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甲申三百六十年祭》2 血染的天道
血染的天道索妮娅
原刊于《战争》2004年第3辑
倘若天道是血染的，有勇气让别人流血的人就都有资格做它的代表。但是如果把天下人的血都流尽了，得了天道又有谁来耕田纳赋、山呼万岁？所以想要得天道的人，总要在适当的时候选择让人流血，也要在适当的时候选择让人不流血。
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间，李自成所部在杨嗣昌所策划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紧密剿击之下，已经只余一千四、五百人。八月十六日，洪承畴部下总兵左光先在陕西城固县境袭击了李部，自成大败，据说他仅率十八骑遁去，隐息商洛山中，“夜则山林藏身，不敢入窝铺宿歇”。而此时的张献忠已投降于总理熊文灿麾下，第二年自成赶到谷城去投奔他时，险些遭张暗算，弄得单人乘骡而逃。接着又遭官兵围困于巴西鱼腹诸山中，逼得几乎上吊。但他依然从重围中轻骑逸出，经郧县、均县等地而入河南。这两年间，李自成好似消失了一般，人们猜测他大概已经饿死在山林中了或是自杀了。
崇祯十三年六（1641）七月间，李自成又奇迹一般地复出了。中原大地上到处传唱着关于李闯王的民谣：“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人们传说闯王新近招纳了一位有仁义心肠的李岩公子，是他劝李自成要替天行道、锄强扶弱。李岩是明朝官宦世家出身，中过举人，素来行侠仗义，曾经在大灾年放赈济民，颇受百姓爱戴，还和一个叫红娘子的江湖奇女子有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自成如京后，军纪败坏，李岩苦谏不听，反疑心李岩谋反：因为自成部下的算命先生宋献策曾经说过“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语，而李岩也是姓李的。李岩被李自成杀掉，从那以后，大顺政权便一步步走向失败。后世史家称，李自成部下其实没有这样一个人，因为自成曾用名“李炎”，他在北京分发过银子给穷人；那些时候又有一个叫李岩的读书人，出身官宦，在河南一带赈济灾民，但他并未参加李自成的义军。于是以讹传讹，人们便把这两个人混为一谈了。1
起初李自成起兵时，并没有什么长远打算，只是四处打家劫舍，吃光一处就到下一处吃，也没有行什么仁义的政策，所到之地烧杀抢掠是免不了的，自成军队军粮紧张，马匹草料奇缺，养马都是“剖人腹为马槽”，这样养出来的马都还神骏无比，登山渡河都是如履平地。可见所谓义军，不过“疫军”而已。但当时流寇，大抵都是如此行事，自成在其中势力也很有限，所以也并没有落下特别的恶名。至崇祯十三年复出时，别的流寇还是老路数，自成部队却洗心革面，劫富济贫，“不杀平民唯杀官”，“若获富室仕官，则献巨帅，索其积而杀之”，还常常“将富家银钱，分赈穷民”，“散财赈贫，发粟赈饥”，甚至“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一时就名声大噪。在这个勇于为恶才能生存的时代，行善当然是件很稀罕的事，所以就会一反常理变成“好事传千里”了。
其实自秦以来中国历代王朝，除了异族入主中原之外，要么是权臣篡位出身，要么是流寇作乱出身，照毛宗冈批三国的说法，没有哪一家出身完全清白的，终归都是一个“篡”字。孟子说的那种不兴甲兵，天下人扶老携幼争赴其国、以德服人、以仁义王天下的天然就有合法性的仁义之君，实在是中国的迂腐儒生编出的最可笑的政治神话，但这个神话却成了各种篡位者辩护自身正统的最好说辞。既然大家都是篡位，那么前朝政治愈黑暗、自己出身愈寒微，以布衣出身赤手空拳搏得天下、解民于倒悬，得来的天下就愈正统。只是正统是需要装饰的，流寇也罢、权臣也罢，到要做大事的时候，儒生、方士必然就得派上用场，儒生劝其少杀人、杀人也要师出有名，再编出些笼络天下人的口号，方士把各种灾异（其实这些事情年年都有）用谶纬解释成上承天命的象征。李自成从河南复出时，他麾下就多了李岩和宋献策。宋献策倒是真有其人，这种江湖术士遍地都是，吃的就是这碗饭，算算卦、说说吉言，并不需要多高文化，所以自成部下有这种人倒也并不为怪。至于李岩，多半是一个别人误传的神话。死里逃生两年，自成大概悟到了要做流寇就要做大的道理，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复出的李自成已经不是昔日的李自成了，而人们这时候传出的关于李岩的故事，虽然有点越传越邪，对于自成部队来说却是不用花钱的就起到效果的绝好宣传，军中虽然没有这个人，却也用不着去辟除这种谣言。
李岩的故事其实是一个象征，是一个正直文人参加明末农民起义和李自成最后失去文人支持的象征，更是李自成从流寇主义转向试图一统天下的象征，当这个象征出现以后，李自成短短三四年间就从河南一路打到了北京，真是有如神助，当这个象征消失以后，他虽拥百万之众去兵败如山倒，一路溃逃，直至逃无可逃，短短两三年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也象是老天诚心不帮他。李岩并没有真正存在过，他只是当时在水深火热中辗转求生、哀号无告的小民们想象出的神奇救主，只是“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无用儒生们对“以力服人”不如“以德服人”的天真幻想。其实李岩就是李自成自己，就是一败涂地后悟出了得天下神奇窍要的洗心革面的李自成。只是自成自小习武，对儒生们读的书向来不屑一顾，一等进了北京城，崇祯帝内库堆积如山的金银摆在了眼前，他就再没有耐心讲什么以德服人的大道理了。宋献策一见他进北京后的作派，不禁摇头叹息说“吾主马上天子也”。在自成看来，得天下就是可以把崇祯帝内库的金银都搬回陕北老家去衣锦还乡，这已经是他这个陕北农民对天下想象力的极限了，他之所以能几次逃过劫难活过两年，也就是这一点想象在苦苦支撑着他，他之所以出山后洗心革面，无非是尽早实现这些想象的权宜之计罢了。但是他的梦想也成真得太快了，快得让他自己都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好做了，所以李岩也就很快地死掉了，所以洗心革面的李自成也就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当自成在陕西兵败时，杨嗣昌正竭尽全力对付张献忠和罗汝才（“曹操”）。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张献忠率部万余人在湖北谷城接受了招安，罗汝才等人也相继效仿。崇祯帝以为内患终于清除，以后可以全力攘除外侮了。但是张献忠并非真降，这一年十二月，他率部重新起兵，占领谷城县城，并把曾经向他勒索金钱的明政府官僚的名单和得钱数目写在城墙外面示众。次年七月，张献忠、罗汝才部在房县大败左良玉所率官军，左良玉仓皇逃窜，将总兵官的关防都丢得不见踪影。杨嗣昌再次受命督师，悬出万金赏格通缉张献忠，在湖北、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到处张贴，张献忠看到以后，笑道：“营中有获嗣昌者赏银三钱”。
大约就在这时，李自成也开始在河南一带活动了。去岁他到谷城投奔张献忠，却没料到是个陷阱，差点就被暗算掉。谁也不知道他这两年间到底干了些什么，到他复出时带出那么多兵马，真让人疑心他习了撒豆成兵之术或是请了天兵天将出来。其实自成在这时复出正是天赐的好时机，杨嗣昌的加征缴饷、练饷政策已经在河南境内逼出无数乱民。2崇祯十二年至崇祯十三年，河南连年大旱、蝗灾，人民十室九空，据当时人记载，“至己卯（崇祯十二年）旱、蝗，自秋至明年不雨。其年庚辰（崇祯十三年）又蝗，仅能种而禾实不稔。斗米直可千钱，民间素所藏蓄者一时搜掠都尽。瓜果枣柿不待稔而残，渐及草根、木皮、糠秕、山蔬，侈云富贵家粮也。十月之交，环辉山皆盗，以人为粮。千夫长擒来戮诸市，人争啖者。至二之日大寒，人益困，有父母食子女者，子女食父母者，夫妻、兄弟、朋友、乡邻互相食者。余人之衣冠动静犹昔，性情惊疑为豺狼。过岁春事益奇，人死已归土，丘陇欲乾，取厌朝饥；未成人孺子转盼不见，则已在釜中矣。孀妇单丁，诱杀充食者无宁日。辉之四围，村落并无，居人十存一二者皆住郊关。每中夜彷徨，或闻呼号啼救之声，皆奸人用计噬人，人每不敢救”。“且有阖门投缳者，有全村泥门逃者，有一日而溺河数百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僵扑于道而不能言者，有集数千数百人于城隅周道而揭竿者”。其时河南境内惨绝人寰的情形，正和崇祯二年自成被逼造反时陕北的景象一般。
崇祯末年河南的大饥荒实际上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无休止的加征和私派逼迫农民大规模逃亡。地方官迫于严令，为征足数额，各种手段无所不用，一户逃则由其余九户补足，九户逃则由那未逃的一户补足。如此一来，就使整村整村的农民逃散一空，大片良田变成了荒地。于是本不应出现饥荒的年头也出现了大饥荒，地方官实在征不足数额，又不敢指责皇帝，就只好说成大旱所致。当时战乱频仍，“贼去兵来，兵来贼去；贼掠于前，兵掠于后；贼掠如梳，兵掠如剃”，自成在这时携着“闯王”的名头复出，又大行仁政，不事滥杀，自然是从者如云。史载自成复出河南时，军令严明，他自己说道“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军止，即出校骑射。日站队，夜四鼓蓐食以听令”，甚至“马腾入田苗者斩之”，“军令有犯淫劫者立时枭碟，或割掌，或割势”。自成自己也是“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衣着也和一般士兵无异，当他进北京的时候，是“毡笠缥衣，乘乌驳马”；在京殿上朝见百官的时候，“戴尖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蹑［革翁］靴 ”，他亲自领兵去抵御吴三桂和满洲兵的时候，是“绒帽蓝布箭衣”；而在他已经称帝，退出北京的时候，“仍穿箭衣，但多一黄盖”。
自崇祯十三年秋，自成部队在河南连克洛阳外围诸县，兵锋直指洛阳。洛阳城中的明朝藩王是崇祯帝的叔父、万历皇帝爱如珍宝的福王朱常询。洛阳城内官府库藏如洗，城中官员苦劝福王出钱助饷，但他根本不予理睬。守城官军个个愤愤不平，毫无斗志，有的士兵公然在路上大骂：“王府金钱百万，餍梁肉，而令吾辈枵腹死贼乎？”次年正月十九日，自成部队开始攻城，第二天守军就在城头起义，迎闯王入城。福王被活捉，李自成亲自审问他，怒斥道：“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努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福王养尊处优，身体肥硕无比，重达三百余斤，据说他被杀以后，义军把他的血和以鹿血，做成了一锅“福禄酒”，分着喝了。自成部队没收了福王府中的金银财货和大批粮食，大赈灾民，令饥者远近就食。于是自成的名声就如急风一般传了出去，“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自是而后，所过无坚城，所遇无劲敌，诸将皆望风走。即秉钺者以名节自许，不过以身予敌而已矣”。
福王成了明宗室中第一个宁可粉身碎骨也不拔一毛的愚不可及的典范，自成从那“福禄酒”中也尝到了夺富人财货的无穷快意，自此以后，他麾下部队的军饷就铁定要从这帮愚不可及的富人身上着落，而只要从中拿出些许分给饿得发疯的人们吃几顿，兵力就会源源不断，因为饿得发疯的人实在多得可怕。明末流贼蜂起，委实是不折不扣的“身体的革命”，不折不扣的为了肚子而造反。一无所有的人是最勇敢的，因为他们再没有什么好失去。这样的勇敢只有富人们至死捍卫自己财富的坚决可以同它相媲美，而富人的坚决却恰恰是因为他们要失去的实在太多了。这两样的勇敢相逢，富人多半要惨烈地死去白白送出自己的全部财富，而这些财富之所以那样完整，又都多亏了他们主人的坚决。这实在是这世界上最荒谬的游戏。
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大顺军在西安建国改元和渡河东征的消息传到了北京。京城缺兵少粮，守备虚弱，户部库藏已经空虚，外省的银子又因为京师被包围根本运不过来。崇祯帝还是不愿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再一次祭出了募捐酬饷的法宝。崇祯十二年，崇祯就已经募捐过一次了，他找上了富甲一方的皇亲武清候李国瑞，要他为国分忧，贡献四十万银两为饷，李国瑞见数目巨大，死活不肯出，一口咬定拿不出这么多钱。不过崇祯对其底细也略知一二，当然不答应，催逼更急。这李国瑞索性耍开了无赖，来了个砸锅卖铁，将自家的房屋标价出售，把家用器皿什物摆到大街上变卖，以示一无所有。此举令崇祯怒不可遏，遂将李国瑞入狱，夺其爵位。李国瑞哪禁得起这个，不久便惊怒而亡。如此一来，外戚哗然，纷纷抱怨崇祯不顾恩义亲情，更联合起来抵制募捐。崇祯本人事后也颇为后悔，加封李国瑞 7 岁的儿子李存善为侯，所追缴的这四十万银两最后也全部退还。皇亲既然反悔，官员自不会热心，募捐一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为显示节俭，崇祯下令将宫中历朝铜器熔掉铸钱，以充军饷。这些古铜器都是很有价值的文物，很薄，很轻，“下炉后惟有青烟一缕耳”。有的商人愿以二斤铜换一斤铜器，但掌事宦官也不敢答应。这样不仅铸不了多少钱，反倒徒然留下笑料。
崇祯十七年的募捐，崇祯帝的决心比前次更大。二月间他就下旨责令勋戚、太监和百官捐饷报效，以纳银三万两为上等。他遣太监徐高通知周皇后之父，国丈嘉定伯周奎，让其捐银十二万两，作个表率。周奎却一口咬定“老臣安得多金”，徐高再三说明上意，周还是不为所动。徐高“愤泣曰：‘后父如此，国事去矣’”。周奎见状怕崇祯归罪，答应捐献一万两，崇祯认为少了点，要他拿出两万。周写密信告诉皇后，恳求帮助，皇后暗中派人送去五千，周奎反将送来的银子扣下两千，只以三千应命。后来自成进京以后周奎被拷掠，现银就有五十二万，家中奇珍异宝，绫罗绸缎价值数十万。宫里的太监以王之心最富，但也仅献万金。王永柞、曹化淳则捐金三万至五万。太监们心怀怨望，不知何人在宫墙上写道：“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朝中大臣官员表现也一样，个个装穷喊贫（当然也有少数真穷的）。大学士魏藻德仅仅拿出五百两，已被批准退休的内阁首辅陈演则专程入宫表白自己在任期间如何清白廉洁。还有一些官员则效法李国瑞，在自己门上写着：“此房急卖”，再拿出一些不值几个钱的器皿什物摆在市上兜售。最后为搞平衡，干脆来了个摊派，比如浙江出六千，山东出四千等等。个人的最高限额是三万，但满朝竟然无人达标，仅有太康伯张国纪一人出到了两万。满朝搞得鸡飞狗跳，最后共募到二十万。这时崇祯只好又改个法子，号召有力出力，令众人各输粮草供给官军，或赡养将士们的妻子儿女，使京城守军无后顾之忧，但反应更为冷漠，无人响应，就只好作罢了。这笔“巨款”数额如此，作军费实在没法看。所以这二十万现金，崇祯全部用来犒赏慰劳京城守军。这一天，小民百姓痛哭捐金者甚多，彰义门外有一六旬老汉，世居城外，这时不得不避入城中，一生仅积四百金，痛哭出输户部。
三月初八日，崇祯召见户部侍郎吴履中，问库内现银几何，吴答说仅存八万。崇祯指令“以备城守，虽各边月饷，亦不可发”，吴劝谏说“若无九边，京师安守”，崇祯不听。《明季北略》载，自成攻入北京后，打开内库一看，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甲申核真略》的作者杨士聪曾在崇祯帝身边任检讨，他对此感叹道：“呜呼!三千七百万!捐其奇零，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刮，使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策安在也?先帝（崇祯帝）圣明，岂真见不及此……吁，其亦可悲也矣!”崇祯自杀之前只是处置了自己的妻女，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要怎样处置他内库的财产。其实家天下最大的弊端就是一个产权不明晰，说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终归只有内库里的银子才是真正归皇帝自己的，国库里的财富，总要取之于天下人用之于天下人，皇帝要想让国库拿钱归自己受用，也只有制度成法规定的那些由头，所以喜欢钱的皇帝，总要千方百计把银子往内库里弄。万历皇帝是这样，崇祯是不幸赶上了国家多事之秋，如果生逢承平之世，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皇帝是天下的大家长，从理论上讲，如果当不好天下这个“大家”，他也可以退而求其次，带走自己的私产和妻女，去做自己那个“小家”的家长。所有亡国的皇帝都可以想到这一条退路，但是最可悲的是，既已做了皇帝，他就没有再这样选择的自由，因为那个和他争做皇帝的人不允许他有这样的选择。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自江陵顺江东下，直指东吴，修了战书给孙权：“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孙权以示群下，东吴群臣莫不响震失色。张昭等人劝孙权迎降曹操，鲁肃独不言。孙权起身更衣，鲁肃尾随他到屋檐下。孙权问他说：“卿欲何言？”鲁肃说：“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乎？” 崇祯的太子朱慈烺在乱军中逃脱，后在江南隐姓埋名，以教私塾为生，一直活到康熙年间，仍不免于被清廷查出全家处斩。亡国的皇帝是做不了小家长的，所以以天下为家的人，留恋自己的私产就毫无道理，可是崇祯偏偏就做了这样毫无道理的事。
朱元璋和李自成一样，是小农出身，他的子孙贪财到这么猥琐，委实一点都不奇怪。但是既为帝王，世代钟鸣鼎食、紫烟缭绕，薰残去秽，有时也会出些基因改良的子弟。崇祯十四年二月间，李自成攻到开封城下，开封城中的周王朱恭枵竟然出奇地有血性。开封城在河南的地位比洛阳更重要，明初朱元璋曾把它作为北京，后虽罢京置府，但仍是明代中州重镇。开封是赵宋故都，金主完颜亮南征时特地将其重筑，后又经历代修葺，城墙厚达五丈，十分牢固。二月间，河南巡抚李仙风正领军在怀庆剿寇，开封城守副将陈永福也率军驰往洛阳救援去了，李自成部队离开洛阳，听说开封兵力空虚，遂决定奔袭开封。二月九日，自成率领精骑三千、步卒三万从洛阳开发，急行军三昼夜，十二日中午时分抵达开封城下，立即大举攻城。河南巡按高名衡听从祥符知县王燮的建议，一面坚壁清野，将城外居民、粮食、牲畜尽数搬入城中，一面命合城84坊分坊立社，每社出兵 50 人，共得兵 4200 人，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上城抵御。分封在开封的周王朱恭枵发库金五十万两，募死士守城，“下令民间，有能出城斩贼一级者赏银五十两，能射杀一贼者赏三十两，射伤一贼或砖石击伤者赏十两”。官兵战死者或重伤者也赏五十两，轻伤者二十五两。一时城内士气大震，周王且亲自登城御敌，还出资购来米麦，支锅造饭，送上城头以饷军，一直坚持到解围之时，前后凡七昼夜。自成复出以来，多有攻城战，攻坚战术已经成熟了很多。攻城时见云梯不管用，便用穴城法，令士足专门撬取城砖，撬下一块才可回营休息，没有完成任务就后退的立即斩首。这样一块一块取砖以后，城墙上就出现一个大洞，士兵可在里面藏身，继续向深处挖。到二月十四日，城墙上已经挖出了六个大洞。守军也想出了对策，针对所挖洞穴的位置，自城上用铁签穿透，往下倒滚汤、沸汁，投掷火药包，让士兵无处藏身。城上还设有用大木所造的“悬楼”，状如碉堡，可以伸出城墙外发射火箭，令敌无法接近城根。城外李仙风闻讯迅速驰还开封，陈永福也在去洛阳的途中折回，兼程两昼夜赶回开封，十六日在城外同自成激战，死伤惨重，自己突围直奔城门，守军不敢开门，只得将他缒入城中。自成部队猛攻数日，城墙上的箭头集得如刺猬一般，也没捞到丝毫便宜。十七日，他亲自去前沿阵地勘探形势，不料被城上守军认出，一箭射中他的左眼，自成瞎了一只眼（一说自成左眼是在第二次攻开封时被射瞎的），又听说左良玉部队也在驰援开封，担心被内外夹攻，就下令撤退了。
这一年七月，罗汝才因为和张献忠不和，前来与自成合营，自成实力大增。十一、十二月间，连陷南阳、襄城，十二月二十二日，自成率军五十万再围开封。高名衡和周王又全力组织守城，城中所有官员都划防区死守，所有青壮年男子都必须上城防守，有一男子不上城，全家处斩。崇祯怕开封有失，派丁启睿督师来救，但丁部士兵多系降卒，军纪涣散，周王起初坚决不让其入城，后来不得已让其驻守北门。自成大军刚发起攻击，丁部就溃不成军，纷纷投降，大部则溃退入月城。自成首先在开封北门发起攻击，很快将月城攻破。知县王燮迅速赶至北门增援，加固城门，挡住了自成部队进攻。城外攻势一潮高过一潮，但守军全不惧怕，拼死反击。自成部队久攻不下，士气有些低落，高名衡就趁深夜派兵出城放火偷营，几次得手。自成见城内守御有方，心生一计，让士兵筑起四座高台，上面放置大炮向城上轰击，使城上无法站人。周王和高明衡面对危局，又拿出大笔银两重赏兵民，连夜在城上筑起一道子城，长约3里许。第二日清晨自成部队见到子城，大为惊诧，守军可以躲在子城后发射，于是这招也不管用了。后来守军在城中掘出两座洪武年间的旧炮，城中欢声雷动，敲锣打鼓将大炮送至北门城头，这两门老爷炮居高临下，火力倒还十分威猛，让自成部队很是头疼，有一次还直接命中了自成的帐幕，幸亏他当时不在帐中。双方相持不下，自成又使出穴城法，取砖穿穴，每过三五步，留一土柱，系以粗绳。凿到一定深度以后，万人拉绳，而柱折城崩。高明衡在城上凿了一条横道，听到城下有声，就用毒液往下灌，地道中的闯军纷纷中毒而死。自成见穴城又不奏效，正月十三日决定用火药炸开城墙，自成部队在城墙凿坏的地方放置无数装满火药的大袋，牵出引线，点火引爆，名为“放迸”。数千铁骑，列队以侯，只等城墙崩塌杀进城中。不料城墙其厚无比，火药引爆以后，天崩地裂一声，城墙却没有炸塌，仅存数尺，自成的部队不但进不了城，反被横飞的乱石击伤了不少。自成大惊，又听说杨文岳援兵将至，于是正月十四日再次撤退。
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李自成部队在襄城一带击溃了陕西三边总督汪乔年组织的进攻，三、四月间乘胜攻克豫东大批城镇，扫清了开封的外围。五月初二日，第三次围攻开封。其时正值小麦成熟时节，自成部队人多势众，号称百万，在城外抢收小麦。高名衡派部分守军冒险出城，和自成部队打游击似的抢收小麦，终于抢到了部分军粮入城。这次攻城，自成汲取了前两次的教训，决定采取长期围困的战略，为诱守军出城，不断派小股士兵在城下叫骂，城内一些将领见援军迟迟不至，就说服高名衡以三营兵马出城应战，马上就被打得大败而归。五月中旬，自成暂时撤兵前往朱仙镇同丁启睿率领的明援军决战，为防开封城中守军出城夹击，自成派人持伪造的左良玉部令箭到城下大呼道：“贼旦夕成擒矣，但恐其潜遁入城，汴兵无多，当严守，不可轻出”。城中守军本来人少，又有上次冒险的教训，果然不敢出城。自成在朱仙镇大捷，还分兵将附近三十多座州县全数攻下，至六月间，开封已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孤城。城中粮食所余无多，普通居民开始大批饿死。官府为稳定民心，设粥赈济，但一些老弱病残往往挤不到跟前，反被拥挤践踏而死。城中光景已是十分凄惨。后来粮食告绝，设粥只好取消。自成曾将文告用箭射入城中，文告中有这样字句：“倘罪重孽深，仍旧延抗，本营虽好生恶杀，将至尔等于河鱼腹中矣”，或许这话启发了城中的人。九月间，开封已被围四月有余，城中已全无秩序，食人盛行，情形十分恐怖。有人向高名衡献计，决黄河淹死自成部队，因为自成军大营紧靠河堤。于是周王出钱募民筑羊马墙，坚厚如高岸，以防洪水灌入城中。当守军凿开硃家寨口时，自成部队发现了他们，马上移营到高阜，准备艨艟巨筏以待，而驱掠数万民夫，反决马家口以灌城。3九月十五日夜半，两处决口一起放水，据《明史》记载，“九月癸未望，夜半，二口并决。天大雨连旬，黄流骤涨，声闻百里。丁夫荷锸者，随堤漂没十数万，贼亦沉万人。河入自北门，贯东南门以出，流入于涡水。名衡、永福乘小舟至城头，周王率其宫眷及宁乡诸郡王避水栖城楼，坐雨绝食者七日。王燮以舟迎王，王从城上泛舟出，名衡等皆出。贼浮舰入城，遗民俱尽，拔营而西。城初围时百万户，后饥疫死者十二三。汴梁佳丽甲中州，群盗心艳之，至是尽没于水”。
三攻开封战役，是李自成起事以来最惨烈的一战。这一仗大概是明廷与农民军唯一一次双方都集中人才智慧与物力、真正旗鼓相当的一仗了。开封城内起初上下一心、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后来还是落得这般下场。整个开封沦为一片泽国，无数生灵都作了闯王与明廷争天道的祭品。那个泛舟而去的周王，自此再也没有人提起过他。他耗尽了所有的财产，终于明白自己一人的血性并不能挽救他整个愚顽的家族。当他在木筏上极目望见一片大水，听见水下无数垂死的人的哀号，他或许会明白不止他的财产和田地，就连他的智慧和血性，在这场争夺天道的荒谬游戏中都毫无意义。明末有很多遗民，传说最后都出家为僧了，但如果说这个周王从此出家为僧了，其实才是最不意外的。
开封素为中原咽喉，开封不守则无河南，河南不保则失中原，天下形势从此逆转。虽然自成没能得到开封，还丢了一只眼睛，但他在开封城外打来打去，已经从数万之众演变成了百万大军。此后直至山海关兵败，他再也遇不到什么像样的对手了。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李自成攻下襄阳后，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集合手下谋士商议进军路线，牛金星建议先取河北，直走京师。杨永裕请下金陵，占领富庶的东南，断京师粮道。从事顾君恩说：“金陵居下流，事虽济，失之缓；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战退守，万全无失”。自成听从了顾君恩的建议，他认为这是比较稳妥的战略。楚汉争霸时项羽曾经说过：\"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自成出生贫寒，备受欺凌，米脂老家有一位艾乡绅，更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这时志得意满，也一心想要衣锦还乡、快意恩仇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自成一次致命的战略失误。其时满清成为明朝的重大威胁，不言而喻也将是大顺一统天下的强劲对手。对大顺而言，主要的障碍不是残明而是满清。推翻明朝统治相对说来容易得多，但要有效地抗御满清侵扰却是任重道远。从这层意义来说，大顺军更应毫不犹豫地直攻北京，以充裕的时间经营中原，而绝不能贻误战机。自成却始终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直到山海关战前还对清朝掉以轻心，以致被清军打得措手不及。可以说，襄阳会议上的决策失误，已经埋下了大顺军日后失败的伏笔。另一方面，从崇德八年（1643）八月开始，清朝内部由于皇太极暴卒，满洲贵族为抢夺皇位发生了激烈的摩擦，根本无暇南顾。当时最有势力争夺皇位的是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与和硕肃亲王豪格，前者有正白旗、镶白旗及其兄弟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的支持，后者有正黄、镶黄、正蓝三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鳌拜等人的拥戴，并取得了镶蓝旗旗主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同情，双方剑拔弩张，矛盾极其尖锐。八月十四日，距皇太极过世仅仅五天，诸王大臣召开会议议立嗣君，两黄旗大臣竭力鼓噪拥立豪格，被否决后遂“佩剑而前曰：‘吾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一副兵戎相见的阵势。双方意见争执不下，最后以折衷的方案拥立了 6 岁的福临为帝，由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共同辅政。但这个方案并未平息争位风波，据当时朝鲜人得到的情报说：“九王（多尔衮）废长子虎口王（豪格）而立其第三子，年甫六岁，群情颇不悦”。尽管随后多尔衮挤走济尔哈朗，独居摄政王之尊，其地位仍不稳当，两黄旗大臣处处与他作梗，他自己也颇感为难，曾说：“予既摄政，而侧目于予者甚多”。如果自成这时趁胜挺进，直取北京，多尔衮还顾不上向南发展。攻占北京的政治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它表明明朝国祚已倾，社稷易主，残存的明朝官吏将士在失去崇祯这块招牌后都必须立即选择后路，吴三桂等人在没有清军南下、毫无其它指望的情况下势必死心踏地地倾向大顺一边。这样，李自成天时、地利、人和尽握手中，集全国之力经营中原，巩固南方，然后举起抗清大旗，则天下形势未可知也。由于自成草率地采纳了“关中——北京”方略，等到大顺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据有陕西，又经过浴血奋战好不容易才从山西打开一条通往北京的道路时，战争的主动态势已经消失，清朝在多尔衮确立了绝对权威并平息内部争端之后，早已虎视眈眈，进逼关内了。
崇祯十六年（1643），北京城内鼠疫流行，“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这一年夏秋间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疫情迅速扩散到北京郊区及附近地区，传染速度极快，“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当时北京实际已是一座恐怖的疫城，死亡枕藉，十室九空。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中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死人太多，白天已可见城中处处鬼影，真令人毛骨悚然。 当时“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元气大伤。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怎么能抵挡李自成精锐之师的进攻。而在是否调关宁铁骑入京勤王的关键问题上，朝中文臣或是迂腐地坚决不同意弃地，或是推三阻四害怕承担责任，崇祯见久议不决，自己也下不了决断。到自成部队兵临城下，再下旨吴三桂勤王已经是远水解不了近火了。事实上，北京城是不攻而克的。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凌晨，崇祯帝已经疯狂地在城中乱转一天了。前一日，他亲手杀了自己的妻女，命太子和另一个皇子改装逃入民间，自己提着三眼枪，领着一群太监在宫中狂奔。后来又改服便装，企图出城，但守城的士兵坚持天明才能放行。十九日天刚破晓，太监王相尧在宣武门投降，大顺军将领刘宗敏的军队浩浩荡荡开入城中。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朝阳门的朱纯臣也先后开门迎降，北京内城落入农民起义军之手。崇祯得知后，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可是，钟声再响，也没召来一人（据说大学士范景文赶去见驾了，但到了以后崇祯已经不见，他自己便回去自尽了）。于是，他与宦官王承恩登上煤山寿皇亭，脱下黄袍，在衣襟上愤然写道：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随后他赤足轻衣，乱发盖脸，与太监王承恩相对，上吊自杀。
大顺军进北京城以后，到底有没有象史家所说那样纪律涣散，已经莫衷一是了。山海关兵败以前，自成军队在北京城确实没怎么惊扰小民，但是对官宦富人，肆行拷掠，不知道能不能算作纪律涣散。北京城中前明官员，除少数自尽殉国外，纷纷投效大顺，为免拷掠之苦，行贿献色，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少人将自己妻女献上。大概在左派史学家们看来，只有对无产阶级作恶，才算得上纪律涣散，这种阶级障眼法确实是能自圆其说、无人可以攻破。只是历来农民造反，为的都是“地主老财少奶奶小姐的牙床上也可以跳上去蹦三蹦”，现成有这么多富人好抢，招惹无产阶级又有什么油水。而且自成所以能三年间打到北京，就是靠着劫富济贫、均田免粮的政策，这时马上改弦易辙，也不是长久之计。等到山海关兵败后，退兵之时，城中已无富人可抢，自成的溃兵也就不讲什么阶级感情了。
自成手下谋士，多是落魄文人，此时不经科举就位及人臣，看到过去的进士翰林，在自己面前奴颜婢膝，个个癫狂得不知所以。在李自成亲征山海关的时候，留守京师的天佑殿大学士牛金星却“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兰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他呼朋引类，结党营私，俨然一副“太平宰相”派头。山海关兵败后，此人见势不妙，就在溃退湖北途中逃离自成部队，和他儿子牛诠一同投降了清军，牛诠后被清廷授为黄州知府，牛金星却因声名狼藉，不被清廷重用，终老于牛诠的官署中。自成部下将领以刘宗敏为首，个个忙着拷掠前明官员，大发其财，穷尽声色。据说自成曾劝他们稍事收敛，刘宗敏却说：你做你的皇帝，我抢我的钱，谁也不要管谁。自成白白接受了崇祯帝内库三千七百万两巨资，手下大将出生入死多年，当然不能放过这发财的大好机会。史载出兵山海关以前：刘、李（过）“耽乐已久，殊无斗志”。当李自成召刘、李二人率部御敌时，他们却互相推诿。李自成无可奈何，“遂决计自出”。主将如此，士卒也“身各怀重资”，“人人有富足还乡之心；无勇往赴战之气”。
四月二十二日在山海关兵败后，自成部队“大溃，自相践踏，死者无算，僵尸遍野，沟水尽赤”。“闯从山海关归，步兵尽死，马一日夜驰五百里，心胆俱丧，大队入城，全无纪律，人马尽惫矣”；“步卒且尽，伤骑兵过半，所选骁锋战将莫不尽伤”。虽然这次败得极为狼狈，但出征山海关的10万人马毕竟不是全军覆没，区区数万兵力之损于大顺全局无碍，大顺至少还有90万军队可以投入战斗。而全部八旗军只有 10 万人左右 ，假定清军倾国而出（事实上清朝必须以部分军队留守关外），也不过如山海关之战所投入的兵力，即三分之二的满洲、蒙古八旗和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的汉军，“共十四万骑”，加上吴三桂的“精兵四万”，最多不过 20 万人马，在数量上大大劣于大顺军，如果继续开战，胜负尚不可料。从地盘来说，截至五月二日清兵进入北京，清朝只控制东北和关内有限地区。大顺政权则拥有河南、陕西、甘肃、宁夏以及青海、山西、着河北、山东、湖北大部，虽稍挫于山海关，但形势并未发展到不可再为的绝境。如果稳住阵脚，坚守北京，调动河南、山东、山西的人力和物力，从三个方向给满吴联军以迎头痛击，那么甲申下半年的形势未可逆料，至少不至于是兵败如山倒、一退而不可收拾的惨局。
从三月十九日到四月三十日，大顺军在北京一共经历了四十二天。大顺政权暴兴暴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李自成无意于北京。《流寇志》中记载：自成与诸盗皆秦人，既破京师，谓江南可传檄下，还都关中，徐论封赏。及平西（吴三桂）师至，自成翻然改图曰：“陕，吾父母国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岂易一西安乎？”。其实这里不是什么“翻然改图”，而是他一直以来的想法。正是因为李自成始终不中意北京，执意要还都关中，他到北京以后行事才十分草率，吴三桂兴兵只不过是坚定了他的决心罢了。李自成乡土观念浓重，这从襄阳会议上他采纳顾君恩的建议就可以看清他思想的脉络。占领西安后，以秦王府为宫殿，建官封爵，开科取士，一如李唐故事。相反，攻克北京后却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来巩固胜利，主要将领忙于拷索百官，追赃助饷。四月十一日，在吴三桂还未与清军联手，局势仍对大顺有利的情况下，李自成却莫名其妙地演了一出“重金归陕”的闹剧：
戊辰（四月十一日），自成聚刘宗敏、李过于宫中，拘银铁诸工各数千，盘敛库金及拷讯所得，并金银诸器熔之，千两为一饼，中凿一窍，贯大铁棒，凡数万饼，括骡车数千两（辆），马骡橐驼数千，装载归陕。
出征在即，主帅考虑的不是整军备战，而是忙于搜括财宝，这充分证明，李自成根本就无意久居北京，他所关心的是怎样把北京的财物运到陕西去，以充实他的西安朝廷。山海关受挫更促使他下定决心急急忙忙撤出了北京。
撤出北京以后，自成部队再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仗，拥百万之众，从北京逃回西安，又从西安逃到湖北，沿途溃不成军，一发不可收拾，手下谋士纷纷降清，刘宗敏等大将也相继阵亡。从前的锐气，就如鬼使神差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李自成到底怎么死的，真是一件乱得不能再乱的事情。4清廷官方的说法是，顺治二年（1645）六月间，当时追击李自成的清朝靖远大将军阿济格给朝廷奏报：
贼兵尽力穷，窜入九宫山，随于山中遍索自成不得，又四出搜缉，有降卒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自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识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可亡，俟就彼再行查访。
但是这种说法，连多尔衮自己都不信， 顺治二年七月摄政王赐阿济格军谕中说：
尔等先称流贼已灭，李自成已死，贼兵尽皆剿除。后又言自成身死是真，战败贼兵共十三次。则先称贼兵尽歼者竟属虚语。今又闻自成逃遁，见在江西，此等奏报情形，前后互异……尔等之意特以奉命剿除流寇，如不称流寇已灭，自成已死，则难以班师，故行欺诳耳。尔等虽行诳称，其谁信之。
近来史学界，多否认通山（九宫山位于湖北通山县）说，而支持石门夹山禅隐说。据米脂一带地方史料载，李自成小名黄来儿，幼曾为僧，僧名黄来僧。他和朱元璋一样，从小做过和尚，穷途末路再重操旧业，是完全有可能的。自成乡土观念极重，是个典型的小农，做事保守，决不行险，本来并没有什么鸿鹄之志和刚烈性情，不过借着好时机，陡然作了一件大事出来，这时见大事难成，断不会轻易赴死，以他的韧性，潜遁民间安享天年是最有可能的。
和自成齐名的张献忠，虽然运气没有那么好，却从来都相信与其“替天行道”，不如“替自己行道”。《明季南略》中记载了张献忠对他的养子孙可旺、艾能奇的谈话：
皇帝极是难做；咱老子断做不来。今老子金银甚多，想来做皇帝不如做绒货客快活。……我等心腹数十人，搬驮金银绒货，前往南京做绒货客人，受享富贵，图下半世快活，有何不可？！
在张献忠看来，抢钱抢女人才是最实在的着落。当自成在西安建国大顺时，他也不禁动了雄心，在四川建了大西政权。甲申年间张献忠在四川的滥杀，史家解释多归因于他的变态人格。如果说有什么逻辑的话，那就是自成兵败以后，张献忠自忖终究不能得天下，那就抢光钱财、杀灭人迹，老子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休想得到。5
当李自成进北京城时，百姓设香案夹道欢呼，他不禁以为自己真地已经得了天道了。飘飘然了四十二天，败回北京以后他居然还顾得上仓皇登了一个基，做了大顺皇帝。当他的顺承天意的诏书在登基大典上朗声颂出时，他的溃兵已经在北京城中大肆奸淫掳掠，已经向一心想做“顺民”的北京小民露出了他们的狰狞，而坐在龙椅上的他却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协调。这一刻他终于明白，天道就是他屁股底下这张椅子，何必要那么多虚饰。李岩就在那一刻死掉了，那一刻的李自成比起和他斗智斗勇一辈子的张献忠，反倒显得有些矫情。但是比起张献忠，他终归还是人格健康的，想不出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杀人花样，精神正常的人比起疯人，想象力总是要贫乏得多。张献忠一再称梦中得天启，上帝赐天书命他杀罪人。《蜀难叙略》记载：
逆尝向天诅云：人民甚多且狡，若吾力所不及，愿天大降灾殃，灭其种类。又每于随身夹袋中取书册二三寸许，屏人检阅，然逆初不识字，不知何故。
其实他眼中的天道和自成原没有两样，不过是屁股底下那张龙椅罢了。“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奉天”，把天下人都杀光了，留下天下所有的金银财货，那张上承天意的龙椅才坐得最牢靠。这家天下末世以血染成的“天道”，到底是天道还是兽道？
注释：
1李岩故事的通常版本是这样的：据说，有一个叫李信的青年，乃明朝兵部尚书李精白之子，河南杞县人。李信于1627年中举人，但因其父参与魏忠贤阉党，因而在县里不受欢迎。在1630年的饥荒中，李信试图劝说姓宋的知县赈济穷人。宋知县以他不得不向上司交纳繁重的捐税为由拒绝了。李信随即拿出自己家的粮食，很快成为出名的李公子。这时李信和一个叫红娘子的江湖女子有了联系。知县因此逮捕了他并指控其谋反。1641年，红娘子进攻县城，救李信出狱。他们一起杀死县官，投奔李自成起义军。李信改名李岩，并成为李自成的谋士。李岩的弟弟李牟，成为起义军的一个将领。李岩提倡“仁义”原则，力主与正直的明朝官员和文人学士讲和，均田免粮，编写童谣来取得民众的支持。进北京后，李岩保护了几个前明官员免受义军的拷掠，还力劝自成制止义军将领刘宗敏没收前明官员财产；驻军城外以免扰民；加封明太子朱慈烺和明总兵吴三桂。李自成不理这一劝告，进攻吴三桂失败了。他很快在北京登基，然后被迫撤退出城以避开吴三桂和满洲军队。当起义军西撤经过山西时，李岩试图率领一支部队回到河南去镇压那里的叛乱。牛金星对李岩的名望一直心存嫉妒，他告诉李自成，李岩和宋献策密谋，宋劝他实现“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语。自成相信了牛金星的指控，杀死了李岩和李牟兄弟二人。此后，起义军士气迅速下降。李自成在被敌人穷追和1645年被害之前很早就失去了号召力。后来人们对此提出的疑问是：在杞县和开封府的方志中没有提及任何一个生员、举人、平民保护人、武士或文人的造反者叫李信或李岩的（（康熙）《开封府志》，（乾隆）《杞县志》）。在开封抵抗起义军进攻的人的日记中（《守汴日志》），在豫北试图镇压“土匪活动”的地方官员的塘报中（李永茂：《新乡地考》），都没有提及任何造反者李岩或红娘子。许多在起义军占领期间居住于北京的明朝官员的日记中都没有李岩和他的弟弟李牟（边大绶：《虎口余生记》）。在各省和北京的两个与起义军合作的文人名单中都没有他们的名字（文聘：《烈皇小识》）。李精白的一个后裔，颍州1716年的一个进士李祖旦否认李精白有这样一个儿子。明末有一个真叫李岩的人，他出生于山东莱阳的一个小文官的家庭里（（康熙）《莱阳县志》）。这个李岩在1633年中举人，1937年中进士。然后他被委任为北直隶广平府曲周县知县。在此期间，他顽强地抵抗来抢掠的满洲人，在饥荒时分发救济，在瘟疫流行时施药治病（注：（乾隆）《曲周县志》）。1640年，他被调为滑县知县。在这里他组织绅士们赶跑了名叫袁时中的“大盗”（民国）《滑县志》）。1641年，据地方志记载，李岩杀死270个匪徒并把他们的尸体让饥民吃掉。也许是被夸大的，这一事件说明李岩对农民起义是主张镇压的。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当米价上升到1700文时，人们开始人吃人。李岩派军队抓捕盗贼，包括那些“因冻饿而盗窃”的人，如无离去的迹象，便杀死他们（（民国）《滑县志》）。他性情严肃，坚持正义，赢得了“李公岩”的称号。1642年，他被提升到兵部，后来又升到刑部主事（（民国）《滑县志》）。这个人后来被传说加入了李自成军，完全出于以讹传讹，因为李自成自己也曾用名李炎或李兖。顾炎武指出，起义期间他在中国北部到处旅行时，听说“闯贼名自成，一名李炎，米脂人”（顾炎武：《明季实录》）。顾诚也指出，一个明朝官员写道，当李自成在\"河南北\"活动时，有人\"闻其更名李兖......\"。当李自成1645年在湖北被杀害时，一些地方绅士还知道他名为\"闯贼李延\"。
2明代的加征不始于崇祯时，而以崇祯时为最烈。万历时因辽东战事紧急，开始加征“辽饷”。崇祯帝不仅保留了辽饷原额，而且在原额520余万两的基础上又加征140余万两。除辽饷外，崇祯帝又陆续加征“剿饷”和“练饷”。崇祯十年，为了镇压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又加征银200万两，在原赋额上均摊，称作“剿饷”。按照崇祯帝的说法，这次加征是“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即原定只征一年。但饷银很快用完，农民起义军却愈剿愈多。于是，崇祯帝也不管是不是失信于民了，将这次加征也变成了定额。崇祯十二年，因上年清兵内寇，再加上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为练兵而加征“练饷”，数额达730万两之巨。至此，除加征辽饷外，复增剿饷、练饷，先后增赋千六百七十余万。民间戏称崇祯为“重征”。崇祯末年的赋税政策，杨嗣昌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杨嗣昌制订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方案，要确保这一方案，必须有足够的兵力与军饷，因而接连征收“剿饷”和“练饷”，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实际是使更多农民陷入绝境，将其推向起义军一边。
3 开封灌城，历来史家说法不一，顾城等左派史学家说是城中官僚地主丧心病狂，决意与义军同归于尽。也有一些史家说是农民军放水决城。本文采《明史》说法，历来修正史的文人，都视农民军如寇仇，如果是农民军造意，定会大尽丑化之能事，《明史》说守军先造意，定是证据确凿，无法抵赖。但当时守军决堤，恐怕不是为了同农民军同归于尽，终究城内想求生的人要占多数，有产业的官绅更是不愿死的，恐怕出此策是兵行险着，以当时城内情形，用这样冒险的战略也实属无奈。所以《明史》的说法应是比较可信的。
4各种说法，有说李自成被杀的，有说李自成出家为僧的。第一类说法又可以分为9种：（一）顺治二年五月被害于通山九宫山；（二）顺治二年九月被害于通城九宫山；（三）在真定中箭，过固关而死；（四）李自成的部下缚送吴三桂，被碎剁三日而死；（五）病死于黔阳；（六）死于江西宁州；（七）被江西新昌农民击杀；（八）为湖广与国洲人寸磔于西塞山；（九）被农夫杀于宿松。第二类说法又可细分为5种：（一）顺治九年到湖南石门县夹山寺为僧，并在幕后秘密指挥大顺军余部联明抗清；（二）在黔楚之交的某寺为僧；（三）湖南益阳白鹿寺为僧；（四）五台山为僧；（五）遁入空门后无所作为遂赴贵州正宁县并死于此地。
5一些左派史学家认为四川人口锐减是清军入川所为，然后栽赃给张献忠部，故意诬陷无产阶级农民领袖。但从史实角度来看，张献忠在四川多次滥杀，正史、野史、地方史料、传教士笔记都有记载，铁证如山，但确实也有部分野史对张的滥杀行为过于夸大。清朝初年四川人口锐减，应是张献忠和清军合力作用的结果。 是原创吗？支持原创 原创？不错！ 据说张献忠杀人有这么个理由，原文记不清了，大意是，
上天生人，人只知向天索取而不知回报，故而杀、杀、杀…… 没问题，是原创的。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物以奉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写得好,有独到见解!收藏了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