠比较全面的资料来思考问题。如果掌握的资料是片面的、不全面的，那么我们就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第三，作有关人物的著作与交游考。假如你选择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历史人物，这个人物或者是一个著作很丰富的人，是一个交游很广泛的人，就要作这方面的考察。所谓交游，就是他和一些人的往来，相互的应酬，书信的往返，他们的聚会等等，这都属于交游。同时，还要作关于他的著作的考察，这个人哪一年、多少岁数时写了什么书，写出了什么文章？他和谁有所交往，他给谁写了信，谁给他回了信？他给谁的书写了序，或者他的书请谁写了序等等，诸如此类都在考察范围之内。如果我们研究这样一个历史人物，那么对于他著作的发展情况，对于他交游的范围和其中的恩恩怨怨各种情况都掌握了，那么对这个人的认识就会比较全面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就其中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两个问题进行研究，你就有可能在比较全面的基础上来认识这个人物，评价这个人物。这也是一种进行研究的方法。第四，不论是人物也好、事件也好，或者是理论问题也好，可以作各种观点的排比。人们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常有的现象。作为研究者，对这些看法怎么去判断，就要把有关的看法、材料搜集起来，加以排比。在排比当中，可以看到它们的分歧所在；在各种分歧当中，还可能发现它们有共同的地方。就分歧来说，哪些分歧是带有根本性的，哪些分歧是枝节的，作出轻重主次的判断，这样就找到了要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突破口。第五，一定要做笔记。在做上述任何一种研究的过程当中，都要有笔记。现在是信息时代，我们要充分地运用电脑、网络，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电脑、网络确实有很多优点，信息量大，也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我们绝不能够完全依靠电脑，甚至把一些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都抛弃了，比如说作札记、作读书笔记还是很有必要的。现在有些青年朋友，就没有这种作笔记的习惯。清代史家章学诚给他的子侄辈写信说，你们读书一定要作札记，如果不作札记，你每天读书所得就像水珠落进大海里面一样。水珠掉到大海里面，你还能找回来吗？都找不到了。如果你把读书所得都记下来，日积月累，三年五载，你的笔记本上有许多心得、许多问题，那就是无价之宝，对你的人生来讲是无价之宝。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带硕士生的时候，我要求他们写札记，两个星期写一篇，字数不一定多，两千字左右，一个学期写出十篇札记。札记，文字不要长，但要有见解。为此，当时的硕士生叫苦不迭。但在他们毕业以后，都说非常感谢导师那样严格的要求。现在博士生赶上普及电脑了，疏于这种作札记的习惯了。我建议同学们、青年教师们还是要作札记的。作为起步阶段，至少在做以上研究的时候都要有笔记。笔记主要记什么呢？记你发现的问题，记你感到困惑的地方，特别要记你在读书过程中感到得意之处，几十个字、几百个字都可以，每则记载都有标目；放一段时间，浏览标目，也大致可知所记内容。这是一种积累。我愿意告诉大家，我在作《唐代史学编年》的过程中，积累了30多个问题。由于后来工作比较多，这30多个问题至今没有全部写出来。我所说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就是这个涵义。我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研究唐代史学，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唐代史学对我来讲还可以继续研究，还有一些我没有认识到的地方。

第六个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研究与撰述计划。我们的治学最终是要出成果的，不是把它仅仅作为一种兴趣，仅仅作为一种个人的爱好；我们的研究成果是要为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的，这就需要有一个切实的研究计划和撰述计划。关于这个问题，我考虑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从最有把握的问题做起。你不是积累了很多问题了吗？那么你从哪里做起呢？不要眼花缭乱，也不要犹豫不决，要断然地从那个你最有把握的问题开始研究，撰写文章。这个道理很简单。所谓最有把握，就是在资料的搜集、观点的锤炼等方面都感到比较成熟，而且自信多少有点新意，如果这些方面都看准了，千万不要迟疑，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入手。我现在指导博士生，在他们的开题报告和论文提纲通过后，要他们不一定按章节顺序写，在哪一章里哪一个问题你觉得是最有兴趣、最有把握，就先写出来。从最有把握的地方开始，这里有一定道理。为什么有一定的道理呢？有把握，可以比较顺利，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是你在写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势必还要看资料，从而又进一步积累了资料。同时，在一个领域之内问题是相通的，你在写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促使你对另外一个问题的思考逐渐地成熟起来：本来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可是在你写这个最有把握的问题的时候，使那个原先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的问题变成了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了；而当你写完这个最有把握的问题的时候，就可以着手写那个已有百分之七十把握的问题了，依次类推，不断扩大研究，不断进行撰述。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要有若干问题的积累。有些人读了许多书，或者教了多年的书，而没有问题，我想就是没有经过调查研究、没有经过思考的缘故。假如我们经过学术调查，经过思考，怎么会没有问题呢？孔子早就批评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试想没有问题，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和时间，这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在教书的过程中，一定要积累问题。积累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要作笔记。这里，我讲的是从最有把握的问题开始研究，开始撰述，然后依次类推，第一个有把握的问题写完了，写第二个相对有把握的问题，然后再接着往下写；用这种方法逐渐扩大我们的知识领域，逐渐提高我们的撰述水平和学术水平。第二，不要见异思迁，要执着、要持之以恒。往往有这种情况，一个研究领域确定下来了，经不起外界的干扰和吸引，看到有些问题挺时髦，就想追赶时兴。举例说，现在有人在评论《康熙王朝》，觉得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写一篇；明天《雍正王朝》重播了，觉得有必要跟《康熙王朝》作个比较，再来写一篇，而把自己那个明确的、稳定的研究领域抛到一边去了。这不好。我举这个例子未必恰当，无非是想说明，一定要执着，不要见异思迁，自己定下的这个目标，要努力地去实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所成就。我在《唐代史学论稿》自序中讲，在四十岁的时候学术上毫无成就，自己感到很羞愧。我确定了研究唐代史学，立下这个志向，"背水一战"，成功是它，失败也是它，决不后悔。四十岁了，没有机会再让你来回犹豫了，所以我就用了"背水一战"这个词。我想，凡做一件事情，要有这种决心，要执着，不要见异思迁，不要动摇。第三，要有近期成果和长远的预期成果的计划，就是近期的目标和远期的目标要逐步地明确起来。比如说，最近一两年在这个领域里我要做什么事，要写出二三篇、三四篇文章；在四五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范围内，在这个领域里面，在现有的基础上，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这要明确。比如我在着手研究唐代史学时是这样想的：用十年的时间出版一本唐代史学研究的论文集，然后再用十年的时间出版一本系统的唐代史学史。那么短期的目标是什么呢？要求自己一年发表四篇文章，也就是一个季度发表一篇文章，不能够有任何的松懈。我现在这样想，如果当年不抓紧研究唐代史学，未能出版《唐代史学论稿》这本书，那么此后的一些著作是否能写出来，就很难说了。我为什么从治学和立志说起？这就是说，如果说你要有志向的话，你就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第四，在进行撰述的同时，还要关注学术前沿的情况。所谓前沿，就是最新成果，要关心在这个领域里的最新成果，随时掌握这方面的信息，以保证自己的研究不落后。

第七个问题，要重视理论和方法。我们从事任何研究，都是有理论指导的，也都要讲究方法。这些年来，我们在方法上是很注意的，比如运用比较的方法、计量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人类学的方法等等，都是很必要的。这里，我想强调一下理论问题。我们现在从事的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历史学的研究，从国外引进来许多理论，有许多翻译过来的西方著作，讲了各种各样的理论，都可以作为参考。我认为，唯物史观仍然是在许许多多理论当中最有权威的、最科学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多去思考。思考什么呢？思考人们以往在运用唯物史观方面有什么缺陷，思考我们如何创造性的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问题。现在，由于西方的理论大量的涌进到中国来，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按照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但是作为科学发展方向来说，我们应当看到，唯物史观这个科学的体系，仍然是指导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最有力的理论武器。这里，我想讲几条理由，从唯物史观和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来看，有四个方面是别的历史观所不能代替的。第一，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研究整体的历史。整体的历史，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民族等等，要求对历史作全方位的整体的解释。第二，唯物史观告诉人们要辩证地看待社会历史中的各个因素。比如经济、政治、文化，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意识形态；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意识形态对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也有反作用，它们是辩证的关系。第三，唯物史观告诉人们：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所谓自然发展过程，就说明它是有规律的，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历史。正因为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我们可以认识它的规律，至于对这个规律怎样解释、怎样说明，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中国社会经历了几种社会形态，五种社会形态，四种社会形态，还是三种社会形态，大家可以探讨，但它是有规律的，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第四，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唯物史观承认杰出历史人物的作用，同时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这四条结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代替唯物史观。我们可以借鉴其他的理论，但是我们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去进行新的创造，在这一点上，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第八个问题，撰写文章、专著，要讲究体例。现在，有一个很常见的词汇，叫做"学术规范"。中国的学者历来都讲究体例，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也就是讲究规范。当然，现在讲学术规范，还有和国际接轨的问题。因此，写文章也好，写专著也好，都要注重体例。我们在讲究体例上，往往太缺乏这种意识了。所谓体例，一方面表现在形式上，如文章或者专著内部的结构、标目的原则、行文的格式、注释的要求等等。另一方面，体例也同内容有关系，如关于一篇文章或一本专著的缘起、主旨的说明，也是体例所要求的。现在讲学术规范，非常重要的一条，是要说明这篇文章、这本专著是在什么起点上来展开的。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哪些人已经研究过并且达到了什么水平，本文或本书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如何前进一步。这是学术规范中最重要的。我想强调一下，在当前，讲究体例同学风建设有密切的关系，希望大家能够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第九个问题，要锤炼语言。文章也好，专著也好，写出来之后自己多读几遍，把不通顺的句子、不准确的词汇、误用的字一一加以改正。这个过程是省略不掉的。锤炼语言文字，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左传》、《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等，为什么千百年来人们都非常爱读？原因之一，是它们的文字表述非常优美。这一点非常重要。怎么才能把文章写得好？这是要自己反复地去感悟，去读有关的范文，在潜移默化过程中提高自己的语言修养。这里说的锤炼语言，还要看文章写出来以后能不能琅琅上口，是不是很通顺、很流畅，能不能有几句震动人的话，能不能有几句发人深省的句子？这就要反复地读一读、改一改才行。

第十个问题，要积极主动同外界交流。现在是信息时代，关起门来治学是不行的，一个群体要经常和外界交流，这是一个群体的学术形象。一个人，首先在自己所在的范围内和大家相互交流，同时要突破这个范围同外界交流，要创造条件，开拓视野。现在到网上可以查一些有意义的信息；同时通过书信、通过其它各种传媒进行交流。这是保持我们在学术上有活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突破自满自足的状态。比如说，从这里到合肥很近，在合肥能不能有交流；这里离芜湖也不是很远，在芜湖有没有交流，还有其他地方能不能有交流？此外，天津、上海、北京这些地方，也可能有些同学、有些老师，可以作这样的交流。再一种交流，是可以通过文本来实现的。什么文本呢？要经常读报纸，要养成阅读最新出版的学术期刊的习惯。长期不读报、不读专业杂志，怎么能知道现在发展的情况呢？因此，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同外界交流，不断丰富自己、充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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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说，治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每一个青年人来讲，怎样度过今后几十年人生，都直接、间接同治学有关系。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将来大家从事的职业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高等教育的基础，是我们立于社会的一个基本的条件，也是别人来认识我们的一个依据。我们怎样符合这个要求，怎样在现有基础上不断提高自己？这是我们经常要考虑到的问题。如果大家掌握了正确的治学方法，又有一种在治学上自强不息的精神，你去从事研究、从事教学、去做公务员、去参与企业的活动，你都会用你的长处为你所在的那个群体创造出业绩，同时也为自己开辟广阔的前途。我想，这都和治学有关系。

[作者附记：本文是我于2001年12月24日在宿州师专的演讲。承历史系青年教师蔡若愚同志据录音整理成文，并经我审阅、订正。应《宿州师专学报》编辑部的要求，予以发表。在此，我向编辑部和蔡若愚同志表示谢意。

长歌－废墟

学究先生终于忍不住将这张帖子转过来了，其实任何学术研究都要遵循这个准则的。谢谢先生的提醒。谢谢

长歌－废墟

我想把这帖子置顶。

物虚生

象我这种玩票的就算了吧，
大胆想像，不会求证，
野史杂说，信手拈来，
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
贻笑大方，不足为奇，
……
^_^

长歌－废墟

下面是引用物虚生于2005-12-07 23:31发表的:
象我这种玩票的就算了吧，
大胆想像，不会求证，
野史杂说，信手拈来，
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

物虚兄就是会开玩笑“野史杂说，信手拈来”可也不容易的，何况我看兄文章都不错，兄的话只能适用于我这种连玩票都算不上的人^_^

zsjcj112

葛兆光先生文中提到《坎曼尔诗笺》是明代的，现转一篇辨伪的文章：

《坎曼尔诗笺》辨伪


     1.惊世文书问世
1971年---正好20年前，在北京故宫举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首次向世人展示了两件珍贵的文书，一件是唐代白居易《卖炭翁》诗，署“坎曼尔元和十五年（820）抄”；另一件是注明写于元和十年的3首唐诗；署“纥坎曼尔”。原诗是：
《忆学字》：古来汉人为吾师，为人学字不倦疲。吾祖学字十余载，吾父学字十二载，今吾学之十三载。李杜诗坛吾欣赏，讫今皆通习为之。
《教子》：小子读书不用心，不知书中有黄金。早知书中黄金贵，高招明灯念五更。
《诉豺狼》：东家豺狼恶，食吾(饣食)，饮吾血。五谷未离场，大布未下机，已非吾所有。有朝一日，天崩地裂豺狼死，吾却云开复见天。
两件文书由郭沫若定名为《坎曼尔诗笺》。见到诗笺，郭沫若当即于1971年12月19日写下《＜坎曼尔诗笺＞试探》（1972年4月30日又补写了两则“追记”）。这篇充满政治激情的文章发表在《文物》1972年第2期，又收入同年出版的《出土文物二三事》一书。《坎曼尔诗笺》不但轰动一时，广为人知，而且长期使学术界受到其冲击波的影响。
2．有人早生疑云
必须强调指出，历史学家张政(火良)早在郭沫若文章发表时，就对所谓《坎曼尔诗笺》的真伪提出过不同意见。张政(火良)曾在不同场合一再重申：诗笺不是唐代文书。其理由，一是文书中竟有五十年代中期才推进的简化字，二是文书的那种字体不会出现在明代万历年间以前，三是有些词语（如“东家”）根本不是唐代所能有的。张政(火良)先生并未把上述意见写成文章，主要是以口头表达，在一定的范围内传播。
中国学者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报刊上对《坎曼尔诗笺》提出质疑，据笔者所知，当属萧之兴所写的《关于＜坎曼尔诗笺＞年代的疑问》一文。这篇文章一千多字，发表在1980年11月18日的《光明日报》。萧之兴并未彻底否定《坎曼尔诗笺》，只是对其抄写的年代提出了疑问。萧之兴指出：一、诗笺书写的“不是唐朝通常的字体”。二、“(饣食)”被认为是“馕”的简化字，但馕字出现相当晚。三、“坎曼尔”为“伊斯兰教特有的名字”，伊斯兰教于10世纪后半叶才开始传入新疆。四、汉文背后为察合台文，汉文书写应晚于察合台文的书写。五、9世纪初回纥（维吾尔）人尚未到达新疆南部。
由于种种原因，张政(火良)、萧之兴的意见未受到重视，《坎曼尔诗笺》的真伪也并未成为问题。
3，疑团渐渐扩大
近年来，针对这些疑问，陆续有人作出析疑文章。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廖泽余《＜坎曼尔诗笺＞“饣食”字辨＝（《中国语文天地》1988年6期）；钱伯泉《＜坎曼尔诗笺＞新探＝（《文物》1988年11期），《＜坎曼尔诗笺＞和吐谷浑人＝（《新疆日报》1989年7月22日4版，《吐谷浑人在西域的历史----兼谈坎曼尔诗笺的族属和价值》（《新疆大学学报》1990年2期）。钱伯泉在其3篇文章中全面回答了萧之兴的质疑，并提出了对诗笺的新见解。他的论点主要是：一、由于西域民族习惯用硬笔（苇笔、木笔）书写，“使用这种硬笔书写汉字，必然显得笔画均匀，结构方正，近似于仿宋字。”二、简化字是民间俗写体，并非始于本世纪五十年代。三、诗笺的作者是“纥坎曼尔”，不是回纥（维吾尔）人“坎曼尔”，是吐谷浑族。钱伯泉不但认为诗笺绝无可疑，是唐代珍贵的文书，而且是“吐谷浑文化的结晶”。
但是，所谓硬笔写汉字必定结构方正，近于仿宋字这说法似是而非，毫无根据。关于简化字，钱伯泉的分析基本正确。总体看来，在坎曼尔名字上萧之兴的质疑与钱伯泉的新论，都是有讨论的余地。
在看到原件时得知，文书背面文字已被识读，是察合台文。但据我观察，有迹象表明察合台文书写时间应早于汉文。从字迹看，汉字压住了渗透过来的墨迹，而且察合台了迹浅淡含糊，汉字则笔墨如新。从书写看，正如萧之兴指出的，察合台文是从右向左横写，但汉字居纸幅正中，察合台文却有一侧直抵纸边②。在以最初的疑问为起点，对《坎曼尔诗笺》作全面的考辨与调查的漫长过程中，越到后来，结论就越清楚：
它不可能是真实的东西，从内容到形式，都浸透着“现代”意识，打着阶级斗争的烙印；它不应该是真实的东西，否则一系列历史都得重写。
4，几个关键的疑点
首先，所谓《坎曼尔诗笺》“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博物馆工作者于一九五九年十月，在若羌县米兰古城清理房屋遗址中发现的”显然毫无根据。
其次，所谓诗笺发现时因粘连在一起，误作一件两面皆书古民族文字的文书，“1962年清理文物时，才将两件揭开，发现被粘粘的另外两面都写有汉文的抄录，是坎曼尔所书”（郭沫若《＜坎曼尔诗笺＞试探》），完全是不可能的。两件文书由于粘在了一起，长期被当作一件文书，则必须具有以下起码的条件：一、两件文书至少应有三分之一左右完全能够重合的边缘；二、两件文书合起来只有一个（至多两个）写了字的表面。然而《坎曼尔诗笺》则不具备任何一个条件。
5，内容上的疑点层出不穷
可以进一步对所谓坎曼尔自作诗3首的内容作些必要的分析研究，来看看它们是否有可能写于唐宪宗元和年间。
诗笺《忆学字》首句是：“古来汉人为吾师”，这里的“汉人”是指汉族人。但是，问题在于我们除此之外再也没见到宋代以前西域各民族称汉族人为“汉人”的例子。汉族人自称汉人起于汉朝。但西域各族及外国人并没有使用汉人来称呼汉族。而在兄弟民族的文书中，我们还没有见到宋以前称汉族为“汉人”的情况。还有，文书中提到“李杜诗坛吾欣赏”，这本是诗笺作伪痕迹最明显的一句，但郭沫若却为此写下：“元和十年上距宝应元年李白之死五十三年、大历五年杜甫之死四十五年，而李杜的诗歌已为西域的兄弟民族所‘欣赏’，文化普及程序的深且广，难道不会使人大大地睁开眼睛吗？”非但对其不表示怀疑，还大为赞赏。
研究唐代文学的人都知道，本来无须特别着重指出的一个事实是：李杜在世时，时人对李杜（尤其是杜甫）远不象今天那样重视。以李杜作为唐诗最高成就的代表、唐诗的代称，是李杜去世很久以后的事了。这一点，在唐人选唐诗中反映得十分清楚。
而以李（白）杜（甫）作为唐诗最高水准的代表，在坎曼尔的时代，仅为个别有识之士所倡论，远没有为一般人所接受。坎曼尔诗笺的时候，新疆东部早已为吐蕃占据，中原与西域交通阻断已有数十年之久，连改换年号的消息都不能及时传到西域，坎曼尔身处闭塞、偏远的米兰，怎么会有如此惊人的远见卓识，就以李杜作为唐代诗坛代称了呢？
下面专门分析一下“诗坛”、“欣赏”、“东家”3个词语的检索结果。经检索可知，唐诗中从无“诗坛”这一提法。唐诗中也没有“欣赏”这一词语。而且，在唐代，“东家”大都含有邻人、女性、隐居等潜在的含意，但除《诉豺狼》外绝无一例是含有财主之意的。
综上所述，能写出《坎曼尔诗笺》的，肯定不是生活是在唐朝元和年间的人。
6．另一有力的反证
除了其语词并非唐代所能有，元和十年前后中西交通早已阻断不通则是一个更有力的反证。
自唐玄宗天宝末年爆发“安史之乱”，此后“丝绸之路”的咽喉---河西走廊为吐蕃占据，切断了西域与唐朝旧有的一切联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怎么能想象坎曼尔“通习”“李杜诗坛”，“学字十三载”的条件；而坎曼尔又怎么能具有如此超拔的预见性及鉴赏能力，居然“超前？地以李杜作为唐诗最高水平的代表，能在元和十五年亲手抄录白居易写于元和四年的《买炭翁》？毫无疑问，白居易在世时其诗可以传至新罗、日本，却无法及时传到西域。
7．诗笺发现经过的调查
有关诗笺的情况整理如下：
1959年10月，自米兰发现。（没有任何第一手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
1962年前后，S揭开，发现了诗笺。（仅有S的自述，并无见证）。
直到1969年10月18日，发出了所谓“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以后，乌鲁木齐进行战备疏散时，才由L第一次公开提出有这个文物，并有贾应逸等人见到诗笺。（当年的战备疏散是突然的，所以L必然是早就知道它的存在。）
当“备战”之风消歇，诗笺随疏散的文物又送回乌鲁木齐后，曾在自治区展览馆二楼展厅里展出过。（这一点，是李遇春面告的。李遇春说：“‘文化大革命’后，博物馆一度撤消，我们并到展览馆上班。我是在展览馆二楼展厅首次见到诗笺的。我问：‘它是哪儿来的？’说是从博物馆拿来的。我感到很奇怪，我怎么从没听过、见过它呢？后来北京办展览，就送北京了。”）
     关于诗笺送到北京参展的过程，据调查是这样的：北京要求各省送重要文物展出，新疆由沙比提等人先送了一批。当沙比提在北京时，接到博物馆的林福才打的长途电话，说：又发现了几件东西，很重要。此后，由博物馆的军代表王顺德（女）把这几件重要的文物（包括诗笺）带到北京。先由当时负责文物工作的王冶秋看过，又找了一些专家看，并立即送给郭沫若。郭沫若要了解诗笺的发现经过，沙比提也不清楚，又打长途电话给新疆。
然而，据以上的考证与调查，所谓《坎曼尔诗笺》不可能于1959年出自米兰，不可能曾因粘在一起，而被当作一件文书，其内容不可能是唐代“坎曼尔”所写，“坎曼尔”其人其事也不可能存在。在调查过程中，涉及诗笺的真伪，回答主要可以分为下述两种情况：诗笺真实可信，对疑问一一作出解释；有疑问，但认为这件文物是确实存在的，不可能出于今人作伪。新疆自治区博物馆负责人沙比提（维吾尔族）的看法则全然不同。
包括沙比提在内的一些维吾尔族学者认为：察合台文的书写，早于汉文，而伊斯兰教对信奉其他宗教民族的文书采取排斥态度。如果纸上已写有汉字，便不会再用来写字，更不可能以其书写圣贤的墓名。此外，从背面的察合台文的特点来考察，它们的书写不可能早于17世纪。不但地名的拼法可以证明它的上限，而且它的文法也是17世纪以后才有的。其明证是：每个玛札都冠以“布兹勒库瓦”（圣人）这一称呼，并且含有准尔蒙古修辞特点。
8．谜底就要揭开
诗笺如果是后人伪造的，那么究竟是谁，在什么时间、什么背景下干的呢？
为此，有关人员专门研究过新疆地区伪造文物的情况。上个世纪叶以来，新疆的文物（尤其是文书）引起了举世的瞩目，“找宝”成了当地居民的一项主要副业。由于有利可图，伪造文物的“行业”也应运而生。
应该指出，文物作伪，究其本源，主要是为了得利（个别也有了得名）。不为个人名利的作伪是否可能呢？在特定历史时期，是完全可能的。五六十年代就存着出现这种“无私”动机的条件⑥。
已经证明：所谓诗笺曾粘在起，被误当作一件文书，是毫无可能的假话，----关于诗笺的一系假话中的第一个，那么可以肯定，所谓将诗笺揭开的1962年就应该是诗笺作伪的大致时间。
在首次赴新疆调查之前，调查人员就这一假设——诗笺是1962年后伪造的——作了心理咨询，并为作伪者拟设了6个必不可少的条件：1．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在新疆博物馆工作。2．世居新疆的汉族，对解放前新疆的民族关系有直观但粗浅的理解与感受。3．有大学文化程度。4．有旧学根基，最好上过几年私塾。5．是半路出家的文物考古事业的酷爱者。6．到博物馆后处境始终不好，一直未能做出成就，但切盼能有成就。
经过筛选，资料表明符合上述6个条件的只有一个人，即L，唯一需要略作修正的是，L祖上为清代派驻新疆的官员，系完全汉化了的汉军旗人。
这时，除了见诸报刊的文字资料，我们并不了解有关诗笺的任何背景，而从一开始调查，几乎一切疑点都与L有关，
从字迹上盾，L不是直接书写诗笺的人，他的字与诗笺迥然不同。
于是，L还应该有一个“合作者？在比较了有关人的笔迹之后，我们认为这个“合作者？无疑是S。
Ｓ是库房保管组负责人。据称是他揭开、从而发现诗笺这一“奇迹”的。六十年代初，他与L都住集体宿舍，吃食堂，而且由L都S文物考古常识。
在调查中获悉，博物馆的资深工作人员，如吴霞、贾应逸早在当初---诗笺---露面---就注意到其字体与S十分相似，这，就涉及到所谓诗笺被描过的问题。
有关的人一再提到，S曾承认他描过诗笺，并以此作为人们认为诗笺字迹与他相似的回答。在第3次与S谈到诗笺时，S也告诉笔者：揭开后，发现文字较模糊，L就对S说：“你给描一下，我眼睛不好，看不清。”于是，S在L的具体指点下，把不清楚的地方描了一遍。这一说法就象有关诗笺的别的许多说法一样，是经不起推敲的。
另外，诗笺有个被忽略的特点：两件文书都是每行20字，横平竖直，十分整齐，似乎影格抄写的。但《忆学字》第一行“为人学字不倦疲”抄漏了“字”，又将“字”加在“学”与“不”当中，从而使该行实际只占了19个格位。对此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抄写者必是据别人另纸写就的“诗笺”，一字不易地抄，哪怕掉了字，宁可空格而不去变动以后字序。这证明抄写者与作者并非同一人。
分析至此，可以认为，所谓“坎曼尔诗笺”实应是L所写，由S抄到自乌帕尔捡回的两张残纸上。
9．直接证据的发现
1990年12月至1991年元月，有关人员再次来到乌鲁木齐。在做新的调查之前，获悉L已于去年去世。为不把这个“谜”留给后人、交给历史，在没有人证情况下想弄清诗笺真伪，只有两个办法：1，做C－14鉴定；2，做笔迹鉴定。当然，调查人员仍然寄希望于人证。
最后，S终于谈出有关“诗笺”的真相，并归纳为书面材料。下面，除了仍隐去当事人姓名，一字不易地照录原文：
新疆自治博物馆从西大桥到现址以后，L同志就曾叫我抄过诗篇。大约是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之间，一次L来找，让我把一些诗句抄在两张残纸上，他还把要抄的内容用另外一张纸写好给我看。抄这个做什么用，我并不知情。抄完后不久，我就到南疆“社教”，离开博物馆。两张纸怎么被当成唐代文物送到北京等情况，我毫不知情。大约十年后，想不到它竟成了“文物”，印在书的封面上。他当年写诗的纸也没有保存下来。为了不继续贻误后人，我便把上述情况告诉了杨镰同志。所谓“坎曼尔诗笺”是我应L之求，无意中书写的。（签名）
至此，一切关于诗笺的疑问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杨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