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高老头》的人物形象
通过对《高老头》这一文学巨作的拜读。能看出高老头是父爱的典型。他早先是个面条商人，在大革命时期搞粮食投机，成为暴发户、商业界的巨头。他拥有200万家财，在帝国时期又当上巴黎区长。他做生意很精明，很懂得利用时机，小说写他在做生意方面“有国务大臣的才气”。但是在家庭关系上他却不能适应潮流。妻子死了以后，不少人要把女儿嫁给他，他都拒绝了。他把自己的爱都倾泻在自己的两个女儿身上，疼爱两个女儿的感情发展到荒谬的程度。他满足她们最奢侈的愿望。她们的生活豪华得像公爵的情人，15岁就有了自己的马车。长大以后，高老头给每人80万法郎的陪嫁，好让她们能攀上好亲事。大女儿阿拉斯达奇热衷于门弟，嫁给了贵族，成为雷斯多伯爵夫人；二女儿喜欢金钱，嫁给了银行家，成为纽沁根太太。
高老头把财产分给两个女儿，这是他干的第一件蠢事。开始，因为他还有钱，女儿女婿还经常请她去做客，餐桌上总有他的一份刀叉，大家恭恭敬敬地看着他，就像恭恭敬敬地瞧着金钱一样。没多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波旁王朝复辟，贵族重新得势，门弟观念又抬头了。连纽沁根这样的银行家也挤进了保王党，高老头这样的面条商人当然就被上流社会认为是不光彩，是客厅里一块油纸的污渍，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女儿就要求父亲停业。高老头满足了女儿的要求，把铺子盘了出去。这样，他就干了第二件蠢事，把自己的财源断了。1813年，他住进伏盖公寓。当时他虽然每年还有8000到10000法郎的收入，但是他要看女儿也只能从后门进去，或站在马路旁等她们的马车经过。两个女儿继续过着挥霍腐化的生活，只是在要钱的时候，才会去看看她们的父亲。高老头为了满足女儿们欲望，从二楼最好的房间搬到了三楼、四楼、五楼，食宿费也由每年1200法郎减到每月45法郎。他把能够卖的东西全卖了，他的人格也由高里昂先生变成了“高老头”、“老混蛋”、“老熊猫”，成了大家开心的对象。然而他的两个女儿仍然逼着他要钱，逼得他患脑溢血。
在病危期间，他盼望看到两个女儿，而她们却忙于参加鲍赛昂夫人的晚会，“即使是踩着父亲的身体过去也在所不惜”。高老头终于明白他是被女儿抛弃了，无比悲伤地说：“我把一辈子都给了她们，今天她们连一小时也不给我。”他也认识到女儿们过的那种生活，“是我一手造成的，是我惯坏了她们”。他在死前悲愤地喊道：“钱能买到一切，买到女儿。”他凄惨地死去了，他的女儿女婿也没来料理丧事，只在出殡的那天，派了两辆漆着爵位徽章的空马车来。高老头的悲剧，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巴尔扎克一开始就说：“这惨剧绝非杜撰，亦非小说，一切都是真情实事，真实得来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身上或心里发现这悲剧中的要素。”我们从高老头所处的社会来看，高老头的父爱也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小说开始时，他已70多岁了，大半辈子都生活在宗法制社会里。他在发家以前是市民，市民的宗法制观念是很重的，这就是他父爱的社会根源。
在大工业革命时期，他成了暴发户，只懂得追求金钱、只懂得用以金钱来满足女儿物质生活欲望的方式来表达父爱。虽然他的爱是真诚的，但客观上却帮助了社会用金钱来腐蚀自己的两个女儿，培养了她们的自私和拜金主义，以致使自己成了牺牲品。另外，他的两个女儿其实都是被丈夫控制着的，她们的行动都受到限制，而两个女婿分别是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这样，对两个女儿的指责，必然导致对上流社会的控诉和批判。巴尔扎克同情高老头，夸大他的父爱，把他写得和基督教的殉道者一样，具有坚韧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他用伟大的灵魂和自我牺牲的感情，去批判这个人欲横流和道德沦丧的上流社会，批判这个社会的金钱关系和唯利是图的道德原则。高老头悲剧的意义不在于歌颂父爱，而是揭露金钱的罪恶。金钱毁灭人性、毁灭家庭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在那个社会中，人的价值是由金钱来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资产阶级揭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外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这可能就是高老头这一生悲剧所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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