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正在于平衡
司法权是一把双刃剑，使用得恰如其分，能够充分发挥正面作用，维护社会秩序。反之，使用不当，重实体轻程序，或者重程序轻实体；重打击轻保障，或者重保障轻打击，就会发生负面作用，不仅不能维护社会秩序，反而南辕北辙，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正如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一书中所言：“刑罚如两刃剑，用之不当，则国家和个人两受其害。”因此，司法好比是一架天平，关键在于找到一个平衡点，做到不偏不倚，居中裁定，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平衡点。应该承认，我们过去犯过不少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尤其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中运动式执法的时候，程序意识极为淡薄，在不少案件的办理中，严重侵害了诉讼当事人特别是被追诉对象的合法权益，丧失了司法应有的平衡。随着诉讼法的不断修改，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司法人员的程序意识已经有了很大的增强。在司法实践中，程序法得到了更好地执行。然而，我们却绝对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认为程序至高无上，实体完全是次要的，只要程序到位了，实体便自然是公正的，只是把实体公正的实现，当成是程序当然的附属物，似乎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于是，一些办案人员片面地理解诉讼程序的要求，拘泥于对法律条文表面含义的肤浅理解，僵死地执行诉讼规则，完全不从所办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使得本该查明的案件事实不能得以澄清，丧失了实体公正。事实上，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都有其自身固有的价值，尽管两者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但绝非是对方的依附物。诚然，我们可以说，丧失了程序的公正，实体的公正就无法实现。但是，我们却不能说，程序公正了实体就一定是公正的，实体公正了程序就一定是公正的。它们两者之间，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在诉讼过程中，就需要我们兼顾程序的公正和实体的公正，我们既不能为了实现实体公正而损害程序公正，也不能为了做到程序公正而不管实体公正。只有找到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平衡点，才能真正实现司法的公正。
现在，无论是媒体还是官方，甚至是司法机关本身，都对过去由于轻视程序所造成的错案，存在着很不客观地评价，以为现在纠正错误，改判无罪，实现了程序公正，进而做到了实体公正。事实上，这样的观点是极为片面的，不仅将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之间的复杂关系简单化了，更重要的是，在有的案件上，广泛宣传这种所谓的“实体公正”，既损害了社会，也是对被害一方的又一次伤害。因为，在一些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而被宣告为无罪的案件，被告人到底真的是无辜者，始终是一个谜团。既有证据指向其实施了犯罪，但是，又有反向的证据难以证明犯罪。此时，在法律上完全可以而且应当推定其无罪，但是，客观事实却永远无法推定的，它以唯一性存在于现实之中。谁都知道，在这些案件中，有的被告人绝非是无辜者，只不过由于办案人员的司法能力不足，工作不深入过细，或者因为某些复杂的客观原因，而无法获取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犯罪。此时，尽管程序上实现了公正，但是，难道我们可以由此推断出实体上也实现公正了吗？因此，那种简单肯定程序公正的实现从而使得实体公正到来的观点，不仅是极为片面的，也是简单幼稚的，十分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点。在狭义上来说，由于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惩处了犯罪就是对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保护，因此，找到这个平衡点相对容易一些。但是，从广义上来讲，保障人权还包括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就这个方面而言，坦率地讲，我们现在做得还相当不够。尽管保障人权的原则已经写入宪法，也广为人知。但是，司法实践中，却仍然大量出现重打击轻保障的问题。最为典型的就是对轻微刑事案件的处理。侦查机关动辄关人，本来可以采取非羁押强制措施的，也被“干脆利落”地抓入看守所。检察机关也草率地捕人，认为公安机关提请报捕的案件，只要犯罪嫌疑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就要予以配合，一律予以批准逮捕。法院的表现则是对轻微刑事案件不能大胆地依法适用缓刑，简单地认为，只有判处了实刑，才能维护好社会秩序，才能教育这些人。但是，这样的刑事原则应当是一个常理，即刑事惩罚的结果应当是由于相应的犯罪行为原因所引起的，两者之间应当是对等的。并且，“应当采用的只是这样的刑罚，即在保持刑罚同犯罪行为相均衡的条件下，它给人们的精神上的影响是最强烈的和最持久的，而使罪犯的身体受到的痛苦是最少的。”（贝卡利亚《论犯罪和刑罚》第27页）对此，马克思也曾经说过：“如果犯罪的概念要有惩罚，那么实际的罪行就要有一定的惩罚尺度。实际的罪行就是有界限的。因此，就是为了使惩罚成为实际的，惩罚也应该有界限，——要是惩罚成为合法的惩罚，它就应该受到法的原则的限制。”（《马恩全集》第一卷第140—141页）因而，从此类司法行为中，我们甚至可以指出，这些司法人员不知道“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贝卡利亚）和“一切不是由于必要而施用的刑罚都是暴虐的”（孟德斯鸠）的道理，他们都严重患上了职业麻木不仁的毛病，长期埋头办案，伏案阅卷，忽视人文科学素养的培育，缺少应有的司法人文关怀的博大胸襟，把职业仅仅当成是一种无情的机械运动，在无意识中，加重了一些轻微刑事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意大利犯罪学家恩里科·菲利认为犯罪产生的原因有三个方面，即人类学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在社会因素中，菲利特别强调贫困对犯罪的影响：“分析一下意大利每年判处的30万罪犯，其中18万犯是是轻微罪行，12万人犯的是严重罪行。你很容易就能看出他们之中大部分人主要是由于社会环境造成的，而为这种社会环境觅一补救措施应对并不困难。”（《实证派犯罪学》，第169页）我们应当承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的生存环境中，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分化，出生在差距如此之大的家庭中的人们，起跑线绝非整齐划一。许多人由于自身谋生手段的不足，再加上法律知识的匮乏，而懵里懵懂地触犯了刑律。对这些偶犯、初犯的轻微刑事犯罪人，司法人员要有更多的悲悯眼光来看待他们，用更多的同情关爱来处理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完全是社会的牺牲品，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在法律上给他们寻找从轻处罚的规定，尽量在刑法规定的尺度里，给他们最宽大的处罚，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违法行为严重危害性，重新振作起来做人。正如柏拉图所言：“没有一个聪明的人惩罚别人是因为他犯过的错误，而是为了他今后不再犯错误。”（《西方法律思想资料选编》，第158页）只有这样深刻蕴含预防的司法，才能使轻微刑事犯罪人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发自内心地感激“政府”对他们的挽救教育。不然，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毫无感情的冷血的丧失了理性的“追诉狂”、“打击狂”，对他们简单粗暴处理，剥夺其人身自由，关进看守所、监狱。这样一来，就会使他们丧失了重新做一名合法公民的更好的机会，甚至会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今后成为一个社会的可怕的对抗者。另外，这种根本没有人性的处罚，会对亲人产生巨大的打击，痛苦的感受会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这是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所无法感受到的。同时，由于这种不恰当的严惩，也会使他们对司法机关产生负面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机关良好形象的树立。所以，司法人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轻微刑事案件，故而，找准司法平衡点，依法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这些犯罪人，挽救教育他们，对减少社会对抗面，促进社会和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司法人员应当有这样高度的司法境界，并自觉付诸于司法实践。不然，我们的良知还在什么地方？司法的人民属性难道还能得到充分体现？我们根本就不是一名合格的司法人员。
平衡，乃是检验司法活动是否能够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一个重要标志，或者说是一个检验标准。过犹不及，凡是失衡的司法，必定是丧失了公正的司法；反之，保持了平衡，就能真正实现司法的价值追求，践行了司法捍卫正义的宗旨。 做到公平公正！ 司法好比是一架天平,关键在于找到一个平衡点,做到不偏不倚,居中裁定,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不偏不倚，居中裁定，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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