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总是香港教授做勇敢的“小男孩”

端之泪

为何总是香港教授做勇敢的“小男孩”


丁学良教授对中国经济学家的批评毫不留情，他所说的话肯定会在学界引起轩然大波，招致某些学者的反唇相讥甚至“围剿”。这让人想起郎咸平。当初郎先生不就是在大陆陷入重围吗？不过，最终的事实证明了郎先生的预言，而那些“围剿”郎咸平先生的经济学家们却“集体失语”。丁学良教授对大陆经济学家的批评最后会怎样呢？其实根本不必去做什么冒险的预言，因为丁学良教授的批评不过像《皇帝的新装》里的小男孩，说出了一个真相而已！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梯若尔曾经说：“好的经济学家忙于教学和研究，所以没有时间面对大众媒体，差的经济学家反而做这些事情”。“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审慎地对待研究，必须保持谦虚”。揆诸国内经济学界，“好的经济学家”确实少之又少。不过，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总是香港的教授做《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勇敢的“小男孩”呢？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学成为“显学”，它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经济学家也在这个环境里迅速走红。遗憾的是，各种正常的学术批评却没有建立起来，反而形成了一种互相吹拍的氛围。你给我戴高帽，我赠你以桂冠，鲜有批评之声。即使有批评，也是炒作，个人利益极大地改变了批评应有的本质。因此，一方面严肃的批评严重缺失，另一方面吹捧的文章泛滥。几乎无人不“著名”，无人不成“家”。当帽子满天飞的时候，帽子的含金量不问可知。

　　　 这种学风不但让某些经济学家忘乎所以，更使得中国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缺乏独创性，往往是照抄西方学说，拾人牙慧。正如丁学良教授所指出的，“中国的经济学还远远没有走到经济科学的门口来，经济学在中国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严肃的学科一般不可能是闹哄哄的”。

　　　 总是香港的教授做那个勇敢的“小男孩”，不但是大陆学界的悲哀，更是大陆学人的悲哀。

　　　 在西方经济学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公共的学科，而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科学。中国经济学要真正健康成长，首先要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而不能把它当作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同时，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学者做那个勇敢的“小男孩”，建立良好的学术批评环境。惟有此，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才会越来越多。

kevin_cy

屁股决定大脑 经济学家结盟利益集团年入百万
2005-10-27 17:24:38 　 广州日报/王毅  

　　
　　王毅
　　
　　2005年无疑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多事之秋。不绝于耳的批评和指责，使一向风光无限的主流经济学家陷入了尴尬境地。日前，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
　　
　　联想到香港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对国内一些不正常经济现象的严厉批评以及其对顾雏军现象评判的一语成谶，再联想到众多的经济学家们纷纷投笔从商，成为各大公司代言人的事实，我想，丁学良教授的“断言”更值得那些自称为主流经济学家的学者们反思，同时也值得将这些经济学家的话奉为金科玉律的人反思。
　　
　　经济学家究竟该独善其身，专心于本学科的研究？还是投身于利益集团，为其代言？这一直是国内许多经济学家成名之后面临的一个艰难选择，许多经济学家因与利益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备受诟病。
　　
　　如果我们开出一份在国内利益集团中担任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家的名单，会发现这个名单很长：钟朋荣、吴敬琏、萧灼基、魏杰、张维迎、吴晓求、张曙光、盛洪、曹远征等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们，都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中担任独董一职，并从利益集团处拿着相应的俸禄。
　　
　　俗话说，屁股决定大脑。当经济学家与利益集团结为盟友时，我们又如何指望那些经济学家能针对纷纭变幻的经济现象，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的正确判断。特别是在其理论与利益集团发生严重冲突时，经济学家们(同时又是既得利益者)又如何保持面对社会公众的公平？
　　
　　当这些人以经济学家的面目出现，并为公众指点江山时，他们是为了求财，还是为了求良心？其基本动机完全值得怀疑。
　　
　　即使抛开良知不谈，经济学家们该不该将其所学当成个人求财、升官的一条捷径？这一点，我更赞同丁学良教授的观点：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首先要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而不能把它当作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
　　
　　换言之，经济学家们虽然在其领域里“高处不胜寒”，但却更要耐得住“寂寞”，这应是经济学家的基本操守。可目前国内有几个经济学家敢站出来说，自己能耐得住学术的寂寞呢？又有几位敢于拍着胸脯保证，自己从未与利益集团有过任何的关联？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北京的一些所谓一流经济学家的年收入在百万元至数百万元，二流的经济学家年收入也在60万元左右，这些收入来自于讲课费、咨询费、项目费、稿费、给利益集团服务(以独董的身份)等许多方面。嘴皮一动，就有了如此高的收入与回报，还有几人能凭着良心说话？
　　
　　如果按照以知识分子身份向公众发言，必须代表良知与公众利益的标准来评判经济学家的“合格”与否，我想可能真如丁教授所言“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果如是，这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悲哀，更是中国公众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