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甲申三百六十年祭4-无用的忠臣
无用的忠臣江南三月莺花娇，东风系缆垂虹桥。
美人意气埋尘雾，门前枯柳风萧萧。
有客扁舟泪成血，三千珠履音尘绝。
晓气平连震泽云，春风吹落吴江月。
平陵一曲声杳然，灵旗惨淡归荒烟。
茫茫沧海填精卫，寂寂空山哭杜鹃。
夏完淳《吴江野哭》
甲申年（1644）四月二十三日，李自成军在山海关大败，仓皇逃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临逃出北京之际，在武英殿正式举行登极典礼。虽然他一心想回西安做皇帝，但是既然取了朱明的江山，终归要在朱明的都城登基才能显出天道对他的情有独钟。朝拜时刘宗敏因为受了伤，被人搀扶着上殿，只有他一个人“平立不拜”，这位铁匠将军显然对这套把戏很不以为然，但看到其他官员都向这位新皇帝叩拜，无奈他也只好磕了几个头。临出北京前，牛金星提出，北京的宫室不能轻易留给他人，一把火烧掉，就像楚霸王烧阿房宫那样。即使被后人议论起来．“亦不失楚霸王之英豪”。登基典礼一结束．李自成即命令各军政衙署打点行装，准备撤离。四月三十日黎明，自成车众由齐化门西走。这天夜间，大顺军纵火焚烧诸宫殿，对一些坚固难以烧毁的则发炮轰击，北京各门城楼也同时被烧毁。一时烈焰腾飞，城中秩序大乱，很多市民被无辜烧死，—些大顺军的士兵也因未能及时逃离现场而毙命。
对于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只有一个都城终归是有些不保险的，万一哪天被人烧了，皇帝就没有威仪去通达上天了。明朝起初定都南京，后来成祖迁都北京，南京成为陪都，专设有兵部尚书。崇祯末年，内忧外患交困，崇祯帝见形势危急，确曾动过南迁的念头。崇祯十五年（1642），清军再次入塞，声势震动京师，仓促中崇祯召周延儒督师御敌，行前崇祯与周延儒议南迁，但是因为顾忌朝臣的反对，崇祯叮嘱周千万要保密。后来由于天启懿安皇后张氏（崇祯能即帝位，张皇后出力颇多）的反对，只得暂时作罢。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改元大顺，渡黄河大举东征，志在灭明。形势危急，明廷再起南迁之议。此时右庶子李明睿等奏请南迁，崇祯单独召见李明睿，表示愿意南迁，但还是担心朝臣反对。后来崇祯听从李明睿的建议，作了南迁的安排，命大臣左懋第往南京沿途察看水陆士兵舟马之数，又密旨命天津巡抚秘密准备漕舟三百停泊直沽口待命，一俟河漕解冻即启程南下。
南迁之议拿到朝堂上来说时，朝臣们的反应果然让崇祯十分难做。李邦华等人认为国君不可以离都，应该派太子在南京监国，以防不测。崇祯听他们这么一说，也就不好意思说自己想南迁了。翌日，范景文、李邦华等朝臣请先奉太子抚军江南，给事中光时亨大声喝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1于是众大臣鸦雀无声。崇祯见事情演变到这个局面，愤懑不已，叹息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也。”拂袖而退。此后等到李自成兵临城下，群臣们再议南迁之事，崇祯都执意表示，“国君死社稷”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决不再议此事，而太子南巡监国，更是提都不许再提。
黄仁宇先生曾经说，我朝治国的方略就是以道德问题代替法律问题、技术问题。科举出身的诸臣，最擅长的就是道德说教，因为孔孟的圣贤书讲的只有这些大道理。这样的读书人中，能出几个徐光启、戚继光、袁崇焕这样的军事、技术人才，实在是很罕见，但是技术人才的策略分析往往压不过一众言官们的道德高调，因为面对道德高调，没有人可以讲道理，只有忠与奸两种极端的立场可做二者选一的抉择。于是大家只有一起硬挺表示道德的高姿态，到事情无法收拾时，反正还可以一死证明自己道德上的无瑕疵。于是战略技术问题就被简化为道德问题（主战就是忠，主和就是奸），亡国时再被简化为生死问题（死国就是忠，投降就是奸）。所以儒家经义的治国，虽然在技术策略上往往失之于拙，测试人的忠奸却是最有效用的灵丹妙药。
光时亨的道德高调正合乎“春秋诛心”的至高境界，论事时不说此事可为不可为，而只说主张此事的人用心险恶。在还不需要用死来辨忠奸的承平之时，道德高调当然唱得越高越好，唱得越高便越显出自己的大义凛然。然而给事中光时亨真是生不逢时，因为天下承平已经没有几天了，当他唱这样的高调时，他应该有心理准备等到亡国时用死来证明自己没有错。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军进城以后，光时亨第一个投降了大顺朝，他的道德高调成了对他自己最滑稽的愚弄。李自成兵败山海关以后，光时亨南渡投效弘光朝廷，但是弘光朝廷决意追究导致先帝殉国的罪臣，光时亨名列榜首，被定罪处死了。光时亨的死不是因为他的主张（不准南迁）导致崇祯殉国，而是因为他在道德上的无耻。事情仍然是不可争辩的，南渡的士大夫们仍然坚信，事情演变到这步田地，完全是因为奸臣误国，所以只要扫除奸佞，让忠贞之士占据朝堂，天下事自然可以收拾。
忠与奸的对立与甄别，往往在国难当头亟需技术人才的时候，反倒会成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明末党争，又以东林党与阉党之争最为酷烈。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和高攀龙等人下野十年以后在宋儒杨时书院旧址创建东林书院，讲研程朱一派理学。东林本来非党，不过一个士人们的学术组织，但顾、高二人是当时名士，交游甚广，许多朝官都是他们的门生故旧，还得到当时首辅叶向高的支持，于是东林慢慢就从学术组织演变为一个参政议政的派别。到了天启初年，魏忠贤专权，一些原先与东林书院有关的人士回到了政坛，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展开殊死较量。魏忠贤之流把凡是反对“阉党”专政的人一概斥“东林党”，并开出黑名单，一个不剩地予以清除，此后才有东林党一说。魏忠贤对东林人士的迫害确实残酷已极，东林领袖杨涟、左光斗、魏大中死状都惨不忍睹。崇祯继位以后，大举清除阉党，又为东林平反昭雪。但东林本来非党，魏忠贤为排除异己，已经把“东林党”当作一个政治符号，肆意迫害政敌，这时的\"东林党\"已成为一个用以分辨立场的政治概念，而不再是原先的东林学派了。所有和阉党不一条心的人，都有可能加入东林的行列。东林中既出了杨、左、魏一干忠义之士，他们的死节更使得后继的东林党人坚信自己一党的绝对正确和阉党的绝对邪恶。在一个以道德治天下的国家，烈士往往并不能起到教化人心、澄清风俗的预期作用，反倒成为朋党之争中稀缺的合法性资源，谁拥有这种资源，谁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攫取权力。本来最初东林领袖，确实多为忠君爱民的忠义之士，崇祯朝以后，东林成为一个政治符号，人人趋之若鹜，于是东林的流品日渐复杂，时人夏彝仲曾经说，“东林中亦多败类，攻东林者，亦间有清操独立之人，然其领袖之人，殆天渊也”，此言实为持平之沦。此后党争愈演愈烈，由万历到崇祯一直闹了五六十年，直到北京沦陷，弘光偏安以至永历流亡，仍然无休无止，“如其党，即力护持之，误国殃民皆不问。非其党，纵有可用之才，必多方以陷之，务置之死而后已。而国事皆不顾，互相倾害”。国家多难，正是士人应当和衷共济，不计前嫌、人尽其才的时候，此辈迂腐书生不知轻重到如此地步，委实匪夷所思。
南明一朝党争，自定策立君开始就势同水火、毫无周旋的余地。当时江南东林党人在朝、在野的势力很大，他们中间的骨干分子以“立贤”为名主张舍弃神宗嫡系子孙而拥立穆宗之孙潞王朱常淓，后来的事实证明朱常淓并不“贤”，他们的真正用意是排除福王以确保崇祯时期东林、复社党人在政治上的操纵权，特别是如果潞王以较远的宗支而被迎立，钱谦益等人有“定策”之功肯定可以掌握大权。而且崇祯初年定下魏忠贤“逆案”以后，阉党不得再录用已成为定例。如果东林党人拥立成功，自然可以旧例为理由阻挡另一批在野官绅入仕，从而独揽大权。由于历史的原因，2他们更担心福王朱由崧即位可能掀翻逆案，使自己在政治上失势。但是甲申年北京沦陷以后，北都明臣纷纷降顺，其中也有许多东林、复社中人。复社领袖周钟为崇祯末年状元，素有清誉，降顺后为李自成草了登基的诏书，此外还有陈明夏、项煜、雷演祚一干东林名士，于是东林的名誉大为受损，东林党人此时再以“君子之党”相标榜，指责福王道德上的诸般过失，已经不足以服众了。东林党人掀起拥潞舆论以后，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作为东林烈士左光斗的门生，处在既要照顾东林门户，又不能违背封建礼法舍亲立疏的尴尬境地，于是与马士英协议拥立桂王，并已决定去广西迎驾。但曾供役老福王宫内、时任凤阳守备太监的卢九德，却出面联络几个想夺取定策之功的将领拥立福王，马士英无奈，背叛与史可法的协议，改投福王。史可法还茫然不知，喋喋不休地说福王七不可立，而福王继统已成事实，史可法授人以柄，在朝中自然失势，被迫到江北督师。史可法在定策问题上犹豫不决，导致朱由崧乞援于武将。弘光既立，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以败军之将坐收“定策”之功，军阀操纵朝廷的局面业已形成，而马士英作为拥立的首要文臣，出任首辅，起用阉党阮大铖为兵部尚书，党争形势更趋恶化。
清军占领北京后，相当一部分汉族官绅出于民族隔阂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南下，明翰林杨士聪的书信中言，在满清占领北京后，很多官绅浮海南归，“泛海诸臣，漂没者七十余艘”，一次就沉没载有南归官吏的船只七十多艘，可见南归的官员之多。这些南下官员有不少是东林、复社分子，把持弘光政权的马、阮之辈为了能在党争中取得胜利，打击对手，严令北来的官员进入南京，并且还以“从逆”罪名追究南逃官绅曾经投降“闯贼”而大兴“顺案”，颁布了对从贼官的惩罚条例，周钟、雷演祚都遭到迫害。这种形势使得相当一部分官绅不得不另寻出路，如陈名夏在大顺军进京后曾报名任职，清军入关后他逃回南方，却被南明政权视为从贼逆臣要捉拿归案，他走投无路被迫重返北京投降清廷。南明政权内部的党争，严重地削弱了自身力量，加速了南明政权灭亡的过程。如顾诚先生所言，马士英此人，虽无救世之才，但也绝非大奸大恶，他的热衷权势，不过当时士大夫人同此心的流弊而已。弘光朝廷亡国以后，马士英多次参加渡钱塘江攻余杭、富阳以及会攻杭州之役，失败后逃入四明山削发为僧，被俘就义，结局虽然不及史可法壮烈，究其实质却是一样的。马士英本来是倾向于东林的，但他和阮大铖素来交好，而一些东林党人就此大做文章，把他也打入小人之列，甚至编出很多不实之词对马极尽丑化。阮大铖起初确为魏党，但并没有明显的劣迹，在朝时间也极短。他之所以列入“钦定逆案”原因是崇祯帝继位，魏忠贤刚刚垮台，朝廷上两派势力的争斗尚未明朗化，阮大铖急于入朝做官，草拟了两份内容不同的奏疏，一是专攻魏党，一份既攻魏党又攻东林。他派人把疏稿送往北京请友人杨维垣相机行事，不料杨维垣取己所需，把后一疏封进。这件两面开弓的奏疏通过邸报流传后，东林人士为之大哗。阮大铖因此以“阴行赞导”的罪名列入逆案第三等，永不叙用。阮大铖在政治上确实是个投机取巧的小人，但是东林众人以清流自命，对他也相迫过甚了，他不想做小人都由不得自己了。崇祯朝逆案以后，阮在政治上十分落魄，多次向东林示好，都被断然拒绝。阮大铖和雷演祚本来要好，逆案以后，阮多次去拜访，雷都避而不见。一次阮带着酒来到雷家，雷不及躲避，竟然翻墙而出，而且故意把逆案文书放在茶几上，阮见到以后大愧而归，从此和雷成为死敌。阮大铖政治上失意，借寓南京编演新戏，交结朋友，声歌自娱，这在当时的留都也是极平常的事。不料适逢复社党人聚讲南京，顾杲、吴应箕、陈贞慧等复社公子哥儿死活看阮不顺眼，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他们写了一篇《留都防乱公揭》广泛征集签名，对阮大铖鸣鼓而攻之，文中充满了危言耸听的不实之词。逆案以后，阮大铖屡遭东林“君子”奚落侮辱，恨恨不已，等到弘光朝起复以后，自然大肆报复、绝不容情了。其实党争之中，双方所用手段都是如出一辙，不过各自贴了不同的标签，谁操纵了舆论，谁就对敌方肆行丑化。当年东林党得势之时，对政敌也是毫不容情。一部分明朝官绅如冯铨等，由于党争被定属于逆案而废弃不用。明朝不亡，他们也永无出头之日。因此，清军入关及南下时，为了排泄心中的愤懑，他们迫不及待地投降了清朝。忠党、奸党斗来斗去，争权夺利，沽名钓誉，统统都不能救世救国，不过自耗元气、便宜外人而已。孔尚任的朋友顾天石在《桃花扇序》中就批评侯方域等人虽高标气节而于事无补：“祸虽不始于夷门（指侯方域），夷门亦有不得谢其责者。呜呼！气节伸而东汉亡，理学炽而南宋灭；胜国晚年，虽妇人女子，亦知向往东林，究于天下事奚补也！”
甲申年正月，多尔衮派使者往陕北同大顺军联络，希望和大顺军合力灭明，但李自成没有理会。这年三月，清廷决定大举伐明。四月初，传来了大顺军攻克北京、明廷覆亡的消息。多尔衮决定趁大顺军立脚未稳，迅速出兵。当时在清都沈阳的朝鲜使者向本国报告说：“顷日九王（多尔衮）闻中国本坐空虚，数日之内，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山海关事变以后，多尔衮赌赢了第一局，轻易克服了山海关天险，占领了北京。但当时形势，清人并没有足够的自信占领整个中国。多尔衮刚入北京时曾推行剃发，有人进言说：“南人剃发，不得归。远近闻风惊畏，非一统之策也”。多尔衮却说：“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
山海关事变后，李自成大顺军经井陉退入山西，潼关之战战败，乙酉年（16 45）正月经陕西蓝田、商洛入河南。此时南明史可法督师的四镇兵力三十万，据守在河南李自成主力背后的江淮防线，与镇守武昌的左良玉部二十万军首尾相连，水军以及云、贵、两广、闽等处驻军兵力尚未计算。南明部队共有五十万，东南沿海一带尚有水军。而入关征战的清军八旗主力约十三万，即使加上与吴三桂带领入关的部分宁远军合并计算，最多再算上他们两部留守关外的兵力，亦不及由史可法督师的四镇兵力。占领地区也仅限于京畿地区及山、陕一部，而且除京畿外完全无多余兵力建立地方统治机构。当时北方各省，前明地方士绅多有组织武装自卫的，其中不少人都和弘光朝廷互通声气，表示愿意借道让南明北伐。甲申（公元16 44年）五月初，河南原明归德府知府桑开第和明参将丁启光举旗，光复归德府、商丘、管河、宁陵、柘城、夏邑、考城、鹿邑，六月使者抵达南京弘光朝廷，原明河南援剿总兵许定国占据战略重镇睢州。四月二十七日，山东德州官绅赵继鼎、程先贞、谢陛等推明宗室香河知县朱帅为盟主，称济王，并发檄文号召光复明朝。一时间山东及北直隶到处响应，在一个月内，山东、北直隶两省合计四十三个州县光复，举起明朝旗号。八旗骑兵主力和宁远铁骑虽然骁勇善战，但是数量上和战略上明显都是处于绝对劣势的。
以当事形势而言，清人面临流寇和南明的双重威胁。如果南明君臣和衷共济，趁清人还未站稳脚跟之际，同李自成暂时议和，即便不能和李部合兵，至少可以先争取相安无事，出兵北伐，北方前明士绅再伺机响应，未尝没有机会收复北方失地。但是这话只是说来容易，弘光朝廷党争之势已成水火，遇有大事往往互相掣肘。东林魁首刘宗周建议明军分两路出击北伐：一路向东进入淮河流域攻取徐州，另一路向西进入安徽攻取襄阳。当时在兵部任职的陈子龙，恳求弘光帝召见刘宗周，令其陈述招纳北伐的计划。陈子龙自己也直接向弘光帝提出很多建议，主张在南方组织乡勇，象戚继光那样建立一支“子弟兵”，整顿军纪，步步为营，向北方挺进。但是东林党人抱有更激进的幻想，他们认为，只要皇上御驾亲征，百姓就会自发地响应。刘宗周还不识时务地攻击高杰、刘泽清等将领的投机与自私，在他看来，哪怕没有四镇的兵力，只要皇上御驾亲征，何愁不会四海归心。刘泽清大怒，遂上疏参劾刘宗周。他见皇上没有立刻作出反映，便再次上表警告说：若不正式革除刘宗周的左都御史之职，他便辞去南明政府的官职。当高杰和刘良佐起来响应后，马士英也对刘宗周提出弹劾，说要求御驾亲征，是想危害皇上的性命。随后，勋臣镇将们又把攻击目标扩大到出身东林的阁臣姜曰广，他们指责姜曰广“谋逆社稷”，姜曰广不得不辞职还乡，随后刘宗周也离开了南京政府。此后四镇越发骄横不可一世了，根本不把弘光君臣放在眼里。史可法在讲话时常引用“圣旨”，高杰大不以为然，当面顶撞道：“旨、旨，何旨也！尔曾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耶！”黄得功有一次跪着听使者宣读诏书，觉得不合自己的意思，不待读完就爬起来，“攘袂掀案，大詈曰：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诏也！” 世镇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在崇祯年间就已尾大不掉，自行其是。弘光监国和即位的诏书颁到武昌，他一度拒绝开读，在湖广巡抚何腾蛟、部下监纪副总兵卢鼎等人的劝说下，才勉强开读成礼。南明其他将领如郑芝龙、方国安等人见大将如此，也各自盘算自身利益，不以国事为念。
南明政权由于史可法等文臣在拥立大计上满盘皆输，遂使朝廷完全操控于骄横的武将之手，文臣不能节制武将，也就根本没有信心收复北方失地，而一味满足于偏安江南。马士英和阮大铖都主张实行与北方敌对政权和平共处的政策，实际上是满足于南北分治的局面。史可法虽然认为“从来守江南者必战于江北”，所期望的也仅仅是保住南方而不是收复北方。史可法既无力节制四镇，后来又在四镇之间奔走调停，到处当和事老，在战略上更是毫无胆识，唯求保住江南小朝廷。甲申年五月朱由崧继位以后，按照史可法的部署，弘光朝廷决定封高杰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刘良佐封广昌伯，镇守凤阳、寿州地区；刘泽清封东平伯，镇守淮安、扬州地区；靖南伯黄得功加封侯爵，镇守滁州、和州一带。3史可法提出的四镇驻地和所谓进取之基都在南直隶境内，督师驻地更近在江北咫尺之地扬州，战略上毫无远见。史可法其人，虽然居官清廉，操守上无可挑剔，但从他的素质看，并无雄才伟略，只是一名太平宰相的人选。当时士人对这一点都已看得十分清楚，夏完淳年仅十七、八岁，就明确说过：“史道邻（史可法字道邻）资清操有余而才变不足”，“用兵将略非道邻所长”。郑廉说得更具体：史可法“为人廉谨无大略，特治世之良臣，遇变则信国(文天祥曾被封为信国公，史称文信国)、叠山（宋末另一抗元忠臣谢枋得号叠山）俦耳。其于驾驭笼络，应机济变，非其所长”。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将他推到了权力中心、救国领袖的位置，他的个人素质与他承担的任务实在不相适应。他在外不能节制诸将、相机而动，在内对于弘光朝的腐败更是无力回天。
戴名世后来感慨说：“呜呼！自古南渡灭亡之速，未有如明之弘光者也”，明末士人张岱也说：“自古亡国亡君，无过我弘光者，汉献帝之孱弱，刘禅之痴呆，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真能集大成也！”朱由崧即位以来，深居禁中，惟饮烧酒，以淫幼女及伶官演戏为乐。刚刚登上皇帝宝座，就以大婚为名，派出内宫在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挑选淑女，而其手下奸佞之人，乘机作威作福，广聚钱财，草菅人命。南京城内，只要有女儿的人家，不问年龄如何，竟封其门，受金才能释放，然后又到别家，邻里哭号一片。又据《甲申朝事小记》载：“福王除夕悄然不乐，亟传各官入见，诸臣皆以为兵败而蹙，俱仰头谢罪。良久曰：‘朕未暇虑北，所忧者，梨园子弟无一佳者。意欲广选良家以充掖庭，惟诸卿早行之耳。’众臣曰：‘臣以为陛下忧敌未宽，虑先帝，岂意思及此’。又于内廷悬一对联曰：‘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只见月当头’。旁注‘东阁大学士王铎书’”。除此之外，朱由崧还命手下之人，四处捕捉虾蟆，配制“蟾酥合媚”春药，民间戏称其为“虾蟆天子”。政治上更是毫无主见，把军国大事统统委托于马士英等人，而一味满足于偏安江左。他曾经说过：“天下事有老马（士英）在”。史载左良玉发兵清君侧后，朱由崧召对群臣，对马士英说：“左良玉虽不该以兵逼南京，然看他本上意见，原不曾反叛，如今讫守淮阳，不可撤江防兵”。士英曰：“臣已调得功、良佐渡江矣，宁可君臣死于清，不可死与良玉之手。”遂嗔目大呼曰：“有异议者当斩！” 朱由崧竟是一言不发。
掌握朝廷实权的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也是醉生梦死，利用手中的权力鬻官肥家。民间各种歌谣，“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都督多于狗，职方满街走，相公只爱钱，皇帝但吃酒”，都写尽当时朝政的腐败。即便是那些自诩为清流者，在生活上也大抵是追欢逐乐，寻花问柳，过着燕巢幕上的日子。《桃花扇》中写阮大铖、马士英穷极声色，而侯方域等自命忠义的清流，又何尝不是如此，剧中侯方域自己就唱道：“齐梁词赋，陈隋花柳，日日芳情迤逗。青衫偎倚，今番小杜扬州。寻思描黛， 指点吹箫，从此春入手。秀才渴病急须救，偏是斜阳迟下楼，刚饮得一杯酒”。南明覆亡之际，南京君臣上下都在疯狂追欢，“架凌云之台，演彻夜之剧，怪诞淫亵，错出争奇，妇女若狂，通都填咽”，就是对当时南京的真实写照。后来全祖望以明与唐末比较，说是“天亦厌明，不佑其成”，此话绝非愤激之言。
面对如此形势，史可法所能想出的办法就是“借虏平寇”。李自成自河南复出已来，沿途大杀明朝官员士绅，拷掠金银，没收田地，明朝官绅地主，皆视其为寇仇，根本没有和解的可能。因此南明君臣以史可法为首，一心要为崇祯复仇，不惜借虏平寇。当时大臣，不管个人操守如何，但一提到“为君父复仇”的道德高调，个个都竟奋忠义。本来借虏平寇，历来都是我国的古老国粹，唐代安史之乱时，肃宗因唐军无力平定内乱，即两次向回纥乞兵收复长安、洛阳，代价就是任由回纥兵在城内奸淫掳掠，洛阳数十万生灵遂两次惨遭涂炭，妇孺躲于白马寺亦不得幸免。在汉族的儒生看来，蛮夷小邦不过贪图中华上国物产丰富，抢些金银财货自会满载而归，只要借来蛮兵收拾了流寇，夷人并无可惧。虽然历史上无数次引狼入室的教训，汉族的儒生却总是不长记性，在心理上他们从来都不把蛮夷放在和自己平等的位置，等到蛮夷想要进犯中原，他们又幻想“以夷制夷”，让蛮夷自相残杀。弘光朝廷覆灭以后，鲁王在浙东监国，就曾派冯京第到日本乞师抗清，郑成功在台湾偏安，也曾动过这个脑筋。
本来山海关战役后，清军因为刚刚入关，兵力有限，特别是满族人口稀少，补充兵员并非易事。多尔衮摸不清南方底细，不敢贸然行事，初期的意图很可能是勾结南明，共平“流寇”，实现南北分治。但是随着形势变化，南明大军几十万按兵不动，坐视清人在陕西、河南扩张势力，李自成的溃兵也是毫无战斗力，连潼关天险都不能挡住清军。到甲申年五、六月间，清廷已经觉得南明并无可惧，改变策略决意下江南一统中国了。七月二十八日多尔衮致书史可法，语气极为骄横，措词上已经视清廷为正统，而南明为伪朝了，信中还说“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以联合李自成部恫吓南明君臣。而史可法的回书却显得极为软弱，还在对吴三桂大唱赞歌，感谢清人出兵复君父之仇，再次表示了想要借虏平寇的愿望。早在多尔衮来信前的七月二十一日，南明议和使团已经出发，其目的就是“以两淮为界”实行划疆而治。使团在九月初五才抵山东济宁，这其中并没有人要他们回来或者在谈判内容上作什么修改。至十月十二日到北京后，满清拒不会见，不承认弘光朝廷是国家，不接受其“国书”，并明确宣告已经准备派军南下，与南明开战。但同时却收取了南明主动送去的“岁币”--银十万两、金一千两、蟒缎二千六百匹，“赐”给吴三桂的白银一万两、缎二千匹。十二月十五日使节团返回南京，三个使节中只有一个奸细陈洪范回来，其余两人被满清扣押，首席使臣左懋第后来在北京不屈殉国。至此，清人已经彻底撕破了脸面，准备大举南下开战，和议是万万没有希望的了。
顺治元年（1644）十月，清军不仅占领了畿辅地区，还接管了山东。十月初三日，叶臣等部清军攻克山西省会太原，大顺军守将陈永福突围逃走，山西大部分地区归附了清廷。当时，河南省的局势相当混乱，大顺军已撤到豫西，弘光朝廷虽然任命了总督、巡抚、巡按，但只是虚有其名，根本行使不了管辖权。由于弘光朝廷的一味退缩，惟恐出兵山东、河南将影响北使议和，清廷乘机站稳了脚根。十月间，多尔衮决策分兵两路征服全国。具体部署是：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等统兵取道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进攻陕北，得手后向南推进，摧毁以西安为中心的大顺政权；另一路由豫亲王多铎、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等率领南下，消灭弘光朝廷。但是因为李自成部人数众多，多尔衮害怕西线兵不力足，又改变主意命多铎奉命转兵西向。事已至此，弘光君臣竟然毫不知情，仍然对清军抱有幻想，一厢情愿地执意实行借虏平寇的战略。乙酉年（16 45年）正月，史可法发动了弘光朝廷唯一一次正式北伐，目的是为了配合豫王剿灭李自成。他在给弘光帝的奏报中称因为有情报说“清豫王自孟县渡河，约五六千骑，步卒尚在覃怀，欲往潼关”，唯恐清兵兵力不足以消灭李自成，因此“命高杰提兵二万，与张缙彦直抵开、雒，据虎牢；刘良佐贴防邳、宿”，与清军相呼应。高杰奉史可法之命，致书给清将豪格，表示愿与清兵合力剿闯，而豪格的回信则毫不客气地打破了史阁部的幻想，“果能弃暗投明，择主而事，决意躬来，过河面会，将军功名不在寻常中矣。若第欲合兵剿闯，其事不与予言，或差官北来，予令人引奏我皇上”。
四镇之一的兴平伯高杰，原是崇祯时降明的李自成部将，绰号翻山鹞子，算是四镇中比较能打仗的一个。高杰和盘踞在雎州一带的原明朝总兵许定国，有很深的私仇，许定国曾经上书骂高杰为贼，高杰恨许颇深，曾经扬言“吾见许必手刃之”。高杰出兵以后，即将抵达雎州，许定国害怕高杰杀他，写信给史可法求他想办法保全自己，史可法回信却说：“许总兵何地不可居，而必睢州乎？”本来许定国在睢州一带盘踞，一直打着明朝旗号，而南明政府却一直对他不予理睬，更无封赏。此时许见仇人上门，为图自保，只得向黄河北岸的清兵乞援，并把两个儿子送往豪格营中作了人质。正月十一日高杰部抵达睢州，许定国假意逢迎，高杰对许十分骄横，但见许伺候得十分殷勤，就少了防备之心。正月十三日，高杰以两万兵驻城外，只带三百名亲随进城赴许定国宴，结果却为许定国伏兵所杀。高杰夫人邢氏和部将得知后狂怒不已，于十四日攻入睢州屠城，许定国过河逃入豪格营中，正式降清。高杰死后，军中无主，部下兵马乱成一团。黄得功等又想乘机瓜分高杰部的兵马和地盘，双方剑拔弩张。时人为之语曰：“谁唤番山鹞子来（高杰在农民军中绰号翻山鹞），闯仔不和谐（黄得功号黄闯子）。平地起刀兵，夫人来压寨（邢夫人），亏杀老媒婆（原注：史公也），走江又走淮，俺皇爷醉烧酒全不睬”。 史可法出兵配合清军“讨贼”的计划全盘落空了，他伤心备至，亲自赶往高军营中做善后工作，立高杰子为兴平世子。高杰妻邢氏担心儿子幼小，不能压众，她知道史可法没有儿子，提出让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然而史可法却因为高部是“流贼”出身，坚决拒绝，命高杰子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太监高起潜为义父（这个高起潜，崇祯年间吴三桂就曾拜他为义父，看来是当惯了干爹）。
南明朝廷仰仗的武将，个个都是为自己势力计，高杰部虽是李自成降将，但因为在明廷中受其他武将排挤，为寻找靠山，在四镇中算是最给史可法面子的了。但高杰部队虽然能打仗，军纪却十分败坏，向以屠杀平民而闻名，高部原受命安顿家口于扬州城外然后统兵北征。可是，高杰贪图扬州富庶，要求将家口安置于城内。扬州的百姓见高杰部下士卒在附近村庄到处抢掠焚杀，“烟火蔽日”、“僵尸遍野”，纷纷罢市登陴，不让高军入城。高杰恼羞成怒，于六月初七日下令攻城。扬州进士郑元勋从中调停，同高杰面议只让官兵家眷安置城内，不在城内驻军。不料扬州百姓群情激愤， 当场击杀郑元勋。督师大学士史可法亲自来到扬州城外的高杰军营里，婉转劝说，一味姑息牵就，经过反复磋商，最后决定把扬州附近的瓜州作为高军安顿之地。高杰死后，史可法又不通权变，决意不愿作流寇的义父，其部群龙无首，已成乌合之众。清军南下之时，高杰部纷纷投降，其部李成栋投降后，还积极参与了扬州的屠杀，再次向扬州人报复。高杰死后，黄得功兴奋不已，马上准备突袭扬州，要在收编高杰余部的同时洗劫这座城市。史可法不得不放弃北伐计划，返回扬州阻止黄得功。他的幕僚阎尔梅当时正在军中，他曾力主史可法“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史可法本来一介书生，面对一干骄横的武人大肆内讧，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他劝了左边劝右边，处处委曲求全，结果非但不能团结诸部，反倒姑息了这一干投机武人的骄横之气，哪里又有实力和勇气再出兵北伐呢？
不久，弘光政权内讧又起，弘光帝本来靠武人拥立，很多文臣都对此不满。甲申年末，弘光朝连出两起假冒明朝亲王的案子，先是有个叫大悲的和尚自称明亲王，接着又有一个少年自称系崇祯三太子。这两起事件，经当时大臣辨别，都是骗子假冒的，但朝中对弘光帝不满的人，却借此大做文章，越传越邪。曾为左良玉监军的御史黄澍回京后，因弹劾马士英被陷害，逃回左良玉处，黄在左良玉军中，日夜言太子冤状，请引兵除君侧恶。左良玉因为被四镇和马士英抢去拥立大功，本来就十分不满，这时也上疏请保全太子，斥士英等为奸臣。后来马士英裁其军饷，左良玉更是怒不可遏，移檄远近，声讨马士英。次年三月，清兵南下在即，左良玉以“清君侧”之名，率所部东下，自汉口达蕲州，200里舳舻相接。左良玉发兵沿江东下九江，内战开打。马士英急调黄得功部赴长江抵御，致使江、淮防线空虚。清军看准了这个机会，豫王多铎乘虚而入，统兵渡淮南下。清军乘机趋徐州，南明总兵李成栋登舟南遁，清军遂连陷颍州(今阜阳)、太和。四月初一日，弘光朝廷密诏史可法督军倍道入援南京，以御左良玉。时清军入亳州，向邳州(今江苏睢宁西北)，徐、泗告急，史可法又奉命急还扬(州)、泗(州)，但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三镇兵仍应诏入卫南京。清军一路陷亳州，一路陷砀山，于初九日占领徐州。十三日，泗州守将李遇春降清，史可法退守扬州。清军渡过黄河，于十七日距扬州20里列营，沿途没有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十八日，南明降将李成栋引清军包围扬州城，史可法急檄各镇赴援，无一前来。史可法以为“锐气不可轻试，且养全锋以待其毙”，所以扬州守军没有出城应战，而清军也没有采取围城攻势。二十一日，明甘肃镇总兵李棲凤、监军道高歧凤带四千人入城，二十二日又率所部并与城内的胡尚友、韩尚良等出门降清，史可法恐阻止他们会发生内变，未有动作。在此其间，清军主将多铎五次发书招降史可法，史可法坚拒不回。二十三日，总兵刘肇基请求乘敌不备背城一战，史可法未允。二十四日，清军从泗州运来红夷大炮，试轰扬州，满城恐慌，史可法血疏告急，不报。二十五日，清军急攻，“矢石如雨，尸积如山，清军籍以登城，蜂拥而上”。城坡，史可法被俘，不屈就义。刘肇基率残部和百姓继续巷战，直至矢尽人亡。五月初八日，清军乘大雾夜渡长江，次日克镇江。南明沿江守军皆溃。总兵郑鸿逵、郑彩部水师东遁入海，退回福建。十四日，清军自镇江南下丹阳，西趋句容，直抵南京城下，南明遣臣迎降。二十二日，清军俘获逃奔芜湖的弘光帝朱由崧。至此，弘光政权亡。南明先后归降者共计马步兵23.8万人。二十四日，多铎抵南京。
平心而论，南明朝廷的覆亡，是明末军政诸多流弊积蓄已久，到末日关头一起爆发所导致的，这样的结局实非人力所能为。史可法固然处事迂腐，但把责任主要归咎于他，却也有些苛责了。即便史可法能够拥立成功，大权独揽，战略上也再多些胆识，而文臣的党争、武将的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又岂是他一人之力可以挽回的。史可法临难之际，确实死得从容壮烈，死前分别致书给豫王多铎、太夫人、夫人、伯叔兄弟和义子史德威，封封写得大义凛然、无可挑剔，死节之时的气度，也无愧于明朝辅国大臣的风范。然而我们的民族，虽然世代都孕育出这样的忠臣，但除了留下他死时的英姿和雄文供后人唏嘘流涕之外，他们慷慨的赴死于时于世究竟又有何裨益？我们民族的舆论，事后往往只感慨这样的忠臣死得壮烈，好像再多一些这样死得壮烈的人，国家就不会亡了，却很少追问到底是什么体制和技术的原因要让忠臣死得这样壮烈。观史可法在弘光朝经营的始末，他的处处被动，行事的懦弱无能，真让人不敢置信。他是汉族历史上最窝囊的忠臣，睢州之变后他的所为，仿佛竟是为最后一死做的排演，他仿佛决意要以一死来使自己无愧，但是他的无愧，并不能挽救扬州城中无数小民的不幸。他的无愧，究竟是无愧于什么呢？他既不能无愧于天地，也不能无愧于民，不过无愧于那个好像掷骰子一样凑巧坐在了龙椅上的独夫罢了。
扬州被攻陷以后，多铎下令屠城，甲申年国破后的第一幕人间活地狱，遂在扬州上演。据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所载，“街中尸体陈横，互相枕籍，血流入水中，池塘为尸体所添满”，“查焚尸簿记载，前后共计八十余万”。自此以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遂成为汉族人永远诉说不尽的血泪史，连韦小宝这样把“反清复明”口号写在脚底板肆意嘲笑的市井小人，一提起这两段故事也马上就跳脚大骂满洲鞑子。但是仔细读读王秀楚的回忆录，就不难发现当时城中平民，不少都是死于中国人之手。王秀楚自言住在西城，属于一个姓杨的将领所管辖的区域，其手下官员、士卒等散布于各处。左邻右居都有兵卒进住，他家也住了两个士兵。这些军人住在平民家里毫无规矩可言，践踏祸害无所不为，每天还要供给他们上千的钱币。时间一长，大家商议一起请杨将军吃顿酒饭。 酒席宴间，众人强做恭敬不断讨好这位将军，终于讨得欢心。杨将军指示那几个士卒离这儿远点，别再捣乱。杨将领看来还很喜欢声色之娱乐，会弹琵琶，表示很想找一名高档次的扬州妓女，最好是当地名妓，以便在军务闲暇之时休息娱乐。史可法自己居官清廉，史载其与士卒共甘苦，治军还算比较严整的。但是也阻止不了他手下对百姓的“践踏无所不至”，带兵将军临战还在想“得名妓以娱军暇”，其他如高杰、左良玉等人的部队，劣迹斑斑，正史野史中记载都十分不堪。多铎的军队攻向扬州时，沿途汉族部队不断投降，人数多达十四万人，甚至超过了清军原来的兵力。在后来的的大屠杀中，这些降清的汉族部队大都充当了满清杀戮南明军民的帮凶。王秀楚自述原高杰部叛军至扬州城，其掠夺比满兵更甚。“兴平伯（高杰之子）复入扬城，而寸丝粒米，尽入虎口矣”。而城中汉奸频出，替清军作向导，残杀自己同胞，伺机掠取钱财。通读《扬州十日记》，作者王秀楚显然是个读书人，还薄有家业，而临到大难，只顾自己逃命，一到危急之时，自己老婆孩子都弃之不顾，全无一点男人的血性。倒是他的妻子临危不惧，为保全丈夫孩子，奋不顾身，甚至嘱咐丈夫不要管她自己逃命。
扬州城中的男人，也并非都是王秀楚这样的懦夫。其实在民族危亡之时，有相当多的汉人选择了与清军以死相争的英勇壮举。据《明通鉴》载：清军攻入扬州城后，“扬州知府任民育，绯衣端坐堂，遂见杀，合家男妇尽逋井死。同知曲从直与其子死于东门。总兵刘肇基所部四百人巷战，格杀数百人，后骑来甚众，力不拔，与副将乙邦才战没”。\"又据《甲申朝事小记》载：清军围攻扬州城之时，“副将马应魁，领旗鼓，每战披白甲，书‘尽忠抱国’四字于背。扬州破，战死”。如市民笪某被清军抓获之后，“叹曰：‘我一介小人，今日得之士大夫之烈，为忠义而死，死之犹生也。’临刑神色不变”。气节原来并非士大夫的专利。明亡之际，汉族士大夫为保全功名性命，士风早已败坏已尽。清军自山海关南下以来，“明之绅士，大约荣利禄，趋声势，私妻子是计耳，宁有君父之戚，家国之感乎哉”，“故闯至则降闯，献至则降献，一降不止则再”。后来顾炎武先生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倒是清军下剃发令以后，江南小民百姓要比明廷的士大夫有气节得多。
乙酉年（1645）六月初五日，清廷令江南各处军民尽皆剃发，并继续抚剿江南未下城邑。清军自常州、无锡直取苏州，十三日进入杭州。清廷的剃发令促使民族矛盾激化，江南各地军民纷纷起兵抗清，其中最著名者为嘉定、江阴二城。十七日，嘉定城民为反剃发令，在黄淳耀、侯峒曾等领导下，坚守孤城，抗击清兵。至七月初四日李成栋引清军破城。不久，朱瑛重兴义旅，再守嘉定。二十六日，嘉定又被清军攻破，再遭屠难。八月十六日，原明把总吴之蕃于嘉定反清，亦告失败，嘉定复遭屠难。史称“嘉定三屠”。史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江阴人民在典史阎应元等指挥下，自闰六月初一日至八月二十一日，守城81天，先后挫败24万清军的进攻，清军损失7.5万余人，守城者战死6.7万人，阎应元战死。从闰六月初一到八月中秋两个多月期间，清军丧亡“三位王爷和十八员大将”，而江阴城中粮食眼看就要告罄，但战士们却士气越发的激昂，高唱着“江阴人打仗八十日，宁死不投降”的雄壮军歌。清军又调来西洋大炮轰城，八月二十日，江阴城被清军攻破。清军攻进江阴后下令屠城，“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全城人民“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大砍大杀了三天，被屠杀者达17万两千人，未死的老小仅有53人。江阴这小小的城池，抵抗清兵达80多天之久，打败了清军二三十万的大军，杀死了七万五千多清兵，使清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江南民风本来柔弱，而剃法令一出，群情激奋，松山、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绩溪各地，人民自发抵抗，其间如阎应元、温璜诸多忠义之士，虽然出身微贱，而其智勇双全，较之史可法这样的庸懦忠臣，相差何啻百倍。我们民族民间的智慧，总要到大人先生们误国至于极致、天下糜烂无药可救，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时，才会层出不穷的涌现出来。而草民们这时涌现出的智慧，已经为时已晚，无力救万千生灵于水火了。明亡以后，素来轻贱草民的士大夫遗民，回想甲申年以来汉族人遭际之痛，终于悟明白了家天下道理的荒谬，只有兴民权、启民智，奋忠义以图天下民生幸福，我们的国家才不会出产无用的忠臣。
明亡以后，东林忠臣黄遵素的儿子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写道：“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他终于悟明白了当忠臣的真正道理，他并没有背叛他的父亲。
1644年以后，很多汉族人做皇帝的梦都落了空，崇祯、弘光、李自成、张献忠、吴三桂，无一例外。1644年以后，很多把皇帝当作符号一样敬畏的汉族人都写在了史书上，他们当中很多人根本无智慧可言，但是他们供奉的符号却总能让他们塑上金身。1644年以后，无数从来得不到皇帝恩惠的汉族人为了他们衣冠的尊严死去了，他们的汉服从此失传了，他们的血似乎是白流了。自那以后，1644年的悲剧才开始真正上演，但这不是做皇帝没到头的崇祯、吴三桂和李自成的悲剧，而是我们这个盛产昏庸皇帝、投机将军和狂想农民的民族的悲剧。于是汉族人从此不再需要皇帝，他们的血不会白流。
是为祭。
注释：
1 安史之乱时，玄宗出奔四川，玄宗太子留在关中组织军队反击，后来太子在宁武自即帝位，遥尊玄宗为太上皇，是为唐肃宗，玄宗自己在四川还不知情，后来消息传来，玄宗被迫退位。
2 万历朝因立太子曾引起朝廷激烈的争论。万历帝长子朱常洛为太后宫女王氏所生，极受冷遇。常洛初出阁讲学时，天气严寒，冻得哆哆嗦嗦。讲官郭正域看不过眼，大声说道“天寒如此，殿下当珍重”，喝令差役取火御寒。而当时太监们正围炉取暖，听见郭正域的话才端出火盆。皇帝听说此事，竟也不怪罪太监，这个大儿子就是这样地不招待见。而宠妃郑贵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为万历帝所钟爱，郑氏与万历帝\"密誓\"立常洵为太子。朝臣依据太子立嫡，无嫡立长的法纲力争，但万历帝总以各种借口拖延，直至皇太后施加压力，始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时也封常洵为福王，藩国洛阳，这就是万历朝围绕确立太子争论了15年的\"争国本\"斗争。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至四十二年（1614年），又斗争了13年，直至福王离开北京赴洛阳就国才真正确立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但宫闱的权力之争仍未停止。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宫外男子张差手持木棒闯入大内东华门，一直打到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后被内监捕获。对张差梃击太子宫之事，朝内争论不一。支持郑贵妃倾向福王为太子的臣僚认为是张差疯癫所为；支持皇太子的大臣认为是陷害太子的阴谋。经刑部十三司会审，查明张差系京畿一带白莲教的一支红封教的成员，其首领为马三道、李守才，他们与郑贵妃宫内的太监庞保、刘成勾结，派张差打入宫内，梃击太子宫。此案的发生，震惊了宫内和朝野。联系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曾发生郑贵妃的内侍与奸人勾结诅咒皇太子的事件，梃击案牵连到郑贵妃在所难免。万历皇帝极力调解皇太子与郑贵妃的矛盾，一方面怒责郑贵妃，一方面迫使皇太子改变态度，由“张差所为，必有主使”改变为“此事只在张差身上结局足矣”。此外，万历皇帝又召见群臣，表示自己立太子的诚意。他明令除惩治张差等人外，\"不许波及无辜人\"，以解脱郑贵妃。梃击案一直未有定论，成为明宫疑案之一。而在此案中，东林党人向来抨击福王（弘光帝的父亲）和郑贵妃，自然担心朱由崧继位以后翻旧帐。万历朝东林党人力主立嫡，而到崇祯殉国以后他们却主张拥立旁系的潞王，党争演变到此时，完全以党派私利为转移，根本无原则可言。
3 黄得功，字虎山，开原卫人，出身行伍。崇祯年间长期在南直隶江北、河南一带同张献忠、革左五营等部义军作战，升至庐州总兵。明亡前夕随马士英平定河南永城叛将刘超，论功封为靖南伯。黄得功素有勇名，《甲申朝事小记》载其“每战身自冲突，劲疾若飞，江、淮人呼曰‘闯子’”。
刘良佐，字明辅，北直隶人，因常骑一匹杂色马，人称花马刘。崇祯年间统兵在宿松、庐州、六安一带同义军作战，升任总兵官。北都覆亡时他带的军队驻在河南正阳地区，甲申四月应凤阳总督马士英邀请率部进入南直隶，“沿途淫劫，临淮民闻其将至，严兵固守。良佐怒，攻之，不下”。马士英让他移驻寿县一带。刘良佐的弟弟刘良臣 早在1631 年（明崇祯四年）大凌河之役时任游击，就已随总兵祖大寿投降清。后来清军南下时，他不战而降当与此有关。
高杰，字英吾，陕西米脂人，原为李自成部将，绰号翻山鹞，因与李自成前妻邢氏私通，惧或而投降明政府。后多次参加对农民军的追剿，升任总兵。甲申初大顺军渡河东征，明朝武将大批归附，高杰因为同李自成有宿怨，不敢投降，率部由陕西经山西、河南怀庆一直逃到山东。高杰在夺路狂奔之际，派使者到寿州同凤阳总督马士英联系。士英得知他部下有兵三万、马骡九千，立即回信让高杰部屯驻徐州，听从自己节制。高杰赴寿州谒见马士英后回镇徐州，不久就由于太监卢九德的穿针引线，成了“定策”元勋。
刘泽清，字鹤洲，山东曹县人，出身行伍，崇祯末年升至山东总兵。大顺军迫近北京时，崇祯帝命他率部火速入卫京师，他谎称坠马受伤，拒不奉诏。不久大顺军进入山东，他带领主力向南逃至淮安。在南京诸臣商议立君的问题上，他起初迎合东林党人钱谦益、吕大器等主张拥立潞王朱常淓，后来得知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和马士英已经决策拥立福王朱由崧，他自知兵力不敌，立即摇身一变，加入了拥福的行列。 sonia6949老师甲申三百六十年祭的四篇文章都发出来了，真是好文章，谢谢。 谢谢斑竹的鼓励，都是些东拼西凑的应急文字，不敢入内行的眼，斑竹过奖了
终于凑够50威望了，呵呵，感谢斑竹
原文参考文献：
《明史》
《清史稿》
《资治通鉴》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
计六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
文秉：《烈皇小识》
佚名：《崇祯长编》
佚名：《明亡述略》
佚名：《研堂见闻杂录》
钱粤只：《甲申传信录》
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记》
陈洪范：《北使纪略》
佚名：《吴三桂纪略》
佚名：《吴逆始末记》
仓弁山樵：《吴逆取亡录》
祝介：《蜀乱述闻》
王夫之：《永历实录》
黄宗羲：《永历纪年》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顾炎武：《日知录》
林慧如：《明代遗闻》
王秀楚：《扬州十日记》
孔尚任：《桃花扇》
白彝寿：《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版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樊树志：《晚明史》（上、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吴晗：《读史札记》，三联书店956年版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晁中辰：《李自成大传》，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李治亭：《两代枭雄吴三桂》（上、下），中国言实出版社2001年版
夏维中：《景山的晚风——大明帝国的衰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姚雪垠：《李自成》，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金庸：《袁崇焕传》 治世之时看忠臣
乱世之时看能臣
对比明末各方势力之争与抗战期间国共双方势力的此消彼涨，然也 这样的忠臣也不只在明代才能出现,在历史可谓层出不穷.一心救国,为民立命.但却事与愿违,结果更是身败名裂.而且也只有在中国的历史上才才会出现一种怪现象:一旦你登上了金銮殿,即使是白痴,小屁孩也就成了圣人,.而你再如何才华横益也必须向一个白痴小屁孩顶礼膜拜,否则你就是不忠.而且中国的传统也这样教化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如果你想出来为百姓做点事,也会在别人的口伐笔诛之下仓皇败北,比如王安石,张居正等人.
另外中国人向来喜欢沉醉在自己的道德乌托邦中自欺欺人.一方面教化人要成为完美无缺的圣贤,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承认人的阴私.从而形成了表面上的冠冕堂皇,私下里的"潜规则".忠臣往往是不懂得"潜规则"而弄的无立锥之地. 好不容易看完老师的文章,确实精彩.发现亡国的人往往到关键时刻都只专注于自己的蝇头小利,而不能团结起来,错失良机,反过来这样的人往往亡国.中国人也确实道德说教太浓,要打击对方先要在道德上击垮对方,而失败的也一定是道德败坏的,这就是中国人的逻辑.中国如今的书里面或是电视里(特别是动画)都有着浓重的说教气,有时候会适得其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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