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西南联大遗事
1939年，汪曾祺如愿考入西南联大国文系，但在校成绩极差。学《西洋通史》时，汪曾祺精绘一张马其顿帝国版图，以充作业，被老师评为“美术价值甚高，学术价值全无”，结果第一学期该门考试仅得37分，如第二学期考不到83分以上（即平均60分），只能挂科。结果汪考试时拉了两名历史系同学在旁，居然抄了个85分。
汪曾祺上任何课都不记笔记，大二考英语前，因熬夜抄同学笔记，考试当天一睡不醒，得了零分。
汪曾祺经常逃课，去昆明城泡茶馆，即“听他们的戏，喝他们的酒，害他们的病，种他们的花；日常如此，不以为意”。罗常培曾劝系主任朱自清收汪当助教，朱自清说：“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助教？”
体育老师马约翰也很反感汪曾祺，给了汪一个不及格。汪曾祺不得不比同学多留校一年，后又因毕业时不服从分配（给美军当翻译），被开除学籍。
闻一多很欣赏汪曾祺，常给他打最高分。一次同学让汪代笔写了篇作文，闻读后大悦，称赞说：“比汪曾祺写得还好。”但汪曾祺对闻颇有微词，认为他太关心政治。
上大二时，沈从文成了汪曾祺的老师，沈共开了3门课，即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每门课一学年。汪曾祺后来说：“讲得很糟，可以说沈先生不会讲课。”但汪曾祺从没逃过沈的课。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523/c404064-29295052.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汪不去给美军当翻译，是不是英文水平不行啊？ 摘自微信
在陆建华先生所著的《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中，陆建华首次向外界公开披露了汪曾祺被西南联大开除的事，这本书是全国第一本关于汪曾祺传记的书，且出版时正值汪曾祺去世不久，所以影响较大。汪曾祺于一九三九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本来应于一九四三年毕业，但由于英语、体育不及格，只能延长一年学业，待英语、体育补考及格再补发毕业证书。然而，一九四四年因抗战之需，西南大学根据当局要求，所有应届毕业生中的男生（体检不合格除外）必须为美军陈纳德的飞虎队作翻译和入远征军赴缅甸作战，不应征者一律开除。
汪曾祺时在应征之例，但他却没有去。《汪曾祺传》是这样叙述的：
“报到那天，汪曾祺翻遍行李，却找不出一条没有破洞的裤子，总不能穿着破裤子去报到吧？汪曾祺怕丢脸就没有去，错过了报到时间，可不能像英语、体育不及格那样再补考，汪曾祺因此被学校按规定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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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没有应征事，汪曾祺也对他的子女讲过，其中也提到了破裤子。他（汪曾祺）说，“他没去当美军翻译其实另有原因：一来觉得外语水平太差，恐怕应付不了这个差事；二来当时生活十分窘迫，连一身像样的衣服也没有，身上的一条短裤后边破了两个大洞，露出不宜见人的臀部。于是到了体检那天他索性就没有去。”（见汪朗等《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然而，有人对汪曾祺此说提出疑义。曾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张源潜先生说：“因为没有一条完好的裤子而不去报到的。这话很难教人相信。战争时代，穷学生没有完好的裤子比比皆是，就是教授的裤子也少不了打补丁，何况一进译员训练班，马上发给全套美军制服。”张源潜先生还认为：“甘愿被开除学籍而不去服役，总该有深一层的原因，联系他的英文不及格，经重读而延长一年，是不是怕不能胜任口译任务呢？军队生活有严格纪律，他散漫惯了，不能适应。再者，翻译官也要上前线，生命或有危险（确有几位殉难的烈士）。总之，这些理由中任何一条，总比一条完好的裤子更接近实际一些吧。”笔者认为，此说是有道理的。不过深一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我以为，汪曾祺不去报到，不去服役，当然不是因为“没有一条完好的裤子”。明眼人一看就会明白，所谓破裤子说，乃托辞耳。至于说是英语不好怕干不了翻译也有点道理，但也非根本原因。究竟出于何故，从他的一些文章中却可以揣测与探寻出一些缘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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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在《七载云烟》中坦言，到西南联大“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我寻找什么？寻找潇洒。”在汪曾祺关于西南联大的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西南联大“自由”的看重或推崇。西南联大“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汪曾祺《西南联大中文系》载《汪曾祺全集》第四卷）正是这种自由，无形中也培养和成就了他的自由———潇洒！
从军作战，这当然是不潇洒的，对于不潇洒的事，汪曾祺当然不干了。我想，这就是汪曾祺不应征的深层次原因。而这样的潇洒固然与汪曾祺的性格有关，也离不开当时的西南联大的相对自由的背景。
平心而论，当时的西南联大的民主、自由度的空间在国统区甚至是绝无仅有的。且举一两例为证吧。
曾经就读于西南联大的何兆武先生之《上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说：“我在二年级的时间才十九岁，教政治学概论的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年轻教师周世逑，他的第一节课给我的印象就非常深。他问：‘什么叫政治学？政治学就是研究政治的学问，这是当然的，那么，什么叫政治？孙中山有个经典定义‘政者，众人之事；治者，管理。所以‘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是官方的经典定义。可这位老师一上来就说：‘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据张鸣《西南联大的‘党义课》一文中讲，西南联大甚至对每周一次的“总理纪念周”的政治仪式也是抵制的，每逢纪念周，就于中午十一点半学生午餐时间由“训导长出来，站在操场上，自己背诵一通总理遗嘱，就算了事。”甚至当教育部长陈立夫为此“亲自出马，到联大演讲，试图说服学生。……没想到训到半截，学生们像约好一样，拼命呼喊抗战口号，把个陈部长喊得七荤八素，脑袋大了几圈，实在讲不下去，只好识趣收兵。”（载《各界》2014年第3期）
即以征调此事为例，西南联大的应届毕业生从总体上说是服从应征，积极投入到爱国抗战中去的；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和举动。当时“在西南联大影响很大的中共地下党掌握的民主青年同盟也不赞成学生加入青年远征军，甚至不惜与他们尊敬的师长展开激烈辩论。”其时，学生中“有人把辣子粉涂在肛门上，引起痔疮复发，希望不能通过体检。”法律系的李模也表示不能应征（见闻黎明《关于西南联合大学战时从军运动的考察》，载《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3期），还有的学生散发和张贴反对征调的传单。（见[美]杜易强《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合大学》载《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这一决定在联大引起了争议。张奚若教授发表谈话，力劝同学们不要盲从。他认为政治如不民主化，军队如不国家化，则所谓建军，实徒私人利用，军队之素质与待遇决不能因此提高。”（见侯德础《略论抗战后期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载《民国档案》2006年第2期）。这样的背景，不能说对汪曾祺没有影响，也许还是触发汪曾祺不去报到的根本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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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汪曾祺的拒绝征调，当时联大师生如何看待，时至今日，基本上已无从了解，但至少可以断言的是：此事似乎在联大并未有什么不良反映，亦没有带来什么负面影响，甚至一点也未损坏师友们和他的关系。现在看到的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可以证之。如：
汪曾祺的同学，挚友杨毓珉应征入伍了，但他从越南前线回到昆明休养，还不忘去看望汪曾祺，目睹汪曾祺其时穷困潦倒之状，立即找人帮汪曾祺找到了教员的工作。（杨毓珉《往事如烟》载《中国京剧》1997年第4期）
中文系的马识途，比汪曾祺低一班，当时是中共西南联大的党支部书记。他回忆说：“那时我们认识，我却不想和他来往，就因为他是一个潇洒的才子。我尊重他是我们中文系的一个才子，从艺术上我也欣赏他的散文，但是我不赏识他的散文那种脱离抗战实际的倾向。……我则认为他们爱国上进之心是有的，认真钻研专业是可取的，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是我们争取团结的对象。事实上他们后来都卷入到学生运动中来了。汪曾祺也是这样的知识分子。”（马识途《想念汪曾祺》，载《你好，汪曾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
事实正是这样，虽然汪曾祺拒绝征调，但他还是爱国的，还是有正义感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昆明四位爱国学生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四烈士出殡那天，汪曾祺也参加了西南联大送行的队伍，而且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还曾去听闻一多的爱国演讲，对闻一多的被害，心情尤为沉痛。（何孔敬《琐忆汪曾祺》载《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中华书局2007年版）
巫宁坤是从西南联大外语系志愿报名为美军翻译的，与汪曾祺是早在一九三六年就“臭气相投”的朋友。周大奎，与汪曾祺一起创办“山海云剧社”的社长，还有沈从文先生等，他们也都没有因此事而轻视疏远或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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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汪曾祺的夫人施松卿，那时可是西南联大外文系的“林黛玉”，她婉拒了一个个同学中的追求者，正式和汪曾祺谈起了恋爱。至于后来朱德熙对汪老子女说：“当时我们对你爸爸特别佩服，能够硬顶着不去美军翻译很不容易。你爸爸很有骨气。”（见《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我想，这也许是有点赞过头了。然而，他们从在西南联大就开始的友谊一直很铁，持续了几十年，以至他们的子女也彼此成了好朋友。
还应当指出的是，汪曾祺不去报到，不去服役，是公开的抵制，公开的拒绝；既没有动脑筋在体检上耍花样，也没有想离开联大，他并不认为自己的选择是错的，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的选择是错的。尽管，此举对他不利。然而，这毕竟不是他的亮点或光环，而是极容易被别人诟病的劣迹与脏斑。因此，汪先生自然尽量要对此事避而不谈或含糊其词，这应当是可以理解的，其道理也是众所周知的。韩石山先生曾指责汪先生“对不利于自己的事，总是多方掩饰，”我的感觉是有点言过其实，“急”过头了。
对于拒绝应征，汪曾祺是付出了代价的。这个代价，不仅仅是他被西南联大开除，一时生活极为艰难；更大的代价，是他以后面对此事只好或含糊其辞，或避而不谈，或不得不找出上述理由来掩饰、去搪塞，给他大半生带来的内心纠结和沉重负担不言而喻，时至今日，几乎还从来没有人公开给予同情和理解。这很不幸。
众所周知，汪先生写了不少关于西南联大的散文，也有以西南联大为背景的小说，其中写了不少老师、同学和自己的事，但是，唯独于应征一事绝口不提。不知为什么，他却在小说《钓鱼巷》里似乎捎带了一下：
“反右运动中，追查他的历史，因为他曾在孙立人的远征军中当过翻译，在印度干了一年。本来问题不大，甚至不是问题，但是斗起来没完。七斗八斗，他受不了冤屈，自杀死了。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本来都可以活下来，对国家有所贡献，然而不行，非斗不可！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文中的“他”，乃小说的主人公程进，是广西大学矿冶系的，汪先生的许多小说，缘于真人实事，所谓广西大学，我以为其实说的是西南联大，是我牵强附会呢，还是汪先生“别有用心”呢，且附记于此吧。
最后，我必须说明一下，此文撰写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为汪先生辩解，也不是对汪先生拒绝应征表示赞同，我只是觉得，对当事人已经过去了的事情，我们应力求在比较全面深入了解的基础上予以相对客观公正地论述；而不要一味地套用某些原则去上纲上线，判断是非。这样的努力，较之于简单武断或偏激片面的做法，应当是更有利于学术研究和接近真理的。
（附注：张源潜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校友，又是《西大联大校史》的作者之一。他对汪曾祺没有应征的说法提出疑义，并讲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其认真严肃的学风、文风是值得钦佩、学习的。陆建华作为《汪曾祺传》的作者，自然要尊重传主所言，他在读了张源潜先生的文章后，觉得有道理，便于后来的传记文学《汪曾祺的春夏秋冬》（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作了修改，书中这样写道：“面对当局这种强制性的规定，生性散淡、且总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汪曾祺，作出了宁可被开除学籍也不去当译员的选择。他到底是担心自己英文太差不能当好称职的译员，还是出于对战争的恐惧？这些都让后人难以猜测……”这样一改，显然比原说好多了。不过，也有的人仍沿旧说，如于2008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集》之杨早的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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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侃汪曾祺之粗疏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汪曾祺写了一篇《吴三桂》的短文，发表于同年第七期《北京文学》。不知是什么原因，文章中应为“敝乡于二百六十年间出过两位皇上”这句话，成了“敝乡于六十年间出过两位皇上”，一下子整整少了二百年。邯郸市锅炉辅机厂的梁辰，是一位细心的读者，他发现了这个错误，遂致函刊载此文入书的作家出版社，出版社将此信转给了汪曾祺。汪曾祺为此深为感动，特地在《对读者的感谢》中郑重地写道：“我完全同意梁辰同志的意见。我从小算术不好，但作文粗疏如此，实在很不应该。梁辰同志看书这样认真，令人感佩。”汪曾祺的文章发表于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文汇报》，时隔出版社转给他的信仅两个多月。后来，于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汪曾祺全集》（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的《汪曾祺全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中的《吴三桂》中，那二百年已补上了。可见汪先生对自己作品中出现“粗疏”，是十分注意的，一是虚心接受，二是及时改正，尽管这“二百”两个字，也许是他本人没有写，也许是排版时丢掉了或校对时疏漏了，但汪先生还是将错揽在自己的身上。
在汪曾祺的作品中，类似于这样的“粗疏”还有二例，陈德忠先生曾撰文指出，题为《由汪曾祺文想到的》，载于中央文史研究馆和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的文史类杂志《世纪》上，此文说：
近读已故著名作家汪曾祺《四川杂忆》一文中关于乐山的一节，他写到乐山大佛因风化脱落，虽多次修补，仍造成遗憾时，表示无奈，接着又写道：“走尽石级，将登山路，迎面有摩崖一方，是司马光的字。……他的大字我还没见过，字大约七八丈，健劲近似颜体。文曰：登山亦有道，徐行则不踬司马光。”这段文其实有误……事实上这段题词并没有刻凿在大佛身旁的石级边，而是刻在与大佛一水之隔的乌尤山“止息亭”。题词的作者不是宋人司马光，而是清末四川名士赵熙。现今仍嵌于亭壁的碑刻原文如下：“登山有道，徐行则不踬，与君且住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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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五十余字中，汪先生错了好几处：
一、字的作者搞错了。将清末的赵熙误为宋之司马光了。
二、字的内容有误。“登山亦有道”，应为“登山有道”，汪先生多了一个“亦”字，“徐行则不踬”后有“与君且住为佳”六字。正如陈德忠所言：“漏了最后一句，意思便是显得不完整”。
三、字的地点不对。此处不重复了。
陈先生的文章，我是在上海辞书出版社于二○○六年出版的《文苑剪影》一书中读到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汪曾祺全集》中之《四川杂忆》还是老样子，是不宜订正，还是不知订正呢，我不知道。我想，今后在又发表《四川杂忆》时，最好能于文末附注一下，这样免得以讹传讹，遗误后学。我想，汪先生的在天之灵是不会反对的。
还有一个“粗疏”之处，是汪曾祺将自己在西南联大的老师唐兰教授说成了无锡人。（见《唐立厂先生》，载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九日《南方周末》）说唐教授上词选课时“打起无锡腔”。（见《修髯飘飘》，载1991年4月7日、14日《中国教育报》）其实，唐教授是浙江嘉兴人也，也许是唐教授曾求学于无锡国学专修馆，并曾在无锡做过中学教师，加之嘉兴话与无锡话亦相近，故汪曾祺将唐教授误以为是无锡人了。
这虽然是小“粗疏”，但把自己的老师籍贯说错了，总是不该的。倘若汪曾祺知道了，必定也会要改正过来的。
顺便扯一点闲话，唐兰教授的书法是第一流的，有人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问过沈从文，当代书法谁最好，沈从文答曰：唐兰。（见李勇、闫妮《流淌的人文情怀》———近现代名人墨记[续]，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2013年）识者谓唐之行楷“用笔凝练灵活，气力均匀，锋法表现特别，结体自然，笔势潇洒，书风大方优雅，端庄有法，瘦硬清劲，峻挺而有媚趣，有‘馆阁体的中规，又多自然洒脱之气，大有唐人写经之风度，堪称文人书法之精品。”汪曾祺喜书法、懂书法又善书法，可惜在写唐教授时未于书法著一笔，真是遗憾———当然，此非“粗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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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汪先生斥为“胡来”的一副对联
在汪曾祺的怀旧散文中，有一个人写的一副对联，曾引起了他的不满，至少有两篇文字提到此联。一是发表在一九八九年第八期《今古传奇》的《和尚》一文中。文章谈了三个和尚，第一个和尚是铁桥，文章一开始就写道：
我父亲续娶，新房里挂了一幅画，一个条山，泥金地，画的是桃花双燕，题字是“淡如仁兄新婚志喜，弟铁桥遥贺”；两边挂了一副虎皮宣的对联，写的是：
蝶欲试花犹护粉，
莺初学啭尚羞簧。
落款是杨遵义。我每天看这幅画和对子，看得很熟了。稍稍长大，便觉出这副对子其实很“黄”的，杨遵义是我们县的书家，是我的生母的过房兄弟。一个舅爷为姐夫（或妹夫）续弦写了这样一副对子，实在不成体统。
二年后，汪先生在《我的父亲》中又写到了这副对联，文字大同小异，但是略去了舅舅的名字“杨遵义”，并说此事“胡来”，“觉的实在很不像话”！
两篇文字中说的是同一事，用了“实在不成体统”“实在很不像话”这两个“实在”，实实在在地表达了汪先生的不满，这在他的文章中是不多的。
其实，这副对联并不“很黄”，只是“黄”一点而已。
在旧时文人圈子里，逢喜庆之事送谐谑之联乃雅事，趣事也。晚清联家何又雄即以双关语贺人新婚，联为：
雪点梅花，今夜不知五六出；
灰飞玉管，小阳初入二三分。
传冯友兰先生贺吴文藻、谢冰心结婚之联云：
文藻传春水，
冰心归玉壶。
一九三五年，六十六岁的政界名流熊希龄与三十三岁的文坛才女毛彦文结婚，沈尹默贺联打趣云：
且舍鱼取熊，大小姐精通孟子；
莫吹毛求疵，老相公重作新郎。
还有一佚名联云：
熊希龄雄心不死，
毛彦文茅塞顿开。
有资料披露，这几副联当时都曾见于报端，可见，其时并没有人以不堪入目视之。
在民国时，曾有几则谐谑的婚联颇为流行，如：
不破坏，安有进步？
大冲突，方生感情！
伸伪足，原形质渗透；
生孩子，留种族作用。
从词句上说，“黄”的成分似乎可归属于“重口味”一类，且欠文雅，但由于用了当时的一些新名词入联“卖萌”，故曾传诵一时也。
我以为，汪先生对此联大为不满，自是出于对父亲的尊重也；然而，汪老先生对此联却不反感，且长期置放于房间，以至于“看得很熟了”。于此，我们也窥见汪老先生对亲友的尊重，也可佐证其人之放达也。
最后，顺便说一下：此联并非杨遵义所撰，乃出自唐朝皮日休之《闻鲁望游颜家林园病中有寄》，原句为“蝶欲试飞犹护粉，莺初学啭尚羞簧”。清时，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将此诗句中第四字改“飞”为“花”，此一字之改，遂容易使人产生联想了，况且又是挂在新房中哩。据云，今江苏苏州留园尚存郑板桥所书此联，至留园者犹可欣赏到也！ 这个不好说，比如说要是以前偏科可能还能上重点大学，现在偏科估计希望不大了。以前那个年代更可能如此，曾擅长只是一面，并非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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