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分子平均寿命53岁是严重误读

doctorliubo

日前媒体的一则报道，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吸了一口冷气。该报道称，中国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严重的“过劳死”现象，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仅为58岁，比普通人平均寿命少10岁。而北京的知识分子问题尤其突出，平均寿命仅为53岁。 （《北京晨报》11月17日）

笔者仔细阅读了报道内容后，发现这原来是一起误读科学概念的错误报道。该文中所谓北京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仅为53岁”的结论是源于“近五年来，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去世的135名专家和教授，平均年龄仅为53.3岁”。原来问题出在“死亡年龄”被简单的错误理解为“平均寿命”。

　　其实类似的错误报道还有很多，曾经就有媒体报道称媒体从业人员的“平均寿命”只有45岁，云云。其实，诸如此类的报道都是源于对统计概念的错误理解。事实上，平均死亡年龄与平均预期寿命在人口、统计、卫生等领域都是两个指标，绝对不能简单直接比较和混用。“平均死亡年龄”是一个人口统计名词，是指一段时期某一地区内所有死者年龄的平均值。而平均预期寿命则是指已经活到某岁的人平均还能再活的年数，即在死亡率统计基础上，经过数理计算得出的平均生存的寿命长短，既适用于已经去世的人，也适用于在世的人。

　　我国于2004年7月开始进行了一项“中年高级知识分子健康状况调查”表明：“本科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男性为77.8岁，女性为81.7岁，分别高出本科以下男性和女性7.9岁和8.1岁。也就是说，所谓“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不仅不比其他人群短，反而要高出八岁左右。

　　纠正一个科学概念或许并不困难，但遗憾的是，在人口统计科学知识被误读和滥用的情况下，一方面许多职业和阶层受到了过分的“溺爱”，而另一方面，许多更需要关注的人群可能却在人们的视线中被忽视了。笔者试图查找真正的“弱势群体”的类似统计数据，比如煤矿个人、建筑工地农民工、贫困地区的人员，但是无论是平均预期寿命还是平均死亡年龄都难见只言片语。

　　社会统计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对群体性、普遍性社会问题的揭示。在贫富差距明显，阶层间、地区间生活状态迥异的状况下，我们更加需要利用统计数据对于普遍性社会问题的揭示与分析。比如，有媒体通过对“58岁平均寿命”的剖析，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存在“早衰、疲惫、猝死频发”等普遍问题，这自然能够引发社会的关注和知识分子自身的重视与改进。但是，对于终年工作在不见天日的地下的煤矿工人而言，只有出现矿难和高企的死亡数字才能够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至于他们的生存环境和职业病等问题却缺少普遍性的统计、分析，自然也就无法获得改善与关照了。

　　我们不应当只有在类似“活人因无钱医治而被送进火葬场”等吸引眼球的新闻出现时，才关注特殊阶层的状态与利益。因为这样的关注只能是偶发性的、个案性的，没有全貌性数据的支持，没有持续的关注与报道，只会使得类似的个案层出不穷，却无法杜绝与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