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真相毛泽东－－毛泽东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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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泽 东 的 人 生 境 界
天下知道毛泽东的人多，但知道毛泽东是何种人生境界的人，似乎不是很多。或者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者偶有窥探，却怯然止步，故未能从根本上解读这位东方之子。
中国传统文化，是教人如何做人的文化，经史百家，艺文子集，无不描摹人生境界。先有人生，后有事业，有什么样的人生，就有什么样的事业。毛泽东作为一个驾御中国历史的大师，他的学问与业绩，同样是他人生境界的产物。而想要对他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估，首先得步入他的人生之境。
第一节 外柔内刚、儒雅风范 —— 孔孟的学子
毛泽东的学问，大部分都来自孔孟，虽然他在晚年成了批判孔孟的导师和旗手，但儒家文化的精髓，一直潜伏在毛泽东的血液之中。
如果从遗传因子的角度来看的话，毛泽东的身上无疑也有先人的痕迹。从其古祖周文王第八子——古毛国毛伯郑伊始，到宋代的毛喜、元代的毛太华、明清的毛有庆、毛正明等，均为朝廷显贵。宋代的毛澄、明代的毛文锡、毛文晏、毛澄，清代的毛奇龄等，更是名重一时的文章大家，而曾国藩的部分家书，一直被抄写悬挂在毛氏宗祠金匾上，可以说，毛氏的血脉源远流长吧。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个善于经营的农民，虽然没读什么书，却极有商业运作的能力，成为了韶山冲少有的富农。正是由于这样的家境，为毛泽东童年的求学提供了衣食无忧的物质基础，而不需要象其他农家子弟一样，在泥水之中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大约是在1902年开始吧，毛泽东就被父亲送到附近的私塾学习，直到1910年夏季。除了1906年至1909年停学在家外，毛泽东共读了六年私塾。那时，学生的学习内容主要就是孔孟文章，例如《论语》、《孟子》、《诗经》、《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汉书》、《左传》和《康熙字典》等等。这些书几乎浓缩了几千年中国封建文化，毛泽东博闻强记的结果，首先是为他一生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功底。在他后来的戒马生涯和政坛岁月里，他的文章和语言总是自觉与不自觉地引经据典，为什么他给人的印象总是文绉绉的，根基就在于此。其次，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如何做人，从经史艺文到诸子百家学说，怎样才算是一个成功的圣人，是它们共同的话题。诸如：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论语》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论语》
“君子谋道不谋食。” 《论语》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荀子》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大学》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韩愈原道》
“君子之道，始于自强不息。” 《王安石语录》
“心，主宰之谓也。” 《朱子语录》
“学者要大立志，才学方可为圣人。” 《朱子语录》
“以圣贤之学，观圣贤之书；以天下之理，观天下之事。” 《朱子语录》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陆九渊》
“体即良知之体，用即良知之用。” 《王阳明语》
…………
多种多样的人生境界，也就在毛泽东的朝夕诵记中潜移默化了他的心灵。当然，影响毛泽东性格，塑造毛泽东人生境界的，还有丰富的古典文学名著。象《精忠传》、《隋唐嘉话》、《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等，书中古侠们打富济贫的行为，梁山好汉们的造反精神，孙悟空的叛逆性格等，深受毛泽东的喜爱。三十年后，他同美国斯诺谈话时说，“我熟读经书，但不喜欢它们。我喜欢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毛说的是真话，他是这样说的，也是带头这样做的。如果说，孙悟空的造反使肃穆的天宫失去安宁，那么毛泽东的造反，却震惊了全世界。叛逆性、不信邪、造反，是毛泽东人生境界的主体，好胜不服输，成了毛泽东性格的主要特征。用他的名言来说，便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在毛泽东看来有问题的人，不管你是古人、今人，还是洋人，一斗见分晓，斗争出真知。所以他后来为共产党的哲学定义，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这与他从小所受的传统文化熏陶以及个人的秉赋，有着密切的关系。遗憾的是，随着毛氏斗争哲学的扩大化，被打倒的不仅是他的敌人，受损害的还有他的同志和人民，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与人奋斗了一辈子的毛泽东，真正让他快乐的事儿，似乎不是很多。他忽视了古代圣贤学说中，圣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理论，也忘记了传统儒学中以柔克刚的教义，毛泽东外表上的温文儒雅，与他内心造反的天性，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反差的根源，就是传统文化。在他17岁那年，已相当聪慧的毛泽东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说服了反对他继续读书的父亲，到了离韶山50多里路远的湘乡县，迈进了成立于光绪十年的东山书院。东山书院在当时是一座新式小学，实行新法教育，所谓新法，即是引进西方的教学方法，开设了音乐、英语、国画和自然科学。尽管如此，传统经书的教学仍占主导地位，语言文字仍是之乎者也。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所写的作文，如《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俨然如同前儒口吻。虽然他的文章富于新意，且有强烈的个性色彩，而主题思想仍归属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格局。他在东山的求学虽只有短短的半年，但西学中的政治思潮与国外政治家的雄心伟业，激活了他信仰的“内圣外王”的儒家人生境界，开始表现出参政议政的理想和冲动。
“男儿立志出公关，学不成名誓不还”，这是毛泽东17岁时写的诗句，从中不难看出，他渴望实现自我、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气度。1911年他第一次只身来到了长沙，这可是当时革命党活动的基地啊。不用说，不安份的毛泽东，很快就被孙中山、宋教仁和于右任他们的反清思潮所吸引，激动得如同想要追日的夸父，终日东奔西走。还在辛亥革命的前夜，毛泽东就公开书写反清文章并张贴在学校的墙上，呼吁组建国民新政府，并建议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同时，他经常招集学生开会，带头剪掉辫子，以示同清王朝决裂。而当辛亥革命爆发伊始，他就投身革命军行列，成为湖南新军的一名小卒。显然，错综复杂的军政风云，让这位才子看到了自己的稚嫩，孙、袁南北统一议和后，只得抽身引退，决定继续求学。他似乎怀疑过自己的政治抱负，不明白自己究竟能干什么，继而想成为一个商业专家，象他父亲一样发家致富。于是，他报考过肥皂制造学校、商业学堂、高级商业学校等，可惜毛泽东的英语水平倒数第一，要不他早就是中国第一大富翁了，以他的智商而言，这应该不是虚语。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他的学识丰富是出了名的，不论是在学校、社会活动中还是在军营中，他给人的印象，总是那样书生意气，文质彬彬，又热情机智，善于发现问题。不进则退，不退则进，从那时起，毛就开始形成他那好动尚变、足智多谋的人生风格，如前文所言，这是中国儒家内圣外王精神与西学民主革命精神的产物。
不久，毛泽东就读于省立第一中学，以优异的考试成绩，名列榜首。该校是当时最好的学校，不仅办学条件优良，而且思想解放，言论自由。毛泽东曾在该校撰写史论，以商鞅变法为例，激扬文字，臧否时政，学校师生为之传诵。由于毛泽东的尚变思维使然，他在一中仅读了半年书，又负籍离开了。他认为学问之道，贵在自学，更能符合他天马行空的视野，更能满足他那追求至善的儒圣胸怀。他开始在湖南图书馆自修，朝于斯，夕于斯，广泛阅读西方民主主义理论作品和自然科学代表作。他的民主观念开始萌芽，扬弃了他原先崇尚的康梁君主立宪的思想。他突然有了全球意识，胸次豁然扩大，他想得更远更深了。他感到，才不胜今人，不足以言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他要超越，一定要实现自我，要自强不息，要永无休止地奋斗。毛的亢奋之情，孕育了他一生的浪漫气质，万物皆备于我，传统的哲圣境界又一次与民族忧患意识、改造世界的意识相吻合。西学的东渐，使毛开始对传统文化产生质疑，他已不再对它全盘地接受，不再盲目地崇拜了。他发现传统文化存在不少的缺点，诸如：有君权而无民权，有父权而无子权，有夫权而无妻权。他同时感到。传统文化务虚不务实，喜欢空谈天理人道，特别没有科学精神。在他读过的西方理论著作中，亚当•斯密的《原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斯宾塞的罗辑学和孟德斯鸠的法律学等，空前地启发了毛泽东的思维。他第一次悟出，传统文化中的君权理论最为可怕，它们是束缚个性发展的桎梏，与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独立不羁的人格大相径庭，从这段时候开始，毛开始酝酿对传统文化的反叛，并以求真务实作为今后的行动指南。虽然如此，此时的毛泽东仍是儒门弟子，他不准备也不可能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他反感的主要是君权哲学。而儒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省工夫，仍是他为人处世、建功立业的方法和原则。
1913年春，踌躇满志的毛泽东报考了不收学费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此，他就有意识地全面培养自己的综合素质，自我拼搏，自我磨砺与自我完善。首先，他开始大量地作读书笔记、读报笔记和日记，从现在保存的一本《讲堂录》来看，内抄有屈原的《离骚》、《九歌》，有国文课录和修身篇等。其中可见他特别重视国文修身与对唐代韩愈古文的钻研，但其它涉及的内容也相当广泛，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地理与思想道德，也含有某些自然科学。《讲堂录》涉及几十位著名的学者与历史人物，不难理解，这些人物都受到了毛泽东的欣赏和崇敬。如：黄宗羲、曾国藩、司马迁、班固、孔子、孟子、司马光、曹操、孙权、诸葛亮、司马相如、孙武、李白、杜甫、陆九渊、王阳明、苏轼、范仲淹、韩愈、柳宗元、魏源、哥伦布、牛顿、斯宾塞、富兰克林等等，毛泽东对他们的卓越成就都作了较为认真的介绍。不仅如此，毛泽东对他们的重要文章或名言警句，总是反复阅读和默诵，这样一来，历史人物的思想情感，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毛泽东吸收同化，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的心灵。他的视野更广了，胸境也浩然博大起来，他思索的问题也更多了。
人不能无师自通。毛泽东人生境界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老师杨冒济和徐特立等人。在他们的循循诱导和精心培养下，西学中的民主理念与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圣哲情操，在毛泽东的心中已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该追求什么，扬弃什么，爱什么，恨什么，年轻的毛似乎已有了自己趋于成熟的目标。
毛泽东论学：
读书的目的是经世致用，定国安邦，人生立志的意义，在于追求真理，并为实现真理而斗争。“终生未得真理，即终生无志”，也就是志在必得的意思，如果人生没有真理的收获，志向再大又有何益？他说：“现在时局危急，求知需要迫切”，必须刻苦攻读。
毛泽东励志：
他与同学约法三章：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情、不谈家庭琐事。男儿应以天下大事为怀，应该关心“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他认为西方的物质文明虽然发达，但如果人生只为衣食住行而活着，也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而中国的民众，崇尚虚伪，奴性十足且思想眼光狭隘，希望有大哲学家、大伦理家，如托尔斯太等，洗涤国民旧思想，开发国民新意识。毛泽东坚信，只要大家知行合一，身体力行，没有不能成功的事。
从毛泽东的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毛年轻时追求的是一种宏大的人生境界，他鄙视只追求饮食男女的小我，而钦羡以改造民族关心宇宙为目标的大我。仔细分析毛泽东的观点，他对传统的反叛，已锋芒咄咄了。孟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却被毛泽东嗤之以鼻；国民的虚伪和奴性，也是传统儒学的实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教条，让所有的人都戴着假面具生存，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成了国民的生存术，这样一种奴性文化，怎能指望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复兴？它们成了毛泽东眼中的罪孽也就不奇怪了。但此时毛泽东的观念也产生了某些偏差，一是他轻视饮食男女的物质生活，这导致了后来他政治理念中的空想色彩，也与他刻苦学习、身体力行的目的是造福民众形成二律背反。既然人的饮食男女之求没什么价值，而饮食男女是百姓的大欲，你毛泽东还用得着去为老百姓奋斗吗？二是毛泽东希望自己成为呼风唤雨、洗涤宇宙的大哲人，这种过份渴望自我实现的心态，在反叛传统束缚的同时，又导致另一种对别人束缚的权威，换言之，打倒权威是为当权威，也陷入了二律背反的尴尬之境。仍然没有脱离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老套路，他仍然是孔孟的掌门弟子。而且，他对大哲大圣的神往，孕育了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磅礴大气，加上楚骚美学的熏陶，也导致了他汪洋恣肆的浪漫主义情趣。
人是环境的产物，这话没错。
正因为有毛泽东那样的时代，才可能有这样的人物。遥想当年，西方文化带着它的生命活力闯入了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两种文明的冲突产生的火花异彩纷呈。那时的青年学子，成了两种文化争夺的对象，而人生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是每个有志青年考虑的焦点，而对文化的抉择，是他们的当务之急。然而，不论他们怎样欣赏西方文化，稳如磐石的几千年传统封建文化，仍然影响着他们的心灵，我想，毛泽东也不例外。
翻翻毛泽东遗存的文稿手迹，追忆一下他出没风云的几十年生涯，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他虽崇尚西方文化中的民主与革命意识，虽想努力挣脱传统的桎梏，却始终未能做到，表现了他在传统面前的某种无奈。
毛泽东从离开家乡求学到离开师范学校，在这个过程中，中西文化的多样性，一直让他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他崇尚这个又批判这个，欣赏那个又否定那个，前前后后，他曾不知为多少大师们的思想言论而激动。
在学术上，近代开山大师，当首推顾炎武、王船山、颜元和曾国藩。顾炎武著述甚丰，他对经学、史学、地理学、音韵学和金石学都有深厚的研究，但他却不是一个恪信君道而穷经皓首的腐朽儒生。他做学问的原则是，凡有所学都要经世致用，都要关系民生疾苦。毛泽东对他的观点大为赞赏。
再说王船山，他是湖南知识界共尊的泰斗，不受他影响的学人几乎没有。特别是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他对船山的崇拜有加，开创了学校研究船山思想的风气。王船山的知行观和民族气节，深深感染了年轻的毛，从此，民族主义成了毛泽东人生境界和政治生命中一个永恒的情结。这个情结使毛泽东在捍卫国家主权上显得特别不可冒犯，但也就是这个情结，使他在未来国家的治理上闭关自守，夜郎自大。
接下来，影响毛泽东的是所谓“颜李之学”了。颜元和李刚主师生，可不是光吃经书的酸儒，他们的思想具有较大的爆炸性，因为他们对汉儒以后两千多年来的学问一概否定。在颜李的的眼中，学问不是空想得来的，不是被动地从书上得来的，而应该是主动地从经验和实践中产生。否则，“读书愈多愈惑”，成为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书虫。他们这种反叛精神和务实的态度，不用说，同毛泽东不谋而合，也启迪了毛泽东独立思考，藐视权威追求自我的信心。
如果说，上述几人受到毛泽东的欣赏，那只是欣赏他们思想中闪光的部分，而最让毛五体投地的，却是一代大家曾国藩。近代中国人不论是达官权贵、仁人志士还是平民学子，没有不敬佩曾国藩的，即便是李鸿章、张之洞、蒋介石、梁启超、陈独秀一类的大腕级人物，都对这位文正公顶礼膜拜，尊称他为“圣哲”。毛泽东的老师杨冒济，也是曾国藩虔诚的弟子，总是有意识地指导毛泽东走近这位大师。前辈们如此看重曾国藩，毛泽东当然也以偶象视之。在他早期的《讲堂录》中，他就精心记录过曾氏读书修身与为官的格言，并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凡是曾氏爱读的文章，毛泽东几乎都读过，乃至他的晚年，仍让他爱不释手，时常圈阅。我们知道，曾国藩是个博大精深的人物，他一生尊奉程朱理学，以理为天地万物之本，又致力于经国济世之学，对道家庄子的哲学也钟爱莫名，可以说曾氏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学者楷模，也是传统儒学中的圣外王的典型代表。而已吸收了西方民主思想的青年毛泽东，却对曾氏如醉如痴，这表明儒家文化已在毛泽东的灵魂中根深蒂固了。虽然毛泽东后来也批判曾氏，那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在毛泽东的骨子里、文章里、言行上和处理军政大事诸多方面，两人有着很多的共性。
从上述可知，近代湖湘文化成了毛泽东思想诞生的摇篮，行行色色的大师们，都曾感染与启迪过他的心灵。近代湖湘文化虽然较传统文化多了些思辨性批判，虽然较前儒更接近人性和民生，但毕竟是封建文化的后裔，在本质上仍属于王者文化，准确地说，是有民主色彩的、进步的王者文化。这样一种文化，同涌入中国的西方文化相比，显然是陈旧的，也是残缺的。对于眼光敏锐、尚变求真的毛泽东来说，他不会用儒家的经世之术去改造中国，他欣赏并采纳吸收的是王者文化中的人生境界。简而言之，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湖湘文化，影响了毛泽东的主要是人生境界。至于政治社会学方面，毛泽东的视野在西方，随着后来共产马列的研究在中国不断兴起，毛泽东觉得马克思主义正是自己打开局面的最佳武器。鱼和熊掌只能选一，毛泽东这个对传统文化深深眷恋的东方之子，终于怀着复杂的感情，对传统文化亮起了刺刀。
如前所述，毛泽东年轻时的人生境界，基本上是中国传统文化塑造而成。他的自强不息与尚变好斗，他的忧国忧民意识与乐观精神，他的经世致用原则与诗人浪漫气质，他的外柔内刚风格与足智多谋，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毛泽东追求的，是宇宙人生、身心物我一体化的境界，是吞吐风云、驾御凡圣的“大气量人”境界。由于传统儒学中贵我与自我实现的精神，与西方哲学中个性的解放不谋而合，这使得毛泽东从儿时开始，直到生命的迟暮之年，一直是以自我为中心。毛泽东个性的空前解放，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这使他产生了摧枯拉朽、征服一切的力量，其事业的成功便是佐证。贵我，在本质上是独立不羁的，也是无限排外的；因而，在毛泽东眼中没有任何权威，即便你是所谓权威，也是有问题的、不值得崇拜的权威，甚至，你根本就不是什么权威，而是谬误的化身。毛泽东这样藐视一切的个性，导致了他对历史和文化、对所有人的排斥，凡是他崇拜的人物，乃至同他打江山的人，到后来无不被他批判或遣责。在毛泽东征服和打倒一切权威的同时，却产生了另一种权威，那就是他的权威，而且是绝对权威。毛泽东用否定之否定，实现了传统儒学中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由于绝对权威和最高境界没有任何制约，因此它具有绝对的建设性和绝对的破坏性。建设与破坏，不仅作用于外部世界，而且影响绝对权威本身，甚至走向它的反面。这是理性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必然。如果说，共和国的缔造，体现了绝对的建设性，那么，建国后错误的治理，便是绝对的破坏性所致了。 第二节 纵横开合，游刃有余 —— 策家的谋略
有一种说法，在时间和空间的纵横交错之中，能自由如意把握历史的人，叫作智者。我称之为策家。策，谋略也，亦即方法、计策或韬略的意思。在策家的眼中，历史已不再是一头整牛，他见到的只是，牛的架构与脉络。道家庄子称此类人为游刃有余的解牛疱丁。
谋略,是毛泽东身上最显著的特征，虽然外国友人说， “毛看上去更象个厚道的农民”，并无知识分子的所谓仪表，而这正是内慧外刚、大智若愚者的形象。毛泽东正是真正意义上的谋略大师。终其一生，从少年求学到晚年圆寂，谋略伴随了毛泽东生命的每一个驿站，他的大脑思维，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在不停的闪烁。
我们知道，毛的思维具有绝对的创造性与绝对的破坏性，所以，他的言行在看上去是创造的同时，又是某种破坏。“不破不立”，他的话正好道明了他思维的模式。当然，毛泽东的破与立，是有深远谋略的，更是有目的的，都是为了他的需要，这也就是毛泽东思想中的现实功利性原则。作为一个政治家，自然比谁都更注重功利性，因而喜吾所喜，恶吾所恶不仅是正常现象，即便是喜吾所恶、恶吾所喜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人们在读毛泽东文章后，常常有些困惑，为什么他总给人一种喜吾所恶，恶吾所喜的印象？有时前后自相矛盾，判若两人，使他的跟随者们，不知以何为准。毛泽东对历史文化的态度，时尊时骂，时褒时贬，最令毛氏随从犯难。
作为学者，年轻的毛是当之无愧的，想要搞清楚他思想中的矛盾，首先要理出他思想中的一根红线，找到了这根主干线，就什么都明白了。而这主干线，便是现实功利性原则，即眼前需要的，就是不错的，优秀的。毛泽东的功利性，无疑是他建功立业的需要，由于功利性是个变化的概念，因此毛泽东对需要的对象，也就因需要的变化而取舍了。
毛泽东看待孔子：
1917年4月，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撰《体育之研究》一文，对孔子可谓是顶礼膜拜，无限神往：
“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饮食起居皆有节度。”
1917年8月，毛致信学友黎锦熙，对孔子学问之道，作出了他自己的总结：
“圣人通达天地，明其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之界现象。”
同时，毛泽东在主持一师校友会的期间，总是整队“向国旗、孔圣人鞠礼”。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孔学的尊重，是人格自我塑造的需要，虽然他后来对孔学时骂时贬，但圣人“明其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的境界，一直是他追求的目标。
1919年，西方的民主思潮已为大多数有志青年所接受，对中国传统儒学的质疑，向权威的挑战，是当时很多学子的话题。早在1912年，毛泽东在湖南省图书馆自修时，他对传统儒学中的君权理论就提出了自己的抗议，而君权理论的制定人与维护者正是孔子。不用说，从那时开始，毛泽东对孔学就有潜意识的反感。然而在1919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送同学去法国勤工俭学后，在去上海的途中，竟于忙中抽空去曲阜拜访孔庙。这时毛泽东的尊孔，是在事业艰难时寻求自我勉励的需要。他仍希望象孔圣人一样，做个垂名青史的人物。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开始投身于湖南爱国运动，创办《湘江评论》、创办文化书社、驱逐张敬尧、策划湖南共和国等。这时的毛泽东还没有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但反帝反封建反孔孟的倾向已经锋芒逼人了：
“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象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的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象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这时的毛泽东，是他个性解放、突出自我的成熟定型期。他深知，要真正实现自我，必须打倒权威，其根据就是民主民权的理论和自己“内圣外王”的理想。这时的毛泽东的反孔，是建立新文化的需要。他真的那么痛恨孔子以及孔子学说吗？当然不是，这只是他当时的需要。孔家学说就真的毫无是处吗？当然也不是，因为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是历史文化的积累，否则就是无根之木。何况，这种观点马克思主义不赞成，不符合唯物主义史观。有些权威是虚假腐朽的，是可以打倒的；有些权威却是历史的里程碑，是不可动摇的，也是动摇不了的。自己做权威，也要允许别人当权威，这才是民主精神。再说，在现实生活中与政治领域里，完全否定历史权威，会被人视为空腹成长的英雄。有鉴于此，藐视一切的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不得不承认：“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时的毛泽东之所以承认孔子的历史地位，是当时政治生活环境与文化气候的需要。一方面，孔子励志求学的精神与孔子中庸思想的合理性，有利于教育党员干部；另一方面，你毛泽东那样看不起孔孟理论，你自己却子曰诗云不离口，岂不自相矛盾？
尽管如此，尽管他认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但善与人斗而且尚变的毛泽东，仍然将孔孟的某些原理加以了改造。例如，毛认为，忠要忠于国家，孝要孝于民族；忠要忠于大多数人，孝要孝于大多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叫作仁，对大多数人有益叫作义。这样，毛泽东就把维护封建纲常的忠孝仁义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含，还是比孔孟要高明。言下之意，我毛泽东当年骂孔孟，要错也错不到哪里去。1954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临时会议上，毛泽东仍以似褒似贬的措词对郭沫若说：其实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返他就到哪里去，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煞。他的话也值得我们玩味。在毛泽东的心中，孔夫子真的是革命党吗？如果是，毛泽东为什么在很多场合总是把孔子看成封建纲常的维护者？为什么不多多阐扬孔夫子的革命精神，用以佐证自己革命的合理性？如果不是，那对郭沫若说这话又是什么意思？时过一年，毛泽东的语气又变了。该年3月，他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说：“没有孔夫子，事情还要做得好些嘛。” 1956年 ，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继续嘲笑孔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符合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1957年7月，他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的那一套，要教八股文，要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在毛泽东这段盛气凌人的教训中，人们不免会纳闷，这孔夫子不是也有珍贵的遗产和部分真理吗？不是也有革命党人的造反精神吗？资本主义就不说了，用孔夫子的文章怎么会教出反革命来呢？解放工人阶级的目的，是让他们作主人，让他们在享受丰厚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享受丰富的文化精神生活。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应该是很受工人阶级欢迎的，他们又怎么会不干呢？可以说，不干的是毛泽东自己，他要让所有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完全接受新政权和新观念，以免他们想入非非，动摇党动摇自己的权威。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又一次表现出了“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概，孔子的精神，孔子的学说在毛泽东的手中成了橡皮泥，根据他自己的需要，捏出不同的形象。
毛泽东看待《水浒》：
毛泽东的文学素养和意识形态的形成，与他早年受《水浒》一书的影响密切相关。他还在孩提时代，就深深迷上了这本历史小说，对它总是爱不释手，反复翻阅。书中主人公的命运，精彩的故事情节，在这个农民儿子的心中，掀起了阵阵波澜。梁山好汉们“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不怕官司不怕天”的勇气，“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侠肝义胆，鼓舞了毛泽东一生的造反和奋斗。
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二三知己常常畅谈怀抱。有的说将来准备从政，有的说将来准备从教，有的说将来准备经商。毛泽东对此却不屑一顾，已有鸿鹄之志的他，掷地有声地说，当今之世，只有学梁山伯好汉才是出路！果不虚言，他真的带领队伍上了井冈山，圆了少年时的美梦。以后，无论是在他艰苦斗争的环境里，还是在他一统江山后的政治生涯中，《水浒》书中的人物与事件，他总是信手拈来，脱口而出，用来佐证或解释自己的观点。
1938年，他对友人说，《水浒》是中国人必读的三部古典小说之一。在他的影响下，1942年延安评剧院根据他的指示，创作了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1944年，延安评剧院又根据他的意旨，上演了《逼上梁山》历史剧，剧中官副民反、人民当家作主的情形，让毛泽东欣慰不已。他在《矛盾论》一文中，引用了《水浒》中三打祝家庄的战例来论述哲学问题，并说，“《水浒传》中有很多唯物辨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在毛泽东看来，《水浒传》是一本政治书，是北宋年中央集权腐败，民不聊生被逼造反的形象教材。针对红军指挥员中有李逵式的人物，毛泽东教育他们说：“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兄弟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通。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么？”为了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毛泽东曾以“武松打虎”的故事教育官兵，现“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现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岗上的武松。”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发言说：“关于犯错误的同志，我想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1957年3月，在济南和南京的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告诫干部们。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热情，说：“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有一种拼命精神。”
……
很明显，毛泽东之所以特别欣赏《水浒传》，看重的是书中人物的革命气概和造反精神，而他和共产党的艰苦创业，当时最需要的正是这些。正是他和官兵的拼命精神，才得以横扫千军，问鼎中原，终至造出一个大国。
然而，《水浒传》的命运，似乎不比孔子的学说好到哪里去，当使用价值使用殆尽，价值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也许是毛泽东的顾虑太多吧，竟然对自己钟爱了一生的《水浒传》发难，而此时，也正是他为自己“清君侧”的开始。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以《水浒传》最佳读者的身份，作了最权威的、最终鉴定：“《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让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旋即，毛泽东指示随从，将自己的评论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让大家知道，《水浒》的本质是教人做奴才。
有这么严重吗？很多学者与文学爱好者都困惑不解，毛主席这是咋啦？但以权力为中心的翰林高手姚文元认为主席是英明的，他呼应说，批判《水浒》，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这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修正主义都有着重大的、深刻的、现实的意义。紧接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等媒体，纷纷刊发或评论姚文元的文章，全国上下沸沸扬扬。1975年8月，江青更是召集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驾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驾空主席。”9月份江青又在大寨召集新闻单位发言说：“宋江驾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驾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她又说：“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在北京，我和他们斗了半年多了。”
难道毛泽东的批《水浒》的用意，果真如姚文元、江青他们所言吗？我们从毛泽东藐视一切权威的个性来看，打倒一切权威的结果，必然是形成自己的绝对权威，而绝对权威是不容干预和破坏的，更是不能驾空的。但是，足智多谋的毛泽东，连帝国主义都不放在眼里的毛泽东，他咳唾一声山河都为之震动，谁敢谁又能驾空他呢？事实表明，在毛的有生之日，没有任何人有此念头。多少同志战友跟着他出生入死、抛头颅洒热血，多少英才志士为祖国的建设吃苦耐劳、无怨无悔，谁会去干那档子阴谋篡位的事啊。如果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是追求内圣外王者的必然心态，那么，此时毛的心态显然是自我扭曲了。他忘记了自己是共产党的领袖，是经过民主选举的主席，是没有终身制的。如果说，毛泽东此刻并没有这样的心态，那又是何种原因，使他对《水浒》一书备加责难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毛泽东对历史文化的爱憎，是看对自己眼前的事业有无利弊而定。即凡是对他目前有用的就是好的，凡是对他目前没用的，甚至是不利的，他就会以各种理由弃而远之。可以说，在毛泽东的眼中，世上很多东西都没有固定的形态，一切都在流转，一切都在变化。极其自尊的个性、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人生旨趣，佐以现实功利主义的原则，使得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生活，在毛泽东的纵横开合下，取舍自如。而这，正是古代儒学中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这境界，孔孟没有达到，秦皇汉武没有达到，孙中山、康有为和曾国藩也没有达到。如此来看的话，毛泽东的确是千古一人。
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位善于吸收发挥、善于排斥扬弃的谋略大师，这话一点也不过份。两个善于，使他具有超人的创造性，也带来了他不同寻常的破坏性。他的善于吸收发挥，在治学与做人方面，是相当突出的，的确是其他学子望尘莫及的。这主要表现在他建立新中国之前的心路历程中。为了自己的宏愿，他拼命地吸收一切对自己有利的营养，并试图将吸的营养提升改造。正是由于他有这种秉赋，毛泽东在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就常常显得皎皎出众。
他17岁在东山书院求学时，读了《盛世危言》一书后，便萌发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意识。他撰写《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因立意高远，旁征博引，将爱国之情发挥得淋漓尽致，致使他的老师谭咏春见到这些作品后拍案叫绝，并朱批赞道：“视此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当时，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一般学子不过是翻翻浏览一下而已，毛泽东却如获至宝，反复背诵，细心圈点。并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到省立一中读书后，受康梁的影响，他竟可以以古代商鞅变法为例，呼吁新政的开拓，其头角峥嵘，已令人刮目相看。该文又得到他的老师、一位前清秀才的赏识，说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指出，君主立宪可以救国，毛泽东发挥说：“正式之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梁启超有“豪杰创世”之论：“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毛泽东在1915年9月致萧子升的信中发挥说：“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纲而挈其目，莫妙觅其巨夫伟人”。借题发挥，举一反三与触类旁通，无疑是毛泽东最突出的智慧谋略之一，这体现在他生命中的每一个环节。
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发挥说：“乐利者，人所共也。唯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他一眼就察出了孔子此话的内涵，即人之求学，贵在精神。这观点，几乎影响了毛泽东一生的行为，他的重精神轻物质倾向，他对党政人员的诸多道德条律，他的人定胜天气概，无不强调精神的作用。
湖湘文化的先贤王船山，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动胜于静的结果：“动固动也，静亦动也。动则使静者动，静则使动者静，皆非用力不可。”船山的这一思想，真是非常的新颖独到，是“生命在于运动”这一经典名言的古代版，得到了毛泽东高度欣赏。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发挥说：“天地唯有动而已。”年青的毛泽东，本来就足智多谋与尚变好斗，船山的运动观无疑成了毛泽东行为的理论根据。看看他一生吧，总是参与并制出各种各样的运动，并且不厌其烦，自得其乐。18岁伊始，他响应辛亥革命运动投笔从戎，到在校组织哲学研究小组，到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创办《湘江评论》、率团赴京驱逐军阀张敬尧，到策划湖南共和国，到组织共产主义湖南小组，到领导秋收起义、开辟井冈山根据地、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整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到大跃进、反右运动，最后到“文革”大运动，可以说，毛泽东一生与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可以说，毛泽东就是动的代名词，动是毛泽东的最佳诠释。如果世间真有所谓神的话，那么，运动之神首推毛泽东，他是永不言累，永不言败的东方运动之神。
杨昌济是毛泽东的启蒙恩师，从毛泽东一生的思想言行来看，影响毛泽东最大的就是杨老师。杨昌济先生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学者之一，其爱国之烈、学问之深，远非村学究所能比拟。他认为，要改造民族的命运，要实现社会的进步，当务之急就是要改造哲学与伦理学。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应当是真知灼见。杨老师说：“要改造现在之时代为进步之时代，必先改造其哲学思想。”这话可真是吻合了毛泽东文化人的天性，也给毛泽东的智慧谋略奠定了指南。好象是1917年8月吧，毛泽东深感良师之言有理，马上写信给他的师友黎锦熙，并作了一定的发挥。他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天啊，这可是个大任务，改变政权容易，改变人的社会地位容易，改变历史的方向也容易，但要改变人的思想意识，这能行吗？芸芸众生，各有各的人生观、世界观，一母生九子，连母十条心啊，怎可能从根本上变换老百姓的思想？可是，毛泽东真的做到了，他让每一个人都相信他的思想，他让每一个中国人明白，他的思想是惟一的思想，他的言论是惟一的言论，他的行为是惟一的行为。你看，毛泽东的善于吸收与发挥，是不是独步古今？
说起来，还多着啦。在吸收与发挥这一文化范畴上，毛泽东的思想诚所谓“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从毛泽东各个时期的言论来看，他的思想几乎都是前人思想的吸收与发挥。
康有为倡导社会大同之境界，毛泽东呼应并发挥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
谭嗣同的《仁学》，认为人心的力量巨大，可以改造环境。毛泽东发挥作《心之力》文章，说：“人心能力说，余之信仰。”
胡适、陈独秀开展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反对无病呻吟。毛泽东当即在《湘江评论》上撰文呼应：“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刑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
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首席代表，曾撰《青春》一文，唤醒国民生命活力。毛泽东呼应发挥说：“要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
曾国藩主张治学之道，贵在经世致用。毛泽东写信给同学萧子升发挥说：“吾人之志，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究为主。辅之政事时务。不贵文而贵质，彩必遗弃，惟取精神。易言之，每为一书，必有益处，言必载物。”
杨昌济当年不满教育现状，觉得以分数取人，只会颓废人才。毛泽东呼应发挥说：“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我决定不再入学校。”
德国哲学家帕力森所著《伦理学原理》，是毛泽东读一师的课程，其他同学一般是应付了事，毛泽东却为此书作了精心的批注，在中西文化比较、哲学本源问题探讨、个性的崇尚诸多方面，发挥了很多自己的见解与心得……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凡是对自己的事业有益的学问，毛泽东都是如饥似渴地吸收与发挥。他文章中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从实际出发”、“实践出真知”、“自我批评”、“阶级斗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敌进我退”、“穷则思变”等大量的语言词汇，无不来自历史文化和他那时代的大师典籍。值得欣赏的是毛泽东的治学谋略，不是谁都能具备的。
做学问如此，做人做事又何尝不是如此？文如其人，此言应属不虚。毛泽东年轻的那会，正是风云际会，英才辈出的时代，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毛泽东在当时，只是一介书生与无名小辈。可偏偏是这无名小辈，胸怀鸿鹄之志，想要改造中国和世界，光有学问的谋略，显然是不够的。天资过人的毛泽东，当然知道自己位卑言轻，更知道自己任重而道远。做传统式的隐士或混个一官半职，决不是毛泽东所愿，他的宏愿是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既然如此，毛泽东要通过实践、通过社会活动与文化传媒，让世人知道自己的大名，要让世人重视，在中华民族这一块古老的土地上，还有一个你们应该重视的人，那就是我毛泽东。不用说，出名的欲望，并没有什么不对，贵在名实相符。
早在毛泽东24岁时，即1917年2月，孙中山的好友，日本民主人士白浪滔天，来长沙参加黄兴的葬礼。这可是大名人哪，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兴奋，便同萧三联名写信给白浪滔天，盛赞他对中国人民的友谊，表示求见并求教。白浪滔天被这两个年轻人的热情所感动，很认真地接见了毛泽东。毛泽东虽然没有因此而出什么名，但他感受到了与名人交往的快乐。
1918年，从一师毕业后的毛泽东，开始投身革命活动。是年9月，他第一次去北京，参与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事宜。经杨昌济老师介绍，他认识了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北京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也结识了思想界的巨匠陈独秀。毛泽东不仅为陈独秀的卓然风采所吸引，更为他爱国忧民的道德文章而倾倒。陈独秀那冲决罗网、追求真理的磅礴大气，给了毛泽东前所未有的振奋。毛泽东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任何人。”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开始向往俄国十月革命。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也悄悄地有了自己的策划。第二年6月，陈独秀被捕入狱，信仰的共鸣与事业的需要，触发了毛营救陈独秀的灵感。他当即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撰文，称赞陈是思想界的明星，具有至坚而伟大的精神。士为知己者容，当毛泽东第二次拜访陈独秀时，他们就共同讨论改造湖南同盟的计划了。不久，陈独秀就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寄给毛泽东，正式拉开了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序幕。能说这不是毛泽东的公关谋略吗？
成功的喜悦，鼓舞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也让他感到要完成远大的任务，志同道合的朋友越多越好。即便不志同道合，能争取到他人的每一点支持与理解，也对事业有所补益。从那以后，毛泽东开始广交天下英才，并将自己的语言风格、谈吐气质和接人待物的良好修养，向所有认识他的人展示，毛泽东是博学的、胸怀宽阔的、心地诚善的但不失个性的学者和政治家。
最初，对毛泽东十分欣赏的人，是他的历史教员兼同乡黎锦熙先生。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他写给黎锦熙的信件就达六件之多。这些信件，不仅反映了毛泽东对师长的尊重与敬爱，也在他殷切求助的字里行间中，展示了自己的宏伟襟抱。毛泽东的谦虚上进、爱国忧民精神，让黎锦熙感到此子决非庸碌之人，当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高薪聘请黎锦熙去台湾执教时，黎断然拒绝，留在了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直到1978年逝世。
在受到毛泽东礼遇的人中，不能不提到萧子升。萧是毛泽东在东山书院读书的同窗，后又同在一师就学，对社会共同的感慨，让他们成了莫逆之交，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他写给萧的信比写给黎锦熙的还多。他们曾一道作社会调查，一起点评时局，萧子升总是有点读书人的架式，毛泽东却态度谦和，显得平易近人。后来，萧子升主张温和的革命，即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全民谋福利；毛泽东则主张马克思主义的俄国革命。两人由此分道扬镳。此后，毛泽东并未忘记老友的帮助，建国后数次托人慰问萧子升，并希望他回国工作。他的这种风度，无疑是政治家的风度。在毛泽东，只要能达到目的，显示风度是家常便饭。
遗憾的是，在毛泽东交往过的朋友之中，无论是政界要人，还是大名学者，能享受到毛泽东呵护终生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大多数曾得到毛泽东欣赏的人，最终都被他嗤之以鼻，搁到一边去了。帮助与支持过毛泽东的名流贤达，可谓数不胜数，这里列举的几人，是同关系较深、且举足轻重的人
关于郭沫若：
这是一个与中国文化史、中共党史密切相关的名字，凡读过书的人，没有谁不知道他。这个以情商与智商著称于世的“涅槃才子”，不仅是通今博古，满腹经纶的学术大师，而且是追随共产党几十年的忠实信徒。在过去的年月里，他一直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与器重，常常是毛泽东的席上嘉宾，大家在一起砌磋文史、讨论时政，畅舒怀抱，谈笑风生。在很多人眼中，郭沫若算是遇到了知己，“身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读书人能遇到毛泽东这样一位智者，应该说是一件喜事。士为知己者忙，郭沫若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殷望，他声讨蒋介石、参加南昌起义、主编《救亡日报》，并先后撰写了《棠棣之花》、《屈原》等历史话剧，为共产党的抗日事业摇旗呐喊。不仅如此，他还以史学家的眼光，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十批判书》等极有见地的文章，站到了反专制独裁的民主运动前线。想想，一个抗日，一个反独裁，这无疑是毛泽东当年最需要的支持，何况是名贯东南的大学者的支持，他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读书人的通病是天真浪漫，不明白“飞鸟尽，良弓藏”这一古老格言的内涵。建国后，当郭沫若全身心投入祖国文化建设事业后不久，从庐山秀丽风光中飘出的硝烟，就让这位软骨学者有了不祥之感。1965年11月，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被姚文元点名批判，矛头却指向了国内所有的学者、教授和文化界人士。天性敏感的郭沫若，立刻产生了一种失落感和恐惧感。他出于自我保护，赶紧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辞职，并想把自己所写的书全部烧掉，但为时已晚。“打倒郭沫若”之声不绝于耳，爱子郭世英被绑架关进牢房、活活打死。他的《十批判书》又一次被点名在全国批判……。郭沫若的神经崩溃了，心智混乱了，身体也病危了。他至死都没搞清楚，为何要与他过不去。其实原因相当简单，他写的《十批判书》不该崇拜孔子，他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不能用李自成影射他毛泽东，两书在1945年发表时，之所以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是因为孔子的仁学思想可以抵制国民党的独裁，而李自成的事迹可以警告干部。现已时过境迁，它们没用了，大才子你还不认错？
关于李达：
在中共党史上，李达可算得上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者，他与雷仲坚合译的《辨证唯物论教程》、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唯物辩证法》、他呕心沥血撰写的《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等洋洋宏篇，曾经一度是广大中共党员干部学习的重要内容。早在30年代，毛泽东就看好李达其人，不时写信向他问好，邀他做客吃饭，对他写的著作精心批阅。1937年5月，毛泽东读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一书，称赞这是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马列哲学教科书，并非常热情地夸他是“真正的人”。到50年代初，毛泽东仍然赞扬李达说，“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你在理论界和鲁迅是一样的。”
如此才华如此情，李达按理是不会有什么政治问题的，也应该享受到政府特殊尊重。然而，历史的轮回让他也劫数难逃，最终被红色贵族声讨，批斗、示众、体罚，含着满腔的悲情与疾病的巨痛，离开了这个他读不懂的人间。他的冒失之一，是1958年同毛泽东争辩。当年湖北省委创办《七一》杂志，省委领导写了《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一文。李达见后认为不妥，应该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才对，而毛泽东主张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他的冒失之二，也是1958年同毛泽东顶撞。那年湖北鄂城县委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李达知道后很生气，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限的，胆越大产越高，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表示反对，他以新疆、内蒙地大却可以卖余粮与过去的三大战役为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至关重要，并发脾气说，主观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无限大！李达感慨万分，毛泽东在建国之前写的《实践论》、《矛盾论》，写得多好啊，为什么这么快就把它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呢？李达当然不明白，因为毛泽东已功成名就了，“万岁”声已让毛泽东飘飘然了，我毛泽东三座大山都可以推倒，又有什么人间奇迹不可能在我手上诞生？当然，让李达万劫不复的是，1966年李达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不断吸取新的养料，不断发展自己。决不会停滞不前，更不会有什么顶峰。不用说，他的观点遭到了红色贵族的围攻，而早就对李达耿耿于怀的毛泽东，此时也就对他的境遇听之任之了。
关于刘少奇：
在共和国建立之前，毛泽东有很多的朋友，而与他几十年共沐风霜、出生入死的老战友，就非刘少奇莫属了。还在1922年，他们就共赴安源，领导并开展了路矿工人大罢工运动，毛泽东对他的能力和才华，看在眼里佩服在心里。在王明主持党务的时期，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被视为右倾代表，受到了同样的打击。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为了拥护毛泽东主政，刘少奇挺身出。尔后，他撰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瑰丽的华章，对共产党的发展起了突出的作用。毛泽东曾对薄一被说，中国革命有两个方面军，苏区是一个方面军，白区是一个方面军。少奇同志就是白区的代表。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评价极高。1943年，刘少奇回到延安书记处工作，到1949年为止，这段时间内，刘少奇在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9年，刘少奇被当选为共和国主席，与党中央毛主席并称两主席，毛泽东不仅把刘少奇看成最亲密的朋友，还对外国友人说，他的接班人肯定是刘少奇。
世上这样好的缘份哪儿找，兄弟兼朋友，战友加同志，可谓鱼水之交啊。遗憾的是，刘少奇这条鱼太大了，毛泽东的水量容不下，而鱼又离不开水，于是乎，天地苍苍，洪波汹涌，鱼水相争了。
平心而论，刘少奇的确是毛泽东最忠实的合作伙伴，也是能真正干实事的建国之才。当1958年，毛泽东发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号召时，刘少奇原本是赞成的，并无异，议1961年，他根据毛泽东要调查研究的指示，回到老家宁乡了解实际情况，发现老百姓的实际生活与他听到的汇报，压根儿就是两回事，很多乡亲以草根树叶为生，饿得手脸浮肿苍白，惨不忍睹。回京后，他在5月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指明：造成这种状况，中央要负主要责任。接着，他又在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批评党没做好工作，再乱指挥的话，迟早要跌下台去。出于对人民群众的关爱，也出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1962年1月，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全国部分地区的错误大于成绩。不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而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指明，这与中央某些领导骄傲自满有关。至此，刘少奇的言论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反感，他坚信自己的三面红旗的方向是正确的，谁反对谁就是修正主义。建国后的毛泽东，总是以真理的化身自居，他与人奋斗多年得来的绝对权威，是绝对不能受影响的。在他想来，你国家主席算什么？竟敢当众批评我乱指挥，就算你刘少奇讲的是事实，你也不能“功高震主”啊。鱼，当然斗不过水，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一场针对刘少奇等政治元老、针对知识精英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1966年8月1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宣读《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一文，刘少奇成了“资产阶级司令”，拉开了刘少奇悲剧命运的序幕。他日后所受到的侮辱与摧残，所受到的迫害与折磨，让这位天下少有的奇才蒙上了天下少有的奇冤。
关于…………
关于的人，太多太多，勿需赘言了。譬如大将军彭德怀、文化部长陆定一、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人大常委罗隆基、《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立三、著名学者马寅初、人民日报总编邓拓、历史学家吴晗；譬如作家萧军、王实昧、赵树理、老舍……这些人都曾虔诚地支持着毛泽东，却都在毛泽东的纵横开合之中，取而舍之了。换句话说，极度的自我尊严与功利主义原则，使毛泽东在建国前左右逢源，赢得了众多的朋友，但也就是这种尊严与原则，使自己走向了孤立之境。这不仅仅是他的悲哀，更是中华文化的悲哀，着实发人深思。
说到毛泽东的谋略，让他的子民津津乐道的，还是他求学时代的故事居多，没有谁不从心底里敬佩这位年轻学子。打开尘封的史册，毛泽东那帅气的身影、睿智的语言、憝厚的笑容和敏锐的眼神，仍然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
青年毛泽东在对人谦怀若谷、兼容并蓄的同时，在事业的谋略方面，也显得英猛精进，卓尔不凡。我首先想到的，是他在1919年7月创刊《湘江评论》，那年他26岁，也就是他离开一师后的第二年。那阵子，改良的、改革的、温和的与激进的，各种思潮纷至踏来，都想在意识形态方面占一席之地。这前后，有以吴越、汪精卫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暗杀派，其宣传刊物为《民报》和《新纪元》杂志，主张无国界、无私产、无货币、无父无君、无法无天、绝对平等、权财均衡等信仰。有以刘师复为首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其宣传刊物为《晦鸣录》，反对竞争、提倡互助，痛恨弱肉强食。有江亢虎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和他的“中国社会党”，其宣传刊物为《社会党月刊》，主张取消阶级压迫、实业救国、平均地权等。此外，还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宣传刊物为《新青年》。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台，不尽思潮滚滚来。生逢这样的时代，如果没有主见又想出人头地，如果没有过人的胆识，就只有望洋兴叹了。年青的毛泽东也有过犹豫，他在不断地徘徊与审视，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出路。他一度信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主张人的互助互利与兼爱，强调突出自我，否定国家的本体地位。同时，他反对暴力和流血，倡导道德改良与人格完善。就所有的思潮比较而言，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在彼时的确不愧为优秀思潮之一，难怪它一时间成为当时热血青年崇拜的思想明星，而毛泽东以识时务的眼光，迅速以它为宗旨，创办了影响广泛的《湘江评论》。这可是展示自己的主义信仰和个人魅力的绝佳舞台，他深知会有很多人响应，因为他洞察到了这个时代的潮流。在创刊宣言中，毛表达了他农民式的博爱情怀，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强权者之所以滥用强权，是他们的谬误与不幸，是封建遗毒腐蚀所致。如果用强权去打倒强权，自己却成了强权，适得其反。这时的毛泽东，虽然有大无畏的勇气，却有着普遍人类的善良，他只想通过自由的言论“呼声革命”，让强权者妥协，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湘江评论》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号召人们解放思想，大胆怀疑，冲破禁锢。对宗教、文艺、政治、教育以及社会经济，他呼吁都应变革和解放。他大声叫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匣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他的呼声，道出了他的人格形象，道出了当时民族的最强音，这是中华文化中最宝贵的谋略。如果40年后，他仍保持这样鲜活的思想，中华民族早就傲视群伦了，而他为人民谋幸福的境界，也就真正实现了。更不会有后来民族的灾难了。
体现毛泽东事业谋略的第二件大事，是创办实体性的文教机构，这是毛泽东扩大事业规模，不断走向成功的重要举措。他的这种谋略，得益于湖湘文化的务实传统，从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到谭嗣同、杨昌济，从他们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实用理性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也得益于杨昌济老师关于开发民智、唤起国民自觉、改造国民低劣品质的理论。再者，当时日本人道主义学者武者小路笃实的无政府主义生存模式，也启迪了毛泽东的灵感。早在1912年，毛泽东在湖南定王台图书馆自修学业的时候，西方的学术文明打开了毛泽东的视野，国际人类的智慧让他尝到了自学的甜头，暗暗就有创办自修大学的念头。1918年4月，毛泽东想在湖南岳麓山创办工读同志会，并与蔡和森等人在岳麓山下成立了“新民学会”。1919年，毛泽东又仿效武者小路笃实的模式，想在岳麓山创办一个新村，亦即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有众多家庭，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店、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与博物馆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要一边读书一边工作，要学会农林牧副渔多种实际本领。他认为自己的新村规划如能实施的话，就能改变旧的教育制度、旧的家庭制度，进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毛泽东的这一构想蓝图，既体现了他想调治社会的管理欲望，也成了他未来共和国的政治理念的初步雏型，这是后话。不用说，他的构想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实现。1920年，毛泽东在北京说，“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学术大纲，弄个清楚。”两相比较，毛泽东的这一想法比所谓新村成熟多了，也实际多了，因为这不需要更多的人力、财务和物力。当年6月，毛泽东又在上海致信黎锦熙，决定另立自修学社，半工半读。他已从空想状态中觉悟了。到当年12月，毛泽东已抛弃了改良主义思想，开始赞成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与奋斗，成了他的行动指南。也就是在当年秋冬，毛泽东与学友创办了文化书社，由于毛泽东的善于交际，得到了教育界、新闻界很多知名人士的支持。如长沙县长姜济寰、长沙商会会长左益斋、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湘雅学校负责人赵运、一师校长易培基、船山学社董事长仇鳌等，正式会员36人。经费由大家集资，也吸纳社会赞助，如杨开慧之兄杨开智倾尽了个人财力支持书社，陈独秀也以个人名义为书社向东南图书馆作了三百元营业额担保。
文化书社纯属文化传播性质，与商业谋利无关。旨在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各类中外最新书刊，从而带动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毛泽东执笔撰写了《文化书社缘起》、《组织大纲》，迈出了他“变化民质”素愿的实际步伐。
毛泽东的管理与经营才能，在书社这个舞台上得到了锻炼。在长沙城内所设的7个贩卖部，同全国有业务往来的书报社达70家之多，经营书刊164种，杂志45种，日报3种。从此，全国的新书新报源源不断进入湖湘。
文化书社的成功，增进了毛泽东的务实精神与兴趣。1920年9月，他应邀参与《湖南通俗报》的编辑工作，强调文章要短小生动，使之成为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不久，毛泽东又应省教育会之邀，担任了一师附小的教育主事，他觉得做孩子王不足以发挥自己的才华，且不足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遂灵机一动，利用附小的场地，开办了平民夜校。如同一个大学者，毛泽东用生动幽默的语言，谈今品古，匡时议政。在这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更关注的，是眼前的时局动态，总觉得自己的活动空间太小，看外面轰轰烈烈的大社会，就有一种奋飞博击的欲望。
1920年夏，张敬尧被驱逐，谭延闿入湘主政。横行湖南两年多的直、皖、奉、鲁北洋军阀与黔、桂西南军队全部退出湖南。多少年来，湖南的土地上第一次没有战乱，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湖南自治的大好机会，几乎所有湖南人都有这个想法。论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而真正意义上的自治思想，是从戊戌变法运动开始。谭嗣同在湖南学会的讲演中，就公开号召湘省官吏“激发保教爱国之热心，养成地方自治之气力”。黄遵宪在湖南创办保卫局时，也有地方自治的思想。只是，黄遵宪的自治思想，多了些民主民权的意识，使湖南成了当时全国最富朝气的省份。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古老的格言，用在青年毛泽东身上再恰当不过。毛泽东当即投身于湖南自治运动之中，但他的自治思想又不同于黄遵宪，也不再是他自己过去那种新村式的虚无理念。还在1920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进行驱张运动时，就致信黎锦熙，并附有《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一文，提出了废除军督、裁减军队、增加教育经费、保障人民各种自由权利、实行自治的主张。但把湖南自治作为一种理论形式，则是他有1920年9月所撰《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一文中提出的。他在该文中认为，湖南自治，应该打破中央及各省的干涉束缚，湖南境内的事，由湖南人自办。但这还是权宜之计。如果条件成熟，也可仿效俄国十月革命，彻底改建政体。而当务之急，是“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提出了两个改造湖南的相关条件。一是自决主义，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亦不干涉湖南事，既可抵制外来军阀，又利于制止湖南内乱。二是民治主义，为政一切以平民公意为准，不得有官气、王气和霸气。
然而，当时的湖南省政府，用“民治”为幌子笼络民心，自上而下的仍然是封建授官制，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治。一统大权的仍是军阀谭延闿、赵恒惕，官僚政客熊希龄之流，湘人治湘，有名无实。毛泽东倡导的湖南自治，虽然强调以民意民权为主，却未能在政权上当家作主，只是起了促进湖南改造的作用，治标未治本。
有鉴于此，1920年9月和10月，毛泽东连续发表了14篇文章，提出了与军政集团完全不同的“全自治”主张。所谓全自治，即不要外省人来治，不要本省少数人来治，而是乡自治、县自治、省自治。乡长民选、县长民选、省长民选，选出老百姓喜欢的人管理公务。至此，毛泽东反封建专制、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可以说是完全成熟了，而他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也日益现实化和具体化了。在毛泽东看来，全省既然一切由百姓作主，把湖南办成一个共和国岂不更好？他的革命理想与个人事业的欲望，在顺理成章地扩大升扬，而早就以研究俄罗斯为一切事情宗旨的毛泽东，觉得把湖南办成俄国式的共和国是最佳选择了。为了取得社会的共识，以求得更多民众的支持，足智多谋的毛泽东几经交涉，在长沙《大公报》开辟专栏，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文章，纵论湖南共和国的重要性及意义。
按毛的意思，既然全国的总改造在一个时期内无法实现，那就索性分裂，去谋求各省的自治，全国有27个地方，可由人民建设27个国家。湖南是个大省，维新思想最早，革命精神代有其人，完全可以起个模范带头作用，建设一个美丽的湖南共和国，带动建设许许多多的小中国。毛泽东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在这个国家里，民权和主权至高无上，市民、工人、农民、学生和商人，都可以参政议政，天赋人权，国赋民权，怎可让一小撮政客们指手划脚？毛泽东鼓励老百姓说：“你不去议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议你；你不去办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办你。”每个公民都应该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这话体现了毛泽东当时作为政治家的优秀品质，也体现了他思维中的俄国理念。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强调：“要将票箱拿到我们最大多数党的手里来，”要与执政党平分秋色，不能让它说了算。毛泽东以西方文明史为例说：“不论哪一国的政治，若没有在野党与在政党相对，力量不足与在政党或政治社会相抗，那一国的政治十有八九是办不好的。”品味毛泽东这些言论，我们就知道了，他提出建设湖南共和国实在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即便是在今天，这种民主思想也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激情终归是激情，当它升扬过快，脱离现实土壤的时候，激情带来的就只会是激进。从现代政治学的国家涵义来看，国家是一个大民族的综合性代表，是不能随意分割的，盼望国家的统一，是古今中外每个民族的共同追求，因而，毛泽东的湖南共和国，不仅缺乏理论根据，在现实社会中也是行不通的。仅就毛泽东的事业谋略而言，他的影响在扩大，知名度在飞扬，人生归宿在趋于定型。湖南共和国虽然失败了，但毛泽东完成了反封建专制、加盟共产主义的演绎过程。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双刃剑，他一生的言行、功与过、得与失，均受此支配，他的事业谋略，也因此而沉浮。如果说，创办文化书社是他事业的起步，湖南共和国的策划是他事业的台阶，那么，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则是他事业新的高度了。在毛泽东的字典里，是没有失败二字的，他的潜能，他的计谋，似乎永远没有穷尽。而善于从大局入手，从战略高度着眼去拓展事业，成了毛泽东谋略的显著特征。
1921年8月，毛泽东出席中共一大后回到湖南，这时的他，已完全是马克思的弟子，并担任湘区负责人。一直注重意识形态，以教育改变民质的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了却了他要自办大学的宿愿。这可说是一箭双雕的事，自修大学既是弄清中国学术大纲、倡导民族素质教育的新思潮学堂，又是宣传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学校。
诚如毛泽东在自修大学学刊中所说，自修大学关心的是：“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它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问题。”这样，中国古人文以载道、文章合为时而作与湖湘文化大师们经世致用的原则，同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民权理论完美结合。又如他在《自修大学入学须知》中所言：“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孔夫子当年未实现的理想，毛泽东完成了，使自修大学成了名至实归的平民大学。毛泽东将自修大学设在船山学社，也颇具其匠心。首先，船山学社的前身，是一代宗师曾国藩祠，文章道德，名传遐迩。其次，辛亥以来，船山学社又是志士仁人讲学汇聚之地，正义情操，人心所向。所以，当毛泽东为创办自修大学之事，同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董事长仇鳌征求合作意见时，大家一拍即合，皆大欢喜。自修大学虽然只办了两年多，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它也是中共革命的摇篮，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温床。而毛泽东自己，也通过自修大学的策划与运作，开始步入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行列……
毛泽东的事业与谋略日益俱进，谋深业自大，业大谋益深。他那俨然文化哲人与共产党革命家的形象，慢慢为很多人所认可。1924年，他参与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的民主斗志与雄辩口才让与会者为之折服。1925年，他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显示了他平民政治家的眼光。1926年，他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了众多农民运动的精英。1927年，他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论，利用了广大农民的仇富心理，并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此时的他，已充满事业的欲望和夺位的冲动，过去的儒家弟子风貌已不复存在。尔后，蒋介石政府的独裁腐败和日本的入侵，为毛泽东的以暴易暴行为提供了合理化的借口，而苏共斯大林的斗争学说，则为毛提供了政治理论根据。当他在遵议会议上击败群雄后，他就开始迈向了权力的巅峰。 第三节：左右之争 观念之误 —— 王者的困惑
40年代末，随着毛泽东的百万雄师过大江，那位与毛泽东周旋了多年的政坛霸主蒋委员长，面对“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现实，只得败北南下去了台湾。同时，他带走了大量的黄金与贵重的物软，也带走了一大批让毛泽东钦羡的知识精英。他留给毛泽东的，仅是残阳如血的破碎河山、弥漫在古国上空的贫穷与恐慌。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历史的轮回仍在继续。
但是，毛泽东笑了。奋斗了多少春秋岁月，由自己承天起运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九万里风斯在下，他第一次领略到了庄子哲学中恢宏之境。破碎的河山，在他的眼中，不久就会变成美丽的图画，他深信自己有这个能力。自己年青时幻想过的“新村”、“湖南共和国”，将在自己的手中付诸实施，他能不高兴吗？河山不幸诗人幸，这位农民诗家以自己的韵律，以普罗米修斯的口吻向全世界诵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不用说，首先站起来、真正站起来的人，是毛泽东自己，而不是他相依为命的农民。尽管他对农民有着某种特殊的情感，尽管他曾经为农民的悲哀而痛心疾首。遗憾的是，在建国后的日子里，他的政策似乎没让农民改变传统的命运。
按理说，最了解农民的人，非毛泽东莫属。且不说他是农民的的后代，仅就他调查农民生活、研究农民心理并利用农民起义造反的经验而言，他应该知道农民最需要的是什么。中国的农民，是最老实、最勤劳也是最不幸的群族，几千年王者文化的奴役，使他们只剩下了最本能、最朴实的需求，这就是土地，因为他们需要生存。当年，农民们之所以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之所以不怕流血牺牲，就是因为他们相信毛泽东是自己的代言人，是真正疼爱他们的真命天子。农民自己当家作主，多好的事啊。以往都是帝王权贵说了算，普天之下，莫非王士，毛委员却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还把我们当成父母和兄弟姐妹，真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然而，憨厚的农民做梦也不会想到，毛泽东并没有特别注重他们，似乎已忘记了战争年代的承诺，还口口声声说，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憨厚的近义词是无知，农民当然不了解毛泽东，也不可能知道，建国后的毛泽东在想些什么。农民大概忘记了，教育农民是毛泽东一贯的主张，早在二三十年代，毛泽东就教育农民，要擦亮眼睛，要学习文化，要反压迫反剥削，要从自己的小圈子里走出来，要投身民族解放的运动。而现在，毛泽东教育农民的内容不同了，这就是，让农民重新回到自己的方寸土地之中，并把农民牢牢地禁锢起来。你说，农民想得到吗？
当家才知柴米贵。嘲笑唐宗宋祖稍欠风骚，鄙视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的毛泽东，当自己成为一家之长的时候，他才感到，古代儒家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他必须审视现实，作出历史新的抉择，一展自己的治国之才，以遂自己的生平襟抱。虽然他觉得“圣人治天下若烹小鲜”有些夸张，但“谁说鸡毛不能上天”的自信，让他发出了禁锢农民、发展工业的旨令。
毛泽东的想法，自然不是什么空穴来风。他的思想历史渊源，他争强好胜的天性、他那要将完美进行到底的理念，在当时社会环境的作用下，促使他开始背叛农民。
首先，国际共运兄弟苏联的管理模式及其工业状况，提醒了毛泽东，中国还只是一个农业大国，没有自己的工业基础，更没有象样的工业体系。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大机器的轰鸣声，已展示了现代文明的高度进程，相比之下，中国真是一穷二白。现实是严峻的，道理是明摆着的，如果没有工业建设，就没有国家的发展和尊严，当然也就没有毛泽东自己的尊严。毛泽东想让蒋委员长知道，我毛泽东毕竟是条汉子，决不会象你那样治国无能。毛更想让美国佬明白，你们当年支持老蒋不支持我，真是有眼无珠，我倒要让你们看看，我毛泽东行也不行。其次，作为农民党的领袖，毛泽东相当了解农民的人性弱点，也深知农民力量的可怕。自己的政权尚未牢稳，那些天真无知的农民，万一又被自己的政敌利用起来造反，岂不是前功尽弃？殷鉴不远，三百多年前，那位泥脚将军李自成，仅靠一支流民骑兵队伍，几个月时间就推翻了大明王朝。精通中国历史的毛泽东，也就不得不防患于未然了。早在30年代中，边区农民就已经反感毛泽东的土地政策，敢于“犯上作乱”，绝不能让他们的“星星之火”成燎燃之势，必须尽快禁锢农民，象斯大林的集体农庄一样，把农民圈起来，终生钉在黄土地上。
毛的心态决定了他的意志，而他的意志是惟一的意志。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这一战争时期特殊的军事纪律，使得当时还不知民主法制为何物的中共高干们，几乎一致同意放弃农村，重抓工业生产。不用说，毛泽东的抉择是错误的，他的独尊意识，他的偏执性格，他的实用功利主义，一方面把善良的农民圈在黄土地上30年，造成了工农之间新的鸿沟、新的矛盾，而另一方面，农民并没有当家作主人，在更多的时候，连自己的命运都无从把握。毛泽东依靠农民夺取了政权，农民却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即便是分到了手的土地，很快就以“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的名义，被国家没收。耕者有其田这一最基本的民生权利，在政治家的宏伟规划中，变得微不足道了。同时，毛政权从地主富农手中以暴力剥夺来的大量钱财，大多用于补充财政赤字和军事开支了，农民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农民不高兴了，怀疑伴随着反感，他们同毛泽东的干部公开顶撞，表示不愿意合作。为了推行自己的意志，建国伊始，毛泽东几乎是用行政权力甚至是暴力强迫农民执行合作化改造，直到1958年合作化才宣告完成。这期间，毛泽东更多的精力与时间，却花在对文化界整顿与清理上，他知道对付农民不是难事，知识分子才是他的心病。反右、肃反和禁锢农民，造成了新的官僚体制，集权与专权的结果，也形成了假大空文化模式。农民究竟过的是什么日子，毛泽东根本无法知道，党政干部报喜不报忧的作风，使毛泽东陶醉在良好的自我感觉中。如果谁有不同的看法，你最好放在心里别吭声，否则不会有好果子吃。譬如周恩来，1958年初他对毛的经济政策略有抵触情绪，毛便拿出其得意弟子柯庆施的“乘风破良”文章，当面讥讽周恩来写不出，并流露出要让柯取代周的位置。后来，周恩来被迫在五月份的八大二次全会作检讨，才算是保住了乌纱帽。也是当年的春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散步，碰到胡乔木和他的两个儿子。毛泽东在问了孩子的名字后，竟要为两个孩子重新取名，说一个应该叫理想，一个应该叫未来。很有趣吧？这件小事虽带有幽默色彩，但流露出了毛泽东自以为是的踌躇满志。
海市蜃楼，在毛泽东的眼中越来越美。“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忽然有了飞跃的冲动，他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尽管斯大林的模式已普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反感，也尽管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的弊政，毛泽东却仍然坚持走斯大林路线，并在他的模式上作了更大的发挥。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提出了著名的“总路线”大跃进方针，根据这个方针，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各个领域各条战线，都要飞跃前进。特别是农村，要大干快上，尽快实现共产主义。一时间，共产风席卷中华大地。最典型的例子是，1958年11月，毛泽东收到山东范县《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汇报材料，当毛泽东看到其中“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的恭维诗句时，竟大为欣赏，并作批示，要在中共八大六中全会上印发。
在毛氏“乐园”人民公社里，享有主人公虚名的农民，实际上已失去了个体存在的价值。公社成了专事各种生产的集中营。生产队、大队和人民公社，这三级严控管理网络，不仅限制了农民的言行自由，也从根本上消灭了他们劳动致富的积极性。论性质，这样的管理模式，还不如旧式保甲制度，农村不仅没有发展，还在向过去倒退。
斯大林模式下农业运作的后果，完全在毛泽东的意料之外，饥饿使成千上万的农民产生了极大的逆反心理。多年无效益的劳动，多年在红旗指引下盲目拼命的苦干，终于使农民厌恶劳动，荒废田园，自发流离本土。而农民几千年勤劳务实的美德，至此已所剩无几了。
大跃进失败后，所谓“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抬头，农民以偷盗、黑市等手段，向中共政权发出了挑战。特别是农民高价出售的粮食蔬菜，直接威胁了城市社会的稳定。此时此刻，如果毛泽东改弦易撤，与民休息的话，农民的灾难也许要少得多。但过度的怀疑心理，使毛泽东认为是阶级敌人在操纵农民闹事。60年代中晚期，毛泽东在全国农村发动了两次对“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的大规模扫荡，其势不弱于当年反蒋的“大围剿”。他让“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工作队与肃反人员深入各个乡村角落，对乡镇干部逐个审查清理。该运动的对象，扩大到一般较富裕的农户和手工匠人，他们追求财富的念头与行为被勒令禁止。这部分游离本土的农民，最终被禁锢在自己的窝里，并被灌输他们似懂非懂的社会主义，同时在饥饿中煎熬。毛泽东这位农民的儿子，以自己的孟浪和粗暴，辜负和牺牲了农民。江山如此多灾，他却沉浸在“喜看稻菽千层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幻境之中。
悲剧的症结在于，毛泽东的偏执与独尊，使他不能认识自己的错误，更不能接受任何批评意见。他以往的光荣历史，让他产生了一种潜在的优越感和排他性，即不论你是何人，只要你对他所认定之事稍加异议，他就说你居心叵测。马克思、斯大林他都可以超越，你们怎能对我毛泽东指手划脚？毛泽东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还在他推行不久的时候，就已经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嘲笑，毛泽东以冷眼向洋看世界的口吻说，笑什么笑，一千多年前张鲁的“五斗米道”就已开了社会主义先河。言下之意是，难道我毛泽东还不如老祖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多数中共元老都怀着善良而友好的心态，批评了毛泽东工作上的一些失误，毛泽东却引经据典反责他们悲观、泄气与右倾。特别是，他意味深长地以曹操、刘秀等封建君主对臣下的态度为例，暗示彭德怀、周小舟、黄克诚、张闻天等人，最好不要得罪我毛泽东。而真正关心农民利益的彭德怀，在万言书中一字一泪哭诉农民的痛苦时，词藻丰富又善于整人的毛泽东，信手拈来一顶“裴多菲俱乐部”的帽子，把彭德怀从此盖入了冷宫。在毛泽东看来，你彭大将军不过是行伍出身的大老粗而已，除了有点小农经济意识外，又懂得什么治国之术？你有甚资格在我面前叽哩哇啦？在神圣不可冒犯的毛泽东面前，彭德怀自认倒霉，而其他具有双重性格的文官们，也就在学乖中三缄其口了。毛泽东从不怀疑自己政策的可行性与科学性，他排斥异己，一方面是其狭隘的农民意识作怪，也是几千年中国传统王者文化已在他的血肉之中扎根的原因。加上那阵子，国际共运的风云变化多端，斯大林的丑行被同志曝光，匈牙利、波兰等社会主义阵营异端突起，这多少让唯恐大权旁落的毛泽东胆颤心惊。疑心和恐惧，让毛泽东产生了陪伴他终生的孤独臆想思维，草木皆兵，谁都可能是定时炸弹。的确，否定对否定，无疑具有爆炸性，在彭德怀蒙冤不久，那位天下少有的奇才少奇主席，试图削弱毛泽东的地位，从而减少他的错误造成的民族灾难。当他也以农村调查的实况，指责毛泽东专权独裁时，又一声爆炸回响在中国历史上的上空。两弹相撞的结果，自然是子弹败阵，不可能胜过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原子弹。“阶级斗争”是毛泽东铲除异己的锐利武器，也是掩饰他自己错误的护身法宝。按毛氏逻辑的演绎，其结论就是，毛泽东是阶级斗争唯一的合法解释人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唯一代表，大跃进又错在何处？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还飘飘然然说，大跃进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超英，一个叫赶美。毛泽东如此孟浪，难怪他诗兴大发，吟出“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的壮句来。然而，现实无情地嘲弄了毛泽东的小农经济思想，仅1960年，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就饿死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可谓是尸骨横野，天暗云低。大救星毛泽东，这才失声痛哭，夜不能寐，而他的泪水又意味着什么呢？是他在第三世界面前羞愧难当，还是孟子哲学中恻隐之心的体现？也许两者都有吧。此时此刻，他也许想起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豪言壮语，什么“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什么“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什么“保障人民各项自由权利”，什么“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有利，”什么“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可现在饿死这么多老百姓，难道是我毛泽东真的错了吗？该如何向全世界交待啊。这位谋略大师，的确有他的苦衷，他必须在西方社会的包围下，进行艰苦的工业建设，必须象他的兄弟斯大林一样，以粗暴的形式管辖农民，为工业积累原始资本。但这，无疑是毛泽东的错位。设想，如果从1949年起，他就真正实践诺言，对农民实行彻底的解放之策，那么，整个中国当代史和中共党史将会重新改写。
在内忧外困的格局下，农民领袖不得不作出了一些相应的调改。提出，要给农民留点自留地，至少5年不变。同时，他呵斥地方政府的浮夸风、命令风、共产风和瞎指挥风，要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更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毛泽东这样的措施从字面上来看自然是对的，但后世的历史学家不难发现，这么多“风”造成的天灾人祸，正是毛泽东的庸俗经济思想所为，他却将祸轻易地嫁给了他的子民。仿佛他没有错，“天生德于余”，错不上大夫。中国封建社会的帝王们，凡遇到重大的天灾，都知道要“罪己”，向人民公开道歉，自责德薄才疏。这当然是假惺惺的做秀行为，但贵为天子能够这样，无疑是需要勇气的。作为马列主义、人民政府的领袖，咋就不反省自己的过错呢？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也是让所有的人想不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毛泽东的口头禅，也是他整人整风的漂亮武器。批评，是他的专利，而自我批评，在他还没这个习惯。这是毛泽东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是他留给后世官僚的绝症。
20年代吧，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上呼吁：无论哪一国的政治，若没有在野党与执政党相对，而在野党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执政党竞争，那一国的政治十有八九是搞不好的。1945年7月，毛泽东因夺取政权的需要，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独裁，指出为政必须要有权力制衡机制与民主舆论监督，否则就会腐败垮台。毛泽东当年说得多好啊，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没有权力监督与自由的言论监督，怎么可能搞好国家建设？你毛泽东的政权难道不应该引以为戒吗？
可怜天下子民心。毛泽东王者文化的洗脑换血工程，驯服了所有的中共干部和人民。在家天下和家文化格局里，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历史文化的价值，至此已不复存在。亿万双眼睛仰着巨大的神坛，一个个不知所措，古代的封建奴性文化，又一次以老百姓的血泪循环演绎。令人浩叹的是，毛泽东自己并无知觉，他沉浸在做神的喜悦中。他仍然相信自己是痛爱农民的，仍然相信自己的桃花源经济社会是美丽的，他仍然准备以神的威力推行自己的信仰。就像他年青时向往“大气量人”推行宇宙意志一样，他想实现他的内圣外王之道。当那位有良知的红色领袖少奇同志，在1962年中共会议上，再次代民宣言而警告他的时候，毛泽东偏执而独尊的意志与观念、极度的怀疑、恐惧、困惑、尴尬与愤怒，终于促使他以秦皇横扫六合的狂荡之势，开始夷平历史悠久的古国文明，也开始追求他早年所痛恨的一切。特权，一旦与人性的弱点、与谬误的理论相结合，人类社会的文明、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如果说，毛泽东于经济是个门外汉，这话也是不实之词。只是，毛泽东的所谓经济思想，是苏共空想社会主义与中国古代大同境界的混合物，我称之为主观经济。以主观来规划客观，本身就不符合经济规律，行路甚难；如果毛泽东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话，以他的谋略之智，辅之以专家学者和外国友人的协助，也许共和国的农民不会蒙受那么多的灾难和屈辱。但毛泽东却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巩固地位的权术之上，大搞所谓意识形态，大树个人形象。文化界的三大战役、百花运动、反右等，他几乎征服了所有的知识分子。为了控制文化人，建国伊始，毛泽东就有意识有计划地接见各路知识精英，以期了解他们的真实心态。他的视觉没有放过任何领域，政治哲学和文艺自不待言，即便是量子物量学、形式逻辑学等，他都亲自参予讨论，他总担心，会不会有政敌剑走偏锋来搞掂自己。蒙在鼓里的学者之流，还美滋滋地以为主席的关怀无微不至。
当彭德怀、刘少奇为首的农民利益代言人向毛泽东发难之后，毛泽东经营多年的精神体系，实际上就已经开始崩溃。他陷入了绝望的与孤独之中，他深感自己不是悬壶济世的经济之才。从那以后，他对经济已没有什么兴趣，当美国总统访华咨询经济问题的时候，他不无尴尬地说，他是搞政治哲学的，不懂经济。你要问就问周恩来吧。在他执政的以后的年月中，他再没有提出过自己的构想和农业体系，所谓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都是周恩来他们的建议，他朱批一下就行了。而大寨大庆的经济模式，在本质上仍属官僚经济，假大空的成份十分明显，毛泽东体系下的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注定只能以假大空的形式，来应付世界潮流。因为它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一切以权力为中心。譬如大寨，它的所谓成就，主要靠地方政府的现金或物资支助，地方官员是把它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的，并以此来讨好当今主上。大寨原本是天然条件下的处子，被人利用则失去了它的贞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群众中来的大寨英雄陈永贵，竟被毛泽东钦定为副总理，但当毛泽东同陈永贵坐在一起谈话时，老实巴交的汉子居然无话可说。他发出了悲凉的慨叹，你陈永贵要有文化就好了。没文化的人当上国务院副总理，毛泽东体系下的假大空是不是到家了？全国学大寨的结果，不仅没有解放生产力，而且带来了程度不一的破坏。首先，深受三面红旗之苦的广大农民，已经厌烦了这个运动和那个运动，大寨也好小寨也好，农民并不卖毛泽东的帐。如内蒙古地区，农民的劳作常常带有破坏性，只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眼前的利益，将肥沃的大草原弄得满目疮痍。以至在若干年后，许多绿茵茵的草场已退化成沙漠。而中南部的农民，则大搞围湖造田，那些著名的、美丽的湖泊，在他们的折腾下，几乎快从地图上消失。
农民的烦恼越来越多，农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消极怠工的、偷偷摸摸的、带头闹事的、流窜犯罪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在农民与工人阶级之间，已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对立仇恨的情绪随处可见。可是，我们的农民领袖毛泽东，竟对此束手无策，仅靠他的阶级斗争理论、雷锋同志的榜样和陈永贵、王铁人、焦裕禄他们的革命精神去约束他们。约束，在本义上是瘦身运动，不让身心欲望膨涨，颇有宋代理学教义“存天理去人欲”的况味。而瘦身文化运动的结果，是农民的骨瘦如柴，和他们剪不断理还乱的幽怨……
1975年12月26日，这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个生日。寂静的中南海，与外面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自己的书房中，毛泽东接见了一位特殊身份的、旧相识的农民妇女，毛泽东虽已年事已高，眼前万物半朦胧，但农妇的哭泣他听得清清楚楚。他忽然觉得，农妇哭泣的内容，与他在1960年听到的汇报完全相似，他震惊了，沉默 了，也迷惘了。推窗远眺，他无限感慨，自己奋斗了一生，谋略了一生，竟然如此这般！毛泽东啊毛泽东，他在心底念着自己的名字，两行老泪悄然滚下。
毛泽东一生流过多少泪？恐怕不会太多，但别人因他流的泪，少说也是一湾东海。从大跃进年月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多少人因毛泽东的错误而伤心流泪，实在无从考证。这其中流得最多的，当然还是文化人知识分子。
细细想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多灾多难。更远的且不说，那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一口气就活埋了几百个读书人，就象埋死猫死狗似的。而流氓之帝刘邦，也曾朝被俘的儒生头上撒尿，还一边呵呵大笑，活脱脱一副无赖嘴脸。当然，这还不算什么，同明清两代的君主相比，他们的行为只算是小儿科。在这个以古老文明见称的国度里，屠宰文明就象屠宰牲畜一样，几千年来的故事怵目惊心。
稗史记载，嘉庆皇帝对持不同政见者，总是耿耿于怀，却又找不到整治他们的借口和理由。几经谋划，他鼓励臣下献机献策，畅谈为政之道。见大家有所顾忌，便信誓旦旦笑眯眯的说，朕既要你们开口，就大胆说吧。如果你们说错了，我绝不会以言治罪。如果因你们失言而问罪，孤家岂不是明设陷井么？君主如此英明睿智，大家都心悦诚服，围着主子一顿子曰诗云。谁又会想到他话里包藏的祸机？结果没多久，文学士亮吉等人被嘉庆帝相继诛杀，朝廷再也没人敢多嘴了。阴谋，阳光下的罪恶，在阳光下尚且如此卑鄙，那阴暗角落里的罪恶，又该是何等丑陋？至于清代的文字狱，就更骇人听闻了，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制裁，其暴行足以让每个炎黄子孙，为自己民族的历史感到羞辱。没有言论自由，人民不能表达自己的心声，这是什么样的民族文化？而实际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溢则溃。”这句格言是前贤对周朝末年政治生活的总结，它也表明，一个政权越是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就越是象征它的末日为时不久。晚清不也是这样吗？幸亏朝廷出了几个改革志士，当权者才有所收敛，而湖湘文化的突起，与西学的东渐，这才打开言禁。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才诞生了一大批思想文化精英，才有了青年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温床。换言之，毛泽东思想及其事业，是思想言论自由的产物。翻翻毛泽东的早期文稿，他对统治者的讽刺、嘲弄甚至是咒骂，在其字里行间随处可见，特别是他同蒋介石的抗争，公然号召人民起来打倒他。如果当时存在所谓“言禁”与“党禁”能有毛泽东的今天吗？
遗憾的是，毛泽东通过言论自由换来的政权，又回过头来压制言论。早在他坐镇延安的时候，他就开始对党的信徒们逐一洗脑，哪些话讲得，哪些话讲不得，都得以他的指示为标准。所谓延安整风，就是为他顺利建国和慑服人心作准备。人言可畏，毛泽东对此深有感受，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他忘记了王船山、曾国藩、杨冒济、李大钊等大师的教诲，不让他的子民们随意开口。马列主义教科书中大量新鲜的词汇，成了他整治伙伴的帽了，而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使他们委曲求全，伏首认可。而他的权威、他的神坛，就这样在知识分子的泪水中高高耸起。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是民众的智慧的觉醒，清灭了所谓救世主；东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却是民众理性的沉沦，信仰自己的大救星。蓝色海洋文明与黄土高原文明的抽象比较，是不是耐人寻味？
曾几何时，那些为中共夺权鼓与呼的文化精英们，没有谁不欢迎新政府，没有谁不向往新生活。更多的人，都想在和平民主的社会，施展才华，报效祖国。即使身处异乡的海外游子们，如钱学森等科技人才，也都纷纷返回大陆，准备为建设新中国尽绵薄之力。可谓群贤毕至，风流云集，天下英雄都在彀中了。
五十年代之初，毛泽东还算是注重知识分子的。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这句古老格言，毛泽东当然明白。他深知坐江山不能没有知识分子，也曾强调说，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知识分子。他训斥行伍出身的部下说，谁说不要知识分子也行？这是不对的，我们大老粗没知识分子怎么行？毛泽东说这话是有针对性的，也可以说是权力制衡之术吧。进入和平期后，那些农民出身，但凭借战功升至高位的将领们，因失去了发挥自己专长与提升的可能性，因而普遍存在一种失落感和抱怨情绪，并在下意识中，对受到重用的知识分子干部怀有敌意。这当然是毛泽东不想看到的现象，如果让他们这种情绪发展下去，最后必然会怨恨到自己头上来。他利用了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从理论上压制住了武官们。1950年6月，在中共届三中全会上，他以一石两鸟的语法说，那些老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要把他们养起来。这句话实际上对文武两派的制约，武将们听了无可奈何，文官们听了也受宠若惊唯唯诺诺。为了体现明君的风度，毛泽东亲自指示手下，关注旧知识分子的生活处境。如：把章士钊等民主人士请到中南海共商国事，邀请他的同乡齐白石大画家参加政协会议，让“文化汉奸”周作人搞翻译，慰问穷困的大画家李苦禅等等。但一个“养”字，已把他高高在上的心态，表达得淋漓尽致。
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清高骄傲，又容易满足。胆汁型的遗传因素，使得他们多愁善感且不时轻薄他人，以为自己喝了几瓶墨水，就超凡脱俗，高人一等。这对于既自卑又自大的将官们来说，真的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这更是他不能容忍的。知识分子的德性，他当然清楚，不加限制的话，绝对会犯上作乱。他的学生、中共元老柯庆施，以男人评婢女的口吻说，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不肯作自我检查，总是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而那位叫高岗的，更是粗野的咒骂知识分子，说他们就象雄性的生殖器“说硬就硬起来了。”可笑的是，高岗的马屁没拍中，自己后来也被毛泽东弹压了。柯庆施对知识分子的轻蔑和敌视，在这个农民成份很大的政党内，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并潜伏着一种很危险的倾向，即党政要员们在感情上是排斥知识分子的。毛泽东虽然也是知识分子，但基本上还是偏袒帮自己打天下的兄弟们，过去的历史证明，他们对自己都很忠诚。所以，他一再教训知识分子，要放下臭架子，要服从文盲上司的领导。并警告说，知识分子是否有前途，决定于服从命令的程度。喜欢引经据典的毛泽东，曾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古训，讽刺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话外之音是，你们得老实点，没饭给你们吃，你们就没戏了。这样，他巧妙利用了文武双方的相互制约，鱼和熊掌都要得，最后把他们全部消化。
从1951年到1955年，毛泽东在文艺界开展发功了三次大规模批判，史称“三大战役“，即：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问题，一次比一次严重。这在今天看来，完全是杞人忧天的行为，可在当时，毛泽东可是煞有其事，如临大敌。这是他情商不足，还是智商不足，历史自有公论，留待后人评估。
1951年2月，孙瑜主编的《武训传》电影在北京等大城市公演，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好评。虽然毛泽东总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闷闷不乐的他，却发表文章说，《武训传》宣传封建文化，为统治者唱赞歌。其实，毛泽东是反感赞美别人，这世上只有自己为天地至尊，怎么可能还有谁比我毛泽东还好？《武训传》的歌中有这么几句词：“世风何薄，大陆日沉。谁启我遇？谁济我贫？大哉武训，至勇至仁。行乞兴学，千古一人。“这歌词不是犯了大忌吗？只有毛泽东才是千古一人啊，那乞丐啥东西？自此，全国澄清思想意识形态的批判运动，就拉开了序幕。虽然，毛泽东在是年4月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但才放出一朵，就以毒草而视之，其它花还敢竟吐芬芳吗？圣旨一下，先前由衷称赞《武训传》的人，纷纷自我批评，打着自己的嘴巴说糊涂。这里面，有当年的四条汉子之一夏衍，有主席不离口的周恩来，有毛泽东文艺代言人周扬、秘书大才子胡乔木……，文人的二重性，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佳的诠释，这也注定了他们一生的成与败、喜与忧、福与祸。
有鉴于此，毛泽东觉得不能等闲观之，你知识分子怎么老说别人好，把我毛泽东搁哪？我同陈独秀、李大钊一起闹共运的时候，你们还穿开裆裤，怎么如此不知天高地厚？毛泽东想到了他的延安传统手法，也可以说是毛氏春秋笔法，这就是屡试不爽的整风，用柯庆施的话来说，就是要多打知识分子的屁股。特别是旧知识分子，毛泽东觉得他们最有城府，也最构成对自己的威胁，如不清除，后患无穷。
事有凑巧。正在毛泽东考虑依靠新生力量制约老头子们的时候，山东大学乳臭未干的学子李希凡和蓝翎，竟不知天高地厚地向红学专家俞平伯发难。他们致书《文艺报》，批判俞的研究只从抽象的艺术出发，没有阶级观点。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当即授意写作班子，组织文章批判俞平伯。说，俞平伯的研究，是阶级斗争在文学领域里的反应，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翰林编修们何敢怠慢，1954年10月，由中国作协召集60多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举行《红楼梦》讨论会。一开始，主持人就宣布了毛泽东的意旨，原本还想显山露水的精英们，转而一致批判俞平伯，毛泽东时代的文字冤案由此拉开了序幕，而重视与利用年轻人压制老一辈，防止所谓野心家篡夺毛泽东的权位，就成了毛泽东谋略的又一显著特征。李希凡与蓝翎，也因此得到晋升，后被调到文艺报社部门负责。榜样的效用，从这以后，全国的年轻人纷纷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毛主席叫咱干啥就干啥，最终成了红色风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醉翁之意不在酒。对俞平伯的批判，还仅仅只是个线头，俞平伯红学思想的根子何在？自然是红学开山人物胡适了。胡适是个有份量的学者，仅博士头衔就有30多个，学问了得。1920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职员的时候，就聆听过胡博士的讲座。胡渊博的学识、文化大师的风范，尤其是他阐述的杜威实用主义哲学，让毛泽东深受感染。而实用主义成了他一生的行动指南。现在贵为领袖的学生，他当然明白老师的城府深度，也知道胡博士目前持何种心态，既然彼此都是实用至上，我毛泽东就用不着对你客气什么了。再说，你胡先生完全能够理解学生的行为，青出于蓝胜于蓝嘛。俞平伯出事后，胡适只觉得有点意外，没往深处想，但他劫数难逃。瞬即，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全面批判胡大师的哲学、政治思想、历史学和文艺思想，他的至尊权位和他借用的马列主义武器，打得胡大师屁滚尿流，不知秦耶汉耶，今夕何夕。
胡适的倒下，是毛泽东杀鸡给猴儿们看，这意味着所有旧知识分了的使用价值已经完结，而他们的悲剧命运也就拉开了序幕。既然没了使用价值，那就滚一边去吧，别说是你胡适之流，命长的话，你们等着瞧。紧接着，羽扇纶巾谈笑自若的毛泽东，盯住了文艺报主编冯雪峰，说他维护旧权威，阻挡新生力量。原来，李希凡他们致书文艺报时，冯雪峰本着学者的良知，未予理睬。李希凡他们的文章在另外的刊物发表后，引起了谋略大师毛泽东的重视，既然如此，冯雪峰也就难辞其咎了。尽管冯雪峰当时是党报的主编，也是鲁迅全集的主编，尽管他还是毛泽东与鲁迅的“红娘”，也被迫公开检讨，并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回娘家。冯雪峰同样成了实用主义的牺牲品，他不知道，毛泽东整他的目的，是想让党内受重用的精英们明白，各位看好了，冯雪峰在我毛泽东眼中，不过是一根葱而已，你们该怎么做，应该心中有数了。
洗脑换血工程，在毛泽东有条不紊的计划中进行。“换了人间”，不应只是政权和社会体制的变更，还应该包括所有中国子民的灵魂。毛泽东想让所有属于这个国度的人，从灵魂上皈依自己，这样，反帝反修也好，防止篡权夺位也罢，他就易于反掌了。当他看到俞平伯、胡适和冯雪峰他们的狼狈不堪，他深信自己有能力征服所有的人。当然，他最想征服的对象，是那些有思想的文化人。他很清楚这个不争的事实，历史的兴衰，政权的更替，都是思想的结果。为了巩固自己的一统江山，他绝不能让文化人有思想，就算你有思想，也不能让你开口胡说，否则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下面轮到的是胡风。胡风可是当年著名的左翼作家，是鲁迅文学派的主将之一，他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以及他的编辑与创作业绩，为共产党的抗战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影响和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优秀作家，如贺敬之、艾青、聂绀弩等等，开创了文艺界的新生时代。所谓新生，自然具有无限的生命活力，自然敢于向陈腐传统挑战。包括鲁迅在内，新生代的作家们，都是不信邪的血性中人。他们几乎都有着藐视权威，追求民主自由的强烈倾向，他们作品的人文精神、摧枯拉巧的气势，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算是极有价值、极有魅力的文化财产。然而，他们的价值，随着使用期一过，价值就贬值了，或者说什么都不值了。国外的一点风吹草动，毛泽东都浮想联翩，坐立不安，又怎能容忍胡风大军的叛逆思想？届时，他们又闹出一个什么口号或战线，岂不会要让我毛泽东走人？就这样，毛泽东精心布置了对胡风及其伙伴们的批判文章，并不辞劳苦，对所有批判文章，都逐字逐句的、一丝不苟的作了极不善意的批注，同时谕示手下奉旨行事。结果，胡风被人民的公安逮捕入狱，受其株连者达78人之多，冠其名曰“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从此香消玉殒，含冤25个春秋，乃至未活到平反之日，而抱恨终生。史家常有议论说，奇怪啊，古今人物和天地文章，在毛泽东眼中都微不足道，为何独独垂青鲁迅？其实此言差矣，如果鲁迅活到新中国，我敢说他一定是命运最悲惨的文人。利用死人来显示自己的境界，这可以说是实用主义的逻辑行为吧，对于只求目的不择形式的毛泽东来说，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从1951年至1955年，毛泽东在文艺界开展的三次大规模的整风批判，虽然让很多文化人产生了困惑，“为人民谋幸福”的毛泽东，究竟谋的是什么幸福，他却明白的无误地告诉了人民，什么叫作毛泽东。从旧社会迈进共和国的知识精英们，大多在毛的神威下噤若寒蝉，诚惶诚恐了。谁都不敢动笔写点什么，也不知该写什么，文人们固有的灵感气质，已荡然无存，就更不用说什么人格的尊严和价值取向了。毛泽东成了名副其实的大主教，家文化与家天下的封建模式，以一种新的合法形式在继续进行。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几十年的呐喊和奋斗，中国的知识分子虽已打倒孔家店为首的旧文化，却丝毫没有动摇稳如磐石的东方专制。如果仅仅归罪于毛泽东个人，显然是偏颇之词，中国历史文化的集权理论、奴才学说和人性的弱点，应该才是悲剧的症结所在。为什么古人说“文章憎命达？”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伴君如伴虎”这一名言，不忠于主子的人，即便不死于非命，也必然痛苦一生。即使你忠于主子，但你的水平绝对不能比他高，否则你同样有不测之虞。商代的比干、战国的屈原、唐代的陈子昂、宋代的岳飞以及众多的忠臣们，可以说他们都是愚忠到了家的汉子，却多因其卓越的才华而遭迫害。聪明一点的，如老庄、阮藉、苏东坡、唐伯虎和郑板桥之辈，则寄情山水，放浪形骸去了，虽然表面上潇洒，内心之痛苦却无人知晓。专制文化下的读书仕子们，不论你如何聪明盖世，你却只能深藏不露，志在千里也好，悬壶济世也罢，千万得瞒着主子，方可保官运亨通，一生平安。象那唐代的冯道，历任五朝丞相，人称不倒翁，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其秘诀不外乎两条：一是永远笑眯眯，二是吾皇英明不离口。这位政客大师的招术，启发了后世的官僚弟子，即，这世上只有一个人永远是对的，那就你的主子。除此以外，知识分子的二重性、双面人格和人性的弱点，也在客观上促成了神权文化的形成。50年代以来的文化人，绝大多数都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人，人云亦云，趋炎附势。如文艺理论家周扬，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他先是帮毛泽东整这个整那个，后来又被别人整，直到老死之际才感愧自己的平庸。再说，要为五斗米折腰而产生的依附性，也让更多的知识分子昧着良心说假话，利用手中的媒体，对毛泽东作了大量不切实际的歌颂，人为地拔高了毛泽东的形象，神化了他的魅力。以至出现了全国从中央到各省市区地区，甚至到街道居委会，都有专门歌颂毛泽东的文艺班子，形成一支庞大的颂歌队伍。这样的文化，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子民，又有什么神造不出来？
如果说，毛泽东在四十年代的三大军事战役，让他夺取了国家政权；那么，他在建国后的三大文艺战役，则为自己步入神坛铺平了道路。然而，神坛带来的，只是令人窒息的寂寞，花谢纷飞，群英凋落，作家们早已江郎才尽。即便缺少儿童作品，也都要有他的文件批示“邀请有关的同志谈一下，设法解决”才敢去写。可就是这段时候，苏共的文艺已开始有了变化，曾被斯大林禁止的很多作品，重新在各地发行，刘少奇不失时机地找周扬、刘伯羽谈话，反对文艺上的粗暴干涉，应该有言论自由，要让大家说话。一切向斯大林看齐的毛泽东，有鉴于苏共文艺的变化，也在会议上赞同，要克服文艺的僵局，办法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周恩来很快按他的授意，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的几点意见》，说建国后，没有给知识分子应有的信任和条件，并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可是，周恩来所指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科技人才，并没有涉及文艺。只有不知深浅的陆定一、周扬他们，见风就是雨，多次在会议上说，要给作家自由，要打破文艺教条。他们哪里知道，毛泽东在本质上是反感双百方针的，他对党政干部说，地委副书记以上的干部党员，十分之九是不喜欢双百方针的，人民日报也不同意双百方针，苏联也是不赞成的。他虽然在1956年5月的《论十大关系》中说，双百方针很有必要，但不能让胡适他们来争鸣。他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此时，早就想把刘少奇搞垮的毛泽东，正愁找不到下手的借口，索性让他们去鸣放吧。他的想法，苏共赫鲁晓夫都有所察觉，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毛泽东的百花齐放是个激将法，它鼓励知识分子公开表现自己，以便他将那些不纯的花丢到垃圾堆里去。美国的杜勒斯，也有同样的怀疑，1957年6月他答记者问题，毛泽东的双百方针究竟是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是诱人陷入的罗网，我们还不能马上断定。专家们的疑惑，不是没有道理的，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毛泽东的双百方针，是文艺三大战役后的清扫工程。在他看来，那些隐藏在深处的“资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代言人”、那些想夺位而代之的阴谋家，仍然需要剿灭，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在百花运动中自行暴露。
果然，1957年春天的文艺界煞是热闹，莺飞草长，柳绿桃红。如：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邓友梅的《在悬崖上》等，主题多是反官僚、针贬时弊的好作品。毛泽东甚至还鼓励说，建议人民日报开办杂文栏目，他喜欢读杂文，自己退位后可以当一名杂文作家，长期供稿。领袖爱读杂文，绝对是开明主子，人民日报主编邓拓，当即开设了杂文专栏，并亲自撰稿《废弃庸人政治》发表。在文艺理论上，比先前也有所突破，如刘绍棠的《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意见》、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巴人的《论人情》等，一时间，知识分子都比较舒畅，似有雨过天晴之感。
从1957年3月至4月初的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号召大家，文艺需要百花齐放，不管有多少花，你尽管放。现在还放得不够，我们不学斯大林，不要怕，毒草怎么能够避免？作品中的妖魔鬼怪，要让它们出来，何必着急？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让它出来不是提倡它，我是想消灭它，消灭的办法是必须让它出现……
至此，百花运动的真实面貌暴露无遗。精通兵法的毛泽东，用引蛇出洞、诱敌深入之计，准备将所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网打尽。同年4月中旬，中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作为党内机密文件印发各级党委，全国整风开始，文艺界大难临头。毛泽东不无恐惧地说，近来右派甚是猖狂，什么拥护党和政府？全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无论是民主党、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科技界、工商界都是如此。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毛泽东竟然谁的话都不相信，也许他相信却故意说不相信，以利他的全面肃清工作。话说回来，他在建国后的一系列举措与运动，的确让很多有识之士大为失望，他们迫于压力，口头说拥护的人肯定不少。就算如此，作为一国之领袖，应该反省自己的言行才是正理，怎么可以拿群众的不满来兴师问罪呢？5月16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5.16通知》，明令各级党报要“诱敌深入”，暂不反击。他故意诱引群众发表己见，然后以他的时髦术语将他们套牢。联想起他说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类的宏论，不免让人觉得滑稽可笑。
整风运动，在毛泽东的一手策划与操纵下，迅速在全国展开，美其名曰，“开门整风”，号召党外朋友帮助共产党改正错误。勿庸忌言，这是毛泽东“三大战役”谋略后的继续，他已将打击的对象，从党政文化中的精英分子，扩大到全国的知识界与管理阶层，他试图从党外群众的口中，了解他的信徒们是否真正执行了自己的政策，是否和自己同床异梦。
然而，又一次让毛泽东难堪的是，帮共产党整风的运动，实际上造成了共产党的难堪，老百姓对地方官员的侵权行为，地方政府的腐败勾当，已引起了不少群众对中共政权的意见，先前的腐败官僚刘青山和张子善虽已被镇压，但没有监督机构的体制下的腐败，仍然层出不穷，鱼肉百姓。如，上海某大学校长，因系党外人士，并没有实际的权力，而党员副校长却大权独揽。一次副校长因公外出，竟张贴告示云：本人外出期间，其职务由校长暂时代理。一时传为笑料。专权如此，什么腐败不会产生？武汉市爆发了共和国第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运动，群情激愤，介天震响，他们一致抗议某些地方官吏的劣行。而在另一些开门整风的事件中，某些有良知的中共干部，在听了群众的控诉后，羞愧得无地自容。他们含泪向控诉者鞠躬，“代表党”向他们认错。至此，北京和上海的学生，不少人已经开始走出校园，开始反感当局的做法，大规模的骚乱一触即发。
搞学生运动出身的毛泽东，对学生的闹事当然不会太在意，他错误地认为，是有人在幕后操纵孩子们。他根本没去想，他的干部因为享有特权，造成了新的腐败与矛盾，只是认为他们缺乏党性和组织纪律，因而，他为自己的全面整风找到了理论根据。随着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仇恨情绪与日俱增，坚定了他要“扫除一切害人虫”的信念，绝不能让他们危及红色政权。1957年6月，毛泽东重新修政了双百方针，新增了六条标准，即六个“有利于”。之后，知识分子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类，并以此重新评估所有的知识分子。而实际上，在他的眼中，知识分子只有一类，应该统统清除。从1957年6月到9月，中国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达27次之多，是全国文艺界最具规模的批判会，这阵子，丁玲、陈企霞和冯雪峰等人，是毛泽东要大御八块的主要对象。而那些所谓人民的作家们，一个个挥戈上阵，泡沫横飞，把丁玲他们骂得狗屎不如。善解人意的周恩来，虽然内心同情文人的命运，却附和大家的发言，说，没有以前的双百方针，就没有今天的争鸣与齐放。反右还没在文艺界很好地开展，大家要积极行动起来，整风还要细细地搞。这样以邪压正的批判会，周恩来居然说是争鸣与齐放，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中共要员对毛泽东的效忠与拥护，助长了毛泽东的狂放不羁。1957年初，毛泽东南下巡视，在上海的干部会议上，他作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演说，把知识分子贬得一钱不值，如同旧社会的长工和婢女。并强调说，教育界和文艺界的唯心论最多，它们的意识形态最差劲，都有阶级倾向问题。毛泽东说话时，那种咄咄逼人的口吻，那种对文化人的轻蔑，那种欲置知识分子于难堪而后快的心态，真是匪夷所思。9月6日，在湖北省地委书记会议上，他以军事战略的眼光说，改造知识分子不是短期的事，而是长期的艰巨任务。说知识分子不知天高地厚，一鸣放起来就向党猖狂进攻，搞得天昏地暗。究竟是谁把国家搞得天昏地暗且不说，但从毛泽东的话里已经清楚看出，他是反对群众鸣放的。到10月13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继续反对双百方针。说，百花齐放，是放，百家争鸣，是鸣。放与鸣，是指文艺和学术，不能涉及政治。右派却要涉及政治，搞什么大放大鸣。在这里，他干脆把话挑明了，只要不干涉我毛泽东的政权与指挥，你们怎么鸣放都行。如果按他的文艺理论，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要反应现实和群众的喜怒哀乐，那么，现在又不准文艺干涉政治，文艺该怎样为政治服务啊？
就是这样一种不能自圆其说的道理，就是这么一种唯我独尊的心态，灭顶之灾，开始袭临全国的知识分子。在1957年春天，文艺界凡是得到过毛泽东称赞的人，到夏天都被打为右派，令他们懊悔莫及。如刘宾雁、王蒙、刘绍棠、邓友梅、流沙河等人，瞬即跌入无底深渊。不久，全国文联协会被钦点的右派，就有87人之多，而在全国其它领域内被打成的右派，竟达30万之众，他们被当成敌人惨遭折磨。如果说，涅槃中的凤凰可以再生，那么反右炼狱中的知识分子，却万劫不复了。从那以后，不堪凌辱的知识分子，跳楼的、卧轨的、服毒的、上吊的、投水的、割脉的、撞墙的人，根本无法统计。
悲剧是双重的。知识分子失去了可以依赖的政权，而政权也失去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被骗的感觉，不仅导致了他们很多人以后的消极沉沦、虚伪和奴性，而且导致了民族信仰的危机、文化的衰退与道德的崩溃。作为弱势群族，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知识和一腔热情以外，其余一无所有。他们的先进性、创造性，在毛泽东巩固政权的意识形态运动中，逐渐灰飞烟灭，很多人成了叫他干啥就干啥、没有思想的机器人。难道这就是毛泽东早年追求变化民质的格局吗？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整风大师毛泽东征服了全国的知识分子后，他的心情是很愉快的。1957年9月，毛泽东对来访问中国的苏联大使尤金说，建国以来，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现在好了，我们打退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全国出现了新气象。“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毛泽东终于有心情来营造他的浪漫诗境了。这段时期的前后，他在书房同著名学者冒广生探讨诗词格律。携楚辞游玩杭州、上海等风景名胜，与史学家周谷城谈古论今。大量圈阅古代诗文，如离骚、汉赋、韩愈文章、桃花扇、金瓶梅等名著名篇。兴致来了时，还手抄章节，送给江青等亲信传阅。甚至，陪张治中南下视察，一路上大谈程朱理学。反右以后，毛泽东成了中国文化唯一的读者、学者和作者，因为只有他可以涉及。他在晨曦暮色之中徘徊，思索，孤独的心灵似乎在与古代圣贤对话，但谁也不知道，他的喃喃自语说的是什么。 台风的中心，常常是短暂的宁静。
全国知识分子的投降白旗，与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的确有鹤立鸡群之态。对于孤独，毛泽东倒是无所谓，因为他深知圣人之境，不是他人能够企及的，何况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中。他忧虑的是，自己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必然会带来文化的断层与苍白，如果没有文化人帮自己管理天下，为自己撑门面，岂不愧对中国文化大师和马列同行的称号？再说吧，那些个盯着自己权位的“阴谋家”，如果以此来刁难打击自己，那么自己经营多年的家业就会泡汤。尚变好斗的毛泽东，运动之神的毛泽东，借助于自己高大的体格和地位，决定“乘胜追穷寇”，务必“澄清万里埃。”他新一轮的军事谋略，在中南海的灯光下，一闪一闪。他自信，这必将是燎然中国的熊熊烈火。这时的毛泽东，真的嘲笑秦始皇，因为他只会使用暴力统一中国。而他自己，不仅用暴力平定了天下，还左右着华夏所有的灵魂。所以，他后来对外国友人说，秦始皇算什么？我比秦始皇还秦始皇。天子无戏言，良有以也。
明白了毛泽东反右后的心态，就会理解大跃进中的无产阶级文艺，当时可谓是无边落叶潇潇下，万花纷谢一时稀啊。文字冤案在中国历史上，此刻已达到了鼎盛期，谁还敢不知死活叽哩哇啦？但鉴于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愚昧的民族这一公论，嗜古如命的毛泽东，竟然倡导四不像的乡巷歌谣，用他的话说，叫作社会主义民歌谣。民歌谣谁爱唱啊，当然是年轻人，年轻人不信邪，造反是一流高手啊。他们的冲劲不仅可以推动大跃进，还可以制约老一辈啊。在毛泽东的鼓舞下，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尚被利用的文艺巨头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所谓共产主义文艺问题，毛泽东的文艺代言人周扬更是肯定当时的新事物，盛赞大跃进民歌、工厂史、革命史等文艺形式。1958年9月，中国文联主席团举行扩大会议，更进一步倡导：“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画画，人人会唱歌”，奴化了的作家们意犹未足，竟然要求“一个县出个郭沫若，出一个梅兰芳”，现在看来，是不是要笑掉大牙？当时，不知死活的文艺家秦兆阳，写了一篇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认为大跃进式的民歌，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毛泽东说，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而没有革命的浪漫主义，就没有经济的大跃进。秦作家因发表此文，最终被踢到右派行列，负罪终生，因为毛泽东十分害怕作家涉及真实的现实。也许是利令智昏吧，自以为是的毛泽东，竟在1960年5月的全国三次文代会上说，收集民歌的办法，是每人发三张纸，把你的民歌写出来。实在写不出的话就找别人写。为了求得老百姓空洞的赞美之词，毛泽东在这样有规格的大会上说这种话，其心态是否有点可怜？但为了响应领袖的号召，全国上下闻风而动，文坛泰斗和各级党委，都把收集民歌当成一件大事来进行，没有谁敢怠慢。结果是，不仅所谓代表作《我来了》、《王贵与李香香》有形式主义之嫌，就连大家一致看好的《红旗歌谣》，毛泽东也批评它水份太多，毫无诗意可言，不如自己年轻时读过的旧民歌。虽然毛泽东出于某种需要，对臧克家说过，“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但他骨子里却讨厌它们，并对朋友说过，无论什么新诗，给他二百块大洋也懒得看。而事实上，在毛泽东大力推行民歌新诗的同时，自己却陶醉在楚辞汉赋与唐诗宋词之中，品味仕大夫的人生情趣。当《红旗歌谣》等革命力作，被人当废纸视而不见的时候，毛泽东不得不承认，他的民歌运动，他的社会主义文艺宣告失败。至于为什么失败，他也许没认真细想，反正对于绝对权威的他来说，败也是胜。
这种情况，有点文学修养的周恩来，在1965年5月全国文代会上，终于忍不住指出，大跃进文艺左倾太不象话，应该坚持两条腿走路。但毛泽东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因此，一般省市宣传部门都不敢传达周的精神。没有他的意旨，谁敢自作主张啊。果然，在尔后不久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反修正主义、反人性论、反人道主义的文艺思想，成为了日后社会主义文艺的主题。不用说，这主题仍是维护毛泽东权位的主题，而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情绪，积少成多，最终导致毛泽东不想在他死后让周恩来执掌大权。1960年7月，在全国文教群英会上，应声虫周扬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仍然肯定与维护1958年来的文艺左倾思潮，为大跃进的文艺作品评功叫好。毛泽东话外有音地对周恩来说，要彻底打破少数人对文艺的垄断，却忘了，在文艺上说了算的人正是毛泽东自己。面对如此高傲的毛泽东，周恩来在1961年6月的文艺座谈会上，仗义正言说，以政治代替文化，就成为没文化了，还有什么看头？1962年2月，周恩来又在北京剧作家会议上说，文艺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是总路线工作上的错误派生的。并再三强调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当时，在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人是陆定一，为了巴结毛泽东，他不同意周恩来的观点。他将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又一次在周恩来面前保持了沉默。此时的毛泽东，非常明白自己的文化政策与经济政策已濒临失败，而周恩来、刘少奇他们却大有市场。如不尽快制服他们，就会有大权旁落之虞。毛泽东的沉默，是火山爆发的前夕，少年时就崇拜孙大圣的毛泽东，在筹划与酝酿可同金猴媲美的大闹天宫，他想成为天地至尊。他早年感受到的蓝色海洋文明，此刻已荡然无存了。
1962年8月，敢想敢做的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把阶级斗争的观念引入了文艺话题。9月份，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又首次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指使康生整理批判小说《刘志丹》一书，说它是阶级斗争在文艺界的反映，提出，“利用小说反党，也是一大发明”的著名理论。他发挥说，反革命要推翻我们的政权，总得先造舆论，因此文艺是政治的晴雨表。其实，早在1960年10月，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别墅研究苏联经济问题的同时，就在考虑如何从根本上控制中国的政治。陪他读书的秀才陈伯达之流，提醒毛泽东说，《东周列国志》一书所描写的史况可以借鉴。这是毛泽东少年时就读过的书，他重新细读，果然发现，里面讲的都是国内外斗争的故事，特别是其中有不少巅覆政敌的故事。思维敏捷的毛泽东，马上联想到了国外的一系列动态，如：苏共反对他的双百方针，嘲讽他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宣布独立，与他进行意识形态的论战，单方撕毁国防新技术协议，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等等。毛泽东认为这是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在全球的影响，如果这种影响蔓延到中国内，岂不会有第二个赫鲁晓夫取代我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反修反帝、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已然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形成。恰恰，这些观念都可以在马列教科书中找到理论根据，而对中共广大党员来说，马列主义是他们不得不服的至尊典范。为了让阶级斗争的观念深入人心，毛泽东这几年的诗作，多与反修反帝有关。譬如1961年11月和郭沫若诗，“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同时，毛泽东指示主要报刊，多刊发打鬼的文章，以至在一个时期内，很多报刊鬼话连篇。别人怕鬼，也许还说得过去，毛泽东这个“宇宙大气量人”、大哲学家、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诗人怕鬼，实在耐人寻味了。
自1962年以后，毛泽东手中的“阶级斗争”宝剑，开始划破长空，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原则下，道德楷模雷锋问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民开展、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被赶下了舞台、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遍大江南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作为重点革命对象、大寨英雄陈永贵晋身中央要员，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浪潮声势澎湃……，而这一切，竟只是为了一个原始性的目的，即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打倒所有的毛泽东的竞争对手，让有资本的人永无资本，让想修正毛泽东的人被毛泽东修成正果。事实上，这是毛泽东思想逻辑的结果，也是他天性秉赋的必然归宿。从建国之始到1965年，民众对他的怨恨、知识分子对他的反感、党政要员对他的虚伪，已经让他陷入了空前的孤独和苦恼。大权独揽造成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已经导致了中国政治的危机，在毛泽东看来，解决的途径只有一条，这就是以乱治乱，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四海潘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锻炼的毛泽东，重新穿上了草绿军装，向他的百万雄师和亿万子民诰令，开始新的长征。他是想通过险峰去寻觅无限风光？还是想学大闹天宫的金猴，把这世界彻底打烂，然后重新制作，实现他垂手而治的远古大同之梦？独尊产生的偏执，恐惧带来的臆想，毛泽东如无缰的天马，在没有任何约束的王国里，肆意狂奔，跟在他身后的是一个疲惫不堪、已完全驯服了的民族。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在毛泽东的号角声中扬帆，舵手再一次把他的民族引入了无边的苦海。血泪的呻吟，善良的颤抖与邪恶的狰狞，共同组成了那红色的涅槃，蓦然回首，历历在目。我们已无勇气重述那震惊寰宇的人类悲剧，当时代的春风拂去了废墟上的硝烟后，毛泽东抛下的串串迷团，却仍然若隐若现，飘浮在新世纪的上空。倘能破译这些迷团，也许我们能更为清楚地看到他真实而完整的人生之境，而他的尴尬与困惑，他的得失与烦恼，将让后人喟然长叹而顿然感悟。
史家一般认为，文革的悲剧系“四人帮”操纵与利用了毛泽东所至。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是与历史事实相违悖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绝非偶然，如前文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使他以圣贤为楷模，以天下为己任。这构成了他绝对的独尊与自信，当民主与自由观念同他孟浪的王者思想相冲突时，他的绝对权威，也就带来了绝对的破坏。可以说，反右是文革的前奏，而文革是反右的升华。
1964年，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社会背景相当复杂。首先是毛泽东总路线的失败，让老百姓若不堪言，怨声四起。其次是斯大林主义的破灭与中央元老的痛苦，让好大喜功的毛泽东倍感压力。为了从思想上继续控制人民，使人民安于毛泽东的指挥，他只有使用他的绝招，这就是教育，而他的教育实际上是整风的同义词。在彼时，全国的知识分子已无条件地向他投降，没有谁再敢说半个不字了，清除中共元老对他形成的压力，就成了毛泽东最后的任务。
中共元老集团是个复杂的组合体，有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农民将帅一派，有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文人领袖一派。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多少文化水平的农民将帅们，比较容易对付，随便用几个新鲜的马列词儿，就可以让他们伏首称臣。最让毛泽东头痛的，是有思想的文官们。特别是刘少奇，建国以来没少让毛泽东难堪，如不把他搞垮，自己的权位实难安稳。但是，对付刘少奇不会那么容易，毛泽东深知刘少奇在党内和人民群众心中，享有较高的威望，有些地方还胜过自己。因而，发动群众搞垮刘少奇，就成了毛泽东的最佳选择。他利用了苏共失败的现象，利用了老百姓怕吃二遍苦的心理，为刘少奇精心打制了，足以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罪帽，这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1964年的社教运动中，诚实厚道的刘少奇亲自布署并指挥了反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斗争，限于毛泽东支配政局的管理模式，斗争的结果不言而喻，反的都是贪小便宜的芝麻官。整风大师毛泽东，趁机以“保护一小撮，打倒一大片 ”之罪，开始向刘少奇发难，而刘还蒙在鼓里。刚好此时，与毛泽东有同样心态的林彪，因感激毛泽东支持他斗垮了罗瑞卿，抛出了部队文艺工作六条原则，他以“兴无灭资 ”的口号来讨好当今主子。林彪的口号，成了他与毛泽东志同道合的前奏，也成了他的荣华富贵和罪孽的序曲。毛夫人江青，为了实现日后接管中共政权的目的，也以“兴无灭资 ”为指导，开始清除尚存的30年代文艺骨干，即还在毛泽东身边的文化高干，想在文化领域里树起自己的业绩与形象。她的“京剧革命 ”由此走上舞台，在高亢嘹亮的唱腔中，尚存的文艺精英纷纷倒下，就连与毛泽东心往一处想的周扬理论家，也未能幸免于难，他也尝到了蒙冤受屈的悲愤。
毛泽东和江青利用林彪，中心思想还是用来对付中共元老。当彭德怀蒙冤普遍引起了党内高干的不满后，如果没有军队支持，势必难成气候。他曾对江青说，斯大林刚死，赫鲁晓夫就焚尸扬灰，我们身边就有赫鲁晓夫，我是准备他们把我打碎的，何况是你？与其让他们将来闹事，不如现在革命。在毛泽东的授意下，江青利用了政客姚文元，策划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毛泽东还同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多次会晤，面授机宜批判《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告诉他们说，《海瑞罢官》是右倾翻案的产物，是有人想为彭德怀翻案。如果翻了案，就等于否认了三面红旗，就会让赫鲁晓夫上台。你们相互要多多通气，不要把事情搞砸了。结果，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公开后，全国知识界都对此有意见，而激烈反对批判《海瑞罢官》的人，首推北京市长彭真，他以自己的职权，扣压了北京各报刊发姚文元的文章，这可激怒了毛泽东和江青，指责彭真搞独立王国，竟然不把我毛泽东放在眼里。他以君临天下的口吻说，我就不信，北京成了他们的天下，他想搞自己的王国，我们就较量一下嘛。毛泽东下令全国报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夸奖姚文元有鲁迅的风骨，说他是左派好苗子，要培养。还当面对姚文元说，你是文化革命的主力军，我想听你的意见。而当彭真登门向毛泽东讨说法的时候，毛泽东却说要保护我们的史学家，江青的看法只代表她自己。同时，他在家中却成了“怕妻懦夫斯基 ”，他鼓励江青说，林彪同意你对彭真的意见，你们身上有很多共同点。一心想今后接管政权的江青，心领神会地说，意识形态的斗争，如没有枪杆子作保证，是很难成功的。毛泽东很欣赏夫人的眼光，竟然和自己想到一块去了。至此，相互利用达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毛泽东利用了夫人及共同伙的权力欲望，为自己扫除异己巩固大权，培养了强大的军政集团，而江青等人则利用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各求自己的人生目的，而最终的赢家，在毛泽东看来只可能是他和夫人。所谓“四人帮 ”，实际上不只四人，在整个文革运动史上，论到最高指挥机构成员的话，应该包括毛泽东、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王洪文、王力、关锋、谢富治、戚本禹等等。而严格说来，操纵文革运动的、真正起作用的，说了算数的只是两个人，这就是毛泽东和他的夫人。
有了林彪的支持，毛泽东和江青不再有任何顾忌，一切按他俩的旨意，势如破竹地向前纵深发展。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终于罢了彭德怀的官，解了“万言书 ”之恨，将国防部长的宝座赐给了林彪。这意味着，以彭德怀为首的武官们，从此得仰毛泽东鼻息打发光阴，顺之则存，逆之则亡。与此同时，吴晗的饮恨含冤，让一大批党员史学工作者，如邓拓、廖沫沙等文化人，也从此没了市场。“兴无灭资 ”的结果，是江夫人样板戏的蓬勃发展，革命豪情荡漾中华。中共文艺的主要任务，是按毛泽东心腹柯庆施的方案办事，为建国以来十三年大唱赞歌。而毛泽东意犹未足，在他的安排下，江青和林彪又泡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该纪要中，林彪提出了以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毛泽东的指示是最高指示，为执行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上刀山，下火海也要照办的口号。这对刘少奇、彭真等文官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明白的暗示，毛泽东的话是绝对的真理，大限将至，你们就等着瞧吧。当刘少奇忙乎着帮毛泽东开展文革运动、批斗彭真、揪学生右派和牛鬼蛇神时，江青却在暗中发笑，她笑刘少奇愚不可及，不明白这场大革命是冲着他来的。1966年5月，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被群起而攻之，林彪大声吼叫，你彭真做梦都想搞政变、想杀人，你以为我不知道？面对国防部长的愤怒和众人的批判，彭真乖乖低下了自己几乎晕炫的头，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兵贵神速，林彪又指使吴法宪写信揭发刘少奇，把刘少奇推向审判席，不久派兵镇压了武汉百万雄师之乱、又提出誓死保卫江青的号召……林彪的不凡身手，不亚于他当年指挥平型关大战，毛泽东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深知，利用林彪完全可以击碎政敌的脑壳及其网络，更重要的是，林彪的出面，造成了一种假相，整中共元老的人是林彪，是人民子弟兵，而不是他毛泽东。当中共文武元老们纷纷落马后，毛泽东觉得向刘少奇发动总攻击的时候到了，在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文后，旋即与在大连候命的林彪通话，要他赶快回京。毛泽东说，你回京后，我要放炮轰炸那潭死水。林彪回话说，没问题，你放炮，我开枪。得意的笑声，在电话两端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共鸣。难怪江青表扬林彪说，有林副主席的支持，文革就有了胜利的保障。林彪也献媚说，枪杆子当然要保护你们的笔杆子。林彪当然知道，军权实际上掌握在毛泽东手中，在党指挥枪的原则下，自60年代开始，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都要向他汇报。凡军官的任免、政治思想的工作规章等，都是毛泽东说了算。为了实现自己最后掌握大权，林彪不得不吹捧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但他非常清楚自己也不过是毛泽东手中的棋子，这位让多少人闻风丧胆的大帅，生平只怕一个人，这便是毛泽东。江夫人的所作所为，让他明白自己的最高统帅之梦，必将是南柯一梦。因而在他与毛泽东、江青周旋的日子里，他总是显得貌合神离，坐立不安，他一方面借口养病，谨小慎微，不让毛泽东看出他的心态；一方面又暗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与江夫人争权争宠。林彪的言行与心态，当然逃不出毛泽东的慧眼，为了充分利用林彪的角色潜能，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会上，沉着大气的毛泽东，钦定林彪为副统帅、唯一的接班人，并写进了九大新的党章。为了感恩报德，林彪果然向毛泽东的对手们，发动了更为猛烈的围剿，随着刘少奇倒台，邓小平和周恩来等人，也列入了打击行列。而同时，林彪与江青的勾心斗角，以及他得意忘形的傲气，说自己“全国思想革命化是林副主席的首创”，促使毛泽东提前对林彪动手。毛泽东以不接受“天才”之称为由，利用张春桥、姚文元批判林彪的错误思想，并指责他擅自发布“林副主席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目中无人。乖乖这还了得，就象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一样，毛泽东寥寥数语，就让林彪一蹶不振。加上九大期间，林彪提议设置国家主席遭到毛泽东反对，林彪明白，他的末日也快到了。当林彪想采取特殊行动的迹象，被毛泽东察觉以后，外逃就成了林彪唯一的出路。可以说，林彪自始至终是毛泽东的工具和牺牲品，但历史的因果逻辑也显示了，林彪的外逃对毛泽东来说，是个致命的打击。虽然从表面上看常胜将军败在了毛泽东的手下，但他的公开反叛，却导致了一个时代的终结。难怪周恩来在知道此事后号陶大哭，他不是痛惜林彪，但他的哭声，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葬礼。林彪曾对叶群感叹，自己的对手太强大了。其实，何止林彪有如此感叹？当刘少奇被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后，毛泽东却带着慈祥的微笑，将《机械唯物论》一书递到刘少奇手中，嘱他好好看看，自己错在哪里。毛泽东的行为，使人想起高明的剑客在击败对手后，却笑眯眯地要对手欣赏自己的佩剑。在中共权力区域里，谁不畏惧伟大的导师？
康生，毛泽东与江青的红娘，这位素有“肃反专家”之称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他帮毛泽东打倒了多少正义之士，现在已无法统计。陈伯达、张春桥、戚本禹和王洪文、姚文元之流，又为毛泽东干了多少损人利己的活儿，更是一个天文数字。他们无一例外是毛泽东利用的工具，都被毛泽东相互牵制、各个击破后而宣告破灭。而文革小组和所有党内的人士都知道，这场运动中真正的强者是江青。从批判《海瑞罢官》、揪三家村，到打倒刘邓、上海夺权风暴、最终击败林彪，文革中要搞谁，都是江夫人说了算。江青的行为，几乎遭到所有人的痛恨，但所有的人都无可奈何。1967年2月，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中共元老大闹怀仁堂，公开与江青对立，谴责文革做了国民党做不到的事，说江青是当代武则天。毛泽东不仅不认错，还气愤地说，怀仁堂闹事反文革就是反我，想要否认文革绝对办不到。他们要闹就闹，无非是文革失败，我和林彪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说江青是武则天，这是抬高江青了，可惜江青没武则天那两下子。用康生的话来说，毛泽东对江青是恨铁不成钢，明里暗里都要训她几句。毛泽东在骨子里是欣赏江青的，认为她有才华、有胆略，虽然没有明说让她接班，但实际的所作所为，都表明能够接班的人只有江青。既然林彪、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没有资格执掌朝政，那么，除了江夫人又还有谁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令毛泽东难堪的是，江青有恃无恐的气焰，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与日俱增，严重影响了毛泽东的声誉和策划。当时，党内外人士一致认为，毛泽东老婆的权力高于一切，而毛泽东不想落个纵容老婆垂帘听政的名声，所以在不少的公众场合，对江青多有训斥。同时，当有人不满意毛泽东的做法并指责江青时，毛泽东往往为自己开脱，说江青不代表毛泽东。只有当他们夫妻相处的时候，毛泽东则同夫人大谈历史典故，用古人的谋略启发江青，希望她走成功之路。即便如此，江青仍然我行我素，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特别是九大召开后，她甚至公开说，有人骂我是武则天，谢谢高抬。不过我要让他们知道，武则天并不是我的目标，我要超过武则天一百倍。她说这话的口气，与毛泽东说自己比秦始皇还秦始皇是一个样，特权的恶性膨涨一致于此，可见有毛泽东暗中为伊撑腰。为了防止她的同党张春桥、陈伯达和姚文元他们争夺权势，江青同样以毛泽东的招脾来压制他们，张春桥恨她恨得咬牙切齿且不说，陈伯达好几次快要被江青逼得自杀，小辈姚文元他们就只好徒唤奈何了。当刘少奇、邓小平老一辈和林彪被毛泽东摆平后，江青便利用陈伯达操纵了5.16组织，试图打倒周恩来，铲除最后的对手。虽然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压力下，与刘邓路线划清了界线，虽然他在毛泽东和江青面前唯唯喏喏，虽然内忧外困的中共政权，需要周恩来这样全面的人维持局面；但在毛泽东的眼中，周恩来只是“八级泥瓦匠”，是个和事佬，是对自己有意见却善于掩饰的高深君子。毛泽东当然不想让周恩来接管政权，没打倒他只是出于让他调和矛盾的考虑。当江青对此有意见时，毛泽东教训她说，你能学到周恩来的一半就好了，你再不改，再到处得罪人的话，我也会对你动手术，别怪我唱“霸王别姬”的戏。他又意味深长地启发江青说，中央的事，让总理多考虑，你的手伸得太长不好，你懂吗？你这么不团结人，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从毛泽东这些话语中，不难让人感到，毛对夫人的怜爱与痛惜之情。他已经下意识觉到，江青终究难成大器，如果让权给她，她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不得善终。如果遗位给尚存的中共元老，则自己的所作所为，将遭到他们的清算与否定。毛泽东在临终前，仍然坚持反对邓小平接替周恩来，仍在全国开展针对周和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末！”毛泽东的偏执与独断，终于引爆了1976年4月的天安门反抗运动，民众达50万之多。虽然他下令平息了众怒，但他的替罪羊四人帮被时代的潮流冲倒，而他的神威至此也黯然失色。在无奈中，毛泽东选择了华国锋这个愚忠的汉子，按他的心态，他也许认为，华国锋出于感恩报德之情，且没什么文化与城府，其结果必然听江青的调度。这样做是否就很妥当，他已顾不得很多了，就在他左右为难中，他撒手人寰。带着他对江青难以割舍的牵挂，带着他对红色江山和至尊权位的深深眷恋，去了一个不再有阶级斗争和修正主义的世界。
毛泽东这位谋略大师，以一生的心血，完成了创造与破坏的惊人壮举。他的确给中国人民带来过短暂的喜悦和希望，可惜他终究没有超越传统文化的制约，也没有超越人性弱点的局限，而以他新的王者文化，否定了自己早年的追求，辜负了支持他的同志和人民。他导演了一幕幕空谈误国的历史闹剧，让不懂政治的人沉迷于政治，却让懂政治的人没有政治生命。让没有文化的人大谈文化，而使有文化的人变哑装聋。同时，他培养了一种凌架法制，漠视民主与人性的权力文化与官本位文化，如果不认识这种文化的危害性，社会就不再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就会成为谎言与伪善、贪婪与腐败的温床。而所谓民主，也就会成为少数人口中的泡沫词藻与橱窗内的摆设，假而大，大而空。与之俱来的,只是狂热而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讲任何道理的暴力精神，唯利是图的国民心态和唯马首是瞻的奴性文化。犹为可怕的是，经过了多年的洗脑，很多中国人已找不回自己的灵魂，每个人都有原罪感，都认为自己生来有罪，为了生存总是接受批判并批判他人，人人都为政治口号所左右，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也就会因此而萎靡不振。
可以说，这位打倒过无数精英的拳击大师，最终打败的却是他自己 好,兼听则明.换一个角度看伟人.
人人生而平等
古往今来,第一残暴恶毒之人.害了中国千千万万人的性命. 上述可知，近代湖湘文化成了毛泽东思想诞生的摇篮，行行色色的大师们，都曾感染与启迪过他的心灵。近代湖湘文化虽然较传统文化多了些思辨性批判，虽然较前儒更接近人性和民生，但毕竟是封建文化的后裔，在本质上仍属于王者文化，准确地说，是有民主色彩的、进步的王者文化。这样一种文化，同涌入中国的西方文化相比，显然是陈旧的，也是残缺的。对于眼光敏锐、尚变求真的毛泽东来说，他不会用儒家的经世之术去改造中国，他欣赏并采纳吸收的是王者文化中的人生境界。简而言之，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湖湘文化，影响了毛泽东的主要是人生境界。至于政治社会学方面，毛泽东的视野在西方，随着后来共产马列的研究在中国不断兴起，毛泽东觉得马克思主义正是自己打开局面的最佳武器。鱼和熊掌只能选一，毛泽东这个对传统文化深深眷恋的东方之子，终于怀着复杂的感情，对传统文化亮起了刺刀。如前所述，毛泽东年轻时的人生境界，基本上是中国传统文化塑造而成。他的自强不息与尚变好斗，他的忧国忧民意识与乐观精神，他的经世致用原则与诗人浪漫气质，他的外柔内刚风格与足智多谋，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毛泽东追求的，是宇宙人生、身心物我一体化的境界，是吞吐风云、驾御凡圣的“大气量人”境界。由于传统儒学中贵我与自我实现的精神，与西方哲学中个性的解放不谋而合，这使得毛泽东从儿时开始，直到生命的迟暮之年，一直是以自我为中心。毛泽东个性的空前解放，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这使他产生了摧枯拉朽、征服一切的力量，其事业的成功便是佐证。贵我，在本质上是独立不羁的，也是无限排外的；因而，在毛泽东眼中没有任何权威，即便你是所谓权威，也是有问题的、不值得崇拜的权威，甚至，你根本就不是什么权威，而是谬误的化身。毛泽东这样藐视一切的个性，导致了他对历史和文化、对所有人的排斥，凡是他崇拜的人物，乃至同他打江山的人，到后来无不被他批判或遣责。在毛泽东征服和打倒一切权威的同时，却产生了另一种权威，那就是他的权威，而且是绝对权威。毛泽东用否定之否定，实现了传统儒学中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由于绝对权威和最高境界没有任何制约，因此它具有绝对的建设性和绝对的破坏性。建设与破坏，不仅作用于外部世界，而且影响绝对权威本身，甚至走向它的反面。这是理性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必然。如果说，共和国的缔造，体现了绝对的建设性，那么，建国后错误的治理，便是绝对的破坏性所致了。
精辟地分析 真是好文，待我慢慢看，上次看了一半，没想到reader兄又推出两篇。。。。好文章就是欲罢不能呀。。。。 nice thankyou 很长，值得看 好文我要收藏！ 很好，了解一下伟人也不错的 我发现很多中国人骨子上摆脱不了君王思想。。
中国没有真正的未来！！
至少我想不到。。
有谁想到了的话，请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从另一个角度看毛泽东
修齐治平
也许第一个环节就出了问题
之前还有诚意、正心
其功夫也显然没有完全到位 看清毛泽东，后人少走弯路
毛泽东的前半生是正面教材
毛泽东的后半生是反面教材
毛泽东在辩证法中走火入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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