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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类】] 打开历史宝库的一把钥匙——《书目答问》及其《补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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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10 07:16: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国古籍浩如烟海,每个初学者都会遇到一个从何涉足的问题,得其门径则事半功倍,失其要领则劳而无功。所以,从古到今凡有成就的学者,都非常讲究治学之道。《书目答问》及其《补证》就是指示阅读我国古籍的门径之书。

   《书目答问》是清人张之洞编的一本专门检索我国古籍书目的工具书。清朝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张之洞就任四川学政时,诸生以“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相问,他就根据当时的情况,从学生实用出发,经过反复考虑,挑选了二千二百多种常见的重要古籍,分门别类,编成了《书目答问》一书,用来指示诸生治学门径。

   张之洞在编《书目答问》时,对书籍的收录,既不炫奇示博,也不嗜古好僻。而且很重视清代的学术成就,对乾、嘉以来直至他当世的“今人”著作亦多有收录。《书目答问》较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印行的《四库全书总目》有两个明显的优点:一,其收录书目为修《四库》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二,《四库》虽有此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因此,该书对我们查找乾隆以后的书籍很有参考价值。

   该书的分类方法,基本上是沿袭了我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但除经、史、子、集四部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同之外,又列丛书一部。每部之中又分若干类。如经部分为正经正注、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小学(即文字、音韵、训诂)三类;史部分为正史、编年史、纪事本末、古史、别史、杂史、载记、传记、诏令奏议、地理、政书、谱录、金石、史评十四类;子部分为周秦诸子、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杂家、小说家(指古代神话传说、街谈巷语、志怪志人之作,以及传奇讲史之类)、释道家、类书十三类;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四类;丛书部分为古今人著述合刻丛书及清代一人著述合刻丛书二类。《书目答问》在分类的方法上也与《四库全书总目》不大一样,尤其是子部的分类变动较大。每一类中的书籍又以时代先后为序。类中又分小类,但每一小类不另立目,只是在本类书的末一书下加一““”号,以资别识。同时在每一部书名下注明作者姓名、版本出处、卷数异同等。

   《书目答问》的编成,给当时的学生学习带来很大的方便,就在今天来讲,尽管它打有时代的阶级烙印,但只要我们用阶级观点去批判使用,仍然可以起到帮助我们查找古书的作用。它条理清楚,易学易用。尤其对初学我国历史的同志来讲,可以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了解到我国古籍的概貌。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以为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这是很有道理的。

   它的使用方法也易学易记。只要我们掌握了我国古籍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即可查找。比如我们要了解一下光绪二年以前(包括《补证》在内即可以查到1930年以前)关于《史记》一书有什么主要注释、考证的书籍时,便可以按照“四部分类法”,在该书的“史部”正史类中找到单行本《史记索隐》、《史记志疑》、《史记三书释疑》、《史记三书正伪》、《读史记十表》五种有关的书目。又如我们要查找有关李白、杜甫诗集的书时,便可在该书的“集部”别集类中查到《李太白集》、《李太白集注》、《杜诗详注》、《杜诗镜铨》以及《杜文注解》等有关书目。在《书目答问》编写时,凡作者认为重要的书籍,则在书下略加按语。如史部《历代帝王年表》下注云“此书最简括”,《说文通训定声》下注云“甚便初学”等,虽说三言两语,却为初学者指出了找书的门径。该书书后附有《清代著述诸家姓名略》,以类相从,列举了有清一代著名学者的姓名、字号、籍贯,从中也可以窥见清代学术的大概面貌及流派。

   由于作者思想观点的局限,该书在收目上也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欲查有关我国古典戏曲方面的资料,在书中是找不到的。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戏曲一类的民间文学受到反动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的歧视,不能登大雅之堂。因此,在古代一些书目中都不曾收录,若要查找这方面的资料,只有依靠解放以后新编的有关书目了。

   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较《四库全书总目》虽有它的独到之处,但毕竟是光绪初年的书,随着文化的不断发展,学术上也日有新著;时间愈久,就愈暴露了《书目答问》之不足。因此,近人范希曾为了适应当时学者的要求,用了三年的时间,为《书目答问》一书作了《补证》,于1931年由南京国学图书馆排印出版。

   《补证》作者对《书目答问》作了如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纠正了原书的一些错误,其中包括书名、作者、卷数、内容上的错误,发现了都加以改正。
   二,增补了一些原书漏记以及光绪二年之后补刻的版本。对原书署作“今人”者,皆补上了作者的姓名。
   三,补收了一些和原书性质相近的如注释、辨伪、考证方面的书,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光绪二年以后至1930年间的著作。同时也注明了作者的姓名、卷数以及版本的情况。如在卷三子部《商子》下,《补证》又提供了朱师辙的《商君书解诂》四卷和王时润《商君书集解》五卷两种书,并注明是“近年排印本”。

   由于范氏用功至勤,所以补证后的《书目答问》更加条理清楚,质量有很大提高。可惜范氏早卒,未能对《补证》一书再作严格的检查,所以在《书目答问补证》中仍然存在一些错误和缺点。我们在《补证》正文之下,有时会看到有“蒙按”的字样,这就是在1931年印书之时,蒙文通先生针对《补证》的不足之处所加的按语,实际上是《补证》之补证。遗憾的是“蒙按”只作了经部一部分,而且按语也较简略,所补之书的卷数、版本及刻书年月亦未一一注明。有不少同志曾建议为《书目答问补证》再作补证,这种想法,很可理解。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讲,无论是学术的成就,还是目录学的水平,都大大超过了前人。《书目答问》及《补证》所收书目也远不能满足今天读者需要,其中注有“此书最有用”者,在今天看来未必最有用;“此书最简括”者,在今天看来也未必最简括。所以,今天为之再作补证,实在大可不必。但是在新的书目尚未问世之前,它仍然是我们打开历史宝库的一把有用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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