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代文学的非文学品格
随着我国文学创作语境的逐步改善，我国文学的叙事话语、叙事模式得到了全方位拓展。在梳理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时，有的学者用“艺术本位叙述退位，启蒙叙述遭到质疑抨击，革命叙述彻底弱化，民族本位叙述加强，解析叙述崛起”①作为对我国当代文学基本特征的概括。这基本上符合我国当代文学的现实状况。但是，笔者以为如果仅从叙事角度来探讨当代文学，那么对我国当代文学的理论研究就势必会较为单薄，不能从根本上把握住当代文学的美学特征。因此，对我国当代文学进行美学关照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从文化立场出发、站在美学的高度对我国当代文学进行研究，我们就会发现我国当代文学的一个致命缺陷—非文学品格。它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非审美品质；（二）深厚的文化底蕴的缺席。下面试述之。（一） 非审美品质
我国当代文学的非审美品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美品格的伦理化 以德为美，以善为美，这种美学观念早已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变态强化后，更是深深植入我国文学的骨髓，而且变本加厉地与政治同谋。文革后的文学如所谓的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文学等虽然对这一强化后的文学观念都竭力反动，但从根本上讲未能撼动它的坚实根基，甚至新文学自身也无意识地陷入这一陷阱。例如反思小说，它反思什么，是如何反思的等一系列问题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实际上，反思小说虽然在创作上主体意识有所增强，在创作方法方面有所探索，但在反思时所持的武器却是“为民请命”、“人民是上帝”的伦理观念；用美德衬托蜕化，从伦理角度揭示悲剧成因，甚至让主人公通过不合逻辑的自省来达到人格升华。就崛起的女性文学来说，因为对性的描绘似乎已远离伦理，而实则不然，女性文学正日益陷入伦理的“二律背反”之中，即对性的露骨描绘是采取了不同于传统伦理观的另一类伦理立场来对先前的变态禁欲主义的畸形反动。
美品格的伦理化实际上是传统工具理性的隐秘操作。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人的心灵也越来越开放，但作为已经内化为集体无意识的工具理性却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实践着。在文学领域内，或把文学作为政治宣传工具，或把文学作为感官享乐工具，或把文学作为认识世界的工具…无不是工具理性的杰作。所以，文学美品格的伦理化就是文学的工具化。
审美感官化 90年代的文学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审美向感官领域的迁移，物质化、肉欲化的泛滥。这主要表现在文学向世俗化的一泻千里和个人化写作（如文学的“躯体写作”或“身体语言”）的流行。90年代，尽管张欣、王安忆、刘玉堂等人的创作展示了世俗化文学的明朗格调，在认同世俗人生的同时又深入思考世俗活法对于解构政治狂热的可贵意义，但是由于过分描绘世俗生活的屑小方面，以丑为美，以感官快乐为追求目标，再加上“王朔类文学”的玩世不恭的气质和“新人类”小说的疯狂主题，都无疑推动了文学向“鄙俗化”方向的狂奔。在女性文学中虽然崛起女权主义解拆男性中心的意识，但这种解拆却主要把目光聚焦到性上，特别是过度地介入私人生活，描写女性性生理感受，不免使人产生女性文学即是写女性性生活与性感受的文学误解。②
文学是人学，必须关注人的生活、情感与心理。感官享乐与欲望是人生活的一部分，在文学中也必然有所描绘。新时期肇始，在不少文学作品中也曾出现了性描写，但是这些性描写是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人物性格的刻画、故事情节的发展等都起到了勿容质疑的作用，性描写成为作品中精神探求的重要因素，使作品具有较高的审美品位。90年代后，性描写则已完全成为欲望的宣泄。对于性事描写的津津乐道，对于自恋自虐的肉体欢愉描绘，以及对于崇高的故意躲避，使作品缺乏精神追求和审美内涵。有肉无灵，有欲无神，构成了望90年代后文学的一种偏颇。
盲从的文学 文学是人类在一定历史语境下对自身生存状态的一种关照，但就我国当代文学创作来看却并不符合这一范式——我国当代文学创作是在脱离当下文化语境而追随西方文学的状态下进行的。例如，非理性化现代派小说本是西方工业时代人被严重异化的产物，它深刻地体现了西方在工业时代人的生存状态。但是现代派小说却在80年代中后期中国还处于前工业时代的历史语境下被作家们引入国内，以致不能与国人的精神状态同构，难以被人解读，像一颗流星瞬间即逝。目前，我国依旧处于前工业时代（李泽厚语），而与西方后工业时代精神一致的雅俗一体文学却又在我国登陆流行，这就不得不让人思索中国文学的去向问题。1997年作家邱华栋曾经这样说：“从某种程度上讲，1985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就是一种被影响下的当代西方的汉语文学的变种文学，1985年以后中国作家们的很多努力，在今天看来更多的应该算是在西方大师的阴影下匍匐前进的现实，几乎每一个中国‘走红’的‘现代派’、‘先锋作家’、‘前卫作家’的背后，都站着一位西方文学大师，而这些作家们则像个侏儒一样站在大师的前面，费力但悲壮的贡献出了他们的杂交汉语文学变种文本…”③邱华栋将中国文学这种追随西方的行为称为“一种当代文学的侏儒行为”，这道出了1985年以后中国作家在追求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对西方文学的一味模仿倾向。
（二） 深厚文化底蕴的缺席
2000年在南京召开的“90年代文学思潮暨现当代文学课题研究”讨论会上，有的学者谨慎指出我国90年代的文学已失去了历史感这一事实，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沉重反思。
纯粹对单一封闭历史区间的描绘 宇宙间根本未有纯粹孤立的点，文学作为一个自由的开放性系统必然要与文化格局在时间纬度和空间纬度上发生关系。但是，如果回顾我国当代文学，我们会发现文学的开放性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我国当代文学在时间与空间上被做了“悬空化”处理。首先，在时间纬度上，我国当代文学似乎忘记了文化的传递性，尤其是在揭示必然的因果关系上更是忽略了大的历史语境，而是在狭小的圈子里追寻。如反思文学（如《剪辑错了的故事》、《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布礼》等作品）提供的仅是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文化大革命’之间 的一个封闭性历史区间，在这个区间内，极左思潮的灾难性后果之所以会发生，被简单地解释为是由于放弃了战争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的优良传统，而这实际上就是等于忽略了几千年中国文化所孕育出来的中国人的特殊思维的影响，就不免使作品失去了审美文化内蕴。后来的“寻根文学”似有向传统文化回归的趋向，但实际上“寻根文学”的根并非是中国文化之整体，而是某一种诸如佛教或道教之文化。90年代后的“私人化”小说更是从根本上撕裂了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成为一个“孤岛”。其次，中国当代文学的“悬空化”在空间纬度上表现为中国文学的西化。80年代前的中国文学没有对话与交流，完全似一个梦游者在自言自语；而在80年代后，我国文学则突然一起向外转，又完全成为西方文学的俘虏：不是“洋为中用”，而是把自己嫁接在一个不属于中国的西方现代文化之上。空间纬度的“悬空”，我们称为中国文化的缺席，正是上文讨论的“盲从文学”的问题。
主体对自我的监禁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中国当代文学，那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缺乏大的文化视野，上述种种缺陷正是缺乏大视野而导致的必然后果。作家主体对自我的监禁就是大文化视野缺乏的外在显现。所谓主体对自我的监禁就是作家主体缺乏文化格局的概念意识，作品内容囿在小我的圈子里面。这可以从一些文学现象中表现出来，例如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作家因为对自己笔下的内容不熟悉，而不得不凭着有限的想象力去虚造；再如90年代后的私人化创作，对个人欲望的宣泄，过分裸露阴私，津津乐道于私人生活的琐屑描述，或曾流行的心理小说（如莫言的一批“感觉爆炸”小说）聚焦于某一心理体验并畸形放大等都是其表现。另外，从正在崛起的女性文学亦可解读出过分关注小我的现象。“80年代中后期女性文学从‘人的自觉’转向‘女人的自觉’ …把女性肉体的觉醒带入文本。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林白、陈单等女作家关注女性的个体…从社会生活空间走向私人生活空间，从类走向个人…”④女性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内容，本应该与男性文化对话交流，共同筑建一个大文化，但是女性文学的女性本位描述却仅从女性视角出发看待世界，走与男性话语相对抗的道路，这不仅不利于大文化的构建，而且女性文学的发展道路也越来越窄了。
总之，我国当代文学缺乏一种历史文化感的认同。“返观我国‘五四’以来的文学发展，最大不足是‘失去了文化感——一个用现代的眼光对过去的文化所做的独特性反省。”⑤李欧梵先生的这个判断是十分中肯的，遗憾的是这种状况到目前不但没有改善，反而与传统文化的“断裂”愈演愈烈。
作者单位是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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