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直笔人性中的“势利”的目的
势利是普遍的人性弱点，是一种病态的精神现象，是人性丑陋的一面。尽管人们憎恶它，痛恨它，但几千年来它仍顽强存在，是阶级社会中的永恒现象，它给人们带来不尽的伤痛，在世间制造了无数的悲欢离合，演绎了无数的人间悲喜剧。文学史上很多作品都将其作为描写对象。《聊斋志异》很多篇章写到势利，有的是涉笔触及，有的是专门叙写；有点的细刻，有面的泛写；有评说，有嘲讽。蒲松龄常常抓住人物种种典型的势利丑态加以集中放大，形神兼备地勾勒出势利者的特征，写出了世间形形色色的势利百态，尽显势利小人的心态神情、丑恶灵魂，写活了众多的势利小人，是封建社会势利小人的百丑图，活现了一个唯利是图、唯势是趋的势利世界。
这里仅以其作品中的家庭中的势利现象为例。
家庭本应该是充满亲情之所，家庭中成员间的关系应该是最亲密的人际关系，但阶级社会中地位高下、财产多寡的现象出现后，势利之风不断侵浸到家庭之中，且愈演愈烈。《聊斋志异》中描写了一批全无人性、没有骨肉亲情的极端势利的家庭。家庭成员间交往以利不以情，有利则交，无利则疏，以势利为中心，都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若没钱没势则什么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夫妻翁婿等亲属关系都不能维系。
《乔女》中的乔女在丈夫死后独自抚养幼子，孤苦无依，向其母求助，母不理睬，对女儿的不幸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之心和母女之情。当听说家境富裕的孟生有意娶乔女时，见有利可图，竟上门劝说，见乔女不同意，其母又想把小女儿嫁给孟生，她的所作所为极端自私，势利透顶。家庭中更为恶劣的势利行为，是发生在亲人或亲属之间的势利相欺的行为。家庭成员中的弱势者让势利者看不顺眼，百般歧视。他们不再遵循“有利则亲”、“无利则疏”的势利原则，不是无利则疏，甚而是无利则仇。势利小人对弱势者不仅是瞧不起，而是看到他们与自己生活在同一空间就不舒服，因而对其百般羞辱、千般奚落、万般作践，容不得贫贱者在眼前出现，恨不得让他们从这个家庭中消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锦瑟》中的兰氏女嫁与王生后恃富嫌贫，把丈夫当成佣奴，虐待侮辱，自己享用佳肴美食，给王生端上的是粗饭生水、草棍筷子。王生不堪忍受妻子的侮辱，愤而寻死。
《镜听》中的大郑、二郑取得功名的时间有先后，其势利父母亲大郑而疏二郑，并由此殃及儿媳：大比之后，大郑妇与二郑妇一齐在酷热的厨房中炊饼，大郑报捷，婆婆讨好大郑妇，让其到凉快地方去休息，而留二郑妇在厨房受苦。此举既有体罚，又有人格羞辱，二郑妇只有在汗水与泪水交流中饮泣吞声地进行劳作。
一些父母处理儿女婚姻也非常势利，嫌贫爱富，完全以金钱决定儿女的婚事，对贫穷的女婿则歧视，冷嘲热讽，白眼怠慢；或悔婚，将女另嫁有钱人，另攀高枝。如觉得贫婿耽误自己以女发财的目的，甚至会加害贫婿的性命，以达到自己龌龊的愿望。《纫针》中那个姓王的商人，为了金钱竟将自己的女儿卖给仇人之子为妾；《宫梦弼》篇柳和家道败落，岳家悔婚，以高额彩礼刁难来达到退婚的目的，黄女因不从势利父母的悔婚之命，而遭到父母的百般恶骂，并强迫她另嫁富商；《陈锡九》中主人公的岳父周某看不上贫穷的女婿，千方百计拆散女儿的婚姻，对女婿、女儿百般伤害，坏事做绝：派恶仆去陈家打砸，敲诈加害女婿，欲置其死地而后快，丧失了起码的天理良心。家庭及亲属间的势利，给被歧视、被侮辱者造成了极大的心灵痛苦。
那么，蒲松龄为什么这般写势利者？
《聊斋志异》中多数主人公在遭遇势利小人时，面对势利行为不是逆来顺受，而是对势利小人的丑陋行为进行猛烈反击、抗争、谴责、批判，挫败势利者的气焰，回击势利者种种挑衅和欺压羞辱，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如《凤仙》中凤仙见父亲因自己丈夫贫寒而对其冷落，大为愤怒，以激烈的态度进行强烈抗议。质问其父：“婿岂以贫富为爱憎耶？”还当筵演唱杂剧《破窑记》，借嫁给穷秀才的刘月娥之口倾泻自己对势利父亲的怨愤。唱得“声泪俱下”，然后“拂袖而去”，表现出强烈愤慨和谴责，弄得势利的父亲非常尴尬。
作者还让势利者最大限度地出丑，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打耳光，让被歧视、被侮辱者出一口恶气。《宫梦弼》中的黄氏家庭破败后，腆脸假托他人去婿家求助，被柳和误认为“奸究”，将其绑在树上，吃尽苦头。第二次黄妇与刘媪同来，柳和问刘媪：“黄家老畜产尚在否？”但明伦评此语“对面呵骂，痛快之至极”。这是黄氏的自取其辱。
《聊斋志异》的势利描写无论是遭遇势利者的反击抗争，或是势利者受到报应，还是作者直接出面批判势利行为、抒发对势利行为的激愤之情，都源于作者强烈的劝惩意识，表达了强烈的劝惩观念。作者劝诫世人、警醒世人，告诫为人千万不能势利，不能嫌贫爱富，不能成为卑劣无耻的小人。这与他在《为人要则》所表达的观念是一致的。他的《为人要则》内列“正心”、“立身”、“重信”、“劝善”、“轻利”等十二项，其中的正心、劝善、轻利都是告诫人们，做人不要势利，要忠厚仁爱，表达了他匡正浇薄世俗的强烈愿望。 在蒲松龄看来，不为势利所动，超越势利是一种高洁的品性。如《菜根谭》中所言“势利纷华，不近者为洁，近之而不染者为尤洁”，蒲松龄认为，人性中最闪光、最美好的品质就是超越势利，超越尊卑之分而尊重一切人，超越贵贱之分而平等对待一切人，这便是人性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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