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武：钱理群先生遭受批判之真相ZT
共识网上去年看到的文章，现在发恐怕已经有些晚了，钱理群进养老院都很多时候了：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ulture/edu/20151223131734_all.html
摘要：语文界的“大佬”们终于按捺不住心中郁积的怒火，愤然指责道：“他们是借语文教学来谈别的，因此，不能把它简单看成是语文教学的讨论，而是整个文化战线上的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发展下去，不知道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什么样子，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掘墓人呢?”
几年前笔者就曾想撰写此文，却因顾虑重重而放弃。一则似有“傍名人”之嫌，二则因为涉及一些“敏感问题”。但自从钱理群先生宣布“告别教育”后，便觉得应该就此事写点东西。好在现在言说的环境已比较宽松，故决定将这段难以忘怀的往事诉诸文字。
事情还得从上世纪末那场语文教育大讨论谈起。
1997年11月，《北京文学》推出的一组批评语文教育的文章，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全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媒体就语文教育的问题展开讨论，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或接受采访，或撰文评说，发表了许多切中肯綮的见解。这次讨论涉及语文教育的方方面面，如批评语文教材政治色彩浓厚并存在极左倾向、教学方法刻板僵化、标准化测试中的荒唐等，尤为严重的是“工具性”一统天下而导致人文精神的失落。圈外人士的批评虽在某些方面显得偏激，但大都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可以说，这是建国以来对语文教育最广泛、最深刻的一次大讨论。
历时近两年的语文教育大讨论虽然一开始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但这场讨论却未能在语文界尤其是广大语文教师中产生应有的震动，始终呈现圈外热、圈内冷的态势。这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其实也不足为怪。长期以来，语文教师被禁锢在教材、教参和试卷的包围圈中，有些人很少阅读课本之外的书籍，甚至不看报纸，而与语文这门学科关系密切的文学刊物，问津者更是少得可怜。自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于由文学刊物发起的这场讨论也便知之甚少，更谈不上积极参与了。笔者所接触的语文教师中，有人甚至连一篇涉及大讨论的文章也未看过。语文教育的“与世隔绝”由此可见一斑。
与工作在第一线的语文教师大多对这场讨论持冷漠态度相反，某些中语界的权威人士却显得十分敏感。这种敏感不是表现在积极听取批评意见，认真研究改进措施上;而是以各种方式抵制批评。他们或在文章中对语文教材存在的问题加以辩解，以证明现行教材编排的合理性;或在座谈中大赞特赞语文教育取得的成绩，指责批评者对语文学科“不了解”、“不尊重”。而这种指责在《提倡科学态度，反对危言耸听》一文(载《光明日报》1998年4月29日第6版)中进一步升级。单从标题便可看出，这篇文章是冲着大讨论而来的。但不知为什么，文中既未举出任何“危言耸听”的实例，也未就此展开议论。也许是不便明说，也许只是为了给参与讨论的人一个反击的信号。
如果说《提倡科学态度，反对危言耸听》对语文教育大讨论的反击还显得遮遮掩掩，那么，某语文刊物发表的《庆祝创刊20周年座谈会纪要》则是公开对这场讨论挥舞大棒。在《纪要》中，语文界的“大佬”们终于按捺不住心中郁积的怒火，愤然指责道：“他们是借语文教学来谈别的，因此，不能把它简单看成是语文教学的讨论，而是整个文化战线上的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发展下去，不知道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什么样子，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掘墓人呢?”“现在搞得这么乱七八糟，要敢顶风。”一位著名特级教师更是义愤填膺地发出声讨：“实际上这一年来的大讨论是别有目的别有用心的。”看来头，他们似乎从大讨论中发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开始“秋后算账”。
既是“别有用心”，就要予以揭露，并拿出真凭实据。但《纪要》并未举出大讨论是“别有用心”的任何“罪证”，倒是那位著名特级教师对此作了一番推断：“这些人扎扎实实地作宣传工作，为什么呢?是‘破字当头，立在其外’，实际上另有所图，比如想谋个一官半职的可能也有，想要实现某种利益的也有，想要出气的也有，另外想什么我们就不好说了，我们不好瞎说人家是什么意图，不好揣测。”但这段话的逻辑混乱实在太明显了，既然“不好揣测”，又怎么知道别人“想谋个一官半职”、“想要实现某种利益”、“想要出气”呢?既然只是“可能”，且“不好瞎说”，又怎么判定是“别有用心”呢?对这种做法，其实人们并不陌生，因为参与讨论的许多同志在“反右”和“文革”中就曾挨过这样的闷棍。
随着大讨论的降温，反击的飓风也愈刮愈猛。2000年2月，另一家语文刊物刊发了中语界一位权威人物的重要文章——《“毫无自私自利之心”赞——与钱理群教授商榷》，将反击的矛头指向了个人。这篇文章脱离钱理群教授就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一文发表看法的谈话背景，抓住片言只语大张挞伐。在作者看来，钱教授的言论岂只是荒谬，简直是对毛泽东的诬蔑和诽谤，是对伟大领袖放出的“恶毒的一箭”。显然，这不是一种正常的学术批评，而是对不同观点的“上纲上线”。
在这篇文章之后，中语界的某些人又以“江乐山”的笔名，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坚持教育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评<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中的谬论》的长篇评论，对“钱理群等人”进行公开批判。文章给《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一书(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编者和书中的作者扣上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大帽子。如：“《审视》中的上述言论，不但是对新中国语文教育及整个教育事业的否定，而且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取得的一切历史性成就的否定，是对亿万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感情的践踏。” “他们公开反对党成立以来领导人民大众英勇奋斗的革命历史和价值追求。” “某些人借讨论教育改革之名散布严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言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是对教育改革和教材建设的干扰，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在这篇长文中，作者再次提到钱理群教授对《纪念白求恩》所发表的看法，并把这种看法说成是“对于《纪念白求恩》的‘控诉’和‘批判’”。这样一来，“钱理群等人”在语文教育大讨论中的言论便成了用心险恶的反动言论，一场学术之争也由此被转化成了政治斗争。没过多久，这篇长文又出现在《求是》杂志上，这更让人为“钱理群等人”捏一把汗。钱教授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曾谈到，语文教育界的一些权威“在全国范圈内批了我整整半年”。(见《南方周末》2012年9月13日头版《钱理群“告别教育”》)这番话并非夸大其词。
我认为，中语界某些人的这种假批判之名，行整人之实的做法，是对学术精神的亵渎。尽管语文教育大讨论中出现了一些偏激的言辞(如“祸国殃民”、“误尽苍生”等)，但它的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觉得有责任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对中语界的这种错误倾向予以抨击，于是写下了一篇“胳膊往外拐”的文章——《为钱理群教授一辩》。我在文章中反驳了那位中语界的权威对钱教授的指斥，并对《纪念白求恩》中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一名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此文起初投寄到刊登那篇批判钱教授的文章的刊物，却如石沉大海，后改寄另一家语文杂志，很快便发表了(标题被改为《一点商榷》)，不久又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载，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两年后，当我送儿子赴京上大学时，有幸与清华大学附中特级教师韩军相见。我们就很多问题交流了看法，并谈到了我那篇为钱教授“打抱不平”的文章。从韩军口中得知，钱教授已读到我的文章，而且是由他复印后亲自送到钱教授手中的。听说我很想拜访钱教授，韩军当晚便通过电话和钱教授取得了联系，钱教授十分爽快地答应第二天上午在家中见我。
次日，我和上大学的儿子一道，乘坐一位朋友开的私家车，按照钱教授在电话中告知的路线，来到了北京郊外一个环境优美的住宅小区——枫丹小区，找到了钱教授的住处。钱教授走出门来，笑盈盈地握住我的手，冒出一句令我惊讶的话来：“杨老师，感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对我的支持!”说着便把我引进宽敞的客厅。我接过钱夫人递来的热茶，坐在沙发上，带着不解之惑细听钱教授侃侃而谈。我从他的谈话中了解到语文教育大讨论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我未曾想到，以钱教授这样的声望和地位，竟然在大讨论中不仅遭到某些人的攻击，且因为惊动了上层而险受严厉的政治惩罚。钱教授对此却显得十分坦然，倒是担心我会因卷入这场争论而受到打击。他的平易和亲切立时使我的拘谨烟消云散。
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已经启动的课程改革。作为语文新课标的顾问，钱教授十分关心一线教师的看法。我对他谈到中语界在实施新课标的过程中遇到的种种思想障碍，谈到许多教师面对全新的理念而产生的困惑，谈到新课标在实际操作中的诸多困难。钱教授深刻地阐述了他的语文教育思想，并对语文新课标的许多新观念表示认同，同时也感到它还不太成熟，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他对课程改革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表示担忧，认为有些人由于片面理解课改理念，把传统教育中合理的东西也给抛掉了，而对新课标倡导的新方法在认识上却很肤浅，导致形式主义泛滥。因此，他不主张以过快的速度推进新课改，更反对急功近利的做法。他还谈到新课改在语文界会遇到很大的阻力。现在看来，他的许多观点是具有前瞻性的。
这次拜访，使我对钱先生有了近距离的了解，深感他是一个襟怀坦荡的人，也尤为真切地感受到一个著名学者对中学语文教育和中国教育所倾注的满腔热忱。而语文界某些人的攻讦并未将钱先生打倒，这是因为那些“罪名”根本不能成立，也说明时代在进步。
每当忆起这段往事，我就深感上世纪末那场语文教育大讨论意义之深远。它所抨击的“人文精神的失落”不单表现在语文教学上，而且突出地暴露在语文教育工作者身上。从钱先生遭受打击(一度被“禁言”)不难看出，曾盛行于“文革”时期的极左思潮对语文界乃至知识界造成的影响是多么严重。如同“文革”过后鲜见愧疚者一样，大讨论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至今未能引起语文界的反思(有人仍然对大讨论和“钱理群等人”耿耿于怀)。语文作为基础教育中最重要的人文学科，与学生的精神世界关系最为密切，对语文教材的人文价值和语文教师的人文素养都提出了比其他学科更高的要求。但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语文教材人文含量之不足仍未得到明显的改变，语文教师(包括语文界的高层人士)人文底蕴之不足而导致精神“缺钙”更是不争的事实，教师“跪着教书”(王栋生语)、学生“跪着读书”的现象十分普遍。这样的教育，不可能使学生具有健全的人格，也不可能使学生掌握真正有用的知识和技能。
对于语文教育工作者来说，如果不在努力提高专业水平的同时，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即进行精神“补钙”，如果在教学中只关注语言文字运用的技巧，而不能站在应有的思想认识高度去进行必要的人文渗透(这种“人文”是指真正意义上的人文，而不是我们在一些课堂上见到的那种“冒牌”的人文)，焉能承担起语文这门学科不可推卸的“立人”之重任?尤其是在应试教育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教师与学生的人格均受到严重的扭曲，语文教育何谈以人为本?又遑论重视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并以准确的拿捏去张扬人文?而当前语文界正在涌动的一股“回归工具性”的浪潮，更说明课程改革正面临强大的阻力。因此，我们不难理解钱理群先生的抗争屡屡受挫以及他对语文教育乃至中国教育的失望之情，并不能不为钱先生“告别教育”的无奈之举感到深深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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