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世纪欺骗
近读《温故戊戌年》，不是1997年张建伟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那个版本，而是他在看到台湾戊戌变法史专家黄彰健的《戊戌变法史研究》之后写就的、列居作家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张建伟历史报告·晚清篇》之首的那个版本。同一书名下两个不同版本的写法，我不知道在中国著作史上有没有第二
夜读新版，心惊肉跳，决不亚于史蒂芬·金的小说所制造出的恐怖。手边没有旧版，无法对证新版与旧版之间究竟有多大差别，也就是说看不出张建伟先生在多大程度上否定了他已经获得鲁迅文学奖的那个“戊戌年”，也不知道这种标识为“历史报告”的著作该不该当作正史来读，如果新版的“戊戌年”成立的话，那么不仅戊戌变法史要重写，而且中国近现代史的上的许多历史事件都要重写，许多在这个领域里耕耘了多年的历史学家都要重新修正自己的历史观念，数以亿计的青年学生要更改自己的历史知识，并会为从小就崇拜被奉为“近代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之一”的康有为和熟背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而蒙羞，进而凡是接受了现行中国近代史教育的中国人都会蒙羞，因为新版中的康有为绝不是戊戌变法的旗手和领袖，而是一个权欲熏心、卑鄙无耻的小人，他用无数谎言制造了虚假的历史，欺骗了全世界，欺骗了全中国，而且欺骗了整整一个世纪，他还要部分地承担中国自戊戌变法以来丢失许多良好发展机会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新版《温故戊戌年》叫做“康有为别传”或者“康有为盗国记”更合适。
让我们择其主要事件来看一看新版中的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都干了些什么。
第一件：涉嫌“剽窃”张之洞门生廖平两篇文章《知圣篇》和《辟刘篇》，也就是说当年极大地震动中国朝野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是抄袭之作，原因是在北京碰壁的康有为急于马上在学术界奠定自己的地位；
第二件：公车未上书，只是在松筠庵门前召集了各省举人，准备上书，但终究没上，原因是康有为从一个内线太监那里得知他可能考上了进士，如果他带头上书，眼看就要到手的进士“学位”就会被取缔，他追求了多年的功名将前功尽弃；
第三件：为了取悦于光绪帝，也为了用手中仅有的权力泄私愤、报私仇，康有为制造“莫须有”的罪名，硬把许应?当作反改革的典型查办，许被罢官；
第四件：假传圣意，说光绪帝允许他直接晋见，还说他上呈的折子可以不通过都察院传递，直接递给光绪帝，其实变法后他所有的折子都是通过都察院递交的；
第五件：制造“伪诏”诱劝袁世凯发兵包围颐和园。光绪帝给杨锐的诏书中只说要缓和与慈禧太后的矛盾，康有为却要“围园杀后”救皇帝，因而制造伪诏；
第六件：错信袁世凯，康党中人都说袁世凯不可信，但康有为固执己见，强逼毕永年充当“敢死队长”，强逼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结果袁世凯告密，但戊戌政变不是因为袁世凯告密发生的，荣禄是在戊戌政变后才被调进北京的；
第七件：戊戌政变的直接原因是伊藤博文的来访，此前康有为向光绪帝大力推荐伊藤博文，并倡议与日本、英国等国“合邦”，其实就是卖国，也就是说康有为为了实现自己的权欲，不惜卖国，充当汉奸。他与李提摩太交往多年，而李提摩太全是利用他，已经制订好了完备的分割中国的计划，只等他上套；
第八件：为了掩盖“围园杀后”的计谋，逃到日本后软禁王照，并与梁启超一同篡改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原作是这样的：“望门投趾思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康有为认为原诗暴露了他们的计谋，非改不行，由梁启超操笔，改成了后来流传开来的这四句：“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至于为什么这么改，新版中叙述未详尽。
第九件：曾写信给日本“大同学校”的康党，叫他们“不得招待孙逸仙”，因为怕孙中山革命党的“恶名”影响他成为真正的帝师，流亡到日本后孙中山曾经求见，康有为又以带血诏的钦差大臣自居，说孙中山是“著名的钦犯”，不便见面；
第十件：以假诏作虎皮在日本和加拿大骗取钱财，后辅佐张勋复辟。
与这些大事相呼应的，新版中还叙述了一些可笑的细节，也直指康有为的人格。搬弄迷信，自比孔子；为了上书清帝，用尽伎俩，向多人骗取钱财，包括自家亲人和北京望族，以给他的银子数量多寡分封“贤人”、“大贤人”等称号；在上海嫖娼多次，不付钱，被妓女追着索要；等等。
也许由于偏见，本人自从接触戊戌变法的历史以来就不喜欢康有为这个人，对政变的结果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康有为，但读罢新版，还是殊为震惊。不单单是因为新版揭示了康有为之坏，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欺骗中国长达一个世纪。戊戌变法的历史固然复杂，但它总是历史，总有史实可以考证，而中国绝不少态度严谨、不从俗流的历史学家，可是康有为还是把包括许多学龄儿童在内的中国人都欺骗了，这是为什么?我不由在想，张建伟的新版康有为是不是完全合乎史实，当今史学界能否接受他笔下的康有为?因为新版中并不是没有疑窦：康有为究竟为什么要隐瞒“围园杀后”的计谋就是其中之一。我甚至不愿意康有为这样坏，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对每一个中国人都太残酷，尤其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太无情……其实说来说去，还是张建伟太无情，太勇敢，把这样一个命题重新提到中国人面前，就看我们怎样对待它了。
(转贴本文仅供学术交流参考并不代表reader同意或者反对作者的观点） 张建伟简介
张建伟，男，《走向共和》编剧，有“中国第一记”之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青报资深记者，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同时也是国内知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国家“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
著有《张建伟历史报告·晚清篇》(《温故戊戌年》、《最后的神话》、《流放紫禁城》、《世纪晚钟》、《老中国之死》)、《第五代》、《命运备忘录》、《深呼吸》、《白货》、《黑洞》、《危情》、《狱火》等作品。 中国近代史上最受争议的人物之一：康有为
吾生信天命，自得大无畏。
——康有为诗句
先生脑筋最敏，读一书，过目成诵，一事片言而决，凡事物之达于前者，立剖析之。
——梁启超
康有为，“领袖欲至高”之人。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
——康广仁
康有为“薄游香港”，亲眼看到英国侵略者所建立的殖民地秩序，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比起封建制度要好得多。从此，他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
假使我们是家务到戊戌那个时代的人，眼看见我国的国家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又要割地赔款，我们还不激昂慷慨想要救国吗？又假使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新知识新技术都没有，所能作的仅八股文章，所读过的书，仅中国的经史，我们救国方案还不是离不开我们的经典，免不了作些空泛而动听的文章？假使正在这个时候，我们中间出了一个人提出一个伟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训，又适宜时局，其文章是我们所佩服的，其论调正合乎我们的胃口，那我们还不拥护他吗？康有为就是这时代中的这样的人。
在戊戌年间，虽然国难那样严重，反对的人居大多数。为什么呢？一句话，打破了他们的饭碗。人人都知道废八股，提倡实学，但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全国的读人人都觉得前功尽弃。他们费了多少的心血，想从之乎者也里面，升官发财。一旦废八股，他们绝望了。难怪他们要骂康有为洋奴汉奸。至于被裁的官员更不要说，无不切齿痛恨。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与一些人的指摘相反，康有为及其追随者也在积极组织武装斗争。通过谭嗣同、毕永年，他们与三合会结合，冀图运用这一民间秘密组织的武力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利用民间秘密组织在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问题在于是不是以思想教育为基础，把这些民间会社作为组织下层民众的手段。如果缺少切实的思想教育，这些举动就不过是政治权谋。就现有史料看，康有为不过是打算利用他们作为拘禁慈禧的工具。
康氏鼓吹要绝对服从孔子。他说：“无教者，谓之禽兽；无道者，谓之野人。道、教何从？从圣人。圣人何从？从孔子。”
作为维新领袖的康有为与装扮成孔教教主的康有为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前者是宣扬先进思想的启蒙者。后者却把人们引向蒙昧。
按照传统，他的位置是国师或“大傅”，是教育皇上和出谋画策的，于是，频频上书就成了他推进维新的主要手段。康有为的维新事业被落入传统思想文化窠臼的另一个康有为亲手葬送了。
——袁伟时《慈禧、康有为的两面性及其启示》
他很早就自以有才。12岁时看龙舟竞赛，即席写出一首40句长诗，马上得到“神童”的赞誉。
他承受表面的称赞，遂自以为较其他同学高一等，“大有霸视之气”。
一些与康氏接触过的同时代人抱怨道，他待人迹近傲慢和专横。戊戌年在日本与人会晤时，直隶人王照说：“请你先生评评理，我们住在这里，言语举动不能自由，甚至来往的信，也要他们检查过，这种情形实在受不惯。”话还未了，康有为就忿忿的对梁铁君说：“你给我领他到外边去，不要在这里罗嗦罢！”
康氏更进一步认为，随着大同的到来，性欲也可自由：“人之生而有生殖之器，则不能无胶合色欲之事也，天也；以天之故则必不能绝，必不能绝则必有奸淫之事……故大同之世，交合之事，人人个适其欲而给其求……固又有好男色者，虽索格拉底已有之矣……。”
——[美]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不错，用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人格标准考量康有为，他并非白璧无玷。据考证，康有为所谓的西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即属子虚乌有，在这个问题上，康有为的确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康有为早期代表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窃取四川经学大师廖平的成说，却始终不肯承认，这些也都是悖于士行的。
如果我们撇开“太上立德”的传统观念，而采取西方“哲学王”的评判标准，则康有为是完全够格作为一名“圣人”的。他是戊戌变法以后最深刻、最清醒的一位中国人，他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之深刻全面，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几个人能超越。
今天重读康有为的文章，对照二十世纪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不能不惊叹于他对历史的深刻洞见。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在一切细节上都没有逸出康有为的预测。康有为未必知道经典自由主义的一个有名的观念：“通过暴力建立起来的政权必然要继之以暴力的统治。”但他却完全依靠经验推论出这一点。
——徐晋如《康圣人碰见章疯子--历史老人最恶毒的玩笑》
康有为接到光绪皇帝召见他的圣谕后，来到了徐致靖的府上。徐是翰林院侍读学士，是戊戌变法的始作俑之一。变法前，他向皇帝上了《保荐人才折》，头一个保的就是康有为。因此，康有为引徐为知己，每天至少要到徐府去三次。徐喜唱昆曲，据他的回忆，康有为最喜欢他唱《单刀赴会》：“大江东去浪千叠……”关云长持青龙偃月刀，单船只身闯江东的英雄气慨，使康有为认为那就是他自己的形象吧!
荣禄说：“我当然知道一定要变法，但我国的法已经实行了一百年啦，能一下子就变了吗?”?康有为忿然说：“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变啦!”
康有为说：“这些年来，不是没有变法，但是，少变而不全变，变了一个而不变第二个，连累那个已经变了的也无功啦。这就好比一间宫殿，材料都坏了，肯定会倾覆，如果只是小小的弥缝补漏，风一刮来，终要倾压下来。必须拆了它，建筑一个新的，这样才可以住人。然而，要建新房子，则这间房子要占多大地方，有多高，砖石木料需要多少，窗户要多大，门槛要多宽，还有石灰呀，钉子呀，一竹一屑等琐细的东西，都得全局统算出来，然后拿这些材料施工，这间宫殿才能建成啊!哪怕有一个小缺憾，这间房子也建不成，当然也就不能防御风雨啦。”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他们手里只有一支笔，但老是觉得可以“一支笔横扫千军”。他们只有一颗心，却老是拍着胸膛，说“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他们老是觉得自己是最有力量的。“炕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样的血与火的历史一次次重演，从来也没把他们教育得聪明一些。
——张建伟《一个皇帝和一个知识分子的对话》 至于康有为是否欺世盗名，是历史学家学要考证的事情，但是我认为适值当时那等大变革时期，康有为能选择保皇一党，选择变法革新，仍不失为一个英雄。坊间传闻康有为晚年患肾病，乃动手术换一猪腰子（一说是猩猩腰子），期间甚有调侃、嘲讽之意，我等今人又做何解呢。康有为并非无才之人，从其著述对社会发展之洞见亦可见一斑，因此，其不可能没有认识到其保皇变法之举的危险性，而其选择实是冒险而应社会发展之必然而动，实乃敢想敢为之人，仅此一点，我便佩服。
关于张建伟文中所提康有为为了掩盖“围园杀后”的计谋，与梁启超一同篡改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之事，现在本就有争议，并未定论。1994年孔祥吉发现当年，也就是戊戌年的刑部主事唐烜的日记《留庵日钞》中有记录谭嗣同的狱中诗，日记中记道：“二十五日，晴，入署。……在署闻同司朱君云：谭逆嗣同被逮后，诗云：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树根。吾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里记录的谭嗣诗狱中诗，除了少数几个错字外，与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引用的诗基本是一致的。但我想，即使真是被篡改了，那我想这罪责也应当由政治这一特殊事物来承担，而不能过于归咎康有为及梁任公。总之，这里我想说的也不过是一句话——不要苛责古人。 大家都说说看法嘛。 没有关注过康有为，发言权得慎用 朋友，你有点幼稚，你学的历史是谁写的，为甚马？伟大的毛主席说，历史是大姑娘，是那些有钱人在打扮她。 可以看看茅海建的《戊戌变法史事考》 谁能传些有关戊戌变法的书上来? 张建伟历史报告·晚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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