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大案疑案研究之十：鸟尽弓藏 兔死狗烹——孙可望死因之谜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孙可望死因之谜
按：参编过一本《明清大案疑案录》，写了几十篇，发出来向大家请教，请勿转帖
孙可望，原名可旺，字朝宗，陕西延长人，从小习文弄武，长大后以经商为生。他身材段小，貌不惊人，但是剽悍异常，胆略过人。后参加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并与李定国等一起被收为养子。他领兵作战，进攻则机智勇猛，防守则坚韧顽强，号称“一堵墙”。他还救过张献忠的命，在义军中威望很高。张献忠牺牲后，他逐渐成为大西军的头号人物，通管大西军的所有事务。与南明永历朝廷联合后，他被封为秦王，掌握南明实权。
永历十一年(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八月，驻扎在贵阳的孙可望亲自率十万大军向驻于云南的大西军二号人物李定国部发动进攻。当时李部仅三万人，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李定国采取诱敌深入之法，使孙可望一路未遇任何抵抗，兵不血刃就攻到了云南曲靖附近的交水河畔。这时，李部已经在河对岸摆好阵势，以逸待劳。双方军队尚未接触，孙可望突然发现自己的前军大乱，纷纷后退。经询问，他方知前锋将领白文选不愿内战，已弃军投奔李定国。孙可望大怒，亲自率领精锐充当前锋，从正面强行渡河，渡到一半时，李定国军发动突袭，因是背水决战，孙部不得不拼死向前冲上对岸，双方展开混战。白文选见状，亲自跃马率所部5000铁骑冲向敌军。孙部左军主将马唯兴率部阵前倒戈，与白文选联兵直抄孙可望阵后，连破数营，许多士兵脱掉号衣，跪地高喊：“欢迎晋王!”“归顺晋王!”孙可望见军心已变，不敢恋战，拔马便逃，最后十万大军仅剩50余骑随其逃走。
李定国也是大西军领袖张献忠的养子，与孙可望以兄弟相称。张献忠牺牲后，他们曾同舟共济，使大西军渡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为何此时兄弟反目，大动干戈，做出令亲者痛、仇者快之事呢？其实孙、李二人的矛盾由来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交水之战只不过是双方矛盾和积怨的总爆发。
孙可望与李定国在联明抗清问题上的分歧是其内讧的主要原因。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军余部退守云贵，这时清朝已经建立，民族矛盾迅速上升，这要求大西军必须适应形势变化，广泛联合抗清力量，反对清朝统治。
永历元年(1647)二月，大西军余部领导人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在贵阳附近的定番开会，讨论今后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孙可望在会上主张把部队开往广西，继续与明军周旋，一旦失利，就转入南海。李定国坚决反对，他主张西进云南，建立根据地，联明抗清。他慷慨激昂地说：“当前清军大举进攻，闯王血溅九宫山，老万岁中箭身亡，我们与清军有不共戴天之仇。大敌当前，如果再与明军厮杀，只会使清军渔翁得利。当务之急在于联明抗清，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李定国的建议得到了多数与会将领的赞成。但孙可望对联明抗清，恢复中原已失去信心，只想保住所得土地，称藩于滇、黔、楚、蜀，故对李定国的建议无动于衷。李定国大怒，当即表示孙可望亡命南海是死路一条，那还不如当场死去，旋即拔出宝剑，准备自刎。众将一见，忙夺下宝剑，一起跪地高呼拥护李定国的建议。孙可望见人心归李，虽心中怏怏不乐，也只好顺水推舟，勉强同意进兵云南，联明抗清，但对李定国产生了疑虑。
联明抗清的方针虽然确定，但直到永历三年(1649)，孙可望才派人赴广西与永历朝廷谈判。原来，孙可望不愿联明，此时在幕僚的建议下，欲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法，来压服李定国、刘文秀等人。这与李定国联明以恢复中原的目的仍有根本区别。
孙可望对李定国实力增强的猜忌和对李定国战功的嫉妒是孙、李内讧的重要原因。李定国能团结士卒，部下乐于效命，最初实力要超过孙可望。李定国为人强悍，与孙可望有不同意见，总是极力争辩，为此，孙可望寻机将他拷打了一次。永历二年(1648)，众人约定四月初一在演武场会操。李定国早到，便让旗鼓官按惯例向他鸣炮致敬，同时将“帅”字大旗升起。孙可望姗姗来迟，只听见金鼓齐鸣，又见帅旗高高飘扬，不禁火冒三丈。他明知此乃李定国主使，便借题发挥说：“据军中定制，主帅入营，方能升帅旗。既然以我为主帅，应等我到方能鸣炮升旗。违者军法从事。”李定国未料到事情会弄到这个地步，便挺身而出：“大哥息怒，炮是我让他放的，旗是我让他升的，要罚就罚我吧!”孙可望并不示弱，大声叫道：“平西将军擅自鸣炮升旗，目无主帅，这让我日后如何统帅大军？必须处以军法。”刘文秀等人纷纷劝阻，众人越劝，孙可望越是不依不饶：“既以我为主帅，就要打平西将军一百军棍，以示惩戒!”李定国怒目圆睁：“你敢打我？”孙可望气得就要拂袖而去，被刘文秀劝住，接着又劝李定国暂时受点委屈，免得全军不和，各人散了，误了抗清大业。李定国听后顿时软了下来，被刘文秀等按倒在地，用棍痛打起来。打到五十下，众人看看李定国支撑不住，再次为他求情，孙可望才同意免去五十军棍。众人扶起痛得龇牙咧嘴的李定国。孙可望一见真打痛了，便又抱着李定国痛哭起来：“我为维护军纪，责辱兄弟，愿从此兄弟之间不要再有猜疑了!”虽然表面上和解了，但二人嫌恨却越来越大。
永历六年(1652)，李定国在桂林迫使清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焚，一时声威大震，捷报传到贵阳后，孙可望大为不快，表面上奏请封李定国为西宁王，背地里却令李定国副手冯双礼对其暗中监视，另派一支人马尾随其后，妄图借机除掉李定国。次年，李定国率部在衡州杀死清军悍将敬谨亲王尼堪。李定国出师以来，两蹶名王，接连收复了几十个州县，天下震动。孙可望见李定国战功赫赫，非常嫉妒。
永历七年(1653)二月，他率军到沅州，立即派人召李定国到沅州议事，准备借机杀害李定国。李定国留在贵州的部下探听到孙可望要下毒手的消息后，立即派人飞报李定国。李定国接到命令后，正整理行装，准备出发时，突然接到密报，令他左右为难；如果不去，孙可望极有可能以违抗军令之名兴师问罪；如果去了，必有一番斗争。他犹豫再三，还是停了下来，没想到孙可望三天中下了七道命令，李定国无奈，只得率部向沅州进发。途中又遇到刘文秀之子派人来劝阻他。至此，李定国才相信孙可望终不能共事。为避免冲突，他退回广西，继续筹划北伐。二十余年的兄弟情谊被孙可望一笔勾销了。
永历八年(1654)，李定国在新会与清军作战，队伍受到瘟疫传染，清军又大举增援，他派人向孙可望求援。孙可望不发一兵一卒，坐视他兵败。当他败退回南宁府时，孙可望下令凡李部经过之地，都要将粮草烧毁，以绝其归路，同时派出四万多人阻拦李定国向贵州靠拢。
南明朝廷及官员的推波助澜也是孙李内讧的重要原因。永历元年(1647)春，明云南副使杨长知被迫归顺孙可望，受到他的格外信任。他看出孙可望在占领云南后，日益骄纵自大，想继承张献忠秦王封号，又怕李定国等人不服，于是他就经常在孙可望面前煽风点火：“将军若能讨得朝廷‘秦王’之封，既可威震西南，又能压服李、刘两王，何等威风!”他在李定国、刘文秀等人面前，又数落孙可望狂妄自大，独断专行，全不念手足之情，假惺惺地提醒他们要当心两王府换上“孙”字大旗。
孙可望受封为秦王后，俨然以皇帝自居，甚至规定一切衙署的称谓前都要加“秦“字，对永历帝也极尽侮辱之能事。永历帝实在难以忍受不下去了，便派人持密诏让与孙可望有矛盾的李定国前来护驾，最终发生了“十八先生之狱”，使孙、李矛盾更加不可调和。永历十年(1656)正月，李定国进入安龙，迎接永历帝到昆明。当这一消息传到孙可望的耳朵里时，他恨得咬牙切齿，怒骂不绝，决计要与李定国决一雌雄，很快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孙可望失败后，狼狈逃到普定，守城将领不但不开门迎接，反而关闭城门，并登城指挥放炮。孙可望无奈，只得逃回贵阳，进城时正是半夜，刚与守城主将冯双礼相见，忽然听见城中“轰隆”、“轰隆”、“轰隆”三声炮响，一时人声鼎沸。冯双礼假装惊慌失措，大叫道：“追兵已至城下，怎么办？”孙可望不知是计，连忙回王府携带金银细软和家眷逃出贵阳。这时他仍可与李定国重归于好，联手抗清，或承认失败，退出军政舞台，隐居以终，但他却压不下失利的怒火，跑到长沙，投降清朝，以借兵复仇。
面对大西军和永历政权的实权派人物来降，清廷非常重视，这年十二月，特地下旨封孙可望为义王。为体现赏不逾时，清廷派内翰林弘文院学土麻勒吉为正使，礼部尚书兼内翰林秘书院学士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为副使携带册、印，专程前往湖南行册封礼。顺治十五年(1658)二月在长沙举行了册封典礼，旋即召他进京见驾。五月初二，孙可望到达北京。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次日，顺治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就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万二千两，另外赐给府第、解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丘红极一时的人物。
孙可望降清对南明政权的打击是致命的。为取悦清廷，孙可望还与洪承畴会同各提督、总兵进行图上作业，绘制地图，聚米为山，以使清军将领更加了解西南地形。他不仅提供了永历朝廷的军事机密，献上了云、贵两省的地图，还为清军进攻提供了—批熟悉地形的向导，为清军迅速打跨永历政权立下了功劳。
清军在云、贵地区节节胜利，孙可望的地位却迅速下降。顺治十五年（1658），他意外地同自幼失散的弟弟孙可升相会了。由于战乱，兄弟二人天各—方，孙可升几经飘零，成了清军的一名士兵。这年七月，孙可升从驻地松江府上海县来到北京，兄弟久别重逢，自然是惊喜交集。孙可望向朝廷汇报了这一聚合奇缘，同时请求利用驿传将在上海的孙可升家属搬来北京，以实现全家团聚。孙可望本以为这不过是小事一桩，然而出乎其意料，这件小事却引来了一场轩然大波。顺治让兵部计议后上奏。左都御史魏裔介知道后立即上疏抨击孙可望本是亡命来归的有罪之人，并非凭功德获封王爵，驿传本为朝廷紧急公事及官员来往而设，非庶人可以随意使用。孙可升不过一食粮兵丁，搬取家眷则应自备脚力，现在孙可望悖礼背义，妄越名分，请求皇上严加处分，以正纪纲。这让孙可望非常害怕，他立即上了一道《伏罪陈情仰吁天鉴疏》，向皇帝请罪。顺治十六年(1659)，有人揭发他放债取利，这在满族八旗中是十分平常的事情，孙可望却为此遭圣谕斥责。次年，西南大局已定，永历帝逃入缅甸。孙可望又遭谏官弹劾，被迫请求辞去“义王”封爵，虽未获准，但表明孙可望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了。
顺治十七年(1660)十一月孙可望突然死去。对于死因，清朝官修史书《清史列传》及徐鼒《小腆纪年附考》说他是病死，但自清初以来有些野史就对此表示了怀疑，如戴笠的《行在阳秋》和吴伟业的《鹿樵纪闻》说他随从出猎时，被人用箭射死；林时对《荷牐丛谈》更是说他被鸩死。孙可望究竟是怎样死的，今天已难以确定，但他非正常死亡的消息在当时流传很广。康熙八年（1669），清廷派人招抚台湾的郑经，他还以孙可望的结局为例来驳斥清政府的种种许诺。他在回信中不无讽刺地说：“贵朝宽仁无比，远的不说，拿我见到的来说，像方国安、孙可望等人，哪一个不是竭诚降顺贵朝，现在都怎样了?往事可鉴，足以令人寒心。”无论孙可望死于自己的郁积，还是死于别人的妒害，或清廷的有意安排，都逃脱不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可怜下场。
孙可望死后，清廷赐谥恪顺，由其子孙征淇袭封义王。几个月后孙征淇病死，弟征淳承袭。顺治十八年(1661)，吴三桂在昆明缢杀永历。次年李定国病故。孙可望家族已经没有多少利用价值了，清廷的“恩典”也就逐步降格，先后降封为义公、一等轻车都尉。乾隆三十六年规定停止承袭。从此，孙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好文章，先顶一下！ 非常好的文章，我喜欢！ 很佩服教授深厚的历史知识，但“孙可望死因之谜”好像仍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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