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大案疑案研究之八：红丸案
红丸案——明宫三大案之二
按：参编过一本《明清大案疑案录》，写了几十篇，发出来向大家请教，请勿转帖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明代在位最久的皇帝明神宗去世。八月初一，太子朱常洛即位，即明光宗。他与其父亲不同，从即位到去世仅30天，是明帝中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个。正是因为他生病后随意服药，引出了明宫三大案中的第二案——红丸案，这时距梃击案仅五年多一点时间。
光宗朱常洛是万历的长子，由于他和他的生母不为万历所喜爱，迟至20岁方被立为太子，39岁即位，一生大都生活在受压抑、冷遇的环境里，直到梃击案后才突然发生了改变。闹得沸沸扬扬的梃击案最后还是万历帝把他向群臣赞扬了一通才解决的。此后，他的东宫地位已切实确定，万历对他也开始另眼相待，别人就更不用说了，他的生活较之以前大不相同。改变得最明显的是郑贵妃，待他判若两人。梃击案后，郑贵妃才感到废立一事已成泡影，这个屡遭她欺凌的皇长子成为未来的皇帝已成定局。这使她非常害怕，从此，她便对这位皇长子一反过去所为，加意奉承起来。她借口感谢他的解救，尽力接近他，以便投其所好。她极会察言观色，很快她便发现，这位皇长子也很像他的父亲，贪财好色。看到了这些弱点，她便施展出浑身解数，不但经常赠送钱财、珠宝，还选了八名美貌的宫女送给太子。《明史·方从哲传》记载此事非常惟妙惟肖，称郑贵妃“进珠玉及侍姬八人啖帝”。
朱长洛的为人，被郑贵妃全看透了，以前他久受抑压，其爱好只有望洋兴叹，后虽有好转，但处于积威之下，也不敢妄求。如今天从其愿，郑贵妃对他竟那么好，美人、珠宝什么都给了他。他不觉十分感激，把以前受的轻视和冷遇都忘了。他的体质原本虚弱，忽从逆境转入顺境，他的纵欲有了更好的温床。他也变本加厉，不免失于放纵，年纪尚不足四十，可身子早已濒于崩溃了。清人禇人获在《坚瓠丙集》中讲了这样一个笑话：某朝某帝时，宫女们多数生了病，虽屡请太医医治，总是医不好。后来来了一位名医，开出“壮汉若干名”的神方。皇帝没办法，只好照办。几天以后，他惊奇地发现，宫女们个个神采焕发了，但有一些瘦弱的不成样子的男人倚在墙角。皇帝吃了一惊，问那是什么。宫女们嗫嚅道：是药渣。八月初一那一天朱常洛勉强挣扎着完成了即位大典。一天退朝后，他耐不住美女的诱惑，一夜连幸数人。在女色的“啖”力下，他病体大剧，圣容顿减，使自己成了“药渣”。八月十二日后便卧病不起，再也无法坐朝了。十四日，司礼监秉笔太监、掌御药房的原郑贵妃宫中内侍崔文升给他看过病后，用了一付泄药，光宗之病本因多年酒色过度所致，身体极度虚弱，不宜再泻，结果服药之后，一夜之间竟腹泻三、四十次，所以立刻觉得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行走。实际上，他自己也知病将不起，所以此后接连在病榻上召见诸臣，说的都是如何安排后事。
二十六日，大臣周嘉谟劝谏光宗以后要寡欲。他虽死到临头，仍企图掩盖自己的纵欲丑闻，令皇长子传谕外廷说传闻不可信。
八月二十九日，光宗又召见首辅方从哲和其他大臣，同时把长子朱由校叫到榻前，颇有临危顾命之态。他突然谈到了陵地，方从哲最初误以为他问的是才去世的明神宗之陵地，但他却指着自己说：“朕是问朕的寿宫。”方从哲等十分震惊，这位才即位的皇帝已不讳言自己的丧事了。召见结束时，皇帝又问：“鸿胪寺有个官员来进药，他在哪里？”方从哲道：“鸿胪寺丞李可灼说他有仙方，可是臣等都不敢相信。”李可灼的仙方曾遭方从哲等拒绝，但他又通过太监告诉了光宗。光宗最初也半信半疑，这时得到了内阁大臣的证实，立刻命人把李可灼传入宫中。李可灼为光宗诊断后，谈及病源及治疗方法都非常准确。光宗非常高兴，命他立刻进药。众臣齐出，令他与诸太医商量。刘一燝说他家乡有两个人服用此药，损益参半，一损一益，并非万全之药。大臣们听后，都面面相觑，无人敢做主张。过了一会儿，光宗派人催促，李可灼马上用人乳调药，给光宗服了一种红色药丸，即红丸。这药初服后效果像是很好，光宗觉得很舒服，不住地称赞李可灼为忠臣。入夜，他担心药力不足，不听众太医劝阻，又服一丸。这次最初感觉还好，但到次日一早，也就是九月初一的清晨，登基才及一个月的光宗皇帝便去世了。
光宗服用了李可灼的红丸后丧命，故而朝臣们多认为李可灼为元凶。人们争议最多的是李可灼所进的红丸究竟是什么东西。后来论及此事的人观点也很不一致。有人认为是一种道家服食的丹药，颜色红，自然含有大量的丹砂。也有些人则认为那不过是一种普通的补药，李可灼认为补药总不会出事，所以才敢进。也有人说红丸是房中药，其根据是明代帝王多为色欲之徒，由于纵欲，他们都四处寻访春药来助乐。他们为此相互辩驳，争论不休，但不论“红丸”究竟为何物，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此药性燥，对于虚弱多日的光宗是绝对不能用的。光宗先有崔文升之泻药一损在前，又有“红丸”燥益在后，一损一益，即成为追魂断命之药。
其实红丸案之所以成为多年纠缠不清的大案，主要就是由于“国本”案结束后暂停的党争又借此事热热闹闹地兴了起来。借着这个绝好的题目，两派各为一说。素以维护正统利益为己任的一些人，认为进泻药而使病情骤重的崔文升原是郑贵妃属下的人，李可灼又是由方从哲带进宫里的，所以认为李和崔都属弑逆，应该处以极刑，并要求查明幕后主使，矛头直指郑贵妃及其党羽。这时，对于李可灼等人，正确的做法是不要急于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而应加以审查，慎重处理。然而就在此时，首辅方从哲代皇长子朱由校发布命令对李可灼进行夸奖和赏赐，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对和怀疑，无异于火上浇油，党争愈加激烈，方从哲也成了众目所指的人物。
方从哲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晋升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而入阁。次年升任首辅。他从入阁到致仕，只有七年多，但却换了三个皇帝，可谓三朝元老。梃击、红丸、移宫三案都发生在他为首辅时，梃击案发生在他任首辅的次年，红丸案和移宫案都发生在他致仕的那一年，正是由于对这两案处置失当，挡不住各方围攻，他才致仕而去。方从哲是个既贪婪又无能的人，由于贪婪他热心于权力和财利；又因无能，只有依靠钻营、依附，由此很早便成了极肯为郑贵妃出力的一位官员。方从哲本想可以借助于大行皇帝(才去世的皇帝即称为大行皇帝)的威灵，压住群臣的叫嚣；不想适得其反，自己也被牵连了进去。
形势转变到连方从哲自己也成了弑逆者，他更加手足失措，但他使人继续为崔文升和李可灼辩护，指责那些坚持认为他们用药有误的人，将使先帝陷于不得寿终之列，作为臣子，怎能忍心?这种论调一出，激起了更大的波澜，不只言官，很多大臣也都加入了攻击他的行列。如今则是不仅论及此事，并且把他的所有恶行都揭露出来了。御史王安舜首先弹劾他轻荐狂医，并对其进行赏赐来掩饰自己的失误。御史郭如楚批评他进药无效，李可灼本应待罪，但现在却给以赏赐，煌煌金币滥赏竟到了这种地步了。大臣中以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使邹元标二人所论最为严厉。孙慎行用春秋笔法追本溯源，把进药算在方从哲头上，直言他难逃弑君之罪。邹元标在疏中也说方从哲不伸讨贼之义，反行赏奸之典，即使称其无心，也无法向世人解释。
孙慎行和邹元标都是当时以忠介鲠直而闻名的大臣，在朝内外威望极高。他们的议论掀起的波澜更大。方从哲对此一面上疏为自己极力辩解，一面请求削去官阶，并愿流放远方，企图稍平公愤，并盼望有人代他辩解。他在京多年，又久任首辅，党羽很多。这时不仅很多内侍在御前替他说话。在外廷，有些人也为方从哲说话，如刑部尚书黄克缵、给事中江庆百、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等，但他们说的都很无力，所以红丸案一时仍难以了断。后来阁臣韩爌上疏，详细说明了进红丸时他所亲见的实况，并建议把李可灼和崔文升都另行处理。韩爌为人老成，并不趋附方从哲等人，进红丸时，他是在场大臣之一，故他的说法易于取信。这才勉强压住了众议。后李可灼被流戍，崔文升发往南京安置。至此，争议的双方方才长舒了一口气，红丸案暂时了结，但郑贵妃在光宗之死中所扮演的角色始终留在人们的怀疑之中，她凭借自己在神宗生前受宠的地位，摆弄着即位仅一个月的光宗的命运。朱常洛虽成了皇帝，却始终没有摆脱几十年来一直缠绕着他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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