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国学回眸之三＊日记里的杨树达

宋公明

谨按：二十世纪陆续远行的国学大师们，如同昨夜星辰闪耀在记忆的天空。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每一仰望，思慕曷及！爰采落英，同沐余芳。述往事，思来者。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日记里的杨树达

湖南人狂，狂到在岳麓书院挂副对联：唯楚有才，于斯为大。湖南人也的确有狂的本钱：王夫之、曾国藩、魏源、郭嵩焘、王闿运、齐白石，各个领域都有超级大腕。由此看来，杨树达在湖南名人中算是异数了。他的文字训诂、金石考据，是从高邮二王、金坛段玉裁脱胎来的，平实、细密、无征不信。师承上，王、段又追随休宁戴东原，因此以风格论，杨树达实疏于湘而近于皖。章太炎尝云：“湖南前辈于小学多麤觕，遇夫(树达字)独精审，智殆过其师矣。”

　　爱其文字遂想见其人，近来翻阅积微翁回忆录，方知遇夫先生文章虽力戒湘人之狂谰，其持身则不脱湘中名士之孤傲。杨先生15岁始作读书日记，直至晚年，除偶有散佚，大体保存完整，其回忆录即据日记删定。

　　一个完整的杨树达活在他的日记里，很多形象，我们在《高等国文法》和《积微居金石论丛》里看不到。

　　遇夫先生的“新知”

　　是30年代的事。那时候，北平的国学界新旧分明，壁垒森严。趋新者笑老夫子顽固；守旧者斥新少年浅薄。杨树达的文字训诂之学自然被归入“旧”阵营。章太炎的高足吴承仕忽发奇想读起了新书，大概是些翻译过来的政治经济学文字。一时间，无分新旧，闻者咸以为怪。杨树达不以为然。日记里有一条，他对治旧学诸友说：

　　君与余看新书，人以为怪，犹不说也；若检斋(即承仕)，乃太炎弟子。太炎本以参合新旧起家，检斋所为，正传衣钵，何足怪也。

　　看来他是把自己划入旧学一系的，而且是那种当与新书绝缘的“旧中之旧”。在他眼里，章太炎的弟子反而“新”的味道更多些。这几句辩护的话说得好，既维护了老友，又表明了立场。可骨子里，他对“新书”还是看不入眼的。

　　吴承仕的“新书”读了一年多，找老友谈心得。他说《诗经》里头“抱布贸丝”的“贸”字大有学问。那个年代没有货币，以物易物，因此只说“贸”。要等到有了货币，才有“买卖”两个字。杨树达当天的日记里只淡淡记了一笔：“检斋近日颇读经济学书，故悟及此。”他也不好说什么，只能把老朋友的新见解归功于经济学，这种没有文献根据的揣测，他一贯的态度是一新耳目，姑妄听之。

　　30年代的遇夫先生，在很多人眼里是一旧到底的，甚至在他自己眼里。其实，遇夫先生是有“新知”的，无论早年，还是晚年。

　　杨树达生于1885年，那年中法战争刚刚结束。十年后，甲午海战，中国败得莫名其妙。中国人突然发现孔孟、朱陆、二十四史在外国人的舰船和商队面前派不上多大用场，于是，实学大兴。而湖南最得风气之先。

　　1897年4月，湖南提学江标创办实学会，教授算学、地理、英文，这在当时，是绝对的新知。13岁的杨树达希望入会修习算术，苦于学费无所出。开学的日子，算学教习讲授开方术，杨树达笑谓其兄：“此不甚易乎?”此语惊动主事者，杨氏兄弟遂得以免费入学。

　　1897年10月，湖南巡抚陈宝箴与黄遵宪、熊希龄、谭嗣同等人合力创办时务学堂。考取第一班的有四十人，杨树达即其一。同学中有李炳寰，他是第一名，在庚子起义中殉国。第二名叫蔡艮寅，后来改名，就是蔡锷。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是梁启超。杨树达记忆最深刻的，是梁先生用《孟子》及《公羊春秋》为教材，力倡民权革命，教材虽旧，却透出了摧枯拉朽的新思想。

　　杨树达后来的经学路数与梁任公的今文学说大异其趣，他也终究没有成为李炳寰、蔡锷那样 的慷慨悲歌之士。不过他毕生追求的“旧”学问里面，却也时时透出些求新的锐气，还有那 么一点当仁不让的霸气。

　　戊戌变法失败，中国学生开始到国外寻找他们的新知。湖南士子去日本的居多。杨树达考取了公费名额，1905年，过武昌，经上海，登陆神户，转至东京。临行前，他向祖父再三保证只留日一年便回来参加乡试，考取功名。哪知在日本一住就是五年。在日本所学，当然是以“新知”为主，日文、英语、算学，似乎还读了一些教育学、心理学著作。因为后来杨树达还翻译过一本日文作品《儿童个性之研究》，这是日记里提到的杨氏惟一的翻译成果。此外，在日本，他还接触到王国维的著作，可惜那时他只对静安先生谈教育的文章感兴趣，而那些文字又都是得自洛克、休谟以及康德，对中国学生而言，这依然是“新知”。

　　1911年，武昌起义，清政府的公派生没了经费，杨树达只好回国。先当了一段英文教员，很快转教国文，此时的他，年届三十，埋首故纸，算是正式开始了学术生涯。

　　值得一提的是杨树达的少作《老子古义》。1918年，南北战争方酣，南帅唐浩明逃离长沙，一时间市民惶恐不安。杨树达的日记写道：

　　余念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及“兵者，不祥之器”诸语，始辑《老子古义》，凡十五日而竟。

　　所辑虽是“古义”，但读其感时伤怀的自述，倒依稀辨得出文章为世而作的今文家的影子。类似的话在日记其他地方很难再见，这大概是年轻时代的“新知”在遇夫先生身上最后的回响吧。几十年后，身为旧学宗主的遇夫先生被时代牵引着，还得学习另外的“新知”。

　　1949年，杨树达早已名满学界?为国民党教育部部聘教授、中央研究院85位院士之一，当然，还是湖南大学的资深教授。1950年，湖南大学改为人民湖大。学校迎来许多新教师，也带来许多新学问。遇夫先生也不能关起门来翻旧书，得学点“新知”了。比如，社论总得读吧，哲学也得知道一点，特别是社会发展史，要了解，老先生不能老脑筋。

　　新时代还要写新文章。像抗美援朝这种大事，遇夫先生不能不理。于是，遇夫先生写了一篇《倒行逆施的美国》。第一，美国人建国的历史是争自由、争独立之历史，入侵朝鲜，是自忘历史。第二,杜鲁门意欲反抗社会主义之潮流，是欲为20世纪之梅特涅，必败无疑。慷慨激昂，像极了新中国的社论。给文字换换风格，对语法大师而言，毕竟不是难事。

　　遇夫先生还在学习哲学。读罢毛泽东的有关哲学著作，遇夫先生佩服极了。他觉得自己这位湖南同乡和列宁、斯大林一样，都是既有政治才能又有大学问的人物，他觉得中国文人一直期盼的君、师合一，王、霸合一的时代到了。

　　遇夫先生也在读社会经济的启蒙书。而且他也积极地把新知识用到自己的旧学问中去。

　　1951年5月19日日记写道：

　　读《社会通诠》，简明透辟，可证古文字者极多，殊可喜!

　　1951年6月6日日记写道：

　　阅《妇人与社会主义》，谓神话反映历史，余因悟西王母盖代表女权时代之女王也!

　　他读了解放出版社编写的《社会发展简史》，觉得简明可喜。立刻动手修改自己的文章，把《周代社会文字》改名为《金文与周代社会》。半个月之后，人民湖大的编辑来给遇夫先生提意见。在《金文与周代社会》里，遇夫先生说封建社会天子亲耕是为百姓起了带头作用，不大对头，根据社会发展史，帝王劳动，哪里是带头，他们起的是麻醉作用。遇夫先生当下修改文章。那晚他在日记里写道：

　　余知有阶级观点而不能用，闻尹(编辑姓尹)说，乃恍然!

　　遇夫先生的无奈

　　1950年10月的一天，杨树达翻看先前的日记，忽然翻到民国二十一年，也就是1932年的那本，上面记着黄侃、陈寅恪等人对其学术的赞语。遇夫先生感到一种久违了的兴奋，倒不是因为那几句赞美，而是因为那些故人真懂学术，他们的话，搔到了痒处。要不是偶尔翻到，这些往事他早已忘了。

　　其实，那些日子遇夫先生的心情应该还不错。学校评定工资级别，遇夫先生当然最高，和院长同级。新来的领导也都挺像样子，公开表示支持学术，出版刊物。新学生、新教员还懂得尊老，劳动节、教师节，凡有大的场合必忘不了礼待老先生。所以，遇夫先生的心情真的应该不错：“热泪纵横不自休，暮年喜见此年头!”他的诗里这么写，几乎顾不得仪态与修辞。

　　可是，遇夫先生多少都有些个无奈，尤其是翻看先前日记的时候。谈不上什么今昔之感，反正好年头里也总有点不如意。领导上对遇夫先生当然礼敬有加，但对遇夫先生的学问似乎不大重视，人民湖大看重的是对人民有用的学术，搞古文字的，说话连嗓门都粗不起来。遇夫先生自己努力学习“新知”，运用“新知”，却总感觉力不从心。最重要的，他发现能和自己讨论学问的人一下子少了。吴检斋、沈兼士早已物故；余嘉锡、陈寅恪一南一北相隔千里，而且都病着；郭沫若、马叙伦是领导，偶尔回信，也全是些场面话。总之，遇夫先生连“搔得到痒处”的恭维都听不到了。

　　自从1920年在北京谋得教职，杨树达靠着一杆笔在学术界结下不少文字缘。从章太炎到胡适之，都与他有过学术讨论。向来狂傲的刘半农，在北大的课堂上说：近来研究中国文法者，当以杨树达为第一。刘文典的脾气那么怪，也承认治小学者当以杨某为正宗。陈寅恪是史学家，叹服杨树达的汉书研究，推他为“汉圣”。如此种种，遇夫先生都细细记在日记上。说实在的，遇夫先生并不觉得朋友们都是恭维，他对自己的学问，心中有数。

　　杨树达的学术文字绝无湖南文人笔底常有的狂躁，但他的性格里却不缺少湘士当仁不让的豪情。有年轻人夸他文字之学欲与太炎先生比肩，他回答：“不必有此事，却不可无此心。”有朋友提醒他在著作的序言里说大话似可不必，他却说：

　　人曰余为大言者妄，百年之间不为一大言者愚。余伺其间，遇有两三分可为大言之时而一为大言，乃所谓时然后大言者，不亦可乎?

　　他相信自己的文章值得读，值得称赞。他自己的日记里记了不少此类轶事。

　　1934年，他在清华教书。一次从清华坐车进城，同行的一位同事劈头就说：“我对于遇夫先生钦佩之至。”这倒让遇夫先生吓了一跳，赶忙说：“客气，客气!”对方反而急了：“这不是客气，近读学报大著，实属钦佩之至。不佩服者，王八蛋也!”还有一次，一位朋友在公车里读他的著作，读到出神，竟让扒手掏了腰包。当然，他也不是受不得批评。当初和胡适讨论《诗经》，就自认受到很多启发。自己每有新书寄赠友人，也都盼着朋友能有所教正。但无论赞赏与批评，关键是要“搔得到痒处”。

　　还是回到50年代，这段日子，遇夫先生兴奋之余，又有些无奈。

　　自己的几本书，出版都不太顺畅。先是《积微居金文说》，考古研究所和编译局因无法筹措稿酬而推延出版。遇夫先生认定这是国家重理轻文所致。《积微居金文说》拖了快一年，正赶上“三反”，耿直的遇夫先生写信给编译局，质问他们是否官僚主义。但还是没有确切的答复。一天，遇夫先生校读了几段金石铭文，然后在日记上写道：

　　此事，在今日余有一技之长，然非世人所重也。

　　自信里边透着无奈。

　　《积微居金文说》终于可以出版了，但是两位老友陈寅恪、于省吾的序文都得删去，原因是观点立场有问题。遇夫先生照办，他知道，这不只是重理轻文的事了。

　　此前，考古学家夏鼐来看他，两人谈起北京的状况。科学院一位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大学者马学良，出版一本新书，在序言里录了一首歌颂法国传教士的碑文。书出后，陆定一发现不妥，立刻全部收回，连给作者的赠书都收回，郭沫若、罗常培还做了自我检讨。那天遇夫先生若有所悟，他的日记里，讲完这段事后批注了一句：“以此近日出版事愈慎重故。”

　　遇夫先生自己的书也要接受审查。科学院对《积微居金文说》还算客气，审查人认为这是关于中国古代文字“最好的研究之一种”，但是也有缺点：“有一两处微露封建观点。”

　　接下去的《积微居甲文说》和《积微居小学述林》就麻烦了。审查人写的审查报告，褒奖和批评全然不得要领，而且不知为什么，还要责令大幅度删减。

　　遇夫先生也看不出审查人有辨别优劣的能力。

　　1952年6月8日日记写道：

　　编译局寄到《小学述林》审查意见书，主大删改后出版。于余书佳处未能了解也。

　　遇夫先生不是不愿接受审查，他是希望将著作公布于社会，接受天下饱学之士的审查。可是 ，如今的出版事业要慎重对待，没那么简单。遇夫先生动气了。

　　1952年8月15日日记写道：

　　再寄《积微居小学述林》于科学院，请再审查。原审查人于训诂及语源之学并无研究，学力不足，故矢口乱道，将有作无!

　　遇夫先生干脆自己开列治学路数与著作之长附于书稿之后。“原审查人所说全非事实”、“原审查人妄施驳诘”、“原审查人不认识训诂功深之文字”，遇夫先生顾不得许多了。

　　见还是没有起色，遇夫先生直接把信写给毛主席。主席把信交给科学院，令其酌情处理。遇夫先生知道这下会得罪不少人：

　　明知此事将开罪于人，然若院人稍有天良，必当力图改进，公审查之责于天下人，则余虽为人疾视，为学术计，仍所甚愿也。

　　其实，遇夫先生也晓得，公审查之责于天下，不太可能实现，这和科学院的人有没有天良，关系不大。

　　当然，杨树达毕竟是杨树达，他的书最后总会出版的，其间的波折，就不必计较了。可是遇夫先生那些日子多多少少是有些无奈的。他中年时曾写过一首诗，咏苍蝇拍的：“少有匡时志，无端老我儒。平生疾恶意，赖汝一时舒。”够无奈，也够讽刺。可现在不同了，几本书的挫折，再怎么说也谈不到“疾恶”，这是新时代的新问题，要适应，要理解。理解了，适应了，就是进步。一天晚上遇夫先生抛开《汉书补注》抛开《经义述闻》抛开金石拓片，捧起《联共党史》：

　　今日阅读《联共党史》，时有开悟，心情为之小变。或者是进步处邪?

　　是进步?不知道。至少，遇夫先生心情好些了。

　　遇夫先生的“自我批评”

　　那是1946年，学生特为杨树达62岁生日填了首曲：“但凭那数茎白发，换取了摩天声价。一领旧宽袍，两支粗布袜，拄杖儿不怕溜滑。叔重以来几万家，都吃这杖儿一顿打煞。”既俏皮又准确。特别是后两句，“叔重以来几万家，都吃这杖儿一顿打煞”，杨先生在学问上是真有这等气魄的。只是，棒打叔重，显得火气大了些。话又说回来，日记里的杨树达的确是有些湖南人特有的火气。

　　在学术上，自许慎的《说文解字》以下，任何一本小学著作，在遇夫先生眼里都要接受检查，不通的文章，身价再高，也得被他“一顿打煞”，就拿黄侃来说吧。黄侃是章太炎的学生，连太炎先生都得高看他一眼。黄侃是真有学问，《说文解字》烂熟于胸，他发誓五十之前不著述，可惜才到50岁就去世了。正因如此，他在三四十年代的学术界几乎成了神话。

　　黄侃和遇夫先生有过几次面谈，也通信，更多的是由学生代为传达自己的赞赏。可是遇夫先生总觉得与黄先生交流起来不太畅快，特别是谈学问。在文字学上，黄侃一生都恪守章太炎《文始》定下的法则，不敢稍有逾越。而遇夫先生认为《文始》牵强附会之处太多，写了几篇文章为其纠缪。文章寄给黄先生，等待回复，却迟迟没有音讯。后来黄先生的弟子传话说黄先生表示定当熏沐复书。可这封回信，直到黄先生去世都没有写出来。遇夫先生提起此事，总说：“当是季刚熏沐未毕耳”，这话多少有失厚道。

　　黄侃一向自诩当代小学第一人，遇夫先生不买账。1935年10月，遇夫先生从报上得知黄侃去世，当即在日记上对其学问做了一番“盖棺之论”：

　　季刚于《说文》烂熟，然其所推论之孽乳先生多出于悬揣，不足据信。大抵此君读书多而识解不足，强于记忆而弱于通悟。

　　几天之后，遇夫先生又在日记里纵论乾嘉学术传统。他说考据之学大体分为吴、皖两派。吴派的性格是恪守古书，抱残守缺，皖派则具有实事求是的解放精神。皖派传人显赫者很多，从王念孙、王引之到段玉裁、俞曲园，最后归结到章太炎。前面都是铺垫，笔锋一转，遇夫先生又提起黄侃：

　　季刚受学于太炎，应主于实事求是，乃其治学力主保守，逆转为东吴惠氏之信而好古。……世人皆以季刚不寿未及著书为惜，余谓季刚主旨既差，虽享伏生之年，于学术空无多增益也。

　　不管说什么，死去的季刚先生是无力申辩的了。但遇夫先生还不罢休，1939年，他写了一篇文章《温故知新论》，是谈学术方法的。其中提到有两种方法不可取，一是不温故而求知新，胡适即其代表；还有一种是只温故而不能知新，还是在说黄侃。

　　到了1943年，季刚先生已经去世八年了，遇夫先生夜中不寐，又想起这位故人，兴致颇高，起来作了副联语：“无周公之才，既骄且吝；受章君之教，不皖而吴。”遇夫先生火气真够大的，火气一大，就不太厚道了。不过，这些毕竟只是写在日记里的私房话，最重要的，遇夫先生的火是冲着学术发的，只要出乎本心，也就无需顾忌。

　　学术上，遇夫先生的眼里真是容不得沙子。

　　1951年7月，人民湖大文学院教授杨荣国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文章。文章里引用的甲骨文、金文错误百出。遇夫先生又生气了，他当即作文质问。质问文章没有公开发表，领导私下里给杨荣国看了，让他自行检讨。遇夫先生对湖大领导说，杨某学力不宜任教授，可以图书馆长或总务长任之，以免贻误青年。领导很为难，未置可否。遇夫先生在日记里记下此事，然后说：

　　余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号召为此言，而不能用，则余之责任已尽矣。

　　如果就此结束，遇夫先生就不是遇夫先生了。他还是觉得教授职责重大，不可草率。在湖大解决不了，索性上书毛主席。这一次，主席没有答复。后来有同事告诉遇夫先生，“今日教授当以思想为主”，遇夫先生这才幡然醒悟，后悔自己太过孟浪，他赶忙给主席写信表达歉意，主席终于回信了：

　　所论问题，先生在第二封信里已作解决。我以为取这种态度是较好的。

　　主席的意思很明白，新社会的教授，思想当然是第一要件，至于学术的争辩，遇夫先生已经 自行解决了，很好。

　　杨荣国教授当然没有改任图书馆长或者总务长，不多久升任湖大文学院院长。这时正值全国思想改造运动，遇夫先生能有这样的转变，还是不错的。1952年7月19日，遇夫先生收到了湖大师生写给他的意见书：自高自大、轻视他人、专家学者思想包袱极重、强调业务学习、喜爱奉承等，一共六条。遇夫先生读了又读，把意见书抄在日记上，又注上一句：“皆切中余病!”

　　三天后，遇夫先生开始起草自我检讨书，写了十来天，改了好几次。8月4日，遇夫先生向历史系师生作公开检讨。先从历史讲起，讲了平生最大的错误、最可痛恨的事，一直讲到全体师生的那份意见书，诸如强调业务、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等等，遇夫先生说，这些都是极端错误，急需改正。那天的日记写着：

　　检讨毕，同事同学多人与余握手道贺，幸获通过。

　　遇夫先生长出了一口气。

　　半年后，遇夫先生的日记里又有这样一条记载：

　　作书与马夷初部长，言湖大文学院院长杨荣国学识低劣，万不可任之为师范学院院长。

　　已经作了自我批评，可是，遇夫先生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让自己的眼睛容下沙子。

　　这就是日记里的杨树达，以及他所经历的那些时代。 ?

　　作者：[韩国]韩宗完          原载2003年第11期《人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