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六十年》专题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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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帝身旁的“陆秀夫”呢？
出处： 作者：十年砍柴 『怡昌网』 2005年06月02日
?? 历代亡国之君中，明代的崇祯帝死得最凄凉。361年前的甲申年夏四月，闯王李自成的大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让太监敲响紧急状态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钟。可平时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大臣么，无一人出现，早就作鸟兽散了。只有太监王承恩陪在旁边。真正成了孤家寡人的崇祯帝用剑杀死了长公主，叹息道，你为何要生在帝王之家？然后在紫禁城的煤山一棵槐树上。
??《明史.庄烈帝本纪》记载着崇祯帝自杀前所写的遗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临死前依然说“诸臣误朕”一则反映崇祯帝刚愎自用的性格，也反映了他失望之际的心情：你们这些大臣们，世受国恩，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一个人也见不着，白养你们了！
??宋代最后一个皇帝赵昺和崇祯帝相比，同样是自杀，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不是凄凉而是悲壮。大明和李自成军事力量的对比，远不如南宋和蒙元军事力量对比那样悬殊。蒙元是在扫平欧亚大陆，剪灭金、西夏，降服吐蕃、大理之后，包抄了疆土狭小的南宋。以武力最鼎盛时的蒙元来攻击弱小的宋，就如今日超级大国美国进攻伊拉克一样，胜负早定。即使这样，南宋独自抗击了蒙元几十年，直到1279年，宋朝君臣退守南海边的崖山。蒙元水师逼近，宋军在张世杰的指挥下，打了一场惨烈无比的“崖山保卫战”，因力量过于悬殊而失败。丞相陆秀夫背着8岁的小皇帝滔海自杀，。史载：“后宫诸臣，从死者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万余人”。大战中和帝室失散的张世杰直到少帝已死，领着船队再度出海，航至海陵岛一带海面时遇飓风溺死海中。
??张世杰、陆秀夫和在北京就义的文天祥被后人称为“宋末三杰”。而为大宋殉葬的士人远不止这三人，蒙古兵攻陷潭州（今长沙）时，岳麓书院几百个儒生全部战死。
??而明代呢？皇帝自杀时，身边连半个陆秀夫都找不到。清兵南下时，投降的大臣一个接一个，前赴后继。江南一些缙绅起兵主要是为保卫家乡、保卫引以自豪的华夏文化，实在没有多少士人愿意为这个王室殉葬。连东南文人领袖钱谦益，口口声声要殉国。待到国亡时，小老婆柳如是劝他投河已成大节，钱说水太凉了，以后再说。他最终还是投降了满清，没当成陆秀夫。连后来的清代皇帝也瞧不起这些投降的大臣，说汉族文人太柔弱，让他们入了《贰臣传》。
??明代的文人无耻者、贪生怕死者多于以前任何一个朝代，而整个大明，提倡理学有时不遗余力的。读书人从小接受的是做忠臣孝子的名教教育。在旌表贞烈之士上，明代的皇帝花的功夫最多。可是他们培养不出文天祥和陆秀夫，倒是培养了许多洪承畴和钱谦益。
??明代的教育为什么失败？关键是统治者并没有尊重文人，他们没有真正把文人当成有独立意识的人来对待，而是当成奴才来处置。明廷所要培养读书人的忠，乃是忠于一家一姓、带有奴性的忠，而非爱社稷、护百姓的大忠。
??可以说，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除了其间有孝文帝、仁宗、宣宗几个对文人不错的皇帝外，大多数皇帝和文人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朱元璋几乎是有意识地、有计划地改造文人，让文人的自尊扫地，气节不存。他动不动就打大臣的屁股，他赋予太学以下各类官学的管理人员有任意侮辱读书人人格的权力。到了他的儿子朱棣，更是变本加厉，灭忠于建文帝的方孝孺十族。
??方孝孺的灭族实则向天下的知识层昭示一个道理：不要忠于道统和原则，而是要忠于最终的胜利者。
??这样有计划既“杀儒”又“辱儒”的王朝，哪怕把理学的地位抬得再高，让读书人念再多的孔孟圣贤之说，也只能培养一大批善于讲假话、作秀的文人。一个国家到了知识层无耻的地步，那就没救了，最后只能是“桃花扇底送南朝”，读书人的气节不如妓女还。
??而宋代和明代相比，则是相当尊重文人的。陈寅恪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和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正相反，朱元璋是想方设法来打击文人的气节，而赵匡胤则是想方设法来赢得文人的心，甚至给后世继位者立下具有宪法权威性的遗诏，规定不能以言论来杀文人。宋代养士三百多年，尽管王朝武力一直很弱，但文人多半能和朝廷同心同德，共撑危局。
??孟子说过：“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宋代的皇帝即使逃离到海上，还有那么多人跟随保卫。而明代李自成陷北京时，大半河山还姓朱，可皇帝身边只剩下个太监了。——明代的皇帝对太监往往比对文臣好得多，最后殉葬的是太监也在情理之中。
??崇祯帝自杀时身旁没有陆秀夫，这是他的那些老祖宗自作自受，是朱元璋等人让文人变成奴才的报应。——反正作了奴才，那就做三姓家奴吧。主子姓朱还是姓李甚至姓爱新觉罗有什么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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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大事记
　　（日期为农历）
　　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 出生。生母贤妃刘氏。
　　天启二年九月 册封为信王。
　　天启六年十一月廿五日 自朂勤宫迁往信王府邸。
　　天启七年二月初三 娶城南兵马司副指挥周奎之女。
　　八月廿二日 熹宗驾崩。
　　 八月廿四日 于皇极殿即皇帝位。
　　 八月廿六日 颁布即位诏书。
　　 十一月初一 命逐魏忠贤凤阳祖陵司香（七日自缢身亡）。
　　 十一月十七日 命笞客氏（立亡）。
　　十二月廿三日 命内阁及部院大臣定阉党逆案。
　　崇祯元年五月十日 诏销毁《三朝要典》。
　　 七月十四日 召见廷臣及督师袁崇焕，议平辽事宜。
　　 七月 陕西王二起兵。
　　崇祯二年三月十九日 谕旨公布钦定逆案。
　　 四月 裁驿。
　　 四月 杨鹤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九月 谕旨为已故诸君子追赠官衔、谥号。
　　 十月 后金兵犯遵化。
　　 十二月 李自成投王左挂，编为八队闯将。
　　崇祯三年三月十六日 命磔袁崇焕于市。
　　崇祯四年九月廿三日 诏逮问杨鹤。
　　 九月 擢洪承畴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崇祯五年初 西濠大捷。
　　 五月 延绥巡抚张福臻道臣樊一衡会同洪承畴击杀不沾泥（张存孟）。
　　 七月初一 洪承畴斩混天猴（张应金）于黄河畔。
　　 八月 洪承畴斩可天飞李都司于何家老寨，白广恩投降。
　　崇祯六年正月 命曹文昭节制秦晋诸将。
　　 十一月 农民军十余万过渑池渡。
　　崇祯七年正月 命陈奇瑜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
　　 三月十八日 升卢象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提兼军务兼抚治郧阳。
　　 六月 陈奇瑜车厢峡中农民军诈降。
　　 冬 农民军分兵突出陕西。
　　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日 农民军袭陷凤阳，焚毁皇陵。
　　 六月 擢卢象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兼提督军务。
　　 八月 擢卢象昇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兼湖广巡抚。
　　 十月廿八日 下罪己诏。
　　崇祯九年六月底 后金兵破长城关隘直逼京师。
　　 七月中旬 孙传庭生擒高迎祥。
　　 九月廿二日 命卢象昇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
　　崇祯十年初 下旨起复杨嗣昌为兵部尚书。
　　三月 召对杨嗣昌，有三大方针（安内然后攘外；足食然后足兵；保民然后荡寇）并四正（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六隅（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十面张网之策议。
　　 十月 李自成部入川。
　　崇祯十一年正月 张献忠谷城伪降。
　　 九月 多尔衮贝勒岳并蒙古兵破西协墙子岭中协青山口。
　　 十月 李自成部全军覆没于潼关，窜商雒山。
　　 十二月 清兵分三路南下：自涞水攻易州；自新城攻雄县；自定兴攻安肃。
　　 十二月十一日 卢象昇战殁于钜鹿县贾庄。
　　崇祯十二年正月初二 清兵陷济南。
　　 三月十一日 清兵撤出长城。
　　 五月初六 张献忠复起兵。
　　 八月廿五日 命杨嗣昌督师。
　　崇祯十三年二月 玛瑙山之役大捷。
　　崇祯十四年正月 李自成兵陷洛阳，杀福王朱常洵。
　　 二月初 张献忠兵陷襄阳，杀襄王朱翊铭。
　　 三月初一 杨嗣昌病殁于沙市徐家园。
　　崇祯十五年三月 松山陷落，洪承畴祖大寿降清。
　　 九月 李自成兵陷开封。
　　崇祯十六年四月 李自成号大顺于襄阳。
　　 六月 张献忠号大西于武昌。
　　 十月 孙传庭战殁于潼关。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 李自成称王于长安，改国号大顺，改年号永昌。
　　 二月初八 太原陷落。
　　 三月初一 大同陷落，代王见杀。
　　 三月初八 宣府陷落。
　　 三月十一日 下罪己诏。
　　 三月十八日夜 京师全城陷落。
　　 三月十九日晨 自缢煤山寿星亭，并司礼监太监王承恩。
　　 三月廿二日 尸身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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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下的疯狂：袁崇焕被凌迟处死背后的民心民意 『转贴』


强国社区


　　最初知道袁崇焕的经历，是早先读金庸小说的后记里一篇评传，那时印像不深，金庸的评传写得很好，只是我看的时候还太小。后来大学里重读金庸又看到这篇文章，那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忘记的了。

　　皇太极退兵以后，北京解围，袁崇焕被崇祯帝判为凌迟处死，凌迟自宋代被确立为法定刑，大概可算是中国最残酷的刑罚之一，民间又称活剐，是一刀一刀地行刑，据说整个行刑过程甚至可以长达数天。不过袁崇焕的死没有用那么长时间，因为他最后被北京城的老百姓活吃了。只是一句“遂磔崇焕于市”轻轻带过，在里却有这样的记录，“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袁崇焕的头颅，最后被传视九边，这个九边是笼统的说法，主要是指中国北方边境的一些军事重镇。崇祯的意思大概是要杀一儆百，但是他显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关于袁崇焕的死因，梁启超和金庸都作过很好的分析，特别是金庸，除了当时的政治气候外，他还提及了袁崇焕和崇祯帝朱由检两人之间的性格冲突。毛泽东和李自成对崇祯的评价都不算差，除了那句著名的“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外，崇祯自杀前对长公主所说的那句奈何生于帝王家也使后人平添了对他的许多好感。然而，崇祯在位十七年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十四个兵部尚书，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有十一人，杀死巡抚十一人。他个人性格上的缺陷，却也暴露无疑。　

　　这里我想说的，不是袁崇焕的死因，我只想说一说民众对於袁崇焕那颗被传视九边的头颅的反映以及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东汉末年张角造反的时候，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至难得者，民心也。今民心已顺，若不乘势取天下，诚为可惜。”张角是个想当皇帝的人，他牢牢记得民心可用这四个字。但所谓民心，是大势所趋，这个势的核心正是利。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拿到了土地改革的现实好处，虽然他们得到的关于将来的种种许诺以后大都未能实现。也正是因为利之所趋，仁义道德所塑造的民心显得那么不可靠，以至于它随时有反噬的可能性。

　　早在宁远第一次大捷的时候，民众对於袁崇焕的态度就曾有过微妙的变化。天启六年，努尔哈赤带兵十三万进攻宁远城，宁远的守兵只有一万。攻城战打到后来，宁远四周十余里的城墙墙脚已被挖得千孔百疮，眼看就要家破人亡，民众十分惊惶，抱怨袁崇焕为了一己私利，荼毒全城百姓。谁知道历史的手笔就是那么出人意料，宁远城的一发炮弹打伤了不世的枭雄努尔哈赤，并致使他后来伤重而死。宁远一解围，满城大哭，视袁崇焕为再生父母。这里面民众的态度已经值得深思。

　　崇祯二年皇太极出奇兵从西路进攻，绕过袁崇焕的宁远防线，直逼北京城。袁崇焕率部分兵回京救援，在北京城门口与十倍兵力于己方的皇太极激战。按袁崇焕的意思，全部兵力撤进北京城，依靠大炮的优势等待宁远的步兵主力回师再与皇太极决战。但因为诸多因素，此时的崇祯对袁崇焕已是疑忌太深，拒绝袁崇焕带兵进入北京城，同时北京的老百姓也称袁崇焕的部队是汉奸军。　

　　这里一方面是文化传统的因素，自宋以降，因为屈辱过甚，主战派总是以爱国的姿态出现，即使战败，也少过错，如果不幸身死，甚至可以名垂青史，而与外族的和议几乎一律被视为卖国；而袁崇焕此前曾与皇太极进行秘密谈判，皇太极也已同意与明帝国的往来中将低明朝皇帝一等，客观说这是个有利的谈判，但是由於崇祯对全局理解能力的匮乏，朝中清流与佞臣的一致反对，以及民众对“和谈”的抵制，使得这次谈判中途流产。北京的民众面对“汉奸”袁崇焕时，他们早已忘记眼前这个人正是三次宁远大捷的指挥者，也早已忘记正是因为这个人的存在才使清兵近二十年不能入关，他们甚至忽视了眼前的事实，袁崇焕率兵连夜兼程从宁远回师，在北京城下为着一群辱骂自己为卖国贼的人浴血奋战。这是何等的荒诞？站在北京城头上的民众戴着“爱国主义”的眼镜，一下子就看到了汉奸。

　　另一方面则不是文化传统所能解释的。袁崇焕当年的主考官正是东林党人的骨干，而他自己也属东林一派。为什么北京城的老百姓对左光斗，杨涟等东林党人都表示了足够的同情，却对同为东林一派的袁崇焕如此苛刻？除了袁崇焕倔强的性格因素，除了“卖国”这个足以把人杀一千遍的帽子以外，还有别的。

　　相比于岳飞，以及与袁崇焕同朝代的于谦，袁崇焕的死体现了更深层次的悲剧意义，因为他不但被当权者所杀害，而且遭到了老百姓的唾弃，他的这种悲惨死法，在历史上我能联想到的是董卓，后者被点了天灯。联系宁远第一次大捷时民众的表现，就可以发现在严重危及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民众的特殊反映。北京城的老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这种仇恨让人心生疑惧，因为就算是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只怕也不能如此报复。这里最直接的原因是清兵在城外的烧杀（直接涉及民众自身的利益），以及袁崇焕为等待主力的按兵不动，使得北京城的民众更加相信袁崇焕是个汉奸，而清兵正是他引入关的，这种匪夷所思的猜想在特殊时期不幸地比事实更有市场

　　面对杨涟左光斗，面对袁崇焕，民众作出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回答，避害趋利作为一种本能再次得到了体现。鲁迅在中所记录的那种民众的麻木，还有代表正确想法（这个词可能不太确切）的人与民众的隔离以及不被后者所理解的状况，在这里都反映了出来。一个比较残酷的解释是，北京城的民众给予左光斗和杨涟的是事不关己的廉价同情，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的时候，他们甚至蒙蔽到可以把自己的守护者生吞活剥。

　　人在严重危及自身利益状况下的疯狂（这种疯狂在集体状态下很容易得以滋长）是很可怕的，对死亡与丢失财富的恐惧和对责任的逃避心态结合在一起，使这个群体很容易地去寻找替罪羊，并将“爱国主义”以十分廉价的方式改造成暴行的同名词。在这里，我丝毫没有责怪崇祯时期北京城老百姓的意思，首先这毫无意义，其次这些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些人所特有的，而是藏在所有人体内的作为禀性的思维方式。时至今日，袁崇焕的头颅早已不知去向，即使真的象李敖在中所写的那样被安葬，恐怕也已化为尘土，只是崇祯时期北京民众的这种想法，直到今天也没有消退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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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军史评论：明朝灭亡的真相

长篇军史评论：明朝灭亡的真相

2002年3月2日刊发

　　写在前面

　　收到林洛先生寄来的这篇文章，非常欣喜。林洛先生在文中从各个角度详细分析了明朝灭亡、清朝建立的原因，很值得一读。比如他在对皇太极和明朝皇帝用人方面进行比较时 ，写道：“皇太极对祖大寿这种强敌，有杀害无数清兵、背信弃义的事实，还能够容忍下来，接纳下来，并且让他一直平平安安活到老。这样的器量，也难怪满清能够使无数的人才死心塌地为之效忠。试问汉人皇帝之中，上千年来几个君王能有这样的器量呢？这样的君王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善待人才，又怎能使人才不趋之若鹜。明朝的皇帝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在分析李自成失败原因时，作者写道：“李自成 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也不存在急剧腐化，政策并没有任何错误。经历山海关兵败后才出现军纪问题，但总的来说，李自成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腐化问题。那么李自成失败在哪儿呢？……”对抗清英雄史可法作者的评价是：“史可法是典型的文人出身，缺乏军事才能……不顾实力，只顾报君父之仇。在当时情况下，自顾南保半壁尚不足，却还要欲图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先讨伐李自成军，使得北岸清兵赢得时间和精力。……固然八十万老百姓的死守先该归咎于杀人者。但是史可法的心中，可曾把这八十万个老百姓当成一回事，考虑过他们的生死呢？”最后，作者回顾中国历史写道：“没有谁是真正为了老百姓，强权都是打着为民的招牌谋自己利益，自我标榜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如斯而已。所以中国几千年来，换了这么多王朝，不过都是‘逐鹿中原’，那只‘鹿’就是老百姓，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希望此文对大家了解那段历史有所帮助，亦希望今人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中国》主编时寒冰2002年2月1日

　　1.萨尔浒大战战略

　　明朝与满清的第一次大战就是萨尔浒大战。以兵力论。清兵八旗兵约六万人。而明朝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叶赫(满清的世仇)兵二万，朝鲜(中国的属国)兵二万。共二十万左右。明朝是攻势。(一说明军共为九万兵力)明军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有火器钢炮，军火锐利得多。清兵为一路。明军兵分四路，一路由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一路由辽东总兵李如柏率领；一路由开原总兵马林率领，并有叶赫援军；一路由辽阳总兵刘□率领，并有朝鲜援军。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在指挥上，清兵统帅是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是历史上少有的天才军事家。明军的总统帅杨镐是文官，缺乏带兵经验，没有军事常识，虽然手下每一路的将领不乏经验丰富的军官，但是总体调度肯定有问题。就士兵的素质看。其时明军政事腐败，连带军政废弛，军队缺乏训练，没有必要的军事准备。而且士兵来自各个地方，南方的士兵对北方寒冷气候不适应。清兵却是身经百战，军纪严明，在辽东作战，熟悉地形，适应气候，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清兵采取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战略，首先主攻明军西路。

　　西路军总兵官杜松，明军勇将，率军六万，是为明军主力。史书记载明清两军列阵交锋之时，突然天昏地暗，数尺之外就甚么也瞧不见了。杜松下令点起火把。这下明军在光而清军在暗，整个成为清兵的箭靶子。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主攻，代善和皇太极各统一旗在右翼侧攻。杜松的身中十八箭而死。总兵官阵亡，明军大乱，全军覆没。马林闻变，急守尚间崖(距萨尔浒山约二、四十里)。努尔哈赤挥军北进，大败马林兵。马林仅以身免，逃回开原。叶赫兵见势，不战自退。既败杜松、马林之兵，努尔哈赤即统八旗返回赫图阿拉。当时刘□不知萨尔浒之败，努尔哈赤使明朝降卒持杜松令箭，假报杜松已得胜深入，刘□遂直进赫图阿拉，走到阿布达里岗，遭到后金兵夹击，刘□战死于阵中，全军覆没。(东路总兵官刘□，明朝骁将，曾打过缅甸、倭寇，更率兵援助朝鲜对抗日本入侵，大小数百战，威震海内)朝鲜兵大惊，不战而降。明经略杨镐闻知叁路兵败，急令李如柏撤兵，狼狈逃回。这一次战役，双方作战五日，后金大获全胜。萨尔浒之战的结果，辽东局势起了根本变化，从此明朝在军事上失去主动进攻的力量，被迫处于防守地位，而后金则由防御转入进攻，萨尔浒战后不久，后金又连下猹原、铁岭，并灭掉叶赫，兵锋直指辽沈。这场大战是清兴亡的关键，当时明朝国力强大，统计人口数量就有六千万，当时实行的是按人口缴税政策，所以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还有学者认为人口在1.5亿左右。其时满清人口约为50、60万，士兵为十万左右。无论怎样计算，明朝的人口远胜满清。明朝可算是有近乎无限的补充能力，满清却是难以承受一败。就战前条件权衡，未必能证明满清一定能够胜利。明军各路指挥官都还是有能力的。从后来的明清多次战争来看，明军问题主要在于士兵的战斗力，野战能力极差，而且士气低落。明清的兵力差距很大，当时明军士兵还没有畏惧“辫子军”的心理，取胜不是没有可能。而努尔哈赤能够以集中兵力，利用时间差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分别与叁路明军交战。这种运动战中部队的快速行动速度、持续作战的战斗力，以及统帅高超的指挥能力，的确令人咂舌。明朝后期赖以克敌制胜的锐利火炮在这场战斗中派上用场。火炮固然威力大，攻击力强。但是致命缺点的是移动力差，如果一味依靠火炮，在野战中反而会拖累部队。这场明清第一次大战，暴露了明军一些问题。随着以后的战略的发展，明军这些问题越来越体现在战略决策上，从而导致明军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因为战争的原因，造成巨大的军事猹支使得明朝不断加重赋税，激化了国内的矛盾，导致明朝遭遇内忧外患的袭击，两面作战。不过当时谁也不会料到满清将会取代明朝入主中原。满清无论从哪方面说，根本没有灭亡明朝的实力，(事实上明朝也不是满清灭亡的)，在军事实力上满清也缺乏统一中原的兵力。努尔哈赤之后的皇太极，一代雄主，以战略眼光认识到自身实力的先天不足，没奢望满清能战胜明朝，只是努力想让明朝承认满清在山海关以北的统治地位，所以战略上一直很谨慎。满清根本不可能灭亡明朝。明朝招致灭亡，完全是自身的原因。满清取代明朝，是在明朝自身、李自成以及满清的合力下造成的。

　　2.明朝皇帝战略

　　努尔哈赤以13幅甲胄起家，到统一北方，野心勃勃。满清努尔哈赤有军事天赋，皇太极有政治天赋，多尔衮兼而有之。他们积极进取，都在小心翼翼地强大自己的实力，以前所未有的器量拉拢明朝的人才，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相反明朝的皇帝，行径却是匪夷所思，以常人不可想象的作为逐步毁灭自己的王朝。首先得从神宗说起。神宗年号万历。坐了四十八年的皇位。当时明朝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发展相当的不错，国家富强。可是要破坏一个国家，对皇帝来说易如反掌。神宗的所作所为简直不可理喻，可是明朝就是出了这么个皇帝，而且以后的几个皇帝都分别在自己的领域毫不逊色神宗。

　　神宗懒。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万历四十叁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羽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神宗能够懒到这种地步，完全不理国是。大臣们的直言犯忌、乃至所有大臣都在骂皇帝了，也置之不理，以神宗的懒惰而言，很有可能是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难以想象天下会有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皇帝。但事实上这样的皇帝竟然存在。对神宗而言自然谈不上什么战略了，想来再有本事的人在神宗面前也只能放弃努力。神宗的贪也是一绝。

　　天下都是皇帝的，皇帝为什么还要囤积财产呢？皇帝拿这些钱能有什么用处呢，他要什么就有什么，钱能做什么用呢。可是神宗这个皇帝偏偏爱财如命，不过在明朝皇帝中倒也不是绝无仅有的。神宗在贪这一点上一点都不懒，比今天的贪官污吏的热衷丝毫不逊色。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叁分之一。可是张居正死后，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神宗其他什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呈报上来，就立刻批准。神宗重用太监，让太监作为皇帝代表到处搜刮，所收上来的钱全部放进自己的私人仓库，称为“内库”。可以想象，这些有极大权力的太监出去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混乱。太监本来就是心理不正常的，现在以皇帝的名义做事，有着不受限制的权力，正是宛如出笼的猛虎。他们在将税上缴给皇帝的同时，也要给自己积累财富，这些钱对明朝老百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这样一个在位四十八年的皇帝和他的政策。就是明朝溃烂的开始。

　　正在神宗懒与政事、大肆搜刮的时候，满清开始崛起，并且发兵攻明，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军覆没，举朝震骇。这时明朝发动了一次反攻，进行了前面介绍的萨尔浒会战。萨尔浒会战大败，杨镐全军覆没，朝廷派熊廷弼去守辽东。

　　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都已经失陷。经过几十年神宗的“勤于国事”，其时军队纪律荡然，士无斗志；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免出战。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兵卒竟然全部逃跑。面对这样的局面，皇帝还是拖欠军饷。

　　边界上的警报不断传来，群臣请求皇帝临朝，会商战守方略。皇帝总是派太监出来传谕：“皇上有病。”无论如何也不肯召开国防会议。神宗的战略，我是迷惑不解的。

　　神宗死后，儿子光宗只做了一个月皇帝，误服药物而死。光宗的儿子朱由校接位，称熹宗，年号天启。熹宗最大的特长就是做木匠活，并且真是一手好手艺。到了醉心于木匠活的地步。如果他是个木匠，倒也还称职，可是他偏偏是皇帝。熹宗又是另外一个匪夷所思的皇帝。他对明朝最大的“贡献”就是重用了魏忠贤来治理国家。魏忠贤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太监。想必任何一个王朝有了魏忠贤，就只能有亡国的下场。于是魏忠贤撤掉颇有军事才能的熊廷弼，重用一大批八股文专家为统帅，导致了每每全军覆没，已经意料之中了。明朝的这几个皇帝根本不在乎江山，一心一意的做自己的事情，倒也还逍遥快活。与满清的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相比，明朝的皇帝完全没有战略可言。很奇怪明朝居然还能生存这么久，这样一个腐烂的王朝，真不如早点结束好啦。身为皇帝这样的不负责任、愚昧、愚蠢。究竟是谁的过错呢？明朝后期的太监掌权危害，其患并不在太监，而在君王的放纵太监。就战略来看，仅以双方统治者比较，明朝不亡，已经是没有天理了。

　　3.明朝的军事实力

　　以下是明代正规军的装备介绍。

　　每一营(5000人)其用霹雳炮3600杆,合用药9000斤，重八钱铅子90万个；步枪、大连珠炮200杆,合用药675斤；盏口将军160位(盏口将军是明代对野战重型炮的称呼)，另外有1000人为骑兵。可见明朝军事实力很强，有重炮，有很多使用火药的攻击武器。可以看到，明军装备的“现代化”和”机械化“，比起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弓箭刀枪的清军，差距极大。人数方面，明朝军队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朱元璋刚建国的时候，全国军队达180万人，后来永乐到正统时期甚至超过200万，正统以后保持在120万的水平。而满清入关前最多也就十万八旗子弟。

　　明朝在装备和军力有巨大的优势，为什么会作战失败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军事制度，明朝制度是“将不专兵，兵不私将”。明朝的兵和将不是在一起，而是分开独立的，需要打战的时候才集结一起。这样能够防止大将拥兵自重造反，但是作战起来，则是效率低下，管理混乱和训练不足。兵源问题。明军部队主要的来源是“垛集军”。“垛集军”就是把大批人民划为军籍，世代相传。明朝皇帝一般把自己的对头变成垛集军的来源。军户的生活相当悲惨。强制的军事屯田，世代不得脱籍，军饷微薄，战时做炮灰，平时做苦力，逃亡则采取连坐，强制亲戚家人代替。这样的兵源先天缺乏强大战斗力和高昂的士气。而且这种“为战而战”的“职业”士兵很容易军心涣散，厌战心理很强。在明朝后期，采用了募兵制的征集部队方式。一般结果是民众将军饷一抢而空，然后四处逃命。养兵问题。明朝实行军事屯田制度，的确是自力更生，不花国家的钱。但是在战争时期是行不通的，如果皇帝以可以屯田为借口克扣军饷，很容易导致兵变，军人生活已经困苦不堪，还要克扣正常开销，只会使得军队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并且毫无斗志。战争时期军饷是极其严重的问题。神宗天性贪财，熹宗宠用的魏忠贤贪财，那些权位极高的太监也贪财，要发达的人只能以钱来谋升官，升官后自然要千百倍的剥削回来。军队的管理这也是这样，军官大肆贪污，虚报兵数。于是军费开销越来越大，户部这儿越来越没钱，只有加重老百姓的赋税。就这样矛盾越来越激烈，军事问题却没有解决。政治上的战略直接影响着战争的战略。

　　明朝重文清武，军队的统帅基本都是文人出身，比如袁崇焕，也是进士出身。文人出真正的帅才很不容易，明朝的运气很好，明末抗清有叁个名将，功勋卓着：熊廷弼是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孙承宗是万历叁十二年的进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做八股文考中进士的文人之中居然出现了叁个军事专家。可是明朝皇帝罢斥了其中一个，杀死了另外两个。其他的文人统帅基本上就是全军覆没。明朝的战略基本上是防守型。所以袁崇焕能够以几千士兵防守住满清十万大军，但在是野战的时候，明朝优势兵力却难以击败清兵。明朝的长城是很有名的，长城就是典型的防守型战略思维产物。明朝后期根本缺乏积极进取的皇帝，战略谈不上积极进取是很正常的，加上体制和实力的约束，后期已经无法开展进攻战了。所谓明朝的超级装备，在某些条件下就变成了不利因素。火炮是从外国传来的，制造这些装备需要大笔的开销，为了避免损耗和外流，一般这些装备都保存起来。可是到了战争的时候，士兵不会使用这些火炮，经常发生击中自己人的事情，更可笑的事，府库管理由太监把持，要使用火炮抗敌，还要向太监们行贿才行。于是军事技术上的进步完全被政治腐败抵消了。可见政治上的腐败完全能够抵消军事实力、军事装备的优势。这个时候军事上的优势甚至变成了危害自身的劣势。从战略上看，这些战争没打之前已经胜负已分。如果不改变明朝腐败的制度，或者说不改变专制的制度，纵然是积累了战术层面上的胜利，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明朝的腐朽注定了他的没落。明朝的溃败不是靠某个英雄能够挽救的。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英雄注定了悲剧的命运。

　　4.袁崇焕战略

　　在官渡之战的时候，曹操并没有必胜袁绍的把握。军力相差太多，自己粮草不够，袁绍也不是昏庸之极的人，手下有大批谋士和猛将。曹操要战，是不得已。如果战前有求和的机会，曹操是不会放过的，积蓄自己的实力，削弱敌人的实力，从而达到不战而胜，或者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才是真正的战略。可是战与不战，本是曹操能够控制和选择的，其实曹操退无可退，退兵则必败。既然大环境不是曹操可以决定的，那曹操抱怨也无济于事，只有利用自己的优势和袁绍的劣势，把握最佳的时机出击，如此而已。结果虽然曹操的胜利，但并不是战前可以肯定的。即使有取胜的机会，也仍是需要双方统帅对队战机的利用、转换、把握能力。曹操还是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战后烧掉了自己军中与袁绍联系将领的名单，固然是收买人心的手法，但也是证明曹操清楚地看到那时的形势。同样，袁崇焕无力改变当是明朝政治的腐败，而且抗清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的。但是袁崇焕不可能什么也不做，他还是有可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训练士兵，将满清控制在北方，甚至如果皇帝信任，假以时日，消灭满清也不无可能。看皇帝的战略，需要看到政治的高度，需要看的是吏治、政策、管理、用人。就一个将帅而言，要看的就是他在自己能力和权力范围内的作为。尤其是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的作为。很像下象棋，你比对手少了一匹马，埋怨和不冷静不会对你后面的棋有任何帮助，只有确认这个情况，下出着这种劣势情况最好的对着，利用对手的弱点和软手，争取胜利或者求和。才是正确的战略。所谓战略，就是判断决策的过程，虽然能够对结果有直接和较大的影响，但最终结果并不是单方面战略能够决定的。凭借结果来对一个人定性是不可取的。袁崇焕初到辽东的时候，局面很艰巨。明朝军事上已经是几番惨败，颇有军事才能的熊廷弼也被无端逮捕，士气低落。背后是昏愦胡涂的皇帝、屈杀忠良的权奸、嫉功妒能的言官；手下是一批饥饿羸弱的兵卒和马匹，将官不全，兵器残缺，领不到粮，领不到饷。当时明军一切守御设施，都集中在山海关。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防守京师的第一大要塞，然而它没有外围阵地。清兵若是来攻，立刻就冲到关门之前。袁崇焕提出了将防线向北移的战略，不久他到达了宁远，宁远在山海关外二百余里。袁崇焕到后，当即筑城，次年完工，城高墙厚，成为关外的重镇。这座城墙把满清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二十一年之久。袁崇焕指挥明军打赢了两次宁远大捷，都是血战险胜。但是这两次的胜利都是属于防守性质的，什么时候开战、什么时候撤走，都取决于满清，清兵有了这样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可以掌握战机，不利的时候就撤退，所以并没有给清兵造成实力上的致命一击，而且明军野战能力极弱，防守已经是十分勉强，更不用说追击。这两次大捷，其实都是清兵的战略撤退，而不是溃败。其间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守辽的基本战略。其中主张：一、用辽人守辽土；二、屯田，以辽土养军队；叁、以守为主，等待机会再出击。他提出了战术的基本原则：“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而且袁崇焕还提出和皇太极议和。(这时努尔哈赤已死，满清由皇太极掌权)当时议和是对双方面有利的事情。满清方面，努尔哈赤新死，满洲内部人心动荡。皇太极的权位还不巩固。在经济上，因为与明朝开战，人参、貂皮等特产失去了市场。满洲当时是奴隶制，掳掠汉人农耕，生产力低。但军队大加扩充，这时已达十五万人，军需补给发生很大问题，偏偏又遇上严重的天灾，辽东发生饥荒。向关内侵略，又打不破袁崇焕这一关。在这时候，皇太极定下了正确的战略：侵略朝鲜。朝鲜物产丰富而兵力薄弱，明清交战时，朝鲜出兵助明，又供给明军粮食，成为满清后方的一个牵制。皇太极进攻朝鲜，可以解决经济上、战略上的双重困难，同时凭借军事胜利树立威望，巩固权位。(不久满清进攻朝鲜胜利，朝鲜投降，订立了对满清十分有利的和约)明朝方面，明方需要的是练兵、筑城、屯田。明朝需要精锐的野战军，需要建设防御极强的城，更主要的是，朝廷向来拖欠军饷，不得已还要屯田来保障补给的供应。明方的议和是攻势的，最后目标是消灭满清，收复全部辽东失地。清方的议和主要是守势，目的在巩固已得的土地，要明方承认双方的现有疆界，双方和平共处，进行贸易。满清所提的要求是经济性的，皇太极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对于缔结和平具有极大诚意。可是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国，于对方来信一概不答，只由地方官和对方通信，而且对于议和一概不予理会。并且有大臣为此一再弹劾袁崇焕。谈和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袁崇焕还是利用了满清入侵朝鲜的时机大大巩固了宁远的防御。不久袁崇焕在魏忠贤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直到崇祯杀死魏忠贤后，才重回宁远担当大任。袁崇焕坚持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主的战略。他第二次督师宁远，主要战略就是解决两个问题。

　　其一，军饷问题。

　　当时为了军饷问题已经发生了多次军变。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达四个月之久。袁崇焕杀了几个为首的军官，暂时平息了局势。可是军饷迟迟不到，兵士又哗变。朝廷一次又一次的欠饷，袁崇焕提出了发“内帑”，“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崇祯为此很不高兴，不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最后才很不得已的拿出钱来。(看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府库清单所列，府库存银叁千七百万两，金数千万两，而户部仅银四十万两、捐银二十万两。可见国库之虚，而皇帝的私家库房还是很充足，崇祯很舍不得拿自己的钱出来)。

　　其二，议和问题。

　　袁崇焕罢官时候，皇太极开始自称皇帝。

　　袁崇焕回任之后，与皇太极开始和谈，用以拖延时间。皇太极对和谈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反应。袁崇焕提出先决条件，要皇太极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皇太极一直千方百计的求和，不但自己写信给明朝边界官员，又托朝鲜居间斡旋，要蒙古王公上书明朝劝告。每一个战役的目标，都是“以战求和”。他清楚的认识到，满清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明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满族的经济力量很是薄弱，不会纺织，主要的收入是靠抢劫。)再看一段史实记载。

　　《天聪实录稿》六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可见皇太极有相当的自知之明，用辞十分谦卑。而崇祯毫不理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不承认他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与他打任何交道。既不了解形势，又妄自尊大，并且还激怒了皇太极。崇祯二年，皇太极亲自带兵，集兵十余万，避开袁崇焕防守的东路，由蒙古兵作先导，绕道西路进攻。(可见满清之入侵，不是一个山海关可以守住的)清军越叁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兵势如风，攻向北京。袁崇焕两日两夜急行军叁百余里，比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恶斗八小时，清兵终于不支败退，退了十余里。袁崇焕知道这一仗侥幸获胜，在军事上并不可取，尤其在京城外打仗，更不能贪图侥幸。他对部属说：“按照兵法，侥幸得胜，比打败仗还要不好。”袁崇焕其时因为急于救援，来的兵力较少，他想等到集结大规模兵力，再对清兵进行彻底的反击，于是他调度部分兵力深入敌后骚扰清兵，没有将所有援兵都调来守北京。本来这个战略是很正确的，皇太极这次孤军深入，已经犯了兵法大忌，按照袁崇焕的想法，完全有可能将满清部队一次性的击溃。要知道，满清根本无法承受一次这样的毁灭性打击。所以袁崇焕在等待最好的战机，等待勤王大部队的集结。就在这个时候，清兵溃败之后，心中不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出气。北京城的居民顾着自己身家性命，说袁崇焕不肯出战，别有用心。许多人说清兵是他引来的，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有人在城头向城下的袁部骑兵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石头砸死了几名兵士。崇祯看到袁崇焕迟迟不肯决战清兵，又听到北京城了谣言四起，忧虑重重。加上皇太极恰到好处的一个“离间计”。崇祯终于把袁崇焕下狱了。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迫近北京永定门。崇祯催促满桂(袁崇焕手下大将)冒险求战，满桂不得以出兵，全军覆没。祖大寿(袁崇焕手下大将)本来率军营救京城，看到袁崇焕下狱，掉头冲出山海关北去，结果又被袁崇焕修书回兵，意图打胜战立功救出袁崇焕。和清兵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切断清兵后路，逼迫清兵退回辽东。(袁崇焕死后，旧部祖大寿、何可纲率军驻守锦州、宁远、大凌河要塞，清军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很多。袁崇焕下狱，导致各路兵马军心大乱，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流寇”的骨干。

　　从此溃兵加入流寇，使得只会抢粮、不会打仗的饥民有了军事上的领导，“流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成长为明朝的威胁。后来，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在押送处死中途中，就被民众“咬穿肚腹，直达内脏”。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袁崇焕既忠且能，可惜生不逢时，最后还落得一个凌迟。经历过袁崇焕的凌迟，以为无论谁投降满清都是可以理解的，想想以袁崇焕如此忠心耿耿，尚且是这样下场，何况其他人。吴叁桂是祖大寿的外甥。吴叁桂父亲吴襄曾为宁远总兵，都是袁崇焕的部属。明清之际，汉人的统兵大将十之七八是关辽一系的部队。吴叁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左良玉、曹文诏、曹变蛟、黄得功、刘泽清等都是。这些人有的投降满清，有的为明朝战死，都是极有将才之人，麾下都是悍卒健士。这些都是袁崇焕战略下培养出来的精兵强将。

　　5.凌迟

　　相对于那个悲剧的时代，凌迟只是盛筵上一个不起眼的水果拼盘而已。那只是一个小小的结束，并不是这幕悲剧的高潮。那个悲剧时代太多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凌迟看起来也不算很不可理解。既然说袁崇焕在战略上根本没有过错，为什么又会导致凌迟这个最终结果呢？难道是命运的不公平吗？命运甚至没有给过袁崇焕机会，都是袁崇焕自己在争取。相比之下，命运给了吴叁桂机会，吴叁桂也及时把握住了，命运也给了史可法机会，史可法却毫不犹豫的放弃了。袁崇焕能够避开凌迟的命运吗？

　　袁崇焕绝非不知进退的人。在魏忠贤权倾天下的时候，袁崇焕一样在辽东给魏忠贤建生祠，魏忠贤派太监监兵，袁崇焕也应付得很好。袁崇焕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他中进士的主考官、保荐他的御史等都是东林党的巨头。可是在袁崇焕的战略中，他首先必须要有督师这个官位，才能够开展自己的练兵、守城战略计划，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当时，魏忠贤大肆消灭东林党人，对袁崇焕还算客气，不能不说与袁崇焕的妥协战略有关。到了今天，有些人习惯性的指责历史上说过违心话的人物，认为他们应该宁死不屈，直言不讳，其实是太过了。有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令人敬佩，有人忍辱偷生，也是为了解决问题，付出的代价、承受的压力更大。要袁崇焕像史可法一样战死，像东林党人一样骂魏忠贤而死，很容易做到。袁崇焕并不畏死，可是这样的死除了给中国历史上增添一个道德高标，给自己留下一个“有气节”的名声，还能够怎么样呢？能够解决当时一丝一毫的问题吗？对国家有一点建设性的作用吗？当时明朝能够没有袁崇焕这样的人才吗？然而，纵然是崇祯信任和重用袁崇焕，给予他完全的权利和军饷，袁崇焕如愿以偿地在十年内彻底消灭满清，那又怎么样呢？他马上要面对的是李自成的百万大顺军。他还能够成功吗？

　　袁崇焕就像是一个消防队员，他积极的扑火，可是外面、里面都起火了，而且火势愈来愈大，最终他也会力不从心，他很有可能也能够平息李自成的大顺军，但是明朝腐败的制度才是那个到处放火的，他能够平息以后显然越来越多的“反贼”吗？他又能够忍心对没饭吃，不得不造反的农民下杀手吗？或者说，他能够觉悟而反对明朝吗？袁崇焕的结果是那个年代注定的悲剧，凌迟只是悲剧结局的一种而已。

　　6.崇祯战略

　　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朱由校病故，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次年改元，是为崇祯。弟代兄位，承接下的是一个烂摊子，朝廷内外都被阉宦魏忠贤及其党羽所控制。崇祯不露声色，即位未久便粉碎了阉党，臣民赞颂不已，誉为“神明自运，宗社再安”。既而又下诏，撤罢各镇内臣，以杜绝宦官乱政之门。在位十七年，他一直勤政理事，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讲励精图治，崇祯是朱元璋以后明代16位君主中最突出、最言行一致的一个。崇祯继位没多久，十七岁的时候，能够以相当的老练和果断铲除魏忠贤及其党羽，十分的不容易，丝毫不比康熙铲除鳌拜逊色。崇祯的勤勉是中国几千年皇帝史上罕见的。虽然皇帝不是只靠勤勉就能当好的。他面对局势严重时，一而再、再而叁的向天下发“罪己诏”，反省错误招纳贤才，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自杀殉国是的遗书写道：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以一人。这样一个皇帝是怎样失败的呢？他对面临的问题开展怎样的战略呢？

　　其时崇祯面对叁大难题。

　　6.1.一为内忧

　　李自成、张献忠屡败屡战，总是无法剿灭。而且贼是愈剿愈多。

　　要剿贼就要用兵，要用兵就要用钱，钱从哪里来？皇帝的办法就是加税。其时赋税已经很重，加上连年的天灾人祸，老百姓负担很重，再加税就是逼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万历末年已加重了对民间的搜括，天启时再加，到崇祯手里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时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叁十余万两，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二千万两(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在这压力下都已濒于崩溃。那个时候的税重到什么程度呢？据顾炎武在《天下猡国利病书·福建叁》中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当时福建的粮食亩产最多叁石(不到300公斤)，正常年景不过卖一两银子。就算福建粮价疯涨，叁石大米也不过卖六两银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私派比正赋多，暗的比明的多。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人们都以无田为幸运。明朝就出现了流民遍天下的现象。流民也要吃饭，也要活下来。

　　而这个时候剿贼的官兵是怎么做的呢？

　　明朝的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了明末的情景和官军的表现。他说，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他奉命驻守郧阳。七月初，他从长沙动身，水路到达荆州，路经襄阳，八月初六进入郧阳。一路数百里的农田里都长满了蓬蒿，村落破败，没有人烟。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还有城里人耕种糊口。他说，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军路过此地，二叁万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兵的。“淫污之状不可言”。住了几天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李清在《叁垣笔记·下·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将她们拉到船上抢走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来。左良玉的部队在明朝官军中并不是最坏的。他们烧杀抢掠，但是还能打仗，比那些见到百姓如狼似虎，见到清兵和土匪便逃跑的强多了。官军抢劫百姓，也是出于迫不得已。官府的税费一征再征，仍然严重拖欠军饷。士兵们被迫卖命打仗，却又缺粮断饷，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明朝的官军数以百万计，便是横行天下的百万豺狼饿虎。

　　与官军的表现相反，李自成的军纪越来越好。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说：早先，张献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抢掠一场。到壬午(1642)夏秋，李自成和罗汝才每得一城，则改为派“贼”防守，并且严禁抢掠，以笼络民心。到这个时候，这个战自然是打不下去了。

　　6.2.二是外患

　　满清日益强大起来。

　　自萨尔浒之战到努尔哈赤死，明、满清间又发生过几次战役，满清先后攻取沈阳、辽阳、广宁等重要据点，从辽河以东扩张到辽河以西地区，明军节节败退。

　　满清继续向明进攻，在皇太极时期，清军曾四次入关攻明。

　　所谓入关攻明，是指清军不由山海关，而由间道越过长城，深入明之内地，大肆抢掠骚扰，削弱和消耗明朝的实力。不久，清军又取得松山之战的胜利，击溃明军十余万。

　　明崇祯帝即位以后，起用名将袁崇焕。皇太极见辽西方面袁崇焕坚城难攻，于是计划绕道进袭北京。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亲自率军出动，以蒙古军为响导，从龙井关、大安口入塞，攻破遵化，包围北京。袁崇焕闻讯，急率锦州总兵祖大寿等自山海关疾驰入援。不久，崇祯帝杀袁崇焕。这次皇太极统兵入塞，先后攻克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于次年自率大牟退还沈阳，留阿敏等驻守关内四城。不久，关内四城被明军收复，阿敏率残兵败将逃归。

　　祟祯六、七年间(16331634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先后航海投降为满清带来许多兵马和船只，并且带来西洋葡萄牙大炮。此炮是当时明朝最新式武器，金军有了这种大炮以后，其攻坚和野战的能力大为提高了。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又命阿济格等入长城，破昌平，焚天寿山德陵(明熹宗陵)，然后绕过北京，直插保定以南，凡克城十二座，俘获人口牲畜十八万。明朝督师张凤翼等皆按兵不敢战，听任清兵从容退去。崇祯十一年(1638年)，皇太极又命多尔衮、岳□等越过长城，大举深入。明朝以卢象昇为督师，宦官高起潜为监军。负责督军迎敌。而高起潜与兵部尚书杨嗣昌皆不欲战，结果卢象昇孤军奋斗，在矩鹿贾庄血战而死。这年冬，清兵大蹂畿辅，连下四十叁城。次年，清兵南下入山东，攻破济南，俘明德王朱由枢。然后清兵由山东回师出塞，明军皆尾随不敢击，这次出塞，清兵俘汉人四十六万余，获白金百余万，满载而归。几年后，明清之间又发生规模巨大的松山之战。先是崇祯十四年(1641年)，皇太极发大兵围攻锦州，势在必克。清兵逼城列营围困，明锦州守将祖大寿告急。明朝即遣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吴叁桂等八总兵，领兵十叁万来援，集结宁远。洪承畴主张徐徐逼近锦州，步步立营，且战且守。但是兵部尚书陈新甲一再促战，同时又有密敕刻期进兵。洪承畴迫不得已，即进师松山。皇太极闻知，亲率大军赴援，陈师于松山、杏山之间，切断明军粮道。洪承畴抵松山后，因军中乏粮，诸将各怀去志，不待军令，争相率军逃奔，返口宁远就食。清军趁势掩杀，前堵后追。明兵十数万土崩瓦解，先后被斩杀者五万叁千多人，自相践踏死者及赴海死者无计其数。最后，总督洪承畴等被围于松山，士卒不过万余，饷援皆绝。崇祯十五年(1642年)，松山城破，洪承畴被俘解送沈阳，投降清朝。不久，锦州粮尽援绝，祖大寿也率众出降。塔山、杏山也相继落入清军之手。松山失陷对明朝影响极大，从此明朝在关外已不能再战，完全无力应付辽东局面。崇祯十五年十月，皇太极又命阿巴泰等作皇太极生前最后一次入关攻明，兵分两路入长城，共会于蓟州，直抵山东兖州而还，攻破叁府十八州六十七县，杀明宗室鲁王，俘获人民叁十六万余口、牲畜五十万头。次年(1643年)四月，阿巴泰等始率军经通州徐徐凯旋。清兵南北往返，明朝诸军皆尾随其后，始终未敢一战。这年八月，皇太极死，庙号太宗，葬昭陵，其子福临继位，由多尔衮辅政。这时关外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均为清朝所有，唯宁远等四城未克。

　　6.3.叁是用人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他责备“臣皆亡国之臣”，难道真的是手下没有忠君爱国的人才吗？

　　事实上我们知道的明朝可用之才还是有很多的。军事才能极高的有袁崇焕、孙承宗、洪承畴、乃至后期的吴叁桂，这些都是难得的将才，如果能够给他们必要的信任和权力，足以抵挡住满清的进攻。政治上更不用说，大批的明朝降臣为满清效力时，能够提出正确的国策。尤其是洪承畴，他的政治才能很高，满清的进驻中原，稳定江山和他的战略有很大的关系。只不过是崇祯缺乏用人的才能而已，这个倒不是崇祯的错。

　　崇祯个性上的缺点，加上处于内忧外患的形势，这一堆烂摊子任谁也难以处理。崇祯这个亡国之君有点儿冤。但是既然身为大明皇帝，必须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既然崇祯为自己的江山付出了自己的代价，也没必要苛求。我们要做的就是吸取教训，至少能够做到用制度的完善来避免因为个性、劣根性犯下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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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皇太极战略

　　满清入关前，从用人就可以看出满清君王的器量和战略。

　　祖大寿，在明末清初，可以说是如雷贯耳。袁崇焕威震辽东之时，祖大寿是袁手下最得力的大将，宁远保卫战、宁锦大捷、北京保卫战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辽东将士中，他是唯一亲见自己主帅在殿前被捕下狱，一怒之下领兵反叛，毁山海关东走。可是袁崇焕在狱中的一纸书信又把他招了回来，他的母亲及孙承宗劝他奋勇杀敌以赎出袁督师。在辽东将领中，他是营救袁崇焕最力一员，曾请求削职为民，以自己的官阶赠荫换取袁督师性命。但袁崇焕最终还是被他奋勇保卫的人千刀万剐了。之后祖大寿率领袁崇焕旧部，这支大明最精锐的部队，驻守宁远、锦州、大凌河等要塞，抵御清兵的入侵。崇祯四年，祖大寿奉孙承宗之命守大凌河城，八月，城才修了一半，皇太极以倾国之师，把大凌河城团团包围住。祖大寿突围不得，援军又被击退，只能闭城坚守。皇太极不断地送信劝他投降，他都不予理睬。坚守了叁个月，城里粮食吃完了，开始杀马吃。马杀完了，开始吃平民百姓。平民百姓吃光了，开始吃军中的老弱病残。军中的老弱病残也吃光了，接下去就该是健壮将士的互相残杀了。无论如何，城是没法再守下去了，所有的将领，除了副将何可纲，都认为只剩下投降一条路了。于是祖大寿长叹一声：“人生岂有不死之理？但为国为家为身，叁者并重。今既尽忠报国，惟惜此身命。”于是杀了誓死不从的何可纲，与皇太极在城外设坛盟誓，算是正式投降了。然后他向皇太极献策，他愿意带一支兵马去锦州，在城里当内应，皇太极满心欢喜。但祖大寿进锦州城后就抵抗清军。皇太极恼羞成怒，两次御驾亲征攻打锦州、宁远，都无功而返。祖大寿又为明朝守了十年的城，直到崇祯十四年四月，清兵再次倾国而来包围锦州城。这一次整整围了一年，洪承畴的十四万援军在松山被击溃，洪承畴投降；祖大寿粮尽援绝，城中又开始人吃人，只好再次投降。这样的情况下，皇太极仍没有杀他。只是没给他部队，没再重用他了。史书中记载他投降以后的唯一事迹，是曾经写信劝他的外甥吴叁桂投降。吴叁桂当时还没有“冲冠一怒为红颜”，这种劝降信自然毫无作用。祖大寿平平安安地活到了顺治十叁年，老死。可以说征战天下的战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战略。

　　皇太极对祖大寿这种强敌，有杀害无数清兵、背信弃义的事实，还能够容忍下来，接纳下来，并且让他一直平平安安活到老。这样的器量，也难怪满清能够使无数的人才死心塌地为之效忠。试问汉人皇帝之中，上千年来几个君王能有这样的器量呢？这样的君王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善待人才，又怎能使人才不趋之若鹜。明朝的皇帝实在是差得太远了。皇太极总有统一天下的野心，但是在他那个形势下獯来，几乎是完全没有指望的。明朝的实力，包括土地、生产力、人口、人才、兵力、军事力量，是满清的百倍。《天聪实录稿》元年叁月初二日，“秀才岳起鸾曰：我国宜与明朝讲和。若不讲和，则我国人民死散殆尽。”《明清史料》甲编，天聪二年八月“事局未定”奏疏：“南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太宗实录稿》：天聪七年十月，皇太极责骂主张出兵南攻之人：“天予我有数之兵，若稍亏损，何以前图？”皇太极对明朝及其客气，甚至给袁崇焕的信中称呼“汗致书袁老先生大人”。皇太极所求者，只是明朝对满清在辽东地位的承认，和给予一定的钱粮。当然满清有乘机占明朝便宜的心理，但是顾忌也很多，一个袁崇焕的几千兵力就可以几次击败满清，逼迫满清绕道而走。满清就这样，在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叁代人的小心经营下渐渐壮大起来，把握住了明朝内溃的战机，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战略：统一中国。

　　8.明朝最后战略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改元，旋即渡河东征，一路势如破竹。这时，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丧失殆尽，吴叁桂手下的叁万关宁铁骑成了最后一张王牌。正月十九日，崇祯帝在德政殿召集大臣，正式商讨调吴叁桂入关事宜。这其实是饮鸠止渴的一步棋，吴叁桂入关，就意味着撤去了满洲人面前最后一道屏障。面对这个难以决断的问题，大明朝的官僚系统最后一次典型地表现了它的低效性。先是，满朝的文武大员面面相觑，怕承担责任，都不敢发言。内阁首辅、大学士陈寅，首先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同时又认为调兵势在必行。这位老丞相慷慨激昂了半天，却等于什么也没说，可是满朝文武却大受启发，纷纷按这个调子发言，结果调兵之事一议再议，迁延了一月有余仍然没个结果。李自成却不必等待廷议的结果。这一个月之中，他的大军已逼近畿辅。北京的陷落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只有到这个时候，朝廷才下了最后决心。叁月初，崇祯帝诏封吴叁桂为平西伯，命其入关勤王。可是吴叁桂还没来得及赶到，李自成就攻破了北京城。

　　其实明朝本来有最后一次战略的机会。他可以选择与满清求和，来集中精力对付李自成，甚至可以通过割地赔款等方式借清兵的力量来打击起义军。可是明朝是一个什么局面呢？

　　崇祯十五年，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洪承畴于所统大军全军覆没后投降满清。松山、锦州失守。崇祯便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更明白无力两线作战，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崇祯和陈新甲不断商议，朝中其他大臣听到了风声，便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矢口不认，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你们反对甚么？崇祯每次亲笔写手诏给陈新甲，总是郑重警诫：这是天大机密，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臣知道了。该年八月，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陈新甲出外办事去了，不在家，那人便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书房中的几上而去。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称为《塘报》)，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这样一来，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拿到了证据，登时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皇帝再也无法抵赖，恼怒之极，下诏要陈新甲解释，责问他为甚么主张议和，罪大恶极之至。陈新甲的声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崇祯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兵部尚书应负全责。那时距明朝之亡已不过一年半，局面的恶劣可想而知，但群臣还是坚决反对议和，连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国防部长暗中商量，表面上坚决不肯承认，最后消息泄漏，便杀了国防部长以卸自己责任。从这件事中，可以见到当时对“议和”是如何的忌讳，舆论压力是如何沉重。连崇祯这样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思想认为谈和就是投降、就是汉奸、就是秦桧。那是一个非此即彼、决不容忍异见的时代，明末，更是中国历史上读书人道德价值最受重视的时期。想死还不容易吗，可是最后为明朝而死的又有几个人呢？

　　于是，这个对于明朝可行的最后一个战略也被放弃了。

　　9.吴叁桂的叁个选择

　　吴叁桂驻守山海关的时候，局面之艰难、承受的压力只有比袁崇焕更大。

　　满清征服了蒙古和朝鲜，已经没有后患和牵制，并且可以不经山海关进攻北京城。洪承畴失败投降，松山、锦州的占领，满清战略位置极佳，实力也是空前强大。并且自己也有了大炮等装备。宁远方面，袁崇焕被杀影响深远，明朝军心早已涣散，军饷问题达到最严重的地步。而且自己一方的战略防守位置已经不成形了，只是独立支撑。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李自成大军直逼北京城。

　　这个时候崇祯要吴叁桂放弃山海关，全力救北京城。

　　此时，大明朝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李自成的军队连战连捷，士气正旺。吴叁桂的叁万关宁铁骑能挡得住李自成的百万大顺军吗？吴叁桂应该与大明朝共存亡。并且就算是送死，也该兴冲冲地赶着去吗？吴叁桂很犹豫，但是圣旨不可不停，于是他带兵慢慢的走向北京城。然而，李自成出乎意料地很快攻下了北京城(多少也是吴叁桂期待的)。崇祯自杀，国都易主。这个时候，吴叁桂该向谁效忠呢？吴叁桂的军力，不过数万而已。

　　当时他可以有叁个选择。

　　一、领兵杀回北京，争取夺回明朝皇帝后裔，然后以他的军事才能，保住一方领土，然后手握重兵，权倾一时，达到个人政治的最高峰。可是首先的问题是：他打得过李自成吗？军力相差太多了。而且，满清在关外虎视眈眈，他吴叁桂腹背受敌，可能吗？要想活下来，则必须连大顺抗清，或连清抗大顺。否则必死无疑。

　　二、投降满清。马上开关，与满清合兵攻打李自成。吴叁桂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吴叁桂背不起汉奸之名，何况明朝溃烂，吴叁桂早已知晓，李自成军纪严明，而且有招降之意。

　　三、投降李自成。说实话，要作到这点很不容易。吴叁桂是大明提督，而且大明刚刚被灭亡，不思报国犹自可，马上投奔“反贼”，只怕招致很多人非议。可是从战略眼光看，不可能选择腹背受敌的做法，也不可能面对国内这样大的变化不做反应，既然排除了投降满清的选择，自然倒向李自成。毕竟大家都是汉人，这样能保证国家不受到外敌的入侵，对自己和士兵的北京家属问题也是一个交待。吴叁桂是个一代名将，他看到这样的局势下，投诚李自成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吴叁桂把山海关交给了大顺军，带领部队到北京来见李自成。然而李自成却令吴叁桂失望了。

　　在回京路上，吴叁桂听到了李自成手下冲进他的私宅、查封他的家产、抓走他的家人、抢走他的爱妾陈园园的消息。吴叁桂勃然大怒。就这个消息看，吴叁桂可以理解为李自成对吴叁桂的示好置若罔闻，这种不友好的态度令吴叁桂无法信任李自成了。试想自己身为边防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后面的统治者却玩花样，抢走财产、打击家人、甚至把老婆也夺去，简直是对吴叁桂及其辽东军队的奇耻大辱，而且连吴叁桂都保不住自己的家人，那些边防士兵的家属想必更不用说。一下子，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吴叁桂当即退回山海关，并且开始联络满清多尔衮，意图借兵复国。不久，李自成大军进攻山海关，满清奇袭李自成，并且击溃了李自成，清兵顺理成章的进驻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借清兵打击李自成这个战略在当时是认为正确的。

　　政治上，南明朝廷为这个举动很是夸奖了吴叁桂，并且认为满清是友军，希望能够联合清兵征讨李自成。在军事上，既然已经和李自成撕破脸皮，当然要考虑下一步的李自成大军进攻山海关问题。山海关固然可以防守清兵，但是这次李自成是从关内来的，对内的防御肯定不足。此之为不借兵不行。至于引清兵入关，其实明朝崩溃，对清兵的防御早已实行同虚设，只有山海关的吴叁桂有战斗力。满清数次进攻北京都是绕道过来，不存在需要吴叁桂开关引清兵。此之为不开关清兵也能入关。崇祯也有过要吴叁桂放弃山海关破“贼”的旨意。

　　谓之吴叁桂“汉奸”“卖国”，实在太苛。其时，吴叁桂已经没有选择。何况明朝亡于李自成，而非满清。中国又岂是吴叁桂一人可以卖得了的？也太抬高吴叁桂了。

　　10.李自成兵败

　　在事实上，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军纪相当的严明。大顺军在北京一共经历了四十二天。大顺政权当时占领的范围，包括了整个西北、华北、山东、河南两省、湖北、江苏的部分地区。大顺政权的主要政策包括：一、接管政权，稳定人心。二、向南方地区派兵占据要地、委派地方官稳定地方。叁、调军南下，准备南征南明朝廷。四、准备即位有关事宜。五、清点府库，没收皇宫、宗室、勋戚、太监的财产，打击官僚。就这些政策来看，李自成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也不存在急剧腐化，政策并没有任何错误。经历山海关兵败后才出现军纪问题，但总的来说，李自成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腐化问题。那么李自成失败在哪儿呢？

　　一、人才的录用。

　　李自成文官除牛金星、顾君恩外，其他多是明朝降官。大顺政权后期缺少的是了解情况、统筹全局、能够制定战略方针的人才。投降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员中，并不缺少有才能的人，其中有的后来被清廷选拔为六部首脑甚至大学士。可是大顺政权规定的是文官受武将节制制度，要求的是起义将领居于支配地位，对降官不能重用，这就是战略上的最大错误。李自成过于迷信军事上的胜利，在政治上没有作为。这与他缺乏政治上的远见和不能够重视政治治理人才有关。他的军饷主要来自追赃助饷，这样能够做到不扰民而补给充足，但是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军队庞大需要大笔的开销，树敌多，没有开展农业生产，缺乏合适的政策在占领地上实行，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看上去占领大片领土，其实并没有良好的治理，而这些政治上的政策不是武将能够了解的。一旦兵败，马上就不可收拾，号称百万大军的大顺军之所以到后期毫无抵抗力，一败涂地，也就是这个原因。满清在入关以前就网罗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在决定战略方针时能够征求他们的意见；入关以后，对明、顺两个政权的官员一概收揽，还多次命令已经投降的汉族官员推荐人才，动员他们写信招降。对曾经对仗的敌人也以前所未有的器量容纳。可见人才只有在能够重用他们的君王手下才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作用。

　　二、追赃助饷。

　　大顺政权坚持“叁年免征”赋税政策，通过没收明内帑、宗室、勋戚、太监的家产和对明朝官员实行追赃助饷的办法，来解决财政问题。攻克北京后，缴获属于皇帝的私财(即内帑)，可信的说法大概是白银叁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数量相当庞大。就战略而言，大顺军在进入北京以后，大规模地实行追赃助饷是不合时宜的。当时仅没收的明廷内帑，就足够大顺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出，不存在财政上的紧迫性。并且，李自成没有考虑到进入北京后客观形势的变化，政策上没有作出相应调整。在大顺政权统治地区地区内普遍地推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绅人人自危，造成树敌过多的局面。当然，其间最大的失误就是造成了吴叁桂的倒戈。

　　之前李自成让吴叁桂之父安抚吴叁桂，并且顺利交接了山海关。但是在京城里，没收吴叁桂的大笔财产、将吴叁桂的家人下狱、甚至刘宗敏抢走吴叁桂的爱妾陈园园，使得本来对李自成不太信任的吴叁桂失去了对李自成的信心。直接导致了吴叁桂的夺回山海关、交好满清，以国破家亡的哀兵抗击大顺军。李自成进攻山海关失败，在于低估了吴叁桂的实力和当前的形势。吴叁桂的辽东兵力其时只有叁万，却是整个明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与满清的搏斗中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据关而守，有火炮相助，再加上满清上十万铁骑的出其不意。李自成的大顺军实力也是相当的强，并且有兵力上数倍于敌人的优势，山海关险要，可毕竟此时此刻不比吴叁桂有整个大明作为后援的抗击满清，说吴叁桂是负隅顽抗也不为过。李自成首先将山海关团团围住，还意图劝降。这样延误了战机。攻击山海关的时候，面对的是明军中的最强军力，抵抗之强是李自成没有料想到的。即使是这样，如果没有清兵出现，山海关还是可以攻下来的。

　　可是多尔衮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战机。在吴叁桂兵力接近崩溃的时候杀了出来。突然出现这个效果是吴叁桂和多尔衮刻意隐瞒造成。李自成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看到突然出现的庞大数目辫子军，知道这一战必败无疑，所以选择了主动离开战场，不久杀害吴叁桂的全家，放弃北京城。在军事指挥上，李自成的能力极高，并不存在大的失误。是政治上的失误导致了李自成的失败。之后李自成经不起屡战屡败的打击，又渐渐刚愎自用，重用牛金星，杀害大将李岩，自溃长城。尽管手上有几十万的军力，但是在天才将领吴叁桂及其辽东精兵、多尔衮的满清铁骑，还有南明的部队合力攻击下，迅速的兵败了。

　　11.满清战略

　　满清进入北京后，多尔衮在范文程、洪承畴等的建议下，提出了“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行处斩，鞭责似觉过宽。自后问刑，准依明律”的用人政策。也就是说，以前的贪官污吏行为一概不计较，只要有利于大清朝的就用，只要以后不再犯法就既往不咎。这样，满清征战方面有多尔衮及其八旗子弟兵，有吴叁桂的辽东精兵，战略方面有范文程、洪承畴等运筹帷幄，政治制定合适的政策，大量启用明朝的降臣治理国家，巩固占领的领土，为出击李自成和南明，(其实军事上满清仍然没有优势，只是李自成和南明本身存在重大问题，自我溃败而已。)以及未来的一统天下做好了准备。同样是明朝这些降臣，在崇祯手下成了空谈、亡国之臣。在李自成手上成了阿谀奉承之辈，成了李自成军饷的来源。而到了满清手下，却变成了中兴之臣，真是令人惊异。在人治的制度下，人才的应用直接决定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所以尽管有满汉之分，尽管有“扬州十日”，尽管有读书人“怀念前明”，尽管有以后吴叁桂的“大周天下”，尽管有台湾郑氏的“反清复明”，尽管有“文字狱”，大部分的普通老百姓仍是安安稳稳的过自己的日子，能够让人活下来就心满意足。清朝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基本上都是实行的“轻赋税”政策，顺利地完成了大乱到大治的过程。什么民族矛盾，民族仇恨，很快就被人淡忘了。治理天下，说难不难，说易不易。用人治国的道理，都懂，这些都是汉人总结出来的道理。明朝皇帝明白，李自成也明白；亡国的经验教训大家都听说过，明朝皇帝听说过，李自成也听说过。可是那个时候真正做到的确是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不能不让人反省，中国的制度和道德究竟问题出在哪里。更不要说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提及过的民主和科学了。我们的目光又局限在中国大陆这一片土地上，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有远见的看到世界战略的形成，或者说，那时的中国没有培养有世界战略远见人才的土壤吧。

　　12.南明小朝廷战略

　　南明小朝廷更是将明朝的弱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甲申年(1644)四月，李自成率军攻克北京，崇祯吊死煤山，南京明朝大臣们面临解决王朝继统问题，崇祯的叁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只有从藩王中挑选，而当时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系子孙，有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后面叁者分别在广西、四川，地处僻远，离南京近的只有从河南逃来的福王朱由崧和旁系的侄儿路王朱常芳。(在鹿鼎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为自己拥护的皇位继承正统，这些爱国志士内斗不断)阉党阮大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密谋此事，阮大铖建议立福王朱由崧。其时福王有昏庸之名，但是阮大铖、马士英认为这样的皇帝容易控制，于是就联络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实力派，宣布拥立福王。兵部尚书史可法认为立福王有“七不可”，即贪、淫、酗酒、不孝、虞下、不读书、干预有司，这种五毒俱全的人作了皇帝定会误国误民。然而，福王朱由崧被马士英等人早早迎入南京，史可法与高弘图无奈，也只得加入了奉迎的行列。南明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其物力、财赋、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区雄厚。当时南明设江北四镇，共拥兵叁十万。武昌的宁甫侯左良玉，拥兵二十万。

　　福王继位后，组成了东林党和阉党混合的内阁，阉党因为拥戴有功，掌握朝廷权力，竭力排挤，打击东林党人，史可法受排挤，离开南京，督师扬州，高弘图被迫辞职。阮大铖入朝后，任兵部尚书，借作“顺案”之名，恢复了特务机构东厂，处死了东林党和复社人士。史可法曾上书要求给士兵加饷，然而马士英却将奏折扣下，将史可法的士兵的薪水全扣了下来。当时众将怂恿史可法反南京，以“清君侧”为名，将马士英杀掉，但史可法以大局着想，没有同意。朱由崧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生活上荒淫透顶，政事全委托给马士英处理。

　　皇帝如此，大臣们也不逊色。将领们一样只知道吃喝玩乐，对目前的现状毫无了解。江北四镇中，二刘之兵皆“虚夸不中用”，惟高杰兵战斗力强。高杰凶悍桀骜，却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不料许定国暗通清兵，设计于酒后谋害了高杰，渡河降清，并引清兵至仪封。就在清兵迅速南下，形势危急之际，拥有数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史可法扼守扬州，以身殉国。他的顽强抵抗招致满清的“扬州十日”大屠杀。

　　孙可望后期的飞扬跋扈，最终导致众叛亲离，卖身投靠。

　　郑成功有大志、有军事才能，却私心自用，断送华南抗清大业。之后退守台湾，一心守护自己郑家的地盘。明清之际优秀军事家李定国也是悲剧，出滇抗清前期遭孙可望妒恨，无法在两湖、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却是郑的虚应，结果导致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最后只好死而后已。整个南明前期是建立在错误估计形势上的，朝廷加上继承了昏庸腐朽的传统，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后期南明团结了几十万大顺军、张献忠的战败部队，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共同对付清兵。但是大势已去，各个将领各自为政，没有任何政改吏治，既不得民心，又没有军心，被吴叁桂各个击破。南明前期的战略很重要，当时满清刚进入北京，政权不稳，而且准备也不足，南明有足够的实力收复北京。但是南明面临满清这样的强敌无动于衷，认知上出现方向性错误。一直以李自成为敌人，认为吴叁桂携清兵入关是救了明朝的江山，以满清为友，打如意算盘，想和满清共同讨贼，图谋划江而治的天真战略。后来清兵兵临城下，满清早已稳定北方，只要不出现战略的重大错误，南明的灭亡已经是无可避免，更何况南明一直应对失策，回天乏术。此长彼消之下，南明之亡毫无悬念了。为什么南明前期会出现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呢？当时亡明者，李自成也。明朝的国都是李自成攻克下来，皇帝也是被李自成逼死的，明朝的天敌是李自成，而没有把满清当成敌人。

　　13.史可法战略

　　史可法是典型的文人出身，缺乏军事才能，却身居兵部尚书之职，后来更是担负起扬州督师。扬州城破后，清兵开始大规模的屠杀，大约有八十万人左右被杀死，史称“扬州十日”，那是一段极为惨烈的历史。史可法扬州守卫已经是大势已去。

　　他所效力之南明弘光朝腐败已达极致，同时还受马士英阮大铖牵制。他的对马阮之流退让，放弃了特殊时期的中央集权，尤其是对兵权的控制。他不顾实力(这点和袁崇焕大相径庭)，只顾报君父之仇。在当时情况下，自顾南保半壁尚不足，却还要欲图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先讨伐李自成军，使得北岸清兵赢得时间和精力。他前期战略失误，最后要作困兽斗，固守一城而不知不应计较一城一池之失的兵家常识。史可法到底是怎样考虑战略的呢？

　　读史可法的“复多尔衮书”，这是当时史可法死守扬州，多尔衮劝降时候,史可法的答复，应该说是真实地反映了史可法的想法和思路，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战略观来。先看史可法对当前形势的判断。

　　“越数日，遂命法视师北上，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叁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为我先皇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殿，抚辑群黎，且罢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这一段是为吴叁桂引清兵入关最佳辩辞。

　　言下之意很清楚，如果我史可法是吴叁桂，我也会这么做的。吴叁桂引清兵入关，做的对。史可法的态度是和南明一致的，也就是说，明朝的继承人包括朝廷、大臣都理解并且赞同吴叁桂的引清兵入关。这一点从战略上讲并没有错误。如果吴叁桂不引清兵入关，死守山海关，则必死于李自成的大顺军之手，一旦李自成部队把守住山海关，挡住满清入侵，甚至是和满清谈和，休养生息，积蓄实力，南明更是岌岌可危。再看史可法对未来战略的观点。

　　“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上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火召)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史可法原来是打算用“同仇之谊”来感动满清，幻想连同清兵一起消灭李自成而已。之后想必是贯彻南明那一套划江而治的政策。由此可见，史可法的战略是大错特错了，史可法和南明一样缺乏战略的远见。在扬州之战中，史可法本身就是缺兵少粮，明明知道既无外援，敌军强大不可胜，城破是迟早的事情，还要作近乎自杀的抵抗。读《银河英雄传说》，这样对自己的士兵和老百姓不负责任的将军，我想来是深恶痛绝的。固然八十万老百姓的死守先该归咎于杀人者。但是史可法的心中，可曾把这八十万个老百姓当成一回事，考虑过他们的生死呢？在我看来，史可法选择自杀殉国，让手下人献城，并且要求清兵善待百姓比较好一点。这当然是题外话了，在满清的战略来讲，大规模的屠杀是让顽强反抗者害怕，杀一儆百。在史可法看来，全城的百姓都能够死得有气节，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史可法的行为已经是不能够用战略来衡量，当时又不能够全城人投票决定是否要无谓的死守招致报复。如果我是扬州城里的一员，我会怎么想呢。也许我会被史可法的精神感动，我能够无畏于生死与满清搏杀。可是我只是一个小老百姓啊，我每天交税就是为国家作贡献，国家也没有对我很好过，赋税很重，自己经常是吃不饱穿不暖，那些明朝的士兵，烧杀劫掠，和强盗没什么分别，我和我的家人生命算是早不保夕，听说北方的老百姓过得还不错，清朝的税很轻，只是要留辫子而已，但是起码能活下来，我敬重史可法，可是也没必要一定要自己死啊。难道老百姓连活着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史可法有权利要求全城的人都像他一样殉国吗？崇祯还知道自杀，还知道要李自成“勿伤百姓以一人”呢。这八十万人的死难道没有史可法的一点责任吗？不过与其说这八十万人死在史可法手上，不如说这八十万人和史可法都是死在封建遗毒的手上，历史就是满纸的“吃人”，死在封建思想下的中国人还多得多呢。史可法爱国，自己也不怕死。可是打战不是爱国和不怕死就可以打赢的，军事统帅必须要有军事才能，否则就是对国家和士兵不负责任。战败的过错不是爱国和殉国可以抵消的，今天我们不会去指责他的行为，但是如果还要去表扬他的行为，就难以苟同。毕竟战争的成败决定于实力和战略战术的运用。不懂军事的人，没有自知之明，却指挥部队，就是失败。史可法的行为不值得提倡，它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死，可以为自己的理想牺牲，但是不能够以自己的标准要求任何人。我对史可法，一个字，“敬”。一是敬重，二是敬畏。

　　14.历史的战略

　　相对于神宗、熹宗，他们身为君王有那样不可思议的行为，这样的不称职和瞎胡闹的事情来说，这还不是最不可理解的，他们行为的原因很复杂，但是至少还能在生活中看到类似的现象。但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教育、传统理念，竟然是要求老百姓和文臣武将们无条件的向这样完全失德的皇帝效忠，并且不可以有质疑，有反抗，有抛弃的权力，背叛者谓之“汉奸”、谓之“奸贼”，只要战死就能冠以忠臣之名名垂千古。“百姓”是中国的特色叫法，现在我们可以叫做公民了。老百姓包含了封建时代制度、皇权下的臣民或者奴才，弱者以及无权利救济的这些概念。中国家国特征是血缘关系为单位的聚合体，“百姓”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家族为单位，所谓“百”，表示多，用“百”字囊括各种家族。

　　封建时代下，所有的公道、利益均以家族利益为依归，个人在家族中是没有地位，所谓中国人强调集体利益在本质上是强调小集体的利益，当个人利益以及家族外的利益与家族利益冲突时，后者就变得至高无上。当皇族利益与民众家族利益冲突时，皇族利益当然高踞一切。封建时代的特征，就是一切行为不以公平正义理念为基准，而是以家族利益为判断标准。当家族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由于没有统一的超越性正义标准，只好用武力来决定该保留谁的利益──此所谓成王败寇。历代的皇帝只不过是成王家族的代表而已，《二十四史》也不过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不过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却不考虑利益的代表人──皇帝不称职或者干脆渎职的情况，道德根本对皇帝没有约束，只是简单粗暴的要求所有人无条件的忠诚，直到事情恶化到无可救药。这样永远导致的是暴政取代暴政，是王朝一代代的衰弱。所以看待历史，我们根本不可能有立场。没有谁是真正为了老百姓，强权都是打着为民的招牌谋自己利益，自我标榜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如斯而已。所以中国几千年来，换了这么多王朝，不过都是“逐鹿中原”，那只“鹿”就是老百姓，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到今天我们能够提出公民的概念，能够从宪法保证公民的权利，并且从宪法引申出整个国家的法制，就是走向了制度化的进步。可以说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束缚。虽然到今天，还有不少人无法用现代公民的观念来思考问题，看待历史，但是进步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相信历史会有还原本来面目的一天。看历史，不能够强求古人有今天的思维方式，但是对于他们的行为，需要表示理解。那个时代，根本是无法以对错来衡量，他们都在为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为了活命，为了过得好一点，为了生存下来，在不公道的命运作弄下忄苦挣扎。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地看待，没有什么可以责怪和非议的。他们的选择都是一种自己的追求。我想是要了解当时的大环境，了解历史人物的战略观，并且从中体味到他们的选择都是不得已的悲剧。他们的确这么做了，并且或多或少的改写了历史，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了解过去，那个时代如此的具有代表性，其间反映出中国的特点和劣势，将会一直影响到中国落后，影响到中国近代那段最惨烈的历史，甚至影响到今天，或者还能够影响到中国的以后。到今天我们的思维方式并不会比古代人高明什么，如果对历史不能正确看待，对教训不能够汲取，我们岂不是连古人都不如了？难道需要后人来消化我们连古人都不如吗？不过这样也很正常，我们一直引以自豪的《孙子兵法》，上千年来人人都读，可是总是有大量不懂军事常识统帅犯下简单的错误，即使是现在，因为我们对军事的思维一定高过孙子兵法的范畴吗？未必。到今天，很多贫困者的生活也不会比千年以前贫困者的生活好，到今天有些冤案也和古代冤案一样冤。那么今天我们的进步表现在了什么地方呢？我以为主要是教育，教育主要是常识和思维方式的教育。常识是我们判断的基本条件，思维方式应该是启发式的、独立的、开拓的，不受定式影响的。如果是教育只是将常识学习变为在考卷上淘汰所谓“差”的学生，将思维方式变为只能唯一的思维方式。那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与历史上的教育并没有任何的进步。学生只是从一种奴隶变成另外一种奴隶，但是被奴役的事实并没有改变。如果不能用战略的眼光看历史，我们就不能够明白自己的过去，不了解自己，还谈得上什么“知己”，另一方面，我们对西方和西方文化、政治、思想了解同样不多，一点点见识全来自于仇恨的历史，又怎么谈得上“知彼”。知己知彼都做不到的话，我们凭什么在世界格局的战略中判断形势，制定良好的应对之策，从而强大自己呢？难道凭的是像明朝皇帝一般的固执、狂妄和无知的自信吗？

长歌－废墟

感谢学究先生源源不断的提供甲申的资料，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补充材料，搞好这个专题。先谢谢大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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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大明帝国的GDP及其崩溃
作者  黎叔  发表在：百灵社区  www.blsq.com

话说公元1368年大明王朝取元朝而代之，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幼年时放过牛当过和尚，对贪官污吏极为愤恨。因而他坐上金銮宝殿后，贪官污吏就倒了霉，他杀了千千万万贪官污吏，甚至于连他的女婿走私谋利，也被杀了头。他恨急了的时候就会不客气的把贪官污吏扒皮揎草。朱元璋当政的洪武年间，大概是中国历史上贪官污吏最收敛的年代。他还淘汰了众多的编外官员吏役（所谓冗员）。减轻了百姓负担。吴思的《血酬定律》一书对此有深刻的论述和分晰。朱元璋是所有明朝皇帝中生活比较俭朴的一个。到了他儿子明成祖朱棣的时代，明朝的经济军事实力就发展到鼎盛时期。他干了两件大工程，其一，修整扩大北京城，修建了世界最大规模的紫禁城皇宫，房屋万间，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其二，组建起宏大的远洋船队，建造了世界最大的远航木船（宝船）。于1403年~1434年间进行了七次远航，直达非洲肯尼亚。这些舰队的规模和船只之大，远远超过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船队（后者几乎晚了一个世纪，却仍需雇用一个阿拉伯领航员）。有的欧洲学者甚至于说郑和这支船队最早到达美洲。

　　明代人口已达5000~6000万人。另一项统计数字为，洪武26年7000万，明末崇祯三年1。9亿。此时农业得到很大发展，红薯，南瓜，蚕豆，土豆，玉米，棉花等农作物已由国外传入中国。城市形成和快速发展。南京人口已达100万以上。据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中提出的数据，中国明代远洋船舶吨位达到18000吨，占世界总量的18%。

　　明代手工业得到巨大发展，潞安府就有织机1.3万张。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成为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

　　永乐时铁产量达9700吨，其时西方俄国产量最高，不过2400吨。制铁厂可拥有六七个冶铁炉，需要雇佣上千个工人。

　　南京一地有众多的陶瓷厂，每年可生产100万件瓷器。其中许多是专门为出口而设计的——出口欧洲的瓷器绘有宫廷图案，出口伊斯兰国家的瓷器则绘有雅致的抽象图案。…

　　有学者认为明代工业产量占世界三分之二。中外学术界公正的指出当时中国已具有占全球财富总量的1/3的经济实力。弗兰克在他的《白银资本》一书中说：“如果说在公元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西方学者布鲁克（1998年）在其研究明代经济与社会的专著的导言中写道：“中国，而不是欧洲，是当时世界的中心。”西方学者汉斯。布罗埃尔（1972年）在其著作中说：“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贸易都是顺差”。

　　由于当时欧洲拿不出过硬的东西向中国出口，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从公元1500年到1800年这三个世纪，欧洲所能生产和出口的最重要商品，就是金银，而它是依赖掠夺在美洲的殖民地才实现的。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二个半世纪里，中国最终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大约60000吨白银。大概全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自公元1600年起为120000吨白银，自1545年起为137000吨。）的一半。另据西方学者冯格汉（1996年）的估算，中国占有世界白银产量的1/4到1/3，高于欧洲西亚等各地区。在明清小说中可见到老百姓经常以银两作为交易货币，是一佐证。

　　明朝的科学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如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工业,机器制造,农业,尤其是火器都有长足的发展,（内蒙托克县曾出土明代地雷二十多枚，型式同现代地雷，不同者用黑色火药而已。最近曾一次出土明代各类铁火炮70多尊，可见军队装备之普遍。）有些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的煌煌巨著《中国科技史）享有盛誉，李约瑟（1964）本人写了一个概述：“科学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他说：“就技术的影响而言，在文艺复兴之时和之前，中国占据着一个强大的支配地位。……世界受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顽强的手工业者之赐远远大于受亚历山大时代的技工、能言善辩的神学家之赐。”（Needham1964：238）李约瑟列出的清单上不仅有众所周知的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和指南针。他还考察了钢铁冶炼技术、机械钟表、以及把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的传动带和传动链、拱桥和铁索桥、深井钻探设备等工程技术发明，水上航行用的明轮船、前桅帆、后桅帆、密封仓和尾舵等以及其他许多东西。

　　查尔斯·辛格等人编写的《技术史》第二卷承认并且强调，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在技术方面，西方几乎没有传给东方任何东西。技术的流向是相反的。”书中复制了李约瑟（1954）的一个图表，上面列出中国的几十项创造发明与欧洲最初采用它们之间的时间差。大多数的时间差长达10到15个世纪（铁烨犁则相差25个世纪）；少数的时间差为3到6个世纪；火炮和金属活字版印刷术的时间差最短，也有一个世纪。

　　大明帝国这个世界经济大国社会生产总值即GDP（占全世界的）到底是多少？中外学者通过各自研究提出不同数据，有如下说法：

　　万历时：90%，40%，80%

　　崇祯时：40%

　　明代：45%，40%33%，30%

　　说明代GDP占世界的80%~90%，我难以相信，因为世界其他地方并非荒漠。从外贸的硬通货白银因出超而大量流入中国的现象和明代农业、手工业、纺织业及制造业得到巨大发展来看，GDP占世界的30%还是比较可信的。其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相当于当今的美国（GDP占28%）。然而这样一个拥有庞大的经济实体的大明帝国，却于公元1644年轰然崩溃！常令人们困惑的是，明代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为何没有近一步发展资本主义？有人认为宋、明的灭亡是由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金、蒙古、满清）善于骑射，而中原农耕民族（主要是汉族）不善战的结果。这种看法只看到表象，实不足以服人。汉、唐击败了当时极其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突厥人作何解释？南宋岳飞的岳家军被游牧民族女真人惊呼为“撼泰山易，撼岳家军难！”又作何解释？东晋谢安以八万人打败北方前秦符坚的二十七万骑兵六十多万步兵又作何解释？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实际上明代前期，特别是明成祖朱棣时期对北方游牧民族（蒙古，女真）保持了一种军事优势和高压态势。他曾六次亲征漠北没有遇到象样的抵抗。其实导至明帝国灭亡的真正的原因在于明代社会结构内部的崩溃！

　　社会结构的崩溃是由于社会财富分配的极不均衡，极不合理，极端的两极分化，造成社会的主体人民群众极端贫瘠，当他们不反抗会饿死，反抗虽会被以谋逆罪处死，但还有一线生机时，他们就会奋起反抗，社会结构也就失去了支持力，崩溃成为不可避免。农民起义是暴力的，非理性的，对生态和社会经济有极大的破坏性，对人口有极大的杀伤力。天下大乱，直到一个新王朝的诞生，完成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恶性循环。

　　看看明朝两极分化的情况。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元首的收入是透明的，如美国总统克林顿其年薪20万美元。俄国总统普京年薪3.3万美元。中国明朝皇帝的私人财富有多少，史无明载。但皇帝夫妇的伙食费却有明确记载。如颇为节俭的崇祯皇帝和他的皇后每年吃到肚子里的日常伙食费，就有16872两白银按粮价折算超过52万美元。而嘉靖、万历之后此项开支超过36万两白银，即超过1000万美元。皇宫内侍候皇帝的太监，朱元璋洪武二年内官编制不过60人，到嘉靖年间太监及宫内杂役已近万人。而到了天启年间太监人数多达十万人！明代宗室人口明初洪武年间有58人，到明万历23年已繁衍到155000人，明末就达数十万人。连同其下属吏役，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吸血阶层！他们控制的社会财富极为惊人。崇祯的岳父一向哭穷，李自成攻入北京，拷挞官吏，他不得不乖乖缴出50多万两白银。

　　明代有庞大的官僚统治集团，除了正式编制以外，编外官员吏役（所谓冗员）数量惊人！明初吏制森严，冗员为正员的3倍，明后期冗员为正员的10倍以上。据《虞谐志》记载，仅苏州府常熟县就有冗员万余人，这意味着万余只虎狼，在方圆百里内横行，无休止地弱肉强食，老百姓不得不丧家亡命。这庞大的官僚统治集团，人人尽力收刮财富，造成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形成畸形的两极分化。《明史》卷三百八奸臣传，严嵩之子严世藩犯事被抄家时，得黄金可三万余两，银二百万余两。而锦衣卫指挥朱宁抄家得黄金十万五千两，银四百九十八万两。另有绸缎绫绢等达三千九百多扛。但这两位与明正德年间巨贪太监刘瑾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据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三，刘瑾犯事被抄家，仅抄出的金银就有：黄金1205.78万两，白银25958.36万两。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据此将刘瑾列入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单。（在入选的50人中，有6名是中国人。他们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刘瑾，伍秉鉴、宋子文。）这个记载数字可能有所誇大，另据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所载，刘瑾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其它珍宝细软未计。据〈血酬定律〉一书作者吴思据此计算出，刘瑾家产仅金银一项相当于254.88亿人民币。和当时国库年收入的白银差不多。（另一说刘瑾的财富是国家年收入的数倍）。

　　明代中国还是个农业国家，人口主体是农民，在这样的两极分化中，农民变得赤贫无以为生。明后期，中国处于气候上的小冰河期，水旱频仍，更加雪上加霜。明帝国的轰然崩溃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社会的巨量财富集中到刘瑾一类人身上，财富的流向是：大肆挥霍消费，购房置地设大量不动产，囤积隐藏。他们不会把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改善产品质量、和搞科研开发新产品，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明代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到资本主义也就无从谈起！

　　社会生产总值GDP和人均GDP的数据并不能反映社会主体农民的生活水平（占有财富的水平）。因为在一定的GDP时，社会财富分配极端两极化，和分配较均衡合理的情况下可以有相同的人均GDP。社会财富分配极端两极化时，人均GDP具有粉饰和虚假性。而基尼系数可以反映社会财富分布的真实情况。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于192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它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即基尼系数是表示社会分配不平均程度的指标。实际的基尼系数介于0和1之间。基尼系数越大，则收入分配越不平均；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据学者研究，明末崇祯年间，李自成起事时基尼系数高达0.62。（与此类似，清末太平天国时，基尼系数达到0.58）远超过基尼系数0.4的国际警戒标准。可见收入差距悬殊即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两极化时，会存在社会体制崩溃的危险。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两极化，才是社会体制崩溃的根本原因。

　　以史为鉴，可知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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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库藏释析(附录:崇祯初政)

作者:风行烈

著名的文学家郭沫若写过一篇文章，叫《甲申三百年祭》，里面有一段话，是取之计六奇的《明季北略》：“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疑为十）两，镌有永乐字”。
郭老所持的立场是捧李自成而贬崇祯的，他在文中对崇祯是抨击甚多，按他老人家的看法---李自成是个大英雄—崇祯只是一个汲汲要誉的昏君。郭老对崇祯帝的批评是否公正，这里不予以讨论，但郭老所说和所引用的关于明末内库的描述是否属实的呢？鄙人倒是有些不同的看法。

我曾看过林洛兄所写的《明朝灭亡的真相》一文，在崇祯库藏的描述中，林洛兄并没有最终下个大致的结论，但其中的意思想必也人尽皆知，鄙人感觉意犹未尽，也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就当是给林洛兄的文章作个补充吧。

明末宫中是否存有大量金银这件事，一直以来都是颇具争论，但大多数人都肯定明末宫中存有大量的金银。这个问题涉及到明末崇祯朝财政状况，确有必要深入讨论。

其实明代建国伊始，只有内库，内库即国库也。
内库共有十库。
1、内承运库，贮缎匹、金银、宝玉、齿角、羽毛。（属于户部管理）
2、广积库，贮硫黄、硝石。（属于工部管理）
3、甲字库，贮布匹、颜料。（属于户部管理）
4、乙字库，贮胖袄、战鞋、军士裘帽。（属于兵部管理）
5、丙字库，贮棉花、丝纩。（属于户部管理）
6、丁字库，贮铜铁、兽皮、苏木。（属于户部管理）
7、戊字库，贮甲仗。（属于工部管理）
8、赃罚库，贮没官物。（属于户部管理）
9、广惠库，贮钱钞。（属于户部管理）
10、广盈库，贮纻丝、纱罗、绫锦、?绢。（属于工部管理）
另外还有天财库（亦名司钥库，贮各衙门管钥，亦贮钱钞）、。供用库（贮粳稻、熟米及上供物）。

正统元年，即1435年，明代建国七十余年后。英宗允许将一部分漕粮折为金银，每年一百万两银为额度，就是所谓的“金花银”。这些钱全部放入内承运库，不再送往南京。

从此，内承运库变成了皇帝的小金库。不过，内承运库还承担着部分国库的作用。内承运库的资金，一部分为京中武将提供了俸禄，大概十来万两，剩下的全部变成了皇帝的私人财产，由皇帝个人支配，户部没有任何管辖权，只是承担了记账的责任。
（上述文字摘取于林洛所写的《明朝灭亡的真相》，是盗版来的）

到了大明正统七年（1442年），设立了太仓库，相当于国库，集中存放户部存放从全国各地征收的银两。太仓库与内库（即内承运库）的区分是很清楚的，但由于皇室的挥霍无度，经常向太仓库支取银两，把太仓库都几乎掏空了。《明史-食货志》中指出：“弘治时，内库供应繁多，每收太仓银入内库，又置南京银库。正德时内承运库中官，数言内库财用不充，请支太仓银，户部执奏不能沮。嘉靖初，内库供应视弘治时，其后乃倍之。初太仓中仓积银八百余万两，续收者存之两庑，以便支发。而中库不动，遂以中库为老库，两庑为外库。及是时，老库所存仅百二十万两。二十二年特令金花子银应解内库者，并送太仓入边用，其后复入内库。三十七年令复入内库金百万两外，加预备钦取银，后又取没官银四十万两入内库。隆庆时，数取太仓银入内库，内承运库中官至以空札下户部取之。廷臣谏皆不听。初，世宗时，太仓银所入凡四百五十余万两，而内库岁供金花银外，又增办银二十万两以为常。后又加内操马刍料银七万余两……”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皇室从太仓库中支取了大量的银子来维持宫廷的奢侈生活，并把一部分银子存在了内库。

内库之外还有里库，里库设在宫中，“其在宫中，又有内车裕库，宝藏库，谓之里库。凡里库不关有司。”（1）内库处于宦官的控制之下，但户部官员还是能够了解情况的，而里库却是户部也不能过问的。里库是存有大量的金银的，至于有多少，那就不得而知了。这里有一点要特别说明的：明朝的内库是指内承运等十二库，里库不属于内库，皇宫的所有宝藏更是与内库无关。但朝廷的官员却是把一切皇宫库藏都称之为内库，当他们看到太仓库空虚之后，就经常吵着要皇帝发内库以充军饷。由于明末的巨大军费都是通过加饷加赋来取得的，人们普遍认为内库的存银还有大量未曾用过的，所以，朝廷官员在发不出军饷之时，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内库上，也不是没有来由的。现在的问题是，到了崇祯十七年之时，内库（里库）究竟还有多少银两存在。

负责管理节慎库的工部员外郎赵士锦在甲申之难一个月后逃回江南,并于同年五月写了一部《甲申纪事》，赵士锦是这样描绘的：“贼载往陕西金银锭上有历年字号，闻之万历八年后，解内库银尚未动者。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而同时被俘的翰林院谕杨士聪亦说道：“内有镇库锭，五百两为一锭，铸有永乐年字，每驮二锭，无物包裹，黄白溢目。其其寻常元宝则搭包囗囗。按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两，金若干万……”（2）这便是崇祯库藏的源由，赵士锦杨士聪在朝中任职，又亲身经历了甲申之变，他们的说辞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明清之际很多史书---像《明季北略》《渔樵纪闻》等---都是采用了这一说法。这仿佛很可信，但问题是赵杨二人当时虽在北京，却也未曾亲眼目睹，都是听回来的。而且，李闯驮着一大堆金银，招摇过市大肆宣扬，金银“无物包裹，黄白溢目”---这分明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这样的举动也未免太让人狐疑了吧？这其中有没有猫腻？著名的历史学家谈迁就对此抨击说：“先帝减膳撒悬，布衣疏食，铜锡器具尽归军输，城破之日，内帑无数万金。贼淫掠既富，扬言皆得之大内，识者恨之！”（3）

我们先来看看甲申之际崇祯的困境。这个可怜的皇帝在国难之际向民间募捐向百官征捐—甚至还把皇后也拖下水—皇后的娘家也是挺有钱的……若内库真有这么多钱，死要脸子的崇祯会这么做吗？在甲申之难中，守城的士卒每日仅得钱百文，伙食还得自理---大明朝已穷得发不出军粮了，崇祯穷搜中外库银，也不过只得区区二十万两，若内库真有这么多钱，崇祯早就大发特发军饷劳军了，他还留那么多钱做什么？这里有一段论述，非常沧桑：“吴暄山曰：吾尝司计，请发内帑，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4）从这些描述中，横看竖看崇祯也不像个有钱的主，在甲申之际又何来三千七百万？

当时的锦衣卫佥事王世德这样说道：“野史谓城破之时大内尚有积金十余库，不知十余库何名？承运库外有申字等十库存方物也……破城日惟车裕库珍宝存耳，乌有所谓十余库积金者？而纷纷谓上好聚敛，内帑不轻发，其不冤哉？！（5）”这些说法与赵杨二人的说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都是当事人，为何反差会如此巨大？

一句话：当局者迷！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细细分析。

我们先来看一看李自成在北京共掠了多少钱。答案很简单---七千万！几乎所有的史书都指明了这一点，想必也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唯一要搞清楚的是这七千万到底是怎么来的。李自成在攻下北京后大索前明百官，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清初以研究流寇史而闻名的戴笠（不是民国那个戴笠）这样描述道：“初，诸贼攻城时约，内藏归闯贼，勋戚归诸帅，文官归牛宋，富户归小盗。”（6）这说明了闯军对北京的财富归属是早有鲜明划分的。而其后，“刘宗敏进所掠银两一千万，李岩李牟用刑宽所得少，以已物数。人皆称之，共得七千万。其中勋戚十之三，内待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7）---戴笠的说辞，与《国榷》《荡寇志》中的有关描述一致，应该可信。那么从中就可以推断出—按照这个比例---李自城的手下如刘李牛宋四人---一共括得了四千万左右的银两！再加上其余诸将的上献，五千余万两左右是比较合理的。要知道明末朝官贪污是非常厉害的，李自成大索前明百官的缘起是一桩小事：国子祭酒孙从度当时卧病于会馆，一位姓罗的大顺将领不小心闯入其房间。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官员竟然开口责骂，罗将军大怒，将其捆绑责打，并向其家人勒索钱财赎金，最后孙从度受刑不过，愿以窖藏黄金七千两献李自成。李自成闻之劾然道：“一翰林富乃至是耶！”而此时李自成也面临着军饷不足的难题---皇宫中的财富少得出乎他的意料。孙子度一事启发了李自成，他本就对这些轻易抛弃旧主的厚颜无耻的官员充满了鄙视，第一次上朝时就感叹：“此辈无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 追赃刚好是一举三得的事情，即可筹备军饷，又可惩罚这些无义之辈，还让将士可以得些好处。随后，大顺军逮捕明勋戚、大臣、文武官八百余人，押至刘宗敏、李牟等处审讯迫赃助饷。限大学士者交赃银十万两，部院官及锦衣帅者七万两，科道官五万两、三万两，翰林万两，部属以下干两。但后来追赃网越来越扩大，逐渐演变成了抢劫和勒索，共计有1000多名士大夫遭勒索拷打致死。从这些前明官员身上搜括出五千万是绝对合情合理的---甚至可能还会有更多。这也说明了所谓的“三千七百万两”是讹传是某些人夸大渲扬，是不真实的。但是无风不起浪，还有最少一千余万两---从何而来？！唯一的答案就是皇宫，李自成从皇宫括出了一千到两千万的白银---面对空虚的皇宫---李自成绝不相信会没钱---他对宦官严刑拷打---追赃第一天就处死了五百名官宦---一批不为人知的深藏于大内的金银便浮出了水面。

可是皇宫为什么还藏有这么多钱的呢?崇祯明明已是陷入困境了，难道城破在即这个皇帝也守着一大堆金银不舍得用？这并不合逻辑。虽说明末崇祯屡屡加赋，但其中没有一分钱是用在个人享受的，说起来崇祯也算是个节俭的皇帝。宫中怎么还会有这么多钱的呢？再参考一下林洛文中关于明末财政的论述，这一千到两千万两的巨款真有点来历不明。

万历留下来的内帑其实并不多，天启之时，魏忠贤专权，内帑早已给他大量侵蚀。《崇祯遗录》说道：“熹宗在位七年，将神宗四十余年蓄积搜括无余，兵兴以来，帑藏空虚。”这充分说明了在崇祯即位之时，内帑纵然是不空也没多少剩下的了。但是，必须特别指出的是：魏阉倒台之时，一部分的财产都被查抄进宫的—这只是一部分---还有另一部分等下再交待。这部分魏阉的赃款究竟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没有相关的记载，但我们可以相信---一度权倾天下的魏阉—他的家产绝不在少数。那么，甲申之际崇祯的库藏是否就是这些呢？很多学者都是因此而认为这便是崇祯库藏的来由---所谓的库藏的来源就是得自魏阉之手---这没错---却又错了。

反驳这种说法，就不得不提起一段被人故意忽略和遗忘的历史：崇祯在即之初至己已之变的短暂的两年里曾对大明的财政进行了一番整顿，并对赋税进得了减免---这些事情---现在从没有人提起过那怕一言半语。崇祯主要削减的是辽饷，由天启六年的7714121两减至6831133两（8），减幅达百万之多。与此同时，国家的开支---特别是军费开支却远多于天启六年，为了迅速平定西南的“奢安之乱”，崇祯动用了云贵川两广五省兵力，军费开支由四百余万升至五百余万（9）。先不算别的地方，单单是这一入一出，就拉出了至少两百万的差距！两年最低也有四百万！这里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崇祯用内帑金来作为调整国家财政的储备金---这些内帑金便是源自查抄的魏阉家产---这也充分说明了崇祯是有计划地利用手头掌握的内帑来整顿国家财政---崇祯并没有把金银藏起来---也不存在这个可能！到了“己已之变”后，满人的寇边给大明的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单单是连绵大半年的战事所带来的庞大的军费就足以让大明破产。为此，崇祯唯有加征辽饷，这是大明最后一次加征辽饷，数目达到了破天荒的10269962两（10），增幅达三百多万！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辽饷在正式征收是在崇祯四年才开始的，那么在崇祯三年崇祯用什么来打仗?用什么来填补这个达到了三百万的巨大空缺？唯一的办法也就是用内帑金了！这样一计算，崇祯在即位三年就动用了超过七百万的内帑金，虽然不知道从魏阉手中究竟查抄了多少，但是，最起码我们可以相信崇祯并没有把金银藏起来的必要。

另外，明末崇祯宫庭的开支也是必须得关注的。崇祯年间宫庭的主要开支取之于内承运库，王世德的《崇祯遗录》是如此说道的：“夫内帑惟承运库耳，钱粮解承运库者有，一曰金花，二曰轻贲。金花银所以供后妃金花，宫人宦官赏贲。轻贲银所以为勋戚武臣俸禄随发……”而崇祯之时宫庭的开支每年是一百万左右，随进随出，并没有剩余。根据有关记录，明末宫庭内待为十万人，宫女则为九千。这内待十万人包括了宦官-杂役-厂卫-锦衣卫（11）。这些人的工资都是由宫庭发出的；当然，还有大批的皇亲国戚的俸禄；最后，还得算上京军那十五万八千人—这是由皇帝亲掌的—并不隶属兵部—这些人也是由皇帝养的（12）。所有的这些人，靠那承运库的一百余万两供养？！？！这很明显是不可能的，单单是宦官每月的开支便已接近五十万两了（13），更别说十万多的京军了。要养这么一大群人，崇祯必须还得有另外的办法---唯一的的资金来源也只有魏阉的赃银了。再考虑长达十七年的不停消耗，崇祯的内帑银绝对是消耗得差不多的了，在甲申之际，京营已是欠饷达八个月之久的了，崇祯的内帑若还有钱他断估不会不发，毕竟李闯都兵临城下的了。综上所述，完全有理由相信所谓的崇祯库藏绝对不是属于崇祯的。

那么李自成得自皇宫的金银是怎么一回事？莫非在大明的皇宫里还有大明皇帝所不知道的或是说控制不到的藏金？这看起来很荒唐---却也是事实！

我之前曾说过，崇祯只是得到了一部分的魏阉财产，另有一部分是去向不明的。让我们看一段有意思的记载，这是康熙说的：“明代万历年间，于养心殿后窖银二百万金，我朝大兵至，流寇挈金而逃，因追兵甚迫，弃之黄河”（14）。如果康熙说的是真的，那么这养心殿的窖银是谁藏的？是明朝的皇帝？这不合罗辑！也没这个道理！堂堂的大明皇帝一国之君---整个天下都是他的—-用得着把银子偷偷摸摸藏起来的吗？这其中肯定有个误差，不是万历年间而是天启末年间，藏银子的不是大明的皇帝，而是巨奸魏忠贤！

吴伟业的《绥寇纪略》有一段话是出自一个宫中的老宦官的描述的：“后乃知大内之所藏沈沈者，自逆阉大去，其籍守者，见上明察，恐阙而为罪，相戒弗闻！”这指出了魏忠贤在宫中密藏了大量的白银，由于掌管的内待怕受株连，刻意对崇祯隐瞒。再对照康熙之言，这养心殿银子的来源便出来了。而戴笠亦说道：“先帝诛魏忠贤时内待即怀恶意，掌祖宗库存者，虽国用至窘，皆不以告，至是尽为贼有！”。（15）这也指出了宫中有大批藏银，魏忠贤的残党出于各种原因而把许多藏银隐匿了下来。这与《国榷》所说的：“而大内藏金四十余窖，内监皆畏先帝不以闻”互相印证。这与上文所说的李自成括之于宫中的藏银来源也交待清楚了，至于确切的数量---那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个人认为，魏忠贤既然一部分财产被崇祯抄没，那么能藏入宫中的藏银也应该相抵，再说，天启年的大明终究比不上刘瑾之时，纵然魏阉权倾天下，他所搜括来的财富也未必比得上刘瑾。

当然，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为什么魏阉会把大量的金银藏于皇宫而不藏于私宅或是别的地方呢？这并不难解释。魏忠贤在天启死后曾有谋逆之心，而在天启七年的八月至十月，还牢牢控制着皇宫，他有充足的时间和动机在皇宫内藏银，试问一下，天下间还有那处地方安全得过皇宫？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判断：魏忠贤在宫中藏起了大量的金银，知情的宦官却畏惧株连而对崇祯帝隐瞒，在甲申之际却被李自成严弄拷打审问出来。所谓的宫中库藏便是如此由来。

我之前曾说过一句当局者迷的话，其实解释起来就很简单，因为像赵士锦杨士聪或者是与其争辩的王世德史忄享等人都深陷其中，他们并没有想过皇宫的藏银并不属于皇帝----虽然这并不合罗辑---却是事实。

明末崇祯的库藏并不属于崇祯，这个可怜的皇帝，他至死也不知道原来他的皇宫里竟然还藏着这么多的财富，还加什么辽饷，把皇宫的地皮刮它三尺就有大把的金银了。这个可怜的皇帝（我完全有理由再说一次他可怜），背着这个吝啬小气的罪名背了整整三百六十年，也给人骂了整整三百六十年。



（1）《明史-食货志》
（2）《甲申核真略》三四页。
（3）《国榷》卷一零一。
（4）《哀余杂记-东厂》
（5）《崇祯遗录》
（6）（7）（15）《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8）（9）（10）《明史研究论丛》第二辑226页
（11）《熙朝新语》卷四
（12）《明史研究论丛》第三辑134页
（13）《国榷》卷一零零
（14）《康熙实录》卷二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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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不能忍受某些人不分清红皂白就在这儿信口雌黄地对崇祯大肆抨击,特选这一节进行反驳.此文摘自<对袁崇焕的质疑II>第一节)
大明天启七年八月,熹宗病亡.这个只知木工不理朝政的荒唐皇帝,留给他弟弟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江山。内有臣奸魏阉专权，外有满人虎视眈眈；奢安乱于云贵,徐鸿儒反于山东，西北民变四起,天下乱势已成；年年的财政赤字，年年的亏空，大明朝在风雨中摇摇欲坠。

十七岁的崇祯----这个年轻的皇帝，有着深沉的心机和不逊色于先祖的政治手腕，“时魏党甚炽，帝不动声色，逐元凶。旁无一人之助，而神明自运，宗社再安”（1）。十一月，魏忠贤客氏伏诛，崇祯“罢各边镇守中官” （2），稳定纷乱的朝政,并纳户部郎中刘应遇谏言（3），不仅为冤死的左斗光杨涟等人平反，还大幅起用东林仁子，整顿败坏腐朽已久的吏治，政风为之一新！

在天启初年，国家的财政收入不超过330万两（4），再加上赋税连年拖欠，实际的收入只不过二百余万两，而支出却达到了五百余万两！(4)为了填补巨大的亏空，寻找更多的军费，天启朝几乎年年加辽饷！到了天启六年，辽饷已增至7714121两！！！(5)可纵然是如此，在天启七年，大明朝的财政还是有1646575两的亏空！（6）

崇祯即位后，立即着手改善和整顿混乱的国家财政，各项开支，令各衙门严加清理；变盐法，改折色；抑粮价，开中输边之法；开垦西北，责成各司开荒以备军饷；并重新登记天下人口户藉。崇祯亦大力提倡简朴，于元年正月颁布圣旨，禁止着服过于侈华，自己以身作则，停止了供宫庭衣物的江南织造，并禁止在宫中燃点香料。（7）这些措施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在没有加增的前提下,崇祯元年的田赋由天启六年的4089774两升至5022917两,(8)大明的财政有了一定的改善。

崇祯深知“天下为赋税困扰”（9）----这个年轻的皇帝---对此深表忧虑。为解百姓的困苦---崇祯减税！

首先削减的是杂项商税，天启六年是2292000两(10)，崇祯元年则为972020两(10)。接着是盐课税，天启六年是547993两(11)，崇祯元年为201632两(12)。最后是关税，天启六年是336000两(13)，崇祯元年则为202000两。（14）

商税和盐税的下调，必然带动物价的下滑，直接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亦正面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辽饷----在崇祯元年为6831133两----在没有任何加增而开支远高于以前的情况下-----减幅达百万之多.（15）

自天启初年形成的乱势亦受到了崇祯的全力打压。崇祯元年六月，“起朱燮言总督云贵川广军务，讨水西贼，”（16）朱燮言不负所托，崇祯二年八月，奢安之乱逐平；崇祯元年“七月癸末，海寇郑芝龙降”（17）；崇祯二年三月，以杨鹤为“兵部右待郎，代（武）之望总督军务讨贼”（18），暂时稳定了西北形势。

在处理异族问题上，崇祯继承了大明一惯的强硬，为了很好地抵御满人的侵扰，崇祯一方面“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帅蓟辽”（19）。另一方面崇祯听取朝臣意见，决定招抚察罕，令宣大总督王象乾与蓟辽督帅袁崇焕共同商议。“乾至边，与袁焕议合，因定岁与察罕金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縻”（20），至崇祯元年十月，察哈尔，哈刺慎，泰宁诸部蒙古向大明称臣，极大地缓解了宣大保蓟一线的军事压力。

与此同时，崇祯放下了天朝大国的架子，虚心向外学习。崇祯向澳门匍人购买火炮，并请外国人至登州铸炮以及训练炮兵。并起用徐光启，重修混乱已久的历法，并充许外国人进入明廷中央任职，像龙华民，汤若望，罗雅等外国人逐渐为中国人所熟知，“西法之行自始起”（21）


大明----这个暮日帝国---尽管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经过了崇祯两年来的一番努力，隐有中兴气象, “崇祯始政，天下翕然称之！”（22）






（1）（3）(4)(9)（22）---《明史记事本末》崇祯治乱
（3）户部郎中刘应遇上言天下六大苦：一逮系二狱死三追赃四仁途去就五新进禁铟六廷臣被劫。上然之。----《明史记事本末》崇祯治乱
（4）户部给事中黄承昊上言：……今出数共五百余万，而岁入不过三百二三十万，即登其数，已为不足，而重以逋负，实计岁入仅二百余万耳！-----《明史记事本末》崇祯治乱

（7）《白话精评<明史记事本末>》1409页---1411页.

（5）（6）（8）（10）（11）（12）（13）（14）（15）《明史研究论丛》第二辑226页，《熹宗实录》卷十七卷二十九卷四十二；《明史》卷七十八；《崇祯长编》卷三十八；毕自严所写《度支奏议》新饷司六。

（2）（16）（17）（18）（19）（20）（21）《明通鉴》八十一

yuanyuan

好书，一直想找这篇文章，未果，得来全不费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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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大师毛泽东
　　——为纪念《甲申三百年祭》发表60周年而作

【作 者】李翔德

　　　　从《甲申三百年祭》谈起
　　甲申之年，我们会很自然的想起郭沫若在60年前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这篇著名的史论，同时也会想起毛泽东如何格外看重这篇史论，把它确定为当时延安整风学习文件——这段不寻常而又意义深远的历史。
　　1941年皖南事变后，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本文以丰富的史料揭露了明末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朝廷腐败，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官逼民反，隶属于延安府辖区的李自成、张献忠发动和领导农民起义，并在李岩的帮助下，使“农民起义走上了正规”，节节胜利，势如破竹，直打到北京城，推翻了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
　　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释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挟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无事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只派了几千士兵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都屯积在京城里享乐。进京不久，李岩便被陷害。乃至清军入关，“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不得不离开北京，一败再败，终于在湖北通山九宫山战死，时年39岁。“这无论怎样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悲剧的主人”。
　　此文于1944年3月在《新华日报》全文连载。此时正值伟大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夕，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毛泽东自然洞悉它的重大政治意义，立即批示在《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加发了《编者按语》，同时把它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4月12日，毛泽东在作《学习与时局》报告时，详细阐述了印发《甲申三百年祭》的意义：“我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占领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1930年，红军利用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1931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1938年，抗日战争打响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然后，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戒。近日我们印发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复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若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的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为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见《毛泽东书信集》）
　　“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这段话充分说明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那种心境。就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呕心沥血，时刻防止出现失误，酿成悲剧。他一生自信无比，胆略过人。但他的自信和胆略是建立在对必然的认识上的，同时防止各种偶然性。他研究悲剧，正是为了吸取造成悲剧的教训，防止悲剧。为此，他不但研究李自成，而且研究《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朱元章传》、《东周列国志》、《战国策》、《六国论》、《过秦论》、《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南史》、《北史》、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明史》、《左传》、《元史纪事本末》、《论语》、《资治通鉴》、《楚辞》、《离骚》、《红与黑》、商纣王、屈原、曹操、秦始皇、朱元璋、李秀成、司马迁、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以及苏联、东欧、斯大林、赫鲁晓夫、哥穆尔卡……中外古今，几乎无不涉猎。就连吴承恩的《西游记》及其主人翁孙悟空也不放过。其数量是惊人的。
　　人们知道毛泽东读书的兴趣很浓，对许多书作过评点，对一些书如《水浒传》、《红楼梦》、《永昌演义》、《李自成》、以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特别钟情，有一种永远断不了的情结。但很少有人认识到毛泽东他是在从事研究一个大课题——悲剧。对于一切与革命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各类大大小小的悲剧，都逃不出他的视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毛泽东是悲剧大师，悲剧理论家。
　　　　从幼年研究到终生
　　毛泽东从幼年开始一直到他事业的极盛时期以至晚年，对悲剧的研究，从未间断。
　　在毛泽东的少年时期，李自成就是他崇拜的英雄人物之一。他在东山学校读书时，有一次在假期去外婆家，买了一些“笔杆糖”，平分给了表兄弟们。分完后，最小的表弟吵着还要，毛泽东便对大家说：“农民领袖李自成起义，与昏庸官府作斗争，为的是使天下人均田均富。所以，我们兄弟之间也要按均田均富的原则来分糖，谁也不能多分”。1921年，毛泽东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向同学们作《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问题》的演讲时，向同学们介绍了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的事迹，总结了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指出他们的失败，是由于没有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1926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中国农民问题”时，介绍了李自成成功和失败的历程，肯定李自成是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但其所以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的举动，多为暴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一方面拒绝去上海党中央工作，一方面指出：“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据谭震林回忆）同年，他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特别强调了要同流寇主义作斗争。他说：“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冠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指出：“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在1938年关于保卫工作的一次谈话中又说：“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的都不好了，但李自成始终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经验特别是悲剧的总结，使毛泽东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
　　长征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场悲剧。它之所以来以悲剧而告终，是因为毛泽东深刻认识到这一悲剧产生的原因，正确总结了悲剧的教训，并正确领导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但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他更加重视对李自成起义的研究。1935年10月，他对刘志丹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个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
　　当全国解放在即，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以李自成的教训或悲剧为例，发表了精辟的、脍炙人口、扣人心弦的讲话：“因为胜利，党内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这些人在敌人面前无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你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这次会后，驻在西柏坡的党中央机关开始作进京的准备。有一天，毛泽东把中央直属单位和警卫部队的干部召集起来，对大家说：“我们要进北京了。我们进北京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后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进北京，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3月23日零点，他又诙谐地对随行人员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呀！”“我们决不能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他还对人说：“我不当李自成，你们也不能当刘宗敏！”
　　对《水浒传》这一大悲剧，毛泽东也是从幼年一直研究到晚年。“水浒”悲剧的要害是投降，这也是建国后特别是他生命的晚期所特别强调的。梁山义军的悲剧突出表现在宋江当政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以招安为荣，攻打方腊，自相残杀，以投降、失败、灭亡而告终。特别令人痛心的是：他们不是在被逼无奈情况下向统治者投降的，而是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节节胜利的时候，主动接受招安、投降的。毛泽东常常对此义愤填膺，而且以此为最大悲剧，防止在革命领导中重演此类悲剧。
　　1952年到1960年，国内学术界曾对“水浒”展开过讨论，有的人发表文章认为宋江是农民革命的叛徒，接受招安是背叛革命。而大多数人认为宋江属于起义英雄，受招安是阶级局限，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而到1964年以后，大多数人倾向于前者，认为宋江是阶级异己分子。1965年7月，《光明日报》总编室在《情况简编》中刊登了《古典文学界对〈水浒传〉及宋江形象讨论的若干情况》一文，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在阅读这份材料后，在题目前连画了四个圈，表明他对这些评论相当重视。此时，正值“文革”前夕。
　　在“文革”后期的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接见部队领导时，劝人们读古典小说。他说：
　　“《水浒传》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招安”。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关于《水浒传》的谈话：“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24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评语印在前面”。
　　江青等人歪曲这段话，肯定是别有用心的，并不能代表毛泽东的本意。但毛泽东讲这段话时，心情确实是很沉重的，内蕴是丰富深刻的。
　　正如《毛泽东评点古今诗书文章》一书作者所说：“60年代以后，毛泽东思考的重心在于：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取消压迫，改变产生压迫和官僚主义的社会结构，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这一切，革命了几十年，不但没有达到，反而在社会主义土壤上滋生了许多欺压老百姓的大大小小的官僚。毛泽东还意识到历代革命的悲剧，就在于原来的革命者逐渐消退了革命的感情和意志，最后都在根本上背弃了真正的革命目标。”鉴于此，有必要大力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以上意见《毛泽东评点古今诗书文章》，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4-1219页）这就必然搬出《水浒》这罐陈酒了。何况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演变的悲剧，还无时无刻在他心中翻腾呢！
　　　　一部“水浒”用到家
　　毛泽东为了革命不走弯路，防止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思想倒退、政权变质、国家变色、悲剧重演，呕心沥血，从悲剧中引出经验教训，借以教育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指导工作，推动工作。李自成的悲剧和“水浒”的悲剧，便成了他随时使用的武器和教材。同李自成起义的故事一样，毛泽东在少年时代就特别喜爱“水浒”。及至长征途中，每打下一座县城，他就要急于找《水浒传》，以至出现了警卫员给他抱来一尊“水壶”的笑话。
　　《水浒传》揭露封建统治阶级，上至朝廷大员，下至一般贪官污吏对民众特别是农民经济剥削、政治压迫，从而“乱自上作”，“官逼民反”，造就了一批敢于斗争反抗、神采各异、光辉夺目的英雄，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惊心动魄、可歌可泣、诙谐有趣的剧目。然而由于义军领导权被投降派宋江所篡夺，终于演成一幕以受招安——投降和一个个英雄人物被惨害的大悲剧。毛泽东对这个大悲剧，不断研究、分析、运用各个革命阶段的实践，教育党员、干部、防止类似悲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演。这部大悲剧整整伴随了他的一生，直到临终。我们虽不能说他“一部‘水浒’得天下”，但完全可以说他把“一部‘水浒’用到了家”。可以说，他把《水浒传》中可以“为我所用”的东西用尽了。择其要者而言之，可以归纳为下列几条：
　　　　一、“替天行道，劫富济贫”，靠武力、靠山头，建立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最欣赏的是“梁山好汉”“替天行道，劫富济贫”，靠武力、靠山头，同官府作斗争的思想。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有一年过中秋节，他与同学们讨论救国之道，有些同学主张进入政界，毛泽东不以为然。有些同学主张通过当教员来影响后代。毛泽东表示反对，说这需时太久了。大家要他说怎么办？他斩钉截铁答道：“学梁山泊好汉！”从毛泽东自传也可以看出，《水浒传》“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梁山泊好汉“不怕官司不怕天”，“禅仗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不靠合法斗争，而靠勇敢和武力；不靠城市而靠山头，与统治者斗争的思想，对毛泽东影响最深。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带队伍上了井冈山，由此展开了工农武装革命道路，这同“水浒”不无关系。当时瞿秋白要求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时，他说：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他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实力的基础”，可以“保存武力”并有办法对付事变。毛泽东在文家市召集受挫的部队，发表自己的看法，坚决反对再次攻打长沙的错误主张，而主张到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他在分析了山区发展的优势之后，用历史上“山大王”的故事启发大家说，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山大王”，可从来没有听说有谁把“山大王”彻底剿灭过。“山大王”没有什么“主义”，可我们是共产党，既有“主义”，又有政策，“山大王”和我们比不上。那么，敌人怎么消灭我们呢？同时，毛泽东既反对盲目攻打大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又反对单纯打游击的流冠主义，认为“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冠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依靠山头，就要注意正确处理各个山头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说过：“《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薄一波《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中国革命也是这样，由小到大，革命力量由少到多，由分散到集中、统一，所以必须正确处理各部力量之间的关系，即毛泽东所说的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最后克服山头主义。
　　　　二、“官逼民反”、“造反有理”和拼命精神：
　　这也是毛泽东非常欣赏的。1944年1月9日，他看了延安平剧院所编历史剧《逼上粱山》后，当即给编导写信赞誉，认为这是在传统题材里挖掘出历史的真髓：“官逼民反”。
　　“官逼民反”的结论必然是“造反有理”。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凡是反抗暴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作恶最甚的地方”。1964年1月，他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说：“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他并不想去，但压迫者使他无路可走”。“我原先是湖南省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
　　与“造反有理”相联系的是象“武松打虎”和“拼命三郎”石秀那样的拼命精神。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针对一些人说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太刺激了”时说：专政手段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人的。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岗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岗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1957年3月19日，毛泽东在济南和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作过两次讲话，批评那种意志衰退，革命热情不高的现象，提倡“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股革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革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以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或者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或者八十岁、九十岁，看你有多长的命，只要你还能工作，就多多少少应当工作，而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拼命精神”。
　　　　三、调查研究和灵活的战术：
　　毛泽东多次从多方面引证《水浒传》中的《三打祝家庄》。1937年，他在《矛盾论》中以《三打祝家庄》为例，谈“从调查研究入手”，认识矛盾的特殊性，解决矛盾。1942年10月，他指示延安平剧团，按照《矛盾论》对《三打祝家庄》的分析，创作历史剧《三打祝家庄》。1942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再次讲到《三打祝家庄》，并逐条讲解了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12条。第7条主要讲革命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强调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指出：“《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1944年7月，毛泽东又指示该剧要写好下列三条：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1945年2月22日，该剧公演后，毛泽东写信给以热情祝贺，说：“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革命和建设任务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引深了对《三打祝家庄》的认识和应用。1959年2月，为纠正1958年“大跃进”的弊端，他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又引用于这个故事，说：问题即矛盾，要发现、认识、解决矛盾。从前讲过《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还编了戏。这个戏现在又不唱了，我倒很喜欢。原来就有《探庄》这出戏，把它发展一下，就变成了一打、二打、三打祝家庄。“一打”后石秀探庄，解决第一个矛盾，即道路问题。“二打”分化祝家庄、李家庄和扈家庄的三庄联盟；然后是解决祝家庄内部问题，于是有了孙立的投降，“三打”就成功了。这是很好的戏，应该演唱。毛泽东以此教育各级党员干部要善于发现矛盾，认识矛盾，解决矛盾，处理好现实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谈到怎样正确看待革命的退却原则，处理好进攻与退却的关系时，应用了“水浒”中林冲打败洪教头的故事。他说：“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四、讲平等，均贫富，不要“不准人家革命”，不要拿“不义之财”：
　　毛泽东非常欣赏《水浒传》所描写的梁山义军的伦理美思想和道德行为准则：“八方共域，异性一家……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异性并无差”。“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等等。这实际上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很多年前即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的“大同社会”的伦理美理想。他们“劫富”又是为了“济贫”，以有义战胜不义。共产党提出“打土豪，分田地”，也体现了这种“打富济贫”的思想。毛泽东多次借此批评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共产风”、“一平二调”，发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是错误的，因为这是义财，不是梁山义军所劫的不义之财。
　　《水浒传》中的王伦，是最早占据梁山泊这块宝地的头目。他心胸狭窄，不接受林冲、晁盖等上山，后被林冲杀死。毛泽东曾借此强调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准许他们继续革命，“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把小说当历史读　从中挖掘悲剧的内蕴
　　毛泽东提倡把一些小说当作历史来读，从中看出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挖掘悲剧的深厚内蕴。如毛泽东评《红楼梦》，认为它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
　　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小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8页）
　　196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接见哲学工作者时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0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他在谈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说：“《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场，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
　　《红楼梦》中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毛泽东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毛泽东强调，《红楼梦》是讲阶级斗争的。这个观点，他从60年代一直讲到70年代。
　　他说：“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也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37-2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当代》1979年第2期，张仙朋《为了人民……》）“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人，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0-221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毛泽东由评《红楼梦》而谈及《金瓶梅》，认为它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也反映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在《金瓶梅》世界里，几乎没有一个正直廉洁的官吏，从上到下，都是贪赃卖法，循情枉法。它暴露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被压迫者的矛盾，最典型的事例就是西门庆迫害他的忠实家奴及其妻子宋惠莲。他不但奸占了来旺的妻子宋惠莲，还设圈套，陷害了来旺。宋惠莲忍辱不过，上吊自杀。等等。《金瓶梅》表面上写北宋末年，实际反映的是16世纪晚期明朝的中国社会。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商品经济得到急剧发展，小说对西门庆经商致富的过程、资金运转、商业经营的方式和所经营的商品种类，都作了详细描绘。也可以说它是嘉靖、万历朝代的一部经济史。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省市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时说：“你们看《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者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仔细。《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
　　　　不遗余力　不遗一隅
　　在毛泽东的眼里，吴承恩的《西游记》也有了它类似《水浒》的悲剧结局。这也正是毛泽东之所以特别欣赏张天翼的论文《〈西游记〉札记》（1954年2月号《人民文学》）的主要原因。毛泽东指出：不读《西游记》的第七回以后的章节不足以总结农民起义的规律和经验教训。《西游记》为什么写魔头孙悟空闹了一阵天宫后又失败了，并归顺而修成“正果”了呢？该文解释说，究竟闹出了一个什么局面，连先锋孙悟空也糊里糊涂，直到如来佛问起他，他才想到玉帝的尊位——“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可见即使孙悟空成功了，也不过是把玉皇大帝改姓了孙，就像刘邦、朱元璋之乘农民起义而爬上龙位一样。那是当时的作者们所见到的历史现实，只能如此。于是，在前七回孙悟空造反不成，作者就只看见这么两条路摆在孙悟空面前：或者是像赤眉、黄巾、黄巢、方腊他们那样，被统治阶级血腥镇压，或者像《水浒》里所写的宋江那样，接受“招安”。《西游记》写孙悟空走了后一条路。（参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3-1404页）
　　毛泽东对岳飞的悲剧，也有与众不同的见解。他在读了文徽明《满江红·拂拭残碑》后说：“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文徽明有首词，可以一读。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赞朕而已’。后来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徽明独排众议，他的《满江红》：‘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一似丘浚的《沁园春》所说：‘何须苦把长城自坏，柱石潜摧’”。（摘自舒湮《1957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文汇月刊》1986年第9期）
　　再如毛泽东对《战国策》中《触□说赵太后》一文的评介，更说明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哪怕是很细小的可能对革命事业造成悲剧的情节。
　　战国时期，赵国受侵，求助于齐，齐国要赵太后（惠文王妻赵威后）的儿子作人质，方予出兵。太后不依，并宣称若有人再劝她，就要唾他的脸。老臣触□明知太后盛怒，为了国家存亡，还是用“引而不发，跃如也”的方法，从自己“脚有毛病，走路不便当”，“太后每天饮食”、“胃口”等家常谈起，进而由让其子到王宫当侍卫，谈到太后应如何爱自己的儿子，为什么应当让儿子去齐国作人质，为国立功，保住江山社稽，继承祖业，使太后心悦诚服，接受了触□的建议。毛泽东在1967年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慨然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张贻玫《毛泽东读史》，第159-160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
　　　　理论化　通俗化　形象化　艺术化
　　为了用悲剧教育党员、群众，毛泽东不仅把悲剧的教训理论化、通俗化，而且形象化、艺术化。早在延安时代，“水浒”就被编成《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戏剧在舞台上上演。在解放战争时期，《李岩与红娘子》的悲剧，在解放区广大农村，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三打祝家庄》是在他亲自指导下编写和修改出来的。在同苏共论战时，《三打白骨精》被拍成戏剧、拍成电影。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总导演，也是以上各类悲剧故事的“大导演”。因为李自成不象“水浒”那样，有千锤百炼的章回小说，所以，毛泽东就渴望有人能把它写出来。在郭沫若写出《甲申三百年祭》后，他曾鼓励郭沫若写太平天国。
　　1930年，陕西一位叫李健侯的士绅，写了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永昌演义》，描写了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英雄事迹和高尚人格，称他“崛起草泽，战必胜，攻必克，十余年间覆明社稷，南面而王天下”，业绩可与刘邦、朱元璋比美。而且他人不贪财，不好色，光明磊落，有古豪杰之风。但本书对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革命事业缺乏正确评价，而且归结为“成则为王败则贼”，并带有宿命论的色彩。
　　1944年，时为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李鼎铭先生将《永昌演义》一书的原稿推荐给毛泽东。毛泽东如获至宝，欣然读之，还留了一个手抄本，以为备用，并于4月29日给李鼎铭先生写了一信：“《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今日鄙人阅读一遍，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于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0页）并邀请李健侯到延安，予以热情款侍，还奖励给他200元边币，两石小米，聘请他当边区参议员。
　　但毛泽东决不就此为止，丢开李自成。建国后，毛泽东建议李健侯先生任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继续修改《永昌演义》，虽然书稿未修改完毕，李健侯于1950年逝世了。但他又支持姚雪垠创作《李自成》。1961年8月中旬，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特意对列席会议的王任重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加以保护。他的《李自成》写的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1973年姚写完了《李自成》第二卷，为能尽快出版，1975年10月，他又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写作进度。毛泽东作了批示，同意作者按此计划写作，并指示帮助他解决写作和出版中遇到的困难。此时，不但正值”文革”斗争激烈之时，而且毛泽东身体已经衰老，竟如此重视和支持《李自成》的创作和出版，不难想像，他对这一悲剧及其历史与现实以及深远意义的重视。（以上参见《毛泽东评点古今诗书文章》，《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
　　综上所述，毛泽东从防止中国革命的悲剧出发，以农民起义：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为重点，中外古今，多视角，多层次，多学科，多形式研究悲剧。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史学到文学艺术与美学，不遗余力，不遗一隅，进行研究，开发和利用。而当他把这些悲剧归结到哲学上时，他写了两句话：“坟墓都是自己掘的”。　“而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语，《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71页）他研究悲剧的广度、高度和深度，都称得上是一位悲剧大师，悲剧理论家。
　　正是由于毛泽东如此深入研究悲剧，引以为鉴，才使中国革命避免了一系列可能发生的悲剧，使他达到了崇高，保持了崇高，使其功业“魏魏乎”，“荡荡乎”，“焕手”，“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孔子赞颂尧帝语）。

coolsila

今晚看了电视剧《江山风雨情》，感慨崇祯一朝并不缺人才，缺的却是崇祯的决策方式，看不到大处，只能从小处着眼，在战略大师皇太极的谋略下，怎能不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