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晓
2015年3月13日18时，北京首都机场，一架银白色专机腾空而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批援助西非抗击埃博拉疫情医疗队整装启程，穿越茫茫云海，飞向遥远的西非大陆。
至此，已有近500名“白衣战士”站在了援非抗埃的最前沿，以血性担当和精湛医术直面死神、征战疫魔，半年多来累计收治接诊患者938例，确诊295例，治愈出院25例，阶段性实现了三军统帅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打胜仗、零感染”目标。
这是书写在解放军军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我军卫勤首次成建制独立遂行海外重大疫情防护任务，为世界有效控制埃博拉做出突出贡献。
这是鼓荡起全体抗埃将士万丈豪情的一刻——2014年12月30日，习近平主席致信医疗队队员，表达新春问候，发出新的号令。
这是温暖了不同国度亿万民众心灵的一幕——以解放军医务人员为骨干的中国援非医疗队，收获了“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评选”特别致敬，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灭病毒于陌生国度，救病患于非洲热土。中国军队卫勤力量和地方医务人员通力合作、共同奋战，忠诚使命、不负重托为人类健康奉献了一支人民军队的真情大爱，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了一个东方大国的责任担当。
埃博拉传染率致死率极高，是人类已知最可怕的病毒。解放军援非抗埃医疗队以大义担当、冒死挺身的英雄气概，肩负起战斗队突击队重任
面对这把乌黑的秀发，刘建军的心碎了，他伸出颤抖的双手想去捧接过来，却又猛地缩了回来。妻子想留给他最后的念想，他却怎么也无法接受妻子一去不回的预想！
这是2014年10月3日深夜，沈阳军区202医院血液净化科护士长蔡宇，眼泪扑哧扑哧地往下掉，她把留了几十年的长发一缕缕铰下来，小心翼翼地装进盒子里，握着丈夫的手，断断续续地交代“后事”：家里的钱给我父母留一部分，他们把我养大不容易，我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孝敬他们……孩子快中考了，不能分心，你要是再找个伴，就等他考上大学以后吧……
就在当天下午，蔡宇和沈阳军区所属50名医务人员接到命令，火速集结第三军医大学，和大学百余名医护人员组建我军首批援助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医疗队，远赴疫魔肆虐的异国他乡作战。战胜疫情、平安归来，每个人对此都意志坚定，抱有良好愿望，但面对未知的病毒世界，大家心里都“直打鼓”，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
这并非杞人忧天，而是这些军队医务人员常年与病毒做斗争养成的职业敏感。尽管他们还从来没有接触过埃博拉病毒，但大量的资料信息已经让他们做好了拼死一搏的准备。
埃博拉本是流淌在西非大地上一条美丽而静谧的河流，但与一种十分罕见的病毒联系在一起，便让人毛骨悚然。这种病毒1976年在埃博拉河地区出现，随即引起医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埃博拉”也因此得名。它是一种能引起人类和灵长类动物产生出血热的烈性传染病病毒，主要通过体液传播，死亡率高达60-90%。2014年2月，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几内亚出现，短短数月席卷了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等国家，确诊、疑似和可能感染病例近15000例，死亡近6000人，是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最广泛、最复杂和最严重的一次大暴发，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安全。
全球进入防埃新阶段！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8月宣布：疫情向美国、西班牙等国家蔓延，已构成“国际卫生紧急事件”，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应对。
危急时刻中国有担当！中国政府迅即行动，先后向疫区国家提供了15批次、价值1.02亿元卫生物资和2600余万元其他保障物资的人道主义援助。随即，习主席和中央军委发出命令，解放军组建医疗队分赴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对疫魔展开生死狙击。
疫情似火、军令如山！2014年9月12日，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奉命组建援助塞拉利昂医疗队，这所全国最大、全军唯一的三级甲等传染病医院动若风发，两小时便完成人员抽组，72小时完成方案制定和人员防护培训，并迅速筹措80余类、150余吨物资。9月16日，由31名传染病专家和护理人员组成的解放军首批援塞医疗队便满载重托、紧急出征。
战斗打响、接续奋战！在多部门协同下，解放军卫勤力量仅用7天时间将塞拉利昂一家小型综合医院改建成传染病专科医院，用一个月时间在利比里亚援建了一座设施设备一流、防控流程科学、拥有100张床位、总面积5400平方米的埃博拉诊疗中心，在西非大地彰显了中国速度和中国标准。此后，根据防控形势任务需要，解放军连续抽组轮换医疗队赶赴疫区，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的医务人员戮力同心，全面展开留观治疗、卫生防疫和基础培训等工作。
闻鼙鼓而有良将。医疗队队员分别来自感染性疾病科、重症医学科、感染管理科、临床检验科、感染护理科等专业科室，都是军队机动卫勤力量骨干和尖兵，接受过严格系统的实战化训练演练，大多执行过抗击“非典”、抗震救灾、国际紧急救援和联合国维和等多样化军事任务，堪称应急应战卫勤保障的战斗队突击队。
在公，他们是中国军人、白衣天使，履行天职、肩负使命，万里赴戎机义无反顾；在私，他们是丈夫、母亲、孩子……远离家人、奔赴战场，心头涌动起万千牵挂。
在一次次出征现场，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杖来了，怀孕待产的妻子挺着大肚子来了，蹒跚学步的孩子哭哭啼啼来了——
“妈妈，我不让你走，就是不让你走啊！”孩子搂着妈妈的脖子，一直不松手；
“亲爱的，你是好样的，我在家等你胜利的好消息！”妻子依偎着丈夫，脸上强挤出笑容；
“孩子，一定要注意，千万要小心啊！”母亲攥着儿子的手，千叮咛万嘱咐……
以大义担当道义，用生命挽救生命。
“埃博拉肆虐，人民饱受痛苦。别人因埃博拉走了，中国因埃博拉来了。让我们共同努力，一定能消灭埃博拉！”疫区群众唱着一首首民谣，迎来了不惧疫魔的真心朋友，垂危的生命看到了新生的曙光。
埃博拉属烈性传染病，至今尚无有效治疗药物及疫苗。解放军援非抗埃医疗队以科学救治、顽强拼搏的过硬本领，创造出“打胜仗、零感染”战绩
这是3棵象征健康、生命和美好未来的橄榄树，它种植在中国援利埃博拉诊疗中心，也种植在西非人民的心中。它是1月12日由解放军首批援利医疗队和3名获得新生的埃博拉患者，一起亲手种下的。
就在前一天，诊疗中心传来好消息：3名患者血液检测埃博拉病毒连续2次均为阴性，根据世卫组织相关规定确定为治愈，这是解放军援非抗埃医疗队首批治愈的确诊患者。他们是2名年轻女性和1名7岁男孩，入院时均高烧、呕吐、腹泻，严重脱水，病情危重。经过近20天的精心治疗，相继度过了危险期和反复期，最终于12日上午康复出院。
“敬礼！”走到诊疗中心门口，那个叫罗伯特的7岁小男孩情不自禁抬起右手，向送别他的叔叔阿姨们敬了一个军礼，又跑回来抱着总护士长游建平，轻声说道：“Thank you！”队员们的眼眶都红了，这是他们向病魔宣战以来打贏的第一场大胜仗。
为了这一天，各支医疗队在国内早就摆开了“战场”。第三〇二医院医务部副主任、第二批援塞医疗队队长陈昊阳记忆犹新：出征前，他们在“模拟留观诊疗中心”里展开了实战化训练演练，队员们穿上厚重的防护服，在比照疫区营造出的30多摄氏度闷热环境下紧张工作，没几分钟就大汗淋漓，甚至产生窒息的感觉，每个人咬牙从半小时、一小时坚持到两个多小时……
医疗队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规定，探索创新了包括穿戴11件防护装备、36步穿脱流程在内的10余项防控措施，把各种风险预想得细些再细些，把治疗标准制定得严些再严些。“出发前怎么也得找出1000个问题，搞明白1000个为什么，想好1000个怎么办！”第三〇二医院肿瘤放射治疗中心副主任、第三批援塞医疗队医疗组组长段学章常常这样要求队员。到达疫区实际接诊中，医疗队围绕接诊流程、药品供应、垃圾管理、突发情况处置等方面，迅速制定完善了68类243条诊疗规章制度，还在每个病房和重点部位安装了视频监控系统和对讲器，实行信息化管控，筑起防控病毒侵染的一道道“隔离门”。
“同‘防’一样重要的，是‘攻’！”在医疗队全体队员的心目中，只有“攻防兼备”才能真正实现“零感染、打胜仗”的目标追求。可是，埃博拉属烈性传染病，病毒等级比“非典”还要高一级，目前尚无有效治疗药物及疫苗，这个难题把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传染科主任毛青折磨得茶饭不思、坐卧不宁。“检查诊治的每个环节，都一定要精细更精细，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最大限度维持病人的生命体征！”作为首批援利医疗队的首席专家，毛青每天组织专家组和临床医生对每名患者都进行个性化会诊，研究制定精细治疗方案，特别要求医护人员查房过程中发现问题必须立即处理、及时给药。
这一要求对诊治普通病号并非难事，在特殊的疫情面前却极其不易，大家永远也忘不了那“艰难的一针”——
这天晚上，一名女青年被送进诊疗中心，发热39℃，腹泻、呕吐不止，随即进入休克状态。抢救工作马上展开，当务之急是静脉补液给药，然而，由于病人昏迷不醒，血管壁塌陷，针很难扎进去。护士长王丽慧率第一批队员进入病房，穿着3层防护服，戴着4层手套，艰难地进行静脉输液操作：消毒、找血管、穿刺，没有回血；再试，仍不见回血……时间一点点流逝，汗水从队员们的头上一直淌到长筒靴里，眼看停留时间已经超过规定的两个小时，指挥人员只好命令她们撤出病房。一番会商后，第二批队员进入，在规定时间内还是没有注射成功，又无奈撤出。第三批队员接着进入，继续进行静脉穿刺……功夫不负有心人，静脉通道终于建立起来，而此时已是翌日清晨。
惊心动魄寻常事，生死只在一瞬间。2014年12月1日，第二批援塞医疗队队员孙李建和霍翠华像往常一样，穿戴好11件防护装备进入隔离区，对每个病人都认真地问诊检査，给最后一位病人发完药品后，已是疲惫不堪。回到第一缓冲区，两人互相喷淋消毒，开始脱身上的层层防护装备。突然，霍翠华看到孙李建脸色通红、呼吸急促，豆大的汗珠沿着护目镜边缘滚了下来，双腿也开始颤抖。
“要出人命！”霍翠华顿时意识到，由于在病区体力消耗过大，面部出汗太多，孙李建的口罩已经湿透，与口鼻紧紧贴在一起，他已经无法正常呼吸，必须赶紧摘掉口罩。但用带着污染物的手套去摘，极有可能让孙李建沾染上埃博拉病毒。
容不得他多想，此时，神志恍惚的孙李建下意识地抬起手来，要自行摘取口罩。情急之下，霍翠华环顾四周，一把抄起墙角的赛诺士消毒剂，猛地向孙李建的双手喷射过去：“搓手，快！”
在她的指挥下，孙李建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手消、摘下口罩，剧烈地喘息起来……和战友谈起这一险情，孙李建至今心有余悸：“要不是霍翠华，我可能就要装到盒子里回来了。”
为了预防自身感染，各支医疗队都制定了完善的规章制度，大家遵照执行、严格落实。但为了挽救一个个极度痛苦、濒临死亡的患者，一些“违规”的事情还是不时发生。第三军医大学副校长、首批援利医疗队队长王云贵现在回忆起来，还不知道那些做法到底是对还是错，但当时就是那样做了。
——穿着密不透风、不露一丝肌肤的防护服进入病房，时间长了极易脱水、窒息、昏迷，按规定，每次进病房只能停留2个小时。但每当遇到婴儿、孕妇、老人等生活不能自理的特殊病患，常常需要连续工作3个多小时，连首席专家毛青都曾带头“违规”。那一天，他在病房里待的时间过长，出来后低头弯腰摘口罩，口罩里兜着的汗水、口水、鼻涕倒灌进鼻孔，他在咳嗽中呛然倒地……
——女性生理期很容易感染，工作之初，医疗队不安排处于生理期的女队员进病房，但工作越来越繁重、人手越来越紧张，渐渐地，再也没有人愿意享受这个“福利”。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护理部主任、医疗队护理部主任宋彩萍很心疼自己的姐妹，更为她们感到骄傲：“在那种情况下，大家都忘了自己的性别，人人都是冲锋陷阵的钢铁战士！”
——体表有伤暴露于空气极易沾染病毒，医疗队曾严令不得带伤进入病区，52岁的沈阳军区总医院麻醉科主任护师陈红，对此牢记于心。但是有一次，她的手指不小心擦伤了，恰巧所负责的病人出现紧急情况，正在值班的她立刻贴上创可贴、多戴了2层手套冲进病房处理……事后领导严厉批评陈红，陈红既感到很后怕，又感到“很委屈”，小声说道：“这种事，又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这样做啊。”
埃博拉隔开了人与人的距离，但无法阻隔心与心的融合。解放军援非抗埃医疗队以高度负责、播撒大爱的真挚情怀，贏得了非洲人民的生死友谊
“埃博拉病毒凶猛而恐怖，我们没有能力挽救每一个患者的生命，但可以竭心尽力、倾情相待，让他们即使到了另一个世界，也存留一丝丝温暖，第三〇二医院政治部主任、第三批援塞医疗队政委王锦秋的这番感悟，是全体医疗队队员共同心声的真情流露，也是他们在西非大地上勾绘出的美丽风景。
雅尤玛是个9岁女孩，她刚刚失去相依为命的母亲，又被病魔推到死亡线上。幸运的是，这位“埃博拉孤儿”遇到了一位中国妈妈。
雅尤玛已经3天没有进食了，高烧、呕吐、腹泻、牙龈出血、大小便失禁……死神随时可能把她掠走，她虚弱无力地蜷缩在病床上，一双无助的大眼睛时而睁开时而紧闭。那是惨遭病毒袭击后痛苦、恐慌的眼神，那是痛失亲人后忧愁、迷茫的眼神。第三〇二医院重症监护中心内科护士长、第二批援塞医疗队护理组组长黄顺，被这眼神深深地刺痛了。
测量体温、按时喂药、及时补充水分、实时掌握病情变化……黄顺带领她的护理团队，精心照顾雅尤玛。作为母亲，黄顺有着丰富的育儿经验，每次给雅尤玛喂水，细心的她总是用手腕先试好水温。平时，手腕试水温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隔着三层厚厚的防护手套却很难准确感知。为了减少判断失误，她在办公区域先调好水的温度，穿戴上防护用品后，再反复去感觉那个温度。
爱是战胜病魔的最好良药，奇迹出现了，雅尤玛的病情逐步得到缓解。然而，黄顺发现雅尤玛常常独自一人发呆——失去妈妈的痛苦，正在啃噬着孩子幼小的心灵。黄顺和医疗队的其他13位妈妈，给雅尤玛买来蛋糕、巧克力等零食，做一些幽默动作逗她开心，还把从国内带去的熊猫玩具送给雅尤玛。雅尤玛接过小熊猫，抱在胸前，爱不释手，第一次笑得露出了洁白的牙齿。从此，雅尤玛变得特别爱听熊猫的故事，熊猫玩具也成为她形影不离的伙伴。
“黄妈妈！黄妈妈！”雅尤玛康复出院时，已经能用中文很流利地喊出人间这最亲最美的称呼了，她搂着黄妈妈，两张不同肤色的脸紧紧地贴在一起。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抗击埃博拉疫情这个特殊战场上，这样的故事处处流传。
2月17日，第三批援塞医疗队接收了一位特殊的小患者，当医生询问病史时，小患者瞪着乌黑的大眼睛，怎么也不张口，经过与塞方护理人员沟通，小患者原来是一位聋哑儿童。大家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就给他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西塞”，就是西非塞拉利昂的意思。
大家看到西塞赤裸着上体，就赶紧找来一套新衣服给他穿上；看到他两只手腕和头上都有深深的伤口，已经溃烂感染，不断有脓液流出，就赶紧为他清创消毒、包扎伤口；看到他浑身没有一丝力气，就赶紧沏上一杯浓浓的营养素，一勺一勺地喂到嘴里……一番忙活后，西塞的小脸活泛起来，冲着大家腼腆地笑了。
由于不能和西塞进行语言交流，关于他的病情和生活信息显得格外重要，交班内容也变得格外零碎，有的甚至写在纸条上交接下去：“惠英，西塞情绪有些低落，多逗他开心哦”“杨晓，下午再给西塞喂一次营养素”“苑红，西塞口渴时会不断地舔嘴唇，记得及时倒水”……8个日夜下来，纸条积攒了一小摞。
凶恶的埃博拉，不仅吞噬人的肉体，也摧残人的精神。36岁的克里斯丁是利比里亚乒坛名将，13岁就夺得全国冠军，不幸感染埃博拉病毒后，这位生活强者的精神大厦轰然倒塌了，她能忍受住病痛的折磨，但接受不了被病魔击倒、被人照顾的现实，一度拒绝治疗，一心求死。首批援利医疗队的心理专家和克里斯丁聊起她小小年纪就登上冠军宝座的艰辛历程，鼓足她战胜病魔的勇气，化解她紧张不安的情绪，使她全身心配合治疗，最终痊愈出院。
“我给你们拜年了！我来给你们当助手！”新春佳节到来的时候，克里斯丁回到医疗队，申请留到这里当志愿者，“我想用自身经历鼓舞我的同胞，让他们任何时候都永不放弃永不绝望！”
1月9日下午4时，第二批援塞医疗队队员张昕接待了一位访客——24岁的塞拉利昂政府军中士瑞贝卡，她急切地说道：“医生，求求你帮帮我，我想见见我的妈妈！”原来，她的妈妈埃里克松是一位埃博拉患者，3天前被送到医疗队。瑞贝卡告诉张昕，自己已经1年多没见到妈妈了，前天听说了妈妈感染埃博拉已经病危的消息，专程请假从另一座城市赶来，就是希望能见母亲最后一面。
对于瑞贝卡的请求，张昕非常理解，但医院规定不能探视埃博拉病人。张昕和同事们犯了难，他灵机一动，想到了刚刚在病区启用的便携网络摄像头，可以用它拍完视频传到外面的手机上。拍摄视频需要有人操作，而值班人员中只有张昕能够熟练使用，见他准备穿戴防护装备进病房，战友们急忙劝道：“你今天已经两次进入病区了，况且你还感冒，不要冒险！”
“患者随时可能失去生命，今天不进去拍摄，我会后悔一辈子！”张昕来不及多说，急忙赶到埃里克松的病床前，对奄奄一息的她说明来意，埃里克松老泪纵横，面对摄像头，竭尽全力挤出一丝微笑……
不到1分钟的视频，张昕录了3遍，她想让瑞贝卡看到妈妈最好的一面。当瑞贝卡在视频中看到妈妈时，泪水夺眶而出。临走时，瑞贝卡握着张昕的手久久不愿松开，向她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真情无时限，让爱扎下根。援非抗埃期间，很多医疗队员拿起“教鞭”，平生第一次当起了“外籍教官”。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公共医疗资源匮乏，不少医务人员在抗击疫情中被感染，为提高防护和救治水平，解放军医疗队先后为当地培训了3000余名医护人员，留下一支支不走的传染病防治队。
埃博拉制造了多少生离死别，就成就了多少无私无畏。解放军援非抗埃医疗队以舍己为人、牺牲奉献的优秀品质，获得了世界的普遍赞誉
夜黑如漆，四野静寂。郝春秋在院子里走了一圈又一圈，悲痛、愧疚和思念之情像一块巨石压在心头，这个51岁的汉子再也坚持不住了，双腿一软，跪倒在地，向着老家的方向，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默默地喊道：“娘！我再也见不到您了，您在天国里安息吧！”
这天下午，大哥打来电话，尽管只是问了问他的工作情况，其他什么也没说，但从大哥的欲言又止中，郝春秋知道大哥真正想说些什么。其实，他怎么能忘记呢？！今天是母亲去世的第七天，他能想象出家里人为母亲上“头七坟”的场景。
郝春秋是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传染科副主任，他的母亲做了结肠癌手术，但病情持续恶化，他请假回老家伺候母亲，就在这时，接到了赴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的命令，他万分纠结，不知所措。母亲不知从哪里得知了消息，在病床上支撑起身子，枯槁的双手紧紧拉住他，颤颤巍巍地说：“儿啊，你是公家的人，公家的事可不能耽误啊！娘没事，咱们娘俩还会见面的……”
说好的“见面”，再也没有见成。郝春秋归队没几天，母亲就溘然长逝，下葬的那一天，正是郝春秋和他的战友集结出征的日子。他久久地望着家乡的天空，一把抹掉脸上的泪水，转身踏上航班。
这是一颗已经开始融化的心形巧克力，它放在王小艾的贴身衣袋里。另一颗巧克力，属于她的新郎高天。出征塞拉利昂前的24天，他俩才举行了婚礼，这两颗象征不论天涯海角都心心相印的巧克力，是他俩机场离别时相互赠送的。
一家精忠报国心，三代戎装从军情。王小艾出生于军人世家，她的爷爷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爸爸曾在部队执行任务时光荣负伤。2012年，她以优异成绩从军医大学毕业后来到了第三〇二医院，成为一名播撒健康的“提灯女神”。
一年前，王小艾与工程师高天相识相恋。就在两人筹备婚礼时，王小艾得知医院正在抽组援塞医疗队。“军人生来为打仗。我也要像爷爷和爸爸那样，做一名有血性的军人！”没有丝毫迟疑，王小艾递交了请战书。通过层层选拔，她如愿以偿。
“这次去‘抗埃’前线，危险重重，如果能活着回来，我们就结婚。”王小艾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高天，得到的是一个坚定的回答：“在你上战场之前，我们就结婚！”
于是，婚礼提前举行，第二天王小艾就返回医疗队投入紧张的“抗埃”模拟训练……
还是倾听一下援非抗埃医疗队几名队员的心声吧——
“我的老父亲，请您原谅我”：沈阳军区总医院护理部助理员张怡，把87岁患病的老父亲从老家锦州接到沈阳，头一天刚安排好日期准备做心脏手术，第二天就接到出征任务，她思量再三，推迟了父亲的手术时间。
“亲爱的老婆，机会还会有的”：第三〇二医院肝衰竭诊疗与研究中心主治医师荣义辉，放弃了来之不易的到国外名牌大学深造机会，坚决报名参加了医疗队，妻子很不理解，替他十分惋惜。
“战友们，千万别照顾我”：成都军区总医院感控科主任张玲，年近花甲、面临退休，却毅然参加了第二批援利医疗队，她忙活起来风风火火，“自恃”经验丰富，专找难活重活干，大伙心疼她，想把活计抢过来，她却从不放手。
“宝贝儿子，你会为爸爸骄傲的”：新桥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钱德慧，拥别即将临产的妻子远赴西非，8天后妻子生下一个胖小子，他通过视频与儿子“见面”，抚摸着屏幕上孩子红彤彤的小脸，指着自己的鼻子竖起了大拇指。
……
跨越万里去征战，这是中国军队卫勤力量在特殊战场的胜战之役，在强军兴军征程上迈出的铿锵步履。
舍生忘死勇担当，这是血性白衣战士听党指挥忠诚使命的时代风采，为猎猎八一军旗增添了新的荣光。
正如利比里亚埃博拉疫情指挥中心负责人托伯特所赞叹的那样：“这是一支勇敢、充满智慧的优秀队伍，他们表现出色，拯救了埃博拉患者的生命，这支医疗队很伟大！”
2015年3月于北京 为谁而来
刘标玫
这天，对刚刚失去孩子的田成刚来说，无疑是悲痛至极。他坐在赴八宝山的车里，一手抱着刚刚离去的孩子，一手接通了疾控办领导打来的电话。疾控办领导通知他，单位拟组建“中国实验室检测队”，赴塞拉利昂执行抗击“埃博拉”的任务，请他担任后勤组的组长。
田成刚沉溺在悲痛中，听着这个电话有些意外。疾控办领导强调说：“院首长点名让你去。”他猜测，院首长肯定是不知道他家里的情况，从工作的角度综合衡量，才点名让他去的，他没有理由不去。但是，爱人的身心正经受着煎熬，他觉得应该先告诉爱人一声，征得她的同意。
在接受采访时，田成刚说：“当时没想到院首长会点名让我去。但我马上意识到，院首长的决策很英明，我也应该去。”这时的田成刚已经当了五年的部门领导，执行过多次后勤保障任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北到内蒙古朱日河，南到海南三亚，西到西藏拉萨……如此这般一个人才，在重大援外任务面前，当然是不可或缺的。
田成刚的爱人在单位的一个部门做科研工作，深知老公的职责使命，也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田成刚。这次，听田成刚委婉地说出征求她意见的意思时，便直接表了态：“你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应该知道工作需要就是命令。不能因为家里出了点事，就有别的什么想法。”
这时，部领导已经将田成刚的家事报告了上级领导。他们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决定不再让田成刚执行这次任务。
田成刚直接走进了上级领导的办公室，报告了自己的想法和决心。他诚恳地说：“我爱人同意我去，就让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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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一天，北京西四环外一个僻静的院落一下子热闹起来，从单位各部门各单位抽调的检测队成员在这里集中，开始做出发前准备。一比一的模拟设施搭建起来，邀请的20多位知名专家先后来授课，准备工作紧张而有序。
作为后勤组组长，田成刚深感肩上的担子之重。这次赴非是检测队首次成规模成体系走出国门，代表的不仅仅是单位，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着中国形象、中国水平。后勤保障能不能跟上，将直接影响检测实验的开展，更深刻反映我国保障多样化国际任务的能力水平，意义重大，使命光荣，必须确保万无一失。而且，这次保障具有跨洲际、长周期、高险情等特点，他虽然有一些执行国内重大任务的经验，但能否顺利完成这次任务，心里也没有底。因此，除了参加正常的训练，他还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査阅塞拉利昂资料上，多方面了解塞拉利昂情况。
为了做到有的放矢，检测队派出了先遣组赴塞拉利昂考察，田成刚因各种原因没能成行。在先遣组出发前，他列出了11条需要核查的内容，请先遣组成员认真核查。先遣组需要考察的内容一共列了17条，后勤保障占了三分之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后勤的重要。这11条中，涉及了粮油、水电等日常必需的物资，还有交通、治安等当地社情，既全面又具体。
考察的结果让田成刚倒吸一口凉气。塞拉利昂的经济非常落后，又由于疫情不断扩大，国际社会对其进行了严密的封锁，物资严重缺乏，加之卫生状况相对较差，饮用水是地表水，水质不好……由此推断，想依托当地的资源进行后勤保障，可能会有很大的难度，必须在国内尽量多携带物资。而且，移动实验室检测队只能在野外展开，当地社情相对复杂，气候炎热，动物繁多，怎么快速展开，也很让人头疼，必须充分做好预案。
那几天，田成刚面对种种难以预料的困难，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压力。移动实验室检测队的这次援外任务是一次实战，和其他任何演习演练不可同日而语，必须当作一次战争，以实战的状态，从难从严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因此，田成刚在为后勤组动员时说：“我们在家里准备得越充分，完成任务就越有保障。”
准备物资前，田成刚亲自拟了一张物资清单，又广泛征求了意见，为物资的准备提供了依据。在他的指挥下，后勤组的准备工作做得具体而细致。不仅准备好了科研器材，还为应对塞拉利昂的随时停电准备了三台发电机；不仅准备了足够两个月饮用的矿泉水，还准备了储水的设备；不仅准备大量的面粉面条，还准备了野战罐头和干菜……
物资还没有全部准备好，突然又发生了紧急情况，需要提前出发。先遣组回国后，塞拉利昂政府突然宣布，中国在十天之后要来援助。为了满足塞方的意愿，检测队只能提前出发，尽快赶到。这样，给后勤组的时间就更短了，田成刚的工作更加紧张忙碌。
田成刚指挥后勤组全体成员立即行动起来，迅速把筹集好的科研、实验、通用、生活等各类物资54吨，分门别类进行了装箱编码，统一造册施行信息化模块化管理，之后便是紧张地装机、加固。
需要装载的重要装备“移动式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移动P3）是个大“家伙”，国内没有合适的运输机，只好协调租用俄罗斯的“安-124”大型运输机。这个大“家伙”是在国家科技部支持下，由我国专家自主研制的一套高等级生物安全装备，包含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具有独立知识产权。实验室由三台独立方舱组成，包括主舱、辅舱和中控指挥舱，内部设备包括手套箱隔离器、生物安全柜、自控充气式气囊门、自洁净型传递窗、高压污物灭菌器、高效充气过滤器、高温污水煮沸罐等，还装有车载水、电保障系统……如此重要的装备远征塞拉利昂，是中国支持西非国家防控埃博拉疫情实际行动的真实体现，也是中国疾控关口前移加强防控的重要举措，意义深远，容不得半点闪失。
物资的装载和转运工作量很大，时间又那么紧，全组成员积极投入，经常是废寝忘食。驾驶员张凤东说，从长春到北京，走了整整一宿；往飞机上装货，又装了整整一宿。
在田成刚的精心筹划和具体指挥下，物资的装运和转运做到了高效完备、集中有序，人员和物资都平安顺利到达了塞拉利昂。可是，飞机一落地，田成刚就遇到了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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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利昂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环境艰苦，基础落后，物资匮乏，条件简陋，困难程度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而且，受疫情影响，国际社会对其实行了严密封锁，纷纷关闭了通往该国的海陆空运输，外资企业陆续停业，工作人员相继撤离，正常的经济活动及人员交往已陷入停滞状态。当时，塞拉利昂每万人仅拥有三辆机动车，运力相当有限……弗里敦机场基本“停业”，机场能动用的运输资源仅为7辆破旧的大卡，大部分员工因埃博拉而“下岗”，能够参与装卸的只有当地的16名临时雇工。54吨物资，要转运到200公里之外的中塞友好医院或酒店，谈何容易。
塞拉利昂属热带季风气候，高温多雨，年平均降水量2000-5000毫米，是西非降雨量最多的国家之一。这里一年只有雨、旱两季，5—10月为雨季，11—4月为旱季。9月正值雨季，天天都会下雨，稍有耽搁物资就有可能被雨水浸泡，给物资的卸载和转运带来巨大麻烦。
54吨物资要从飞机上卸下，一个舱门卡住了所有智慧，何况还缺乏人手。田成刚在雨中穿梭，协调转运的车辆和人员，心急火燎。他想，国家不远万里地把这么多物资运来，花了那么大的代价，如果被雨淋了，发了霉变了质，损失不说，以后吃也成问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赶紧卸载转运。
天无绝人之路，田成刚在中资机构那里看到了曙光。他找到了中储集团的领导，领导表示积极协助，给他们提供7辆车。这7辆车投入使用后，虽然第一天就抛锚了两辆，但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装卸工不够用，田成刚就动员后勤组的同志们自己动手，他挽挽袖子，走在卸载队伍的最前列。在他的影响下，检测队全体人员都参与了卸货、装车。从机场到中塞友好医院仅200公里，往返一趟将近10个小时，加之劳动效率低下，装卸一次也需10个小时，这样，一天只能跑一趟，回来还得赶紧再卸货装车……飞机在机场停了三夜，他带着后勤组的助手们在机场和医院之间熬了三夜，卸货、装载、转运，还要协调塞方、大使馆、医院，管理司机及临时装卸工，他根本没有时间睡觉。
驾驶员张凤东对这段生活记忆犹新：“把科研物资从机场搬运到医院，把生活物资搬运到宾馆，机场到医院或宾馆4个多小时，白天拉一趟，回来就是晚上了。晚上再卸货装车，一般要干到凌晨两三点才能装完，随后就地睡上两三个小时，就赶紧起床出发去医院……田组长不仅和我们一起干，还要跑前跑后协调很多事，睡觉比我们还少。”
田成刚对此并不否认：“刚到弗里敦机场时，一看当地的那种运力，想着50多吨物资急需转运，心里急得乱糟糟的，就是躺下来也睡不踏实，前两天两夜基本没休息。后来赶时间，根本没有时间睡觉。司机们可以休息，我必须连轴转，最后困得站在那里也能睡着，走着也能睡着，甚至会一下撞到别人身上。事后算了算，四天三夜只睡了不超过七个小时！直到完成任务，我连酒店的钥匙还没拿。”
9月20日中午，田成刚一身疲惫，满眼惺忪，带着他的“后勤队伍”离开了机场，入住弗里敦市郊的某酒店。这时，物资已全部转运完毕，入塞的第一战已经取得胜利，他一下子放松下来，往床上一躺便呼呼大睡。
可是，一觉醒来，又一个难题摆在了田成刚面前。物资运到医院和酒店，预定的有限空间陡然变得拥挤。物资该如何入库展开？实验室该如何布局？人员该如何协调运作？看着满地的集装箱，大家都觉得无从下手。
田成刚干了十多年行政管理，有着多次履行急难险重任务的经验，深知这个时候最怕打乱仗、做无用功，必须明确具体任务分工，各负其责，才能把工作做好。他与队领导和其他组领导进行了沟通，明确了各自的职责。他说：“入塞以来，全队人员都参与了物资的转运，每天的工作都在10小时以上，都没能休整；科研专家从事如此高强度的重体力劳动确实不容易，不能再继续了，物资整理入库的任务由我们后勤组承担；我们不能把专家累垮了，他们还有更大的任务在后面……”短短数语，解开了所有的纠结，大家开始行动，各组人员各司其职，各尽所力，工作开始有条不紊地进展。
针对后勤保障任务，田成刚把后勤组分为医疗、生活、通信、运输、物资管理等岗位，组内成员每人负责一类物资的入库。他特别强调，人手不够可以找当地的临时工，但雇工要少而精，既要便于指挥又要利于监督，还要防止物资被偷。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了尽快转入实战，后勤组的同志们没有被“累”字拖垮，继续拼搏在最前线。作为后勤主管，他和大家一起，一直战斗在最前沿。开箱，他要亲眼过目；入库，他对着清单点数；损失，他逐一造册核对。由于装载时清单很清楚，箱子里有，手里也有，入库时只要分好，哪些物资放到哪个地方，一般不会搞错，重要的是必须细心。他说：“要对得起国家的每一分投入，必须做个明白人。”
虽然田成刚不让专家们参与这项工作，但大家看到后勤组那么忙，纷纷主动请缨，伸出援手。年龄最大的检测专家杨帆主动要求负责开箱“点货”，柏长青医生请缨负责生活物质的入库安排，翻译官负责全部雇工的协调与酬金谈判……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仅用了3天时间，全部物资就入库完毕。他的高效的指挥协调受到了队员们的一致赞叹，大家都亲切地称他“钢哥”。
检测队终于在疫情肆虐的非洲大地上安营扎寨了，但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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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利昂物资短缺，田成刚早就有所了解，但他没想到会短缺到这种程度。当地人没东西吃，便养成了每天只吃一顿饭的习惯，有时以野果充饥；没有衣服穿，就简单地弄块布往身上一围；睡觉没有床，便随处躺下就睡……中资机构的华人编了个顺口溜：“吃饭靠上树（当地有面包树，爬上去吃树上的果子），穿衣一块布，睡觉躺马路，经济靠援助。”在全国最好的首都地区，竟然只有三家超市，把三家超市里的所有酸奶全部买来，竟然不够检测队全体队员一天喝的。这真是前无供应，后无保障。
塞拉利昂埃博拉疫情严重，田成刚已有心理准备，但他没想到当地的疟疾、伤寒、狂犬病如此之多。单是疟疾，已经导致非洲的60万人死亡，而疟疾主要通过蚊虫叮咬传播，患病率很高，防范起来有很大难度。蚊蝇虫菌时刻传播着各类疾病，队员们时刻都可能被感染。更可怕的是，塞拉利昂医疗条件很差，医院很少，医疗设备更是少得可怜，能够转运病患的急救车只有6辆。据说，大多数医院连最简单的阑尾炎手术都做不了，很多这样的小病都有可能死人。因此，人员健康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我们的队员在那里不能生病，一旦生病没有条件治疗，吃饱吃好和饮食卫生就显得尤为重要。”田成刚说。
刚到塞拉利昂时，检测队的伙食由所住酒店保障，但厨房的饭菜不太合口味，卫生状况也不太让人放心，而且，他们一天只做两顿饭，两顿都是盒饭，根本吃不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田成刚与酒店协商，把后厨租了下来，自己动手做饭。
交接后，他与后勤组的同志们一起到后厨打扫卫生。推开门，一只老鼠在灶台上受了惊吓，跑向墙角，到了墙角，回转身瞪着大眼睛看着不速之客。窗户上一只特别大的蟑螂没当回事，依然在悠闲地做它自己的事，再细看，这里简直是蟑螂的世界，窗台上，案板上，柜子里，下水道里，到处都是……后厨的脏乱程度让大家吃惊不小，甚至对前几天吃他们在这里做的饭产生后怕。
“后厨的蟑螂特别大，特别多，拿水冲都不管用。请示白主任、聂主任后，放了些药，才算解决问题。”炊事员崔家振说。
不仅是厨房，厨房周围的营院卫生状态也很差，他们也集中进行了处理。不仅清理了杂草和杂物，还对营院进行了彻底的“消杀灭”，防止蚊虫老鼠传染疾病。
经过后勤组的辛勤努力，驻地的厨房终于可以使用了。9月27日上午，田成刚和后勤组的几个人前来帮厨，炊事员崔家振施展自己的厨艺，做出了一顿可口的饭菜。队员们一边品尝，一边赞不绝口。
“这时，后勤保障才算走向了正轨，这是后勤组全体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田成刚说。
驻地的生活问题解决了，中塞友好医院那边仍然面临着诸多保障缺陷，田成刚又把工作重心调整到医院。
中塞友好医院是当地最好的医院之一，占地5000平方米，设备设施也是比较好的。但是，检测队进驻之前，这里的工作人员因为疫情的原因，大多已经离职，医院已是人去楼空。进驻后，医院的硬件设施运转仍不正常，时常断电，燃油紧张，水质很差……这些问题对于检测来说，都是致命的“硬伤”。尤其是停电的问题，可能导致检测实验随时意外中断，直接影响工作的进行和任务的完成。
田成刚深知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每一个问题都必须尽快解决，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未雨绸缪，每一个疏漏都必须提前堵住。而这一切，依靠塞方解决都不容易，还是要立足自我保障。为了提供充足的水电油，后勤组准备了水袋、油罐，架起了自带的三台发电机，确保万无一失。
为了便于市电和发电机之间转换，他想买一个发电机和市电的转控开关，但找遍了整座城市也没有找到。停电很经常，而且什么时候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不知道，没办法，只能一直用发电机，来保持供电的连续性。实验用水难以保证，田成刚就协调塞拉利昂卫生部，让他们帮忙解决。塞方答应用水车给拉水，他就买了个储水罐，让塞方的水车每天把储水罐加满。
9月28日，检测队第一次接检埃博拉病毒样本24例，全部顺利完成。
“看到检测组出了成绩，我和他们一样激动而兴奋，因为他们的成绩就是对后勤工作最大的肯定。”田成刚这句普普通通的话，道出了后勤组全体人员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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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开头难。检测队初到塞拉利昂，虽然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总体上还算是开了个好头。然而，开头之后，困难还是接踵而至。
当地的水质太差，混浊不清，总有许多泥沙等污物在“游荡”。较大的泥沙粒子，在水中很快会沉淀下来，可是那些小的，已经小到成为胶体粒子了，往往几天也沉淀不下来。田成刚知道明矾可以净化水，就想买点明矾把水净化一下。可是，找遍了城市所有可能有的地方，也没能买到明矾。
当地气温比较高，按说应该穿短袖衣服，但这里紫外线强烈，蚊虫多，穿短袖很难防护，只能穿长袖衣服，热得大家经常大汗淋漓。出发时，考虑到塞后是野外生存，官兵们都带了作战靴，但如此的温度不适合穿作战靴，鞋里每天都水汪汪的。田成刚想给大家买双网眼鞋，同样是买不到。没办法，田成刚只得与国内联系，请单位相关人员采购网眼鞋。可是，由于诸多因素，网眼鞋带到塞拉利昂时，他们的任务已经快结束了，他们连包装箱都没开，便留给下一批队员了。
当地卖菜的很少，只在路边一小筐一小堆地卖，每次全买回来，也不够全队吃一顿的。当地没有卖猪肉的，他们二十多天没能吃到肉，田成刚到处打听，找当地的华人了解，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一个养猪的华人，买了一头猪。养猪的华人把猪杀好，大家美美地吃了一次有肉的菜，剩下的都放在酒店的冰柜里，陆续吃了一个多月。
东西买来了，做饭也不是一件容易事。整个检测队只有一名炊事员，很难保障这么多人吃饭，田成刚只好动员后勤组的其他人来帮厨，他自己一有空也来帮厨。他对炊事员崔家振说：“在厨房里，你别叫我组长，也别叫我处长，我就是你的兵。你只管炒菜，配菜洗菜都是我们的事，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厨师崔家振每天早上5点半就要起床，蒸馒头，烧粥，炒菜，很辛苦，还忙不过来。驾驶员张凤东每天坚持早起帮厨，田成刚和后勤组的其他人也经常早起帮一帮，才保证了每天7点半能正常开饭。
驾驶员宋凤波也经常来帮厨，而且不嫌脏，不嫌累，什么活都干。他每次过来，崔家振都跟他开玩笑：“老宋又过来了，给你找个好活。掏下水道去。”他不会切菜，来帮厨就让他通下水道，他总是二话不说，挽挽袖子便下了手，而且总是直接用手去掏。
有一次，崔家振和同志们一起去医院勤务，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堵车。在路上堵了将近两个小时，到驻地时已经快6点了。他赶紧跑进厨房做饭，但开饭的时间很快就到，他特别着急。这时，田成刚带着后勤组的其他几个人来增援，大家一齐动手，很快就把饭做好了。
为了能让崔家振休息一下，田成刚经常组织大家包包子或者包饺子，以减轻他炒菜的劳累。崔家振感慨地说：“田处长作为后勤组的组长，每天的事情那么多，还经常关心厨房的事，经常来帮厨。印象最深的是他很会捏饺子，捏的饺子很好看，速度也很快。”
两个月，崔家振一直连轴转，基本没有休息，圆满完成了全队的伙食保障任务。回国后，田成刚在向有关部门汇报时，特别强调：“炊事员一定要奖励！”
如今，再谈及那次的饮食保障，田成刚总要说起他对后勤保障的一些思考。他说：“后勤必须先行，前期考察的时候必须有后勤人员的参与。专家只考察相关的专业情况，后勤人员才会更注重考察社情民情。只有考察得细致全面，才能有的放矢，做好人员和物资的准备。比如饮食保障，早知道必须自己做饭，就应该多编配一名炊事员，否则，如果炊事员生病了，大家可能都吃不上饭。还有，人才培养一定要一专多能。检测车去的时候，康菲公司去了一个工程师，开车、安装系统，几乎样样精通。我们的人才培养也要往这方面考虑，让炊事员去学驾驶，让驾驶员去学厨艺，关键时候可以解决实际问题……”
饮食保障困难较大，车辆保障的困难也不小。驻地酒店到中塞友好医院有37公里远，人员来回需要车接车送，还要不定时地送饭送东西，车辆动用非常频繁。入塞时，他们只带了一辆越野车，周转不过来，只得租了两辆当地的车。但是，租车的费用高得离谱，大车一天要收400美金，小车也要150美金。考虑到租车太贵，田成刚便建议在当地买一辆。经批准后，他们花32000美金买了一辆二手的中巴车，等于用两个月的租金买了一辆车，不仅可以保障他们用，还可以保障下一批援塞的队员用，最后还可以卖。这样算来，比租车划算多了。
经费保障虽然不是问题，但也遇到了临时的困难。出发时，机动费用只带了10万美金，由于当地的货币管制，一直只能现金交易，便显得有点捉襟见肘。如果按正常开支，单是清关费和协调中资机构的运输费，就能花掉所带经费的三分之二，加上酒店的费用应该预支，基本就剩不下多少了。田成刚积极协调，得到了相关单位的谅解，容许清关费和运输费先不结账；酒店的预付款争取不给现金，直接由国内打到酒店的账户上。“为了节省开支，才租了他们的厨房，一天只要200美金，加上购买食品蔬菜，也比吃他们做的盒饭节省许多。”田成刚说。
最让田成刚操心的，还是安全问题。在国内出发时，送行的领导提出过要求：“车不掉漆，人不掉皮，一个不能少，当然也不能多。”这个要求看似不经意地说出，还带了调侃的成分，但对田成刚来说，他觉得责任重大。到塞后，每次在电话里向国内的领导汇报工作，领导都一再强调安全问题，让田成刚头脑里的安全那根弦绷得一紧再紧。他感慨地说：“那两个月，一直感觉肩膀上扛着千斤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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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利昂物资匮乏，又受疫情困扰，社会治安不是太好，经常发生抢拿卡要的事件。有一次，田成刚买了一大袋矿泉水（当地矿泉水是用塑料袋装的），里面有24小袋，刚买完，当地人就围上来抢，一会儿就抢着喝完了。驾驶员许昕曾经遇到过拦路要钱的，解释半天才被放行。
检测队的车辆虽然不多，但交通安全的压力也不小。首都弗里敦依山而建，很多道路都是盘山路，路面狭窄，路况不好。而且，酒店到医院途经闹市区，当地人喜欢在路上睡觉，夜间行驶更让人担心。
根据当地治安和交通的实际情况，后勤组制定了严格的人员和车辆管理规定，并坚持从严落实。什么时候去哪里，去干什么，一切按预定计划和作息时间运行；外出必须请假，原则必须两人以上同行，任何人不能私自外出；车辆严格派遣制度，每辆车外出都必须由田成刚亲自批准……
车辆出了驻地，田成刚便挂在心上，一辆不回来，便无法安心。由于塞方送病毒样品的时间不确定，经常有晚上送来的情况。这种病毒检测一次要五个小时，而且必须保持连续性，检测人员进去后只能连轴转，直到做完。这样以来，专家们下班的时间就有不确定性，田成刚睡觉的时间也就确定不了。他说：“车没回来，我心里不踏实，没法睡。我拿个扇子在门口等，一直等到车回来，才和大家一起洗漱睡觉。两个月里，有二十多次是晚上11点以后回来的，有五六次是凌晨2点以后才回来。”
在田成刚和驾驶员们的共同努力下，交通安全得到了保证，两个月时间没出任何问题，连剐蹭这样的小事故都没有发生过。
“车不掉漆”的要求算是基本做到了，但“人不掉皮”却很难做到。就在刚到驻地不久，驾驶员张凤东在安装浴房时就受了伤。他和战友一起抬浴房的玻璃板，没想到玻璃板突然破碎了，玻璃碎片扎伤了他的手，血流不止。这件事虽然不大，但毕竟有人受伤，“破了皮”，不能不让田成刚对人员安全更加重视。
检测队制定了一日健康登记制度，随队医生柏长青和聂为民坚持每天巡诊，对发热、身体不适人员重点医护，确保全体人员的健康。驾驶员齐勇刚到塞拉利昂时，由于过度劳累，患了感冒，发起了高烧。他精神特别紧张，田成刚也很担心，找到柏主任和聂主任咨询，问要不要检测一下埃博拉病毒。两位主任觉得只是感冒，先对症进行处理，只要烧退了，就不需要检测。果然如两位主任所料，齐勇的烧不久便退了，虚惊一场。
虽然是虚惊，但田成刚觉得，官兵们身处疫区，健康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他不仅注意抓好饮食卫生，还注意改善环境，在酒店院内进行除草，并加大对院内蚊虫消杀力度；加强卫生防疫工作，提醒大家吃抗疟药，打相关疫苗。齐勇和许昕负责焚烧检验垃圾，每天把检验产生的垃圾放在高压锅里消毒，统一运到焚烧池，倒上柴油和机油进行焚烧。他经常嘱咐二人要戴好口罩，要离得远一点，操作完要注意洗手消毒。他说：“你们俩最大的任务，就是保证自己的健康和安全。”
田成刚够细心了，后勤组这个大摊子运转得很顺畅了，但谁也没想到，刘文森会突然病倒。
10月17日晚，刘文森感觉有些不舒服，田成刚很担心。晚上9点，田成刚特意到刘文森房间里探望，关切地问他感觉如何。刘文森说：“我觉得还可以，应该没事。”
田成刚看他脸色不太好，便说：“可能是太累了，你先休息—会儿，我去给你找氧气，吸吸氧或许就好了。”
刚走到楼下，田成刚就听见有人喊：“柏主任——聂主任——”他赶紧跑上去，看到刘文森已经昏迷抽搐了。
随队医生柏长青和聂为民及时赶到，立即展开抢救。柏长青让田成刚赶紧拿药，田成刚立即吩咐保管员，把从国内带来的24个药箱全部拿上来。需要吸氧，田成刚立即找到酒店的副总，却被告知酒店没有氧气。他又找酒店的总经理，仍说没有。他对总经理嚷道：“人命关天，你赶紧想办法，必须给我找来。”几分钟后，总经理回电话，说氧气找到了，田成刚大喜过望。40分钟后，氧气罐终于运到，刘文森吸上了氧，为他的起死回生贏得了宝贵的时间。
一个小时过去了，刘文森的病情仍没缓解。田成刚不懂医，抢救插不上手，在外面急得团团转。他说：“当时，第一次感觉离死亡那么近。”
懂医的两位主任也很茫然，因为那里既无任何影像设备，又无最基本的生化检测能力，他们无法判断是脑出血还是脑梗，更不敢判断是不是埃博拉或疟疾。上级领导接到报告后都特别重视，几位主要领导都在电话中要求，不惜代价全力救治，并通过总部汇集了国内一流专家团队远程会诊，指导治疗。
塞拉利昂的晚上10点，是北京的早上6点，田成刚用他的手机联系上了国内脑外科的专家。他把电话调到免提状态，让两位主任和国内专家沟通，商量治疗方案。在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到18日凌晨的0点半时，刘文森的病情终于趋于稳定，不抽搐了。
田成刚一夜没睡，电话一直是热线，除了专家会诊，他还随时向单位领导汇报，领导也不断地给他打电话，向他下达指示和关切，总算是有惊无险。
惊心动魄的一夜过去后，第二天一早，专家们给刘文森进行了取样化验。5个小时后，结果出来了，确定不是埃博拉。大家的心都宽了许多，因为埃博拉是最可怕最危险的，其他不论什么病，恢复的希望都更大些。
然而，怎么进一步救治刘文森，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当地的医疗机构基本上是瘫痪的，连个血常规都做不了，更别说CT、磁共振了，没法下诊断。柏、聂两位主任只能凭着经验，用最基本的治疗方案进行治疗。
检测队钱军队长把救护刘文森的任务交给了田成刚：“这段时间，你的最大任务，就是全力救治刘文森。”田成刚没有二话，立刻把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接下来。他弄了个折叠床放在刘文森的房间里，安排后勤组轮流陪护，24小时不间断。没有尿壶，他就拿矿泉水瓶子削了削，做了一个尿壶；没有大便器，就拿脸盆代替。在救治的同时，他还积极联系大使馆，想通过使馆联系较近的南非，看能不能去开普敦医治，或者联系去不太远的比利时及德国，但是，几经努力，各国都不愿接收疫区的病人。
那些天，刘文森天天让陪护的战友记遗嘱。他跟孩子说：“爸爸可能回不去了，你要好好孝顺你妈，爷爷奶奶年纪都大了，要多照顾照顾……”说得人潸然泪下。那些天，全队人员情绪都很低落，再也听不到欢声笑语。
在两位主任的全力救治下，在后勤组全体人员的精心护理下，刘文森一天天好起来。能坐起来了，能下地走动了，田成刚看在眼里，喜在心里。看他走动问题不大，田成刚就建议他去食堂吃饭，以提振大家的士气。刘文森第一次进食堂吃饭时，大家都激动地鼓起了掌。
对于刘文森突发急病这件事，田成刚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觉得，这次救治主要靠柏、聂两位主任的精湛医术，因此，此类国际活动的医疗保障最好有经验丰富的老医生随队；这次救治也有很多侥幸，以后应该多带一些必要的医疗设备及药品……这些想法，田成刚都告诉了正在筹备的第二批检测队领导，让他们来塞时准备得更充分些。
随着时间的一天天流逝，回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田成刚的工作重心转向了与后方的协调，清点物资的出入库情况，通报物资的损耗，对第二批过来还要带哪些物资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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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很快过去了，田成刚带领后勤组全体人员圆满完成了各项保障任务，受到了全队官兵的一致赞誉。检测组的专家纷纷向他们伸出大拇指：“我们吃得好、睡得香，身体好、干劲大，你们后勤组的保障很到位，我们很满意！”
随队记者郝杨力一直想对田成刚及后勤保障工作做一个报道，几次提出都被田成刚拒绝了。不断刷新的检测数据一次次报出，检测组闪耀着成功的光环，田成刚却选择了退到幕后。他说：“我们确实做了一些工作，但都是后勤人应该履行的职责，没有什么需要宣扬的。”
中央电视台驻塞拉利昂的记者听说后，特意来采访田成刚，他还是不同意。他的说法是：“后勤组是为了给检测组提供保障而来的，没有他们，我们也不会来。他们出了成绩，说明我们的保障也出了成绩，要采访就采访他们吧。”
回国后，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又来采访，田成刚实在推不过，才勉强接受了。他感慨地说：“个人多么辛苦都值得。能够圆满完成任务，把大家都带回来，就是我最大的成绩。”
记者从其他途径知道了他的家庭情况，知道了他接受任务时的细节，也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颇为感动，便问起这件事。记者问他：“孩子刚刚夭折，你为什么能义无反顾地去前线？”
他说：“检测队需要我，我不能因为个人遇到一些情况就逃避
听着田成刚的故事，记者感动得哭了，田成刚却说：“你采访我，我都没有哭，你这样，我怎么跟你说呀？”
记者流着泪听田成刚讲完，决定好好做个专题，田成刚没同意：“我付出的东西是重要的，但我不想拿孩子来说事！我不想拿自己的不幸来换取什么，那违背我的初衷。”
田成刚不想宣传自己，不想谈自己的家事，不想把伤心的事情再不断地勾起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任性”的年轻人面前，在以情感缺失而难以和谐的家庭面前，在靠编造故事骗取同情的骗子们面前，田成刚的低调、爱心以及牺牲奉献的情怀，应该可以起到榜样和引导的作用。因此，为了让更多的人从他的故事里得到点启示，我还是决定把他的那些让他伤心、让人感动的家事写出来。以下是他的讲述——
2014年初，我母亲检查出脑胶质瘤，在西京医院做了手术，做了化疗。手术虽然很成功，但病情继续恶化，后来就不能走路了。我给她打电话，她总是嗯嗯啊啊的，又打电话问父亲，父亲说已经坐轮椅了。5月，母亲病情继续恶化，颅内压很高，压迫了眼神经，失明了。我赶紧回去看望，连续回去了四次，每次都是匆匆的两三天时间。后来她又做了个分流术，情况好了些，能走路了，也能说话了，但眼睛看不见了。我受命出国后，一直没能再回去看她。
也是在年初，我爱人怀了孕。孩子7个多月时，发现有些异常，便接受了医生的建议，以引产的方式把孩子生了下来。孩子出生时基本正常，评分评了9分，医生担心孩子肺不行，但她生下来就哇哇地哭。可是，三天后，医生说孩子尿少，肾脏有问题。一个星期后，医生说孩子不行了，建议放弃。我一直坚持，我说她呼吸心跳都好，为什么不救呢？于是便一直坚持救治。那些天，我天天在医院里看着孩子，天天揪着心，不仅是流泪，简直是滴血。每天回到家，家里人都很关注孩子的情况，爱人把孩子的小衣服都准备好了，盼着孩子早日出院回家。我特别担心，孩子要是没了怎么办？
到了第13天，医生说孩子真的不行了，再加药也维持不了多久。我同意不再加药了，让她自然地走。她两只眼睛盯着我，是那么的不舍，可我没有办法。一直到现在，我也忘不了她那双骨碌碌的大眼睛。
孩子走后，我请单位的同事开着我们家的车，陪我去八宝山。我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接的让我去非洲的电话……
2015年3月于北京 逐鹿西非的中国面孔
庄颖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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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航空公司空客330包机的舱门缓缓关闭。钱军拿起手机编发了起飞前最后一条短信：“请放心，我会把队员们一个不落地平安带回祖国！”此后的两个月里，这条短信在每一名检测队员家属的手机上被一次次翻阅、一次次抚摸、一次次沾满思念和牵挂的泪水。可此时此刻，钱军却只有一个简单而强烈的念头：还能为队员们做些什么？
这是2014年9月16日，由钱军任队长的中国移动实验室检测队27名队员，从首都机场启程，奔赴万里之遥的西非塞拉利昂，抗击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埃博拉出血热疫情。
飞机滑行、腾空、爬升，掠过首都鱗次栉比的高楼，稳稳地穿过云层攀上高空。有200多个座位的机舱显得有些空旷，队员们分散在座位上，偶尔有交谈声像是从遥远的丛林深处传来。一种大战来临之前的寂静在空气中蔓延。
难得坐进商务舱宽大的座椅中，钱军却感到浑身难受，全身的骨头像被抽空了一样，疲惫感被体温烧灼着，潮水般一波接一波地袭来，他已经连续高烧3天了。他想睡一会儿，可一闭上眼睛，半个多月来紧张筹备的场面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快速闪回。
——京西某处一个僻静的场地，由3个车载方舱组成的移动式生物安全3级实验室就地展开。几个狭小的设备间，王承宇不停地钻进钻出。“电力系统正常！通风空调系统正常！给排水系统正常！通讯网络正常！”他一厘米一厘米地检视着这个庞然大物。
2003年“非典”过后，为提高烈性病原体现场快速检测能力，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的支持下，我国自主研发了这套“移动式生物安全3级实验室”，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移动P3车。自2009年服役以来，移动车已数十次执行风险病原体应急检测任务。每当有重大传染病疫情发生，它总是能快速机动，奔赴现场完成病毒检测任务，在最短时间内为疫情防控提供科学依据，累计行程已达数万公里，可以说是一匹名副其实的“千里马”。但这次不同，它不仅要远赴万里之外，在完全陌生的地域开展工作，还要就地连续运转至少6个月，这是从未有过的挑战。土生土长的东方骏马如何在原始的非洲丛林驰骋？英勇善战的千里良驹能否经得起负重前行的考验？
——“使用什么成分的消毒液，现有浓度能不能保证杀灭病毒？”“直接用手打开采血管，还是使用镊子，哪种方法更保险？”“手套戴几层才能保障安全，两层行不行？三层呢？”在讨论实验操作规程的会议上，来自不同疾控、科研机构的权威专家们仔细探讨着检测流程上的每一个细节。提问、置疑、反对、争吵……鲁会军被问得面红耳赤、如坐针毡，有好几次想起身溜出会议室，被钱军按在了座位上。这是他最得力的干将之一，曾经与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等多种烈性病原体一一过招，从未失手，此时却像答不出老师提问的小学生。
何止是他！对中国公共卫生专家而言，埃博拉是从没有见过面的敌人，我们对它所知甚少，更何况它还在不断变异。只有提前预想到各种情况，才能最大限度保证自身的安全。这是一场以生命为赌注的牌局，我们手中有没有制胜的底牌？
——千里之外，特别定制的3台高功率发电机组正在按照苛刻的尺寸要求加紧装配。基地门口，喷涂着各种各样艳丽广告的厢式货车接踵而至，让收货的助理员应接不暇。基地的仓库里，田成刚手握厚厚一沓清单，面对着堆积如山的物资一一清点、逐项登记：大到文件柜、办公桌、空调机，小到钉书钉、指甲钳、墨镜，还有各种型号、各种规格、各种制式的电线、开关、水管、阀门、螺丝钉、老虎钳。另一间仓库里，十几名工作人员正按照他的要求将大米面粉、油盐酱醋、饼干、罐头、方便面、压缩饼干等等生活物资一一装箱密封，并喷涂上醒目的红色标记。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后勤正在调动他所有的经验为检测队置办一应所需，生怕有所遗漏。随队医生柏长青携带着20多箱、价值120多万元的医疗器材和药品也已经到位。
9月初，钱军曾作为先遣队员到塞拉利昂实地考察，当时塞方建议的检测队驻地之一位于总统科罗马的家乡——马可尼。那完全是一片未开垦的丛林，不通水电、没有道路，脚下的黑土地还残留着烧荒时留下的焦煳痕迹，四周一人多高的荒草随风摇曳，好像随时会吞没这片小小的营地。这是在远离祖国的非洲大陆，前无保障、后无依托，“哪怕是仪器上脱落一颗小小的螺丝钉，都可能导致检测工作完全停滞。”“被蚊子叮咬可能感染恶性疟疾，用生水漱口可能染上伤寒。”在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在疟疾、伤寒、霍乱、拉沙热等传染病的疫源地，能不能做好跨洲际、远距离的自我保障，能不能实现各级领导反复强调的“零感染、零疫病、零事故”的目标？
每天，钱军不停地接打电话，参加各种协调会议，像一枚快速旋转的陀螺，想停都停不下来。可就在距离预定出发时间仅剩3天的时候，一个猝不及防的电话给了他重重一击：“做好移动式生物安全3级实验室无法运抵西非，利用当地现有条件开展埃博拉病毒检测的准备。”这不是在开玩笑吧？钱军当天就发起高烧。
作为国内生物安全领域的知名专家，他比谁都清楚，没有移动车意味着什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规定，生物安全实验室被分为4级，从第1级到第4级依次对应着从低到高的生物安全防护要求。埃博拉病毒致死率高，被列为一类风险病原体，按规定病毒灭活工作要在生物安全3级实验室内进行。没有了P3车，检测队员们就失去了最坚固、最稳妥的防护屏障，就好比以血肉之躯冲进枪林弹雨。而埃博拉病毒病死亡率最高达90%，至今没有疫苗、没有药物，一旦感染必定凶多吉少。
但他理解国家的难处。应该说，决定向塞拉利昂派出移动实验室检测队本身就是一个艰苦的抉择过程。
中非友谊源远流长，当年正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长期以来，虽然自身发展仍面临不少挑战，中国一直在尽力帮助非洲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为非洲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经过40余年的辛苦耕耘，中国已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年贸易额已超过2000亿美元。这次，非洲人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疫情——全球最为致命的埃博拉再次暴发，严重程度超过了前38年的总和——我们怎能袖手旁观？事实上，截至2014年9月，中国已累计向西非国家提供了价值2.34亿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包括救治物资、粮食和现汇。
8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埃博拉疫情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将对其他国家造成风险，需要做出“非常规”反应。一向忽视非洲的美国，此次表现出了“异常”的热情，高调宣传要帮助西非控制住埃博拉疫情，并派出了数百人的队伍抵达西非疫情最严重的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其检测实验室8月12日开业。亦步亦趋的加拿大检测实验室也于同日运行。作为非洲大国，南非的检测实验室也紧锣密鼓地于半个月后投入使用。8月14日，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专门致信李克强总理，希望中国早日派出救援队伍履行国际义务。
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作为人口稠密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埃博拉，我国专家也从未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更没有经过验证的诊断试剂、药物和疫苗。此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医务人员感染事件屡有发生。一旦我们派出医疗和检测队伍，会不会发生队员感染的情况？一旦感染，运不运回国内抢救？即使决定运回国内，怎么运，有没有国家愿意提供经停机场？一旦感染者运回，会不会就此把恶魔般的埃博拉带进国门？一旦防控不当，埃博拉会不会像当年SARS一样在中国暴发流行？……
在国际义务面前，中国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不仅提供经济和物质援助，还将派遣公共卫生专家和医护人员，与非洲人民一起抗击埃博拉。
但这无疑是一道考验外交智慧和综合实力的“国际考题”，眼前就有一个现实存在的难题：移动式生物安全3级实验室过于庞大，其中2个车载方舱，每一个的长度都超过12米，高度超过4米，宽度将近3米，我国目前还没有一架运输机能够容纳得下。最可行的办法是租用俄罗斯大型运输机安-124。但这不是普通的运输任务，而是前往各国避之唯恐不及的埃博拉疫区，中途还要经停第三国。这一切需要时间协调。
但国家承诺不是儿戏！
临危受命的钱军明白，开弓没有回头箭，面前只有“华山一条路”：想尽一切办法履行使命、完成任务！
应该马上转换思路，至少要筹集到一个固定生物安全2级实验室所需的全部装备随队运抵西非。钱军迅速手写了一份装备清单：生物安全柜、穿墙传递窗、立式高压锅、超低温冰箱、不间断电源、淋浴房……反复思考后，他又加上了负压帐篷、手套箱式安全柜。
只剩下3天时间！
幸好有国家卫计委、外交部、商务部等22部门参与的国家联防联控机制作为强大后盾，各种资源纷纷向检测队敞开。全新的、半新的，运行的、储备的，只要是急需的仪器设备，全部无条件调集到这里。一个电话，崭新的生物安全柜从几百公里之外连夜装车开赴北京。某科研机构进口的防护装备从国外提前发货，到达首都机场时离检测队的货运包机起飞时间仅剩7个小时，该单位领导亲自带队奔赴机场，一边办理通关手续，一边当场启封试用，同时用摄像机记录全过程。7个小时后，还没走出机场，这套防护装备连同现场录制的教学视频，一同运上飞赴塞拉利昂的东航包机。
关键时刻，队员们也给予钱军巨大的力量：“就算没有P3车，我们也会一往无前，誓死不辱使命！”
9月15日晚，在为全体队员壮行的晚宴上，大家高举酒杯，齐声呼喊：“首战用我，用我必胜！”雄壮的口号声震得天花板嗡嗡作响。
2
经过20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当地时间9月17日凌晨1点30分，检测队乘坐的包机降落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隆吉机场。钱军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额头，3个小时之前吃的退烧药应该起作用了，千万不能因为体温过高被拒绝入境啊！中国驻塞大使馆政务参赞樊晓东已经等候多时。健康申报、测量体温、随行物资下载装车，早晨8点钟检测队才抵达200多公里以外的驻地。
检测队的工作地点确定为位于首都弗里敦的塞中友好医院，驻地则是一家中国人经营的宾馆。这里显然比原始丛林具备更好的硬件条件，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弗里敦所在的西部地区疫情发展迅速，每日新增病例数正在逐渐赶超疫情最为严重的东部城市凯内马和马拉洪。依据多年参与处置重大传染病疫情的经验，钱军判断，人口密集、流动量大的首都和西部地区将成为疫情防控任务最重的地方，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检测工作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不久前，塞中友好医院曾接诊过埃博拉病人，此时这里已是人去楼空，从零乱的病房和散落在各处的医疗用品可以看出，当时人们有多么慌乱。负责接待的是留守的医院院长卡努和护士长玛莎。队员们后来才得知，因护理过埃博拉病人，玛莎护士长前一天还处在医学隔离中。
医院不是专业的传染病医院，建筑布局无法满足生物安全的要求，必须进行改造。由于天气原因和塞方令人失望的工作效率，此时检测队50多吨的物资还滞留在机场。队员们缺乏最基本的防护装备，连口罩、手套都严重不足。
但管不了那么多了，副队长孙宇、指挥组长刘文森、检测组长鲁会军当即开始实地测量。为实现人流与物流完全分开，最大限度降低感染风险，窗户必须密封、房间和走廊要进行隔断、墙体需要开凿、电路也得重新改造。钱军带领队员们连夜手绘了一张施工图，交给承担改建任务的当地一家中资企业施工队。
一边是争分夺秒的物资转运，一边是紧张的实验室改造施工。
塞拉利昂的雨季真让人琢磨不透，刚才还是艳阳高照，晒得人皮肤灼痛，转眼就是一场倾盆大雨，浇得人睁不开眼睛。转运物资的卡车18个小时才能往返一趟，好不容易到了，挡板一打开，哗啦，先卸下来半车水。队员们全部成了搬运工，衫衣、帽子一会儿湿、一会儿干，出现一道道白碱，一上午5瓶矿泉水灌下去，一点想上厕所的感觉都没有，有的队员皮肤晒伤，被汗水蜇得生疼。
实验室改造施工还未完成，塞国新任卫生部长弗法纳就不请自来，亲自到塞中友好医院考察。他踩着满地碎石，依次穿过墙上刚刚开凿出的门洞，一边听钱军队长详细介绍实验室改造设想，一边不住地竖起大拇指：“OK！OK！”但他最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检测？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也向我方提出了加入检测实验室网络的邀请。事实上，世卫组织对援非国际实验室有严格的准入要求，必须通过实验室检测比对，考试合格后才允许上岗运行。
9月23日，入塞后短短6天，在时断时续的电力供应中，近400平方米的实验室和1000多平方米的工作用房改造完成，实验准备间、样本保存间、核酸检测实验间、污染物消毒间、工作区设施监控室和器材储存库一应倶全，不远万里从中国带来的生物安全柜、样品传递窗、超低温冰箱、高压锅、PCR仪、不间断电源、淋浴房、空调等各就各位，全部派上用场。50多吨科研和生活物资也分别清点入库。
是时候迎接“国际大考”了。
考题是南非拉卡实验室提供的5份阳性核酸样本。使用我国自主研发的试剂进行检测，结果却出人意料：4阳1阴。重复检测，还是同样的结果。组长鲁会军反复核对了各组队员的检测结果，决定向队长汇报。
“会不会搞错了？”
“不会！”鲁会军两片厚实但轮廓清晰的嘴唇上下一碰，清晰地吐出两个字。他是个踏实安静的小伙子，平时言语不多，但心中有数。
回到驻地，钱军把自己关进房间没再露面。每每遇到难题，他习惯于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独自思考。
他相信眼前这支队伍，他们来自国内最权威的疾控和研究机构，个个身经百战，技术娴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目前国内最一流的病毒检测队伍，何况是几组队员反复验证。
他更加相信他身后那支庞大的疾控、科研队伍，他们曾最早分离出SARS病毒，也曾确认了我国首例H5N1流感患者。钱军坚信，经过SARS、禽流感等重大疫情的反复考验，中国已经积累了一系列检测试剂、药物和疫苗研发的成功经验。世卫组织公布埃博拉病毒核酸序列后，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在短短几个月内先后研制出多种检测试剂、抗病毒药物、生物工程抗体和疫苗就是明证。
然而，我们的检测试剂从没有经过实战检验，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更何况在国际同行眼中，中国还是一个科研水平低下、疾病防控能力薄弱的国家。
这是在各种情况异常复杂的国际赛场。4个阳性1个阴性的检测结果，符合率仅为80%，漏检率高达20%。如果就这样简单地通报我们的检测结果，很可能被直接认定为不合格，甚至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这意味着中国的埃博拉病毒检测技术将被全面否定，中国检测实验室必需借用他国的检测试剂才能开展工作。不仅是检测试剂要受制于人，我们的检测结果和相关数据都将有待别人的评判。那么要我们中国实验室还有什么用？！
在中国检测队的一再坚持下，南非拉卡实验室终于同意查询原始实验记录。“队长，我们是对的，777号样本，原始记录为阴性！”鲁会军兴奋地从南非实验室打来电话。“那好，你可以回来了。”电话这头，钱军长长舒了一口气。中国实验室的检测能力经受住了国际同行的“单盲”考核，以100分的成绩顺利通过第一次“国际大考”。
听到消息，中国援塞检测队医疗总领队、前方工作组组长、总后勤部防疫局副局长刘柳高兴地说：“这说明，中国在没有实毒的情况下，开展诊断试剂研究的原理、方法和无病原验证是科学、严谨的。”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向各国媒体宣布：“中国实验室检测队已具备了检测埃博拉病毒核酸阳性样本的能力。”
中国实验室正式跻身国际埃博拉检测实验室行列，可以“上岗了”！
入塞几天来，钱军第一次站在驻地宾图玛尼酒店的阳台上远眺，浩瀚的大西洋在眼前铺展开来，一望无际、波光粼粼。这真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好日子，祖国大后方传来了更加让人振奋的消息：移动P3车已经启程，将于27日抵达弗里敦。现在，我们有了一个设备齐全的固定实验室，再加上一个防护等级更高的移动实验室，硬件条件已丝毫不亚于同在塞国开展检测的美国、加拿大、南非3个国际实验室。后勤保障工作也已经走上正轨，马上就可以独立起伙，队员们终于可以吃上可口的家乡饭了。
随队行政干部郝杨力发现，钱军队长的脸上难得地有了笑容。去机场迎接移动途中需乘船横渡一个海湾，就在短短半个小时的航程中，钱军头一歪，睡着了，任性的呼噜声与快艇马达的轰鸣声几乎不相上下。郝杨力不忍心打扰他，悄悄按下相机快门，记录下这难忘的瞬间。
科罗马总统应邀参加了中国移动生物安全3级实验室入塞剪彩仪式。钱军引导总统登上移动P3，向他一一详细介绍实验室各种设备和性能。科罗马总统身材高大、表情严肃，嘴唇微微张开，不时轻轻地颤动，却始终一言不发。
在最核心的实验舱，只剩下科罗马总统和钱军两个人。总统停下脚步，突然打断钱军的话：“你们每天的检测量可以达到多少？”
“20例样本。”钱军稍稍迟疑了一下，他马上意识到，这才是总统真正关心的问题。出发前国内专家热烈讨论的焦点全部集中在如何准确检测出病毒并确保自身安全，根本不可能在检测数量上确定太高的目标。20例，已经是专家们预设每天的最高检测量。
但这个答案显然不能令总统满意，最近一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尤其是首都地区新增病例数直线上升。他紧皱着眉头，目光中却饱含着期待：“能不能再提高一点。”
“我们需要时间，如果一切顺利，也许检测数量可以翻倍。”虽然出征之前没有任何一级领导要求他做出过数量方面的承诺，但依据多年经验，钱军认为从技术角度来讲这个数字是完全有可能达到的。科罗马总统的眉头终于稍稍舒展开来，但双脚仍像被钉住了一样一动不动。
“请总统先生放心，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目前检测能力最强的美国实验室，日均检测量在60例上下，我想我们有信心达到这个水平。”
总统的眉头终于完全舒展开来，他慢慢转身走出实验舱。此时钱军手心里全是汗水。
我们能做到吗？
一切都取决于明天的实毒检测第一战。
3
9月28日，中国实验室正式接收临床样本。
过去的一周内，大家马不停蹄地清理物资、改造实验室，已经非常疲惫，但8名检测组队员一个不落地向队长请战。经过检测队党支部的慎重研究，由鲁会军、孙洋进移动P3处理样本、提取核酸，户义、邓永强接收样本、进行核酸检测。
上午10点半，围墙外响起一阵急促的救护车警报声。
来了！4名队员不约而同地相互看了一眼。
先穿上棉质内胆衣，然后是全身防护服，外面再罩上一层手术衣，戴好口罩，鲁会军和孙洋还要相互帮助戴好正压头罩，并将动力送风系统固定在腰间，最后戴上两层手套。两组队员相互检查了防护装备。鲁会军依次拍了拍3名伙伴的肩膀，大家相互点头示意：战斗打响了！
鲁会军和孙洋先走出准备间，径直登上移动P3车。户义、邓永强紧随其后，拐一个弯向取样口走去。十几米外的隔离带后面，队友们纷纷举起大拇指：“加油！”
取样口是临时搭建的一个木头棚子，里面横放一张折叠桌，将内外隔开。送样的是一个20岁上下的小伙子，除了口罩外没有任何防护，而站在他身后的救护车司机竟然西装革履，打着一条醒目的黄色领带。
户义用英语告诉送样人将样本箱放到桌面上。在表面喷洒消毒液后，户义轻轻打开样本箱。还好，样盒和送样单都比较整洁，看不出有任何泄漏。消毒，装袋密封，再次消毒。邓永强将样本送到P3车的传递窗，户义则沿着他们的行走路线一路喷洒消毒液。
在P3车内，最危险的样本灭活工作开始了。队长钱军、副队长孙宇、指挥组长刘文森、技术保障组长王承宇，还有另一组检测队员杨帆、张晓光、曹玉玺、苏浩翔全都挤进狭窄的指挥车，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控画面。
实验舱内，鲁会军已经在生物安全柜中打开了样品盒，与孙洋对视了一下后，稍稍停顿了几秒钟。他们没想到，第一天接样，塞方卫生部竟然送来这么多样品，远远不止事先约好的10例。
幸好，采血管都还完整，没有出现想象中的破碎情况。埃博拉病毒通过血液和体液传播，如果采血管发生破损，血液溢出或管壁被病人的其他分泌物污染，就可能给检测者造成致命伤害。鲁会军一个一个取出采血管，先与站在实验台旁的孙洋核对患者信息，然后再放到预先装有84消毒液的离心管中进行水浴灭活。
一个、两个、三个……两个人的动作虽然比较缓慢，但娴熟连贯，完全遵照事先演练的流程，大家的心情稍稍平静下来。
没想到，看似一切正常的样品盒竟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就在处理最后一批血液样品时，鲁会军突然从样品盒中拉出一条带针头的输液管。
指挥车内顿时紧张起来。“要不要中止实验？！”几乎是出于本能，刘文森立即向队长请示。钱军轻轻地摇了摇头。
所有的眼睛都紧紧盯着屏幕，监控画面被放到最大。
鲁会军的动作非常缓慢，他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将输液管一点一点从样品盒中抽出，连同带血的针头，投入装有消毒剂的废液瓶中。完成这一系列看似简单，实则高度危险的动作后，他把双手放在安全柜的台面上，足有2分钟一动不动。
这是在国内几乎不可能遇到的情况。一旦针头刺破手套或者防护服，后果不堪设想。
直到下午2点，采血管才一一核对完毕。24例样品！第一次接样就突破了国内设定的单日检测量极限。此时，两人已经在负压环境下连续工作了3个多小时。王承宇通过有线电话与舱内联系：“身体怎么样，需不需要换人？”孙洋接起电话，声音有些沙哑：“没问题，能坚持！”
核酸提取过程还算顺利，下午4点，当两人带着提取出的第一批12例核酸样本走出P3车，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约而同鼓起掌来。直到此时，大家才想起谁都没吃午饭。
饭后，户义和邓永强开始对提取的核酸进行检测。
这个环节已经反复演练和验证过，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谁想到40分钟后，鲁会军急匆匆跑来向钱军报告：“队长，不好了，还没有起峰！”
“起峰”是PCR检测的术语。在与检测仪器相连的电脑屏幕上有一个类似股票走势的图表，每条线代表一例样本。正常情况下，检测开始后，这些不同颜色的线条会先沿着底部坐标线，由左至右爬行，然后在某个时间点陡然上扬，就是“起峰”。“起峰”越早说明样本阳性越强，整个过程需要大约1个小时。根据首都地区现在的疫情状况，和美国、南非实验室样本阳性率超过50%的情况，40分钟过去了12个样本无一“起峰”，是绝对不正常的。
钱军感到全身的血液涌上了头顶。
“让我考虑考虑。”他走进为队员准备的休息室，重重地躺倒在一张简易折叠床上。
“是不是病毒灭活和提取过程出了问题？钱军啊钱军，你为什么如此鲁莽，这毕竟是第一次实毒检测，我们的检测方法、流程到底行不行还不确定，哪怕先拿少量样本试一下，把全部流程先走一遍也好。现在样本都消耗掉了，已经没有重来的机会。第一次实战对抗，难道我们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输了？”本想找到对策，却陷进无法自拔的懊恼。
“队长……”
“快说！”
“刚、刚才看错了仪器，结果已经出来了……”鲁会军面露窘色，眼里却放射出兴奋的光芒。检测实验室里有不只一台开启的PCR仪。
钱军腾地坐起身，却不知说什么好。连自己这个队长都差点乱了阵脚，又怎能责怪这些刚刚经历了生命险境的战友们呢？
由于样本量过多，本来作为预备梯队的杨帆、张晓光、曹玉玺和苏浩翔对剩余的样本进行了处理，又经过近6个小时，检测工作顺利结束。
24例样本，17例阳性，5例阴性，还有2例处在灰度区。阳性样本的比例之高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样本的CT值却着实让大家吃了一惊。
CT值就是样本“起峰”时对应的数值，是判断样本性质的主要依据，小于40为阳性，大于40为阴性。这17例阳性样本的CT值都小于25，有两例的值甚至低于检测试剂自带的阳性对照品，这意味着标本中的病毒含量比实验室中人工培养的还要高！这个结果让大家切身体会到埃博拉疫情的严重性，回想起刚才车上的危险场面，不由得让人直冒冷汗。这就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啊！
钱军对处在灰度区的两例样本不太放心。灰度区是介于阳性与阴性之间的区域，稍有不慎，极有可能造成误判。两例样本联系着两个家庭，检测结果几乎将决定他们的命运，必须对样本负责！钱军要求队员再接再厉，用不同的检测试剂进行了复检。
凌晨，第一天的检测工作终于圆满结束。经历了一整天的提心吊胆和辛苦忙碌，大家默默收拾好自己的物品，登上回驻地的班车。事后得知，这一天中国检测队检出的阳性样本占了首都和西部地区的一半。
这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史上意义非凡的一天：中国公共卫生专家第一次成规模、成建制地走出国门，跨洲际执行疾病防控任务，依托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移动式生物安全3级实验室平台，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检测试剂盒，成功检测出我们从未接触过的一类风险病原体——埃博拉病毒。
这绝不仅仅是中国检测队的胜利，而是他们所代表的中国制造、中国标准、中国速度、中国精神的胜利！
鲁会军、孙洋、户义、邓永强、杨帆、张晓光、曹玉玺、苏浩翔，这是中国首批与埃博拉病毒零距离作战的公共卫生专家，他们的名字应铭刻在中国疾控事业发展的历史丰碑上！
现实往往是这样，那些群星闪耀、令人景仰的伟大历史时刻，身处其中的人们却浑然不觉。此时，在车厢微弱的灯光下，孙宇、刘文森、江佳富还在反复核对着检测结果和病人信息。邓永强、户义轻声议论着上午送样的两个黑人小伙儿，他们身边可是一枚病毒“炸弹”啊！鲁会军、孙洋、张晓光、曹玉玺疲惫得头倚着车窗睡着了，他们额头上的一道横纹还清晰可见，那是正压防护头罩压迫5个多小时的结果。钱军独自坐在最后一排，表情凝重，若有所思。
车窗外，一钩弯月已悄悄爬上夜空，海浪温柔地舔舐着沙滩，高大的芭蕉和棕榈树随风摇曳……
塞拉利昂，你如此美丽宁静，却为什么饱经沧桑磨难，你如此丰腴富饶，却为什么屡遭生灵涂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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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战告捷的中国检测队没有时间享受胜利的喜悦。
24例、27例、32例……自正式接样以来，检测队每天都在满负荷运转，回驻地的时间越来越晚，后勤组同志们精心准备的晚餐总是凉了再热、热了又凉。
白天在塞中友好医院分离病毒、检测，晚上回到驻地总结分析当天工作，凌晨正值北京时间早上8点，由副队长孙宇将当天的工作情况，报送给国家卫计委，通常1点郝杨力整理好提供给媒体的新闻素材，2点前江佳富将反复确认的检测结果经钱军签字后报塞卫生部，5点崔家振起床准备早餐，7点队员们整理物资集结出发。这是中国检测队不分昼夜的一日工作节奏。
这种情况下，检测队面临的压力仍在与日俱增。
10月8日，首都地区新增575个病例，成为塞全国确诊病例数最高的地区。塞拉利昂政府发出警告：阻止疫情在首都的快速蔓延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一旦失控，埃博拉有波及全球的危险！
中、美、加拿大、南非，每天，4个国家实验室的检测成绩单都会按时摆上科罗马总统的办公桌。中国实验室并没有因为最后加入而享受丝毫的优待，反而因身处疫情风暴的中心而被寄予更大的期望。中国驻塞大使馆赵彦博大使每天询问实验室运行情况，有关切，更有焦虑。各国同行密切关注着中国公共卫生专家的一举一动，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每天上下班的路上，塞拉利昂百姓一边挥手一边高呼“中国来了，埃博拉走了”。
所有这些压力、质疑、期盼层层传导，层层汇聚，最终都集结在钱军身上。
检测时间能不能再缩短一些？每一份样本都连接着一个生命，早一分钟出检测结果，就能让留观中心的疑似患者少一分感染风险，就能让一名埃博拉患者少感染一位亲人。
钱军仔细梳理着整个流程，征求每一名检测队员的意见，他要求孙洋列了一张时间表，起床、洗漱、吃早餐、坐班车、实验用品准备、换防护服、进P3车……时间精确到分钟。
“15分钟！换防护服的时间完全可以再节省出15分钟！”
副队长孙宇把钱军拉到一边，悄悄说：“队长，出工即出战，这15分钟是检测队员进车之前最后的情绪调整时间，万万省不得啊！”
队员们进一次P3车就是五六个小时，不能吃、不能喝、不能上厕所，头罩压住眼镜不能扶，汗水流进眼睛不能擦，正压头罩的送风系统吹得头皮直发麻、两耳嗡嗡作响，车内是负压环境，在平地上行走相当于爬山。在这种情况下与病毒作战，不调整好心态是要出大事的。
钱军明白了，孙洋是在用这张时间表提醒他，已经节省不出一分钟了啊！自己简直成了“周扒皮”。
其实队员们也一直在思考提升检测量的问题。
瓶颈在病毒灭活阶段。生物安全柜空间狭小，只能放进去两个水浴锅，一次最多灭活12例样本。如果改在安全柜外的边台上进行，同时用4个水浴锅灭活，检测量一下子就可以翻倍。
但有风险。操作过程中多个环节有可能造成含有病原体的气溶胶外溢。国外有动物实验研究表明埃博拉病毒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播，但学术界尚无定论。
队员们嘴上不说，其实自打入塞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担心气溶胶传播的问题，毕竟我们从未接触过埃博拉，更谈不上深入研究。但实际情况又不允许我们将自己与外界完全隔离。
取样口5米外就是一棵高大的木棉树，每天都有前往留观中心的埃博拉病人在树下徘徊、坐卧，有些精神萎靡，有些则涕泪横流。上下班的路上常常可以看到逝去的埃博拉病人横尸荒野，无人过问。徐欣、齐勇每天焚烧实验废弃物，一墙之外就是埃博拉病人的隔离区。一周前，一名埃博拉病人闯入检测区，直奔正在工作中的P3车，江佳富来不及穿防护服就冲出去阻止，两人相隔不足10米。可以说，入塞以来，每一名队员内心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检测我的血样看看就放心了。”郭振东，毕业于清华大学，参加工作才3年，援非的事至今没敢告诉父母。他除了配合王承宇负责P3的技术保障，还定期使用大容量空气采样器采集移动P3车各个舱室和接样区的空气样本，进行病原体气溶胶监测，可以说是在检测污染区活动最频繁的人之一。
真检测了，埃博拉，阴性。
大家纷纷拍着他的肩膀调侃：“原来，你把自己当实验用的小白鼠啦。”
其实，检测队每一名队员不都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探求真知？
10月9日，水浴锅移出生物安全柜。
与此同时，队员们反复商讨，对出国前既定的检测流程进行改进，8名队员相对固定为两个班次，轮换进P3车，两个组的检测流程压茬交替进行，硬是在12个小时内完成了16个小时的工作量。
量的问题刚解决，更棘手的问题出现了。
检测工作开展一周后，从国内带来的崭新的水浴锅逐渐变得锈迹斑斑，惨不忍睹。电话线接头接触不良，对讲机充电器无法有效充电，地面、座椅，甚至实验舱内的电脑都不同程度被腐蚀。这都是因为消毒剂浓度过高，技术保障组专家们越来越着急。
移动P3车设计之初，主要是突出“日行千里”的机动性，目的是尽快对突发疫情样本进行甄别，而这次赴塞，其任务却是大批量确诊“感染者”，成了负重的“老黄牛”，每天都在超负荷工作。
电力、水路、气路、实验室压力、温度、送排风、通讯、视频监控……P3车是一个复杂精密的系统，有些地方堪与宇宙飞船媲美，这又是它第一次远离“出生地”，异域鏖战，会不会水土不服，会不会不堪重负？
自打P3车到达，技保组的同志们就像照顾刚刚出生的婴儿一样精心呵护。当地燃油质量不好，发动机运转时，大家都竖着耳朵守在旁边，只要有一点特殊响动，就得快速排査；当地水质恶劣，全是黄泥汤子，光沉淀不管用，干脆用纱布一点点过滤，一层不行两层、两层不行三层；当地气候潮湿，空气过滤网的负担就重，必须更加频繁地清理。形象点说，简直是吃饭怕饿着、喝水怕噎着、呼吸怕呛着。
一次次，他们用精湛的技术化解了各种突发情况，保证了车的正常运行，保证了检测人员的生命安全。但这一次他们却无能为力。消毒剂高效地杀灭了病毒，也在高效地吞噬着他们的“战车”。
王承宇和张流波忧心忡忡，在技术协调会上郑重提出了降低消毒剂浓度的问题。
这是一个艰苦的论证过程，检测组的几名同志尤其显得谨慎，毕竟每天是这8名同志战斗在最危险的第一线，一旦消毒不彻底，他们首当其冲面临危险。反复讨论，大部分人还是觉得可以再观察观察。
但腐蚀速度惊人，门禁开关也出现了问题，门把手干脆掉落到地上，这些关系到P3车生物安全性能的关键硬件一时无法更换。再这样下去，P3车有瘫痪的危险。这是在远离祖国万里之遥的西非，P3车只此一套，一旦停摆，检测工作将陷于停顿，或者就意味着任务终结。
在履行使命与个人安危之间，队员们宁愿选择前者。他们纷纷主动提出，应该降低消毒液浓度。
但钱军还在思考，作为队长，不能拿队员们的生命安全做赌注，这是他的底线！
怎么办？
向国内专家请求支援？来不及，1%的浓度标准是国内反复论证的结果，在无法验证的情况下，谁敢轻易更改这个结论。几年前国内某实验室就是因为轻率地采用了未经验证的消毒方法，造成人员感染、实验室关闭的严重后果。
请上级领导决策？这无异于推卸责任，现场情况没有谁比他更清楚。难道把难题抛向上级，他就无需对所有队员的生命安全负责？
改，相当于撤掉了一层保险，给检测人员增加了感染风险。不改，实验室一定坚持不到最后。
钱军遭遇了执行任务以来最艰难的一次抉择。
他徘徊在大西洋岸边，看落日点燃了漫天的云彩。他驻足在狮子山下，看闪电像一把利剑刺穿海面。这变幻莫测的景象难道是在提醒他，在大自然的伟力面前，人类有多么渺小！
钱军逐一和两方——接触实病毒的检测组8名队员、保证长期运行的技保组4名队员——交流意见。反复研讨、分析风险、研究防范措施，一个大胆却缜密的决策逐渐清晰。
中国最权威的消毒学专家、技术保障组张流波：“队长，我支持你的决定！”
检测组全体队员：“队长，我们坚决服从这个决定！”
钱军郑重地签字，决定将消毒剂浓度从1%降到0.2%，直降8成！
腐蚀情况得到了根本缓解。
5
消毒剂浓度降低后的第3天，邓永强、户义发烧了。一个37.3摄氏度，另一个37.5摄氏度。他俩是一对搭档，同时进P3车处理样本。
两人主动把自己隔离在房间里，退烧药、抗疟药、清热解毒的中药，能喝的都喝了，然后大量饮水，每过一个小时测量一次体温。
对两人而言，这真是一个不眠之夜啊。
这一天恰恰是邓永强与妻子结婚10周年纪念日，10年了，他在北京，妻子在贵州，聚少离多。出发前家在北京的队员都可以回家看看，他却只能在电话里向妻子和3岁的儿子道别。户义也忍不住往家里打了电话，可妻子怀有身孕，他东拉西扯，就是不敢提自己生病的事儿。
第二天两人都退了烧，虚惊一场。
可阴云却聚拢不散。
10月17日，中国移动实验室检测队抵塞满一个月的日子，指挥组长刘文森突发急病，浑身抽搐，不省人事。经随队医生柏长青、聂为民奋不顾身地生死营救，才把刘文森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但他仍然昏迷不醒。
守在抢救现场的钱军感到深深的自责，他对这个比自己还稍长几岁的下属实在是太苛刻了。第一天接样，刘文森跨过了安全区警戒线，不过是想留下一张更清晰的照片。他却不管不顾地大声斥责：不带头落实安全制度，我就撤了你的职！就在几天前，为了全面监控检测现场，杜绝安全隐患，他在位于检测区域中心的空地上设置了值班岗，没有树荫，只靠一把小小的遮阳伞遮挡炙热的阳光，又是刘文森坚持值第一个班。文森，我们的好兄弟，你有没有听到战友们焦急的呼唤？无论如何你一定要醒过来啊！
刘文森真的醒了。最先听到消息的郝杨力迫不及待跑到房间探望。
刘文森躺在一张简易病床上，四肢摊开，不能动弹，只有眼睛是活动的。他向门口方向看了一眼，又转动眼珠茫然地盯着天花板。
郝杨力再也不能多待一秒钟，他飞快地转身向外奔跑，冲下楼梯，冲出宾馆，直到撞在一棵木瓜树上，才抱定了树干号啕大哭。
入塞以来，队员们听到太多让人惊心的消息。
因感染埃博拉，经常来送样本的救护车司机死了；负责与我们联络的塞卫生部官员死了；曾到塞中友好医院参观的甘比亚医院院长也死了……
现在，我们朝夕相处的战友也不明原因地倒下了。
死亡已经不是悬在头顶的剑，而是一枚扎进胸口的针。
食堂里听不到队员们聊天、说笑的声音了。都明白彼此的心思，又都不忍捅破这层窗户纸！
但是，队员们并不是独军奋战。
刘文森的病情惊动了国家领导人，刘延东副总理亲自打来电话慰问，国内先后19次组织知名专家对刘文森的病情进行视频会诊，并派人专程赴塞准备接刘文森回国。
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以及国家卫计委、外交部、商务部等国家联防联控机制组成机构，相继发来慰问电。这是来自祖国的鼓舞和问候，这是来自家乡的期盼和牵挂。郝杨力跑遍弗里敦几家超市也没找到大红纸，最后把慰问电打在16张红色A4纸上拼成了一幅海报张贴在食堂门口。
刘文森的恢复速度令人惊奇，连远程会诊的专家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当他行走自如地出现在食堂门口，队员们都兴奋得两眼放光。
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苦和累还算得了什么？
6
自打中国移动实验室检测队正式接收样品，塞政府和国际组织牵头的各种疫情防控会议上，就有了朱迪（中国实验室所在地）实验室的固定席位。
但最初我们的专家参加这类会议，都是抱着学习和借鉴的心态，只听不说。毕竟我们才刚刚迈过埃博拉病毒检测的技术门槛，检测数量有限，积累的经验不足。更何况中国人一贯奉行多做少说的行事准则，只要我们竭尽全力多检测样本，就能为疫情防控做出更多的贡献。
但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专家越来越感到，一些重要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已经严重影响了塞疫情防控的进展。而中国实验室的贡献一再被低估，也让专家们觉得，为了国家荣誉，有必要发出来自中国的声音。
在一次实验室检测技术协调会上，当某国实验室专家再次错误地引用检测数据时，代表中国实验室参加会议的江佳富直接站起身来打断了他：
“先生，您引用的数据早已经过时了。目前中国实验室单日检测量最高已达到69例，并已多次位于4国实验室之首。您低估了中国实验室的工作能力。”
一席话让刚才发言的外国专家哑口无言。
一不做二不休。轮流发言阶段，江佳富索性直接走上讲台，把几天来一直反复思考的问题和盘托出：
“作为来自中国的公共卫生专家，我们有两条建议：第一，目前的流行病学调査表还存在欠缺，只注重调査病例是怎样感染的，而忽视了疑似病例近期接触的健康人群，而后者才是监控的重点，只有把这些人尽快隔离管理，才能有效阻止疫情扩散。
“第二，样本采集信息表填写非常不规范，字迹潦草、要素不全，大大影响了检测效率，我们检测队每天至少在核对样品信息上花费两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我们建议，每一个采样单位填写一份汇总表，以方便各实验室核对样品信息。”
深知塞方样本采集和运送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江佳富在黑板上详细绘制了一张表格，该设置什么统计项目，该在哪里打勾画叉，一一示范讲解。一同参加会议的鲁会军则补充了检测流程中的细节。
中国专家的发言一结束，全场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
南非实验室代表会后走到江佳富面前，向他竖起大拇指：“我们同样长期被调査表录入的问题困扰，而你们，中国人，拿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国专家的建议很快被采纳，塞卫生部为此专门增加了两张表格。
在又一次联合实验室技术协调会上，当江佳富想利用茶歇间隙，与世界卫生组织实验室技术总负责人乌瑞医生再次沟通样本采集问题时，没想到乌瑞医生刚听清他的来意，就在会场高声宣布：“肃静，请大家肃静！中国专家有话要说……”
参加会议的有世界卫生组织代表、塞卫生部官员、各实验室技术负责人，也有主要疫情区域样品采集、运送负责人。刚刚起身的又在原处落座，已经向外走的就地站定。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大家的目光都落在这位戴着眼镜、斯文清瘦又面带疲惫的年轻中国学者身上。
“好吧，”江佳富清了清喉咙，“由于信息录入的问题，凌晨4点我的工作才刚刚结束。赶来参加这个会议，就是希望上次提到的采集表填写规范能够得到落实。我们从中国带来一些有ID号码的采样管，也许对解决这个问题有所帮助，如果需要，我们愿意无偿提供。”
又是经久不息的掌声。
中国专家的建议越来越多地得到重视和采纳，各国实验室都必须遵守的埃博拉病毒检测标准操作规程（SOP）上留下了越来越清晰的中国烙印。
10月27日，中国驻塞大使馆召开中国援塞医疗检测队新闻发布会，塞拉利昂国家广播电视台、《阿沃克报》《协和时报》《环球时报》、星空电台、环宇电台及中国中央电视台等20多家媒体的记者早早来到现场等候。
会上，鲁会军作为中国检测实验室代表，用沉稳的口气宣布：中国实验室日检测能力已达到40至60例样本，与美国等援塞实验室持平！
鲁会军不仅向与会的媒体记者介绍了中国实验室检测队为塞埃博拉疫情防控做出的重要贡献，还就未来疫情发展的判断、疫情防控的建议等提供了中国专家的意见。从最初国际规则的学习者、执行者逐步演变为建言者、参与者，中国公共卫生专家前所未有地站在了国际疫病防控舞台的聚光灯下。
7
首日检测样本24例，隔日27例，1周后33例，10天后48例，25天后69例……中国移动实验室检测队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在不断摸索、改进、调整的过程中，经受住国际舆论、重大疫情、艰苦环境的磨砺，一一闯过试剂方法关、检测技术关、装备性能关、安全管理关、后勤保障关、对外交往关、身心素质关……完成了“鲤鱼跳龙门”式的成长。
这是一组令人难以置信的数据：
自埃博拉病毒1976年被发现以来，西方国家对其进行了将近40年的研究，而我们34天前才第一次与它短兵相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0月31日，中国实验室检测样本106例，累计检测样本1094例，单日破百、总量过千。美国、加拿大、南非3国花费69天才冲击千例大关，而我们只用了不到一半的时间。
9月28日至11月11日，中国实验室共检测样本1635例，检出阳性样本847例。运行45天来，塞拉利昂全国四分之一的样本，三分之一的阳性样本和首都地区二分之一的阳性样本，是由中国实验室检测完成的。
中国移动实验室检测队以闪电式的成长，成为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疫情的中坚力量。
中国驻塞大使馆赵彦博大使拿着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对联合国应对埃博拉特别代表团团长安托尼·邦伯瑞说：请看看这些数据，中国的作用就摆在那里！
塞拉利昂科罗马总统在接见联合国开发计划机构负责人时说：支援非洲要向中国学习，中国给全世界树立了榜样！
欧盟驻塞大使在接受当地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在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病毒的行动中，展示了负责任大国的积极作为，走在了世界前列！
11月11日，中国移动实验室检测队第一批队员最后一次执行实毒检测任务。第二批检测队先遣组已经到达，抗击疫魔的接力棒就要交接到他们手上。
由于要进行检测流程的“传、帮、带”，为了确保安全，实验室与塞方沟通，希望将样本检测量控制在20例左右。但实际送来的样本却多达80例。
一份样本就是一个生命。检测队没有推辞。
检测工作耗时整整一天，直到下午5点，杨帆和苏浩翔才最后走出P3车。最危险的实毒操作已经顺利完成，只需再等待1个小时，PCR检测一结束，队员们就可以安全返回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指挥组长兼随队翻译王壮接到塞中友好医院玛莎护士长的电话。玛莎12岁的侄女因发热被隔离在留观中心，她和其他几位疑似患者的血样刚刚抽好。玛莎在电话里恳求检测队能接收这几例样本。
王壮尝试着建议玛莎把标本送到其他实验室去，可玛莎痛苦地说，在这个时候，中国实验室是她唯一的希望。
王壮打电话向先期返回驻地的钱军请示。电话那头，钱军沉思良久：
在塞拉利昂的两个月里，玛莎护士长是中国检测队最可靠的朋友，给予我们很多帮助。入塞初期，为解决大量物资亟待转运、实验室改造人手不够的难题，热情豪爽的玛莎帮助检测队招募了当地黑人雇工，甚至扯着嗓子跟雇工们讨价还价，当检测队的施工器械不知去向，玛莎一个晚上就一件不少地找了回来。玛莎曾在中国接受过短期的业务培训，她喜欢中国的文化，也敬佩中国人的办事效率。检测队托付的事情，玛莎总是能不折不扣地及时完成。如今玛莎的侄女在留观中心，如果并非埃博拉感染，多待一分钟就多一份风险，我们怎能拒绝她的请求？
可是此时，第一组检测队员已完成任务返回驻地。第二组检测队员刚刚结束5个多小时的病毒灭活和核酸提取工作。按照操作规程，绝不允许队员一天中连续两次进车，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这就是在玩儿命。两个月的艰苦鏖战胜利在望，“零感染、零疫病、零事故”的目标唾手可得，万一在最后一刻因疲劳出现失误，不仅靠牺牲奉献取得的工作成绩将化为乌有，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一边是国际友人的请求、期盼，一边是近在咫尺的胜利果实，反复思考后，钱军同意了玛莎的请求，但要求王壮一定要征求检测组队员的意见。
得知情况，杨帆擦了擦两鬓不住向下流淌的汗水，轻声说：“把样本送过来吧。”
杨帆与苏浩翔这对师徒搭档，在检测组8名队员中，一个年龄最大，一个年龄最小。两个月前，杨帆是跟家里交代完后事，揣着高血压诊断书登上飞往塞拉利昂的包机的。
再次穿好3层防护服，重回P3，重启机器，直到深夜11点，才完成最后一批8例样本的检测。在回程的班车上，大家紧张地核对结果，当确认玛莎侄女的血液样本为阴性时，在场的队员们都深感庆幸。
王壮立即拨通了玛莎护士长的电话。得知检测结果的玛莎泣不成声：“王，我的孩子得救了。”
班车返回驻地已到了第二天凌晨。先期返回的前方工作组组长刘柳、检测队队长钱军，留守在驻地的其他检测队员全都聚集在宾馆楼前，焦急地期盼着战友们凯旋。鼓掌、拥抱，欢笑、泪水，两个月来一直悬着的心终于可以落地了。
11月15日12点10分，执行两批队员交接任务的包机降落在弗里敦隆吉国际机场，中国移动实验室第二批检测队员一个个意气风发地走下舷梯，在停机坪列队集合，远远地向分隔在候机厅玻璃幕墙后的战友们挥手致意。
两个月的酸甜苦辣，两个月的咬牙坚持，两个月的生死考验，在见到祖国亲人的这一刻一起涌上心头。候机大厅里，队员们一边挥手，一边欢呼，眼泪在一张张憔悴的脸上肆意横流。
11月16日，从出发之日算起，整整两个月后，同一架东航空客330包机，载着逐鹿西非大获全胜的英雄们，稳稳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
在沸腾的机舱内，钱军拿出手机编发了回到祖国后的第一条短信：
“一个都不少，我们回家了！”
2015年3月于北京 后记
平心而论，当我们最初奉命组织采写这批报告文学作品的时候，更多的是出于职责考虑。但是，两个月之后，当我们把作品收集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收获远远超出了想象，我们被深深地感动了。
首先，我们感动于医疗检测队员们的杰出贡献。他们临危受命，为了国家使命、人类的安危，义无反顾，挺身赴险，在陌生的异国他乡，殚精竭虑、舍生忘死地抗击“非洲死神”埃博拉，救西非人民于危难，承负责任大国之担当，不愧英雄主义壮举。
进而，我们感动于作家们的倾情创作。受领任务时，已是2015年春节前夕，新年的气息正扑面而来，可他们毫无怨言地投入工作，先后放弃了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三个假期，不舍昼夜、充满激情地采访、创作，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创作完成二十多万字的作品，用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形象，将医疗检测队员们在遥远的西非洲工作生活的情景跃然纸上，动人心魄，感人肺腑！
我们还感动于在不同阶段以各种方式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的各级领导和各方同仁，因为你们的鼎力相助，才成就了《极度威胁》的采访、创作和顺利出版，在此我们深深鞠躬，一并道谢！
此外，部分未入编本集的作品，我们已安排另行刊发，在此也向作者表示感谢！
编著者
2015年3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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